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毛澤東，時年八十一歲
鄧小平迫毛讓步 1973～1976年 79～82歲
毛澤東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中共領導中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派”，核心人物是鄧小平。他在毛死後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航向。
鄧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歲。一九二○年十六歲時，他飄洋渡海去法國動工儉學，在那裏成為共產黨人，受周恩來領導。法國的五年使他愛上了牛角麵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國食品。若幹年後，他還多次把巴黎咖啡館跟家鄉四川的茶館相提並論，特別提起意大利廣場旁邊的一個小咖啡館，他常去那裏喝咖啡。
同在法國的中國人形容他是個“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總是跳跳蹦蹦，走到這一角同人說笑話，又走到那一角同人開玩笑。”數十年的共產黨生涯把他演變為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個好處是他喜歡開短會，中共奪取大陸後他負責大西南，開的第一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隻花了九分鍾，與一次開會講了九個鍾頭話的周恩來迥然相異。有人說，周的風格是舉輕若重，鄧是舉重若輕。鄧處事果斷，不少複雜的政務是在橋牌桌上解決的。
從法國鄧被驅逐出境，到了蘇聯。長征時，他是中央秘書長；抗戰中，他是八路軍最高指揮之一；國共內戰期間，他前後任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總前委書記，管轄兩個野戰軍。這兩個戰役開始前，毛澤東對他簡短而信任地說：“交給你指揮了。”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總書記”。
對毛的政策，鄧賣力地執行。反右運動，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躍進時，鄧轉而反對毛導致大饑荒的政策，支持劉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五九年到現在，什麽事情不找我。”“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
毛發動文革時，曾一度考慮過要鄧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鄧不讚成毛搞文革，不為所動。毛把他打成“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軟禁在家，孩子和繼母被趕出家門。鄧被批鬥抄家，但不像劉少奇被整得那樣慘，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麽程度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根據他仇恨的程度。毛說：“鄧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毛欣賞鄧的能力，留著鄧以備不時之需。
即使是有“區別”也還是災難。一九六八年五月，鄧的大兒子樸方跟一個女兒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學去，逼他們揭發鄧小平。在這所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六十多個遭到監禁的人被拷問致死，或自殺。樸方不堪淩辱而跳樓，造成終身殘廢，從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覺。鄧和妻子一年以後才得到消息。幾天幾夜，鄧的妻子不住地哭，後來對鄧的繼母說，她覺得活著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鄧小平夫婦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槍的警衛監管，每天去拖拉機廠做工。離京前，鄧跟癱瘓的樸方一麵也沒見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兒子從上山下鄉的地方來看父母，麵黃肌瘦，穿得破破爛爛。假期結束，兒子不能不在一個小雨天離開。鄧心裏難受，當天麵色蒼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廠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癱瘓的樸方終於獲準送來江西，當鄧看到他從前活蹦亂跳的兒子殘廢成什麽樣子時，他的傷心溢於言表。江西的夏天濕熱難耐，怕兒子長褥瘡，鄧和妻子每天數次幫他翻身，替他擦澡。這是件很勞累的活，因為樸方個子大，小名“胖子”。
鄧後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裏，他在惡夢中大聲喊叫，把全樓都驚醒了，以為出了什麽事。痛苦中他進行著反思。結果是，在毛死後，他摒棄了毛搞的那一套，改變了中國。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鍛煉身體，等待機會回到政治中心去。
機會終於來了：“九·一三”。樸方經常用家裏帶短波的收音機聽外國電台。這在中國當時是要坐牢的，推行這項嚴酷政策，鄧本人也有份兒。可如今他默許兒子“收聽敵台”。正是從外國電台廣播中，鄧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對這一消息，毛政權層層往下傳達，鄧兩個月後同工廠工人一起聽到。文件裏提到“林彪迫害老幹部”。念文件的說：“毛主席對老幹部是不會置於死地的。老鄧就坐在這裏，他可以作證。老鄧，你說是不是呀？”鄧小平紋絲不動地坐著，麵無表情，沉默不語。
回家關上房門後，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談政治的規矩，和他們一樣興奮激動。兩天之後，他提筆給毛寫了被打倒以來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東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來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沒有回信。周恩來第二年五月被診斷出癌症，毛也沒有召鄧人京。毛嚐試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養周的接班人，選擇了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三十七歲的王原是某紡織廠保衛科幹部，他長相英俊，有些號召力，但談不上有治國的本領。毛派飛機把他接到北京，開始訓練他，一年之後，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為僅次於周的第三號人物。
王洪文顯然無法替代周。澳大利亞的惠特拉姆總理訪華，在毛那裏見到王，發現他緊張得不得了，整個會見一個字也沒說，隻在最後沒頭沒腦地蹦了一句出來。會見時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周恩來感歎說年輕的王那時還沒出生。會見完畢，客人準備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聲說：“總理，你說南昌起義時我還沒出生，可是我也幹了很長時間的革命。”
這樣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勢惡化。毛不起用鄧不行了。他把鄧接來北京，先讓鄧做了副總理，主要負責接待外國人。鄧不像周恩來那樣有風采，會見外國人時不斷吐痰，令好幾個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畢竟有政治家的風度。
這年年底，周的癌症進一步惡化，尿裏的鮮血止不勝止。毛做了一項重大決策：讓鄧主管軍隊。為此，他恢複了鄧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鄧是唯一可以保持軍隊穩定的人。王洪文在軍隊的影響等於零，林彪死後毛任命的軍隊主管人葉劍英元帥，份量又不夠重。
給鄧這樣的權力對毛來說是場賭博。但毛的賭注押對了。毛活著時，鄧沒有對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脅，就是毛死了，鄧也不準公開批毛，盡管他拋棄了毛的主要遺產。
毛把鄧提上政壇中心，但在鄧周圍擺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康生當時已因癌症行將就木。“四人幫”代表著毛的政策。
鄧回京不久便同周恩來和葉劍英建立了自己的“聯盟”。這三人中，鄧、葉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紂為虐的人。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廳”改名為“向陽院”，意思是心向紅太陽毛澤東。他唯一的養女孫維世在文革中受到監禁，原因在於她曾給中共高層做過俄語翻譯，見過許多蘇聯領導人，包括斯大林。毛懷疑他周圍所有跟蘇聯有來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來。江青落井下石，因為孫長得很美，毛對她也似曾有意。孫慘死在獄中。盡管周恩來據說對她愛慕傾心，周沒有伸手救她，死後他還批示調查“是否自殺或滅口”，好像孫真的卷進了什麽“陰謀”。
鄧對周幫毛搞文革是不滿的。毛死後他講，周在文革中“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雖然他緊接著又聲稱“人民原諒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後，鄧於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們有近七年沒見麵了。一開頭，兩個人對坐無言。終於，周開口了，第一句話是：“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周向來謹小慎微，這次他不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親信張春橋，而且直接抱怨毛澤東。他的話是經過仔細斟酌的，目的是向鄧表態：他要跟鄧站在一起，反對文化大革命。此話一出口，鄧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樣子，原諒了周。兩人開始長談，從此成了盟友。
這是一個轉折點。毛的兩個最重要的同事攜手結盟。鄧還常去軍隊的重地西山見另一個盟友葉劍英，與葉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氣”，這向來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現實。
鄧等人得以結盟，歸根到底是由於年邁的毛病得不輕。終身的嗜好抽煙就是在此時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對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擔心。身邊工作人員接到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進來了，免得他不知道嚇著。”視力模糊不能看書，一生手不釋卷的毛難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印成大字本看。為了印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個印刷廠，每冊印刷量五本上送毛。為了保險多印了幾本，作為檔案封存。參與注釋、校點的學者一本也不許保留。隨著毛的視力越來越壞，大字本的字號也越來越大。當毛發現即使用放大鏡也看不清這些特大號字時，他忍不住痛哭起來。他隻得靠工作人員讀書給他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診斷出來了，是白內障，成熟後用小手術很容易摘除。雖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長籲了一口氣。他在南方待了九個月，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出行。
為毛檢查身體的結果還發現，他患了一種極少有的運動神經元病，大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壞死，身體逐漸麻痹癱瘓。由於喉、咽、舌功能失調，食物和水會流入氣管囤積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後階段，不僅無法吞咽，而且無法呼吸。這是不治之症，根據毛現有的病狀，他隻能活兩年。
醫生們依匯報程序報告了毛的大總管汪東興。汪報告了周恩來。正是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周的膽子大壯，雖然外表上，他對毛是照常的恭順。
周的盟友鄧，葉也得到這一消息。他們決定不通知“四人幫”，連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訴江青是自找麻煩。兩年前毛休克，她罵醫護人員是“特務”、“反革命”。周恩來找她討論毛的病情，她反說周要逼毛交權。可是，這次不告訴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亂指控，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瞞著。他要是知道自己隻能活兩年會怎麽反應，誰也不敢說。醫生們對毛說他的身體很好，還可以活很多年。有一個外來的醫生說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馬上就被送了回去。對病狀的解釋是上了年紀之類的話，毛半信半疑。為了保證把毛蒙在鼓裏，真實病情對他貼身的工作人員一律封鎖。
知道了毛來日無多，再加上周恩來本人也病入膏肓，鄧——周——葉聯盟行動起來，要讓毛指定鄧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幹部任命到關鍵位子上。十二月，周拖著病體飛往長沙，帶著人事安排的名單去見毛。毛對這些老家夥在京城做些什麽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給他通風報信的“四人幫”。江青說她對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觸目驚心”。但是毛沒有辦法管束鄧、周、葉等人，軍隊在他們手裏。“四人幫”對軍隊毫無影響力，毛又無法在軍中新建一支與鄧、周、葉抗衡的力量。他力不從心。
怪病纏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剛離開北京南下時，他還可以在院子裏散散步。幾個月後，他就隻能拖著步子一點一點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長沙的遊泳池裏隻劃了劃水，發現手腳實在劃不動，那天便成了他與終身愛好的遊泳訣別的一天。遊泳池邊，毛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這是意誌力極強的毛從未發出過的聲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衛隊長聽到時驚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縮器官失調的結果，毛說出的話越來越不清楚，飯菜也不斷掉進肺裏，他不斷地嗆著，肺部不斷地感染。毛隻能側躺在床上由人喂飯。
在這樣的狀況下，毛隻能認可周恩來送上的人事名單，特別是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代行周恩來之職。毛沒有完全示弱，他把張春橋提拔為不論在政府還是在軍隊都僅次於鄧的人物，而且把媒體讓“四人幫”牢牢把持，使他能夠直接向全國發號施令。
鄧、周、葉的策略是先利用張春橋、江青曆史上的汙點打擊他們，把他們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歲生日那天，周以嚴肅的神情對毛講這兩位有“嚴重政治曆史問題”。毛說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問題又怎麽樣？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膽大包天地當麵把毛的妻子和親信打成敵人。毛知道他麵臨一番惡戰，他和“四人幫”一邊，同鄧、周、葉以及重新任職的老幹部對陣。
此時鄧在全國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毛指示“四人幫”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過媒體發起一場針對這批人的“批經驗主義”運動。四月，毛回北京後，鄧當麵向毛表示反對這場運動。毛被迫說同意鄧的意見，把運動怪到“四人幫”頭上，叫江青做檢討。五月三日，當著整個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經驗主義的運動，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這樣帶表白性的認錯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虛弱，到會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幾乎全瞎，說話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樣子。這是毛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
會上，毛反覆講“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陰謀害我。這是毛對中共最上層的老家夥們提出的請求。那段時間，毛三番五次對他們講“周勃安劉”的故事：在劉邦死後，軍事長官周勃與丞相陳平合謀，鏟除掌握了政權的呂後一黨，使漢室重新成為劉家天下。當時，人人皆知江青以呂後自詡。毛講的故事給老家夥們一個信息：你們不妨也像周勃、陳平一樣，搞掉江青一黨——等我死了以後。
聽毛講故事的有軍隊將帥，他們在文革中吃足了苦頭，現在由鄧周葉聯盟委以重任。他們不跟毛翻臉則罷，要是翻臉，毛就岌岌可危了。盡管張春橋、王洪文被安插進軍隊，也無濟於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軍隊對毛進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賀龍元帥去世六周年紀念日。賀龍因為不幸聽見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說要“搞掉毛”的話，成為毛疑心的焦點，慘死在監管中。軍方決定為賀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毛無法阻止，隻能規定“不治喪，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報導，不宣傳”。在軍方支持下，賀龍長女給毛寫信，指出賀龍一案牽連了一大批軍隊的人，對賀龍後事的這種做法在軍隊行不通。毛隻好答應安放儀式怎麽搞由周恩來安排，但強調一點：“不登報”。
儀式籠罩在一派悲痛的氣氛中，周恩來以體重僅三十來公斤的垂危之軀，掙紮著前來參加，並且感情衝動地致了悼詞。他一進會場就喊著賀龍遺孀的名字，扶著她的肩膀，聲淚俱下地說“我很難過”，“我沒有保住他啊！”
周措辭很巧妙，“保”而沒“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賀龍專案的負責人，賀的死，以及賀部下的入獄、受刑、死亡，他都有責任。人們對他有氣，他很清楚。他緩緩對在場的人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就這樣，他爭取了同情，把人們的不滿導向了毛。
毛從來是拿別人做替罪羊的，不習慣別人把責任贈還給他。他非得要報複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嶽飛《滿江紅》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內障摘除手術。手術隻花了七分鍾，結果完滿，毛十分高興。
眼睛複明使毛信心大增，兩個星期後他便搞了個評《水滸》、批“投降派”運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這是毛影射周恩來。周心裏明白，幾十年過去了，《伍豪啟事》這一紙謊言還可能會在他死後敗壞他的名聲。九月二十日，在做一個大手術之前，術前鎮靜劑用過了，醫生都等著周，他仍花了一個小時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啟事》做的自我辯護，用顫抖的手簽上字，交給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術車。進手術室前一刻，他對周圍的人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幾天後，鄧見到毛，對批《水滸》運動明確表示不滿。毛又把過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愛的辭藻罵道：“放屁！文不對題！”運動不了了之。
鄧有了權後幹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擺上議事日程。文革中，誰提生活水準誰就是搞“修正主義”。在毛統治中國四分之一世紀後，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對優越的城市裏，衣食等必需品都處於嚴格定量之下。說到“住”，三代同室的情況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億，但蓋的新房子寥寥無幾，老房維修幾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間，整個城市建設的投資，包括水、電、交通、排汙等，不到同期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投資的百分之四。這些年中，對醫療、教育的投資，比中共上台初期本來就小得可憐的比例，還少了一半多。農村更是一貧如洗，大多數農民吃不飽飯，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沒有衣服穿隻得赤身裸體。“革命聖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產黨剛到時還窮。延安城裏滿是饑餓的乞丐，有外國人來瞻仰聖地時，官方便把他們“收容”起來，遣送回鄉。
毛澤東對他的“子民”的境況知道得清清楚楚。從收集下情的管道來的文件，毛每天都讀，或是讓人念給他聽。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對越共領導人黎筍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哪怕越南燃燒了三十年不停的戰火，經曆了美國的狂轟濫炸，中國人還是窮過越南人。然而，當鄧小平設法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時，毛的“四人幫”卻說：“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鄧幹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蕪的文化領域有了點生機。這時上演了幾部劇情片。盡管它們無一不是歌頌共產黨的，江青仍然對它們橫加攻擊，用漂亮女演員也成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電影，毛卻想看什麽就看什麽，“解放後”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別喜歡坐在家裏欣賞戲曲。名角兒們便從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蕩蕩的北京電影廠、電視台攝影棚裏，專為毛錄音拍戲。沒人對他們解釋為何來演唱這些早就被禁的“反動黃色”的東西，隻有人警告他們不許問問題，不許交談，不許向任何人提起。錄像由電視轉播車從毛的住宅外，直接發送給毛獨家欣賞。
因為他的政策，鄧小平不時同江青發生爭執，有時拍桌子罵她，成了除她丈夫外這樣對待她的第一人。鄧也當麵對毛譴責江青，並鼓勵電影導演和其他文化人給毛寫信告她的狀。鄧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毛不能讓鄧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鄧主持做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等於要鄧自己把自己限製起來。
鄧拒絕做這個決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他是當著一百三十名高級幹部的麵說這番話的，態度強硬。毛隻好放棄做決議一事。但他同時也決心再次打倒鄧小平。
周恩來、葉劍英都曾勸鄧不要操之過急，等毛死了再說。但是鄧不願意等，他估計他可以逼毛讓步。鄧看到的是毛的極度衰弱，但他見不到的是，在這衰朽的軀殼下，毛保持著不可摧毀的意誌和慣有的老謀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歲的周恩來去世。鄧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馬上行動，把鄧的職務實質上解除，將他軟禁在家，在全國搞“批鄧”。對葉劍英，毛也同時下手，以“生病”為名拿掉了他的軍職。毛指定“老實”不起眼的華國鋒接替周恩來，同樣不知名的陳錫聯代換葉劍英。毛用他們而不用“四人幫”是因為“四人幫”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盡量減小對他決策的阻力。
周恩來的死成為導火線，點燃了舉國上下長期壓抑的對文革，乃至對毛的奔騰怒火。頭一年，鄧在台上時，“謠言滿天飛”，把周塑造成一個為老百姓嘔心瀝血，跟“四人幫”鬥爭，受“四人幫”迫害的悲劇英雄。人們對他的死表現了真誠的悲傷。媒體受命低調宣傳，大家更加憤慨。當周的遺體從醫院運到八寶山公墓火化時，北京一百多萬人自發肅立幾十裏長街兩側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權下從未有過的壯觀景象。追悼會那天，就連毛謹慎寡言的秘書張玉鳳也問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毛翹了翹他半癱的腿，說他走不動。可人們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貶周。不久後是春節，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裏的人悄悄傳說，這是毛在慶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終於在清明掃墓時分爆發。人群匯集在天安門廣場，用花圈與詩歌悼念周恩來，聲討文化大革命。同樣聞所未聞的是，人群搗毀了企圖清場的警車，放火燒了“四人幫”組織的民兵指揮部。這場暴動，就發生在離中南海咫尺之遙的地方。
毛政權用血腥手段恢複了天安門廣場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資慶祝，毛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鎮壓在全國進行，不過已是強弩之末。
雖然鄧小平並不是天安門抗議活動的後台，可是廣場四周鬆樹上掛的許多與“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當當地響著人群對他的擁戴。毛害怕鄧同人民結合起來，下令把鄧從軟禁的家中抓走，關在北京的另一個地方。
毛沒有用殘酷的方式來對付鄧，相反地，他發話要保護鄧。這並不是因為毛對鄧念念不舍，他是怕鄧在軍隊的追隨者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和生命。軍隊實際上仍在葉劍英的掌握中。葉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見川流不息的軍隊將領，直接針對毛的話，說他沒有病，“誰也休想趕我走”。在朋友中間，葉對毛的稱呼已不再是尊稱“主席”，而是“拿摩溫”，英文number one（“一號人物”）的音譯。雖無貶義，也是不恭。
在葉的住處，將帥們半公開地討論他們應該采取什麽行動。外號“胡子”的王震將軍對葉說：把“四人幫”“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因為怕竊聽器，葉打著啞謎，先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胡子”將軍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時不宜輕舉妄動，等去世以後再說。“胡子” 將軍找到他從前的下級汪東興，代表軍方囑咐他要保護好鄧小平。
毛清楚西山裏出出進進在搞什麽名堂，但他在軍隊新任命的人完全無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無回天之力。他隻好聽之、任之。就在這樣焦躁無奈的情緒下，他的心髒病六月初大發作，把他擱在死亡的門口。
毛的病危通知發給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當時鄧的夫人因眼疾住在專給高層——包括被打倒的高層——看病的三○一醫院，一位跟她親近的醫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訴了她。這樣一個絕密消息馬上被透露給主要政敵，標誌著毛的鐵腕已鬆弛到何等地步。鄧一得知這個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給毛寫信要求回家，等於是要求釋放。
毛不敢拒絕，在月底病情好轉時答覆：“可以同意”。鄧的歸期被延遲了幾天，因為朱德元帥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齡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樣引起全國抗議浪潮，怕鄧卷進裏麵去。抗議浪潮沒有出現，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鄧回家。鄧在深夜被一輛汽車悄悄接走。
這一次鄧隻關了三個月。雖然放出來後仍是軟禁，畢竟鄧是跟一大家子親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最後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歲
仇恨、失意、自憐，籠罩著毛澤東最後的日子。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裏躁動的情緒，在生命臨近終結時，由毛賦以特殊的表現方式。他喜歡六世紀庾信的《枯樹賦》，為一度繁盛的大樹枯萎凋零感懷傷情。按詩人的原意，大樹所以沒落，是因為在移植中傷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飄零異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對注釋詩文的學者提出異議，說大樹的遭遇“不是移植問題”，“是由於受到了急流逆波的衝蕩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殘所造成的”。以樹喻人，毛當然想的是自己。幾天前，鄧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剛逼著他屈辱地當眾認錯，說“我犯了錯誤”，取消了針對他們的政治運動。用江青的話來說，鄧等人是在“欺負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還不得不放鄧回家。就在這時，他讓秘書把《枯樹賦》給他讀了兩次，然後自己開始背誦，用微弱、吃力不清的聲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傷感之情：“……前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淒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是毛一生中所讀、所聽的最後一首詩詞。
在大限將臨的歲月裏，毛痛恨的不隻是鄧，周恩來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寫過九篇痛罵周恩來等人的文章，語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發表它們。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讓周做了第一次手術。他由於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憤的方法是重讀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個月，又讓人把這些心愛之作讀給他聽，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對當時的盟友劉少奇曾稱讚有加。重讀時毛把對劉的讚詞從文章中全部劃掉。
重讀這些文章，毛腦子裏或許還轉著文章攻擊的主要對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後來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蘇聯。據赫魯曉夫和王明的兒子王丹之說，毛還下過一次手，結果王明沒死而他兒子的愛犬被毒死了。王明對於毛是一顆定時炸彈，他不時做反毛的對華廣播，文革中還計劃飛返中國，在新疆建立根據地，以圖推翻毛。這個計劃由於蘇聯不支持而未實行。
從四十年代中毒以後，王明就不斷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後幾年，生命更似一縷遊絲。他的內髒全被腐蝕壞死，到後來什麽都不能消化，一點點東西，要嚼三、四個小時，算一頓“飯”。
毛幾乎所有從前的同事都已魂歸西天，多數的死同他有關。然而，這些死對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長莫及的蘇聯。劉少奇、彭德懷死了，毛不敢公諸於世。周恩來的死激起天安門廣場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國境，差點就安然無恙，而且留下一道擺脫不了的暗殺他的陰影。鄧小平呢，還活著，享受著天倫之樂。
毛自我感覺是個失敗者。幾十年苦苦追求也沒能稱霸世界。原子彈有了，可是“有彈無槍”，已有的導彈能把它準確地射過邊境就不錯了。巨額投資的中國軍工產品質量差得一塌糊塗，而且浪費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見海軍負責人時伸出小指頭，萬般遺憾地說：“我們的海軍隻有這麽大！”毛會見基辛格時，扳著指頭數著說：“世界上隻有兩個超級大國。我們落後。美國、蘇聯、歐洲、日本、中國、我們是倒數第一。美國、蘇聯、歐洲、日本，中國——你看看。”福特總統訪華時，毛對他說：“我們隻能放空炮”，“罵罵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後一次努力要爭做世界領袖。這次毛仰仗的不是軍事實力，而是中國人民的貧困。他重新劃分“三個世界”，把貧困作為“第三世界”的定義，這樣一來他便是當之無愧的第三世界領袖。毛的確被恭維為第三世界領袖，但享有此稱號的人不少。第三世界並不聽命於毛，毛也沒起什麽領導作用。就像一位美國外交官所說：“是與不是有什麽兩樣呢？”
即使毛培植起來的人也拒絕接受他的領導。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奪權沒有毛的援助是辦不到的。導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爾布特掌權後來見毛，毛誇獎他的奴隸營式的統治，說： “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舉消滅了階級。”住在中國享福的西哈努克親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軟禁的環境裏給紅色高棉作招牌。盡管毛給了波爾布特無窮的好處，波爾布特卻完全不領情。親毛的柬埔寨領導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檔案上這樣寫著：“這條可憐蟲的死是罪有應得。你這個腐朽的雜種，竟膽敢說柬埔寨共產黨是在毛的影響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隻是一個模糊的光環。尼克鬆的女兒朱莉（Julie）來訪時戴著一枚毛像章，她後來寫道：“他的反應簡直像個孩子，興奮得不由自主地緊緊抓住我的手。”為了持續保持知名度，毛見外國政要一直見到臨死前三個月。可這些會見有損他的領袖形象。泰國領導人說他們進房時毛在“打呼嚕”。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描繪道：毛說話哼哧嘟噥，頭歪倒在沙發背上。從當時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臉如蠟像，兩腮下墜，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後，再不見外國人了。
毛因未能實現做世界領袖的雄心而傷感。他的傷感不是為他的國家和人民。為追逐他的夢，為鞏固他的權力，他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造成七千萬人在和平時期死亡。對此毛沒有表示過任何遺憾。他心頭隻有自己。毛後期很愛哭，任何使他聯想到征服中國的輝煌——像看宣傳電影中中共軍隊進北京——和現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淚飛頓作傾盆雨。他身邊工作人員常見他“激動得淚如泉湧”。自我憐憫，這就是毫無憐憫之心的毛澤東臨終前最強烈的情緒。
毛這時喜歡的古典詩詞，抒發的都是英雄豪傑“壯誌未酬身先死”的感情。這份感情使他與全世界的“壯誌未酬”的大人物認同。其中最顯著的是因水門事件下台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毛一而再、再而三對他表示同情。尼克鬆離開白宮不久，毛托菲律賓的馬科斯夫人給他帶話，問候他，請他來中國。尼克鬆的女兒和丈夫戴維·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來華受到驚人的熱烈歡迎。毛對朱莉說：“馬上給你父親寫信，說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國後，中國駐美聯絡人員告訴她說，毛“把你看作一家人”。這樣的話，毛一生中大概沒有對第二個外國人說過。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鬆再度來訪。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載上外交部的禮賓司長，專程到洛杉磯去接他。這個姿態也是聞所未聞的，特別是中國飛機很有可能被扣下，做為中國沒收美國在華財產的抵押。與尼克鬆重逢時，毛以茶代酒，跟尼克鬆碰杯。尼克鬆走時，毛步履艱難地陪他到門口，無限惆悵地同他告別。毛就是把尼克鬆接來道別的，為尼克鬆上演的文藝節目裏，毛特意安排了他心愛的古典詩詞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有薩都刺的《百字令·登石頭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有張元幹的《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裏麵更歎道：“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
對尼克鬆，這些都是對牛彈琴，他聽得枯燥無味，疲倦已極。毛是在為自己抒發感情——盡管他不在場。
毛的傷感情懷還有一個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趕到台灣的蔣介石。為了防止蔣卷土重來，毛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歲高齡的蔣介石死在台灣，臨終留下遺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產黨垮台後葬到大陸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澤東私下為他舉行了一場個人的追悼儀式。
那天，毛隻吃了一點點東西，沉默莊嚴地把張元幹的送別詞《賀新郎》的演唱錄音放了一天。這首詞隻有幾分鍾長，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種葬禮的氣氛。毛時而靜靜地躺著聽，時而用手拍床，擊節詠歎，神情悲愴。詞裏寫道：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這兩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懷古往今來和國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談論兒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蔣介石談心。
詞的最後兩句，原文是：“舉大白，聽《金縷》”，表示滿腔悲憤，無可奈何，隻能借飲酒寫詞聽唱來消愁。為蔣介石送葬後幾天，毛仍念念不能釋懷，下令把這兩句改為“君且去，不須顧”，重新演唱錄音。這一改，使送別的意味達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變成了生離死別。毛向蔣介石做了最後的告別。
尼克鬆、蔣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後歲月裏，他最擔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他隻見過短短的一次，沒什麽交情。可是，皇帝被軍事政變趕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監獄裏時，毛著實傷心了一番，不斷說：“做得好好的一個皇帝，為什麽要把別人推翻呢？怎麽會落到這個下場呢？”
正是這種擔心，驅使他對鄧小平等人暗示：別動他，盡可以在他死後清除江青一黨。毛隻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對他死後天塌地陷毫不關心。毛沒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實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會長久。死前他隻有一次對為他管事的華國鋒等人說了幾句關於未來的話。未來在他腦子裏是“動蕩”，是“血雨腥風”，是“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毛沒有留下任何遺書，也沒有向任何人交代遺言——盡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時間預備遺囑。
毛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在中南海內一所其貌不揚的房子裏度過。房子是專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隻有代號，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鄰唐山市的一場七·八級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邊工作人員把他匆匆抬進那裏。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多達數十萬，官方說二十四萬，非官方估計是六十萬。如果中國當局接受國際援助的話，傷亡本可以大為減輕，但毛政權對外國援助一概拒絕。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裏，千百萬人睡在露天，“四人幫”控製的媒體卻號召人民“在廢墟上批鄧”。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來征求毛的許可。毛先說不同意，後來她又要求，毛便答應了。三天後，毛突然喪失神誌，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這時毛床邊有以華國鋒為首的政治局成員晝夜值班，回來後的江也參加，但站在毛的床後，因為毛一清醒看見她，就顯得煩躁反感。毛的兒女一個也不在身邊。
九月八日，毛從昏睡中醒來，喉嚨一陣咯咯咯響，他想說什麽話。在毛身邊十七年的理發師兼服務員周福明把一支筆塞進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發師舉起的紙上艱難地畫了三條歪歪扭扭的線。喘息了一會兒，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點了三點。理發師猜到了毛要什麽，原來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從來沒見過三木，對他也沒什麽特殊興趣，此時對三木的掛念，緣於自民黨內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要把三木趕下台。
關於三木的材料拿來了，毛的女友兼護士孟錦雲用手托著給毛看。毛看了幾分鍾，昏迷過去了。這份關於又一個政府首腦將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後的讀物。
不久，毛聲音微弱地對孟說：“我很難受，叫醫生來。”這是毛說的最後一句話。以後他再也沒從昏迷中醒過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澤東死了。他的腦子直到臨終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轉動著一個念頭：他自己，和他的權力。
尾聲
今天的中國，毛澤東的像仍然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停放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心。中共現任領導人自稱是毛的繼承者，竭力維持著毛的神話。真實的毛，依然鮮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