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又是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對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宣告"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注1的大會。大會除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做政治報告、鄧小平做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做發展國民經濟"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董必武做代表資格審查報告外，在大會發言的有68位，書麵發言的有45位。查遍全部名單，卻不見身為第七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的名字，因此，對彭真何以沒有在八大發言產生疑問。 曆史的真實是，彭真曾為在中共八大發言做了充分準備，"正確對待革命領袖和反對個人崇拜"，就是他發言稿的主要內容。那麽，為什麽在中共八大的文獻裏找不到彭真的發言呢？2012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彭真年譜》對此給出了答案。 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引起的聯想 眾所周知，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引起最大的反響，是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從正麵談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時說："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注2文中雖然說："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中吸取教訓"，但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間，曾經做出了一個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早已注意到防止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中並不存在個人崇拜問題。 赫魯曉夫在秘密會議上做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當年在中共黨內隻在十七級以上幹部的範圍進行傳達。但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很快在青年學子和知識界引起反響。在首都北京最早做出反應的是高校的教師，4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上報了北京市委高校黨委辦公室《關於教師中對〈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的反應》的簡報。內稱： 教師普遍重視這篇文章，認為"分析很全麵、很透徹、很深刻"，對斯大林功過分明，"使人心服口服"，是篇很好的哲學著作。但也存在一些錯誤思想，如有人說，"我們的黨和毛澤東也有個人崇拜的錯誤"，"過去講黨史時，強調毛主席一貫正確"，"中國黨對劉少奇的作用發揮得不夠"，等。注3 有關黨內幹部的反應，4月16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報送的《北京市十七級以上幹部對斯大林問題的反應》中列舉了以下幾種認識：有人稱斯大林是"一個犯了錯誤而不自覺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人認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的分析是深刻的。在聯係中國的實際時，有人認為毛主席是謙虛的，不讓祝壽，不以個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等，但黨史教材中是否也有誇大毛主席的作用、歌詞中"翻身全靠毛主席"是否是個人崇拜等問題。注4
中共八大會議，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圖為大會閉
幕式主席團成員。左起：林彪、康生、張聞天、董必武、彭真、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陳雲、朱德、林伯渠、彭德懷、鄧小平
由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聯係到中共黨內對待毛澤東的態度，是否也有個人崇拜問題，可以說是非常自然的事。對此，身為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的彭真，當然要拿出自己的看法。在8月13日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會上，彭真針對上述思想動向說："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提出後，大學生思想混亂，有的說《東方紅》還唱不唱？說明小資產階級憑空氣講話，實質是懷疑論。馬克思、列寧都是個人，但他們集中地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意誌。斯大林有功有過。毛主席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對毛主席的信任是應該的，不過分就不是個人崇拜。"注5這一即席的簡單解說，顯然沒有能回答人們提出的上述問題。 中共八大彭真未做發言的謎底 中共八大將於9月開幕，彭真為在八大的發言做了精心準備，主題是：《關於革命勝利後的群眾路線問題》。內容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講執政黨需要高度注意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二是講正確對待革命領袖和反對個人崇拜。主題以群眾路線為名，重點則在劃清正確對待革命領袖和個人崇拜的界限，表明對個人崇拜持反對態度。彭真指出：反對個人崇拜並不是否定工人階級的革命領袖的作用，不應當把對革命領袖的科學的信仰當作個人崇拜。共產黨人應當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是與非完全以實際做標準，既不誇大個人的作用，也不抹殺、降低個人在實際中所起的作用。對待領導者，也同對待一切同誌一樣，應該有多少成績、缺點就承認多少；有多大作用就承認多大作用。這就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形而上學的片麵論者，卻持一種絕對的觀點，要麽把領袖當成完美無缺的神崇拜，要麽隻看他的缺點錯誤，在強調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和反對個人崇拜的時候，否定領袖的作用。這是一部分沒有經過艱難困苦，沒有鬥爭鍛煉的青年知識分子中表現出來的危險傾向，必須加以分析批判，等等。注6 為慎重起見，彭真將發言稿送鄧小平征求意見。9月17日，鄧小平閱後退彭真時寫道："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發言，但是這篇東西，特別是後麵一部分，有的人聽了如何，分寸是否恰當，就要多找幾個（人）斟酌才行。"鄧小平建議先請陳伯達看，後送劉少奇審定，"可能的話，請主席看看"；後一部分"過於突出，可以概括一點說，文字上也可得到縮短"。注7 按鄧小平的意見，彭真將發言稿送劉少奇、陳伯達征求意見。20日下午，收到陳伯達和鄧力群的修改稿，修改稿刪去了後半部分關於正確對待革命領袖和反對個人崇拜的全部內容。並告"我們已另抄一份送喬木同誌，請他再做一次修改"。 以上情況表明，反對個人崇拜在中共黨內乃是一個敏感話題，包括鄧小平在內，都無人願意觸及。這裏不妨引用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的一段話來做佐證，鄧在講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製一節中說： "在這裏，我想談一下領袖對於黨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曆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馬克思主義隻是指出，個人的作用歸根結底是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轉移的。同樣，馬克思主義也從來沒有否認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按照列寧的著名的說法，領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人們，毫無疑問，他們的這種威信、影響和經驗乃是黨、階級和人民的寶貴的財富。對於這一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是感到特別親切的。當然這種領袖是在群眾鬥爭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係群眾的模範，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裏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於製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黨中央曆來也反對向領導者發致敬電和報捷電，反對在文學藝術作品中誇大領導者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曆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麵都得到貫徹執行。" 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所講的這一番話表明，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早就自覺地反對和預防個人崇拜現象發生。彭真再去闡述如何正確對待領袖，說什麽"對待領導者，也同對待一切同誌一樣，應該有多少成績、缺點就承認多少；有多大作用就承認多大作用。這就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不僅多餘，更與黨內主流不合。 彭真無奈，於20日將9月18日24時的印刷稿送劉少奇，並附言："少奇同誌，我有興趣講的是後半部分，但又恐有礙團結，如怕刺激，把比較透徹的話勾掉（如修正稿），我即不想講了。"注8這樣，作為中共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彭真，在中共八大上未做發言。 毛主席的錯誤不檢討將給黨留下不良影響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遭到否決的彭真關於"正確對待革命領袖和反對個人崇拜"發言稿的具體內容，《彭真年譜》未有披露。但從5年後彭真在"七千人大會"期間，關於毛澤東的錯誤是否應該檢討的發言，可以看出，其基本觀點仍堅持未變。 1962年1月—2月，中共中央召開有中央、省、地、縣4級幹部參加的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人數達7118人，史稱"七千人大會"。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對這次會議的主題和目的有如下表述："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進一步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增強團結，動員全黨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為戰勝嚴重困難而奮鬥。"注9 眾所周知，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是由毛澤東批周恩來等1956年反冒進而發動起來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是毛澤東親自製定的；"還是辦人民公社好"是毛澤東發出的號召；鋼鐵翻番，1070萬噸的指標是毛澤東拍的板；1959年廬山會議由糾"左"轉向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而在全國範圍反右傾，更是毛澤東的決策。所以，由三年"大躍進"導致的三年大饑荒，毛澤東不能不負有主要責任。 然而，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卻無人敢提要毛澤東做檢討的問題。這是因為1958年伴隨著"大躍進"的發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風也盛行了起來；1959年彭德懷對"大躍進"出現的錯誤向毛澤東上書被打成"反黨"，更使人噤若寒蟬；1960年林彪主持軍委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重釋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抬高到世界革命領袖的地位，接著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推上了神壇。就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和為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做報告的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直麵提出毛澤東是否應該檢討錯誤的問題。 1962年1月11日，中央書記處召開第312次會議。鄧小平通報了中央工作會議各小組對劉少奇準備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做的報告的反映，傳達了毛澤東10日的指示。在討論時彭真發言說：整個報告稿是好的。這幾年倒黴就是指標太高，吹得太大。1959年廬山會議後，如果繼續反"左"，有右反右，從兩麵講就好了。講到分散主義時，彭真指出：它的性質不能都歸於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大部分是盲目性，有的是高指標壓出來的，有的是瞎指揮，無領導，無政府。講到工作中的責任問題時，彭真說：總結經驗教訓時，要把中央和政治局有些常委包括進去。中央的責任，第一是書記處，第二是部分常委。書記處的責任比常委多得多，但各有各的責任。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他的責任也不要回避。因為有些事他們知道，他們參與，檢討中如果不包括他們，第一，不符合事實；第二，會造成錯覺，凡是領導都沒有錯誤。我們都提倡實事求是，領導人如有缺點錯誤也要實事求是。不講，不足為訓，講了不會動搖對他們的信賴，反而有助於提高他們的威信。注10 如果說，上麵這段話彭真說得還比較含蓄的話，那在1月18日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就更直截了當了，這次會議是討論修改劉少奇代表中央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交的報告稿。彭真發言提出4點意見：第一點，報告應把成績講足，錯誤講透，這樣才能輕裝前進。第四點講到錯誤時說：我們的錯誤，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三五年過渡和辦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不良影響。注11 彭真直接點名毛澤東的錯誤也要檢討，這一下就把問題尖銳化了。在報告起草委員會19日下午的會議上，陳伯達發言說，彭真關於毛澤東的話"值得研究"。進而質問：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針對陳伯達的質問，彭真回答說：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種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注12 彭真的意見得不到與會者的讚同，反遭到陳伯達的質問，絕非偶然。對毛澤東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全黨上下無人不知。但如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7月23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上書嚴厲批評以後，聶榮臻力勸彭德懷"應當認真地考慮一下，怎樣處理才能對黨有利"；30日，聶榮臻、葉劍英再次勸說彭德懷"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事實有些出入總是難免的），隻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麵有利，就不要管那些小細節"注13的思維一樣，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就是維護黨的大局，才於黨於人民有利，已成黨內高層的基本共識。 我們從當年中央領導人在會議期間的表態可以看出，主要是檢討自己的錯誤，直接為毛澤東擔責。如：在會議的籌備階段，鄧小平向毛澤東並中央常委提交書麵報告中說："總的來說，毛主席曆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幹具體政策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是許多具體的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注14周恩來也說："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麵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艄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注15 如果說，鄧小平、周恩來作為"大躍進"決策的貫徹執行者，應該擔負一定責任（盡管是在向中央常委的書麵報告和小範圍會議上說的話，顯然也說得太過分了），那麽，在"七千人大會"及其後發生重大影響的林彪的講話，更顯出當年的政治氛圍，這從吳法憲回憶錄披露林彪在大會講話的背景，可見一斑。吳法憲寫道： "軍隊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裏'燒火'，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據我所知，這些人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隊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隻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曆史關係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所以，不論是地位，還是威望，或是時機，隻有林彪這時候出來講話最適合。否則，就難以緩和形勢，維護局麵。這一說，就把林彪鼓動出來了。林彪就說：'那好，你們要我講，我就講。'經過幾天的考慮，林彪自己寫了一個提綱，準備在大會上發言。"注16
文革中彭真被批鬥
1月29日，林彪在大會發言講了黨的工作和軍事工作兩個問題。他首先對"三麵紅旗"做了肯定，說： 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我們應該采取這條路線，應該采取這種做法。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遊，能夠力爭上遊。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幹勁的做法，不爭上遊的做法，少慢差費的做法……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 關於大躍進，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所謂大躍進，是從比較來說的。我們不能以一種主觀的過高的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不是大躍進，而是要根據現實的可能，同我國的曆史狀況來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來比。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作為整個曆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大躍進是正確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優越性。在開始階段，我們還沒有完整的經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這種製度，把過去初級化、高級化的優點都集中起來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特點，毫無疑問，這種組織，在今後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它將隨著實踐的經驗更加證明是正確的，是能夠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快、更好地發展的。 林彪認為，"大躍進"發生的一些困難，使我們取得了經驗。他接著說： 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麵發生了一些困難。這種困難，是多方麵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隻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 我們在物質方麵，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麵，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麵，也有得的一方麵。這種失的方麵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學生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小學起，一直到上大學畢業，十七八年的時間，他什麽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的，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付出那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麽一下，他就不行。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 對造成困難的深層原因，林彪分析說： 我感覺到，我們同誌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誌，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注17 林彪講完以後，主持大會的毛澤東說："林彪同誌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注18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唯一稱讚的，就是說林彪講得"很好"。 從林彪所以站出來說話的背景、林彪講話的內容、毛澤東對林彪講話的表態，充分反映了當年黨內高層的政治氛圍。由此可見，彭真要毛澤東檢討錯誤的話，顯然是"不識時務"，開的是"頂風船"。然而，4年後爆發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證明，彭真說，毛澤東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不良影響"，這句話是多麽的深刻，可謂是"一語中的"。 注釋： 注1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9頁。 注2 學習雜誌編輯部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5頁。 注3、注4、注5、注6、注7、注8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頁、第129頁、第146頁、第151～152頁、第152頁、第155頁。 注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2～593頁。 注10、注11、注12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頁、第169頁、第169頁。 注13 彭德懷傳記組著：《彭德懷全傳》（四），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3、1373頁。 注14、注15、注17 張素華著：《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頁、第109～110頁、第142～144頁。 注16 吳法憲著：《吳法憲回憶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頁。 注18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7頁。■ （作者為曆史學者） （責任編輯 馮立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