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在中央統戰部工作時，我曾懵懵懂懂地認為”化敵為友”，”將圈外人拉進圈裏來”是統戰工作的高端之舉。現在看，我是太理想主義了，實際上”左中右”的區分反而會加劇分裂，而”敵友”的邊界極難劃定。”化敵為友”看似正確但操作極難，尤其現在，意識形態上已是營壘對峙，再去區分”敵友”"圈內圈外”，隻會更加撕裂中國社會。
而我，在統戰部就幹了一件自以為是的事兒。我一廂情願地想將一些異見人士從”圈外”拉到”圈內”來，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勵之。
初識方勵之
劉賓雁與我丈夫理由同為活躍於20世紀80年代的報告文學作家，他們很熟悉。文學界對劉賓雁的普遍看法是”一個好人”，因此劉賓雁得外號”笨人劉老大”（當時有部電影叫《笨人王老大》）。但他寫報告文學主觀意念強，主題放大，采訪甚至不做筆記，所以往往使作品失真。他曾當過右派，提出過對黨的”第二種忠誠”，獨樹一幟。1987年與方勵之、王若望一起被開除出黨。
1988年春，劉賓雁要赴美做訪問學者，範曾在大都賓館設飯局為他們夫婦送行。由於我丈夫的緣故，我倆也在受邀之列。我沒想到那天出席的竟有方勵之和於浩成！加上劉賓雁，是當時中國最受矚目的不同政見者。此外還有大名鼎鼎的劉再複和文懷沙。
文懷沙是個老頑童，仙風道骨，妙語連珠，性格像年輕人那樣活潑敏捷，席間他說了句讓大家喝彩的話”再好的建築也還是要修一個廁所的”。賓雁則永遠都在那兒做憂國憂民狀，大家認為”笨人劉老大”對他再適合不過。再複很純樸，範曾說若不去接他，他是絕對找不到”大都”的。的確，我見他每次找電話打卻往往進了廁所。再複說自己是”不可救藥的國土崇拜者”。於浩成溫和敦厚，無驚人之語，他由於反對”第三梯隊”和”摸著石頭過河”而成為爭議人物。方勵之話不多，顯得有些矜持和微微的清高，不是能一眼望到底的人。無論什麽場合，範曾永遠是主角，談笑風生，揮灑自如，狂氣才氣傲氣兼融一身。他調侃我適合搞統戰，哪怕是”獐頭鼠目，三教九流”我都能團結。但他也遭到劉賓雁的調侃，說他講話官方和學生都愛聽，半開玩笑地稱之為”範曾現象”。範曾望著這一桌人笑道：”倘若沒有這桌人，中國會很寂寞的！”
在這一群人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方勵之，產生了一種想接近和研究他的願望。那時我剛剛去中央統戰部，完全不懂統戰工作的規矩和紀律，隻是憑著一股熱情和好奇心。我找出《方勵之言論集》仔細看了一遍，抱著橫挑鼻子豎挑眼的態度去看的。看後我又琢磨了好幾天，覺得他身上有3種成分：一是自然科學家，學術成就是高的，國家給了他很多榮譽；二是受西方影響很深；三是他具有反思批判精神。他12歲上初中時就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後來在北大物理係入了黨，在當時是名副其實的進步學生。文革10年被隔離關押期間，一方麵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麵也開始思考中國的問題所在，他是文革後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方勵之在80年代的言論放在今天真算不上驚世駭俗，至少他不全盤否定社會主義，不全盤否定共產黨，更不否定中國。這些言論準確地反映了他當時的政治狀態。接著我又看了方勵之寫的《哲學物理學的工具》一書。我一直有個朦朧看法：哲學家與物理學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勵之證實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讀書筆記：”一個靈魂活在廣袤無際宇宙中之人，思維方式和對問題的認識，確與我們有不一樣之處，比如，我們把信仰看得高於一切，而他們把真理看得高於信仰。我們為了信仰可以舍棄一切，甚至鮮血生命，而他們卻隨時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當現實與信仰不符的時候，我們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當作一種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臘封在信仰之中，而他們在信仰和現實不符的時候，不惜拋棄信仰而服從現實。”
當時覺得方勵之的觀點很新鮮大膽，現在我認為”信仰”與”真理”雖是不同的概念卻也絕不是對立的。愛因斯坦和霍金都是發現真理的大科學家，但在信仰上他們一個選擇了有神論，一個選擇了無神論，誰都不會認為真理和信仰之間有高底對錯之分。自古以來的仁人誌士，哪一個不是腳踏信仰之堅實，仰望真理之浩瀚而慷慨赴死的！但有一點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切的過激都與真理背道而馳。方勵之之所以將真理淩駕於信仰之上，是為他拋棄共產主義信仰找借口。最近看了篇他去美國後的訪談錄，其中談到他的共產主義信仰時，說了這麽一段話：”共產主義是20世紀的一個潮流，也可以說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插曲。我們也被卷進這個潮流裏來了。從俄國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思想被很多知識分子接受，可以說是一個主流。我們這一代人趕上了這個潮流的尾端，共產主義變成了理想，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我曾經在劍橋，劍橋是崇尚科學的，許多科學家都曾在那兒發展。在30年代的時候，劍橋有很多活動，是支持共產主義的，因為覺得共產主義主張平等，反對剝削，要實行社會主義，確實很吸引人。30年代劍橋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說他們沒有知識，沒有對人類的洞察，但從俄國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產主義思想被推崇，他們都相信了共產主義。到現在，80多歲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產黨員，或曾經是共產黨員。”方勵之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論述，比當前許多步他後塵者要客觀得多。
方勵之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很有影響力，搞懂他，對我了解知識分子有幫助，工作上也會多個視角。然而當時見方勵之可是件”闖龍潭入虎穴”的事，再說了，我這個身份，他也未必願見。剛好出現了契機，湖北作家祖慰來京出差，他是位超級大侃爺，我拿他當擋箭牌，讓他陪我去見方勵之。我對祖慰說，見方的本意是想試試能否拉近他與共產黨的距離。聰明絕頂的祖慰心領神會。
那天的祖、方對話很精彩，祖慰滔滔不絕，名詞術語像井噴一樣。他表達了這麽幾個意思：1.方是用大尺度來觀察宇宙的，對待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應有大尺度思維，而不是將眼光停留在某項政策或某個領導人身上。2.在評價事物上要擯棄傳統的”罪惡根源論”，不要將責任推給過去，推給別人，似乎隻要找出這個根源，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事實上並非這麽簡單。3.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內穩定（他特意用了這麽個自然科學的術語）。
祖慰還用嚴家其的兩個觀點開導方，一是民主是個程序，民主與經濟和文化發展無關，古希臘經濟是奴隸製，但民主很發達。一般來說眾人之見未必對，而獨裁者往往是對的，民主的功能僅僅是能製約獨裁者的錯誤。二是知識分子是由他的精英人物代表的，不僅三個臭皮匠頂不了一個諸葛亮，就是一萬個臭皮匠也頂不了一個諸葛亮。
談到當時的熱門話題官商，方勵之解釋道，他並不籠統反對官商，官員和他們的子弟經商也沒有什麽不對，他隻反對那種純粹損人肥己的官倒行為。又說中國講究中庸之道，走一步看兩步固然保險，但卻難以創新。而在科學上他喜歡走到極端，讓事物本質充分顯露，才能判斷錯在哪裏。這是他自己的一種思維方法。
我暗想：在自然科學上也許可以搞極端，但在社會科學上能這麽做嗎？”反右”倒是挺合他的邏輯的，引蛇出洞，充分暴露，再一個個收拾。中央文革小組說要誘導對方犯錯誤，不也是這樣的邏輯嗎？
事後祖慰對我說，方勵之比一般知識分子層次要高，他的政見並非意氣用事，而是一種哲學上的反思。但方自我感覺太好了點，有點擺譜，這是浮淺的表現。
過了沒兩天方勵之突然打電話到我辦公室，是沈衝接的。小沈對我說”方勵之找你”。這時全辦公室的人都停下工作，眼盯著我。我心裏嘀咕，這個方勵之真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他找我是台灣讓他去做學術報告，希望通過我向上麵請示。我向部裏反映了這件事，也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我認為這是台灣的一張政治牌，我們應接招出牌。很遺憾部裏沒通過，理由是目前不合時宜。
閻明複部長本是非常通情達理之人，這次不批方勵之赴台是有原因的。前一段時間方在海外發表演講，指名道姓說某領導人在海外有存款（這在80年代根本不可能，方是捕風捉影），檢察院準備以誹謗罪起訴他。閻部長為這事十分著急，他認為訴諸法律會激化矛盾，於是緊急向主管統戰工作的書記處書記和總書記趙紫陽反映了統戰部的意見，被采納。那場火剛撲滅，方又提出去台灣，自然讓統戰部為難。
幾天後方勵之又來電話說其他事，我趁機勸他好好研究學問，以科學為國效勞，別再亂說什麽了。臨了我脫口說了句：”要聽話哦！”他也笑答：”你對我像對小孩似的。”
當了20年醫生，”話療”是我們的基本功，每當碰到不配合治療的病人，”聽話！”是我最常說的一句話，這就養成了對官場而言很另類的說話習慣。有次座談會，吳祖光發言很激憤，說現在比國民黨最腐敗的時候更有過之。我湊過去笑著說：”吳老，您敢講話，說明你對這個國家這個黨還沒有喪失信心，如果您徹底絕望了，肯定就不會再吭聲了。”結果怒氣衝衝的吳老一下子就樂了，笑說：”我是成心的，外國記者老來電話詢問我是否安然無恙，所以我決定講話，讓外界看看。”但我這種隨意說話的習慣有時也會弄巧成拙，有一次介紹包遵信，由於他是”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之一，所以我說他是社科院的”拳頭產品”。沒想到包遵信居然搞不懂”拳頭”和”拳頭產品”的區別，滿臉不高興地來質問我”拳頭產品”啥意思。我趕忙安慰他：”拳頭產品就是王牌產品，是頂好的意思！”他才滿意地笑了。
方勵之急劇右轉彎
桀驁不馴的方勵之卻並不領會我們對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幟的路上越走越遠，他在港澳的”海外放言”陷許多為他說話的人於被動甚至尷尬。如他的”是非標準應高於愛國主義”，”中國要解散是目前中國的心態”，”打破地域文化做世界公民”……這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絕對是反動透頂的言論，即便在現在也是不能被我和多數知識分子接受的。我用一句話表達了我的感受：”一隻半夜亂叫的雞！”這句話後來受到嚴厲批判，理由是”你的意思是雞叫還是對的，隻是時間早了”。
方勵之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港澳的一時風光，在上層掀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給中央統戰部出了多大的難題。
1988年10月的一天，快下班時，閻部長召集李定、宋堃兩位副部長，一局鄭洪溪、孫楠兩位局長以及熊運藻和我去他辦公室緊急碰頭，傳達趙紫陽的批示。緣由是方勵之在香港的講話全麵攻擊內地的體製、政策和領導人，在上層引發眾怒，有人主張法辦他，中科院也決定停止方勵之的赴美學術活動。中央另有一些同誌包括閻（此時他已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則持溫和態度。在這種情況下，總書記批示道：”對方勵之的處理，閻明複同誌有新的考慮，看怎樣處理合適？”我認為上邊的態度是不言而喻的。這一次，統戰部的老同誌們取得了高度一致，他們主張對方勵之一不起訴，二不限製出國參加學術活動，不再給海外反共勢力口實，也不再給方勵之政治資本。
在這裏，我想多提幾句我昔日的老領導閻明複同誌。他並非官場出身，不諳政治權術。文革前他是中央領導人的俄語翻譯，文革中在秦城監獄關押達7年之久，出獄後話都不會講了。功勳卓著的父親閻寶航及母親、哥哥，著名的”閻家老店”多人死於文革。文革後閻明複出任《大百科全書》副總編，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任上沒待多久就調升為統戰部部長。因此不服氣者有之，不認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寫匿名信告他。他能積極進取地領導和開拓黨的統戰事業，他本人的黨性和悟性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他不是那種無原則的老好人，而是一位優秀能幹的部長。我曾聽統戰部研究室任濤主任說：”閻這個人真是聰明啊！他雖不是統戰出身，但對統戰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盡管如此，如果沒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達的習仲勳的愛護和支持，他閻明複縱有再大的才幹，在中國如此複雜的官場中也是寸步難行的。我本人也從習老對彭培根及其父彭鴻文老將軍一些具體事情的處理上，感受到他嫻熟的統戰工作藝術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國民黨中將，著名抗日愛國將領，20世紀80年代初與兒子彭培根教授從海外舉家返回祖國定居。在統戰部門的關照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並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長樓。彭老先生希望放棄加拿大籍恢複中國籍，習仲勳親自為他主持了改籍儀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國籍，被習老勸阻，他說培根是清華建築係教授，要經常去海外開展學術活動，保留加拿大籍會方便些。如此的善解人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黃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習仲勳的關照下，葬禮可說是哀榮備至。《人民日報》發了訃告；習仲勳、薄一波、姚依林3位國家領導人出席，閻明複等多位統戰部官員悉數到場，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對理由說，共產黨內的政協委員絕對享受不到這個待遇。
2011年張治中的長女張素我去世，彭培根認為她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我父親去世得到習仲勳關照，規格很高，但張素我大姐的後事實在是說不過去，作為國民黨元老同時又是共產黨朋友的張治中的女兒，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地位、影響都在我父親之上，可她的遺體告別連個統戰部部長都不去，失職啊！”彭培根這番對比耐人尋味。
說這些的意圖是為了說明，我敢觸碰敏感人物，底氣完全來自老一輩革命家做出的榜樣。
方勵之越走越遠
方勵之就像酵母粉一樣，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迅速引起發酵反應，不過，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彭培根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上猛烈炮轟方勵之，言辭之激烈可與方勵之一拚：”我建議你花五年時間麵壁，好好讀讀中國的書，之後才有資格說中國文化或來’亡中華文化’。否則，你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會被認為不學無術。”"像你這種言論（指讓鄧小平死），很有失身份，國際知名學者不是販夫走卒啊！”方勵之對彭培根的批評表示部分接受。
著名科學家、中科院趙院士說”我們那好幾個教授都罵方勵之，認為他不顧國家利益。他在學術上還是比較優秀的，但他的學術成就是國內給抬起來的。說方是中國的薩哈羅夫，不對。薩哈羅夫是蘇聯原子彈之父，方對中國絕沒有像薩哈羅夫對蘇聯那樣的貢獻”。從英國回來的天文學家餘×是方勵之的同事，他說：”方勵之說他去年寫了150篇論文，要知道，一年能寫一篇就不錯了，有價值的甚至10年才能搞出一篇。但方反應敏捷，對世界上的新動態、新學術文章他很快就能寫出評論和綜述，宣傳的效果大於學術的成果。他缺乏創造性的成就，天文台的人幾乎都是這麽看的。”還有一位知名文學刊物的編輯對我說：”方勵之為了迎合外國人，有意識地往不同政見者方麵靠，一心要摘取這個標簽。”
另外一批人，如梁從誡就建議中央應派人與方對話，開除黨籍可以，但應保留他科技大學副校長一職。他認為如果有一天逼得上邊非把方抓起來不可，中國知識分子就會圍繞對方的表態而分裂。中國科技大學一名教授也說，科大走了很多人，如果讓方勵之回去可穩住一批人。彭培根也向我反映，說方勵之抱怨被開除黨籍兩年多來，無人找他談話，甚至天文台都沒有。我覺得這是個事，於是找總書記的秘書李樹橋談我的想法，我認為不接觸、放任不管太消極，冷淡到何時？零攝氏度的冰塊永遠滅不了火，熱水反而有可能。樸實的樹橋說：誰也不管，誰都怕沾包也是個事。
1989年2月，又出了件驚爆大天的事，由詩人北島發起，33人簽名發出了一封給鄧小平的公開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簽名者中有很多是六局的朋友，如金觀濤、包遵信、吳祖光……。主管副部長宋堃叫六局另一副局長熊運藻去，一再叮囑六局此時要謹慎，要與黨保持一致。但局裏同誌都不同意在這種時刻采取消極的、坐觀事態變化的態度，老熊說：”如果這種時刻我們無所作為是庸局，如果出了差錯是敗局，我們既不當庸局也不當敗局！”
2月28日，方勵之給我打電話，說他沒有簽字。北島簽名事件後，加重了我的緊迫感。方勵之是當前政治風暴的”風眼”，我必須開誠布公地與他談一次。我知道我在進行一次空前的冒險，但還是決心迎上去。
我去見閻明複部長，鼓起勇氣說：”我想去見一下方勵之。”他頭都不抬地說：”可以，你去問問他，究竟想走多遠？”幾日來的千斤重壓，他一句話就給解除了。
3月5日，我以官方身份正式去見方勵之，我們談了一個半小時，基本上是我問他答，兩人都直來直去，但氣氛一直平和。我上來便問他：”你難道真的因為恨共產黨而恨這個國家和民族嗎？”方答：”我好講極端話，有那麽股子語不驚人不過癮的勁頭。其實我也不是真的不要這個國家了，否則我為什麽還要回來呢？不過’世界公民’最早是馬克思的觀點，他提出工人階級無祖國。我對開除我黨籍有意見，我讚成學生們的言論，但我是最早對學生表示反對遊行的（指1986年學潮），說我煽動學潮不是事實。”在談到他參加布什總統宴會受阻一事時，他說：”其實你們完全不必動用警察阻止我，你讓我的老師嚴濟慈來勸我，他一拍桌子我會聽的，但你們勸說不行，這是我一大弱點，可惜你們不掌握這個弱點。”我們還談到”聯署宣言”"壓力集團”等問題，方都簡明地表達了看法。最後，他表示想與當局對話。他說被開除黨籍兩年多沒有任何人找他談，連中科院也不談。他讓我帶話給趙紫陽，共兩點：一、認為他與共產黨還不是對抗性的，我插話：”真是這樣認為嗎？”他連忙改口：”至少不是敵對性的吧！我對中國有清醒認識，中國不可能實行多黨製，30年以後也許有可能。我這個人是思想型的不是行動型的，我不會搞什麽組識，也不具備這個才幹。”二、”經濟形勢越不好越應從政治上去平衡，困難時期毛主席不是還提倡開神仙會讓高級知識分子說話嗎！”
我也直率地對他說了一席話，我告訴他：”凡是來你這兒的都是讚同你的，但更多的人是不上你這兒來的，所以你隻能聽到知識分子中支持你的聲音而聽不到另外的聲音。現在美國、我國台灣都在打方勵之牌，希望你不要被利用。如果你僅僅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我想多數人會理解。但思想觀念上的問題不要和組織活動聯係在一起，絕不能幹超越法律底線的事情。”其實我此行的目地，就是要提醒他，當局對他容忍的底線在哪裏。對我的”官腔”，方並無不悅，我想起趙院士的另一句話：”方不是小肚雞腸之人。”
這次與方麵談後，我向閻做了匯報，閻說”近來事情有突破，中央同意我去見一批人，如吳祖光、金觀濤等”，還說”總書記這個人真好啊！非常理解我們！”這增加了我給上邊寫信的信心。我在信中反映了方勵之的要求，建議中央能責成閻明複找方談一次。
見方勵之後第6天，3月11日李樹橋讓我將信送到勤政殿，到了以後他讓我看了份3月6日鄧對趙的講話記錄，大意是對當前壓力絕不讓步，要趕快搞個辦法，對方勵之，不違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來。很顯然，我的信已不可能有下文了。果然，後來由政治局委員芮杏文批示，讓天文台找方談次話，我這份掃興啊！
不過，我的舉動還是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小小微瀾。六局顏立才告訴我，他奉閻部長之命去接許良英夫婦。許良英是中國傑出的科學史專家，愛因斯坦著作的中文譯者，同時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人士。他剛發起了一個42人的簽名活動，要求開放民主，杜絕以言治罪，連王淦昌、錢臨照這樣的大科學家都簽了名。在來部裏的路上，許對小顏說他聽方勵之說統戰部對他不錯，與陶斯亮有交往。閻部長在見許良英時也說：”我們派人去做方勵之的工作。”許說：”是陶斯亮同誌吧？”
就在我為方勵之”上躥下跳”之時，祖慰告訴我說方勵之對他說”與共產黨的鬥法猶如’鬥蛐蛐兒’玩”，這可真氣著我了！這是對我們這些為他的權益而奔走的人的莫大汙辱！他在我心目中天才科學家的形象一落千丈。
很快中國政局風雲突變，再後來的事誰也預測不到，方勵之終於走上了不歸路。
現在回想起來，以我淺薄的官場資曆，芝麻大點的官，居然自告奮勇去做方勵之的工作，不是天真而是太傻了。不過從與方勵之的幾次接觸中，我感到並沒有什麽可怕的，新時期統戰工作，執政黨應該有自信與不同政見的人群接觸溝通，用誠意去化解矛盾，至少表現出共產黨的磊落胸懷。周總理能將楊顯東、閻寶航這樣虔誠的基督教徒引導到共產主義信仰上來，能讓張治中這樣的國民黨元老留在北平參加新中國的成立大典，那麽我們為什麽不能以民族大義去喚回那些縱有不滿卻依然愛著這片土地的人們呢？1986年及前後的幾年，在思想界極為動蕩的形勢下，我們把多數知識分子團結在改革開放的大旗下，效果是顯著的。至於方勵之，雖然影響力大，但在當時尚屬極端，跟隨者並未形成主流。而他選擇的道路，受損失最大的恰恰是他自己。
金觀濤淡泊隱退
六局的朋友中，另一對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是金觀濤、劉青峰夫婦，他們當時是極受矚目之人。金觀濤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是中國最早全麵係統介紹西方新浪潮、人文哲學、曆史文化和科學技術的書籍，在當時知識分子中影響極大，稱得上啟蒙先鋒。”精英”概念似乎就是在這個時候為我所關注。但在反自由化的大政治背景下，他們也備受爭議。
我是在1988年9月中國文化書院的一次活動中認識金觀濤的，沒想到他如此的年輕、俊朗、熱情、易處，雙方都擯棄了偏見，他表示願和統戰部接觸。不久六局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我打電話邀請他參加。他說：”我一向不願參加會，是出了名的。但今後隻要是你通知我一定出席。”
1989年3月7日，值班室通知，說胡啟立辦公室來電話，詢問金觀濤的情況，我們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遞上去。看來我們發在內部刊物上的金觀濤夫婦的發言有了回音。到晚上觀濤告訴我，龔育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約他們談話，我馬上說這可能是上麵的意思，你要如實反映知識分子的情況。3月13日劉青峰告訴我，龔育之接他們去中南海，與胡啟立暢談兩小時，並共進午餐，談得很融洽。
3月17日，我與六局韓燕去看望金觀濤夫婦，他們反映，1988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態發生了急劇變化，罵得很厲害，但仍承認共產黨的領導。他倆還呼籲中央應建立聯係渠道，能夠聽到真話。
又隔了一天，劉青峰對我說，很奇怪，剛接到台灣《聯合時報》記者的電話，問她：”聽說你們最近被統戰了一次？一個大人物請你們吃了午飯？”劉告訴我：”海外傳得很多，還說統戰部也請我們去，聯係最近幾次事情都捅到海外，我感到這事不對頭啊，有’短路’！”他們夫婦以對我們示出誠意來表明一種政治態度，增大了我的信心。
1989年，金觀濤夫婦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做學術交流，被當時的校長高錕（諾貝爾獎獲得者）挽留，聘為中國文化研究所教授，從此遠離了內地的視線，恢複了學者本色，波瀾不驚地生活著。方勵之到美國後成為亞利桑那大學終身教授，一直到死都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但是再也達不到在祖國時那般輝煌。
事實證明，我們內部一些人對方勵之的”不接觸”政策未見得好，而對金觀濤以誠以禮相待也未見得不好。很顯然，背離國家民族的知識分子隻是極少數，願意為國家服務的是絕大多數，問題僅僅在於我們向他們釋放的是什麽信號，我們有沒有像轉化張治中、楊顯東、彭鴻文父子一樣做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在他們身上下的功夫有老一輩革命家的百分之一嗎？而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科技領域裏所占的權重，卻比那時候大了許多倍呀！在一個新媒體、自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全球幾乎互聯互通，如果仍習慣於當”駝鳥”，那麽我們終將被迫吞下自釀的苦酒。眼前的事實是，中國精英階層已徹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識形態上與我們決裂，甚至愛國主義這麵大旗也難以聚攏他們了。即便這樣，我們黨仍應以最真誠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靜觀察，沉著判斷，保持信息暢通，建立各種層麵和形式的對話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朋友們對我說：”你是帶著強烈感情色彩搞政治的！”當時沒在意，現在回想起來還真說到點子上了！在以色列殉職的沈陽市前市長武迪生，才見過我兩麵就說：”你是個能將不那麽美好的事情想象得特別美好的人。”太準確了！我知道他們指出的我性格上的特點，對搞政治的人來說是致命的。我從未動搖過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但我理解社會主義的精髓最崇高最神聖的是人道主義精神。在我意識深處，我從事的就是”人道的工作”，既然工作對象是人，那麽平等、尊重、理解是最起碼的。如果抱著”我要統你”的目的，那有誰願意被你統呢？無疑，統戰是項政治工作，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講戰略戰術，要講方針政策，可是我對我是”搞政治的”竟毫無感覺，完全沒有進入角色。現在看我確實太幼稚了！所以注定我短命的官場生涯以失敗而告終。
（作者為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兼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理事長、中國貧困聾兒救助行動主席）
來源：2015年第6期 炎黃春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