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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種族主義:美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事件 來源: 雕塑佛

(2009-02-20 07:10:41) 下一個

在美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令不少黑人聞之色變的專有名詞,已成為種族主義的代名詞之一。

自1932年起,美國公共衛生部(PHS)以400名非洲裔黑人男子為試驗品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隱瞞當事人長達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親屬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人稱“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盡管美國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東窗事發後下令徹查、予以賠償,並最終於1997年給出了遲到的道歉,卻無法挽回對受害人造成的莫大傷害。

在這段醜聞已經漸漸淡出人們視線的時候,美國記者及生物倫理學者哈麗雅特·華盛頓將於12月26日出版新書《醫學種族主義》,再次挖掘這段醜聞的真相——這份真相,遠比30年前的調查結果更為觸目驚心。

醜聞救人刀成殺人刀

醫學研究的宗旨理應是救死扶傷。然而,“救人刀”有時卻成為“殺人刀”。

為研究梅毒的傳播及致死情況,美國公共衛生部(PHS)自1932年起授權塔斯基吉研究所啟動一項“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其全稱為“針對未經治療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實驗”。

麵對免費治療等條件的誘惑,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201名沒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試驗品”。這項實驗違背人性之處在於,研究人員隱瞞事實真相,有意不對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療。即使是在1947年青黴素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武器後,研究人員也沒有對參與實驗的黑人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療。

就這樣,這項原本聲稱為期6個月的計劃一直進行到1972年。直到當年7月,美聯社記者才通過一名前公共衛生部官員提供的線索,首次揭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黑幕,旋即在美國各界、特別是黑人等少數族裔群體中引起軒然大波。一個由醫學、法學專家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於同年成立,受權調查“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真相。

然而,通過對各方當事人的采訪以及對塵封檔案的細致搜索,美國記者兼生物倫理學者哈麗雅特·華盛頓發現,該調查委員會當年匆匆數月的調查遠遠沒有揭露出事件本質,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掩蓋醜惡事實。

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近日報道,哈麗雅特·華盛頓計劃於今年年底推出《醫學種族主義》一書,講述她所發現的事實——“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比人們想象的更違背人性和道德標準。

悲劇上百“試驗品”死於梅毒

歐內斯特·亨登曾不止一次地回憶起1932年的那一天,一輛滿載醫生的客車來到亞拉巴馬州梅肯縣。他和當地其他近400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窮苦黑人原本以為生機從天而降,孰料從此落入痛苦深淵。醫生們以免費體檢、免費治療所謂“壞血病”、免費提供喪葬保險等條件,吸引當地的黑人男子們加入一項“治療計劃”。然而,對於所謂“治療計劃”的真正目的,這些黑人男子卻一無所知。

亨登記得,醫生給他吃了兩種藥片,“然後他們對我的背部進行化驗,抽取了什麽東西”。吃了什麽?他不知道。抽取了什麽?他也不知道。在此後40年中,亨登又接受了無數次這樣的檢查。所幸,作為少數比較幸運的梅毒感染者之一,他的病症雖不治卻得以緩解,他也奇跡般地活到96歲高齡。然而,數百名和他一樣經曆過“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受害者卻沒有這般好運。

截至1972年美國媒體首次披露這段臭名昭著的醜聞時,參與實驗的患者中已有28人直接死於梅毒,大約100人因梅毒並發症而死亡,40人的妻子受到傳染,19名子女在出生時就染上梅毒。此後,悲劇還在不斷上演。

兩年前,歐內斯特·亨登撒手人寰。至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試驗品”全部離世。

黑幕引人上鉤不顧死活

黑人護士尤妮斯·裏弗斯是整個事件的關鍵證人之一,她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項目工作到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裏弗斯回憶說,患者們免費接受的所謂“治療”,實際上不過是幾片維生素或阿司匹林藥片。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時的負責人雷蒙德·馮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達到實驗的真正目的,並讓患者繼續參與所謂的“治療計劃”。

實驗還包括一項患者屍體解剖計劃,旨在進一步研究梅毒對患者腦部及其他器官的傷害。當時一名公共衛生部(PHS)高官1933年時曾表示,“隻有這些患者死了,我們才對他們有更多興趣。”

為此,裏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訪參與實驗的患者家庭,遊說患者堅持參與實驗。她會給患者們分發阿司匹林、維生素等藥品,偶爾也會帶上一些現金做為“小禮物”。此外,她還要努力說服那些身處死亡邊緣的患者同意死後接受屍體解剖。提供免費安葬是她屢試不爽的一個利誘條件。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歸根結底,“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主要目標就是保證“試驗品”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以保證醫學研究的“連貫性”。

這一情況在青黴素被廣泛應用於治療梅毒後依舊沒有改變。馮德勒曾於1952年表態說,“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現不會影響到我們這項實驗。”

由於這種刻意的延誤治療,根據哈麗雅特·華盛頓提供的數據,截至1955年,“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死者中的三分之一係直接死於梅毒,同時還有大批幸存者已經處於梅毒最危險的發病階段。

掩飾調查人員粉飾太平

盡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年還是備受維護。就連大力主張以青黴素根除梅毒的美國時任醫務總監托馬斯·帕倫也為之辯護說,該實驗為人們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良機”。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據哈麗雅特·華盛頓調查,當年那個調查委員會並未將調查職責進行到底。

一方麵,調查委員會隻獲得數月時間來調查一樁延續了40年的實驗計劃,政府官員還拒絕為他們提供一些重要的相關檔案。

另一方麵,調查委員會也直接起到“粉飾太平”的作用。當年的調查委員會成員弗納爾·凱夫和傑伊·卡茨在接受哈麗雅特·華盛頓采訪時表示,他們認為當初有關部門任命布盧德斯·布特勒為調查委員會主席就是要他掩蓋醜聞,布特勒也在調查過程中說服其他調查人員“給真相攙水”。比如,他們明明已經采訪了包括裏弗斯在內的一批關鍵證人,但當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錄音可能會影響證人聲譽後,這些關鍵的錄音隨即被付諸一炬。

道歉姍姍來遲25年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1972年版調查報告沒有在道德層麵上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提出應有的譴責。“關鍵問題是,之前根本沒人告訴那些黑人患者他們正在進行一項實驗,而是讓他們以為自己在接受治療,”她說。

對於調查委員會最重要的失職之處,如哈麗雅特·華盛頓所言,34年前的調查報告沒有“直擊實驗背後隱藏的種族主義思想”。

為什麽要進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哈麗雅特·華盛頓的調查表明,這項計劃來自於當時美國公共衛生部(PHS)內一種充斥著種族主義思想的假設——梅毒在黑人和白人體內的傳播方式不同。

當時部分官員和專家認為,梅毒會侵入白人“更為複雜的大腦”,卻隻侵入黑人的心血管係統,而放過他們“發育不完全的大腦”。當時的公共衛生部負責人托馬斯·默雷爾甚至大放厥詞說,“或許(梅毒)能解決黑人的(犯罪)問題,有時疾病能做到人們所做不到的。”

“美國政府當年的行為是可恥的,我感到抱歉,”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1997年5月16日正式代表美國政府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受害者及其家屬表示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醜聞曝光後,受害者於1972年集體控告美國政府。美國政府自1973年起陸續對受害者及其家屬進行了一定經濟賠償。然而,正式道歉卻姍姍來遲25年。

相關鏈接一梅毒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體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性疾病,當螺旋體進入人體後,迅速播散至全身各器官,產生各種症狀與體征,也可呈潛伏狀態,還可通過胎盤傳給下一代,故危害極大。

梅毒按傳染方式可分為後天(獲得性)梅毒和先天(胎傳性)梅毒兩種。後天梅毒分為一期、二期和三期。

對早期梅毒要求徹底治愈,以消滅傳染源,力爭血清反應陰轉,預防複發。對晚期梅毒要力求減輕症狀,控製發展,部分血清轉陰性。因此,治療必須正規且充分。青黴素療效好,毒性小,使用方便,療程短,價廉,是治療梅毒的首選藥物。

相關鏈接二

據《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以美國非洲裔黑人為“試驗品”的醫學實驗醜聞,“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並非第一樁。

根據檔案記載,在19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佐治亞州的托馬斯·漢密爾頓多次強迫黑人奴隸約翰·布朗置身高溫環境中直至昏厥,以此檢測針對中暑的各種藥物是否奏效。漢密爾頓甚至剝開布朗的皮膚,觀察黑色素的沉積。

此外,亞拉巴馬州詹姆斯·馬裏昂·西姆斯也曾在未經麻醉的情況下,強行對黑人女奴實施產後修複手術,還憑借手術成功在醫學界贏得相當高的聲譽。

諸如此類的實驗在那個時代層出不窮。當時的科學家們甚至還經常通過一些所謂的“科學實驗”來證明黑人為“劣等人種”。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科學種族主義”並未受到應有的質疑和譴責。

進入20世紀後,這種情況仍沒有徹底轉變。在上個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為預測核輻射在戰爭中對士兵的影響,美國科學家曾對平民展開核輻射實驗,連孩子也未能幸免。比如,一些研究人員1946年展開一項實驗,觀察一所公立學校中兒童食用遭受核輻射地區所產燕麥後的身體狀況。

在上個世紀70年代,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招募了一批黑人男童,進行有關暴力行為的遺傳學研究。

1994年,南卡羅來納大學招募了一批生活貧困並希望尋求禁毒治療或產前護理的黑人女子,在未告知她們真實目的的情況下進行科學研究。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肯尼迪·克裏格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鼓勵居住在巴爾的摩的貧困黑人家庭搬到鉛汙染嚴重的地點,以進行兒童血液含鉛量的研究。

1995年,洛杉磯一批非洲裔或拉美裔兒童接受了一種麻疹疫苗注射。他們的家長此前並不知道,這種麻疹疫苗屬於試驗性疫苗,此前一項相關研究已經因為致死上百兒童而被緊急叫停。

在1996年至1999年之間,哥倫比亞大學對135名黑人少年進行了芬弗拉明藥性試驗。芬弗拉明如今已因副作用大而臭名昭著。

在過去10年當中,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下屬的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先後對包括一批知名大學在內60多家研究機構的違規研究行為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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