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香港人不認同大陸

90分鍾香港社會文化史 ﹝五之三﹞ (2008-11-09 09:02:43) 標簽：文化


上文說1941年香港人口已到了160萬，但經過了三年另八個月的日治，到45年香港又隻剩下60萬人。

不過，下一個人口的漲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湧進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過220萬人，光是49年就來了超過80萬人。

這是個事實：曆來很多移民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動亂而來到這個相對法治自由安定的殖民地，然後求發展。故此，說法治、自由、安定、繁榮為香港人主觀上最核心的傳統價值是可以成立的。

這一輪移民潮的另一個事實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為大陸政權的易手，或者說白一點是為了逃共產黨而來到香港的。這大概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一次有大量的內地人為了避共逃到香港來，49年之前的土改還不見得太多地主富農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殘酷大概嚇怕了很多人。這些香港新移民在對中共的態度上，故此較接近同期遷台灣的外省人新移民，而跟在南洋多年的華僑有很大差別 -- 後者往往反而較親近「新中國」。

因為大陸人大量湧至，殖民地政府放棄了實行超過一百年的政策，即華人不管是大陸人還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與大陸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設立了邊界，沒有合法簽證的大陸人不得進入香港。

不過殖民地還留了一條，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大陸人，隻要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在香港居留。這叫抵壘政策，取意壘球賽中跑至下一壘時隻要及時觸壘就可過關。因此，很多大陸人偷渡來港，有些冒險從廣東遊泳到香港。

62年大陸三年災害後期，大批廣東及十二個鄰近地區的大陸人，漫山遍野的跨境從陸路湧入香港，當時許多香港居民熱淚盈眶的帶著幹糧飲料到邊界去接濟他們，甚至引領他們到市區，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們遞解回大陸前，也會給他們吃一頓熱飯。中文報章一般稱之為難民潮，香港居民當時把這些同胞稱為難民、難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許多香港居民那時候還記得自已也曾是移民。

這個心態不到20年後已經改變。大陸文革結束後，在1977年至1980年，又有40萬大陸人湧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80年取消抵壘政策，以後不管他們到了香港的甚麽地方都將是即捕即解回大陸。

自此在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的香港居民眼中，大陸來客再不是難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給了大陸來的新移民一個別稱叫阿燦 -- 阿燦是當時一出收視頗高的港產電視連續劇裏，一名行為好笑的大陸客的名字。

這時期香港人口500多萬，居民的分別心和對香港的歸屬感也增強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別於大陸人及其它地方的人。下文會再談到這點。

在70年代末有一個移民群體，在香港的論述中常被忽略。他們曾是東南亞或北美澳紐的華僑，50年代為了愛國回了中國參加建設或求學，文革期間吃盡苦頭，文革後容許他們帶著家人離開中國，先到香港，等待簽證，但是他們之中有一大部份發覺原居國家不讓他們回去，惟有在香港定居。他們很多受過高等教育，但學曆在香港不被承認，隻好屈就，進入工廠，擔任技工或中層管理，充實了香港工業的技術含量。到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有一部份憑多年在大陸建立的關係，轉營中國貿易。這個群體對香港80年代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不過，我們比較多談到49年前後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較少突出62年難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體對香港的貢獻。

7

在談到49年後香港文化和社會心態的新發展前，我想先簡單的說一下當時世界與中國的新局麵。

香港是新局麵的受益者，這是時運，也是因為它所占的微妙位置，讓它竟能在冷戰期間左右逢源。

二戰結束，香港與英國一樣，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由布雷頓森林協議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新秩序。香港首先恢複的是中介中國與世界貿易的轉口港角色，

但朝鮮戰爭爆發，冷戰加劇，中國遭禁運，香港轉口貿易亦受衝擊。幸好，二戰後製造業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剛好開動，香港得以分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出來的部份低附加價值、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因為當時香港有的是廉價勞工，該幾年間的人口暴升成了優勢。

這裏要補充一點，就是當時全世界擁有豐富廉價勞工資源的發展中地區很多，但大多數地區並沒有擠上頭班車，隻有極少數地區能靠著這個二戰後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價製成品出口而脫貧。這裏麵原因太複雜，我想說的是香港雖然踫上這個機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當時全球分工和世界貿易的規模遠沒有現在大，僧多粥少，訂單很可能過門而不入，誰都不會無故施舍給香港人。這時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緊了現在看起來是當時惟一能讓這樣的地方在一代內集體脫貧的機會。

香港不像其它一些未發展地區有自然資源可開采，，也不能依賴農作物的種植出口業，隻能靠勞動密集而且帶競爭性的小製造業及小服務業。加上當年殖民地政府沒有扶助工業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而社會福利更是杯水車薪，遂形成一種全民工作觀，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開工搵食，社會大眾視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創業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二戰前的工商業基礎、華人的刻苦耐勞、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風氣、上海調教出來的外省人的經營工夫、移民資本家的資金，在艱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場，後來被認為代表香港性格的創業精神及can-do﹝搞掂﹞精神大概是因為當年這種經濟形態而被激發出來的。

同時在朝鮮戰爭時期，香港及澳門的一些走私客，將禁運物資偷運回大陸，參與走私者除了現在知名的愛國商人外，還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49年前後為了避共剛從大陸轉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征 -- 意識形態上充滿彈性。

香港在冷戰期間，雖然總的來說站在美國為首的一方，不過，隔在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大陸方麵並沒有因此懲罰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應日常必需品，而且價格相對於其它進口貨是低廉的。如果沒有大陸的低廉食品和後來的飲用水供應，香港是無以為繼的。就算在內地最困難和動亂的時期中國也沒有中斷向香港供應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共對香港的工作，在周恩來、陳毅、廖承誌等的領導下，一路以來都很務實，不單不嚐試收回香港，還盡量不生事或替殖民地政府添亂，並以福利主義的工會舒緩工人的階級訴求，甚至中共在港的宣傳口，宣傳的也隻是民族情感式的愛國，而不是反殖或階級鬥爭，好讓香港自尋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致富之路 -- 在讓香港先富起來這一點上，當時的大陸隻能幫上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忙。

這都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大背景，雖然香港人太習以為常反而往往遺忘了。設想如果大陸對港政策是由四人幫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主導，覆巢之下無完卵，香港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所以，就算在回歸後，67年的社會騷動，即香港左派所說的「反英抗暴」，仍是不該受肯定的。騷動雖以勞資糾紛開始，反映了累積的民怨，但為什麽之前及之後的這麽多次重大工潮，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在香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名義﹞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級，而隻有在67年才總動員跟殖民地政府作誓不兩立的對抗？因為那是文革的溢界 -- 本地左派基層受文革鼓動，在港領導怕自己表現不夠積極，中央文革小組暫奪了周、陳、廖中央外辦的權並傳遞了誤導性的鼓勵信號給香港左派。用長期在港做宣傳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話：「那是一場反英反資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災禍……其源蓋出於北京，來自林彪與「四人幫」……我們香港中共黨人也有自己左的錯誤思想和私心雜念，對這場災禍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爭取工人合理權益與「打倒港英政府」是兩個層麵的事，香港左派實在不宜用前者來替67年的極端路線開脫。

現在大陸有些新毛派，一直在找理由肯定文革，他們因此也會試圖肯定67年的「反英抗暴」。不過，以打倒殖民地政府為目標的「反英抗暴」確不是周恩來、陳毅、廖承誌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香港政策，也偏離了香港左派的長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49年至回歸前對殖民地香港繁榮安定的貢獻，就不能同時肯定「反英抗暴」。

除了這個文革高峰時期外，香港左派的宣傳口可說是忍辱負重。負重的是要維係大多數港人 -- 本來部份港人是避共而來，恐共之心可以理解，不過仍要努力爭取大部份人，因為從大陸出來的那一代港人，雖然對政權的認同有分歧，大多數仍是心係祖國的，至少是心係在大陸的家鄉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會被內地接二連三的負麵事件抵消掉，導至很多香港人厭惡內地政權，連累及香港左派。大躍進期間，港人要寄糖、油這些基本糧食接濟內地親友。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年輕一代看到後，對中國印象會好嗎？加上67年的騷動，驅動了大部份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邊並成為港人認同香港的曆史轉折點。好不容易文革過去，迎來改革開放，97問題有了定案，香港人正逐漸靠近內地，八十年代末又來一次慘案，硬生生把港人推開。可以說，從來不是港人沒有民族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而是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所打擊，認同感亦因而倒退。希望中央政府今後不再做損害港人民族感情的事情。

在這個背景下 -- 在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與92年前的中國之間 -- 我們可以體諒到，跟心係祖國的上一代不一樣，在49年後出生、成長於50至80年代的香港年輕人，除了少數外，為什麽往往不那麽認同大陸 -- 不見得是積極反對，更多是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