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大躍進 劉

粵海風》2006年第1期上，劉德中談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文章很有價值。黃嶺峻博士的《劉少奇與大躍進》糾正了社會上的浮淺認識，指出劉是大躍進的主要決策者和推動者。但是說“公社”一詞是劉少奇發明的，恐怕不能成立。薄一波同誌在《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劉少奇與周恩來、陸定一等在火車上“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隻能證明他們當時頭腦發熱，而“公社”一詞早就有了。

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國家交給劉少奇全權管理一事，老同誌多認為是放手培養接班人的英明舉措。但我覺得這裏有老毛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不建立一套交接權力的明確製度，單憑一把手的個人感覺栽培繼位者，後患無窮。老毛自以為明察秋毫又對人民群眾一片丹心，就可以避免封建帝王的悲劇，但個人再偉大，見識也有局限。結果發現劉少奇利用對毛的個人崇拜控製了全國，黨和政府重新變成了革命之前的“衙門”，毛成了被架空的晁蓋，於是隻好再次發動革命，借助人民的熱愛和林彪的軍隊，奪回政權。可是更大的麻煩來了，林彪的威望比劉還大，成了被寫進憲法的接班人……圍繞著接班人，殺得煙塵四起，血雨腥風，直到禦林軍再演玄武門，生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等四名政治局委員，舉世震驚。毛澤東總是希望選出一個理想的接班人，結果都失敗了。這不能說是毛不聰明——他對每個接班人都另留了一手，特別是伏下了鄧小平這個他不大喜歡的但又極其器重的奇才——而隻能說封建帝王立太子式的培養接班人方式，應該壽終正寢了。鄧小平在接班人問題上，吸取了毛的教訓，做得比毛要好。現在從江||澤||民朱||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這套黨政班子，盡管社會上有不同的議論，但在交接班製度上起碼是一個相當大的曆史進步。

劉少奇同誌對合作社升為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大煉鋼鐵等，極為欣賞並大力提倡。1958年6月14日，他建議普遍設立公共食堂。《光明日報》1958年8月4日報道劉少奇同誌表揚山東壽張縣，把浮誇風行為說成“是一個革命”、表揚他們“壓倒了科學家”。《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報道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縣，聽到畝產萬斤時，他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一時全國上下紛紛放衛星，產量成了衡量幹部政績的重要指標，而且還都打著毛主席的旗號。

毛意識到自己孤家寡人說自己的，黨的衙門裏在另幹一套，自己的文章也慢慢不大容易發表了，他隻好發揮五四時候練就的演講才能，到處講話。1958年11月23日，毛在武昌會議上講了一段頗為“反動”的話：“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從此話可以看到，毛把做事跟作詩分得很清楚。很多人看見毛的詩篇激情蕩漾，就認為毛是個不理性的領袖，大錯也。不大會寫詩的領導才往往拿著生活當詩來胡搞，王明博古他們就是，差點斷送了紅軍的全部家當。而看看遵義會議之後老毛領導的紅軍，那完全是個精明的企業在運作，頑強而巧妙地頂住了崩盤的危局，到陝北後重新上市，產品不斷升級換代，嚴格控製高管層持股，大麵積吸引散戶，低開高走，最後一舉通吃了天下。

可是企業做大了，各大區的銷售經理們就開始享受勝利果實了。彭德懷氣憤地說：“崽賣爺田不心疼。”可是群眾有什麽辦法，鄉長書記要的是政績啊。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黨內通信繞過中央，直接號召基層幹部群眾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可是這話也就老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敢說，要是我說，立馬衙門裏就來人辦我的學習班了。

毛澤東1960年3月痛斥“共產風”，指出“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1960年11月15日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強調要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12月30日，他要求把剝奪農民的財產都“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可是毛的心裏應該明白，那些衙門能夠做到“破產也要賠償”嗎？正像今天的溫||家||寶總理替農民工討工資，大家一致稱讚。可是如果讓每個地方政府都把拖欠的工資給農民要回來，那承包商們能答應嗎？

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雖然退居二線，但他仍然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者。大躍進不能全盤否定，總體上對於加速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還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這有具體的經濟增長數字為證，60年代的國力比50年代上了一個大台階。但是大躍進是以嚴重的剝奪農民為代價的，毛澤東沒想到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還是沒能避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悲劇。諸如全民煉鋼的荒唐、共產主義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敗家鬧劇，雖然是下邊人搞的——今後的研究還可能發現是某些人故意要看毛的笑話而慫恿的，但作為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仍然要負主要責任。他向全黨承擔了這個責任，吞下了這枚苦果。但他的心裏，恐怕更堅定了要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信念，一場更大的暴風雨開始醞釀了。

鄧小平的一個了不起的地方是，沒有因為自己在蘇區跟老毛一起被打成右派，就說右派都是好東西，都是大英雄；也沒有因為自己跟劉少奇一起被打成“資產階級司令部”，就把劉少奇吹上神壇來使自己借光。他在談及這一段曆史時說：“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老鄧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後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不敢說英明，至少可說是難能可貴了。毛澤東當年跟赫魯曉夫談論身後的接班人，沒有看好劉少奇和周恩來，獨獨提出了那個“了不起的小個子”，真是沒有看錯人也。1976年清明節，老鄧第三次被打倒，小學4年級的我在收音機裏聽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建議，保留其黨籍”，心中萬分不解：既然是個壞人，為什麽還要保留黨籍？從來沒有先例啊。當時的大人們也不過以為是毛主席“皇恩浩蕩”，胸懷慈悲而已。許多年後，讀過的萬卷書漸漸連成一片，才明白毛對鄧的又愛才又“恨鐵不成鋼”又要敲打又怕打壞了的心態。鄧對毛的感情，不是那些地富反壞右所能夠妄自揣測的。而劉少奇同誌，今天的研究者們光忙著為他平反叫屈，卻很少去研究他的真實心理。我們的當代史研究，恐怕又要落後於外國的漢學家。但願莫像杜牧《阿房宮賦》所雲：“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阿彌陀佛！






附：

此文正式媒體《粵海風》已經發表。




《粵海風》2006年第1期“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毛主席詩詞創作的兩個高潮及其時代背景

○劉德中


從毛澤東曆年詩詞創作的數量與質量來看，在他一生中有兩次創作高潮（依《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出版為準）：

一次是1935年。這年他完成了《十六字令三首》，寫下了《婁山關》、《長征》、《昆侖》和《六盤山》，還有《六言詩?給彭德懷同誌》。

第二次是在1961年。這年他寫下了《為女民兵題照》、《七律?答友人》、《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和郭沫若同誌》、《詠梅》，還有《七絕?屈原》、《七絕二首?紀念魯迅八十壽辰》。

毛澤東晚期詩詞創作確實存在“又一個高峰”，是否認不了的。（參見彭明道，《走向“文革”的心理軌跡》，粵海風2005年第3期）當然，本文的重心並不在於討論兩個高潮本身，而是在於探討兩個高潮後麵的時代背景，比較之下可以看出曆史深處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毛澤東本人的命運和中國革命都出現了重大轉折。毛澤東從不得誌到意氣風發大顯身手，應該與迎來第一次高潮不無關係。

那麽，1961年對他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呢？我們知道，1961年是國民經濟走出困難時期、開始複蘇的年份。如果出現困難是由於他的錯誤、開始好轉是因為別人的功勞，他應該不會有什麽詩情的。應該是，在他的努力下，情況才有了好轉，他才可能因為自己的成績而心情舒暢，詩興大發的。情況是不是這樣呢？曆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做出回答。



劉少奇與大躍進



黃嶺峻博士專門研究了劉少奇與大躍進的關係（《劉少奇與大躍進》，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得出的結論是：劉少奇積極參與了“大躍進”運動的決策與推動，除了在當時發明“公社”這一用詞外，他還曾大力提倡大煉鋼鐵與供給製。隨著“大躍進”危害日益明顯，從1961年開始，劉才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糾正，其前提仍是承認“三麵紅旗”的正確性。與當時“一線”的大多數領導人一樣，劉對“大躍進”的錯誤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對於大躍進的發動，在黨內地位僅次於毛的劉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說的“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的（李曉紅，《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求實精神探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也沒有從1958年開始就“反對浮誇風和‘共產風’”（譚炳華，《劉少奇的調查研究與“七千人大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

“公社”這個名詞，就是劉少奇與另外幾個領導人在閑聊中發明的，據劉1958年11月7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回憶，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廣州的火車上，劉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閑聊，“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又講了半工半讀與生活集體化，並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試驗。（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731—732頁）劉少奇對1958年開始的大辦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等做法，不僅未加反對，反而頗為欣賞，並且頗為努力地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貫徹。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成員談話時，劉借談婦女解放問題之機，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

1958年8月至9月，劉少奇赴山東和江蘇等地視察，沿途他再次對各地已經如火如荼的各種“躍進”行為加溫。在山東壽張縣，劉表揚當地的幹部群眾的浮誇行為是“壓倒了科學家”，“是一個革命”。（劉少奇同誌視察山東工廠農村，光明日報1958.8.4）在江蘇常熟縣，當一個鄉的黨委書記告訴他稻田畝產1萬斤時，劉的反應是：“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劉少奇同誌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1958.9.30）

大躍進的負麵影響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頭，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開始了糾“左”，但這一進程因廬山會議被打斷。在廬山會議之後的近半年時間裏，劉在很多場合一方麵繼續為大躍進辯護，另一方麵開始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使得對大躍進的糾正愈加困難。就在1959年8月底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劉少奇公開攻擊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好意不多”，並且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繼續認為大躍進是為了徹底解放生產力，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堅持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後還會有的，恐怕一萬年以後還得有”。認為劉在1959年已經洞察到大躍進的危害，隻是迫於壓力不便公開的看法難以成立。

劉的思想變化大致在1961年才發生。這時，大躍進的危害已暴露無遺了。1961年5月，劉回到他的家鄉湖南寧鄉，在與鄉親們的座談中，劉除了承認中央工作有錯誤之外，還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對食堂發表微詞。劉少奇思想的轉變與反省這個時候仍然是在一定的範圍內進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麵紅旗”。他堅持以政治標準來規範和要求經濟工作，並提出要防止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說過“高級幹部中有，青年幹部中也有”（修正主義）（對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1962年11月12日）。這實質上與此後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是有著某種十分緊密的內在聯係的，他後來在“四清”運動中的表現與這種認識有關。對於劉少奇與“大躍進”的關係，應當作如實客觀的評價。鄧小平說得好：“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頁）



毛澤東糾風的努力



對於“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的危害，毛澤東早有認識，並且一直努力加以糾正。在派吳冷西去人民日報社擔任社長抵製“浮誇”時，甚至交代要有“五不怕”的思想準備。為什麽會這樣？阻力來自哪裏？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這裏講到的問題現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說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麽他那個時候與中央還是有區別的，與行政係統的距離應該更遠了。無怪乎會出現“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方，他想發表篇文章都辦不到。而且，他自己對於搞經濟與做詩的區別是很清楚的，用的辦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為他的浪漫詩篇就想當然認為他指揮打仗、搞建設都是用寫詩的路數的。毛澤東寫詩寫“高峽出平湖”，但是在當時並不主張上馬三峽工程。

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直接號召基層幹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關於密植問題，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認識到“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據毛身邊的人回憶，毛對於“畝產萬斤”之類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是辯證法大師，對於密植等問題是有正確認識的，但是對於這方麵的死硬命令，他隻有希望群眾不管這些指標。他大張旗鼓唱低調，那麽是誰唱高調、瞎指揮呢？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批示說：“‘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麽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餘，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幹部大會。”

1960年11月15日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又強調：“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年12月30日，在《堅決退賠，刹住“共產風”》中指出：“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隻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麽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麽都沒有，公社隻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麵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麵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麵，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麵反，一麵又刮；一麵反，一麵又提倡。”對於平調本質的認識，毛澤東上升到了馬列主義的高度上去講，他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主張認真退賠，那麽這是上麵的誰搞出來的呢？真正懂得辯證法，應該不會思想混亂，前後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中，毛澤東進一步總結說：“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事實很清楚，毛澤東從1958年底就開始反複強調要糾風、要低調，而處於“一線”的劉少奇1961年才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糾正。誰應該對困難局麵承擔更多責任、誰對扭轉局麵更有貢獻呢？是不是處於“一線”的人們急於表現才搞得欲速則不達呢？“人禍”之說是批評別人還是自我檢討呢？我們對於曆史的認識，要經過反複、具備一定條件才能夠接近真理。我們必須不斷反思，超越一定曆史時期的局限甚至誤導，才能不斷取得進步。

黃嶺峻：劉少奇與大躍進（轉）

(2007-09-15 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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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劉少奇積極參與了"大躍進"運動的決策與推動，除了在當時發明"公社"這一用詞外，他還曾大力提倡大煉鋼鐵與供給製。隨著"大躍進"危害日益明顯，從1961年開始，劉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糾正，不過，其前提仍是承認"三麵紅旗"的正確性。與當時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一樣，劉對"大躍進"的錯誤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大躍進的發動，直接源於中共領導層的錯誤決策。這中間，作為始作俑者的毛澤東自然應該承擔主要責任。而在黨內地位僅次於毛的劉少奇，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說的"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1]或者從1958年開始就"反對浮誇風和'共產風'"[2]？從筆者掌握的材料看，這種判斷值得商榷。通觀劉在當時的言行可以發現：盡管在大躍進後期，劉對"左"傾錯誤有所糾正，但在初期仍積極參與並推動了這一運動。

　　一、劉與大躍進的發動

　　大躍進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並大社的主張，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開端。但"公社"這個名詞，是劉少奇與另外幾個領導人在閑聊中發明的，據劉1958年11月7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回憶，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廣州的火車上，劉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閑聊，"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又講了半工半讀與生活集體化，並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試驗。[3]

　　閑聊並非玩笑。事實上，劉少奇對1958年開始的大辦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等"左"傾做法，不僅未加反對，反而頗為欣賞，並且頗為努力地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貫徹。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成員談話時，劉借談婦女解放問題之機，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河南有一個農業社，有五百多戶人家，其中二百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飯了。組織起來之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二百多人作飯，現在隻要四十多人作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他並且大膽預言："到將來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4]在同一場合，劉還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熱衷生活集體化的動機，即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所不具備的條件，可以實現歐文等人的未竟之業，而在其年輕時，歐文等人的新村試驗的材料，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這事實上也是同時代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的共同的心路曆程。

　　可能是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劉少奇不久提出了更為大膽的設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他預言："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電要慢點，多幾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國人口等於三個蘇聯，四個美國。美國就是多幾噸鋼和其他工業產品。十五年我們要趕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歐洲共六億人口，和我們一樣，麵積也差不多。歐洲幾十個國家，不互相幫助，我們幾十個省可以互相支援。發揮地方積極性，十五年許多省要超過一個國家，河北要超過英國，河南要超過法國，再一個超意大利，再一個超西德……我們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5]劉認為中國可以提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理由，便是人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劉還解釋報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痹敵人。

　　1958年8月至9月，劉少奇赴山東和江蘇等地視察，沿途他再次對各地已經如火如荼的各種"躍進"行為加溫。譬如，在山東壽張縣，劉表揚當地的幹部群眾的浮誇行為是"壓倒了科學家"，"是一個革命"，並要求當地"撥出幾百畝地，辦一個學校"，"學生一麵生產一麵學習"，"用這個辦法，不要很久，全國人民都能上大學"。[6]而在江蘇常熟縣，當一個鄉的黨委書記告訴他稻田畝產1萬斤時，劉的反應是："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7]

　　對於有人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劉少奇也在很多場合予以反駁，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與南通幹部的座談會上就說："搞土高爐能出鐵就好。這是出的師傅錢，不要算成本，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術，我們學會了本領，一年就能出幾萬個煉鐵的人。一萬人開礦，一萬人運輸，一萬人煉鐵，有三萬人真了不起，這辦法好，每個縣都要出人支援煉鋼煉鐵。"[8]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他再次談到這一點："現在困難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煉那麽一點鐵，按照成本算起來，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來。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把人鍛煉了，將來可以煉鋼煉鐵，將來我們就有成百萬、成千萬的鋼鐵技術人材。這個時候化點錢學習，很有必要，不算浪費。現在建成一個小爐子，煉幾個月扳掉了，這不是白煉的。再扳掉，再蓋大的，再扳掉，再蓋很大的。這算是什麽浪費呢？不算浪費。從這樣發展起來，我們國家精神很好。"[9]這事實上也是當時反駁所謂"懷疑派"的最為流行的一種解釋。

　　綜上所述，在1958年大躍進開始之際，劉少奇基於年輕時對新村理想的偏愛，積極參與了這場運動的決策與發動，其熱度並不亞於同時期的毛澤東。這時的劉，不僅要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還設想將全國建成一個大公社。1958年底，當一個外國客人問他學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時，劉的回答是："都搞，機關和街道也要搞。"[10]

　　二、劉與大躍進的繼續

　　大躍進的負麵影響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頭，於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開始了糾"左"，但這一進程因廬山會議被打斷。

　　在1959年7月至8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劉除利用一些曆史問題攻擊彭德懷搞陰謀，有個人野心之外，還隨著毛的意思，繼續為大躍進辯護。就在廬山會議閉幕後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劉發言說："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製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上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種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眾運動，都總會有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問題，或者八個指頭和兩個指頭，或者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問題。"[11]

　　事實上，在廬山會議之後的近半年時間裏，劉在很多場合一方麵繼續為大躍進辯護，另一方麵開始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後者使得對大躍進的糾正愈加困難。

　　就在1959年8月底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劉少奇公開攻擊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好意不多"，並且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這麽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麵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12]

　　而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繼續認為大躍進是為了徹底解放生產力，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堅持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後還會有的，恐怕一萬年以後還得有"，此外，他還以前所未有的調子呼籲要搞對毛的個人崇拜，他公開說："毛澤東同誌的領導，絕不次於馬克思、列寧的領導，假如馬克思、列寧生在中國，我想他們領導中國革命也不過如此。"而其理由則是："黨要有威信，無產階級要有威信，如果沒有什麽個人的威信，怎樣建立得起來？"[13]至於如何防止個人淩駕於黨之上，劉則隻字未提。

　　有論者認為劉在1959年已經洞察到大躍進的危害，隻是迫於壓力，不便公開。我們看到，劉在上述公開場合仍不遺餘力地為大躍進辯護，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場合，劉的觀點似乎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1959年11月間，劉曾與一些幹部討論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其多次發言中，除了開始強調按比例發展、兩條腿走路外，更多的還是重複政治掛帥、覺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說："幹勁從何而來？教科書中認為是物質刺激。幹勁不僅可以從物質刺激來，也可以從政治覺悟來。""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問題是如何去掉這種殘餘。是靠物質刺激呢，還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實行夥食供給製，懶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先給他，然後教育他，這樣更有效。……物質刺激的辦法我們不提倡。"[14]

　　從這些似曾相識的發言中，我們絲毫看不出對大躍進錯誤的反省。

　　三、劉對大躍進的糾正

　　從筆者現在掌握的資料看，劉的思想變化大致發生在1961年。這時，大躍進的危害已暴露無遺。

　　從1961年春開始，劉的思想出現了四個明顯而重要的變化：

　　（1）強調調查研究。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中共一貫的傳統，從革命戰爭年代開始，毛澤東就在黨內反複強調。不過劉這時所說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層幹部的欺騙，了解事實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談到記者工作時就曾感歎道："現在農村幹部有一套辦法，不讓你們記者了解真實情況，給你弄虛作假。我也沒有辦法。"[15]為此，他對毛澤東一貫強調的調研風格也表示了一絲不滿，如他所說："毛主席說，調查研究要誠心誠意，甘當小學生，就可以了解情況。僅僅隻有當小學生的精神，僅僅隻有誠心誠意的態度就行了嗎？不行。"[16]

　　（2）要求解散食堂。

　　1961年5月，劉回到他的家鄉--湖南寧鄉，在與鄉親們的座談中，劉除了承認中央工作有錯誤之外，還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對食堂發表微詞，他的原話是："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食堂有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麽回事，專人煮飯，專人炒菜，專人砍柴，專人擔水，專人整米；一個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甚至占二分之一，半數的人都去作飯了，燒硬柴砍樹，茅草不砍，小樹砍得隻是上邊剩一點大的頭，砍了山林，還有其他毛病，好處也可以講個把兩條，說是出工齊，出工齊可以用別的辦法解決嘛！""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17]在同一場合，他對自己此前曾推崇備至的供給製也表示了懷疑。

　　（3）反對文過飾非。

　　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劉一方麵仍然認為當時的錯誤是在執行三麵紅旗過程中的缺點，並不牽涉到三麵紅旗本身，但同時第一次在黨的會議上對所謂"一個指頭"論表示異議，他說："有的同誌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18]要知道，"指頭論"的發明者便是毛澤東，毛與一些高級幹部在廬山會議上反駁彭德懷的主要理由便是彭將一個指頭的錯誤無限誇大了，因此是別有用心。也就在同一次會議上，劉還借湖南農民之口，第一次提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4）強調價格作用。

　　當時，劉並沒有從理論上闡述市場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但在一些個別場合還是流露出通過價格杠杆調節經濟行為的思想。比如，1961年夏他在內蒙林區視察時，就談到要通過價格來調節生產，他說"現在既要搞大木頭，又要搞小木頭，但問題是，搞小木頭工資低，搞大木頭工資高，小木頭價格高，大木頭價格低，我想在木材價格方麵，可分兩種價格：一種是收購價（出場價），另一種是銷售價。收購價按成本和利潤規定，銷售價則按使用價值規定。收購價應當是小木頭貴（因為費工成本高），大木頭便宜（因為省工成本低），可以把大木頭的價錢降下來，小木頭的價錢加上去。銷售價則反過來，小木頭便宜，大木頭貴一些。這樣勢必使小木頭不賺錢19]且不論這種辦法是否可行，在"共產風"尚未完全平息之際，大談價格作用即是大膽而可貴的。

　　正是經過這近一年的醞釀，劉少奇對大躍進錯誤的認識逐漸清晰，並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即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得到了充分展現。

　　劉在"七千人大會"上除了繼續主張"七分人禍"論，反對"一個指頭"論外，還有兩點十分重要、但易被忽視的思想：（1）重提民主集中製。如果對照一下他在廬山會議之後關於個人崇拜的言論，可以想象其思想的巨大變化。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公開說："在黨內和群眾中，又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鬥爭，這樣，就使群眾和幹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話，也不讓講真話。這樣，就嚴重地損害了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製，使上下不能通氣，使我們在工作中的許多錯誤長期不能發現，長期拖延不能改正。"（2）反對"左"比右好的說法。由於曆史的原因，黨內已形成"左"傾錯誤是好心辦壞事的思維定勢，劉對此種說法予以反駁，他認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這裏所說的'左'，是括弧裏麵的'左'。'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裏麵的'左'派。"[20]

　　在此後的一些會議上，劉還比較陷晦地說過："躍進，應該從一個曆史時期來看，不是從一兩件事情上麵來看。""這個'一大二公'的口號我們也還不取消，放到這裏再看嘛。"[21]對大躍進與"一大二公"的不滿之意，溢於言表。

　　四、餘論

　　在1961年之後，鑒於極其惡劣的經濟形勢，劉少奇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開始對以前工作中的錯誤進行較深刻的反省。但是，這種轉變與反省也是在一定的範圍內進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麵紅旗"。

　　就在劉少奇反省大躍進錯誤的同時，他同時又堅持以政治標準來規範和要求經濟工作，譬如他認為"走後門"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走後門"的人是"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22]在"七千人大會"上，劉一方麵承認當時"出現了一個大馬鞍形"，另一方麵又認為錯誤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23]而在此後的幾次場合中，又數次說過："有多種經濟成份，有個體農民，就產生資本主義。"[24]並提出要防止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說過"高級幹部中有，青年幹部中也有。"[25]這些提法在實質上與此後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著某種十分緊密的內在聯係。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其反省的這種局限性，便無法理解他後來在"四清"運動中的諸種表現。

　　綜上所述，對於劉少奇與"大躍進"的關係，我們應當作如實客觀的評價。1980年，鄧小平在談到"大躍進"的責任問題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26]事實上，從上麵的論述看，劉非但沒有反對，在一定時期還曾積極參與。隻有認請這個事實，我們才能理解當今改革開放政策的彌足珍貴。

　　注釋：[1]李曉紅.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求實精神探析[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2）.[2]譚炳華.劉少奇的調查研究與"七千人大會"[J].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2）.[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731-732.[4]劉少奇：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資料室：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C](注：以下引用劉少奇的文章未加注明者均引自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1958年7月5日）[A].[6]劉少奇同誌視察山東工廠農村[N].光明日報，1958-08-04.[7]劉少奇同誌視察江蘇城鄉[N].人民日報，1958-09-30.[8]劉少奇：在南通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23日）[A].[9]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27日)[A].[10]劉少奇：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1958年10月3日）[A].[11]李銳：廬山會議實錄[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18.[12]劉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59年8月24日）[A].[13]劉少奇：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9月9日）[A].[14]劉少奇：在討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發言（1959年11月）[A].[15]劉少奇：關於人民日報工作的講話（1961年5月1日）[A].[16]劉少奇：關於報紙宣傳工作的講話（1961年4月28日）[A].[17]劉少奇：在湖南寧鄉炭子衝幹部和社員會上的講話（1961年5月7日）[A].[18]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5月31日）[A].[19]劉少奇：在內蒙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林業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8月6日）[A].[20]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A].[21]劉少奇：在第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3月21日）[A].[22]劉少奇：關於禁止"走後門"問題的談話（1961年10月22日）[A].[23]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A].[24]劉少奇：對下放幹部談人民公社問題（1962年7月18日）[A].[25]劉少奇：對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1962年11月12日）[A].[2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