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從左至右）在毛澤東遺體前的合影，這張照片成為壓垮華國鋒的最後一根稻草
杜修賢提供了一張令人吃驚的“八人照片”
一九八Ｏ年初，《人民日報》得到了一張十分重要的照片，這張照片令人大吃一驚。我們把這張照片和拍攝經過送給了中央紀委主任陳雲同誌。這個材料對於以後促成華很快下台起了什麽作用，我也不得而知。當然，不會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會是微不足道的做用。
回想當時處理這張照片的情況，是富有曆史價值的。我把這張照片的來龍去脈寫在下麵：
我們黨的主席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的確確是史無前例的。它革掉了共產黨的命，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在一段時間內革成一個封建法西斯的黨。毛澤東曾經預言，共產黨可能變成法西斯黨，他自己造成的事實，證明了他自己的預言。“林、江反黨集團”是毛澤東一手提拔、長期重用的，他決定以他們完全控製的“中央文革小組”踢開黨委鬧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所以，“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誌負有主要責任。”（《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
一舉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中央領導同誌發動的一場宮庭政變式的鬥爭；先把“四人幫”抓起來，然後才經過政治局同意的。並沒有發動又一場革命，革掉毛澤東這一條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路線，還是要“按既定方針辦”。而且把“四人幫”逮捕起來，也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說是為了維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革命行動。
當時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新華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
這當然同事實有很大出入。因為當時早就沒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沒有黨中央了，上上下下的黨組織早就一腳踢開了。文革以後很早就說：“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除了毛主席唯一的親密戰友林彪以外，其他中央的領袖人物都可以打倒，事實也是這樣。所以，很早就隻有毛主席，沒有黨了。怎麽可能有什麽同毛主席、同他的左傾路線和同當時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央文革小組”相對立的黨中央政治局來毅然粉碎“四人幫”呢？
說是執行人民的意誌，這又對又不對。對，是人民早就想打倒“四人幫”，結束這場災難的“大革命”。不對，是人民還沒有形成打倒“四人幫”的有組織的力量。丙辰“四五”天安門的集會示威是充分顯示了人民對“文化大革命”的憎恨，那畢竟是人民忍無可忍的自發行動。當時共產黨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麵，沒有去領導，反而去鎮壓；也沒有其他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去領導，把它引導到去勝利完成打倒“四人幫”的曆史航程上。
粉碎“四人幫”之所以是宮庭政變式的鬥爭，因為組織領導這一偉大行動的是黨的最高領導集團中幾位元老級人物。他們並不反對毛澤東，也不反對他那套左傾路線。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如華國鋒和汪東興，隻想把“四人幫”拉下台，以保全已經到手的統治大權。在毛澤東去世以後，華、汪同“四人幫”的關係是十分親密的，是同他們妥協的。隻是“四人幫”看不起華、汪，爭奪要當毛的繼承人，以便獨霸最高領導核心。連華、汪這樣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倆搞掉，這才逼著華、汪下決心同堅決反對“四人幫”的葉劍英、李先念同誌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幫”抓起來。
秘密拍攝“八人照片”的經過
這裏有一張很不容易保存下來的、引起震動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後第三天淩晨拍攝的；他們手拉著手肅立在主席遺體前沉痛告別。這八人，除了“四人幫”以外，還有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和毛遠新。
這張照片的拍攝者是中南海攝影小組（正式名稱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杜修賢同誌。拍攝的經過很神秘，杜對此有過詳細敘述。一九八Ｏ年二月，杜修賢找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秦川，談到這張照片的情況，秦要他寫下來。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寫的拍攝經過連同照片一起送給陳雲同誌。
現在將這封信的底稿抄錄在下麵：
陳雲同誌：
送上一張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賢，粉碎“四人幫”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組的組長（兼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長期負責拍攝有關毛主席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後第三天）早上拍攝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會堂準備悼念毛主席的攝影活動時，汪東興對我說：“你帶上照相機跟我去”。
我當時沒有帶照相機，借用別的同誌的照相機和三個膠卷，向汪東興報到。
汪問我：“你帶了幾個卷”？我說三個。汪東興又說：“多帶一些膠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膠卷。汪東興對我說：“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車”。我就跟汪東興一起走出大會堂，坐了汪東興的隨車，跟在汪東興的車後麵。但我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去照什麽像。
進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處，下車後，汪東興把我帶進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過道的一個小房間裏等著。這時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過道裏等了有四十分鍾後，才看到華國鋒、陳錫聯同誌，還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從裏麵的房間走出來，有的一邊走，一邊剔牙，我才知道他們在裏麵才吃過飯，上廁所去。
當姚文元看到我時，對我說：“我也打電話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個重要任務”。
江青看到我時說：“你就帶了一個閃光燈？又是平版光”。我覺得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我沒有講話。我這時還不知道要照什麽像。過了一會兒，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遺體的大房間裏，其他人員一概免入，就連張耀祠、張玉鳳也不得進入。接著，他們八人走進來，每人圍繞停放主席遺體的床走了一圈後，八個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遺體前合影。從左至右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
照完合影後又手挽手在主席遺體前照合影。照完後將主席遺體運入大會堂。當時我想為什麽葉副主席沒有來呢？看當時的情況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遺體前向主席致哀告別。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都來了，雖然政治局委員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葉副主席。葉副主席當時又在北京，身體很好，無論如何葉副主席是應當參加的。如果說隻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中央領導人向主席遺體告別，姚文元、陳錫聯又不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成員，他們兩人為什麽又參加呢？我對這個問題不理解。
我照完這個像以後，回到攝影部，值班記者告訴我，說姚文元來了幾次電話找我。這就是說姚文元、汪東興為此事都親自找我，江青又說是用平版光，可見照這個像，江青、姚文元、汪東興事先是計劃好的。
過了兩天，江青、姚文元、汪東興都向我要這次照片的樣片看。（三個人同時要看一個活動的照片樣，這還是第一次，可見此次活動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樣片，給他們三個人送去。每份有七、八張，有合影的，有幾個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後，江青首先選定了六、七張，其中有合影兩張，一張是八個人手挽手的，一張沒有挽手的。
江青選定後，寫了一張條子，大意是：國鋒、洪文、春橋、文元、錫聯、東興、遠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紀念。七個人都在條子上劃了圈。江青把她選定的樣片連同上麵七個人圈閱過的條子一同寄給我，要放大八套，並在條子上寫上“退江青”。過去江青洗照片時從來不把其他中央負責人圈閱過的文件給我看。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道什麽原因她將圈閱過的條子寄給我。
汪東興誣陷杜修賢
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就放風說我是攝影界的一霸。在天安門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百萬人大會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審稿件時，汪東興就當著華國鋒的麵，氣勢洶洶地質問我：“你知道不知道華國鋒是第一副主席？我們黨的曆史上有過第一副主席沒有？你為什麽不突出宣傳華主席”？
隨後，汪東興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開全國宣傳會上，捏造罪名對我進一步迫害。他造謠說：“華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會上致詞的五人照片是從電視裏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來的，是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思想偏到四人幫一邊去了”。
從此，我就成了新華社的重點審查對象。進駐新華社的鄭屏年到新華社以後，我給他看過這張八人照片。於是，鄭屏年的五人小組向汪東興呈報重點審查我的“材料”。汪東興親自審批了審查我的問題，並以中央要審查的名義向群眾宣布限製我自由的規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幫”的照片、底片。當時我沒有交出這次拍的底片、照片。後來專案組的宮天一同誌要我把這些底片、樣片全部交給汪東興。因此，我將這次拍攝的全部底片、樣片密封後，交給專案組的宮天一同誌交朱穆之同誌轉交汪東興。因為我在拍攝這些照片時就有想法，我認為沒有葉副主席參加是不合適的。所以，我在拍攝致詞的五人照片時，就把葉副主席拍上，而且影像大，這是我針對那張八人照片不要葉副主席有感產生的拍攝思想。因此，我在交這些底片、樣片時就留了一張八人手挽手的底片。因為怕對我進行查抄，我將這張底片做了轉移保存，留存至今。
從汪東興當著華主席的麵罵我不宣傳華主席到全國宣傳會議上點名造謠整我，我反複想，我的錯誤究竟是什麽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是我從電視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來的，是純屬造謠，因為照片是第二天就見報了，電視片還沒有洗出來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更是欲加之罪。追悼會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會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攝角度是華主席、葉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萬人在場的天安門廣場拍攝的，怎會就犯了罪呢？
請問汪東興，你們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裏安排拍攝的手挽手八人照片是突出了誰？貶低了誰？排擠了誰？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有起碼的道德是說實話，共產黨更應該從自己嘴裏說的、用手寫的都應該經得起實踐的考驗，是實事求是的。汪東興誣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殺人滅口。
現將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兩張照片可以比較一下，是哪張突出了“四人幫”？
這張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來。現在送給你，我認為是一張很重要的照片，同時請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檢查汪東興對我的打擊迫害。
敬禮！
杜修賢
一九八Ｏ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書陳雲要求查清是“四人幫”還是“八人幫”
這張照片送給陳雲同誌時，是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的開始，這次會議將調整中央最高領導班子。我們在這個時候送上這個材料，是想趁這個機會促成壓低華國鋒和汪東興的領導地位。到了這年十二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我給陳雲同誌的秘書王玉清同誌寫了一封信，附上我對八人照片的說明，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擴大傳閱這個八人照片。
陳雲同誌考慮不必擴大，因而我寫的這個材料就壓了下來。現在把它也抄在下麵：
玉清同誌：
前天向你提的幾點意見再重複一下：
一、那張八人照片已經傳得更多人知道了，有人來找我要看。我估計，在中央工作會議時，會有更多的同誌要找我看。我覺得不好不給看。所以，我想是否可以索性拿出來？請你考慮，是不是應該拿出來？如可以，我寫了一個照片說明，請你看是不是適當？（用與不用，都請退我）
二、人民日報希望刊登陳雲同誌的文章，比如六二年的三篇，我們認為現在登出來，對統一全黨思想、貫徹落實調整方針很有好處。在這個時候，陳雲同誌的文章比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文章都重要。請你請示一下，希望陳雲同誌批準。如批準了，請你代報社寫一個［編者按］，當然，如果能寫一篇介紹文章更好。
三、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要解決的既是十分重大的政治問題，也是十分重大的經濟問題。我以為這樣的會議，除了黨政領導同誌以外，最好吸收一小部分黨內專家參加。是否向陳雲同誌反映一下。
以上意見是否適當，希考慮。
此致
敬禮！
胡績偉
十月十二日
附件：對八人照片的說明
請同誌們看看這張照片，這說明了什麽問題？
這張照片，是毛主席逝世後第三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淩晨）在主席臥室的靈床前拍攝的，攝影者是中南海攝影組（真名是“中央外事攝影組”）組長杜修賢同誌（他又是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
十一日夜，汪東興叫杜修賢同誌跟著他從人民大會堂到中南海。到了主席住地，姚文元見到杜就說：“我也打電話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個重要任務”。江青說：“你就帶了一個閃光燈？又是平版光”。
拍照片時已經是十二日早晨了。
照片拍好以後，過了兩天，江青、姚文元和汪東興都向杜要這次的照片。杜洗了三份樣片，每份七、八張，分送他們三人。江青選了幾張，其中合影兩張，一張是八個人手挽手的，一張沒有挽手。江青選好以後，寫了一個條子，大意是：國鋒、洪文、春橋、文元、錫聯、東興、遠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紀念。七個人都在條子上劃了圈。江青把她選的幾張連同那張條子寄給杜，要杜放印八套，並在條子上寫上“退江青”。杜洗了八套連條子一起送江青。
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大罵杜是攝影界一霸，在宣傳工作會議時罵杜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以後汪東興、郭玉鋒向新華社派出以鄭屏年為首的工作組，把杜作為清查“四人幫”的重點對象，抄了他的家，沒收了攝有“四人幫”的所有照片和底片。杜偷偷留下了這張八個人手挽手的底片，轉移到一個朋友家裏保存起來。
三中全會前，杜把這張底片洗了出來，，交了一張照片給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秦川同誌。我們看了很驚異，不敢拿出來，怕影響安定團結。
今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我們又拿出這張照片，反複研究，覺得應該拿出來了。所以，我們鼓著勇氣送給中央副主席兼中紀委主席陳雲同誌。
現在，政治局已經很順利地解決了粉碎“四人幫”以後到三中全會期間的嚴重錯誤問題，聽說華國鋒同誌還沒有坦率地承認錯誤。所以，我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把這張照片交給同誌們，請大家看一看，想一想；請中紀委認真清查一下；希望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同誌作出交代。
一首打油詩：《問？》
下麵一首打油詩，是我看了照片以後寫的，作為這張照片的說明，抄在下麵，幫助同誌們思考。
問？
一看這張照片，
使人大吃一驚！
一連串的問題，
一個接著一個問。
似乎墜入五裏霧，
越問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線天機，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總根。
那是“四人幫”，
怎麽還有陳錫聯、毛遠新？
怎麽還有華國鋒、汪東興？
他們不是四個，
怎麽會是八個？
是政治局成員的集體告別？
為什麽又多一個毛遠新？
為什麽又偏偏沒有李先念、葉劍英？
這八個人是偶爾碰在一起？
還是誰約集起來？
誰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靈床前，
他們是那樣虔誠。
為什麽你拉著我、我拉著他，
八個人結成了一股繩？
他們僅僅互相——手兒握得緊又緊，
還是心兒連著心，
八條心也結成了一條心？
他們是在靈前話別——永遠緊記：“你辦事，我放心”。
是永遠“按既定方針辦”？
請老人家在天國放心？
他們僅僅是在向過去告別？
還是為將來在海誓山盟？
胡績偉
十月十二日
翻出這些材料來，是一九九一年，事情已經過去十幾年了。當時，我是把這一照片事件作為是“八人幫”的證據。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判斷是不對的。我隻強調他們在思想上的共同點和他們團結在毛主席周圍的一個方麵，而看輕了他們之間的矛盾、特別是爭奪接班人的矛盾，低估了“四人幫”想排擠華、汪，獨霸天下的又一個方麵。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八人照片雖然不能說明他們就是“八人幫”，但足以說明，華國鋒、汪東興同誌同“四人幫”的關係還是相當親密的。
華、汪同“四人幫”這種親密關係，也決定了他們在繼位以後的當權時期，對於揭批“四人幫”的思想批判和組織清理的軟弱和妥協性。這就是在思想上並沒有認真批判“四人幫”那條極左路線，反而提出“兩個凡是”的總方針。
在組織上並沒有認真理“四人幫”的幫派體係，反而一方麵阻撓平反冤假錯案、阻撓解放和重用老幹部，一方麵又安排“四人幫”的親信到重要崗位。他們不僅沒有去挖“四人幫”的毒根，而且為“四人幫”的追隨者和同路人的“借屍還魂”留下了禍根。
應該說華國鋒是我黨曆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領袖
但是，這樣來概括華國鋒這一時期的主要是非，還是不全麵不公正的。
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曆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
這一點我還沒有看到其他人這樣議論評價過，所以我想簡單地加以闡明。
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時是立了大功的。他在“文革” 結束、繼任黨的主席兼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靠的是毛主席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所謂政治遺囑，他的決策和施政的主要原則，也是毛的“按既定方針辦”的“親自指示”。他的確是“毛澤東思想”和毛的路線的忠實繼承人。他堅持“兩個凡是”是必然的，他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但他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是在黨內作了自我批評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辭職”，經過黨的民主原則和平地進行改選才下台的。這是我們黨的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領袖職位的更替。
在我黨的曆史上，領袖的決策是不容許反對的。特別是建國二三十年來，誰敢對毛主席的決策說一個“不”字？有人說過“不”，得到的是悲慘下場，大家都是記憶猶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領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彌天大罪。毛的整人辦法，就是把對他的不同意見，特別是領導成員中的不同意見，都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像彭德懷、劉少奇這樣多年的老戰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
而華國鋒，作了錯誤的決策，卻可以反對。盡管他也想對這種反對的意見進行壓製，但控製不嚴、手段不狠，遠遠不如毛時期那樣專橫霸道。因而，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可以反對，在中央機關不僅可以打擦邊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講話來抵製和反對，如中央組織部解放幹部的工作。
我是中央黨報的總編輯，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央黨報對華的決策可以抵製，可以從側麵甚至正麵來進行不同觀點的宣傳，可以在理論上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和批駁。當然，這些都有毛主席的話作根據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這些在黨的曆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都是值得載入史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