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直荀之死（zt)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澤東填了一首《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以緬懷楊開慧、柳直荀兩位烈士。此詞所贈答之李淑一女士，正是柳直荀烈士之遺孀；而楊開慧烈士，國人鹹知，是正牌的毛夫人。 柳直荀是怎麽“烈士”了的呢？過去公布的資料語多隱晦，隻是籠統地說，柳直荀“１９３２年在湖北洪湖戰役中犧牲”。意即他同樣死於國民黨軍隊的槍口之下，當然也算作“革命烈士”就是了。

　　其實柳直荀之死，另有實情，黨內軍內明白如鏡，對外卻守口如瓶，是絕對的機密。直至文革後，軍隊離休幹部陳靖（詳見下），在一首詞作中曾予委婉披露，應屬首次。——他在《蝶戀花．李淑一老人淚痕錄》中說到柳直荀之死，用了一句“傷心最是留芳嶺”（“留芳嶺”詳見下），以寓實情。然而說者有心、聽者無意，故而此詞發表後，社會反響不大。最近見到一篇張增泰的文章《從葉德輝之死說起》（載《萬象》第１１卷第２期〔２００９年２月〕，頁１４８－５６），就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抖露得一清二楚了。

　　　　柳直荀（１８９８－１９３２），湖南長沙人。出身書香門第，知識淵博，才華出眾。參加過南昌起義，是洪湖蘇區開創者之一。與夏曦毛澤東等人，早在“湖南省立一師”求學時代，就結下深厚的友誼。而楊開慧跟李淑一的關係也非同一般，她不但是李的同窗好友，還是柳李之間的紅娘。柳李結縭之後，住在長沙興漢門外留芳嶺２４號樓下，樓上便住著夏曦夫婦。毛楊夫婦常去那裏接頭議事。三對夫婦，關係親密無間，“留芳嶺”遂留佳話。

　　１９２６年北伐軍進入湖南後，柳直荀致力於農民運動，擔任湖南區委委員，兼任省農民協會籌委會秘書長。大革命失敗後，他加入賀龍部隊，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任農工委員會委員。１９３１年５月，紅三軍（即紅二軍團）進軍鄂西北，柳直荀任中共鄂西北臨時分特委書記、湘鄂西省蘇維埃財政部長等職。



　　“留芳嶺”另一聞人夏曦（１９０１－１９３６），湖南益陽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南昌起義後赴蘇聯學習。１９３０年回國後，卻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　
　１９３３年夏，李淑一聽聞“道路傳言”，指稱丈夫柳直荀“犧牲”了。但是道路傳言，語焉不詳，“犧牲”故事，撲朔迷離。李淑一在悲痛和困惑之間，和淚填下《菩薩蠻·驚夢》一曲以寄托思念之情：“蘭閨索莫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儂曉夢殘。征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 ”詞中所言“六載無消息”，乃指柳李夫婦於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９日揮手分別竟成永訣（柳李育有一子）。分別後，柳直荀沒有上井岡山，而是輾轉於南昌、香港、上海、莫斯科等地，最後來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直至不明不白的犧牲。

　　爾後數十年的悠悠歲月裏，李淑一對丈夫柳直荀的死因孜孜以求。

　　起先，她曾經懷疑過李立三、賀龍等人。後又懷疑跟王實味案有關，因為柳直荀跟王實味至交。但是這些懷疑都被一一否定。“解放”後，李淑一曾向謝覺哉問訊，因為她聽說柳直荀死前幾天，謝覺哉（時任湘鄂西省委政治秘書長等職）曾到柳的住處要泡菜吃。但是謝的複信，令李淑一失望，除了勖慰，實情隻字未予吐露。其實當時的謝覺哉，確實是柳直荀的同路人，隻是偶然的原因，謝幸免於難。謝覺哉是知情者、再世人。

　　１９５７年元旦，《詩刊》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詩詞十八首”。李淑一（時任長沙第十中學語文教員）讀罷“十八首”，便回想起，毛澤東曾有寄贈楊開慧的《虞美人·枕上》一詞未予收入。李乃於春節期間，給毛澤東寫信探問，並附上自己早年所填的《菩薩蠻·驚夢》（見上）相贈。她在下意識中，未嚐沒有繼續尋求柳直荀死因的意思。

　　李淑一回憶的《虞美人·枕上》已經殘缺不全，毛的原詞寫於１９２１年的“小登科”時，原本是這麽說的：“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曉來百念都灰燼，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此詞雖然拙劣，當年卻裝載過“痞子得手”的輝煌，也即“窈窕淑女，痞子好逑”之後，當然需要來一點“輾轉反側，寤寐求之”那意思。誰知“那意思”竟然成就了“小登科”的輝煌。

　　毛澤東的回信，當然不會披露柳直荀的死因，偉大領袖所能做的，便是帶領李女士上月宮去“遊仙”一番，其內容正是後來定名為《蝶戀花·答李淑一》的“靈芝仙草”：“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此詞跟《虞美人·枕上》相比較，似乎多了那麽一點兒別的意思。反正此時“窈窕淑女”早已成鬼錄，那就再意思意思吧。不意思白不意思，意思了也白意思。

　　毛澤東又對李女士說，他的《虞美人·枕上》就不用發表了，——看來偉大領袖某些時候還有點自知之明，或許也是在有意識地湮沒“痞子好逑”的曆史吧。毛又說，就改用這首新出爐的遊仙詩吧，——看來偉大領袖終於還是自負，用現在的話說，自己很有信心，而且自信心滿滿。

　　於是，“毛澤東詩詞十八首”再次發表時，變成了“毛澤東詩詞十九首”，——第十九首便是這首遊仙詩。毛澤東的老師胡適之先生，在對岸讀到學生的這首新作《蝶戀花·答李淑一》，感覺很“肉麻”，並且怎麽讀都讀不通韻腳，於是請來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又是湖南籍），幫助用湖南腔讀韻，可用了湖南腔還是讀不通。看來，且不說內容的“肉麻”，這首詞在地球上，首先是出了韻的，連鄰韻、險韻都搭不上。怎麽辦呢？要不提溜著它，搭乘“嫦娥一號”，上“重霄九”念叨念叨去？興許可以挽回偉大領袖的偉大麵子？——好在這是屬於“宇宙音韻學”或“未來音韻學”的範疇了。

　　“宇宙音韻學”高不可攀，“未來音韻學”遙不可及，哪有“肉麻”的感覺來得實在？然而曾幾何時，這首詞在大陸被吹捧得一塌糊塗，認為是偉人的巔峰之作，要“肉麻”又談何容易？但是出了大陸地界，“肉麻”就是拜讀此詞的第一感覺。怎麽會這樣？蓋高壓政治下的造神運動，可以閹割人民的味蕾細胞。於是大陸人，久居肉麻地，不識肉麻味，是肉皆曰美，你麻我不麻了。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話說李老太太顫顫巍巍地遊仙歸來，對年輕丈夫柳直荀的死因，依然茫無頭緒、不得要領。在萬般無奈之下，隻得重操舊業、再作馮婦：一遍又一遍地重溫１９３３年“蘭閨索莫翻身早”的舊夢去也。

　　舊夢太沉，宿酲難醒。孰料“史無前例”的暴風驟雨肆虐神州大地。毛澤東的紅衛兵，早早攪得周天寒徹。許多“黨和國家機密檔案”即便告別了“重霄九”，來到了溫暖的人世間隨波逐流、人手傳閱。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好心人攜來密檔抄件，告訴李老太太：柳直荀乃夏曦所殺。

　　真是胡說八道！夏曦跟柳直荀“比親兄弟還親”，又是同窗、戰友、革命事業的同路人，不是那“留芳嶺”還留著佳話嗎？說他們鬥嘴鬧著玩兒還可以，要互相殘殺，打死了李老太太，也不會相信呢。

　　但是同誌哥同誌姐唷，咱革命隊伍，豈能等閑視之？打由共產國際（蘇共）孕育而呱呱垂地之日起，老共信奉的便是鬥爭哲學。其最高境界是“左”的鬥爭；其表現形式是殺伐異己。說到底，沒有任何政治路線、思想原則可以講究的。你李老太太革了一輩子的命，又跟毛走得那麽近，卻於此道一竅不通。遺憾哪！

　　好不容易文革風暴消停。隔年就到了１９７８年，上述的軍隊離休幹部陳靖（苗族，貴州籍，領將軍銜，早年曾在紅二軍團做過宣傳和文藝工作），“帶著第一手資料，借（疑是‘偕’之誤。——熊注）賀龍女兒賀曉明去看望李淑一，暢懷細談，證明造反派抄出的材料可信，柳直荀的的確確死於 ‘左’傾路線執行者夏曦之手。”（引自張增泰文，下同）李淑一至此，方才無語凝噎，跟丈夫生離死別五十年，今天不得不接受這個史實了。“後來她在柳直荀的一張照片上寫下這樣一段話：‘看，他那雙原本充滿智慧的眼睛，此刻放射著仇恨的光芒，盯著他的老同學夏曦！’”

　　原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由周逸群、賀龍、柳直荀等人，奉中共中央指示逐步建立的。執行的是一條比較溫和的革命路線，諸如：反對土改中侵犯中農利益，不主張殺掉地主全家，不讚成把富農趕出蘇區。

　　豈料１９３０年夏曦自蘇聯回國，從鄧中夏手中接過湘鄂西分局書記的職務後，便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愣是把伏爾加河的驚濤駭浪，移植到洞庭湖畔，大搞“左”傾路線和肅反擴大化。１９３２年初，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召開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柳直荀因為支持賀龍（紅三軍軍長）等人的意見，抵製“左” 傾路線，而被扣上“國民黨改組派”的罪名遭逮捕。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４日，“夏曦竟下令殺柳直荀於湖北監利縣老嘴”。柳直荀時年僅３４歲。

　　至於當時賀龍（１８９６－１９６９）是怎麽逃脫厄運的，他在文革中對周恩來是這樣解釋的：“當年肅反，我在前方打仗，夏曦在後方鬧肅反，……。”“夏是受蘇聯肅反擴大化的影響，他到洪湖、湘鄂西就是殺人，疑神疑鬼。”“夏以中央名義做出決定，我能怎麽辦？他動用了書記的‘最後決定權’，我沒有法子。他還懷疑到我頭上，說我也是改組派，繳了我的警衛的槍。”（權延赤：《賀龍與薛明》，張文轉引）後來，周恩來因為沒能在文革中“保護”好賀龍，深感自責。—— 那可是另一段“有趣”的革命曆史了。

　　在“左”傾路線的風聲鶴唳、血雨腥風之中，倒斃的幹部一大片，豈止柳直荀一員？看，有“共和國第一號烈士”之稱的段德昌（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字裕厚，湖南南縣人），是黃浦高才生、傑出的軍事指揮家、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賀龍的“右膀”，曾任紅六軍軍長、紅三軍第九師師長，此時也被夏曦所誣殺。而謝覺哉更是列在夏曦欲待誅滅的黑名單之中，因正被關押敵營，方才幸免一死。據稱，整個紅二軍團（紅三軍）在“肅反擴大化”中，從兩萬人銳減至僅五千掛零。其中連級以上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誅殺。全軍隻剩下夏曦、關向應、賀龍、盧冬生四名黨員（據張增泰文）。清湯寡水，一地雞毛。“左”傾禍害之慘烈程度已足管見。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辛巴德：《往事鉤沉之千秋功過》以及王先金：《長征風雲》等資料。

　　夏曦在“肅反”、“清黨”、抓“改組派”、“ＡＢ團”中推行“左”傾路線，雖然在基層遭到賀龍、段德昌、柳直荀等人的抵製，但是有王明在中央的支持，屢屢得以暢行無阻。直到紅三軍在黔東蘇區跟紅六軍團會師後，因有中央代表任弼時等人直接介入，後經中央批準，才將夏曦撤職（已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下旬），並允其留在紅六軍團政治部“將功補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８日，夏曦在渡金沙江時，被激流卷走溺斃，從而結束了其血債累累的一生。無奈夏曦僅比柳直荀多活了一歲（實約八個月）。

　　毛名言：“人八億，不鬥能行嗎？”這真是一語道破天機。他露出了牙齒，不再玩“遊仙”的把戲了。回顧dang史，“鬥爭”是主線，“權術”是中心，“殺人”便是資本積累。無論是外鬥還是內鬥、是基層鬥還是中央鬥，隻要有人殺就鬥爭不止。殺完一個，就給安上一個“烈士”稱號，以自掩耳目。然而像柳直荀、段德昌這樣的“革命烈士”，恐怕連老共自己，也難以用“國民黨改組派”的藉口來自圓其說。無怪乎李淑一對於丈夫的死，曆經半個世紀都得不到真實的信息。臨到末了，已經鬧到“眾人皆醒、惟我獨醉”的地步，老共還不能以“組織”出麵，給李老太太一個“官方”的說法。這種鬥爭真的很悲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