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在前: 《國家體製-精英論》

《國家體製-精英論》《分組共產黨，實現社會主義兩黨製》係列之二

   毛澤東時代以一個強有力的革命戰爭錘煉出的精英組成了政府，他們給中國建立現代化經濟提供了必需的資源、積累和基礎。文革結束後國家進入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當中，原來的精英們不是或老朽、或蛻變、或過於“獨立”，已不堪重任。於是新的領導集體、新的精英湧現出來了，他們的決策很多，可奇怪的是，這些決策起初卻沒有方向，隻有嚐試的目標，這就是著名的“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現在已然經過二十多年了，許多人回顧這些摸過的“石頭”，得出很多結論，可卻並沒有獲得某些對今後的決策有價值的經驗教訓；許多人回想這些“逮住的老鼠”，貶褒不一，可卻並沒有提出什麽更好的確實有效的“貓”；許多人回憶這些“昨日的黃花”，有各種見解和認識，可依然是在以往的方式方法的軌道上輪回往複。
   如果我們的民族永遠這樣的話，那麽，“昨日的黃花”還會再開放，“逮住的老鼠”還將有下一代，“石頭”還必須再“摸”下去。事實上，看看改革的內容，很多，可當考察它們的效果時，卻發現它們大多隻有短期的效應，而極少有長期成功的例子。所以，年年改革年年問題成堆，甚或越來越嚴重。很明顯，這和變相終身製有一定的聯係，但和改革不能綜合配套地進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改革不能同步進行，沒有係統化的整體的長遠的目標方向有著更密切的關聯。然而，它還有一個決定性的、深層次的、內核級別的因素。那就是：改革是為了誰？改革的措施、決策由誰說了算？
   在1997年5月23日和25日兩天內，國務院各發出兩份文件，《關於1997年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的意見》以及《關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製止奢侈浪費行為的若幹規定》。對比一下，發現了什麽？這說明了一方麵機關事業在大肆奢侈浪費，一方麵國企職工在大量下崗另謀生路，這是同時同地發生的。以後更甚，一麵在高薪養廉，用金錢來杜絕腐敗，用提高腐敗成本來保證“清廉”；一麵要求廣大工人農民們為改革的“陣痛”付出“代價”，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做出“犧牲”。時至今日，人們不禁要問，這場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麽？這場改革究竟是為了誰？
   目前，社會基層民眾普遍懷念毛澤東，因為毛澤東尚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不吃肉，而現在的領導階層卻在大批國企職工下崗期間，普漲工資還提高黑色收入。
   再看看國家的主要資產，國企的命運：“國家對企業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完善發展承包經營責任製，繼續實行和完善廠長負責製”；“推進企業兼並”。國有企業被擠壓、衰敗、改製，破產、兼並、轉讓、MBO、私有、肢解、瓜分。可它們的經營者以及國家資產的管理者們，穿戴考究的頂級名牌、設計精良的飾物、高貴典雅地出現社交場所、媒體視線內。這是工作需要，其實這更是個人的需求。但可以肯定，這不是人民的必須。否則的話，毛澤東、周恩來，那老一代元勳就不能成為人民的代表了。可見，這場改革是為了國家富強，還是為了人民幸福？是為了國家富強，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先暴富起來，再來帶動民眾幸福？
   至於國家在自己領域內的自然資源、生態資源、環境資源、礦產資源、土地資源、……，國家在自己社會裏的人文資源、道德資源、財政資源、人力資源、管理資源、……，國家在自己民眾中的信任資源、依賴資源、法觀資源、權威資源、誠實資源、……，這些在各式輿論媒體都有大量的評議，此時也就不用聒噪了。
   隻是，這一切是怎麽產生的？是“精英”！是治國的“精英”！是專家學者的，包括國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內的“精英”們的創意和策劃，成就了同樣是“精英”的領導層麵的決策和措施，從而造成的。無庸違言，他們的文化極高、知識極豐，素質極優，智謀極多，……，可這些“精英”們為改革的決策創意為什麽會催生出“寄生蟲”式的“先暴富者”呢？難道他們是存心不良？不！憑心而論，這些“精英”的本意決非要敗壞什麽，損害什麽，刻薄什麽，他們也是滿懷熱誠願為中國的富強提供自己的精力、才智。和毛澤東發動文革一樣，他們都懷揣著一顆良好的動機。然而，“在世界上隻存在願望的好壞之分，實踐的正確錯誤之別，而不能倒置。”(摘自《光明在前》)也就是說，有美妙的構思不一定會描繪出燦爛的藍圖，更何況是理想的現實呢？當然，“人類的認識規律決定了黨的行為不可能絕對正確、永遠正確。然而這並不能證明共產黨的優劣。如果有這種看法，實質上是將動機和效果，願望和實踐，主義和行為混淆了。”(摘自《光明在前》中的《追求的希望》)，可人們總有必要分析問題的症結所在吧？
   那麽，這是為什麽會產生的呢？因為社會上層或高層的“精英”們不是那些社會基層的勞動者！不是失業下崗的勞動者而是謀劃資產和權勢的勞動者！這就決定了這些決策富了誰窮了誰？誰犧牲誰得益？
   每個社會階層均圖謀自己階級的利益，而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載體的組織，應是為最廣大群眾謀利，如果聽任專家、學者、精英的意見，而不是由人民來取舍 ，則黨的機構或者國家機器將成為精英的代言人，成為對國家統治和對馬克思主義解釋權壟斷的精英集團。
   有位日本友人在勸告自己同胞正確認識中國的官本位時說，“中國的政治係統看起來很單純，原則是黨領導一切。可是，既然領導人不是通過全民選舉選上的，領導人的合法性自然就不在過程而是在結果。如果在黨的領導下政府采取一係列政策，也不見成就，令人民失望，其合法性就難免有人質疑了。”是的，如果是那樣，這共產黨不是成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共產黨了嗎？它還是在為最廣大人民服務嗎？這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嗎？
   可見，改革是有一個決定性的、深層次的、內核級別的因素。那就是：改革是為了誰？改革的措施、決策由誰說了算？
   有人說，這改革的決策不也是通過人大表決了嗎？也許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人大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表決機構，而共產黨又是代表人民利益提出決策的執政組織。由於提出決策的唯一性，由於人大產生的選擇性；由於執政的終身性，由於黨和國家的複合性；由於國家在決策意見上的單數，由於代表人民的組織的雙重性；……這使得人民被授予的權利在事實上被排斥、被虛置。
   “在社會主義國家體製中，造成矛盾的因素是管理上的複數，指導上的單數，不是嗎？在社會管理中，黨委可以包攬一切，而行政人員也可指揮安排，然決定意見，提出主張的隻能是黨的專門人才，由於複數可以帶來發展，但用在不當的形式上，卻帶來動亂，結果使得國家管理經常處在動蕩混亂的狀況，而單數則可以帶來穩定，但它放在意見主張上，隻會造成沒有選擇餘地的狀況，或者是一片讚揚，絕對正確，或者是一旦有謬，株連九族。結果，這種形式的穩定，使得其內容在正確的可靠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摘自《光明在前》)
   由此可見，要使人民有真正的決策權，要使國家真正成為人民的國家，隻有將目前唯一執政的共產黨分裂成兩個都有可能執政的共產黨，以形成指導上的複數、管理上的單數的國家體製。
   “為什麽黨的發展必須分裂為複數？為什麽社會矛盾的複數形式應用政黨的形式來表示呢？可以看到，所謂政黨一直是作為社會中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是作為社會內一些集團組合的機構團體。那麽作為整個社會的統治力量的標誌，決定社會性質的統治組織的機構是什麽呢？是國家。因為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為有形的集團。”(摘自《光明在前》中的《社會主義體製的設想》)
   當然，不可否定，即使在實現了兩黨製之後，國家的決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確。人的思維規律決定了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不可能絕對準確。但是，這裏有一個根本性質的區別，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決定取舍，自己選擇決策，自己監督執行，自己改正錯誤。它將使民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得到體製上的保證；它將使民眾的自覺性、創造性得到體製上的動力；它將使民眾的參政性、議事性得到體製上的鼓勵。
   無庸違言，這種狀況起初會使建議提議及決策帶來混亂，眾說紛紜。因為，複數極端的後果會造成動亂性，但複數積極的作用是發展性，它將擺脫“精英”們僅憑玄奧的術語就將國家引入一條迷糊的軌道的命運；它將擺脫“精英”們為利益集團代言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前途；它將擺脫“精英”們由於駿馬行空般的感覺所帶來的專橫和腐敗。同時，由於人民代表的唯一性，人大的權威性，這使得國家的決策更能代表最多數民眾的利益。總之，這種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複數形式會如阿莉阿德尼的線一般，將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想從混沌的迷宮中引導出來，將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從“精英”的掌控中釋放出來。
   “在國家體製中采用指導上的複數，管理上的單數，能使政局更加穩定。而過去那種管理上的複數，指導上的單數，隻會使國家時時陷入動亂之中，使群眾經常處在惶恐之中。”(摘自《光明在前》中的《社會主義體製的設想》)
   慢著，有人會非議，民眾沒有精英的學術水平，沒有精英的文化素養，沒有精英的科學知識，他們能夠選擇好國家決策嗎？
   “從來以民族靈魂自居的知識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陳舊的、但已被糟踏了的口號——工人階級是社會的先進力量。”（趙啟強：《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瓦文薩與波蘭團結工會》）
   “在反對將國家下放的企業主權交給工人的論點中，認為工人素質太差、以及高度現代化的生產無法由集體意誌進行管理的論點頗有市場。這些論點有意無意地混淆了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的兩種管理職能，工人階級可能不懂經濟，不懂技術、管理，但他們懂得生產是否發展了，他們懂得工人階級自身的利益是否得到了維護。他們可以以此為依據去挑選有能力的技術、管理人才，去行使自然屬性的管理職能，而將諸如投資、分配、製定製度、任免廠長經理等社會屬性的管理職能牢牢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 （趙啟強：《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瓦文薩與波蘭團結工會》）
   可見，將精英的前瞻性和民眾的切身利益相結合；將精英的知識性和民眾的迫切渴望相結合；將精英的引導性和民眾的選擇權利相結合，這才是“精英”之所以成為精英的基本。因為人民是社會的基礎，曆史是人民的篇章。沒有人民的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勢必要夭折，沒有人民的支持，精英無法演釋自己的舞台。雖說英雄可以創造曆史，可首先要曆史造就成全英雄。

   在多災多難的中國，從來就不乏憂國憂民的知識精英和誌士仁人，他們是民族的脊梁、國家的棟梁、苦難的希望，他們也是人民中的一員。然而，同樣是“精英”，他們對各類問題的見解和對事物的理解也不盡相同，處理及解決的措施方法也大相徑庭。有的講究實業救國，有的信奉教育救國，有的追求體育強國，更有曲線救國，還有鴛鴦蝴蝶，……。然而，真正成功的隻有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內的精英，他們和民眾同甘共苦，與民眾息息相關，同民眾利益相連。同時，他們又具有高屋建瓴的思維見識、具有寬宏明智的氣度膽識，具有聰慧豐富的文化學識。因為他們是精英或英雄與民眾結合的典範，這就是他們之所以會成為導師或領袖或統帥的基礎。可見，精英絕不是僅僅因為他們具有高學曆、大文化、深智謀及西方素質修養，更甚有極端的權力，就可以成為創造曆史的英雄的。
   目前的中國，充塞著各類“精英”，他們都在國家機器上發揮重要的作用，如果他們的領導表率都是為了“先富起來”，勢必要脫離民眾、脫離馬克思主義、脫離共產黨原先的宗旨。那工人階級所具有的戰鬥性也勢必喪失殆盡，共產黨也就不再是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再是原先的共產黨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不再是社會主義了。
   如若進一步，連人大成了財富精英、學術壟斷的代言論壇，國家也將成為奧吉亞斯的牛圈，如同沒落的封建王朝一樣的機構，社會主義事業就已不是危險可以定義的了，。
   總之，曆史是人民的，曆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是人民，這條馬克思主義顛撲不破的真理在所謂“精英治國”中將再次彰顯它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