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張東蓀 (圖)

張東蓀

胡適

知識人凋零的慘痛，並非任何人的勝利。

胡適和張東蓀有太多的共性：他們都是留洋回國的“海歸”；都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不認同和反對暴力革命，重視思想革新；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學術精神。他們開啟了中國新文化運動，是五四時期的領袖人物。他們都是大學裏的教授，知識界和政界的風雲人物。形容他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敢為天下先”等，都是不為過的。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他們二人都是“書生論政”的典型人物，是中國傑出的政治學家。他們都有常人遠不可項背的思想和著作，靠自己深厚的學術功底，去投身於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政治，這樣出類拔萃的大師自然是國人的驕傲。在上世紀40年代，他們都達到了人生最輝煌的時期。
雖然胡適和張東蓀有上述如此眾多的共性，但由於個性的不同，尢其是不同的政見，人生的命運也就廻然不同。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以史為鏡知興亡，以人為鏡明得失。胡適和張東蓀的不同之處特別值得後人深思......
胡適在抗日時，曾任中國駐美大使。曾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在舊金山聯合國製憲會議首席代表。胡也是民國大陸時的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後來在國民政府請胡適出山，任行政院長時，卻被他拒絕了。當然，蔣介石對他不薄，胡本人也始終與蔣的民國政府共進退。
張東蓀是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政治勢力和民盟的領袖人物。張曾是中共打天下的一有功之臣，在毛澤東和中共建政初期，張曾任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屆會議大會主席團成員，民盟中央常委等。

曆史的轉折關頭

1949年的中華民族來到了曆史的轉折關頭，麵對這一次的改朝換代，不少的人卻沒有料到“去和留”，居然成了人生的鬼門關，沒有後悔藥的黃泉路。胡適和張東蓀二人對於“去和留”，亦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張留在大陸，成為毛澤東的革命派一員，最後死在獄中。胡成了毛的“學者型戰犯”，遠走高飛，後來笑死在酒宴。同為民國的風毛麟角，去留之間 卻是天壤之別，固中原委，說來當然話長。與此同時，中國科研學界的翹楚和精英，名震天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們共81人，其中赴台赴美24人，餘大部都留在大陸。在曆史變革中的選擇，每個人自有他的苦衷和難言之隱。親情難舍，故土難離當然是原委之一，但象胡適那樣的知識人，能夠看透毛澤東和中共本質的人的確為數太少了。留在大陸的學者們，從此告別學術生涯，在苟活的餘生中背負了一本本的血淚史。內心深處的無奈和恥辱，成了死亡途中的精神負擔。在今日看來，他們無一人不是可憐的風中之燭，凋零的知識人。

在毛澤東和中共問鼎中華之前，張東蓀曾坦誠心跡：“若讓我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選擇，則無異於在槍決和絞刑之間作選擇。” 張亦又心憂：“恐懼將來的變局會使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完全失掉”。由此可見，張東蓀上“賊船”前，內心世界的矛盾和顧慮，還有何等的恐懼！

張東蓀的惡夢固然是個不祥先兆，卻在1949年後終於成了現實。

如果說張東蓀本人死在如來佛的手中，是咎由自取，情有可原。然而，張的兒子們也都在毛澤東的政治運動中，被逼自殺，這恐怕就不能簡單地用王朝時期的株連罪一筆帶過。至於胡適兒子的自殺，說來又是另外的一個人間悲劇。但在毛澤東的眼裏，隻不過是階級仇恨中的“父債子還”罷了。此外，還有郭沫若的兒子，也是在運動中“被逼自殺”的。 對今天的人來說，這樣的家庭悲劇，隻能用曆史學家趙儷生說的話來解釋：毛主席的政策就是要放手虐待知識分子，虐待死了最好。還要讓兒子死在老子的麵前......

當新科皇王爺毛澤東開始自己的快意人生，運動國人，挑起人民內鬥時，海峽彼岸的胡適也在告誡世人：“現在我們有許多朋友在北平受壓迫，作坦白文章。去年（1951年）八月下半月起，即有所謂思想改造運動，尤其是對於高等教育機關的教師。許多我們的朋友公開否認北大的傳統；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我們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時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評；而且要所有群眾來批評‘自我批評’。還有，他們除宣告‘胡適的思想為敵人思想’外，更進一步評判蔡（元培）先生思想。蔡先生的思想：一是自由思想，一是學術平等。他們說：‘這是錯誤之至；難道資本主義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所有這些公開否認‘胡適思想’，檢討‘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環境的生活中，被壓迫而這樣樣做的。我們應該基於深刻的同情，知道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所坦白的，絕不是他們心中要說的。我想，各位一定與我同感......（晚秋心情 ）

張 東 蓀 與 胡 適

作者：葉 其 忠

張東蓀 (1886-1972) 與胡適兩人直接的接觸，我知道的隻有二條。其一是張東蓀與俞仲華以《時事新報》主筆的身份，在上海麵告胡適五四爆發的消息。那時胡適剛好住在蔣夢麟家。（參白吉庵《胡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頁１３９）。其二是「【１９２３年】十月十一日張東蓀借張君勱處請客。飯後，先生【胡適】同徐誌摩、朱經農去民厚裏一二一號訪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成仿吾亦在座，主客之間甚枯窘。」（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十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第二冊，頁５４５）可見，論敵仍可以一起吃飯。

關於兩人以書信間接的接觸，則多些。如在五四邉訒r期前後，他們兩人皆曾對學生邉穎硎炯戎С鄭?J為是中國的良心，但對其發展也憂心，怕他們容易受騙，不能持久，同時堅持學生的主要責任當是在學業和能力的培養上；如胡適在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２日曾藉張東蓀主編的《時事新報˙學燈》回覆胡懷琛批評《嘗試集》；如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張東蓀把他的《思想與社會》送贈胡適，特別提到張君勱與胡適主編的《人權論集》容或有意見，但不妨「道並行之義」。

說到兩人在思想上的交鋒，則涉及整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範圍了。首先是關於美國主流思潮 “Pragmatism” 。中文裡一般把它譯成「實用主義」或「實驗主義」，而胡適毫無疑義是此思潮最出名的宣傳者，但張東蓀卻可能是此思潮最有深度的解釋者之一，並把它譯成現今少為專家以外知悉的「唯用論」一詞，以資區別。其實，張東蓀自稱早在宣統年間（１９０８－１９１１）既是「唯用論者」，這不但比胡適在１９１５年夏天決定皈依杜威，研究他的「實用主義」（也以「實驗主義」或「工具主義」流行）早了好幾年；更重要的是，張東蓀後來更認為他的唯用論比當時人（當然包括最出名的鼓吹者胡適在內）討論的實用主義深刻，並提出四大點批評它───即得改變或放棄相對主義、人本主義、感覺主義以及心理主義才能更好地融入更大的哲學體係裡。總之，張東蓀自認是最了解「唯用論」的人，但很少人知道這個斷論或曾注意到它，更不要說探究它是否有道理。於此張、胡所理解的 “Pragmatism” 此論仍待完成。

其次是胡適１９１９年寫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曾諷喻「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喚y解放，改造也不是喚y改造。」這顯然是針對張主編的《解放與改造》（後改稱《改造》，由蔣百裏主編），以及他們這一批人鼓吹的社會主義。再次是，在１９２３年爆發的「科玄論戰」裡，張、胡各支持不同的對象、並或明或暗長期針對考據是不是科學有間接論爭。

當然張、胡並不是沒有某些共識，如兩人也都從西化的觀點批評過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而張東蓀也曾讚賞胡適在１９２９年發表的＜我們對於近代文明的態度＞等。

此外，兩人皆主持過中國公學，而胡適在１９６１年出版的《中國公學校史》單行本仍沒忘記在他接掌前，「中公過去的風潮都與政治有關：像王敬芳是進步黨的分子，後來的張東蓀是研究係【張隻承認他的朋友中有許多研究係人物，但他不是研究係。】，研究係是進步黨的一部分。何魯是國民黨，後來的吳鐵城也是國民黨。在這篇 [ 校史 ] 內可以看出政黨爭這個學校所發生的風潮。」

在哲學領域，據張東蓀最後入室弟子陳熙橡的說法，在抗戰後，北平有人用「博、大、精、深」來形容張東蓀、馮友蘭、金嶽霖和熊十力。此名單中沒有胡適並不意外。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胡適沒有哲學觀，而隻是表明他想以「哲學史」代替過去的「哲學」，以「科學的哲學」 ((scientific philosophy ，而不是「科學哲學」或「科學之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來代替未來的「哲學」。胡適在１９２９年演講的「哲學的將來」其實就是要告訴讀者，在科學大興之後，可以沒有哲學，隻有哲學史，因為哲學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也可以不必再試圖解決之。這引起張東蓀寫＜未來之哲學＞做為非正式的回應。

其實，胡適在１９２９年給傅斯年的信中說他已不搞哲學，隻記得笛卡爾的「懷疑」二字：「這幾年我自己竭力學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學，不看西洋哲學書，把西洋人的蛛網掃去了不少，自己感覺很痛快。例如 Descartes ，我隻記得他「善疑」，隻教人學他「善疑」，其餘的他的信條，我早已忘了。這一層很得意，因為我是名為哲學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飯傢夥丟了。」（王汎森，＜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劄＞，《大陸雜誌》第九十三卷第三期（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５日），頁１。）對照，張東蓀１９２９年在《新哲學論叢》的自我寫照：「近來中國學者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肯向難的地方去進攻，他們總是想向容易的地方去嘗試，所以他們易於成功。至於我則最喜歡向難處研求，愈難愈要追求，所以我終免不了失敗。因此我自知我在哲學的創造上是一個失敗者，然或許是一個很光榮的失敗者，比他們的成功還要光榮。我想到此，我不能不以失敗自慰自豪了。」

此外，張東蓀也曾批評胡適堅持不分或等同「不可知論」與「存疑論」：「須知不可知論與懷疑論完全是兩種學說。不可知論主張上帝與本體是絕對不能知道的，不是暫時存於疑問中的。所以不可知論不是存疑論。這一層不可不辨。」（張東蓀，《哲學》（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３０），頁５１。）於此，張東蓀對胡適的簡要批評可以做為澄清胡適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懷義主義，「拿證據來」態度的切入點，即問胡適到底是何意義的「懷疑主義者」？

又他們兩人的不朽觀也很不同───雖然胡適既強調健全的個人主義，更沒有忽視社會意識，且認為個人的不朽（若有），終不敵社會的不朽。即使我們加上胡適出名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信條，這種對人生與世界的看法與張東蓀從哲學、價值和宇宙演化論的觀點，以進步為價值要求的人生觀與宇宙觀仍是很不同的。在張東蓀看來，胡適在＜不朽＞裡提出的「社會不朽論」本身即有問題，與胡適自己的健全個人主義至少是不一致的，且不夠深廣。張東蓀是想把人與宇宙連在一起來看，因此認為隻局限於人，是太不夠哲學味了。????? 總之，張、胡兩人雖在許多哲學、政治、社會、教育問題的立場很不同、但並非敵人───這可看成是大致反映了１９４９年前，幾乎所有中國大知識分子間仍未有絕對的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二元政治鬥爭的慘局。也就是說政治還沒有完全腐蝕掉最起碼的為學做人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