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中餐”的國人

    在下海外流浪二十多年，看到過許多國人靠吃“中餐”獲得人文學科碩士博士學位。這裏說的吃與食物無關。 

    海外求學時，許多學人文的國人研究生總是拿中國當飯吃，做論文時題目常離不開中國，包括文化相近的台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即便不研究上述地區，他們也常在海外華人裏麵找飯吃，如研究海外華裔移民問題，華人子女教育問題，等等。他們靠吃“中餐”拿到了碩士博士學位。查一下人文科論文索引，吃“中餐”的碩士博士很多，不知其中比例有多大。若有好事者統計出來，說比例有百分六七十，我不吃驚。 

    吃“中餐”拿到碩士博士學位後，一些人留在海外，一些人成了“海龜”。 

    留在海外的，開始在當地社會謀職。別看都頂著洋帽子，謀職並非一帆風順。東碰西碰，許多人最後又選擇回來繼續吃“中餐”。運氣好的在大學謀到職位。為保住教職，不斷寫論文，仍拿“中國”開涮。在海外，這些教授成了中國問題專家，有時受訪解答當地媒體提出的有關中國方麵的問題。在海外，他們是中國問題的專家，不是所居住國的社會問題專家。他們時不時拿中國說事，很少研究所居住國的問題。即便有，也有“偏中”傾向，如拿所在國的華人問題說事。 

    留在海外的，除了教書的外，其他國人流入各個領域。有的給別人打工，有的給自己打工。無論給誰打工，他們中仍有很多在吃“中餐”。為政府打工的，如在海關、移民和社工部門，所服務的對象許多是不諳洋文的華人。為公司效力的，所服務的客戶許多是華人。為自己打工的，如經營進出口貿易的，來回所倒騰的貨物不是從中國來，就是往中國去。離開中國，似乎就沒飯吃了。 

    回國的“海龜”，有些在學校謀得教職，之後不再吃“中餐”，而改吃“洋餐”。教書的，混個教授應不難，運氣好的，教職官職兩不誤，其中許多成了某某國家（曾留學之地）的專家。他們靠吃“洋餐”成了專家。更精明的“海龜”吃起了中外“混合餐”，美其名曰：比較研究。有的“海龜”中外兩邊跑，在中國吃“洋餐”，到外國吃“中餐”。 

    有些“海龜”進了官府。在官府，混一官半職不難。他們雖不必像教授那樣靠吃“洋餐”生存，但其在海外靠吃“中餐”獲得的洋帽子給他們帶來名利。中國官場裏一直有崇洋風氣，洋帽子貴於土帽子，盡管近些年洋帽子大幅度貶值。有了在海外吃“中餐”的經曆，這些“海龜”仕途更順當，據說因他們留過洋，掌握了國際語言，擁有開闊視野和國際化的思維。是真是假，無數據佐證。 

    未去教書做官的“海龜”，也不再吃“中餐”。有的在公司謀職，有的當了買辦，有的自己當老板。無論在哪個領域，他們都發揮著各自優勢。因是“海龜”，他們有語言優勢，被人看成了解國外問題的專家。這是道聽途，需要學者核實。 

    在海外，在下經曆過從留學、移民到謀職的全部過程，完成過人文科和理工科的學業，能理解國人在海外求學的艱難。其實，學人文的國人，在海外吃“中餐”的現象早就存在。往上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在早年留洋後來名氣很響的學人文的國人中，有許多是靠吃“中餐”獲得學位的，包括林語堂、胡適、費孝通。 

    寫這篇短文，不是看低吃“中餐”的國人留學生，而是指出這現象。現象之所以產生，在下認為有以下原因：

一，這些留學生離開中國不久，對中國問題熟悉，至少比絕大多數導師熟悉。因此，許多人選擇吃“中餐”作為獲取碩士博士帽子的捷徑。再說，導師一般也不反對這些國人吃“中餐”。更為重要的是，拿中國開涮的論文也許易被通過，或易被蒙混過關。

二，在陌生國度，選適合自己的研究題目不易。無從小在當地長期生活經曆，這些國人不可能對當地社會有深入了解。為盡快獲得學位，許多人走“棄難擇易”之路，即吃“中餐”之路。對這些人來講，這是最適合、明智選擇。

三，也是最主要的，是國人有限的語言能力。曾看到過許多托福考得很好的國人，口語和書麵語水準遠不如本地中學生。這些用洋文拿到了洋碩士博士們，洋文水平其實十分有限，學位論文的潤色或是由導師，或是由本地土生朋友完成的。 

    總之，語言一關是人文留學生無法逾越的障礙。除非天才，一個人對語言的悟性不是來自書本，也非來自後天的訓練，而是來自從小融入當地社會的生活及經曆。遺憾的是，經曆是無法彌補。已過語言學習的最佳年齡的留學生，無論如何努力，對非母語的語言永遠產生不了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