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強送毛澤東像章、語錄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極左思潮很快禍及外交領域，“中央文革小組”一夥在一旁推波助瀾。
他們要求國內有關部門向我國各駐外使館、領館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引起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懷疑、不滿和反感。短短時間內，中國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餘個國家中的30個國家先後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
1967年6月，我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幹涉。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一個組織，他們向緬甸的年輕人發送一種徽章，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都要佩戴這種徽章，目的是為了效忠英國女王。因此，緬甸方麵對像章的事特別敏感和忌諱。為此，緬甸政府製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
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裏，學校方麵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6月27日、28日，在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盡管緬甸政府調來了軍隊到現場勸阻，但還是有一些人衝入了大使館，我國援緬的一經濟專家被暴徒殺害。
緬甸政府一再表示，願同我國保持友好關係，不願意把關係搞得很緊張。但在中國，極左思潮趾高氣揚。“中央文革小組”一夥揚言，報紙的調子可以高於政府聲明，群眾的調子可以高於報紙，要逼緬甸同我們斷交。周恩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同我國斷交的極左做法。他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
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在緬甸駐華使館前，一支支抗議隊伍首尾相接，怒吼聲震天動地。緬甸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密密層層的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在那種極左的氛圍裏，群眾遊行示威和報紙上的高調宣傳，周恩來難以阻止。但是，絕不能讓示威群眾“以牙還牙”，去衝擊緬甸駐華使館。為此，周恩來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群眾隻許在使館外麵示威，絕不能衝入使館，更不能傷害使館人員。在衛戍區部隊的嚴密控製和疏導下，連續幾天的群眾示威沒有出現衝砸緬甸使館的情況。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縱部分群眾準備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周恩來及時製止了這一行動。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中緬關係的事態得到控製，沒有進一步惡化。緬甸總理奈溫後來在會見周總理時說，他也曾受到來自國內的壓力，要求他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但是他拒絕了。原因是依據他本人掌握的情況，中國外交部當時受到兩次衝擊，表明中國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再就是外電傳有人問周總理關於中緬兩國外交關係有什麽看法時，周總理回答說，中國的做法取決於緬甸的行動，緬甸走到什麽程度，中國也走到什麽程度。我們看出了周總理還是想繼續我們的外交關係；我們不願意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因為要斷絕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難了。
二：火燒英國代辦處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駐外大使、參讚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更嚴重的是，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其中不少是由於中方外交方麵處理不當而引起的。駐若幹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
1967年夏天，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衝擊達到頂點，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對外交大權的控製。毛澤東在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說：“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這在新中國的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在對外宣傳方麵，不顧內外有別的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主要任務，屢屢發生唯我獨革、強加於人的錯誤。在對外交往中，多次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其中最為嚴重、影響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據現有的資料，對它發生的原因、經過及造成的後果作一簡要的介紹。
在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當天，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
“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複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率先突入西牆。22時40分，大批群眾組織衝擊代辦處正門；10分鍾後，一些高校紅衛兵又越過北牆。不多時，從三麵進入英代辦處院內的群眾已達數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辦處東、西兩院後即開始點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的門窗、地板、汽車房、油庫及7輛汽車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樓內3個臥室、檔案室及2輛汽車也都被燒毀。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們奮力撲救，同時將代辦處的十餘名官員從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克萊爾•霍林沃思報道：
“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裏麵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著了停靠在遊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裏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
後來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說：
“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裏大約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婦女們發瘋似的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發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萊爾•霍林沃思還寫道：
“代辦處的幾位女士想到對麵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被關在鐵門外。阿爾巴尼亞人還用嘲笑的目光看著她們受淩辱。然而，有兩位姑娘在芬蘭大使館受到保護。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踢，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發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訴我，暴徒中竟然還有英國人。其中一個領頭的還穿著精製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亂踏。”
美國友好人士韓丁（WilliamHinton），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於1971年夏天訪問了清華大學，他親自訪問了清華大學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根據大量的訪問記錄，寫成了一部紀實性的著作：《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其中有親身參與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憶。
8月23日，在洗劫英國代辦處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團派”，因為這個事件中主要負責的群眾組織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聯絡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華“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成員都是一些緊跟王力的左傾幹部，並且得到外語學院幾千名學生造反派的支持。他們堅決反對陳毅，主張讓從雅加達回國的代辦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國代辦處發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港英當局在48小時之內釋放被捕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否則就必須對一切後果負責。在通牒規定的限期要達到的那一天，清華“414”接到電話，要他們動員起來，到英國代辦處前去示威。廣播喇叭一喊，全體“414”的擁護者集合開會，一個“反帝反修聯絡站”的幹部對他們說：“今天我們要去向英國人顯示我們的力量，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我們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人非法竊取了許多情報。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複，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複。帶上改椎、鉗子，我們到那兒要打開他們的檔案櫃。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射擊，不要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所有能說英語的人到前邊來。帶上電筒。”
發言者隨後打開一張地圖，指出代辦處的位置，以及電源閘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們都很興奮，”高衡慶（音）說：“我們出動了一個龐大的隊伍進城，後來還覺得不夠，又派出了一些人。我們的隊伍幫助包圍了英國代辦處。開始是守紀律的，我們整齊地一排排坐下，遵照總理規定的五條，他說，我們可以寫抗議書、集會等，但絕對不許衝擊代辦處。
“我們的抗議大會於晚上9點開始，通過高音喇叭，我們憤怒地譴責英國人在香港的暴行。‘你們將何去何從？’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問。10點鍾，通牒限期到了，該怎麽辦呢？我們隻知道要向他們顯示力量！那時，解放軍圍繞著代辦處。總理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衝擊，我去問該怎麽辦，我得到的答複是：雖然總理是那麽說了，但是群眾要采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
“實際上，那些妄圖打倒總理的人，早就策劃了這次衝擊，’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活躍分子拿著喇叭跑上來，有些人跳起來向代辦處大樓的牆上扔墨水瓶，這是佯攻。當前麵飛舞墨水瓶時，其他的人從後麵設法進入了代辦處大樓，他們開始把椅子、沙發從窗戶裏向外扔，我們身後的喇叭鼓動我們行動起來。我們衝向解放軍的防線，喊著：‘閃開，讓我們進去！’解放軍的防線由八層士兵組成，有幾個小夥子想從他們頭上爬過去，但他們摔下來了。士兵的防線終於被衝開了一個缺口，我們衝過去爬柵欄，士兵們把一些人拉下來，但其他人卻過去了。
“11點，我們看見起火了，最初是從代辦處的車庫裏的一筒汽油開始燃燒的，後來大門開了，人們衝進來，汽車也開始燃燒，三輛汽車著了火。消防車來了，但人們不讓他們進來，他們隻得回去了。火勢越來越大，消防車又回來了，許多消防員衝過擁擠的人群，接近了大樓。就在火起之時，周總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們全部停止進攻。但這個指示沒有廣播，我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但我們一知道，馬上就撤離了那個地方。但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解放軍的防線讓開路，讓英國人跑進地下室並把他們自己鎖在那裏，但人們破門而入將他們揪了出來。警察過來幹予，他們把英國人帶到街對麵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但在穿過街道時，我們的一些人還過去撕他們的衣服。
23日淩晨，當周恩來得悉造反派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後，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對此事及奪外交部大權提出嚴厲批評。他說：“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我們沒有料到你們會來這一手（指外交部奪權），事前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周恩來在講話中斷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奪權方案並命令北外“紅旗造反團”撤離外交部。周恩來表示，對這件事，還要做進一步調查處理，同時向毛澤東報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報道：“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
幾天後，在倫敦的中國駐英國代辦處遭到英國人的報複，在衝突中，一些中國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壞了我國的國際聲譽，在對外關係上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迫使我國政府付出重大代價以善其後。
1971年2月，中國外交部出資為英國代辦處修複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辦處為修複遷居舉辦了招待會。中方出席人員沒有在這一場合說明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情況並慶賀英國代辦處修複。周恩來針對此事批評外交部領導說：火燒英國代辦處大樓是當時一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讚成。對這件事應公開向英方作出解釋，當著其他外國大使的麵也可以講嘛！外交部給英國代辦處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複遷居時你們卻不報告我。
3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時，向他解釋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問題。周恩來說：那天晚上，以我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衝、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後來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新居，修複費用應由中國方麵負擔。
三：使館的雕塑也要“破四舊”
1954年春，我從中國人民誌願軍談判代表團調回外交部，8月被任命為歐非司司長，從此更關注國際局勢尤其是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非洲形勢。1960年8月5日，我被任命為中國駐加納首任特命全權大使。我於1966年初接到中央命令，調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任大使。埃及於1958年同敘利亞合並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1961年敘利亞退出“阿聯”，埃及仍稱為阿聯。它於1971年改名為阿拉伯埃及共和國。3月28日，我向納賽爾總統遞交國書，正式開始工作。我國於1956年5月同阿聯建交，第一任大使是陳家康同誌。 1966年5月，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我的到任拜會即將結束時，國內來了一個指示，要我們正麵學習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通知。該通知稱:中央決定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要求“徹底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和調動他們的工作”。通知還說，“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權。這些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這個消息使我感到十分吃驚。我們使館黨委開會作了幾次討論，大家對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說不出什麽意見，隻是提出一些疑問，會議開得很沉悶。
6月上旬，我們從信使帶來的《人民日報》上讀到6月1日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了解到毛主席於8月7日寫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此時舉行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居第二位，劉少奇從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全會通過的十六條決議要求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此後極“左”風暴在全國越刮越烈。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人大會上講話，號召打倒走資派，打倒牛鬼蛇神，打破四舊，掃除一切害人蟲。“八一八”大會後，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大規模展開破四舊活動，出現了種種違反法製和踐踏人權的行為，如抄家、體罰、侮辱人格，甚至草菅人命。許多黨政機關受到衝擊，領導人被揪鬥遊街，機關處於癱瘓狀態。
開羅是個大碼頭，是亞歐、亞非的重要通道，從國內來的人很多，他們有意無意地把國內情況傳給使館人員，人們開始不安心於正麵學習了。有些年輕同誌尤其是在埃及大學學習阿拉伯語的二十多名中國留學生開始躁動，他們響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關於“造反有理”、“破四舊”的號召，要求到大使館裏來破四舊。他們認為大使官邸院子裏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臘女神像是封資修的東西，要砸掉。我和使館的參讚們都不讚成，因為當時這一群塑像也算是紮馬力克島的一個風景點。盡管是在官邸院內，但過往行人隔著欄杆都能看得見，有人還駐足欣賞。打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國人失常可笑?但是學生們和使館有幾位幹部堅決不能容忍之，在一天夜裏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內的女神塑像就這樣在一夜之間消失，開羅報紙還就此發表了幾條消息。
那時候使館同誌隨國內的做法，背誦毛主席語錄，每個人都手拿小紅書翻看和引用。有時，一些年輕同誌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語錄，我也引用小紅書的有關段落說:“我們需要熱烈而鎮靜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等。總之，各取所需。
紅衛兵的行動迅速傳染到國外，一些留學生在莫斯科紅場鬧事，國際影響很壞。在國外的極左行為會造成嚴重的涉外事件，對外交工作十分不利，記得是1967年2月7日，我館接到國內的電報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思想革命，駐外使領館的每個同誌都要在這場革命中得到鍛煉，中央認為，不宜在國外使館進行文化大革命，使館黨委應安排館員分期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根據這一指示，使館黨委經研究決定由何功楷、徐仲夫等參讚帶領二十幾位同誌第一批回國，我作為第二批人員回國參加革命。使館約一半人員在何功楷參讚帶領下回國參加文革後，使館較平靜，幹部情緒也略為穩定一些。
在使館，我想應該怎樣把留館同誌的情緒引向積極實際的方麵去呢?我提議大家用勞動來抒發我們的革命熱情，得到一致讚成。於是我們決定擴建使館內過小的電影放映室和使館大門口的收發室，這樣，放映新的電影片時，可以多請一些外國朋友來觀看。正好這時有自索馬裏回國的援建施工隊的幾名技術人員在開羅滯留，便請他們帶領使館人員施工，他們滿懷熱情投入擴建工作。使館全體人員也很高興抽時間參加勞動。不巧的是才幹了幾天，我在向天花板上抹水泥時，腰痛病犯了，疼痛難忍。我休息了幾天後又加入施工隊的行列。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電影廳和收發室擴建工程完成了，室內陳設也煥然一新。全館同誌都讚賞這個寬暢美觀的電影廳，收發室也由一大間擴展為兩大間，有了回旋餘地。
1967年初，我國各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革的同誌已有一兩千人。他們以使館為單位組織了戰鬥隊，把大使、參讚和他們的夫人當做當權派來揭批鬥，要他們檢討並“觸及靈魂”。一些大使遭到責罵、個別被罰跪甚至毆打。據說6月間，駐埃及大使館戰鬥隊也要求把我揪回國內。他們的要求被周總理拒絕了。周總理表示，我們至少要留一個大使在外麵嘛，否則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動都沒有特使代表中國政府出麵，這樣行嗎?外交是講究身份的嘛!況且，埃及和以色列剛剛發生了六?五戰爭，有許多事情需要聯係交涉。兩年後即1969年夏，在周總理的催促下，駐各國大使、參讚被“解放”，陸續返回原崗位。我於1969年夏末奉調回國。
1967年初，國內文化大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全國各省市黨政大權被造反派奪取。上海的造反派頭頭王洪文製造安亭事件後，在張春橋的指揮下，工總司在人民廣場上開了批判上海市委領導人的大會，並宣布由造反派掌握上海黨政部門的職能，領導權實際落入張春橋、王洪文手中。之後許多省市相繼被奪權，隻有廣東省的書記主動交權，這名書記在眾多幹部出席的會議上受到周總理的嚴厲批評。
這一年的2月份，在政治局生活會上，江青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等進行猛烈的攻擊。外事口的造反派聞風而動，醞釀要打倒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7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數千人的批判陳毅的大會。據說，當時造反派還要揪鬥陳毅，被周總理嚴辭駁回。他說，假如你們要揪鬥他，我就會躺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胸膛上踏過去!我深感周總理衛護戰友的赤誠之心和主持正義的大無畏精神。
打倒陳毅之風傳到駐埃及使館，一些年輕人主要是工勤人員也來勁了。一天晚飯後，黨支部書記召集全館開大會。一個工勤同誌領頭喊口號:打倒陳毅，大家舉手跟著喊。我沒有舉手，也沒有開口。領頭喊口號的同誌質問我說:“黃華，你為什麽不喊口號不舉手?”我沉下臉說，我不知道陳毅同誌有什麽錯誤。領頭人很生氣，繼續喊了幾次，向我施壓。我還是不為所動。在這次支部大會後，我同武官和駐亞力山大總領事一道約定，決不舉手打倒陳毅。
陳毅同誌是1923年的黨員，是黨和紅軍的老領導人之一。他於30年代在江西蘇區堅持三年極其艱苦的遊擊戰，抗戰開始後組建和擔任新四軍軍長，解放戰爭時任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淮海戰役中戰功顯赫，他隨後揮師南下，解放南京和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並任市長。從1954年起，他先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外交部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20世紀40年代在延安，我在美軍觀察組工作時，他曾到王家坪來介紹新四軍的情況，深得包瑞德上校的尊敬和讚賞。日本投降後，我陪同他們乘飛機到黎城，看到他總是那樣樂觀和幽默，談笑風生。解放後，他是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我們常在市委開會，討論問題，聆聽他的教誨。1964年他陪總理來加納訪問，他的大度和機智使加納人折服。我一直敬愛他。他是忠心耿耿的革命領導人，我對他深信不疑。
1967年8月，外交方麵發生了幾件大事。一是中央文革大員王力到外交部講話，煽動造反派奪權。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奪權，領導癱瘓一個多月。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衝擊並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極嚴重的違法涉外事件。這些事件影響極壞，中央決定對王力、關鋒、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
這時，從國內又傳來消息，說造反派對外交部領導實行了業務監督，駐埃及使館的有些館員也要仿效。有一個人說:“黃華，我們要對你實行業務監督!”我說，今天晚上我要會見華僑代表，歡迎你們監督。又有一次，他們要監督我同一個外國朋友的會見，被我拒絕了。
因為我幾次不合作的表現，一些人火了。有一次，他們跑過來怒氣衝衝地對我說:“黃華，你表現不好，我們要撤你的職!”我回答說:“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歸你們來撤我。”他們一聽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聲了。
四：接線員痛罵蘇修頭子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在中國的對外工作方麵，要為世界革命服務，為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做出更大更多的貢獻”。這一提法將世界革命目標與中國外交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是基本正確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發表的《人民革命戰爭萬歲》一文卻做了錯誤的解釋，該文用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論，對當時的世界局勢進行了所謂分析，文章牽強附會地認為亞非拉國家是世界的農村，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是世界的城市，亞非拉國家各國人民應該像中國人民一樣，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進行“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世界革命，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支持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鬥爭作為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認為，林彪的文章科學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問題，是進行外交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論嚴重幹擾了中國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國與北美、歐洲發展外交關係的努力受到指責，中國與西方國家談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動出現停頓甚至嚴重倒退，也使中國在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情況下，片麵強調支援亞非拉國家的所謂國際主義義務，大量無償援助廣大發展中國家，而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竟然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延誤了中國的經濟建設進程，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謂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論的同時，極左分子還極力否定建國17年來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認為17年來的外交路線是執行了一條所謂“三降一滅”和“三和一少”的路線。“三降一滅”指：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革命人民運動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搞和平，對修正主義搞和平，對各國反動派搞和平，對革命運動支持少。在否定過去17年外交路線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時，他們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宣傳毛澤東思想，並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稱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麵奪權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權力也受到威脅，同時包括外交部長陳毅在內的外交工作領導幹部都成為他們鬥爭對象。在造反派對外交部嚴重衝擊下，外交部已經不能正常辦公，外交工作受到嚴重幹擾。而中國駐外大使也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以參加“文革”為名，實際上對這些外交官進行了野蠻批鬥，中國駐外使館的工作也被打亂。一些外交工作人員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獨尊的外交活動，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亂。他們不顧內外有別的實際情況，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怕反華，不要怕斷交等錯誤提法，在對外宣傳和交往中出現一係列盛氣淩人、強加於人的做法，如駐外使館一些工作人員對外國人濫發甚至強行發放毛澤東像章和毛主席語錄，引起反感;利用使館新聞公報等宣傳材料以及新聞櫥窗等方式宣傳“文革”;有的居然還向伊斯蘭教婦女宣傳解放思想，受到強烈反對;在出訪演出中，在演出前則必念毛主席語錄，有的語錄革命性極強，矛頭直指所在國，引起所在國強烈不滿和反對;在駐外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則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公開點名指責一些國家，引起駐在國的不安。
在尼泊爾，有少數人到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前鬧事，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為此向尼泊爾提出口頭抗議，尼泊爾政府表示以後不會再出現損害兩國友好關係的事件，並向中方表示歉意，對受傷及受侮辱的人員也表示了慰問。據此，使館工作人員認為應該采取靈活外交，不必向尼泊爾提出書麵抗議了。但康生指示：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堅決鬥爭。結果中國向尼泊爾正式提出“強烈抗議”，使兩國關係趨於緊張。
在民主德國，一輛中國大使館公務用車與德方一輛載重汽車相撞，造成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出現傷亡事故。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當時什麽都用階級鬥爭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無端懷疑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德搞政治陰謀，而且還以國家名義公開向他們提出“最強烈抗議”，使兩國關係出現非常緊張的情況。後在周恩來幹預下，中方向德方賠禮道歉，兩國關係才消除緊張局麵。
在緬甸，受中國“文革”影響，華僑學校的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進行所謂宣傳毛澤東思想，造資產階級的反，罵緬甸政府總理奈溫是反動政府首腦，是緬甸的蔣介石。結果引起緬甸政府極大不滿，一方麵，緬甸宣布廢除《中緬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為此中國撤走了412名援緬專家;另一方麵，緬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緬甸政府領導人的華僑學生，另有數十人受傷。周恩來對此分析說：華僑學校的某些行動，我們也不讚成，年輕人、僑民有愛國心，他們學我們國內的樣子去做，當然就不合適了。
在柬埔寨，在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一些工作人員支持下，一些柬埔寨華僑也學著中國國內的樣子佩戴毛澤東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滿，柬埔寨領導人西哈努克親王對這種現象懷著極大的不滿說：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變成進行報複活動的工具!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控製，柬埔寨將請中國大使館外交工作人員回國!周恩來及時處理此事，並積極進行外交活動，親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證，這樣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才不至於被驅趕回國。
在周總理批評造反派製造火燒英代辦這樣的荒唐事件不久，又發生了16歲的小姑娘坐鎮指揮造反派和紅衛兵突然包圍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事件。當周總理氣憤地質問這位年僅16歲的“總指揮”為何要包圍蘇聯大使館時，這位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辭地回答共和國總理說：“既然可以火燒英代辦，為什麽不能圍攻蘇聯大使館?蘇聯反華，是修正主義，我們就是要反對他們!”令周總理極為氣憤。
當1969年中蘇在我國珍寶島發生嚴重武裝流血衝突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擔心兩國爆發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於是通過電話想找毛澤東主席溝通一下。當這位蘇聯黨政軍一把手將電話打到中共中央總機室，剛說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誌講話”，我們的年輕話務員斷然說道：“修正主義分子，你是什麽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講話?”說完掛斷了電話，致使中蘇領導人幾個月以後才得以通話，幾乎釀成兩國更大的武裝衝突。而這位話務員還得到了康生的表揚，說他罵得好，政治水平高。
以上錯誤做法嚴重破壞了我國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使我國與各國外交關係出現暫時的困境，當時已經與我國建交或正在談判準備建立外交關係的50多個國家中就有30多個國家與我國發生了外交糾紛，中國駐外領事館由原來的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多個減少到6個。如果不及時糾正並扭轉這一局麵，我國外交工作甚至會出現嚴重倒退的惡劣情況。
對於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做法，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給予高度關注並采取得力措施及時扭轉了外交工作的被動局麵。周恩來要求在政策角度鑒別和批評極左思潮，並特別強調要加強外交人員的組織紀律性。毛澤東於1968年5月嚴厲批評了類似“世界中心——北京”這樣惟我獨尊、狂妄自大的錯誤提法，以及“以我為中心”的大國沙文主義口號，要求注意在外交工作中不要強加於人。196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又專門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了一些國家的駐華使節，並同他們進行了友好談話，向世人發出了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關係的重要信息。隨後，我國開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駐外使節，並在一定的場合，主動承擔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糾紛的責任，逐步恢複並發展了與一些國家的友好關係。例如：中國同南斯拉夫停止了相互指責，簽定了貿易協定，恢複了互派大使;中國改善和加強了同朝鮮的關係，當1968年1月23日發生美國間諜船“普韋布洛”號入侵朝鮮領海並被朝鮮海軍扣留事件時，中國政府於1月28日發表聲明，支持朝鮮的立場和做法，隨後兩國領導人還進行了互訪，進一步鞏固了兩國友好關係;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中國建交高潮，先後有加拿大、赤道幾內亞、意大利、埃塞俄比亞、智利等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
經過努力，我國及時擺脫了“文革”對外交工作的惡劣影響，逐步打開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麵。正像鄧小平說的那樣：“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盡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
來源：黃華：《親曆與見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