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我1966年從西安市一所有逾百年曆史的重點中學高中畢業，高中三年，我當了一學期的學習班委和後來兩年半的班長，是個好學生。66年初夏，我們已經完成體檢，在高考誌願表上我填了北大無線電係為第一誌願，正“磨刀霍霍”準備上“戰場”一搏時，突然得到推遲高考的通知，一時間心裏五味雜陳，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麽事情發生。那時我剛滿19歲。
接著是文革兩年多的停課鬧革命，我轉眼間成了“黑五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串聯中亂跑了幾個城市，“8.31”也混在天安門廣場看見了城樓上不比螞蟻更大的偉大領袖。步行大串聯開始時，我們班5個同學4男1女，正好在貴州遵義，突然一個念頭要從遵義重走長征路去陝北延安, 以表對偉大領袖的忠誠。在紅衛兵接待站的幫助下，我們做了灰色紅軍八角帽，腿綁帶，還有一麵“紅衛兵長征隊”的紅旗，鬼使神差，真的就開始“萬水千山隻等閑”走起來了。按長征路線順序一路經過：遵義、烏江、息烽、貴陽、安順、興仁、興義、昆明、元謀、過金沙江、會理、德昌、涼山彝族區、西昌（在一個汽車修理廠學工近一個月）、石棉、瀘定、大渡河、天全、寶興、新寨子、翻夾金山(雪山)、達維鄉，到達小金縣。這時中央通知停止串聯回校複課鬧革命，小金縣成了我們全程步行的終點。小金位於夾金山北麓山腳，十分偏僻，要回成都隻有先乘無蓬卡車一天去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馬爾康，再換乘帶蓬卡車經理縣、汶川到成都，然後火車回西安。這不是本文重點，略述帶過。
回到學校後，“複課鬧革命”中的一件事情影響了我好幾年的命運。一天，我跟朱X（其父後來是工程院院士）和張X（其爺爺是原西安市長）一起私下談論從敵台聽來的第一夫人江青的風流往事。不曾想，張X把此事告發給了駐校軍代表。這可不得了，我和朱X一下子成了“反動學生”，所犯之事當時可是有殺頭之罪的。軍代表把我關在教師樓二樓一間屋子裏，盤問了兩天。大概是因為事關特別重大，後果不堪設想，或是因為我們隻是私下議論而沒有造成影響，也或是軍代表起了某種惻隱之心，總之，軍代表把此事壓下來沒有向上匯報。逃過了一劫，但是我後來時時能感覺到檔案裏一定記了我一筆。多年後同學們為我這個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原班長搞聚會時見到了張X，我多次有意識地看著他，他卻一直躲著我，不跟我打招呼不說，都不敢看我。其實我隻要有他一句“對不起”也就“泯恩仇”了，那天我最終還是放過了他。
1968年底響應偉大領袖號召上山下鄉，我們同班4個男生和外班2個女生插在一個生產隊，在陝南南鄭縣。漢中盆地，氣候溫和，出產大米。但人多地少，農民很窮，吃不飽肚子，我們隊就有一個單身漢靠拆房梁換米吃的，農民不歡迎但無法違抗攤派的知青。我們住在一個幹打壘築成的土房裏，兩道土牆在室內隔成了3間小屋，男女生各一間，中間是廚房。房頂是瓦，沒有頂棚，到處走風漏氣，冬天屋子裏刮小風，雪花順著瓦縫間飄進來，睡覺時頭得埋在被子裏。水從井裏打來存在缸裏用，沒有電，一間屋一盞煤油燈。廁所是一口缸埋在外麵牆角，半人高的土牆圍起來，男女共用。下雨天上廁所需要穿蓑衣戴鬥篷。糧食是隊裏分的穀子，要去打成米，蔬菜靠自留地種，用自產的糞水施肥。燃料就隻有稻草，不夠用，得幾十裏路進山去打些細樹枝來。沒有肉吃，我們養了一頭豬，過年前殺了，除了猛吃一頓外都醃成了臘肉，掛在屋梁上，細水長流慢慢吃。我們6人處得很好，不僅沒有分灶，還互相幫助，爭著幹家務活。
本鳥1969年在插隊時留影
我們跟農民一模一樣出工掙工分，農活不難，一學就會，靠的是力氣和耐力。插秧、割稻、打場、犁田、整地、除草，樣樣都沒問題，也獲得了村裏農民的好感。年底分紅，一天勞作掙的10個工分所得就是24分錢人民幣，勉強夠隊裏分糧、買鹽，打醬油和點燈的煤油錢。女生更可憐，出一天工隻掙7個工分。
為了能一天多掙點工分，我常常去幹一些沒人願意幹的活。比如，我和老唐拉架子車步行去60多裏外的漢中拉卷心菜外麵剝下來不能吃的綠葉子，回來給隊裏作豬食，第一天空車去，裝好菜葉子，沒有什麽差旅費, 晚上就找一個路邊的稻草窩露天睡覺，第二天拉回來，兩天多掙了4個工分。再比如，一個冬天，我和老周、老唐加入民工隊伍，扛著行李去勉縣修築陽（平關）安（康）鐵路，幹的活就是每天沒完沒了地往鐵路路基上用推車堆土，睡在工棚裏的一長溜通鋪上，很快就染上了虱子，吃大鍋飯，水煮菜葉子飄著幾顆油花。這樣幹了3個月，每天掙12個工分，算是多掙了一些錢。
在農村插隊的那幾年，情緒極度低落，不知道何時是個盡頭也看不到任何前途。爸爸勤勤懇懇，是一個局級單位的總工程師，自然就成了“反動技術權威”，還被無端誣陷為一個全國反革命集團成員，被局裏所屬的技校學生打斷3根肋骨，皮開肉綻，自殺未遂，一直被關在地下室裏, 隻發一點可憐的生活費。母親隻是一個本分的工程師，因為姓薄，籍貫與薄一波同村（山西定襄芳蘭村），就成了薄一波的所謂”侄女”，加上外公曾是閻錫山部下的高階軍醫，就被掛上“薄一波侄女”的牌子，在大院裏打掃公共廁所，弟弟和妹妹也都在農村插隊，姐姐醫學院畢業在鄉下一個衛生院工作，全家6人分在6個地方，隻剩一間房子堆放部分家具，一家人過年都沒個地方團聚。
1971年，一個集體所有製的“南鄭縣修建合作社”招工，來招工的人忽悠我說當電工，對前途絕望的我報了名，心想隻要能吃商品糧，發工資就行，不敢有別的奢望了。修建社從不同公社共招到4個知青，小王初中畢業，幾乎就是個殘疾聾子；老胡高三畢業，比同班同學要大近三歲，是知青中的高齡人；女生小霍初中畢業，地主家庭成分，父親早逝，跟母親寄居在姐姐家，我們4個都是極度自卑看不到前途的可憐蟲，一般知青是看不上這種招工單位的。修建社一共大約150來個工人，全是當地農村出來，穿著工作服的農民，老婆孩子都在鄉下，下了班就想回家FXXX老婆那種，不是我說髒話，他們在工地上都是以性話為主，難得有其他話題，有提振精神消除勞累的效果? 複員軍人雷XX，說他一晚上8次，因而得名“雷八豁" (Huo，陝南方言，次數的意思）, 連女工都叫他的這個葷名，我現在都想不起來他的官名是什麽了。
南鄭縣城周家坪就一條街，修建社社部就在那街頭的一座二層小木屋裏，頭兒孫主任是兼管隔壁縫紉社的黨支部書記，沒正經事，就在縫紉社晃來晃去，跟那幫娘兒們講葷段子。修建社上麵屬縣輕工局管，“技術權威”是從鹹陽建築學校畢業了兩年的一個中專生，老婆孩子還在關中老家鄉下。我來到修建社報到，沒想到孫主任要我在那座木樓裏坐辦公室當團總支書記，給他搞政工宣傳，他缺的就是一個筆杆子給他吹牛和緊跟形勢製造紅色政治氣氛。他沒想到我不識好歹，毫不含糊幹幹脆脆地拒絕了他。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對全國上下那種假話、空話、大話，毫無底線的吹捧早已厭惡至極，搞政工宣傳，抬轎子，昧著良心說假話絕不是我要幹的。孫主任翻了臉，在全修建社大會上宣布我不準學技術，隻準抬磚和泥。於是我下到隊裏，住工棚，幹最粗的活，象個臨時招來的小工。月薪29.5 元，有一次剛發了工資，全數被小偷偷去，整得我靠借錢買飯票。
修建社幹的都不是什麽大工程，比如給某個內遷三線工廠蓋個三、四層宿舍樓，或給本縣某個單位的房屋翻新，改建，加建，修修補補什麽的，幹完一個項目就要換個地方，流動性很大。南鄭縣周圍山坳坳裏內遷的三線廠不少。這些內遷廠的工人多是講普通話從沿海大城市來的，在南鄭當地人看來就像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看到外國人一樣，是“上等人”。我戴著眼鏡象是個文化人，混在這些當地鄉下人裏，幹的是最粗的活，搬磚，篩沙子，拉車，運送混凝土，就像一個正接受勞動改造的 右派分子。那些上等人路過時瞟我一眼，也好像覺得什麽不對勁。在農村時是跟幾個同學在一起，好歹有伴，大家一樣，互相般配，在這裏卻隻有自己，跟周圍的一切都那麽格格不入。特別是每到兩個星期一次的周末，其他人都回家了，我沒處去就一人留守工地，孤獨惆悵之情油然而生。那段時間，我都覺得沒臉見在縣城裏工作的同學。那是我這一生的穀底，最頹喪的一段時間。
在修建社的第二年春節我回西安過年晚回來了一天，孫主任罰我無薪停工，我心想已經到最底層了還能怎麽樣，不讓上工就不上工，耗了兩星期後，我去找輕工局局長要求把我退回農村去。魏局長去找了一趟孫主任，我又上工了。
1973年夏天，全國範圍突然要舉行考試招收工農兵大學生，那次是把招生名額分配到各縣，南鄭縣分得全國各地大學46個名額，公布在周家坪中學的黑板上，其中不乏清華、北航等名校。我報名參加了考試，後來縣知青辦餘主任告訴我，我的成績是全縣第二名，第一名是內遷工廠的一個北京人，內遷三線廠考生也都納入所在縣名額。最後錄取沒有我，我想那年固然有張鐵生搗亂，但也不至於真的是“分數越高越反動”吧，肯定是我檔案裏的舊賬在發酵。
自我複工以後，孫主任看我絕不屈服的樣子，也放鬆了對我“隻準抬磚和泥”的懲戒，我開始做泥瓦工學砌磚了，後來我已經可以幹“把大角”了，把大角就是把住一個三、五層樓房的一個拐角，從一樓到頂，砌出筆直的一個垂直牆角來。倔脾氣使然，見了孫主任我也還是不理不睬，本人現在是工人階級一份子，你能把我怎麽樣？
又過了一段時間，修建社改名為稍微好聽一點的名字----南鄭縣修建隊，新組建一個機修組，老郭大我兩歲是組長，他跟孫主任關係不是一般的近，他把我要了去跟他一起搞機修。所謂的機修，主要就是修壞了的架子車，給什麽單位焊個鐵大門，配個螺絲等，簡單的修修補補。機修組設在大河坎預製場裏，不用隨工地流動，固定下來了，這是我最滿意的。大河坎預製場在漢江南岸的沙灘上，對岸就是漢中郊外的地盤，那時很是荒涼，是個風景不錯，安安靜靜的好地方，女友有時周末來這裏看我，坐在河堤上，麵對東逝的漢江水，是心靈上一種莫大的安慰。
有了固定的地方，又有一些簡單的工具，我就琢磨著幹點什麽技術含量高的事情。修建隊有幾台在卷揚機和攪拌機上燒毀的電動機，我就自己琢磨著修複它們。從燒掉密封清漆，拆掉燒毀的漆包線，比著線圈的尺寸做繞線木模，買來同型號新漆包線，繞線包，再把線包嵌入磁鐵槽，接好線，灌絕緣清漆，最後烘幹，成功了！這下子孫主任高興了，主動找我說話了，因為當時到漢中去修一台電動機要300元，還要等時間。
下班後閑來無事，我重拾兒時的愛好，但不再是半導體收音機了，而是用3吋示波管當顯示屏組裝簡易電視機。回西安總要在那些二手貨鋪子裏收羅需要的無線電零件。我組裝出來的電視機隻有我能操作看，因為有個感應線圈的屏蔽不良，時不時地要拉一拉或捏一捏圖像才能穩定。圖像小不說，還隻是單一的綠色，看的也都是樣板戲，但是預製廠的工友還是看得樂嗬嗬的，組裝電視機打發了我空白的業餘時間。在一個小縣城裏，別人看我既能修複電動機，還能自己裝電視機，象是個“人才”。
1976年老毛去世，全縣在職人員集中在縣城那個平時是農貿交易市場的廣場上開追悼大會，我在人群中也是默默低著頭，沒有裝哭，隻希望能給社會帶來什麽變化，對我來說，還能壞到哪兒去呢?
南鄭縣地理位置靠近四川巴山，氣候溫和，出產一種指頭粗細的甘蔗，1976年，南鄭縣輕工局在中科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的忽悠下，要發展甘蔗製糖工業。縣裏沒有任何人懂得什麽甘蔗製糖的ABC，局裏派了一位老丁主管，把我當唯一的“技術員”從修建隊調去“摸石頭過河”發展製糖業。局長對我十分鼓勵，首先就是放手讓我一個人去南方幾省調研，我自己決定去哪兒，看什麽。我先後去了四川、湖南、廣西的幾個甘蔗產區和中小型糖廠。我越看越覺得南鄭縣搞甘蔗製糖是一種“大煉鋼鐵”式的胡鬧，四川內江一帶的甘蔗含糖量不夠高，糖廠都是虧損著生產以提供緊缺的食糖，就那也把南鄭甘蔗的含糖量甩了幾條街，畢竟氣候決定了南鄭土甘蔗的先天不足。我如實匯報了調研結果，但無法改變縣裏的大政方針，局長不撞南牆不死心，決定先土法上馬試試看。從農村招來幾個有高中文憑的臨時工，買來一台日榨4頓甘蔗的微型壓榨機，支起幾口大鍋熬甘蔗汁，幾口大缸裝著濃縮的糖汁在一個保溫房裏恒溫結晶。最後，產出了一千多斤紅糖，給縣上領導們一人一包報了喜獻了禮。不用說，產糖率算出來讓人大失所望。下來就是指望西北植物所改良南鄭甘蔗品種了，不是我說，反正我是不報希望。漢中地區農耕曆史幾千年，怎麽沒把南方的甘蔗品種引進來呢？淮南為橘, 淮北為枳就是這個道理，生長期短，氣候不同啊！
1977年全國恢複高考，我抓緊一個月時間複習功課，在周家坪中學考了兩天。發榜前，大家都知道了自己的考分，錄取發榜開始後，比我分數低的同學都陸續接到了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可我一直等到別人都動身入學去了，我和妻子還是沒有消息，我心想大概又是什麽政審妖蛾子作怪，死心了。1978年3月份77級開學以後了，突然傳來補招走讀生的消息，據說是全國普遍情況，很多錄取線以上因為不同原因沒有錄取的人鬧到了中央，於是搞了個所謂“走讀生”的擴招補救辦法。謝天謝地，我和妻子這次都給補上了。
招我的學校在西安，但是我對給我分配的專業毫無興趣，我找到省招生辦，提出換學校換專業，哪怕是比較差的學校也行，答複是，1. 你的分數屬全國重點院校，不能去普通院校；2. 你可以放棄不上；3. 服從分配。對選項1，我就納悶了，重點院校的分數怎麽開始沒錄取啊？就低不就高也不行。對選項2，我媽給我講了一個事情，我小舅文革前在太原考大學，錄取到山西大學生物係。不想學，第二年重考，還是山西大學生物係，第三年再考，考分越來越高，仍然如此。隻有認命學生物，畢業後去外縣中學教書。這裏隻有一個原因，我外公是閻錫山的高階軍醫，你不屬我黨要培育的對象。後來小姨考大學，也是錄取山西大學生物係，沒有再考，乖乖地認命了。我隻剩下服從分配了，想想算了，這跟南鄭縣比已經是在天上了，再不喜歡的專業我也要慶幸啊！
哪裏是什麽走讀生，報到當時就安排了宿舍和床鋪，隻是少上了一個月的課。那時我30歲。
再見了，南鄭！再見了，充滿苦澀的蹉跎11年，我最寶貴的青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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