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曆史錯失

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曆史錯失
第一、以傳統思想文化對抗現代共產思潮 —— 思想陣地先敗

　　倘使要追究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內戰中失敗的自身原因，首當其衝者，便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首先失敗。
　　一、曆史的事實是，幾乎在中華民國政府軍於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時，中華民國卻在思想文化戰線上被共(的)黨所戰敗。特別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心靈深處，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馳騁的文化戰場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國國民黨隻意在剿除拿槍的中共黨人，卻為了在一個非常時期內能夠堅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給了那些叛亂者以“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結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聯”，這個以收買魯迅為旗號，為中共配備有黨組書記的純共(的)黨組織，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代條件下，不僅曾橫行滬上，囂張於整個中國文壇，並且“拿起筆、作刀槍”，肉麻地歌頌新沙皇斯大林，無情地指罵正在艱難推行著民主進程的中華民國政府，瘋狂地號召中國的第四階級起來“革命”，從而成為中共在南方落後農村進行大規模叛亂、叛國的“文化支隊”。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左聯五烈士，他們之被處決，並非因為他們是詩人和作家 —— 實際上他們也隻是幾個文學青年而已，而是因為，他們是在國難當頭時為中共武裝叛亂、叛國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著文學旗號，或曰在文學的掩護下以實行叛亂和叛國者。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寫詩作文罵著國民黨和蔣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寫詩歌頌著新沙皇斯大林的“無產階級”的詩人和作家們，為何均未遭遇被處決，甚至都未遭遇過僅僅是被批判、被鬥爭的厄運呢？更何況，作為文學青年，他們那些一再號召發動共產革命的所謂“文學作品”，在當時就能出版和傳播的事實，恰恰證明他們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著充分的創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們隻能憐惜他們作為文學青年的死，卻無論如何不能憐惜他們作為叛亂和叛國者的被處決，更不能因為他們的被處決，而指罵那個已經給了他們創作自由的時代（雖然處決本身非為必須）。因為，如果他們在革命名義下的叛亂和叛國一旦成功，則任何創作的自由都將會被他們絞殺得幹幹淨淨；因為，無數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被處決和被迫害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鮮血，於今早已將他們這些“前驅”推到了曆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魯迅曾著文稱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前驅）。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麵對著共產主義思潮，麵對著來自蘇俄的共產文化入侵，不僅沒有予以堅決地批判和取締，竟隻想簡單地依靠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來對抗這個為“科學”所包裝的、東西方傳統大同思想的“變種”。從而不僅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後期的錯誤支流，引導它走向對於傳統文化中專製思想文化體係的批判，並在此基礎上建設和發展民主主義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卻一味地和簡單地用被新文化運動所批判過的傳統文化和固有道德，來抵抗這個“被現代化了的傳統大同思潮”，更要以“禮儀廉恥忠孝節義”為基本口號和基本精神，來公然地提倡舊道德和舊文化，以抵禦、抵抗和批判那個被舊帽翻新了的“共產牌思想文化”。這在一些共產派知識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心裏，無異是複古、複舊和倒退，是與“袁世凱及他的北洋軍閥們同唱了一台老戲”。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倫理的固有美德，來感化人心，增長人性”，亦同樣隻能為那些已經“經曆過二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知識青年們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寧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紀西方人文科學所包裝過的西方傳統大同思潮，也決不願意相信和重奉“東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隻會走向它的反麵。實際上，也恰恰是那個被現代科學包裝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結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與之一拍即合。猶如一位文藝史家所論，共產主義思潮“對當時的那些由於時代的動蕩不安才失學、失戀和失業的青年來說，則尤足以迎合他們的反常心理，和挑撥他們的偏激情緒，而為他們所欣然聽從和樂於接受。於是他們受其蠱惑和煽動，就好象飛蛾撲火似的紛紛投向了赤色的魔陣裏去，甚至為之賣命效死而心甘情願”。10 其實，隻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後，中共領袖集團成員和一大批共產革命狂熱參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難明白這個立論的正確了（參見下卷第二章）。
　　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之所以會在思想文化戰線持軟弱態度，取錯誤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麵是他們自身受到了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製約，一方麵則是他們尚缺少對於民主主義思想文化的深刻認知，從而才會在思想理論上顯得貧弱無力，缺少建樹，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上發表“三民主義之體係及其實現程序”的演講時，就曾說出了“共產主義隻重經濟、近於民生主義，卻不重視民族與民權主義；共(的)黨人倡導民主、亦隻重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不兼顧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義注重民族主義、卻不重視民權與民生主義”這樣一些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均有著明顯錯誤認識的話。至於他一生都將“禮儀廉恥忠孝節義”作為做人準則和教導原則的做法，就更是凸顯了儒家傳統思想文化對他的影響之深。如前所說，蔣介石不愧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著堅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戰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與民主革命理論的建樹上，他才與他最為敬佩的孫中山先生，具有著相當的差異。在他堅定地保衛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曆程中，憑心而論，亦有相當的力量，不是來自於他對現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認識，而是來自於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和對於孫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國民革命事業的一片赤膽與忠心。

第二、權威領袖不威，民主橫遭利用 —— 反被指為獨裁

　　蔣介石作為孫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新權威人物，不僅是曆史造就的，亦是當時絕大多數黨人和民眾所承認的。在一個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曆史環境下，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新權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內平叛亂，使護國、護法的曆史重任能夠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國能夠獲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這個被承認的新權威，蓋因他“重然諾，儒氣太深”，11 矜名節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曆史的關鍵時刻和非常時刻，不敢以其權威之心和威權之行來保衛新秩序和新製度。這既是當時訓政舉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為日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深藏下了種種危機。
　　一、如前所說，自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麵抗戰爆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對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對中國共(的)黨不拿槍的反叛，即中共對共產主義的戮力宣傳和對中華民國的惡意攻擊，非但沒有給予堅決的反擊，甚至為了民主的理念，而給了他們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的種種自由。這就不僅使初獲統一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訓政措施，遭到共產輿論的一再歪曲和圍攻，而且予共產主義思想文化勢力在中國的滋長、發展、甚至橫行，直至予中共爭取知識青年、統戰知識分子、騙取民眾輿論，帶來了過分自由的時代條件。這個條件無疑為中共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優勢，因而也就為自身的失敗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政權雖然對於舊、新地方軍事勢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針，並且獲得了勝利，但對於屢屢發動叛亂的殘餘軍閥，以及某些對中華民國政權名歸暗抗的地方封建軍事勢力，手段過於軟弱。非但沒有及時剪除，甚至任其再興、再起和再叛。這就為中華民國來日的失敗，在自己的內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禍根。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中，從國民黨陣營裏反叛出去的叛將們，幾乎全是地方封建軍事殘餘勢力的曆史事實，便是國民黨對這些“逆子貳臣”過於寬容的一個直接惡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既是由中共和地方軍閥聯合謀叛的武裝政變，策略上雖應該予以和平解決，原則上卻無論如何不應該就此而將“八年剿匪之功”毀於一旦。隻要能夠保證民主國體不再被顛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專製複辟，寧可被人指為“獨裁”，甚至是“背信棄義”，卻不可僅僅為了“重然諾”，而置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禍福於不顧。然而，蔣介石這位權威的國民革命領袖，雖有民主理念，卻更有儒家傳統，因而才在應該以權威的力量來保衛新製度和新秩序的關鍵曆史時刻，卻“不願和不敢獨裁”。設想一下，正因為西安事變才更加了解自己極負民望的蔣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變之後，一邊向全國人民示以抗戰的決心，一邊則決心剿滅中共，以堅持執行“安內攘外”的正確國策，則二萬中共殘餘既難逃覆滅的下場，中華民國政權亦從此避免了後來的內戰和失敗，中國大陸人民更不會在中共專製統治之下痛苦地輾轉至今。如是，則“一時之罵名”與“千秋之功績”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他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公開地奚落和嘲笑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但在實際上，訓政時期的蔣介石先生乃是“獨裁不願和民主過量”。因為我們隻要從反麵拿他與毛XX的獨裁和殘暴稍作對照，或從正麵將他與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羅伯斯比爾和拿破侖稍作比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注重個人名節和深恐被指為獨裁之種種表現，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國民黨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當年的美國駐華大使魏德邁將軍，不僅認為“大陸剿共的失敗，是因為國民政府沒有獲得強有力的威權，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實行”，而且認為，“國民政府被攻擊獨裁，是顛倒事實”。他說，“這個政府對於個人的幹涉太少，而不是幹涉太多。它最後失敗的原因，是未做應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應做之事”。12 魏德邁的話，便是指國民黨政府絕非獨裁的政府，蔣介石亦絕非是一個獨裁的領袖。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國民黨和蔣介石要是有共(的)黨和毛XX萬分之一的獨裁和專製，那麽，中國早就沒有共(的)黨了”。曆史是無情的，卻也是公正的。

第三、數度容降容叛，黨爭內興外連 —— 困惑黨人民心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自身原因，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因為數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純，以及由此而造成了黨爭連連，從而造成了黨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國國民黨在思想和組織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長期滲透和嚴重滲透
　　如前所說，中國國民黨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個民主革命政黨。但是，如果說它的前身中國同盟會乃是一個有著高純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話，則於一九一二年擴大成立的國民黨，其組織的純潔性，已遠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國同盟會了。孫中山正是鑒於此，才要學習俄黨組織嚴密的經驗。但是聯俄容共的結果，非但沒有嚴密國民黨，卻反而使中國國民黨陷於嚴重不純，直至公開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起而救黨，並在北伐中果斷清黨，中國國民黨怕早已成為曆史的骨董。雖如此，共產主義的幽靈，不僅從此遊蕩在中國國民黨之中；中共的潛藏勢力，更從此在國民黨中起著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國民黨原來的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亦隻要時機一到，便會立即發病，以禍害本黨，禍害中國的國民革命。尤其是全麵抗戰開始，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輸誠”即“投降”之後，中共“打進去和拉出來”的挖心戰術，亦從此打得更歡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買和統戰的國民黨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層出而不窮。在後來的國共兩黨內戰中，中共深入到國民黨核心層次，直至是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以竊取作戰機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斷發生，無非是中共能夠在思想和組織上進行長期滲透所造成（參見下卷第五章）。13

二、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魚龍混雜、良莠不齊
　　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清黨，雖然清了中共，卻並沒有使中國國民黨從此成為一個思想統一、組織純潔的黨。除掉共產主義的幽靈還在國民黨內時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滲透仍在繼續以外，蓋因中國國民黨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軍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軍閥，因此，其又在相當程度上，將一些舊軍人和舊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進了黨內。更有甚者，則是在北伐勝利進軍中，一大批投機革命的舊軍閥和舊軍人，不僅參加了北伐，而且也參加了國民黨，軍閥馮玉祥率全體參加國民黨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後被迫歸附中華民國的大小軍閥，竟也被接納到了黨中。這就使得國民黨變得更加蕪雜。中國國民黨不僅因此而成為一個“統一戰線”的黨，甚至成了一個“招降納叛”的黨。國民黨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標和革命綱領，在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為這些被招降納叛者所接受。這不僅使得國中民眾困惑不已，而且極易產生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感，同時更為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黨中異己者在內戰中對“本黨”的倒戈，埋藏下了極大的危機。

三、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黨爭及其惡劣影響
　　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國國民黨從未有過明顯的黨爭，更沒有鮮明的對立派別。但是，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中國國民黨黨爭遂起，甚至一發而不可收拾。它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錯雜，互相影響。概而言之，一是因聯俄容共才造成了黨內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親共派即“左派”的出現和對立。二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因蘇俄顧問、中共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聯手爭奪最高權力，遂使國民黨黨權大部落入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爭導致蘇俄顧問、中共和黨中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排擠、打擊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實力派，結果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軍事實力派乘機反擊並獲勝算，由是才有北伐的勝利出師。四是蘇俄與中共唯恐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乃陰謀挑起國民黨更大的黨爭。此舉雖然造成國民黨寧、漢兩個政權分裂的局麵，卻最終造成了國民黨先後一致絕俄清黨，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後成功和中華民國初步統一的告成。其後，中國國民黨在擺脫了蘇俄與中共的分裂和破壞以後，其黨爭又出現了兩種新的局麵：
　　第一種局麵是在蔣介石因功勳卓著而成為孫後的新權威以後，國民黨中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某些“前賢”，他們有的為了爭奪最高權力，而忘記了黨、國的存亡；有的則為了自己昔日的功勞，便絕然地要“前賢不讓後賢”；有的僅僅為了一己的權位，竟能接過蘇俄顧問與中共的“法寶”，指罵蔣介石是新軍閥和獨裁者。14 從第一次渡江北伐時的逼蔣下野，到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之後的三大軍閥叛亂；從大小軍閥聯合叛亂，到各派反蔣勢力聯合召開擴大會議，以另立中央和另組國民政府；15 從各派反蔣勢力借機召開非常會議到三個國民黨“四大”的同時召開 16 —— 上述種種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的行為，實在是極大地減弱了國民黨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光彩，更在一般黨人和國人麵前留下了對國民黨認知的困惑。特別是為中共和企圖顛覆中華民國的境內外形形色色敵對勢力，指責國民黨不是一個革命政黨，甚至指罵她是一個反革命政黨，帶來了借口。
　　第二種局麵，是在中華民國初步獲得統一之後，蓋因新舊軍閥不論大小都已經參加了國民黨，因而，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所有大小軍閥的叛亂，以及後來出現過的多次小規模反叛，都變成了“國民黨的內戰”。這不僅使國民黨陷於有嘴說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為中共將新舊大小軍閥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連續叛亂，均指罵成“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找到了頂頂合適的借口。這一指罵乃極其有效地詆毀了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形象，不僅為她在內戰中的失敗預留了影響，而且，更使得這一詆毀的效應，延留在文學創作和曆史研究的領域，至今仍為一些不識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們所津津樂道。17

第四、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一、從“以德報怨”到“全力返俘”的錯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這個以傳統的中國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謂寬容精神為藍本的“以德報怨”政策，雖然從亞洲的長遠利益和戰後亞洲的形勢來看，並非沒有它積極的意義，但是，若將它與美國總統杜魯門於同年九月二日為《日本投降文書》簽字所發表的演說相比，我們就能看見兩者之間的絕然不同了。杜魯門說：“我們不會忘記珍珠港。日本軍閥的罪惡絕不能滌清，也絕對不會被忘記。如果和在恐怖戰爭中犧牲的美國男女性命比較，任何勝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這個“以德報怨”政策的影響，才使得何應欽在外戰剛結、內戰立起的險峻形勢下，竟將遣返日本戰俘置放到了頭等大事的地位。不僅調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車船，於兩個月之內即將日本戰俘全部安全送歸日本，而且每一個俘虜還奉送大米三十斤，作為臨別的安撫。當此國共正在爭奪東北的緊接關頭，在國共兩黨的大規模內戰已經迫在眉睫、運兵尚嫌十分困難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來實施“以德報怨”的精神，說輕了，是謂本末倒置；說重了，豈非有討好之嫌；說白了，如此寬待日俘的國民黨，因很快就要被迫應付內戰，又將使不知內情的民眾產生怎樣的聯想？更何況我以德報怨，善待日本，戰時、特別是戰後的日本，又何嚐曾以德還德於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搶在美國前麵與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第一個與中共握手言歡的還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願承認它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所以，因以德報怨而在遣返戰俘中所犯下的錯失，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負麵影響遠遠超過正麵影響的錯誤決策。

二、甘奉“弱國外交”的嚴重錯失
　　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曾將中華民國對東北的主權悄悄地當作“禮物”送給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獲悉了《雅爾塔密約》部分內容的蔣介石曾立即電令在舊金山的宋子文拜詣杜魯門總統，反對《雅爾塔密約》中有關“租借”的措辭。是年六月十五日，當赫爾利大使送來《雅爾塔密約》的全文時，蔣已深感“此約將使亞洲永無寧日”，更意識到“斯大林獲東北權益後必對於中華民國造成極大的威脅”。但是，僅僅為了順從美國的意見，蔣竟於是年六月至八月，兩次派宋子文與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並終於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國已經對廣島和長琦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夜，與蘇聯簽下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無疑又是一個嚴重的錯失。因為，一是日本強占東北和蘇聯進占東北，在我國同為對東北主權的喪失。因此，被迫同意羅斯福的叛賣而與斯大林簽約，其結果不過是“攆走了老虎又迎來了狼”而已。二是當時日本成為戰敗國，已是定數，敗軍之師關東軍無論如何強悍，也隻能是“強弩之末而不能穿魯縞”了。即便想負隅頑抗，在其國家已經投降並已經被美國控製以後，其動蕩的軍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遲對關東軍的受降，既能外擋蘇俄，又能內抵中共，豈非以逸待勞？換言之，寧肯讓敗國之軍暫駐東北，亦比讓剛剛在西線戰場上打贏了德國的蘇俄驕兵占領東北為強。因為前者侵略心理已經崩潰，後者卻因戰爭的勝利而野心正熾。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遲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遲至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以後才正式對日宣戰，也就是在等待著關東軍整個心理防線的崩潰。而關東軍之所以兩日之內即被蘇聯軍隊摧枯拉朽似地“打敗”，皆因敗國敗軍不堪一戰而已，絕非中共向中國大陸人民所吹噓的那樣。三是蘇軍對東北的占領必有助於中共發動內戰。然而，時至八月八日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夠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結果無非是為蘇聯出兵東北、占領東北、掠奪和破壞東北資源，特別是支持中共發動內戰，送去了一個“合法而又合時”的借口。更何況斯大林早就在談判中明言“條約是靠不住的”呢 ！18 曆史的事實是，蘇聯軍隊在占領我國東北以後亟欲長期侵占和大肆掠奪的罪行，特別是它將中共秘密放進東北和把東北讓給中共的做法，實將它要繼續顛覆中華民國、並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詳見下卷第五章）。
　　也許，在羅斯福已經秘密將中國出賣之後，企圖阻止蘇聯以對日宣戰為借口乘機出兵我國東北，是當時的中國所阻攔不住的。但是，如果中華民國拒不與其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它對我國東北的出兵，就屬於不合法，世界輿情就會指蘇聯為侵略。此尤罷了。如果蔣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確知《雅爾塔密約》部分內容後，就能對蘇聯出兵東北可能產生的後果周詳考慮，更在六月赫爾利送來《密約》之後，一方麵公開抗議美國出賣中國主權予蘇俄，一方麵絕對不承認《雅爾塔密約》，一方麵則因預計到蘇聯占領東北後，一定會幫助中共出關占領東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邊與蘇聯談判以拖延時間，一邊積極謀劃於蘇聯強行出兵東北之前，先在軍事上完成切斷中共北進關外的部署，以造成未來“關內打狗”、即“關門打狗”的局麵，則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勝負，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麵，或起碼不至於輸得那麽慘。如是而論，雖然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聰明，或僅僅是“非親臨其境者”的妄論，但是，無論如何，本“弱國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製於人，或被迫於人，其敗北的成數自然便會大得多。這也是古今戰事的一個普遍道理。孫子所謂“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未戰而廟其勝算，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便是這個道理。況我之卑，必助敵之驕；我之廟算不勝，則必助敵廟算之勝。實非妄言也。

三、“美國夢”的幻滅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感激美國，追隨美國，依賴美國，始終受製於美國和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一個悲劇結局。中華民國之所以如是，一方麵固為二戰結盟所使然，一方麵亦為中華民國的民主國體所決定，一方麵則是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曾得到過美國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華民國在對美國關係上的第一個錯失，是認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將，卻忘記了美國對內雖擁有一個最為民主自由的社會製度，對外卻是一個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能夠不惜背棄和犧牲盟友的“列強之一”。忘記了在戰爭中，中國和美國是互有支持，即：你雖支持了我的對日抗戰，我也支持了你的對日太平洋戰爭。更忘記了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才造成了美國對我國的需要和美國對我國的援助。否則就不能解釋，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還在將煉好的石油和鋼鐵運送給日本打中國。因此，任何高於自身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報償之想，都隻能使自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遭受極大的損害。中華民國政府正是在這個至為重要的國際關係原則上，犯下了嚴重的錯失。
　　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關係上的第二個錯失，是她對美國認識的偏差，才造成了對美國的過多依賴，即在相當程度上，因誇大了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和智慧，從而為自己的失敗製造了不應有的前因與後果。近百年來，美國在對東方國家的關係上，正是因為在政治、思想、文化、語言上的種種隔閡和障礙，加上自以為老大先進，又無應有的虛心，因而，才由其對東方國家、民族認識的淺薄和無知，而迭出錯誤的東方政策。就其對中國的關係而言，正是美國對辛亥之後的中國缺乏正確的認知，所以，它才會在前期與其他列強一起，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橫加幹擾；在後期，又對中共的所謂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卻對在內憂與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堅持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抱著不應有的反感心態。甚至錯誤地認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國民黨卻反而具有封建性質（費正清語）。特別是當中國內戰已成顯局，蘇俄正在千方百計地支持中共打內戰之時，美國不僅斷絕了對於中華民國的援助，卻聲稱“對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內戰，不可鼓勵，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幫助，以組成一個包括共(的)黨在內的聯合政府”。19 這就不僅令人有背信棄義的感覺，而且令人有反臉無情之恨了。何況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華民國的叛賣，乃是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更何況一九四一年之後，中華民國明明有無數的機會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卻都是因為“美國不同意”而坐失良機。20 但是國共內戰開始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卻處處仰仗美國，不僅請求美國大使赫爾利赴延安為國共調停，而且在內戰被迫開打之後又屢屢請美國幫助實現停戰，直至造成中華民國的國內政治與國內戰爭竟需要以美國的意見為意見。可惜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處處唯美國意見是從，卻失敗了；可歎的是，中共卻根本不聽美國那一套，甚至公然發動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卻勝利了（參見下卷第五章）。
　　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失去了大陸，美國也失去了中華民國這個亞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又在中共專製統治極其殘暴黑暗的文革時期親赴北京，親謁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專製獨裁者毛XX。美國隨後竟與台灣斷交，甚至將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已經實現了民主和繁榮的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直至今日，美國仍在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壓民主繁榮的中華民國台灣。矗不知曆史的教訓何時才能夠被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