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岡村寧次與蔣

戰犯岡村寧次無罪釋放內幕：蔣介石為打內戰

2013-02-10  |  仙人掌a  |  

轉藏(8)

　　2013-2-8 10:57 發布者: 齊燁 原作者: 丁曉山|來自: 搜狐文化

 

摘要: 在64年前的今天，1949年2月5日，毛澤東發表懲辦侵華日軍戰犯岡村寧次聲明。岡村寧次，這樣一個瘋狂的屠夫，雙手沾滿了中 ... ...

 

【提要】在64年前的今天，1949年2月5日，毛澤東發表懲辦侵華日軍戰犯岡村寧次聲明。岡村寧次，這樣一個瘋狂的屠夫，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惡魔”，蔣介石在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竟把他給無罪釋放了。他的整個軍旅生涯就是日本侵華史的縮寫版，當他的同僚一一受到法律嚴懲的時候，他卻若無其事的回到了日本。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點，伴著起航的汽笛，美國輪船維克斯號駛離了上海黃浦江。經過數日的顛簸，維克斯號抵達日本橫濱港。船上那位65歲的老頭兒在上岸之前，請同船的理發師替自己梳理了一番，還換上幹淨的襯衣和西裝，然後他強打精神登上了碼頭。等待他的是手持鮮花的小學生，以及他在中國作戰時的舊部下。老頭兒向迎接者們致以親切的微笑，心裏卻比哭還難受，畢竟他剛從戰俘監獄出來沒多久，並鬼使神差地撿回了一條性命。此人正是1945年日本投降時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

 

七年前在碼頭歡送岡村寧次去中國幹壞事的東條英機一幹人等，隨著二戰結束，已大多化成灰土，而犯下了累累戰爭罪行的岡村寧次，如何能在二戰結束後的第四年活著回到日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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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中外書摘》 作者：李臻 原題：《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無罪釋放之謎》

 

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於此前一直避免與日軍主力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還大多集結於四川、貴州一帶的大後方，不可能迅速趕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軍的投降。另一方麵，八路軍、新四軍等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在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聲明以後，已經發起了戰略性的大反攻。新四軍迅速收複了大江南北的十幾個縣城，主力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漢等地。蔣介石望著進攻到大城市邊上的新四軍、八路軍，感到國民黨中央軍是如此鞭長莫及。

 

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形勢一樣微妙。德國已經投降，美國的海陸空軍從太平洋上攻到了日本的家門口。為了敦促日本投降，美國於8月6日向日本廣島投下了剛剛研製成功的原子彈，死傷數十萬人，日本仍然沒有投降的表示。美國不得已在8月9日再次向日本長崎投下一枚原子彈。同一日，蘇聯紅軍三個方麵軍共計160萬人跨越中蘇國境，強渡額爾古納河、黑龍江和烏蘇裏江，迅速突破日本關東軍的防守工事，向滿洲腹地挺進，關東軍第一梯隊30萬人被擊潰，其餘部隊向縱深地帶潰逃。至此，“大日本皇軍”已經萬劫不複，如果堅持抵抗，隻會被盟軍攻入日本本土，招來像德國那般的毀滅性打擊。日本裕仁天皇這才在激烈的內閣爭吵中，出麵規勸主戰派們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無條件投降。

 

鑒於當時美蘇積極爭搶勝利果實的形勢，東京大本營給“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發來密電：“此際莫如將紅色勢力引進中國本土，使之與美方勢力發生衝突，引起東亞之混亂，從而日本可坐收漁翁之利。”也就是說，東京暗示岡村寧次應該放手讓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接收，使其實力進一步增強，往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最終導致美蘇反目，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倒是符合作為戰敗者的日本統治集團當時的報複心態：事態於己不利索性先把水攪渾，日後伺機而動。

 

但是，東京指示並不符合“中國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的個人願望。他認為：一則共產黨人的反日情緒明顯高於國民黨人；二則國民黨在國際上直接和美國打交道，代表中國政府，順從國民黨的旨意或許能使自己在戰後的審判中撈些好處。

 

8月16日，蔣介石致電岡村寧次，命其繼續堅守崗位，並負責維持秩序，所有武器裝備必須移交給國民黨中央軍，決不可擅自移交給其他軍隊。

 

岡村寧次立即複電蔣介石：遵令執行。同時命令所屬部隊：在原地等待重慶政府軍隊來接收，對共產黨軍隊的任何要求，堅持予以拒絕，必要時可采取武力自衛。兩天後，岡村寧次親自給在華日軍起草了《和平後對華處理綱要》，綱要指出：“皇軍停戰後，切不可鬆懈鬥誌，要繼續堅持不屈不撓的氣魄和鬥誌，加強對重慶政府的支持，要促進重慶中央政權的統一，協助中國的複興建設。關於移交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問題，要根據重慶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時間、地點，完全徹底地交付重慶政府軍隊。”曾經在中國戰場上不可一世的岡村寧次，如今為了個人考慮，已經成了蔣介石委員長的馬前卒。換作一年前，他每天做夢都在琢磨著怎樣把國民黨中央軍一舉圍殲，怎樣把蔣介石的重慶陪都炸個稀巴爛……

 

8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曾派馮少白等到南京與日軍總司令部聯係受降事宜，岡村寧次得知後，采取敷衍態度搪塞，同時，又派參謀主任橋島等到盱眙縣黃花塘新四軍軍部，以種種借口拒絕向新四軍投降。八路軍的談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莊等地也遇到同樣的拒絕。

 

岡村寧次對共產黨非常不合作，對國民黨卻是另一副嘴臉。8月27日，國民黨“陸總”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中將抵達南京時，岡村寧次派小林淺三郎總參謀長率領百餘名高級軍官前往機場迎接。當晚，小林淺三郎代表總司令在新街口福昌飯店宴請冷欣。席間，小林對冷欣說：“我們盼望著由你們來接收。這幾天，我軍在前線仍在與八路軍、新四軍對峙。他們要受降，我們命令部隊抵抗。上海中共地下黨準備組織10萬工人大起義，與新四軍蘇浙軍區裏應外合攻占上海，這一行動被我們製止了。”冷欣對此表示感謝，稱：“如果沒有貴軍的大力協助，許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了。”接著，雙方相互敬酒，場麵十分親熱。更有甚者，岡村寧次一改“上將按例不拜中將”的驕狂態度，主動以自己的上將身份拜會了中將冷欣。

 

二戰結束初期，200多萬日軍、日僑很快就順利地返回國內，幾乎未受到人身傷害。這在人類戰爭史上恐怕都堪稱奇跡。自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欠下中國人民累累血債，從旅順大屠殺，到南京大屠殺，到七三一部隊的細菌戰……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對身為階下囚的日本人進行肉體報複或是流放關押，但是中國人沒有這樣做。一是因為我中華民族之寬厚仁義的本性，二是當時國民黨內部掀起了一股所謂的“中日合作親善”的潮流。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為了“不刺激對方”，對投降日軍，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

 

當然，蔣介石對岡村寧次個人的處置，就不完全是寬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帶有強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舉行過投降儀式後，10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率一些高級將領，與岡村寧次舉行了“親切會見”。雙方就反共合作問題進行了密談。何應欽等人聲稱：“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盡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之合作。”此時的所謂“中日合作”，無非就是共同對付中國共產黨。果然，何應欽提出：“對日戰事結束了，國共戰爭就要開始，我們對共產黨作戰困難不少，蔣主席說要請貴軍協助。”

 

岡村寧次點頭讚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國投降，就應該忠實地為中國政府效勞。”

 

中秋節那一天，何應欽派人給岡村寧次送去了月餅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親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岡村寧次“突蒙蔣介石委員長召見，遂去總司令部作短時間麵談”。一見麵，蔣即對他在接收過程中給予的合作表示感謝，並躬身問安：“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請不要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我們會盡量給予便利。”岡村寧次後來回憶當時情景說：“蔣介石和藹之情溢於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國共兩黨的戰爭全麵爆發。在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建議下，岡村寧次被秘密聘為國防部高級軍事顧問，以發揮他所謂的“軍事天才”。此前，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時根據對八路軍作戰的經驗而編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譯成中文後大量印發給國民黨軍各級指揮官。

 

在這個敏感的時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經在東京正式開庭。1946年8月和10月，遠東軍事法庭兩次發出傳票，敦促中國政府把岡村寧次送到東京審判。中國八路軍延安總部公布的日本侵華戰犯的名單中，岡村寧次同樣被列為一號戰犯。

 

麵對國際軍事法庭的敦促，麵對全國人民和共產黨方麵的責難，國民黨方麵完全棄之不顧。1946年年底，為了藏匿岡村的行蹤，國民黨當局把他從南京薩家灣原日軍總部大院遷居到鼓樓以西金銀街四號一座非常隱蔽的別墅。岡村寧次在這裏一住就是一年多。當然，他並沒有閑著。俗話說“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受了國民黨如此大的恩惠，他更應當努力地工作。隱居期間，岡村寧次著述頗豐，它們是《毛澤東的兵法及對付辦法》、《圍點打援是共軍的作戰特點》、《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以集中兵力對集中兵力殲滅共軍》等等一係列協助國民黨與共產黨作戰的文章。同時，國民黨軍事當局每策劃一次新的作戰計劃，其作戰廳總會有人來造訪岡村寧次，拐彎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關於戰事的看法，甚至後來岡村寧次被內定“無罪釋放”臨回國之前，負責死守大上海的湯恩伯還去追問他對長江防禦的“高見”。

 

日本兵離村時的情景則是：日軍43大隊蜂擁來到臨近渤海灣的濱縣東北十幾公裏的這個村子，是1944年快要結束的11月22日一個陰沉沉天氣的傍晚時刻。“日軍”走過之後寸草不留。這是中國人民痛切的控訴。1000多名日本軍住過一夜的村子，樣子就完全變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處都丟著豬頭、雞爪，雞毛亂飛。從房屋門口到院子前麵，高粱、小米、麵粉、衣服，各式各樣的布頭，扔得到處皆是，連落腳地方都沒有。當然，這還是指“哪裏都看不見人影”的村莊。日軍隻能是燒光、搶光，無法殺光。無怪日軍士兵在談到所謂“三光”，也即“掃蕩”時，是這樣認識的：比戰鬥更重要的是踐踏所到之處的農家，殺掉牛、豬、雞，把凳子或是農具有時連棺材也當作劈柴。用搜羅來的油和麵粉烹調成“野戰飯菜”來吃，這就是所謂“戒燒”。如果去“奸淫”，酒和女人都會有的，賭博的“資本”也有了，但別把性命丟了。這就是“戒淫”。這是老兵們的口頭禪。岡村寧次等人不敢正視這些事實，還在那裏大談什麽“戒燒、戒淫、戒殺”，這才真是“實為可笑”。

 

岡村寧次也不是老那麽“沉著”，具有軍人風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軍事法庭宣判岡村寧次無罪，岡村“突然接到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緊張。”又是忙著收拾行裝，又是急著聯係汽車，29日一早，即乘美國船倉惶出逃，“由於匆忙動身歸國，竟未領取國防部的判決書。”事後他還心有餘悸地寫道：“我再次幸免於難，過去不止一次幸免於難，可謂幸運兒了。”

 

此時此刻，這位連判決書都沒有領取的“幸運兒”心裏，恐怕隻有逃脫了法網的慶幸，離開了中國的驚恐，哪裏還有什麽“沉著”、“從容”的“大將風度”呢？岡村寧次還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幾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師”小玉吞象“時時來訪”，為他占卜。到了戰後，岡村寧次更是坐禪誦經，日盛一日，儼然像個“居士”。

 

總而言之，岡村寧次就是這麽一個一方麵對中國有相當了解，並有相當實戰經驗，也確有一定才幹的人。另一方麵，又是一個十分冷酷、虛偽，且不敢麵對曆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個災星，在戰爭狂和某些中國人眼中，他又是個“將才”。

 

此時的岡村寧次已經是年過六十的老人，當他的同夥們已經一一受到懲罰的時候，他卻在積極參與著中國的內戰。其原因，就是他對中國有著豐富的侵略經驗。這些經驗讓國民黨軍官們對岡村寧次產生了迷信，以為憑借岡村寧次一席點撥，可以扭轉國共戰場上的頹勢。岡村寧次自己曾寫道：“我自少佐時代經常來中國，相當通曉中國內情，又屢與中國軍隊交戰，對其缺點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國民黨）囑托，又願為改善中國軍隊略申己見，故直言不諱……”

 

1948年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派人來到南京政府國防部，聲稱要把岡村寧次帶走，因為整個日本戰犯的審理工作即將結束，再不送人過去，國際軍事法庭都要解散了。國民黨在左右為難中作出這樣的決定：對外稱岡村寧次因肺病被監視居住，待病好送回國。然後出具了岡村的病曆證明，把來人打發回東京。6月，國民黨當局以“岡村並未參加日本侵華的中央係統組織，其行為僅與在中國戰場上發生的事實有關，因此不須送往東京處理”為由，決定在中國國內審判岡村寧次。7月7日上午，岡村接到國防部軍事法庭的傳票，要他於12日到上海市商會禮堂接受中國政府的審判。岡村寧次再次變得惶恐不安。

 

8月9日，負責審判岡村寧次的石美瑜庭長向國防部提出“岡村寧次應扣押於戰犯監獄，於該處就醫”的申請，終獲得批準，岡村寧次才被送進上海高境廟戰犯監獄。也就是說，抗戰勝利結束已整整三年了，岡村寧次才真正成為中國政府的囚犯。

 

岡村寧次被送回監獄後，典獄長孫介君前來監室“慰問”，點撥道：“先生前在塘沽協定時和在停戰投降時，均未采取對中國不利的措施，中國有識之士均甚嘉許。蔣總統本無意使先生受審。但絕不會處以極刑。至於無期也好，十年也好，結果都一樣，請安心受審。”並點撥他“在受審時，對中國民眾所受災難，要以表示痛心為宜”。岡村寧次心領神會，表示理解國民黨政府的苦衷。

 

審判還在進行中，庭長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政府的來電，說岡村寧次案子暫緩判決。這個案子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拖了下去。期間，湯恩伯麵見蔣介石，力陳岡村寧次在停戰時有功，應對其判無罪，蔣大致同意。原本，蔣介石對無罪釋放岡村寧次還是存有一些顧慮的，國民黨內部對此也頗多爭議，但經過湯恩伯的一番勸說，蔣介石終於下了放岡村寧次一馬的決心。在這件事上，我們很難判斷蔣介石是頭腦發熱還是太重感情。

 

1949年1月26日，軍事法庭在擱置六個月後，對岡村寧次的案子進行最後一次公審。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蔣介石署名的電令：“據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石美瑜不敢違抗，所以開庭前就寫好了判決書，審判隻是走個形式。

 

對岡村寧次的判決書如下：

 

“被告岡村寧次無罪。理由為：本案被告於民國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會戰中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鬆井石根、穀壽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殺事件等，均係被告就任以前發生之事，與被告無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審判結束後，全國上下群情激憤，有的民間武術團體甚至聲稱要“手刃戰犯岡村”。1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向南京方麵提出強烈抗議，譴責對岡村寧次的判決，要求重新逮捕他，並以此作為與南京方麵進行和平談判的一項先決條件。中共中央的聲明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得到了國內輿論的廣泛讚同。但是此時蔣介石已宣布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為爭取和談，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卻將命令扣壓不發。就在新華社廣播這項聲明的同一天，湯恩伯當晚即派副官來到岡村寧次在上海臨時借住的寓所內，通知他於次日晨6時30分之前到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國輪船回國。就這樣，戰爭罪犯岡村寧次在中國人民憤怒的聲討中，踏上了駛向日本的輪船維克斯號。

 

回國以後，岡村寧次於1955年擔任了日本舊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後改任“鄉友聯盟”會長、名譽會長，從事複活軍國主義的活動。1966年死於東京。

 

如果說岡村寧次對他對本國婦女犯下的罪行還有那麽一點內疚的話，那麽，他對於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簡直連一絲悔恨也沒有，而且不僅沒有悔恨，甚至還死不認賬，顛倒黑白。在他的自傳裏，專門有一段談到“三光”政策，他說：這次就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以後，幾經思考，於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節，向司令部全體高級軍官作了訓示，首先朗誦明治天皇所作詩句“國仇固當報，仁慈不可忘”，然後帶領大家高呼“滅共愛民”。在那以後，我認為貫徹愛民方針至關重要，又提出了“戒燒、戒淫、戒殺”的標語訓示。順便提一句，日、中的共產黨把我的三戒標語篡改成“岡村寧次的可燒、可搶、可殺的三光政策”大肆宣傳。令人驚奇的是，甚至日本進步學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這種宣傳。因純屬無稽之談，毋庸置辯。

 

岡村寧次說是“毋庸置辯”，其實還是辯了。隻是他覺得有些話從自己口中說出來或許不那麽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國派遣軍所屬師團長船引正之”的話來替自己狡辯。這位師團長的書中有這麽一段話：岩波書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載有：“岡村寧次大將率領的華北方麵軍於1941、1942年進行大規模掃蕩戰，施行了中國方麵稱為三光政策的殘酷戰術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一詞，我們尚屬初聞。作為一個曆史學家竟然生搬一方麵的史料，並煞有介事地予以發表，實為可笑。再說，這個三光政策與事實完全相反。(中略)岡村大將新陣前訓的第一項便是“戒燒、戒淫、戒殺”三戒，這點我記憶猶新。每天至少在點名時聽到一次列隊高呼“戒燒、戒淫、戒殺”之聲。日軍在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的大“掃蕩”中執行了“三光”政策，這是每一個敢於正視曆史的人公認的事實，本來也是“毋庸置辯”的。可既然這些當年的司令官、師團長們硬是閉著眼睛說什麽“三光政策一詞，我們尚屬初聞。”我們也隻好多說幾句。為了不“生搬一方麵的史料”，我們就不用中國方麵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麵的史料來證實這一事實。一位岡村寧次當年的部下，獨立步兵第42大隊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題為“試膽抓住農民，簇擁而上，刺成蜂窩”的文章裏寫道，1942年8月上旬，當他所在部隊在山東省臨清、館陶、邱縣一帶進行大“掃蕩”時，每逢攻入村莊前，上司都要下達這樣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來，家畜也集中，好吧。臨走時候點把火！”這樣的命令，在進入哪個村子時候也都是這樣傳達的。鬼子 進村岡村寧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師團54旅團獨立步兵111大隊曹長種村一男也供認，1943年5月，他所在部隊在山東省萊蕪縣、章邱縣一帶進行“肅清*”行動時“我的中隊是支隊，和本隊分開後見人就殺，見村就搶，到處破壞。”日本兵進村的情景是這樣的：

 

“衝呀！”他們托著槍，隨著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隊長，一齊闖進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腳疼，也跟著飛跑過去。可以聽到老婆子和孩子們的哭喊聲，混雜著豬的叫聲。部隊也好像是到了村裏，可以聽到士兵的大喊聲，農民的咒罵聲，女人的慘叫聲和孩子的哭叫聲，豬和雞垂死的叫聲等等。這些聲音摻雜在散亂的人們到處奔跑的腳步聲裏。

 

岡村寧次在指揮上是很大膽，敢冒險的。他任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時，曾主張進攻西安和延安，摧毀中國抗日中堅共產黨的總部，並壓迫重慶，妄想一舉以武力解決中國問題。他任中國派遣軍司令長官時，又提出進攻中國政府所在地重慶。他在給部下講述所謂“統帥思想”時，特別提出的一條就是“大膽果敢，確信必勝。”認為過於慎重，不敢冒險的指揮官，在對華作戰中，不會有多大戰果。而另一方麵，岡村寧次卻又十分謹慎小心，並注意深入一線，接觸實際。他說：“到任後或大戰前後，都要首先巡視第一線兵團，這是我的信條之一。”僅到一線兵團還不行，岡村寧次還一定要找下級軍官甚至士兵談話，他說：“我一向主張每次訪問前線部隊，一定要聽取軍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實戰經驗。”岡村寧次講，他“從任北滿第二師團長，武漢第十一軍司令官時起，便樂於到現場傾聽下級指揮官、士官、士兵講述戰鬥情況，並予以鼓勵，至成習慣。”“否則便很不舒心。”岡村寧次就任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後，僅一年，“便對所轄的華北蒙疆地區大致巡視一遍。”這樣，就使得岡村寧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從而製訂作戰計劃時較少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彭德懷注意到岡村寧次這一特點，指出：岡村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致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說話，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裏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地收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既積極主動，又謹小慎微的對手。

 

正如彭德懷所評價的，岡村寧次“不出風頭，不多說話”，是個挺內向的人。他自己講，他的愛好是“飲酒、讀書、下圍棋及釣魚。”據他的部下講，他常“翻閱高級綜合雜誌”，寫生畫畫得也不錯。這也都是些內向的人的愛好。岡村寧次曾“認為自己適於搞情報，”做些不聲不響的工作，不喜歡拋頭露麵。

 

或許是因為岡村寧次有這些愛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軍將領那樣難以相處。用中國的老話講，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發的吧。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這樣一個表麵不言不語，實際工於心計的人，真是個令人難以琢磨的敵手。對岡村寧次這個人，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中國抗日軍民對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岡村寧次的自傳裏，他自己提到，抗戰勝利後，“在延安發表的戰犯名單約二萬多人，我被指定為第一號戰犯，第二號戰犯為曾任華北方麵軍的多田駿大將，第三號戰犯為曾駐山東第四十三軍司令官細川中康中將。”岡村寧次說，共黨方麵始終抓住他不放，“共黨方麵堅決主張把我定為第一號戰犯，直到1949年初與李宗仁談判時，還要求將我引渡共方，作為談判的一項條件。在我回國以後，至今仍不斷看到報紙上對我的責難和攻擊。”岡村寧次對共黨方麵“不依不饒”的態度，對自己“榮登榜首”的事實，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說：在當地對我個人的戰犯問題，是從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關於戰犯問題中國方麵特別重視戰爭中日軍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戰鬥等四處。我雖始終在中國戰線工作，幸運的是這四處的戰鬥均與我無關。在岡村寧次看來，他這麽一個致力於“日華提攜”的人，他這麽一個有著許多高雅愛好的人，怎麽成了頭號戰犯了呢？下麵，我們先不去引用當年起訴書中的文字和數據，也暫且承認岡村寧次在1937年沒有直接參與南京大屠殺，我們就從岡村寧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劃和指揮的冀中“五一”大“掃蕩”看一看，他還有什麽“委屈”可講，還有什麽道理可說。

 

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是日本法西斯軍隊在中國城市犯下的罪行，那麽，“五一”大“掃蕩”，則是日本法西斯軍隊在中國鄉村欠下的血債。

 

可就是這麽一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劊子手，還偏偏有那麽一些中國人對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岡村寧次說：“戰爭結束後，據由重慶來南京的舊友透露，重慶方麵一些我的友人，都為我慶幸。”

 

據岡村寧次的日記，1945年12月18日蔣介石來到南京，僅過了5天，也即12月23日，蔣就迫不及待地會見了岡村寧次。岡村寧次在日記中，記載了當時的談話要點：蔣：您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盡量給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滿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的情況，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我：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誌，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岡村寧次說，“蔣委員長”始終麵帶微笑，和藹近人。他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這不像是一個戰勝國元首與一個敵國敗軍之將之間的會見，倒像是多年未見的老友的重逢。

 

可能就是因為岡村寧次有這麽多的舊友吧，最後，他竟然逃脫了中國人民的審訊，社會正義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別是岡村寧次的部下，對他則是大加讚美，極力吹捧。說他“在統率及作戰方麵都是罕見的名將。”是“兼備明智、卓見、果斷、意誌堅強等優秀品質”的人才。說他“最後成為百萬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乃是理所當然。可惜為時過晚，實為遺憾。”岡村寧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個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將”、“天才”嗎？當然不是。首先，岡村寧次在作戰上也無法擺脫日軍那一套陳舊而機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揮上決非像他的部下吹噓的那樣指揮若定，料敵如神。就是在岡村寧次頗為自得的武漢會戰中，他的指揮也屢屢出現重大失策，以致參加過武漢會戰的原國民黨將領，回憶起當年的戰況時，竟發出“不知畑俊六和岡村寧次當時是怎樣想的”感慨。

 

其次，岡村寧次在為人上，也有虛偽、冷酷、不敢麵對現實的一麵。

 

岡村寧次自稱是極其關心日軍軍風紀的，聲稱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轍，”為日本軍隊“掠奪、殺人、放火的情況很普遍而感到歎惜。”他甚至別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從中國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當地的治安情況的好壞(也包括日本兵的軍紀)”的“理論”：絕對見不到姑娘們的蹤影。係懼怕日本兵的佐證。治安不好。

 

對我們的汽車、卡車感到稀奇而遠遠地從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項情況下，走出家門口眺望，中國姑娘神態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來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岡村寧次這一套“理論”，倒也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那麽既然如此，在這位如此關心軍紀，而又大權獨攬的司令官先生的統率下，至少華北日軍的軍紀應該是有所改善吧。下麵我們就會看到，岡村寧次親自指揮的日軍，在冀中是怎麽樣的“軍紀”，給冀中婦女帶來的是怎樣的苦痛。岡村寧次為人十分冷酷，不擇手段。他自己在自傳中說：

 

昔日的戰爭時代不存在“慰安婦”問題，談起戰爭，深感內疚，因為我是“慰安婦”計劃的創始人。1932年上海事變時，曾發生兩、三起*案，我作為派遣軍參謀副長曾仿效當地海軍，請求長崎縣知事召募“慰安婦團”，其後*案未再出現，令人感到欣慰。現在(指1938年引者注)幾乎各兵團都有“慰安婦團”隨行，已形成兵站的一個分隊。原來，岡村寧次還是名聲狼藉的慰安婦製度的始作俑者。為了解決軍隊士兵的性饑渴，甚至可以犧牲本國婦女的自尊，多麽冷酷無情。

 

三是在晉升和授勳時，因“服務”優異，幾次打破常規。如按日軍規定，中將晉級後，一年內不得任命為師團長，而岡村寧次晉升為中將後，旋即被任命為師團長，“因此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調動。”又如1942年3月30日，授予岡村寧次一級軍功金到鳥勳章，專程前往中國為岡村寧次授勳的日軍人事局長富永解釋說，“按照規定，一級軍功隻能授予大將，此次鑒於攻占武漢前後的功績，特予頒發。”岡村寧次是以中將身份受此“殊榮”的第一人，故而這又是一次破例。

 

這麽一個對中國有著相當的了解和研究，而且又有著相當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的老鬼子，對於中國的抗日軍民來說，當然是一個勁敵。

 

1945年2月，一直在華北前線指揮作戰，與岡村寧次打過多年交道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曾在一次會議上講過：“岡村這個家夥是很厲害的一個人。”此人“老練得很，是曆來華北駐屯軍6個司令官裏最厲害的一個。”

 

在處事和個性上，岡村寧次是很複雜的一個人：既要抓大事，也不放過小事；既積極進取，而又腳踏實地；既好動，而又坐得住。

 

岡村寧次多次強調，“司令官要抓大綱，要信任參謀長。”主官應“著重考慮大局。

 

部下幕僚日常事務繁忙，往往無暇顧及大局。

 

為領導者，對此必須特別修養磨煉。”認為統帥不應陷入日常瑣事，搞事務主義，而應放手讓部下去幹，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局。那麽，岡村寧次到底要抓些什麽“大綱”，考慮些什麽“大局”呢？這從下麵的事例中似乎可略見一二。

 

抗戰後期，1944年，岡村寧次突然約見偽軍第二方麵軍總司令孫良誠，當時的情況親信周永業有一段回憶：孫偕周永業如約到日本兵團部後，見日本方麵隻有岡村寧次、阪西一良和他的參謀長小林大佐，偽軍方麵隻是孫良誠和周永業，宴會是西餐。飯後隻見阪西對小林使一個眼色，兩人一聲沒講便出了客廳。室中隻有岡村、孫良誠、周永業三個人。這時岡村低著頭在地下溜來溜去約有十幾分鍾沒有開腔，他的神情似乎很苦悶，想要說什麽話，又不肯講。又呆了一個不小的時間，岡村走到孫良誠的背後，用左手拍著孫的左肩膀說：“孫將軍，我想求你協助我一下，我願意通過你的努力，跟馮玉祥先生說，再通過馮先生跟蔣介石說，我願意犧牲我的最高指揮官和大將的軍銜，願意跟他講和，如果辦的到，我親自飛重慶怎樣？”孫良誠當時沒言語，約五六分鍾以後對岡村說：“我努力去做吧！”岡村說：“你努力吧！”這樣便結束了談話。如果周永業的記憶不誤的話，岡村寧次與孫良誠的會見當在1944年9月25日之前的某一天。因為據岡村寧次本人的回憶，他是8月25日接到改任第六方麵軍司令官的命令，9月4日抵達漢口就任，9月25日即由漢口出發，去南方視察部隊去了。作為一個統兵一方的軍事將領，本來是無需操心與蔣介石講和這樣的事的，而岡村寧次卻在考慮這樣的問題，看來他確比隻會聽命打仗的其他日軍將領高出一籌。

 

不過周永業的記憶也可能有誤，岡村寧次與孫良誠的會麵，很可能不是在*月間，而是在八月以後，因為文中提到“最高指揮官”，而岡村寧次是在1944年11月24日才被任命為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即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也隻有以此身份，講上麵那些話才更可信。岡村寧次自己講：“自我就任總司令官直至停戰的八個月期間，最重要事項有二，即進攻四川作戰及開展對重慶工作。”

 

所謂“重慶工作”，就是日本爭取與重慶蔣介石講和的工作；所謂“四川作戰”，是指岡村寧次計劃集中兵力，進攻重慶。看來岡村寧次是作了兩手準備，一麵是拉，拉不過來就打。雖說岡村與孫良誠的談話後來也並無什麽實際結果，四川作戰的方案也未獲批準，但從中可看出，岡村寧次腦子裏，是在考慮戰與和這一類大題目的。

 

岡村寧次平時集中精力思考“大題目”，把具體事務委與部下，並極少幹涉部下的工作。

 

對他這一種風格，他的部下是很有些感觸的。岡村寧次任十一軍司令官時的一位作戰參謀宮崎周一說：“往往聽說，有的將官對戰術上的細小問題，也與幕僚爭辯討論，還有的將軍事無巨細都親自處理，使幕僚無所事事而喪失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因此，有的將軍對於重要的方向性的問題缺乏指導。”而岡村寧次“卻能從大局著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點。回顧起來，我等實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憾。”

 

這段話自然不乏吹捧之辭，但也令人感到岡村寧次的確有比其他日軍將領高明的地方，用宮崎的話說，就是所謂“著眼點高。”不過，要說岡村寧次隻注重大局，不注意細節，那也是不全麵的。岡村寧次在思考大局的同時，又極其注意某些細節問題。他說：統率切忌幹涉細節。但有關世道人情之事雖屬細節，卻應考慮其對統率的重大影響。而輔佐者由於忙於事務，往往對之考慮不周。因此，統率者應親自指示此等細節，並付諸實現。比如說洗澡，這在一般人看來，是絕擺不上戰爭時期大將這一級統兵將領的桌麵的。而岡村寧次都予以相當重視，他說：行軍宿營時，如有沐浴設備，宿營的最高長官應注意迅速入浴並盡量縮短時間。如有人來訪或其他事項時，也應使之稍待，而先行入浴。日本軍隊等級是很森嚴的，長官不先洗澡，誰也無法洗澡。這在今天看起來似乎不大可能。下麵讓我們看一看一位日本反戰士兵的回憶就會理解的：“在部隊中，軍銜和資曆是壓倒一切的。我們這些新兵，要給上級擦皮鞋、洗衣服、打掃屋子和端菜端飯，一天到晚就像個小家鼠似的忙得團團轉。一天裏難得有三十分鍾的休息。有時甚至不得不在夜間躺在床上蒙上毯子偷偷地哭泣。如果這個抽泣聲被老兵聽見，就會把所有的新兵強拉起來排成一列，從頭至尾來回地賞以拳頭。因此，有的人隻好躲進廁所裏去哭泣。”在這樣的環境裏，長官沒洗澡，士兵卻洗了澡，那是嚴重的“僭越”事件。可是，勞累了一天，好不容易趕上有條件洗個澡，誰不願意痛痛快快洗個澡，解除疲勞，早點休息？如果偏偏碰上那種不通人情的長官，不是處理公文，高談闊論，就是一洗洗個沒完，士兵們嘴上不敢說，心裏不罵才怪呢。岡村寧次是從基層幹上來的，對此大概是有所體會吧。所以他很注意不要因自己影響了別人入浴，說他從任大隊長以來，養成了快浴的習慣，“一般隻用十分鍾即可。”洗澡時要不要勤務兵擦背呢？岡村寧次對此也有所“論述”，他說：澡塘的勤務兵經常要給我擦背。我從前述統率的觀點出發盡量快洗，往往就不讓他們擦背，但在時間富裕又不影響別人入浴的情況下，則盡量接受他們的好意。這是因為勤務兵們過去在部隊裏習慣地把中隊長當作軍中最大的人物，而今在陸軍大將身邊照料生活，感到光榮，因而，誠心誠意要為我服務。理解他們的這一心情，就不應辜負其好意。

 

表麵看來隻是一介武夫的岡村寧次，居然能夠體驗到勤務兵的心理，也著實是不簡單。

 

他本人似乎對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記中，岡村寧次寫道：十幾年來，據我觀察，即便是具有相當優秀人格的將官、團隊長等，不少對部下入浴問題是不關心的。實為遺憾。

 

“相當優秀”的人都沒看到的問題，“我”卻注意到了。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岡村寧次講，這是因為他有所謂愛護部下必須深入體察部下的立場。客觀地講，此人的確用心精細，且善於從對方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平時連洗澡這樣的小事都用心考慮，戰時就不用說了。岡村寧次十分注意作戰時的一些微小環節，像戰前下達命令時，要考慮各位指揮官的具體情況，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務要具體細致，有的則不必多說；在作戰過程中，對那種默默實幹，不喜匯報的軍官率領的部隊，應注意查詢，否則“則有瀕臨危機之虞。”戰後，應及時到醫院慰問傷員。等等。

 

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既能考慮全局，又很注意細節的勁敵。

 

岡村寧次是很好戰的，這與日軍的作戰風格是一致的。有專家在論及日本陸軍的作戰風格時，說：“日軍作戰的一貫長處是：決策大膽，進攻十分主動而堅決，步兵的行動頑強而又帶有狂熱精神。”岡村寧次身上即充滿了這種“頑強而又帶有狂熱精神”的味道。抗戰初期在武漢等地作戰時，岡村寧次麵對數量上占優勢的國民黨軍，仍能取勝，這固然是因為國民黨軍指揮失當，素質低下，但也確與岡村寧次主動、頑強的進攻精神有關。

 

岡村寧次在指揮上是很大膽，敢冒險的。他任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時，曾主張進攻西安和延安，摧毀中國抗日中堅共產黨的總部，並壓迫重慶，妄想一舉以武力解決中國問題。他任中國派遣軍司令長官時，又提出進攻中國政府所在地重慶。他在給部下講述所謂“統帥思想”時，特別提出的一條就是“大膽果敢，確信必勝。”認為過於慎重，不敢冒險的指揮官，在對華作戰中，不會有多大戰果。而另一方麵，岡村寧次卻又十分謹慎小心，並注意深入一線，接觸實際。他說：“到任後或大戰前後，都要首先巡視第一線兵團，這是我的信條之一。”僅到一線兵團還不行，岡村寧次還一定要找下級軍官甚至士兵談話，他說：“我一向主張每次訪問前線部隊，一定要聽取軍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實戰經驗。”岡村寧次講，他“從任北滿第二師團長，武漢第十一軍司令官時起，便樂於到現場傾聽下級指揮官、士官、士兵講述戰鬥情況，並予以鼓勵，至成習慣。”“否則便很不舒心。”岡村寧次就任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後，僅一年，“便對所轄的華北蒙疆地區大致巡視一遍。”這樣，就使得岡村寧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從而製訂作戰計劃時較少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彭德懷注意到岡村寧次這一特點，指出：岡村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致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說話，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裏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地收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既積極主動，又謹小慎微的對手。

 

正如彭德懷所評價的，岡村寧次“不出風頭，不多說話”，是個挺內向的人。他自己講，他的愛好是“飲酒、讀書、下圍棋及釣魚。”據他的部下講，他常“翻閱高級綜合雜誌”，寫生畫畫得也不錯。這也都是些內向的人的愛好。岡村寧次曾“認為自己適於搞情報，”做些不聲不響的工作，不喜歡拋頭露麵。

 

或許是因為岡村寧次有這些愛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軍將領那樣難以相處。用中國的老話講，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發的吧。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這樣一個表麵不言不語，實際工於心計的人，真是個令人難以琢磨的敵手。對岡村寧次這個人，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中國抗日軍民對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岡村寧次的自傳裏，他自己提到，抗戰勝利後“在延安發表的戰犯名單約二萬多人，我被指定為第一號戰犯，第二號戰犯為曾任華北方麵軍的多田駿大將，第三號戰犯為曾駐山東第四十三軍司令官細川中康中將。”岡村寧次說，共黨方麵始終抓住他不放，“共黨方麵堅決主張把我定為第一號戰犯，直到1949年初與李宗仁談判時，還要求將我引渡共方，作為談判的一項條件。在我回國以後，至今仍不斷看到報紙上對我的責難和攻擊。”岡村寧次對共黨方麵“不依不饒”的態度，對自己“榮登榜首”的事實，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說：在當地對我個人的戰犯問題，是從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關於戰犯問題中國方麵特別重視戰爭中日軍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戰鬥等四處。我雖始終在中國戰線工作，幸運的是這四處的戰鬥均與我無關。在岡村寧次看來，他這麽一個致力於“日華提攜”的人，他這麽一個有著許多高雅愛好的人，怎麽成了頭號戰犯了呢？下麵，我們先不去引用當年起訴書中的文字和數據，也暫且承認岡村寧次在1937年沒有直接參與南京大屠殺，我們就從岡村寧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劃和指揮的冀中“五一”大“掃蕩”看一看，他還有什麽“委屈”可講，還有什麽道理可說。

 

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是日本法西斯軍隊在中國城市犯下的罪行，那麽，“五一”大“掃蕩”，則是日本法西斯軍隊在中國鄉村欠下的血債。

 

可就是這麽一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劊子手，還偏偏有那麽一些中國人對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岡村寧次說：“戰爭結束後，據由重慶來南京的舊友透露，重慶方麵一些我的友人，都為我慶幸。”

 

據岡村寧次的日記，1945年12月18日蔣介石來到南京，僅過了5天，也即12月23日，蔣就迫不及待地會見了岡村寧次。岡村寧次在日記中，記載了當時的談話要點：蔣：您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盡量給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滿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的情況，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我：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誌，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岡村寧次說，“蔣委員長”始終麵帶微笑，和藹近人。他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這不像是一個戰勝國元首與一個敵國敗軍之將之間的會見，倒像是多年未見的老友的重逢。

 

可能就是因為岡村寧次有這麽多的舊友吧，最後，他竟然逃脫了中國人民的審訊，社會正義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別是岡村寧次的部下，對他則是大加讚美，極力吹捧。說他“在統率及作戰方麵都是罕見的名將。”是“兼備明智、卓見、果斷、意誌堅強等優秀品質”的人才。說他“最後成為百萬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乃是理所當然。可惜為時過晚，實為遺憾。”岡村寧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個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將”、“天才”嗎？當然不是。首先，岡村寧次在作戰上也無法擺脫日軍那一套陳舊而機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揮上決非像他的部下吹噓的那樣指揮若定，料敵如神。就是在岡村寧次頗為自得的武漢會戰中，他的指揮也屢屢出現重大失策，以致參加過武漢會戰的原國民黨將領，回憶起當年的戰況時，竟發出“不知畑俊六和岡村寧次當時是怎樣想的”感慨。

 

其次，岡村寧次在為人上，也有虛偽、冷酷、不敢麵對現實的一麵。

 

岡村寧次自稱是極其關心日軍軍風紀的，聲稱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轍，”為日本軍隊“掠奪、殺人、放火的情況很普遍而感到歎惜。”他甚至別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從中國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當地的治安情況的好壞(也包括日本兵的軍紀)”的“理論”：絕對見不到姑娘們的蹤影。係懼怕日本兵的佐證。治安不好。

 

對我們的汽車、卡車感到稀奇而遠遠地從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項情況下，走出家門口眺望，中國姑娘神態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來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岡村寧次這一套“理論”，倒也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那麽既然如此，在這位如此關心軍紀，而又大權獨攬的司令官先生的統率下，至少華北日軍的軍紀應該是有所改善吧。下麵我們就會看到，岡村寧次親自指揮的日軍，在冀中是怎麽樣的“軍紀”，給冀中婦女帶來的是怎樣的苦痛。岡村寧次為人十分冷酷，不擇手段。他自己在自傳中說：

 

昔日的戰爭時代不存在“慰安婦”問題，談起戰爭，深感內疚，因為我是“慰安婦”計劃的創始人。1932年上海事變時，曾發生兩、三起*案，我作為派遣軍參謀副長曾仿效當地海軍，請求長崎縣知事召募“慰安婦團”，其後*案未再出現，令人感到欣慰。現在(指1938年——引者注)幾乎各兵團都有“慰安婦團”隨行，已形成兵站的一個分隊。原來，岡村寧次還是名聲狼藉的慰安婦製度的始作俑者。為了解決軍隊士兵的性饑渴，甚至可以犧牲本國婦女的自尊，多麽冷酷無情。

 

如果說岡村寧次對他對本國婦女犯下的罪行還有那麽一點內疚的話，那麽，他對於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簡直連一絲悔恨也沒有，而且不僅沒有悔恨，甚至還死不認賬，顛倒黑白。在他的自傳裏，專門有一段談到“三光”政策，他說：這次就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以後，幾經思考，於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節，向司令部全體高級軍官作了訓示，首先朗誦明治天皇所作詩句“國仇固當報，仁慈不可忘”，然後帶領大家高呼“滅共愛民”。在那以後，我認為貫徹愛民方針至關重要，又提出了“戒燒、戒淫、戒殺”的標語訓示。順便提一句，日、中的共產黨把我的三戒標語篡改成“岡村寧次的可燒、可搶、可殺的三光政策”大肆宣傳。令人驚奇的是，甚至日本進步學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這種宣傳。因純屬無稽之談，毋庸置辯。

 

岡村寧次說是“毋庸置辯”，其實還是辯了。隻是他覺得有些話從自己口中說出來或許不那麽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國派遣軍所屬師團長船引正之”的話來替自己狡辯。這位師團長的書中有這麽一段話：岩波書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載有：“岡村寧次大將率領的華北方麵軍於1941、1942年進行大規模掃蕩戰，施行了中國方麵稱為三光政策的殘酷戰術——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一詞，我們尚屬初聞。作為一個曆史學家竟然生搬一方麵的史料，並煞有介事地予以發表，實為可笑。再說，這個三光政策與事實完全相反。(中略)岡村大將新陣前訓的第一項便是“戒燒、戒淫、戒殺”三戒，這點我記憶猶新。每天至少在點名時聽到一次列隊高呼“戒燒、戒淫、戒殺”之聲。日軍在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的大“掃蕩”中執行了“三光”政策，這是每一個敢於正視曆史的人公認的事實，本來也是“毋庸置辯”的。可既然這些當年的司令官、師團長們硬是閉著眼睛說什麽“三光政策一詞，我們尚屬初聞。”我們也隻好多說幾句。為了不“生搬一方麵的史料”，我們就不用中國方麵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麵的史料來證實這一事實。一位岡村寧次當年的部下，獨立步兵第42大隊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題為“試膽——抓住農民，簇擁而上，刺成蜂窩”的文章裏寫道，1942年8月上旬，當他所在部隊在山東省臨清、館陶、邱縣一帶進行大“掃蕩”時，每逢攻入村莊前，上司都要下達這樣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來，家畜也集中，好吧。臨走時候點把火！”這樣的命令，在進入哪個村子時候也都是這樣傳達的。鬼子 進村岡村寧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師團54旅團獨立步兵111大隊曹長種村一男也供認，1943年5月，他所在部隊在山東省萊蕪縣、章邱縣一帶進行“肅清*”行動時“我的中隊是支隊，和本隊分開後見人就殺，見村就搶，到處破壞。”日本兵進村的情景是這樣的：

 

“衝呀！”他們托著槍，隨著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隊長，一齊闖進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腳疼，也跟著飛跑過去。可以聽到老婆子和孩子們的哭喊聲，混雜著豬的叫聲。部隊也好像是到了村裏，可以聽到士兵的大喊聲，農民的咒罵聲，女人的慘叫聲和孩子的哭叫聲，豬和雞垂死的叫聲等等。這些聲音摻雜在散亂的人們到處奔跑的腳步聲裏。

 

日本兵離村時的情景則是：日軍43大隊蜂擁來到臨近渤海灣的濱縣東北十幾公裏的這個村子，是1944年快要結束的11月22日一個陰沉沉天氣的傍晚時刻。“日軍”走過之後寸草不留。這是中國人民痛切的控訴。1000多名日本軍住過一夜的村子，樣子就完全變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處都丟著豬頭、雞爪，雞毛亂飛。從房屋門口到院子前麵，高粱、小米、麵粉、衣服，各式各樣的布頭，扔得到處皆是，連落腳地方都沒有。當然，這還是指“哪裏都看不見人影”的村莊。日軍隻能是燒光、搶光，無法殺光。無怪日軍士兵在談到所謂“三光”，也即“掃蕩”時，是這樣認識的：比戰鬥更重要的是踐踏所到之處的農家，殺掉牛、豬、雞，把凳子或是農具——有時連棺材也當作劈柴。用搜羅來的油和麵粉烹調成“野戰飯菜”來吃，這就是所謂“戒燒”。如果去“奸淫”，酒和女人都會有的，賭博的“資本”也有了，但別把性命丟了。這就是“戒淫”。這是老兵們的口頭禪。岡村寧次等人不敢正視這些事實，還在那裏大談什麽“戒燒、戒淫、戒殺”，這才真是“實為可笑”。

 

岡村寧次也不是老那麽“沉著”，具有軍人風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軍事法庭宣判岡村寧次無罪，岡村“突然接到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緊張。”又是忙著收拾行裝，又是急著聯係汽車，29日一早，即乘美國船倉惶出逃，“由於匆忙動身歸國，竟未領取國防部的判決書。”事後他還心有餘悸地寫道：“我再次幸免於難，過去不止一次幸免於難，可謂幸運兒了。”

 

此時此刻，這位連判決書都沒有領取的“幸運兒”心裏，恐怕隻有逃脫了法網的慶幸，離開了中國的驚恐，哪裏還有什麽“沉著”、“從容”的“大將風度”呢？岡村寧次還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幾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師”小玉吞象“時時來訪”，為他占卜。到了戰後，岡村寧次更是坐禪誦經，日盛一日，儼然像個“居士”。

 

總而言之，岡村寧次就是這麽一個一方麵對中國有相當了解，並有相當實戰經驗，也確有一定才幹的人。另一方麵，又是一個十分冷酷、虛偽，且不敢麵對曆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個災星，在戰爭狂和某些中國人眼中，他又是個“將才”。

 

文章摘自 《冀中“五一大掃蕩”：鬼子進村》 作者：丁曉山 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