紅色後代退場
2015年12月27日被調查的中國電信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常小兵被指是參加中共早期革命的常正英之子；30日，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辭去中國電力新能源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之職位；31日，解放軍打“虎”英雄劉源被證實從領導崗位退下，他是原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同一天，國防部還證實了“26集團軍軍長張岩與老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被撤職”的消息，有消息傳張岩是原陸軍第39軍政委、武警部隊副政委張海天之子，其嶽父是沈陽軍區裝甲兵5大司令之一的汪明德。除此之外，也有觀察人士表示，以往在年前經常會出現的紅色後代集體活動至今還未出現。
“趙家人”一詞源起於“寶萬之爭”，但是很快便超脫出那一事件，並成為中國權貴及其附屬群體的象征。很難說“趙家人”如今的流行與上述事例存在因果關聯，但也未必沒有這種可能。畢竟，不論是“趙家人”熱議所代表的中國民間社會的集體性意識和情緒，還是西方媒體關注所引發的國際層麵對中國政治形象的衝擊，都會對中國執政者構成相當的壓力。中共自十八大後即有意向和行動在彌合官民之間的鴻溝，夯實中共執政合法性，再加上中國也在更多地進入國際舞台，這種針對中國政治陰影、缺點、瑕疵的輿論壓力也會更受其重視。或許正是這種壓力才導致在近一段時間集中出現第一個落馬“紅二代”常小兵，以及坊間印象較差的李小琳的辭職。
2015年底，“紅二代”常小兵落馬
紅色後代如今麵臨這種尷尬處境有很多難以避免的客觀因素。一個是中國社會問題的增多激化，階層分化，如今國家經濟發展形勢也難稱樂觀，不滿意識和情緒隨之產生；一個是紅色後代中的很多人則處於相對優越，甚至被認為是最特殊優越的地位，其“紅色”光環會擴大這種影響力，因此很容易成為集火的標靶。
不可否認，紅色後代在中國政商高層確實保持著相當的規模。盡管相對於平民階層出身人士其總體比例仍在較低水平，但因其身份特征過於明顯，幾乎很難不被外界注意到。於是也就會讓外界觀者產生紅色後代數量遠多於實際情況的錯覺。如果其中有某個或某些人的行為難以令外界接受，其所造成的負麵影響會很自然地蓋過更多其他人的低調善行和貢獻，從而給該群體蒙上一層陰影。
目前紅色後代在中國黨政軍商高層的具體分布狀態很難為外界所知，隻是以李小琳辭職、常小兵被查等外在案例來看，似乎正在呈現出退潮的跡象。對此，坊間另有新解，一方麵承認“紅二代”淡出，另一方麵又指稱新一批“趙家人”正在登場。看來，圍繞在“紅色後代”身上的爭議將會一直持續下去。
“良莠不齊”的紅色後代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40周年紀念日，他的侄女周秉德接受媒體采訪也談到了紅色後代話題，並且認為，“這裏邊確實是良莠不齊”，“清一色是不可能的”。這為認識紅色後代群體提供了一個客觀視角，也是在評價該群體時需要注意的事實。而且，這也可以是認識該群體的一個切入點。
曆史證明，任何現實社會裏都沒有絕對的平等，總是會存在不同程度的階層分化。簡單地理解，由此會出現兩個不同的群體，一個是位居上層和核心，一個是位居下層和邊緣。前者掌握更多資源和權利，也會擁有更大自由，這種自由會削弱他人、製度和道德層麵約束。
紅色後代就屬於這一群體。正如周秉德所言，該群體清一色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紅色後代”內部也會出現一種分化。也正是因為他們所享有的更多自由，這種分化也會呈現得更為極端，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也能夠造成更大的破壞。因此可以說，這一群體是產生精英人才的良田，也是造就大惡人的沃土。
2015年底，李小琳辭職
而且，這種比平民群體更極端的分化趨勢是一種自然和現實的現象，很難避免。中國近代之前自不必說，即使是在進入現代文明，政黨出現以後也是如此。僅以中共執政以來為例，毛澤東、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溫家寶等等，其部分親屬都曾有過或或少地在中國位居較高層次。不過輿論對這些領導人本人及其親屬的評價也並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些人也能夠得到普遍認可，甚至是較高的評價。
難免的階層分化 非階級矛盾
當整體社會生產力處在較低水平時，社會成員整體素質也有大幅提升空間時，上層群體裏的精英集體通過集中資源能夠實現更超前的引領帶動作用。當然其前提是這些精英群體將公共利益置於私利之上，並且受到主客觀方麵的有效約束。事實上，因為是在享有更大自由和資源基礎上的自我主動而非被動的約束升華，其精英群體的個人能力也會表現得更突出一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處於引領者治理者位置是一種有益選擇。而從平民階層一步步攀爬而上並最終進入高級位置的人，其個人能力也有可能表現得更強。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民眾素質的普遍提高，精英群體的相對優勢會迅速減弱，但不會完全消失。與之相對的是大眾政治分量和話語權的提升，這會對上層優勢群體起到越來越大的限製作用。因為雙方的起始條件被大大拉近，卻會對仍然存在的小差距難以容忍。因為優勢群體會不由自主地占據更多空間、更高社會地位、更快捷的上升渠道，也因此會成為數量呈壓倒般規模底層民眾的標靶。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上層優勢群體會受到越來越強烈的逆向歧視。特別是在社會問題積累矛盾尖銳之時，這種抗上思維和情緒會更明顯。
其實，這也已經是一種不公正，或者說是不理性、不準確。雖然位居領導者治理者地位的人必須是以服務於公共利益為首要目標，但並不是說出身於上層優勢群體就沒有合法性。隻是由於中國社會對數十年來特權橫行的現象有著切膚之痛，因此讓其糾正這種誤解也需要一定的過程。而上層優勢群體自身也需做出更加符合普遍要求的改變，尤其是需要加強對自身的與之身份位置相應的約束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