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胡萬林有行醫證

胡也就不可能如此使用芒硝等大劑瀉下藥了。
現當代中國，對中西藥物的管製即有寬鬆的1麵，還有嚴禁的1麵，而這是政治。
比如，當局對中草藥方劑的單味藥藥量的確定與標注，都是相當保守的，中國的法定藥典及法定教科書（全國統編，政府組織人力，再以政府名義推出出版）給出藥量，即常規量，都是小劑量。
比如，3克=1錢，常規中草藥物標注的用量多僅3-6克。如此，1）可以極大地保護政府自己，2）可能極大地保護消費者用藥安全，但是，作為自然草本木本的藥物，其臨床學的意義可能因此大打折扣。當然，這都不得以為之，世界上暫時沒有完美的醫學政治經濟學——關於此，我有提出過新說，並無幾人讀懂，而人微言輕，不過是1個普通的醫者，不過表達了1份醫者的好奇之心而已，也算胡思亂想也，無所謂而已。
所以，按上述，中國的中醫師用中草藥方劑訴諸於臨床學實務，他們必高度遵循國家法定劑量單位的常規量，或安全量，以期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因為，當你是個執業醫師，1但超乎尋常地用藥，則必有違常規，如果發生意外，或毒性，或負麵影響，則醫師難逃責任與遭遇報怨。。。中醫更是如此。
雖然，中醫源於中國，但是，近現代以來，中醫1直遭受打壓，其原因多麵，所以，中醫師在中國也是弱勢的。。。因此，中醫師用藥更多保守，而很多草藥多是藥性溫和的，但也可能存在毒負作用，但是，很多藥物，其毒性就是藥效，很多藥物，必須大劑量方可顯示完美藥效。。。則由上述原因就難以展示，而中醫師用藥極度保守，也是雙刃劍，反過來又加重中醫學術進展遲滯，因為，作為1種醫學實務，其最終極的價值還在於它的臨床學價值，而藥效，尤其是經方之效，其藥物與方劑的原始態，藥量比，與原始藥物，與較大藥量。。。對藥效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因為上述原因，則經方或被廢棄或被消降。。。從單純的學術角度講，是可惜的。須知，經方是人命鋪墊出來的，存世也不多，而且被訴諸於臨床學反複實證已曆1800來年，漫長的時空與密集的實證，對某自然草木藥物，或某可食之物的安全有效提供終極的結論。這1點，被很多中西醫人合理合情地給忽略不計了。
然而，任何新與舊，中與西的藥物，其效用都是正負兩麵的，是藥物，也都是毒物，問題是，人們如何認知毒物？這與固有觀念的有關，更與醫學政治有關，還與醫學經濟有關——人們在討論中西醫學所有主題的時候，爭論，論爭，辯論，討論，探索，好奇。。。皆無妨，但是，大師們1定要說實話，說真話，自己也要清醒地知道我上述所說的這回事。
不然，關於醫學的討論，就是緣木求魚，口水橫飛，用意氣用事遮蓋學術之真。這是科學與學人們的悲哀，更非蒼生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