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大師朗道

一句粗話即澄清學術謬誤是非。

毛澤東和中共建政後，執政“一邊倒”。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教育的整個辦學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以蘇聯模式取代英美模式，實現了貨真價實的全盤“蘇化”。當年的生物學界，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李森科學派，搞一言堂。把跟從李森科和米丘林的學說標榜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又紅又專”。完全禁止經典遺傳學派、基因、染色體學說。而且還對基因、染色體學說的學者以“右派”、“反動學術權威等”名義進行人身政治迫害。直到文革前的國內生物學教科書，仍然還在貫輸“毒狼奶”，把偽科學和學術拉圾的李森科“學說”奉為神明。而在蘇聯，此時的李森科已淪為落水狗，被蘇聯學界窮追猛打.....

物理學大師朗道的身上，並沒有凡夫俗子們“隔行如隔山”的禁忌。他毫不留情地在全蘇科學院大會上嘲弄了李森科-這個斯大林時代科學界的寵兒。（眾所周知，李森科主張“生物後天獲得的性狀能夠遺傳”。）李森科作完報告後，朗道問他：“你是不是說，如果我們把一代又一代的牛的耳朵割了，最終我們會得到生出來就沒有耳朵的牛？”李森科不解朗道是何圈套，隻得實答“是的。”接著朗道說了一句院士大會上沒有人會講的黃句子把李森科問倒了，朗道問李：“那麽請問，我們（男人）世世代代，前撲後繼地折騰女人，為什麽生出的女兒又個個都是處女呢？”
真不愧是大師，一句粗話即澄清學術謬誤是非。

早就想寫點文字來記念朗道先生，但一時間又曾被“張東蓀文”套住。今日恰好看到了華新民有關朗道的記念文，趁機轉載如下。
華新民簡介：江蘇無錫人氏。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係，曾在最落後的雲南邊疆刀耕火種地區接受“再教育”，當過工人，技術員，大學教員。也曾在最發達的美國接受“再再教育”，加州大學物理學博士。現從事空間科學數據係統開發工作。從1991年起為華夏文摘做義務編輯。



朗道和他的秘密檔案

作者：華新民

20世紀物理學的一位傳奇人物——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1908年1月22日生於俄國，今天來寫點關於他的文字，才驀然發現錯過了他的百歲冥壽。

朗道這個名字，在物理學界是用不著介紹的。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學名詞多不勝數，而且遍布從流體力學到量子場論的各個領域：朗道—霍夫湍流理論、朗道能級、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茲伯格理論……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低溫下液態氦的超流動性理論，並為此贏得了196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不過，使他對物理學產生深遠影響的，還有一項更重要原因，這就是他同他的學生栗弗席茲合著的九大卷理論物理學教程。這部成書於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僅培育了整整一個富有成果的蘇聯物理學派，也教導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學生，以至今天哈佛大學圖書館裏以朗道為作者的書目，依然四倍於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物理學大師費曼的著作。套用我們當年常用的句式來概括，那就是：這套教程“夠我們物理學界用很長一個曆史時期了”。

所以有史家慨歎曰：朗道生不逢時。言下之意是：朗道進中學的時候，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和玻爾的原子模型都已經問世。他還沒有從大學畢業，海森堡和泡利就分別提出了測不準原理和不相容原理（1925年）。假如他早生一二十年，正趕上20世紀初物理學的革命時代，也就是相對論、量子論的草創階段，以他的才情學識，對人類知識的貢獻，當可以躋身於愛因斯坦、玻爾這樣的世紀級大師之列。

說朗道是個傳奇人物，固然是因為他的天才和科學上的貢獻，然而他鮮明的個性、古怪的脾氣以及他同蘇聯國家機器之間撲朔迷離的關係，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他在193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經曆，長期籠罩著一團迷霧，從而使他成為物理學界內外經久不息的話題。

這一切要從他的少年時代說起。十月革命爆發的時候，朗道9歲，正是加入少先隊的年齡。從他的早年經曆看，蘇聯的黨和政府為培養這個少年天才不能不說費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鄉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國的首都、裏海邊上的石油城巴庫市。他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是油田上的工程師。朗道14歲就進巴庫大學，兩年後轉到了列寧格勒技術物理學院。1927年，19歲的朗道大學畢業。兩年後，人民教育委員會（教育部）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項聯合計劃將他送到歐洲各物理學重鎮遊學：在哥本哈根隨玻爾工作一年，其間又到過英國、德國、瑞士、荷蘭等國。在劍橋，他結識了在那裏工作的俄國同胞——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訪問期間，朗道根據卡皮查提出的問題，建立了金屬中電子的抗磁性理論。這次見麵使卡皮查見識了這位年輕人的非凡才能，也成為他們二人數十年合作的開端。

1932 年，24歲的朗道已成為學術帶頭人，被任命為哈爾科夫的烏克蘭技術物理研究所的理論部主任。在那裏，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有兩年的時間，他以平均每六個星期一篇的速度發表論文。他一邊從事他的開創性工作——關於第二類相變的研究，一邊在大學裏教課，並開始編寫那套著名的教科書，這使他很快帶出了一批年輕人，成為世界物理學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異軍。

1937年，朗道離開哈爾科夫，來到了莫斯科卡皮查為所長的物理問題研究所——卡皮查自1921年起就在劍橋盧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工作，1929年當選為皇家學會會員，1930年成為那裏的蒙德實驗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樣回國探親訪友，卻被通知說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許可，要他留下來為祖國服務。為了創造條件讓卡皮查繼續原來的研究，蘇聯政府把劍橋的整個實驗室設備買了下來運送到莫斯科，並且成立了這個研究所。可見，它完全是蘇聯當局“因神設廟”，專門為不情願的“海歸”卡皮查成立的。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科研機構。2002年，五十年代在那裏師從卡皮查的我國物理學家管惟炎先生在他的口述曆史中回憶道：

物理問題研究所就在莫斯科大學附近一條大道上，一棟歐洲莊園式的建築，仿照卡皮查在劍橋時的實驗室，現在叫卡皮查研究所，當時卡皮查還在，不能以他命名。蘇聯科學院另有一個較大的物理研究所，那是綜合的。物理問題研究所是很特殊的，專門為卡皮查建的，研究員加工作人員大約隻有三十幾人，規模很小，但是影響很大……

卡皮查的研究所有很多特點，第一個就是人很少，他學生也收得很少，原來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吳有訓到莫斯科訪問，我隨他做翻譯，去見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個問題，像你們這麽好的師資、設備，為什麽不多收一點學生？卡皮查就說不能多收，多收以後，我們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實驗。[管惟炎 2002]

後來的曆史證明，對蘇維埃科學而言，政府當年打造這個“小廟”的決策——雖然實施的手法跡近綁架——是何等富有遠見：這裏出了至少半打科學院院士和三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正合了我國的一句老話：“廟小神靈大”。

朗道來到物理問題研究所後，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論部主任的位子給了他。按說，在這樣良好的研究條件下，朗道可以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智，為物理學做出難以估量的貢獻。可惜的是，到莫斯科才一年，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暴把朗道卷進漩渦中心，幾乎使他慘遭滅頂之災——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安全部門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在哈爾科夫研究所的同事和親密朋友、追隨他來到莫斯科同一研究所的柯立茲和盧默爾。那一年，朗道剛好30歲。

朗道入獄的前因後果，是科學史家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此保持沉默。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因為蘇維埃時代的犯人出獄時都要簽下嚴守秘密的保證書。半個世紀以後的1989年，已經是戈爾巴喬夫執政的開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傳記的第四個版本，書中聲稱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為被他辭退的一個的學生心生怨恨，誣告老師充當德國間諜。她還指名道姓地把這個人公諸於世。朗道對學生的嚴厲是出了名的，這樣的解釋似乎不無根據。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學生還在人世，雖然當年為朗道所不容，卻自稱不減對老師的尊敬。看到這個陷自己於遺臭萬年的指控，當然不依不饒，於是把傳記作者告上了法庭。審案的法官要求克格勃查閱朗道的檔案，裏邊確實沒有發現這個學生的密報，被告隻得登報道歉了事。

不過，由於這場官司，克格勃的人員有機會打開塵封了幾十年的案卷，發現了一段令他們吃驚的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克格勃的檔案公開刊登在當時的一份名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報》的期刊上，總標題是“列夫·朗道：獄中一年”，這段曆史的真相因而終於大白於天下。這些絕密檔案包括對朗道的審訊記錄、他的個人自白以及其他有關文件。剔除這類材料中必然會有的許多汙蔑不實之詞，人們從中看到，朗道這個蘇維埃科學的光榮標誌，原來真的犯過相當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樣的罪行。他被捕的原因，並不像眾多斯大林時期的冤假錯案那樣純屬無中生有。朗道和他的同夥，確曾有過推翻斯大林和蘇維埃政權的企圖，而且從事過 “有綱領、有組織，有預謀”的活動。

朗道的檔案中有一份他參與起草的傳單。內容如下：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同誌們！
十月革命的偉大事業已經遭到可恥的背叛，全國淹沒在血流和汙穢之中。幾百萬無辜的人被投入監獄，人們不知道哪一天會輪到自己。

同誌們，你們難道沒有看出來，斯大林集團已經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變！社會主義成了空洞的詞句，報紙充斥了謊言。斯大林對於真正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同希特勒和墨索裏尼沒有兩樣。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他摧毀我們的祖國，使她淪為德國法西斯野獸的獵物。

我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為了社會主義，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作鬥爭。

同誌們，組織起來，不要害怕內務部的屠夫們！他們隻會殺害手無寸鐵的囚犯、抓捕無辜的民眾、掠奪國家財產以及憑空製造冤案。

曾經推翻了沙皇和資本家的我國無產階級必將推翻法西斯獨裁者及其集團。

勞動節——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節日——萬歲！

下麵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黨。這份傳單預定在五一勞動節散發，不過內務部（克格勃的前身）提前三天動手，把這個反革命集團——當局的文件上稱為“反蘇集團 ”——一網打盡。1938年正是大清洗年代的後期，斯大林的政敵此時大多已經遭到肉體消滅，幸存者也悉數繳械投降，而兩三個青年科學家竟然膽敢將惡毒攻擊的矛頭直指斯大林，在當時極為罕見，其中的任何一個詞句，拿出來都能成為將作者置於死地的鐵證。

朗道走上反斯大林道路的過程是頗值得仔細追蹤的，雖然這方麵的資料不多。早年在哥本哈根接觸過他的人們的記憶中，他是一個熱誠的共產主義者，對自己的革命祖國非常自豪。當時西方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蘇聯有許多妖魔化的輿論，年青的訪問學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麵前常有說“不”的表現，才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替他想想，確實找不出他要反蘇的理由。從國際大氣候來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是西方資本主義大蕭條的年頭，朗道在西歐所看到的，正應驗了列寧的“資本主義走向壟斷和腐朽”的預言。從朗道自己的經曆來說，雖說生在舊社會，卻是長在紅旗下，黨和政府待他可謂不薄。1934年，他未經論文答辯就被授予博士學位，第二年升為正教授。事實上，朗道在早年確實是愛黨愛蘇維埃的好青年。雖然沒有入黨，他常將自己和同道稱為共產主義者，而將他痛恨的人斥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還在《消息報》上發表了“資產階級和當代物理學”這樣的文章，批判資產階級的宗教迷信和金錢權力，盛讚“黨和政府為我國物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空前的機會”。

不過，朗道的政治觀點卻在那些年裏經曆了一次——借用他研究領域裏的一個名詞——“相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麽呢？根據秘密檔案中審訊紀要的說詞，“促使朗道參加到反蘇物理學家集團中去的因素，是對自己父親的被捕不滿和怨恨”。在“情況介紹”一欄裏，有這樣的文字：“朗道的父親曾因破壞石油工業而被判處集中營監禁十年的徒刑（後來予以釋放）。他承認，因父親被捕而產生怨恨和複仇心理，促使他參加了哈爾科夫技術物理研究所的反蘇集團。”安全部門的這個說法令人生疑，因為“破壞石油工業”這樣的罪名，那是要槍斃的，怎麽又在括號裏說放了呢？何況，在朗道的親筆交待裏，沒有任何文字提到他父親被捕。蘇聯解體以後，朗道的外甥女為此寫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過的城市列寧格勒和巴庫查詢。列寧格勒克格勃的答複是：沒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紀錄。阿塞拜疆共和國的國家安全部的答複是：朗道的父親曾在1929年被捕，不過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製造的金幣”；半年後，當局決定按當時的兌換率付給他蘇聯的鈔票並且予以釋放。看來，這項所謂破壞石油工業的罪行，以及“朗道承認”之類的說法，無非是安全部門的習慣性做法：或憑空、或誇大地編造出一些“事實”和口供，來證明敵對勢力“反蘇 ”，無不是出於自私狹隘的動機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曆史的真相，或許可以從下列若幹事件中找到一些線索：1936年，他曾同一位到訪的西方物理學家說：“我估計總的形勢會有所寬鬆，斯大林現在也讚成自由選舉了。”從中可以感到朗道已經對當時的蘇聯缺乏民主有所不滿了，雖然還心存期待。可是，1936年8月莫斯科大學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長、老布爾什維克黨員鮑裏斯·蓋森②被捕，四個月後遭到槍斃。朗道的朋友，理論物理學家馬特維·勃朗斯坦也在同時被抓，在次年的二月遭到處決。他們都屬於物理學界在大清洗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朗道當時不到30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又是一個“生不逢時”），自己的同事、朋友不明不白地“人間蒸發”，這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大概是導致朗道對蘇維埃製度徹底失望、促使他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事實上，那張傳單的第一句話就反映了作者的憤慨。

另一個事件是，他還在哈爾科夫的時候，所在的研究所任命了一位新的所長。新所長的任務是把研究工作引導到軍事和實用的方向。考慮到當時法西斯在德國和意大利日益壯大，政府的這種政策實在也無可厚非。但朗道為了維護自己的理論物理研究，同新所長發生了衝突。這場衝突的尖銳程度，可以從以下事態看出：朗道私下裏打算把自己的理論部分裂出去。他那個不黯世事的學生在領導麵前證實了朗道的計劃——他不懂得在官方眼裏，這種行為等於是破壞蘇維埃軍事工業，因而被朗道逐出師門；而堅決支持朗道的柯立茲則被抓進監獄。在朗道交涉下，柯立茲不久被無罪釋放，但克格勃的檔案裏卻寫著這樣的評語：“該人是朗道為首的反革命破壞組織的成員，應繼續加以監視。”克格勃的檔案裏還記載著，1937年，安全部門在哈爾科夫逮捕了若幹科學家，其中兩位在槍斃之前坦白：朗道是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看起來，朗道早已在安全部門的監控之中。他也許“憑著反革命的靈敏嗅覺”有所警惕，所以決定出走莫斯科，投奔到卡皮查這棵大樹底下。而當局之釋放柯立茲，不過是欲擒故縱之計，用他來釣朗道這條大魚的。五一節傳單事件促使了秘密警察采取行動。

朗道被投進了監獄，當局並沒有公布他的罪狀。他的學生和同事以至親屬，大都猜測他是受到了某個私敵的誣告。這樣的猜測並不是無端的，因為朗道得罪的人太多：他才華出眾、少年得誌、自視甚高，又口無遮攔，缺少心機，常出言不遜，傷人無數。在朗道身後人們對他的回憶中，這方麵的軼事占了相當大的部分。比如，傳說他對於世界上的物理學家有一個自己的排行榜——到底是物理學家，排行用的是對數標尺，即每一級的貢獻都比下一級高出十倍——處在頂級的是愛因斯坦，比他低半級的是玻爾、海森堡、薛定諤、狄拉克和費米，自己則比他們再低一級；至於在蘇聯的物理學家中，自己是老大，老二和老三空缺，老四則是他最器重的一個學生，其餘相當有名的蘇聯物理學家都是等而下之，無論知識和才華都不在他的眼裏。又比如，有一年愚人節他開了一個玩笑——在布告欄上貼出了自己對研究所每個人評定的能力和工資等級，差不多把所裏的人得罪完了。至於對他的學生，嚴厲訓斥更是家常便飯，而且罵得有“科學含量”——他常常根據恩格斯的語錄“勞動使猿變成人”說，人如果不勞動，就會重新長出尾巴爬上樹去。於是那些被認為偷懶的研究生會被他罵為“長出尾巴來了” 。以至在朗道辦公室的門口，有人貼了這樣一張告示：“小心！他會咬人！”，仿佛裏邊養著一條惡犬一樣。還有一幅流傳甚廣的“對驢講經圖”描寫朗道講課的情景，隻見背上生著天使翅膀的他在上麵滔滔不絕，而學生們全被畫成頭上豎著長耳朵的蠢驢在下麵昏昏欲睡，這多半反映了曾受他貶斥的學生心目中的師生關係。不難理解，這麽一個目空一切的家夥，上上下下都有不少人希望看到他倒黴。

玻爾在莫斯科大學發表演講，朗道充當丹麥語翻譯（1961年）

朗道被捕當天，研究所所長卡皮查就給斯大林上書。他也被蒙在鼓裏，同大家的猜測一樣，認為自己這位鶴立雞群的下屬得罪人太多，因而遭到誣告。信中寫道:

斯大林同誌，
我所科學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雖然隻有29歲，他同福克已是我們蘇聯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

他在磁學和量子論方麵的論文受到國內外的廣泛引用。去年，他發表了關於恒星輻射能源的出色研究成果，這項工作有可能回答以下的問題：太陽和恒星的能量為什麽沒有隨時間發生明顯的減弱？為什麽沒有枯竭？

玻爾和其他主要科學家都認為，朗道的這些思想有遠大前途。

我可以肯定，失去科學家朗道將使蘇維埃科學，乃至世界科學蒙受明顯而嚴重的損害。當然，一個人聰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許他違反我國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話，他理應受到懲處。

不過我懇求您明察他的非凡的天賦，下令慎重審理他的案子。

在我看來，朗道性格方麵的缺點亦廣為人知，這一點也請您明察。他喜歡跟人爭論，而且言詞鋒利。他喜好挑別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學院院士的毛病。一旦發現，就加以張揚嘲笑，這使他樹敵甚多。

他在我們的研究所裏也是個不易相處的人。不過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於他的特殊天賦，我常寬容他的行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會有不忠誠的行為，盡管他有性格上的缺點。

朗道還年輕，還能為科學做許多工作。隻有他科學上的同事才能說這樣的話。因此，我給您寫這封信。

考慮到“大清洗”時代的恐怖氣氛，即使是寫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惡劣的群眾關係。如果當局願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滅頂於群眾鬥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不必公布他那張傳單——那樣會造成反動內容的擴散，隻要找一兩個“苦大仇深”的學生帶頭控訴他專橫跋扈的學閥作風，或者動員某個受過他奚落的院士出來斥責他從“狂妄自大發展到同黨分庭抗禮”，然後發動全所員工對他的反動言論直到生活作風各個方麵，深入揭發批判，不愁沒有足夠的材料把他搞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如果這還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氣焰打下去，那就把群眾揭發材料登上《真理報》，加一個編者按什麽的，定能使廣大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把肺都氣炸了”，引來全國的憤怒聲討。不過這一切都沒有發生，蘇聯的專政機關不走群眾路線，內務部對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審訊。

朗道檔案裏的記錄顯示，他的罪名極為嚴重：反革命組織的頭目。在最初的時間裏他被每天罰站七個小時，而且受到種種威嚇。可憐他一介書生，狂傲有餘，如何頂得住無產階級專政軟硬兼施、寬嚴相濟的強大威力？堅持了兩個月之後，他坦白了自己參與的“反蘇”活動。在他的檔案裏，一份出於他親筆的六頁紙的交待裏寫道：“傳單出於柯立茲之手，我總體上同意它的內容，提了修改意見。”另一份審訊記錄則記載了這兩個“反蘇分子”的“風險評估”：朗道認為散發傳單太冒險，柯立茲的意見是這樣的政治破壞活動有可能引起人們注意並產生重大影響，最後朗道讚成了他的估計。其實，不用他交待，人們也可以從這份傳單的一針見血和直截了當的風格看出朗道參與的痕跡。此外，他索性“竹筒倒豆子”，交待了自己的“反蘇”思想，檔案裏那份親筆交待記錄了他的自白：“1937年初，我們得出了結論，那就是黨已經墮落，蘇維埃政府已經不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統治集團的利益，因此，國家的利益要求我們推翻現有的政權，在蘇聯建立一個保留集體農莊和國有財產、然而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民主原則上的國家。”

看來，這種“公有製加資產階級民主” 就是朗道及其同夥的“反革命理論綱領”。為了這樣一種不同政見，柯立茲付出的代價是在古拉格度過了二十年。刑滿釋放已經是赫魯曉夫時代，即使到了這時候，當局也沒有為他平反。盧默爾同傳單關係不大，則在一家勞改科研機構關了十年。比較起來，朗道的命運要好得多——他隻過了一年的鐵窗生活。那是因為，當許多老科學家正在為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終於栽了跟鬥而竊喜的時候，卡皮查卻在等待時機把他營救出來。

卡皮查也許不清楚朗道係獄的真實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價值。然而，他也知道，要從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會賠進去。所以他在給斯大林的上書裏沒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態有所冷卻，內務部又換了新的頭目貝利亞。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強——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轉移到大後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層領導多有接觸；而且他最近還發明了一種對冶金工業十分重要的製氧技術。於是在1939年4月6日，他給當時蘇聯的第二號人物莫洛托夫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口氣稍微加強了一點，是這樣寫的：

莫洛托夫同誌，
最近我在對接近絕對零度時液氦的研究中發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將可對這個現代物理學中最奧秘的領域有所澄清。我準備在今後幾個月內將部分工作予以發表。不過我需要理論家的幫助。在蘇聯，隻有朗道一個人從事我所要求的這方麵理論研究，可惜，過去一年他一直在監獄裏。

我一直抱有他能夠獲釋出獄的希望，坦率地說，我不相信朗道會是國家的罪犯。我不能相信，因為像朗道這樣聰明而有天賦的青年科學家，年僅三十，已經在歐洲獲得公認的聲譽，他是一個有雄心的人，在科學上成果累累，不可能有動機、精力和時間從事其他的活動。

當然，朗道說話尖刻而且不知分寸，加上他的機智，製造了許多樂於看到他倒黴的敵人。但是，盡管存在這些毛病，我沒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卑劣的行為。

我說了這麽多話，無疑闖進了內務部的禁區。不過，我還是要指出以下幾點特別的原因：

1. 朗道已經入獄一年，調查還沒有結束，這樣長的時間是不尋常的
2. 我作為他工作的研究所所長，對他被控告的罪行毫無所知。
3. 最重要的是，蘇維埃和全世界的科學界已經有一年的時間被原因不明地剝奪了朗道的智慧。
4. 朗道的健康惡化，如果他瘐死獄中，那將使我們全體蘇聯人民蒙羞。
為此，我向你請求,能否催促內務部加快朗道案件的審理？如果做不到，能否像他們利用工程師囚犯那樣利用朗道的大腦在監獄裏從事科學研究？

在給莫洛托夫寫信的前一天，他還給貝利亞出具了擔保書：

我鄭重提出釋放物理學教授朗道的請求。

我個人向內務部保證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內不會從事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動，我還以最大努力保證他不會參與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動。

可以看出，卡皮查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為了把朗道救出鐵窗，他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進去了。

朗道這種直接攻擊斯大林個人的案子，估計除了斯大林本人，任何人都不敢做出寬大處理的決定。也許，卡皮查關於朗道人才難得，以及保護朗道關乎蘇聯國家榮辱的說辭，終於說服了斯大林，使得朗道在被捕一年零兩天之後得以保釋出獄。據他的家人後來說，釋放的命令下達時，朗道已經虛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監獄裏經過一段時間的護理，才使他恢複健康和體重，能夠自己走出監獄。朗道事後說：“我在監獄裏蹲了一年時間，當時我以為最多隻有半年可活。”

卡皮查說得很準，出獄後幾個月之內，朗道成功地完成了低溫下液態氦超流動性的理論解釋。出獄後的朗道確實沒有再從事什麽反革命活動——他不能連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看來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讓他幹策劃於密室、呼嘯於鬧市、救萬民於水火這一類勾當的，他的使命是在書齋裏潛心窮究自然界的奧秘。因此，遇到敏感的政治話題，他有時會學著馬戲團小醜的腔調說：“我是膽小鬼！我是個懦夫！”來繞開。一年的牢獄之災，換來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嚐不是“壞事變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封信，詢問能否提名朗道為科學院院士的候選人。信中說:

莫洛托夫同誌！
隨著科學院選舉的臨近，因為瓦維洛夫院士生病，施密特囑我同約飛和瓦維洛夫等主要科學家討論院士候選人的名單問題。科學界的輿論顯示朗道是一個有力的候選人，不過人們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監護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裏除您以外還有誰知道這件事。因此，我必須向您請示，朗道這種身份是否妨礙他的提名。

我要向您報告，朗道性格已有改善。他現在性情較以前平和，也更加自律。如果繼續下去，他將能重新做人，被大家接受。他在科學上和從前一樣努力工作，過去一年裏完成了兩項重大的研究。

為了在這件事上不再打擾您，如果在本周末前我沒有收到您的反對意見，我將認為朗道是被允許提名為院士候選人的。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朗道的釋放是最高領導同卡皮查之間的一項秘密協議。多年以後，卡皮查在自己的回憶錄裏，對於朗道在這一年裏的遭遇隻用一句話帶過：“朗道在物理問題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隻是在1938年有過一年的中斷。”

無法查明卡皮查對朗道的監護延續多久。隻知道衛國戰爭爆發以後，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彈的研究中來。蘇聯核武器研製的最高領導正是克格勃的頭目貝利亞。老謀深算的卡皮查以善於同克裏姆林宮打交道而著稱，這時卻犯了個錯誤，他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進言說，貝利亞不適於領導這項工作。貝利亞權傾一時，本來是要殺掉他的，不過斯大林知道卡皮查有國際影響，把他的老命保了下來。但從此卡皮查自己也成了被“監護”的對象，直到斯大林去世後貝利亞被赫魯曉夫處決為止。有一段時間，卡皮查被軟禁在莫斯科郊外，朗道跟他的地位調了個個兒，成為少數有勇氣每月去探訪他的人之一。

朗道在蘇聯的核武器研製計劃中從事的不是物理研究，他做的是應用數學和數值計算方麵的工作。當年他在氫彈計劃的計算中發明的特殊數學方法，在1958年部分解密，收進後來出版的《朗道論文選》裏，同他的其他論文放在一起，顯得不太協調。朗道沒有深入參與蘇聯核武器研究，一方麵大概是領導對他還不大放心，另一方麵也是朗道本人不熱心，他認為一個有理性的人應該盡可能遠離這類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盡管克格勃始終監控著朗道的思想動向，當局一直都知道他對於核武器研究的厭惡態度，卻仍然兩次授予斯大林獎金，以褒獎他在這方麵的貢獻，並在1954年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朗道跟人說：“我用不著怕他了。”從此離開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後再也沒有出過國。每次接到國外的邀請，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我的日程都已經預先排定，請原諒不克分身往訪。”赫魯曉夫時代，他曾嚐試申請出國，為了審批他的申請，黨中央向克格勃調閱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間的談話記錄。這是克格勃根據“來自朗道周圍的偵探們所作的密報和偵察技術手段提供的大量情報”編撰的。這份資料讓我們有機會窺視到前蘇聯國家安全部門運作之一斑，也從一個側麵提供了朗道的思想演變的線索。

這是以當時克格勃主席謝羅夫的名義呈報給蘇共中央的一份絕密材料，1993年刊登在俄羅斯期刊《曆史檔案》上。③其中對朗道的背景有如下的介紹：

朗道出生於一個工程師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從事破壞活動被捕，但朗道隱瞞了這一事實。

1939年，朗道因參加反蘇團體被蘇聯內務部逮捕，但作為理論物理學領域的著名學者被釋放。

許多年間，從他的政治觀點看，他是個有明顯反蘇情緒的人，他敵視蘇聯的一切，按照他的說法，他處於“奴隸學者”的地位。[克格勃關於朗道院士的秘密檔案 1957]

這份檔案材料表明，雖然嚐過了鐵窗風味後朗道在政治上比原來謹慎得多，而且他也不會不知道自己受監控的處境，但是在某些私人場合，他本性難移，仍然不改尖銳潑辣的作風，忍不住對世事發表評論，從而免不了被克格勃探知和記錄下來。報告中就列舉了很多朗道平日的言論，來證明他向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例如，1948年一個偵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談話報告如下：“朗道認為，美國是最有愛心的國家。朗道說，有一次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上麵說某位美國科學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蘇聯來。於是他說，這個蠢貨！要是我能同這個人換換位置就好了。”

關於朗道“敵視蘇聯的一切”，也有許多證據，比如他對於當時蘇聯科學界的看法是：“（科學界）已徹底地賣身投靠了，而且比國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國外的學者畢竟還擁有某種自由。”“不僅科學家是這個樣子，評論家、文學家、報刊雜誌記者也是這個樣子。這真是寡廉鮮恥，不值得一提。他們有人給錢，所以上邊讓他們幹什麽他們就幹什麽。”“在我國，人們既不懂得科學又不熱愛科學，其實這並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因為領導科研的是一些鉗工和木匠之類。科學家沒有自由展示個人才能的機會，工作方針是由上邊規定的。”

朗道對於當時蘇聯當局宣傳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不以為然，他說：“愛國主義路線妨礙了我國的科研工作，使我們同西方國家的科學家更加隔絕，與領先的科技人員更加疏遠。”“我不會把科學分為蘇聯的科學和外國的科學。誰發明了什麽，這對我來說完全是無所謂的事。因此，我不能參加目前流行的、強調蘇聯和俄羅斯科研工作領先的鼓噪。”“蘇聯物理學處在什麽位置，是處在第一位還是處在第十位，這不關我的事。我已經被貶到‘奴隸學者’的地位，這一點恰恰是決定一切的。”

此外，朗道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的國內外政策也時有犀利的批評。例如，關於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朗道的評論完全與當局唱反調——他認為發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賀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為自由而戰。他說：“這實實在在是全體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國一小撮人的革命。”“我要對匈牙利頂禮膜拜。”對於蘇聯政府，他說：“我們這兒的人手上沾滿了匈牙利人民的鮮血……我們的國家，是被一群犯罪分子統治著。”

從匈牙利事件說起，他還進一步批判了列寧——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裏談話，當有人議論到蘇聯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動時說：“假如列寧在世的話他肯定會感到震驚。”朗道對此的答複是：“列寧也做過見不得人的事。請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義。……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階級和來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發動了起義。他們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卻是子彈……”他認為共產黨在十月革命中奪取政權本身就是基於“違背道義的思想”。他說：“作為黨的基礎的思想是耶穌會式的。這種思想要求對上司要絕對服從。這是典型的耶穌會式的思想，耶穌會的整個曆史即是如此。” 他的結論是：“顯而易見，列寧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

這些話說明，出獄後的這些年裏，朗道在探索物理世界的奧秘的同時，對自己置身其中的社會及其製度一直沒有停止觀察和思考。同1938年相比，他雖然不再有反革命活動，反革命思想卻與時俱進——他對於斯大林專製的憎恨已經發展為對列寧建立起來的製度的批判。這一點可以從檔案裏他的另一些談話看得更清楚，他說：“我們的製度是官僚階層的權貴們專政的製度。我否認我們的製度是社會主義製度，理由是生產資料絕對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達官顯貴。”——如果說，1938年，他還是肯定蘇聯的公有製的，隻不過要求加上“資產階級民主原則”。到了五十年代，他顯然認為這個公有製已經蛻變成“官有製”了。因此，他說：“我們的這個政權，根據我1937年以來的經驗，絕對是一個法西斯政權。現在依然如此，將來也不會有什麽變化……我認為，隻要這個政權依然存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指望它改觀，這是不可能的，簡直是開玩笑。”

朗道甚至早在1956年就探討結束蘇聯政權的可能性：“蘇聯的現狀不會長久繼續下去。” “如果我們的製度不能用和平方式結束的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隨著大戰也會帶來各種災難。因此，用和平方式讓蘇維埃製度消亡的問題，從實質上講，事關人類的命運”；“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不通過戰爭就能使我們這裏的政權消亡——是用革命的方法還是改良的方法，這並不重要，反正都一樣—— 那就不會有戰爭了。沒有法西斯，就不會有戰爭。”

當年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看到朗道這些觸目驚心的反動言論，不用說，他的出國申請當然是泡湯了，連訪問友好的兄弟國家中國都得不到批準。朗道的心情可想而知。1959年，他找到了一個機會來表達他的強烈不滿。那一年，有一個國際物理學大會在基輔召開，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學家被通知不準出席，理由是他們接觸過蘇聯核武器研究的機密。連在自己國家召開的會議都不讓出席，這規定引起了朗道的憤怒，他宣布照樣會到基輔去並要把這件事捅出去。麵對朗道的抗議，當局最後收回了成命。

朗道及其同事和弟子：後排左起 S.S. Gershtein, L.P. Pitaevskii, L.A. Vainshtein, R.G. Arkhipov, I.E. Dzyaloshinskii；前排左起 L.A. Prozorova, A.A. Abrikosov(阿勃利科索夫), I.M. Khalatnikov, L.D. Landau(朗道), E.M. Lifshitz(栗弗席茲)

蘇聯政府在對待這件事以及朗道的其他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克製，令我們不禁要為朗道慶幸，也為蘇聯物理學慶幸。上麵介紹的秘密檔案顯示，克格勃對朗道“逢蘇必反”的罪證了如指掌，無產階級專政若有意給他一點教訓以示薄懲，真是易如反掌。比如可以不許他收研究生和教書，通知學報不準刊登他的文章，他的學術生命將就此結束，更不要說什麽創立學派了。然而，安全部門隻限於默默地監聽，並不采取行動。對於他的有些行為，如每月給流放中的同案犯盧默爾匯款，也不加阻止。在科學研究方麵，除了不準他出國與國外同行交流之外，當局未多加幹預——既沒有限製他收徒授課，也沒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國內外出版著作和發表論文，甚至沒有為他參加科學院院士的評選設置障礙。朗道早在1946年就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他的學生中後來也有多人當選為院士，包括在200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阿勃利科索夫和金茲伯格⑤。朗道和栗弗席茲合著的理論物理學教程在1962年還獲得了列寧科學獎金。這一切顯然都是蘇聯當時的最高領導所首肯的。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存在不過七十年，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隻是短暫的一瞬，人們對這個時期有許多負麵的評價，不過未來的科學史家應當記得，這個時期產生了傑出的科學家朗道以及對物理學有深遠影響的朗道學派。公平而論，這一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屆政府“有所不為”的態度。這雖然說不上是法治意義上對權力的自我約束，但畢竟使朗道和他的學派免遭摧殘，為蘇聯的物理學保存了一線命脈。

誰也沒有料到，就在朗道的事業和聲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他跌宕而多彩的傳奇人生中，增添了一幕令人痛心的悲劇——1962年1月7日這天，他在一次車禍中幾乎喪生。那天早晨，他坐車到離莫斯科125公裏的杜布納去看望外甥女。天寒、地凍、路滑，他坐的車子同迎麵開來的卡車相撞。可歎命運給予了他特殊的天賦，這一次卻疏忽了對他的眷顧，車禍中的其他人都隻是輕傷，唯有朗道撞斷了多根骨頭，撞裂了頭蓋骨，頭腦和內髒嚴重受傷，醫生幾次宣布他已經臨床死亡。但是，這時候的朗道，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喜歡挑刺的後生小輩了，而是蘇聯最大的理論物理學派的開山宗師。他重傷的消息使得整個物理學界動員起來，把全世界最好的藥物和醫生調到莫斯科來，在昏迷兩個月之後將他從死神手裏奪了回來，使他逐步恢複了知覺和語言能力。

也許朗道的車禍讓瑞典的諾貝爾獎委員會產生了緊迫感——諾貝爾獎隻能授給在世的人，假如朗道不幸在車禍中身亡，那難堪的將是諾貝爾獎委員會——於是，這一年的年底，他們決定把當年的物理學獎授予朗道，表彰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液態氦超流動性理論以及成為物理學經典著作的理論物理學教程。由於朗道的健康不允許他遠行，頒獎儀式專門為他破例在莫斯科舉行，由瑞典駐蘇聯大使代表國王授獎。

朗道經曆車禍雖然大難不死，健康和智力卻從此一蹶不振，他的學術生命已經終結。1965年，他的學生們知道恩師將不久人世，專門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研究所。1968年4月1日，朗道與世長辭，終年60歲。他生命的最後六年已不複當年那種才華橫溢、指點江山的風采。可以想象，假如不是那場幾乎要了他命的車禍，朗道多半能夠再活一二十年。那樣，除了繼續推動物理學的進展以外，他將能夠欣慰地看到自己的恩人卡皮查在1978年，也因為在同一個領域——液態氦超流動性——裏開創性的實驗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假如沒有那次車禍，朗道能否活著看到蘇維埃聯盟的解體呢？我們沒法猜測。不過，蘇維埃製度在相對和平的情況下消亡，正是他生前的願望。而且，解體後的俄羅斯、烏克蘭和阿塞拜疆三國爭相把朗道放進自己國家的先賢祠、名人堂裏，烏克蘭國家銀行在2008年還發行了鑄有他頭像的銀幣來紀念他的百歲誕辰。朗道若是地下有知，也當含笑九泉吧。然而，他那“公有製加資產階級民主”的理想並沒有在原來的蘇聯這片土地上實現，也沒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實現。對於這一點，這位才華橫溢而又向往公平與正義的科學家會有怎樣的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