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政治遺產

控製政壇近百年的國共兩黨,雖不共載天，打的你死我活，可是對袁卻口徑一致，都把袁世凱視為負麵人物，這就令人不得不深思。

這裏僅談兩點袁世凱的政治遺產：

1. 不流血的政權交替

辛亥革命不是由預謀組織發動的，而是起源於一個“突發性群體事件”。武昌起義爆發後，不止一個社會政治勢力參與運作。清朝滅民國興的不流血的政權交替中，當朝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居功甚偉，隨後袁世凱才能在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中，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值得一提的是，袁就職之後，堅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時積極與列強交涉，維持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2.稱帝失敗

袁世凱是民國初年唯一軍事強人，至其解散國會，取消約法之後，袁大總統之實權已形同皇帝。袁的稱帝失敗，警示後來的政治強人,讓蔣，毛等人深知無冕之王的重要性。一言九鼎，獨裁專製，群臣奉旨行事但無礙。雖萬歲之聲不絕於耳，稱王封帝是萬萬不可做的蠢事。帝國的城樓上，須得掛的是“民國”，“共和”的招牌。

袁世凱的時代悲劇是全民族的集體疤痕

作者：金滿樓

曆史在很多時候被認為是茶餘飯後的談資，但這種談資除了娛樂價值之外還是有生命力的，因為它能夠給人們提供一條“問題從何而來、又將向何而去”的線索。“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最直白的解釋便是，我們一直生活在過去曆史所造成的陰影當中。

清朝的覆滅距今已經快一百年了，辛亥革命與民國的建立似乎也成了一個古老的話題。但在那個劃時代的事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不是清廷，不是革命黨人，也不是立憲黨人，而是袁世凱。

對於袁世凱的功過是非，之前的輿論往往是“一邊倒”的，什麽“竊國大盜、複辟先鋒、賣國奸賊、獨裁梟雄 ”等等，用一句話來概括，袁世凱就是20世紀中國“最卑鄙的告密者、最落後的政客、最凶殘的獨裁者和最反動的軍閥頭子”，如果誰被扣上了“袁世凱”的帽子，那他在政治上將永世不得翻身。

之前的曆史教科書給一般人的印象是，袁世凱在戊戌變法的時候背叛了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在當了民國大總統後再次背叛了民國，這個掌握了強大軍事力量的軍閥頭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謊、欺騙、玩弄陰謀，甚至還不惜搞暗殺，最終隻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稱帝目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曆史上真實的袁世凱與通常所描繪的“幹癟的、扁平的、概念化”的那個曆史醜角，差之甚遠。事實上，袁世凱從科舉失意到投筆從戎後，他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國誕生、帝製複辟等重大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在其死後的曆史書寫中，袁世凱卻被剝去了豐滿的血肉，抽空了鮮活的靈魂，其形象變得麵目猙獰，一無是處，這本身就是一種曆史的悲哀與反諷。

袁世凱真有那麽壞嗎？至少在目前還不能蓋棺論定。筆者認為，袁世凱最悲哀的地方在於，由於後來史家或者說當政者因自己的失敗而厭惡並憎恨他，所以袁世凱的所作所為都充滿了陰謀和罪惡。換句話說，以往的曆史觀點都主觀的認為袁世凱上台後必定要鎮壓革命、必定要搞帝製複辟，這種錯誤的曆史宿命觀和曆史的功利主義，事實上是以曆史的結果來取代過程分析。時代是落後的，而後人們卻經常以先進的標準去衡量評判時代中的袁世凱，這既不能以理服人，也有點勝之不武。所幸的是，民國的曆史距離現在並不久遠，很多曆史事實和觀點都尚未凝固，這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間。對於過去很多黑白分明、刻板概念化的曆史人物如慈禧太後、曾國藩、李鴻章等，目前也已經有了多角度、有血肉的立體評說，而過於的極端化、臉譜化曆史上的袁世凱，顯非史學界之幸，也不利於人們客觀的認識曆史。旅美曆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中說，自民國有史以來，他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麵評價之書，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新史料的發現及新史觀的突破下，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的“告密罪”、為稱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漢奸罪”等指控均已被證明不符合曆史事實；而在為袁世凱的聯名“辯護”聲中，其中也並不乏楊天石、房德鄰、孔祥吉、茅海建、劉憶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這種現象的出現恐怕並非偶然。

如果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告密是為了自保、逼迫清帝退位是為了順應共和、鎮壓“二次革命”是為了維護統一、部分接受“二十一條”是屈辱外交，他所做的這一切都可以理解並予以同情，但袁世凱推行洪憲帝製、登基做皇帝則是鐵板釘釘、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這自然是無從辯駁亦不可辯。

《三國演義》裏說，在曹操勢力強大的時候，孫權寫信給曹操勸他代漢稱帝。曹操將孫權的信拿給大臣們看並笑罵道:“孫權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爐火上烤啊！”事實上，曹操也不是不想稱帝，但稱帝是要講究天時地利人和的，要是條件不成熟便貿然行事，反而會更加被動甚至招來殺身之禍。袁世凱也曾熟讀史書，在稱帝這樣的大事上何以如此糊塗，實在是奇哉怪也。唐德剛曾為袁世凱辯護說，“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重德性，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 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勳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孔夫子說，“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而袁世凱的錯，錯就錯在原則，錯在“大德有虧”，錯在晚節不保。

有人認為，袁世凱之所以要稱帝，可能是因為其家族的不祥命運（即不能衝破六十歲之“魔咒”），而“太子”袁克定、楊度等小人在其身邊不斷蠱惑，結果使得袁世凱在一念之間，一失足成千古恨，至今都在糞坑裏不得翻身。

“家族魔咒”的說法固然可以解釋袁世凱的稱帝動機，但這不是洪憲帝製的深層原因。魯迅曾回憶起民國元年時的光明，那時他“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但到民國二年之後，事情“即漸漸壞下去”。傅斯年也說，民國元、二年間“像唐花一般‘怒發’”，民國三四年間則“像冰雹一般的摧殘”。令人詫異的是，民國取代清朝不過兩三年，士人們便對民國如此的失望，這又是為何呢？

在袁世凱死後，魯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傳》。在這篇著名的小說中，處於農村最底層、為人所輕賤的小人物阿Q被可能發生動亂的幻想所吸引，但當他想去參加革命的時候，那些受過傳統教育的舊時代人物和受過外國教育的新派人物卻叫他滾出去，阿Q生氣地指責說:“不準我造反，隻準你造反？”最可笑的是，阿Q犯的是搶劫罪（也可能是盜竊罪），但最終卻被作為“革命的代表”處決……而所謂的“ 革命”事實，卻是阿Q想做但並沒有做的。由此可見，辛亥革命其實是“少數人革了極少數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極少數人革了極個別人的命”，而千千萬萬個像阿Q那樣的民眾，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舊鄉紳所壟斷，即使在民國建立之後，占據人口絕大比例的一般民眾也仍舊被排斥在機構之外，魯迅的小說反映的不過是一般民眾對新生民國極其疏遠的事實。老同盟會員吳稚暉曾說，他們這批人開始是真心真意的想從井中將人救出來的，但結果是自己也掉到井裏去了，恢複了祖宗的原形，中國人還是在十八世紀原地踏步。革命黨人蔡濟民後來也曾賦詩一首:“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贏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當年種惡因”。此詩在當時傳誦一時，何嚐不是一種痛苦的反思？

在民眾極少參與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進步？又對當時的民眾和未來發展創造了多大的福利？這無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製，卻沒有消除本質上的專製，這種建立在沙灘之上的勝利，如果想當然的視為一種重大進步的話，自然會為民國後的種種亂象感到失望。換句話說，辛亥革命開創了一個“民治”時代，但並沒有達成一個“民治”時代。沿襲數千年曆史的 “帝製”雖然在表麵上被廢除了，但中國要進入真正的‘民治’時代，可能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在為辛亥革命歡呼之前，後人們最好還是保持冷靜。西方記者在辛亥革命的時候認為，中國當時最需要的是秩序，而這隻有袁世凱才能帶來。即便是孫中山及他的同誌也都明白，“袁世凱那時在國民心中的聲望，似乎還在孫公之上”。袁世凱的“聲望”，不僅在於他當時掌握了最精銳的軍隊，也在於他促成了清帝退位這場 “不流血的宮廷政變”。由此，中國才不致陷入曠日持久的內戰中，這於國於民，袁世凱都是曆史的功臣。對於一場突發的、無序的革命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完美的結果嗎？曾幾何時，民國的建立給無數人帶來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國數千年來不斷改革修正的政治社會體製，它仍舊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並不會因為革命趕走了皇帝就同時死亡。而當年的那些革命黨人都是些“一次革命論者”，當他們把原有體製摧毀並試圖搭建一個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樓時，結果卻是適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尷尬境地。當老百姓沒有從新生的民國中獲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時（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敗的原因），難怪他們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凊了。

袁世凱是一個轉型時代的現實主義政客，他並不理解也不讚成革命黨人所提倡的現代民主製。在他的心目中，當時最適合中國的是開明君主製，在局勢已亂、南北談判之初，袁世凱退而求其次，堅持保留君主立憲，並主張國體問題應以國民大會的形式加以解決。袁世凱的想法固然是一廂情願，但民國初年內閣的頻頻更換和國會的種種紛紛擾擾也同樣證明，簡單的移植西方製度必然導致水土不服，中國的問題還需要從自己的根本和傳統上著手。

袁世凱也許是對的，在國人自古以來的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條件下，強行實行所謂的西式的民主政治，其結果不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且極容易破壞了民主的名聲和信譽。任何企圖以觀念的變化和政治體製的改變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其用意雖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實現，結果也可能是走向設計者初衷的反麵。如果體製結構和國民的觀念結構不變，即使趕走了王座上的皇帝，也未必能沒有趕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著獨裁專製做皇帝，共和製度再完美也不過是空架子。袁世凱稱帝，是因為中國帝製的土壤太肥沃了；而當民國陷入到各種困境之時（譬如外交與邊疆的危機、地方的不服從、民眾的冷漠等等），袁世凱便把這些問題的根源歸結為:中國缺少一個皇帝。既然民主共和、三權分立（當時其實隻有兩權，民國的司法權其實一直在坐冷板凳）搞不通，袁世凱隻能乞靈於老祖宗，要搞一個政府、一權專製了，結果搞著搞著，就隻能繼續往帝製的道路上走了。

中國古代向來就有“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從實際操作上來看，“傳賢”的成本太大，弄得最後必然分崩離析，國不能安，隻有傳子才是個簡單可行的製度，在雍正創立秘密建儲後更是趨於完美。“傳賢”這種製度，說白是就是現代的民主製度，也就是一種“競爭上崗”的製度文化，但它的運行成本卻不是農業社會所能承擔的。

在民國後，皇帝被推翻了，“傳子”已無可能，但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仍舊是傳統的經濟結構，傳統的社會條件，舉目望去，全是愚民，民眾既無主動參與之意識，也無參與之衝動，更無參與之行動，如何能支撐起這“競爭上崗”的運行體係呢？

結構不變，結果不變，在這種非繼承製的專製結構體係下，領袖的權威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遞減的，最終會陷入難以為繼的窘境之中。由此，袁世凱想到了稱帝。但是，稱帝就能使問題迎刃而解嗎？在辛亥前，梁啟超反對革命的原因在於他認為當時民智未開，國體不可輕變，走君主立憲的漸進改良道路才是中國的首選。可惜的是，當時清廷和革命黨都把他的善意良言當成耳邊風。而袁世凱要搞洪憲帝製的時候（盡管也是君主立憲製），梁啟超卻發表雄文駁斥說，帝製無論如何都是已經死亡了的製度，就好比扔進豬圈後被踐踏的佛像，它已經無法再引起人們的敬畏和服從；因此，帝製是不必要的，而且它也絲毫不增加總統現有的權力。

梁啟超的意思是，帝製一旦被共和製打破，破鏡就此難圓；即使再恢複，也難以產生神聖與威嚴的效果。可惜的是，袁世凱並沒有梁啟超話語中的深刻含義，弄到最後是身敗名裂，為天下笑。

袁世凱的悲劇證明，重返專製搞獨裁、搞家天下，到最後終究是一場空；而袁世凱的失敗，事實上也是給後來者提供了一個警示牌，盡管後來某些獨裁者的權力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了袁世凱甚至超過了以往的皇帝，但沒有人再敢提“稱帝”二字。

一個產生偉人的時代，同樣需要遊戲規則，更需要遵守規則……不遵守規則便要受到懲罰。袁世凱的失敗，就在於他太露骨的違反了已為當時中上層人物所公認的共和規則。

但我們同時需要銘記的是，袁世凱的悲劇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劇。作為傳統獨裁專製體製下的領袖，袁世凱具有如此大的作用與能量，以至於他個人的失誤往往會帶來整個國家和全民族的災難，之後的軍閥混戰和外侮侵略也都是因此而起，在整個民族的悲劇麵前，袁世凱能辭其咎乎？劉憶江先生在《袁世凱評傳》中用三句話概括了袁世凱的一生:“青年為愛國之英雄，中年為治世之能臣，晚年為誤國之奸雄”。所謂“行百裏半九十”，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袁世凱大概就是最好的例證。畢竟，洪憲帝製是鐵的事實，無法翻案也無案可翻，評價稍好的如唐德剛先生稱之為“社會轉型期間的不幸產物”，評價不好的是千夫所指的千古罵名，這一點都不算過分。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白居易的這首《放言》詩，其大概意思是說:周公這樣的大忠臣，也有被流言中傷、被大家懷疑的時候；而王莽這樣的亂臣賊子也有裝模做樣、收買人心並被大家稱讚的時候。如果未等真相出現之前他們就死了，那麽古今天下的忠奸又有誰能分得清呢？

但是，一味的指責古人對現實其實是於事無補，畢竟是人就會犯錯誤，不帶有一點個人私欲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後人們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責古人呢？在困難多變的局勢下，換其他人到那個位置上去，也未必比袁世凱做得更好。袁世凱是稱帝了，但後麵搞獨裁的人層出不窮，那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們，哪個不是土皇帝？難道罵了袁世凱，便可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麽？

所以，筆者認為，寫曆史、讀曆史，多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並接近曆史的真相。對曆史人物過度的神化或醜化，其實都是將曆史變成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世凱雖然“遺臭百年”，但後人給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在如今開放與多元化的今天也不為過。

辛亥革命進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憲帝製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煙消雲散了。曆史的可笑之處便在於，袁世凱本可以成為華盛頓，本可以成為拿破侖，但作為時代產物的他，卻最終選擇做了袁世凱。

在洪憲帝製失敗後，袁世凱的暴卒解決了很多問題。但是，在袁世凱死後的民國，它的明天會更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