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心情
世情險惡，人情淡薄。雨送黃昏，花謝易落。曾幾何時，昨非今是。雨後黃昏，博客行樂。
正文
按：若不曾領略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文采，這裏可看到陳後裔陳必大的佳文，由此可見“龍生龍，鳳生鳳”的說法不無道理。
陳布雷先後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等職，是蔣介石政府的要員。陳在蔣和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前自殺。
陳必大母親是陳璉（陳布雷女兒），父親是袁永熙（上世紀50年代清華大學的黨委成員）。但1957年袁因為與蔣南翔不和，被打成“右派”。袁被打成右派的罪名是“做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袁的“罪行”和聲討他的文章占了1957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的一整版。袁後被強製到昌平縣長城腳下一個勞改農場勞改，隨之而來的也是隻有在中國才能發生的家庭悲劇。
蔣南翔曾任清華大學校長，兼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文革前官至高教部部長。文革始旋即被打倒，被鬥的死去活來，在被批鬥時頭發也幾乎被拔光，報應乎？
蔣曾代組織找陳璉談話，“你是站在黨一邊，還是站在右派一邊？”
陳璉痛下決心，被迫把夫妻恩愛和家庭溫馨送上了政治祭壇，與袁永熙辦了“離婚”。一個完整的家庭從此破裂，妻子沒有了丈夫，兒女失去了父親。這年，陳璉37歲，女兒必泓8歲，兒子必大6歲，幼兒小代不足3歲。陳璉晚年精神上痛苦至極，於“文革”中自殺。紅衛兵抄家時，還從她箱子的最底層抄出她與袁永熙結婚的照片。
陳文和章詒和的文章一樣感人至深，有助反思了解毛澤東時代慘酷的政治生活。
陳文又生動地揭示了，“革命”為名的“無產階級屠刀”如何宰殺革命者，“革命”的同時也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親情。
欲辨真義已忘言——紀念我的父親袁永熙
作者：陳必大
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終還是在2000年的門坎之前止住了腳步。他曾如此留戀的這個世界對此似乎並未在意，寒暑易節，熙來攘往，轉眼又是一年。回想當初的哀痛和遺憾，我不禁疑惑：活進2000年，難道真有什麽特別的意義嗎？
當每個個體生命走到盡頭，回歸自然的懷抱時，才顯出同樣的渺小與無奈，故而佛家才有眾生平等之說。但在無神論者看來個體生命隻有在與現實世界的聯係中才有意義，才有人們賦予它的各種價值，也才有為現實這種價值而產生的衝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平等。爸爸堅忍地走過了坎坷的一生，“咬定青山不放鬆”，幾乎是出於本能地維係著這種聯係……。盡管這種聯係有時是那樣貧瘠，現實世界是那樣粗礪，簡直就像對生命意誌的考驗。當數以百計的人們冒著嚴寒來向這位羸弱不堪、放浪形骸的老人作最後的告別時，懸於他們心中並不是他的任何名聲或功績，而是他本不該遭受的沉重的苦難。
有一種說法：一個人一生中好日子和苦日子大致上有一個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過得多，後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生中苦日子實在是太多了，多到不成比例，多到已經讓他不知道該對好日子抱什麽樣的期望了。每念及此，總使我唏噓不已。可爸爸從沒有那麽多傷感，他總是以為：好日子也罷，苦日子也罷，反正是要過的。隻要自己心裏知足,就什麽樣的日子都能捱過去。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過這樣的詩境：所有的日子都來吧，我們要用彩色的纓絡編織你們……。當所有的日子都過去以後，人們會發現，日子是我們自己一天天過的，可怎麽編織它們卻不全是我們的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照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說法，人的本質乃是其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句話現在常常被政府、企業和知識界的精英們在杯觥交錯之際引來作為建立關係網的理論依據。除了這種極端唯物的用法，這話實在也是“辯證”得讓人隻能對著它宿命地發呆，因為我們還是不知道我們所遭遇的這些社會關係是怎麽樣“總和”起來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貴州修文，是個淵源久遠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舉、後官至明朝的貴陽守備。自此以降，這個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時期曾連出了四位進士。袁家子弟通過科舉而做官，竟綿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舉，先在貴州某地，後到河南確山當知縣，以後又升任觀察使，負責督辦黃河水利工程。到我爺爺袁祚翼這一輩，科舉考試在1908年被廢除了。雖說生不逢時，但官總還得有人作。袁家世代官宦，聯姻不乏公卿豪門( 我的兩位姑奶奶一個嫁到清朝“盛京將軍”趙爾巽家，一個嫁到軍閥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門道。加上爺爺精通文墨，又一筆寫不出兩個“袁”，在小站練新軍的時代就進了袁世凱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個營口道台的官職，也算是不辱沒祖先了。誰料辛亥革命，風雲色變，武昌首義，清廷傾覆。爺爺在道台的太師椅上席未暇暖，就隻得挾裹公帑私囊，掛冠而去，躲進了天津的租界。隨著北洋軍閥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爺爺利用他的“原始積累”和與軍閥政客們的關係，開始“二次創業”。他先是搖身一變，成了北洋政府鳳陽鹽關的總監，後來又當上了山東棗莊中興煤礦的董事長和北京(電)報(電)話局的局長，同時還在北京經營房地產和當鋪，開了麵粉廠和油坊，全然不見前朝遺少的頹唐，儼然一個長袖善舞、頗思進取的“官商”(應該說是亦官亦商，不同於直接利用官的職權來經商的“洋務派”、孔宋家族和“官倒”這一類官僚資產階級)。後來外公陳布雷委托當時的北平副市長張伯瑾調查爸爸的來曆，以決定是否應允女兒的婚事，爺爺的這些頭銜和家世及朱自清、吳含、張奚若諸教授的溢美之詞，竟把外公迷惑了，把爸爸這個專和國民政府搗亂的“害群之馬”當成了“端正青年”並托付了女兒的終身。這是後話。爺爺先後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死後又娶姐姐，是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來長大成人的隻有一半多一點)。我的親奶奶王氏是蘇州人，出身低微，曾給人作過丫環。那時大奶奶熱衷於吃齋念佛，二奶奶天昏地黑地搓麻將，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際花，為擺脫軍閥張宗昌的糾纏，寧肯嫁給儒雅風趣的爺爺作小。可是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於室。於是，中規中矩，溫良謙讓，勤謹體貼的我奶奶倒顯得有幾分得寵。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個男孩，在全體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在他周歲的照片上爺爺以他那手嚴謹秀逸的小楷題了首小詩：“渾渾元氣，雙目瞳瞳，握拳摩掌，盼顧自雄，人皆願子聰明，我獨願子，如癡如聾”。稚子憨態，躍然紙上，舔犢之情，溢於言表。那時爺爺正折騰在興頭上，一家老小搬到了北京景山後街米糧庫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裏，呼仆使婢，鍾鳴鼎食，不僅有馬車，還有汽車，處處都顯示出官宦人家的排場。但那畢竟是一個非常動蕩、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軍閥混戰，列強環伺，民不聊生，百廢待舉。北洋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爭權奪利，亂亂哄哄，爺爺不僅官做不踏實，生意上也顯得左支右絀，慘淡經營，後來就如<<紅樓夢>>裏說的，“底囊漸漸盡了上來”。1929年，爺爺死於腦溢血，那年爸爸12歲。出殯的排場炫示著死者身前身後的風光，卻無法避免袁家走向衰落。 爺爺死後無人可以撐起門戶，生意清盤，收入銳減，米糧庫的府邸轉讓給了回國的洋博士胡適。各房奶奶們遷到北兵馬司的四合院，倚仗著爺爺和祖上留下的日漸減少的財產，過起了平民老百姓的日子。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爸爸及兄弟姐妹靠奶奶們一點一點賣古董字畫，總算衣食無憂，並上完大學。
爸爸後來談到他們兄弟從少爺到革命者的轉變時，就事論事地提了兩條：家道中落和相對自由化的教育。家道中落使他們已沒有祖上的餘蔭可以繼承了，必須準備自食其力，必須去關注將來要在其中討生活的社會。而當時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弊端根本回避不了。但凡能了解事實、有正義感、有同情心的青年學生，大都會站在大多數受壓迫的中國人一邊，站在代表社會進步的力量一邊。家道中落，也使他們沒有什麽既得利益需要捍衛，歡迎社會的改造。爸爸的思想情感很平民化，但同時又有舊時讀書人那麽一股勁，以民間疾苦天下興亡為己任，不時來上點書生意氣、不平之鳴，一個不當心就成了革命黨。“折戟沈沙鐵未銷”，大家子弟不經過幾代人的磨難，很難將仗意直言的鋒芒磨盡，認同凡夫俗子也是天經地義。我曾問過爸爸：如果仍從當年的環境開始，讓您重過這一生，您還會選擇投身革命嗎？他通常最不願意討論這種抽象的、假設性的問題，但他又不想回避我的問題中那種隱隱惋惜的含義，他說，如果天下清平，誰都想有一個穩定的職業，過體麵的生活。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讀書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沒打進來，我們兄弟完成學業後，也許有人會走這條路。我的姐夫葉公超，表哥楊繼增後來都當了國民政府的部長。但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弄得國事日非、民族危亡，不改變當時那種社會狀況，個人前途也無從談起。而且青年學生，一腔熱血，容易被改造社會的激進理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實際，也總覺得比斤斤於個人得失、窩窩囊囊、營營苟苟要高尚些。再說就算你實實惠惠，當一輩子縮頭烏龜，誰能保證日後你就不會被打右派呢？問題不在當年的理想是對是錯，問題在於為什麽後來就不能照當初的理想去做……。
說到教育，爺爺本身就是個享樂主義者，他奔波生意，周旋應酬，沉迷酒色，自然就不講究那麽多“誠心正意修身齊家”的古訓。爺爺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地就有了報紙、電話，頗得風氣之先，不由人思想不開通，見聞不廣博。爺爺死得早，家裏奶奶多，各自為政，相互牽製，所以爸爸他們受教育的環境是比較寬鬆和自由化的。啟蒙時是家中設館，請先生來教，但內容已不再受四書五經、八股文章的局限，而且增加了數學與自然。以後上中學，眼界更開闊，兄弟姐妹多，相互影響，對社會思潮和時局的了解和探討也多。在那個大轉變、大動蕩的年代爺爺是個並不墨守傳統的“弄潮兒”，隻是他的轉型並不成功，“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使袁家脫離了講忠孝、重規矩、守本份的傳統。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開始追求個性解放，甚至與四奶奶的丫環生出了一段戀情並因此受到爺爺責罰，竟至一病不起，撒手塵寰。接著是我的八伯袁永輝開始左傾，他是個壯懷激烈的熱血男兒，沒有那麽多兒女情長，從小就自覺地砥礪意誌，鍛煉身體，隨時準備坐言起行，去承擔大任。他是弟弟妹妹們的頭兒，也是他們後來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1935年底北京爆發“12•9”抗日救亡運動，八伯是清華大學學生中的活躍分子，緊接著他又隨一批學生一起南下，參加了革命武裝。抗日戰爭時，八伯已是八路軍山東縱隊參謀處作戰科科長，是位智勇雙全的指揮員。令人難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康生發動的山東解放區的“搶救運動”中，八伯竟然被當作潛伏敵特槍決了！直到80年代末，在爸爸的奔走申訴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昭雪，並在清華園勒石樹碑，以紀其事。
其實在共產黨的隊伍中，出身於官僚、地主、資本家家庭，並非為生計所迫或為其它利益所驅動的“另類”革命者，為數不少。我媽媽陳璉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從客觀上說，當時國民黨當局寧可喪失東北，退出華北也要堅持“剿共”打內戰，在農村則拒不實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緩和階級矛盾，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大批本來附屬於統治階級的青年推向了共產黨的懷抱。從主觀上說，像我父母這樣的革命者，都受過教育，具有獨立人格和俠義心腸，所以能超越階級局限去追求為理想獻身的那份崇高。可歎的是，並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這種崇高，特別是當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不再需要理想而隻需要服從的時候，“另類” 革命者總是最先被懷疑、被清算的。我父親兄弟三人參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結果一個被錯殺，兩個後來成了右派，加上我媽媽在文革中的慘死，簡直是無一幸免！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是農民，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農民革命的色彩。農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樣，憑什麽你們比我過得好，憑什麽你們比我懂得多，憑什麽你們有一種我沒有的品質，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東西都應該被革命“革”掉，為了成為徹底的無產者，你們就特別應該被不斷革命、不斷修理、不斷折騰。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的革命，無法產生具有生產性的製度安排，又無法包容和學習多樣化的世界，隻能關起門來，愚弄群眾，運動群眾，甚至是脅迫群眾去進行內鬥，通過內鬥，在非常低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靠人們被鬥出來的“覺悟”建立烏托邦社會主義。這是一條錯誤的路，失敗的路，但卻不是一條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鄧小平先生能在30年後將中國從這條路上拉回來，就證明了這一點。30年的彎路使真正的革命誌士也跟著一起蒙羞！
(二)
在全國220萬右派中，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隻是極少、極少數 ( 按今天的標準衡量恐怕也算不上，什麽是黨、什麽是社會主義人們可以而且必然有不同的理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都是被“陽謀”“引蛇出洞”，抱著真誠的善意向領導提了些意見而禍從天降。我的六舅舅陳遂，上海交大的畢業生，建設中學的教師就是這樣當的右派。他被送到寧夏去勞改後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結束後，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饑荒的1962年死去。當時勞改隊讓饑腸轆轆的勞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饑，六舅舅誤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隻有36歲，連家都沒成。
爸爸的這個右派倒不是這麽糊裏胡塗當上的，可以說是在劫難逃吧。當時他在清華大學負責黨務工作，不可能不說鼓勵群眾“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的話，上上下下的領導都說過類似的話，而且是黨委會布置他去作這樣的動員。可他在解放前曾經被捕，又受過處分，又與當時的清華領導蔣南翔為了對另一個與蔣作對的幹部的處理結下了一點矛盾，(為此他這個當時的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已在1956年 “落選”，改任黨委常委、校長助理 ) 。結果當毛澤東先生覺得“事情正在起變化”時，他就被清華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堂而皇之地構陷，當作 “黨內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報>> ，通欄大標題是：“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背叛共產主義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如此骸人的罪名，下場可想而知了。
我們小時候媽媽曾給我們作過這樣的解釋：你爸爸因為放鬆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個人主義膨脹，結果犯了錯誤，走到了黨的對立麵。這是唯一邏輯上還能說得通的解釋。從1939年到 1957年，媽媽和爸爸風雨同舟一起革命了18年，她很清楚爸爸絕對不會去反黨，至多就是在某個具體問題上反對了當時清華的領導。至於反對得對不對，隻有一個標準：看誰在政治運動中倒下。如果上級和黨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邊，那你的反對就是站到了對立麵，反對領導就是反對了黨，其它的申辯都是白說。當時經毛澤東審閱過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說，反對一個基層單位的領導就是反黨，因為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是由一個一個具體的基層組織組成的。
清華領導蔣南翔是個有事業心又權勢欲極強的人，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看得很重，當時他與高教部楊秀峰在蘇聯專家的分配和辦學方針上有矛盾，總覺得清華遭人擠兌。1955年，中央決定組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要抽調清華的師資，還得周恩來親自召集陳賡、蔣和爸爸一起協調，才把事情擺平。對外要當“天字第一號”，內部就得步調一致容不得半點反對。蔣那時對爸爸常說的一句話是“要有政權意識”，這是他的發明。意思就是，現在我們勝利了、掌權了，和那些舊知識分子的關係變了。他們已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隻有轉變立場，附到無產階級這張“皮”上來。解放前他們是我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同盟軍，現在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領導階級，他們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領導的對象，不服氣就要鬥爭，這沒有什麽其它道理可講。“政權意識”就是要按我們的觀念改造世界，在各種運動、鬥爭中，拉得下情麵，不手軟，敢於堅持“ 左”的作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因為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就是壓製、打擊不同意見之權，不這樣使用政權，最後就會喪失政權，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不作“宋襄公式的蠢豬”。五十年代，“左”的路線尚在發育時，這種發揮曾被認為是很高的“馬列主義”水平。爸爸這人不太在意理論，想問題往往就事論事，寧可“俗”一點，平平實實地做人做事，也不願意違心地去扮演自己不願扮演的角色。爸爸過去搞學運有一種體會，凡事不能左，左就沒朋友，左就被暴露，左就受損失，左就遭破壞。固然我們現在掌權了，可以不求人了，人家反過來要求我們了，可“人一闊，臉就變”，不亦小人乎？為了把清華辦好，就要搞一個可以一手遮天的獨立王國？爸爸也不肯苟同：事情都得大家商量著辦，上下左右的關係還是要理順，哪能盡如你意呢？ 這番見識使當初調他來清華的蔣南翔大感失望。如果爸爸隻是思想懶惰，不愛學習，政治上有時未免天真，那作個人雲亦雲的胡塗蟲就是了。可偏偏他在解決具體問題上又自有主張，不肯隨便遷就，受到壓製時，還會動點不怕事、不賣賬、敢作敢當的“少爺”脾氣，以為黨內總應該還講點民主吧，其實“政權意識”就是建立新等級秩序的同義語，上尊下卑，權力集中，說的就是不要民主，不管黨內還是黨外。一來二去就有了矛盾。爸爸不但沒對蔣表示出應有的順從與尊重，甚至還批評人家政治品德有問題，似乎他解放前搞學生運動時有些難以抹殺的功勞，就忘乎所以了，這大概就是所謂“居功自傲”說的由來吧。
其實“驕傲”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別人心目中認為你應該采取什麽態度。對爸爸來說這個分寸尤其難以把握。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會部地下電台案牽連，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並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綱領等文件。在嚴刑拷打、威逼利誘麵前，爸爸機智應對，使敵人無隙可乘，掩護了同誌，保護了組織，自己的身份也沒有暴露。1948年5月底由陳布雷和葉公超出麵具保，釋放出獄。由於與“民青”有關係已無法抵賴，爸爸在出獄時不得不簽一份“悔過書”，不過他在“受共黨蠱惑 ”，“誤入歧途”這類詞句前都加上了“並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陳布雷自殺，1949年1月我父母在喬石、鬱文夫婦的安排下逃出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終於歸隊。但在接下來的審查中，爸爸簽的那張“悔過書”成了爭論的焦點。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見中這並不是什麽太大的問題，因為爸爸並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當然應該把原來的“角色”演到底。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認為，敵人不知道你是共產黨員，你自己總知道吧，怎麽能喪失氣節，向敵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領導錢瑛則不同意這種說法：若不簽“悔過書”，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僅如此，同案已經被釋放的陳璉、邢福津、陳彰遠也要被抓回去，還不知會牽連多少其它人。共產黨人的氣節不能這麽堅持。這兩位資格一樣老、在敵人黑牢中一樣堅貞不屈的女共產黨員為了爸爸的結論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那裏。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劉當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過這麽一段。問題是左派們(這是不帶引號的左)動輒以犧牲了的先烈來說事兒，占據著理論和道德的製高點，劉也不能不有所顧忌。當年他批準薄一波、劉瀾濤等61人自首出獄，一直被高崗和一批軍隊幹部所詬病。眼下這個小袁，是周恩來在南方局的手下，也的確沒有作錯什麽，基本上是靠自我保護和社會關係營救而出獄。但完全不加處分，將來出獄“悔過”豈不成了常規？於是劉少奇提筆批示：“現在勝利了，對幹部要求嚴格些有好處。可讓其重新入黨，但不影響將來的使用。”找遍黨章也找不出“重新入黨”這樣的處份，要重新入黨，唯有先開除出黨，對政治立場不堅定，這樣處分已是莫此為大了吧。帥大姐沒話說了。小袁在獄中經受酷刑，嚴守機密，沒給黨造成任何損失，出獄後又積極尋找組織，所以準許他重新入黨並注明“不影響使用”，錢大姐也該滿意了吧。如果後來人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藝術沒有概念的話，研究研究這個案例吧。
可後來問題還是出在這個左右逢源、收發於心、可以“各取所需”的結論上。當時中青委組織部長蔣南翔、學生部長榮高棠向爸爸傳達這個結論時，為了安慰爸爸的滿腹委屈，特別強調了其中的“不影響使用”。1951年爸爸率學生代表團訪問了英國、挪威和芬蘭，這是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間代表團。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僅沒有外交關係，且正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訪問的最大意義是展現了中國青年的開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嚴，打破了西方媒體關於中國青年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赤色戰爭狂人的宣傳。回國後，毛澤東一度說要見一見，談談情況，後來也因為爸爸的“重新入黨”處分而不了了之。不過爸爸總算官照作、級照評，由團中央學生工作部副部長到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一路被“使用”下去。這個過程中蔣起了關鍵作用。那時的共產黨人朝氣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攤工作做好，一點一滴地建設社會主義新事物。為此想要配一個好使的班子也不為過，爸爸有資曆、有能力、有把柄，蔣以為是個好拍擋，他對何禮和爸爸說，我們三代清華地下黨的領導捏在一起，一定能把清華搞好。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纓絡編織起來的好日子。順風順水更使爸爸覺得 49年無端受一個處分本來就是冤枉，這種情緒如障目一葉掩蓋了對他的結論中黑暗的方麵：不影響使用並不表示你沒有問題，重新入黨也不表示你舊賬已清、既往不咎了。多少舊政府留用人員、有政治曆史問題的專家、學者不是都“不影響使用”嗎？由此我們可以接觸到蔣、袁矛盾的核心：蔣認為 “不影響使用”是我對你的施恩，因為你並不是沒有問題。袁覺得“不影響使用”是我應得的補償，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問題。出於這種認知上的差距，爸爸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見，會被蔣看成忘恩負義；而蔣的指示差遣，爸爸總覺得他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也有抵觸情緒。
高饒事件後，清華有人向上級指控蔣，清華黨委作了調查，認為是不實之詞，警告處分了那個幹部(後來按蔣的意思升格為留黨查看，中央監委沒批)。可是蔣認為是爸爸調和矛盾、鬥爭不力，說他是司令，袁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槍，政委看著不管。57年爸爸被定為三類右派再次開除出黨後去找蔣，蔣不見，劉冰談話，要爸爸著重檢查對蔣的不滿。62年爸爸摘帽，蔣說，你最後的檢查，黨委認為還好，我看還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見，給你摘帽。你那時為什麽反對我？看我不行了？現在怎麽樣？80年代初，爸爸早已平反，兩人在一次春節團拜上不期而遇。毀了爸爸一生的蔣仍無絲毫悔意，恨恨走開。活在這麽深的怨恨中，令人想著都不寒而栗。不管怎麽說，政委並沒有打司令黑槍吧，可結果卻是把政委拉出去“斃”了！
爸爸曾不無悲哀地自嘲說：為什麽我成了右派？兩條：一是被捕而沒有英勇犧牲；二是“被使用”而沒有意識到要報答蔣南翔的“再造之恩”。
(三)
接下來的22年(1957~1979)是用荊棘編織起來的苦日子。爸爸先是在京郊昌平縣長城腳下的一個勞改農場勞改了5年，他自稱是“蘇武牧羊”。其間曾感染羊炭疽病，很多醫院都不知道這是什麽病，多虧隆福醫院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猜出了病因，才得以治愈。62 年爸爸從右派變成“摘帽右派” (其間的差別是後者已認罪悔改，與其說這是一種寬大，不如說是再加一層羞辱)，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宮縣教中學。蔣南翔特別指出，沒送你到邊疆，已是很大的照顧了。事實上，讓爸爸遠離北京，以防在另一種政治氣候下他可能會上訴，才是極大的不照顧。
57年6月當清華黨委把爸爸從進城聽報告的車上趕下來時，爸爸就意識到連串的打擊將接踵而至。政治上被人冷不防推下懸崖，驚恐震觫、頭皮發麻、腦子發炸，也就是突然宣布的那一霎那。沒有什麽可失去後，也就無所畏懼了。就像1947年秋，軍統特務從房頂上縱身躍下，包圍了棉花胡同甲5號爸爸他們正在開會的小屋時一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可是妻離子散造成的痛苦卻是永遠無法愈合的。
逼人離婚作為一種整人手段大概是共產黨的發明，曆次路線鬥爭中都這麽做，以至毛澤東說的“五不怕”中就有“不怕離婚”。可怪的是這樣做的人並不覺得自己無恥，反而覺得自己高尚，他總算沒有將人妻兒抄沒為奴或逼良為娼，還給了女人以選擇自己政治道路的權利。天知道這是什麽樣的權利！害人者巧妙地將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義憤轉嫁給了其實沒有選擇的妻子們，即使她們自己決心像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那樣跟被流放的丈夫走向冰雪覆蓋的遠方，她們在這樣一個有株連傳統、政治掛帥、人權僅限於生存權的專製社會中，也難以犧牲孩子的未來。
反右剛發動時，毛澤東的 “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曾在小範圍內傳達，知情的領導不僅是秘而不宣，反而更起勁地鼓吹“鳴放”，以期引蛇出洞。我母親也不了解情況，屬於不受信任的被引之列。 6月中旬北京市委宣布開始揭批袁永熙時，媽媽還希望爸爸振作起來，把問題講清楚，爭取黨的諒解，她也表示了不會和爸爸離婚。7月23日<<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都在顯著版麵刊登了袁永熙“墮落”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的長篇報導。媽媽知道這次爸爸已不可能像 49年審幹時那樣，說清問題，全身而退了。一場塌天大禍竟不知由何而起，媽媽內心充滿驚恐、焦慮、痛苦、委屈和迷茫。要讓媽媽當時就意識到黨的路線出了偏差，那是夢話，連後來的第二代領導核心當時都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下一種自然的思維取向就是從身邊最熟悉的人和事中找原因。爸爸對49年的結論心裏不服，和蔣南翔之間有矛盾，媽媽當然是知道的，但現在演變成了敵我矛盾，撤職、開除、見報、勞改，這些事就不能不重新認識了。媽媽的理想主義傾向使她往往從道德情操上去歸納政治鬥爭，她的血管裏流的畢竟是陳布雷的血。“天下唯有德者據之”，革命就是有道德、有追求、代表社會進步的新興力量取代沒落者、謀私者的過程。解放後黨內的問題從張子善、劉青山到高、饒最後也都落腳在道德品質上。陳毅元帥在一首詩裏總結說：“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代表了當時對黨內鬥爭的這種單純的認識。
其實共產黨從革命者變為統治者，不僅要使自己逐步淩駕於社會各階層之上，而且也伴隨著內部權力結構的重組，誰占據要津，誰逐步淡出，權力的分配並沒有什麽規則可循。勝利前夕，毛澤東曾說：我們以前熟悉的東西“打仗和發動群眾”就要閑置起來了，而我們以前不熟悉的東西“管理城市和組織經濟活動”就逼著我們要去學習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自己熟悉的本領被閑置起來，一種本能的傾向就是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去解決不熟悉的問題，或者去幹擾別人解決問題。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表率。他以運動群眾的方式來操控一個國家，隔一段時間就把自己建立的國家折騰得天翻地覆，古今中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群眾運動給毛帶來製度“創造”上的隨意性，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成批淘汰換官員的機製，形成對官僚體製的製約，但它也使各級組織內部的權力鬥爭加劇，使建設什麽樣的社會主義變得撲溯迷離。
相對來說管住自己“手莫伸”應該是容易做到的，可讓媽媽想不通的是，一起出生入死18年的小袁，怎麽就不知道謙虛謹慎、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呢？怎麽就不能把49年的結論當成組織上的嚴格要求呢？怎麽就非要和馬列主義水平更高的領導蔣南翔爭一日之長短呢？這下好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膨脹，利用鳴放反對黨的領導，終於成了右派。媽媽哀其不幸、怒其不明，一家人都跟著受牽連。媽媽當時的地位非常軟弱：作為大右派的妻子，袁永熙的反黨陰謀，你一點都不知道嗎？ 47~48年的入獄和被保釋，你們也是一起的，真的就那麽單純嗎？這時蔣南翔又出場了，向媽媽傳達了兩條：1)袁永熙的問題和你沒關係，不會株連到你。 2) 你背叛反動家庭投身革命，黨相信你也會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劃清界限的。已經不用說更多的話了，為了對丈夫的忠誠而失去黨的信任，媽媽不會那麽做，因為她並不肯定爸爸是正確的或無辜的，而她自己入黨時就準備為黨犧牲自己的一切。爸爸當時對離婚也沒話可說，再搭上一個也沒有意義。五年後爸爸摘帽，曾試圖通過複婚留在北京，媽媽拒絕了。離久情疏，她已習慣了一個人的寧靜淡泊，不想再起波瀾。在階級鬥爭風聲漸緊的形勢下，對孩子們來說也是關係單純些好。何況逃避艱苦的改造，也不像是一個正當理由。
爸爸每每提到媽媽都黯然神傷，他總說如果兩人在一起的話，媽媽在文革中就不會自殺。這個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的話可能更正確，正確得近乎同義反複，那就是：如果媽媽能夠接受一個已經離異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也就不會自殺了。
從一見鍾情到終成眷屬，爸爸對媽媽苦苦追求了8年，若不是他當年是地下黨的頭兒，機警幹練，富於謀略，頗孚人望；若不是媽媽既不願脫離革命又不能找一個圈子外麵的青年；若不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硬把媽媽從去延安的車上拉下來，送回陳布雷身邊；若不是上級領導錢瑛大姐和夥伴們的極力讚成和催促；爸爸的追求很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能理解媽媽長時間的猶豫：爸爸太事務性了，平凡踏實，不務虛名，淺顯直露，誠懇待人，但沒有詩意，沒有美感，沒有好學深思的靜氣，沒有“天地存乎一心” 的內省與深沉，甚至不會想到為了所愛的人要使自己變得好一點。爸爸總說想那些“虛”的沒用，人是立場、態度和方法的統一體，思想感情反倒可以忽略，這種“ 客觀”的思想方法使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出一個短期 “有用”的結論。目的是過河，方法是架橋或找船，如此而已。爸爸喜歡下圍棋，這裏就隻有謀略而沒有思想，他甚至也不願研究棋理，全憑多年的實戰經驗去與人周旋。他後來教書，最喜歡平麵幾何，幾乎沒有什麽題能難住他。這裏隻有邏輯的完美，沒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不確定因素。這種經驗主義、實用主義、不求甚解、自以為是，碰到媽媽這麽認真的理想主義者自然就不討巧。爸爸的長項是做事，沒有正經事作，思想感情就沒有寄托，他隻能“達則兼濟天下”，不能“窮則獨善其身 ”。我想象不出，如果文革時他們兩人還斯守在一起。爸爸能給媽媽什麽樣的鼓勵和安慰。如果因為爸爸的問題加重了她內心的負罪感，以媽媽之剛烈，恐怕仍難免一個悲劇的結局。
相比之下，爸爸的散淡疏懶、不拘一格倒使他更能承受命運的重擊，不去多想慢慢也就看開了。他的口頭禪是：想那些沒用。我分辨不出這是隨遇而安的曠達，還是對現實的厭倦，或者根本就是根性中的懶惰。爸爸下放到南宮中學自然是“錐處囊中”，什麽課都能上，儼然一個“全才”。盡管他在西南聯大念書時基本上沒務多少“正業”。南宮很窮，但民風淳樸，有習武的傳統，又是老根據地，以盛產8341戰士而聞名。當時爸爸從行政10級降到17級，可到了南宮還比縣長大。加上又是京城裏來的老革命，犯了錯誤可人家改了(摘帽了)，誰還會去為難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人(有點像<<紅字>>中的女主人公)。不知出於一種什麽逆反心理，毛澤東在誰改造誰、誰教育誰這件事上總是顛倒著說。若幹年後我和3000多萬知青一樣到了農村後才發現，2000 年來那裏的耕作方式、生活式樣基本沒變，除了落後保守它用什麽來教育我們改造我們？毛澤東心目中的革命就是打爛現行秩序，大倒個兒，貧下中農上講台，知識分子去喂豬。這種革命容易發動多數，一起造反、起哄，以眾淩寡，蜂湧而上，也不管這多數人是否代表新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的方向 (就這一點說，毛應該學學江總書記的“三個代表”理論)。
49年以前，多數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助毛統一了中國，也使中國邁過了蔣介石沒能邁過去的封建社會的最後一道坎。49年以後，毛想帶領人民直奔共產主義而去，多數人都沒興趣。他一個人又鬥不了6億人，隻能不斷地從多數人中分化出少數，把他們鬥倒鬥臭，讓那多數人也受教育。可是除了破壞社會生產力和從中獲得的一時的心理快感外，這種鬥爭對多數人沒有任何實際的好處，毛所仇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跟老百姓也沒啥過不去的，跟著哄一陣，還能老沒完嗎？不爭氣的多數使毛下決心把階級鬥爭不斷擴大不斷升級。
1965年邢台大地震，南宮縣城也房倒屋塌，爸爸一向仰賴的食堂也開不了夥了。這種實際情況給領導和同事們的“關懷”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他們的熱心張羅下，爸爸終於搶在政治大地震發生之前、利用“四清”與“文革”之間短暫的間歇，第二次成家。後來的事實證明，如果沒有1965年10月底的再次結婚，爸爸從十年浩劫中存活下來的可能性幾乎是零。我的繼母張蘭芬當時是南宮中學的化學老師，天主教徒，說不上多高的政治覺悟，正因為如此她在維護爸爸這一點上決不會有半點動搖。她雖然是大學畢業，但不改鄉土本色，為人質樸，性格張揚豪放，一點事都會弄出很大響動，隻有在禱告時才非常虔敬。文革發動後，爸爸被說成是劉少奇、彭真安在南宮的定時炸彈，被鬥得死去活來。我繼母見勢不妙，直衝縣人民武裝部，見到支左部隊首長雙膝跪倒，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虧這些軍隊幹部出麵幹預，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來。一而再，再而三，隻要爸爸一被揪走，我繼母就去搬救兵，她腦子裏隻有一個固執的念頭：不管他有什麽問題，就是不許你們打他！她不僅拒絕揭發爸爸的“問題”，還故意和紅衛兵激烈衝突，讓他們把本來沒什麽問題的她也關進“牛棚”，以便就近照顧爸爸的飲食起居，一起勞改以監視紅衛兵的 “革命行動”。紅衛兵先是威脅要打斷她的腿，後來幹脆放下爸爸，開始鬥她。這麽奮不顧身地引火燒身，甚至不惜以死相拚也要保住爸爸，我繼母心地之單純、性情之強韌、隻認天理倫常、藐視“革命”的戒律與教條，聞者無不為之動容。她自己沒有孩子，至親也早以謝世，所以她把爸爸就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不容侵犯。她就像鬼使神差的守護神，在這個節骨眼上來到爸爸身邊，保著爸爸曆經險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難。
1979年，爸爸終獲平反，回到北京，久違22年後又開始重溫做官的感覺。可在我繼母眼中，老袁還是老袁，管你什麽學院院長、政協委員，照樣呼五喝六。日子在南宮怎麽過，在北京也怎麽過。不管爸爸怎麽報怨，我們怎麽勸說，她固執梗頑，一如麵對當年的紅衛兵。1991年，爸爸中風後，終於沒有決心通過鍛煉來恢複手腳的機能，吃喝拉撒睡，全靠繼母操持。爸爸像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沒有人在跟前，就要叫“蘭芬！”，須臾不能離開。他一會兒起，一會兒睡，一會兒拉，一會兒尿，把繼母折騰得夠嗆。他們幾乎每天都要爭吵，在外人聽來他們像是有很深的矛盾，其實這是爸爸希望被人關注的策略。爸爸的晚年很怕孤獨，孩子從小就不在一起，以後散在各地又都有自己的事兒要忙。眼前的老伴雖說是患難夫妻，但爸爸在她心目中永遠被定格在那個窩窩囊囊的摘帽右派上，對著她，“公瑾當年”，欲說還休，“老驥伏櫪 ”，不提也罷。爸爸一生太實在，太唯物，到這種時候 “最難將息”，一生的機會都已窮盡，能做的事情都已做完，怎麽去排遣對死亡的恐懼呢？吵吵嘴至少能使生活有點色彩、有點生氣。我弟弟對此已習以為常，說這是他們之間一種特殊的交流。
每當我也不知道怎麽安慰爸爸時，我都會想到生命短暫而精神富有的媽媽。人能想些“虛”的，那是一種造化，一種崇高的歡樂，一種不甘“心為形役”的解脫。虛邈的思想可能對你眼前要做的事情沒用，但能帶給你生命的充實與內心的自由。一度聽弟弟、弟妹說爸爸坐在輪椅上還跟著繼母去了教堂，可後來才知道他並不是出於對“天國”的向往，而隻是不願被一個人撂在家裏……
( 四 )
1974年初，農曆除夕，鉛灰色的天空中飛舞著細小的雪花，華北大地唯餘茫茫。一個老鄉在自行車後座上馱著從2400公裏外的雲南趕到這兒的我，吃力地騎行在南宮縣城到薛吳公社的鄉村土路上。他滿頭大汗，我凍得發抖，我一再說和他換換，他生怕我答應的5塊錢泡湯，執意不肯。車拐進空蕩蕩的薛吳高中的場院時，我的腳已沒知覺了。總算找到一個還留在學校的老師，他說爸爸和繼母昨天就進城去接我，然後一起去北京過年，怎麽沒接到呢？等我再騎車返回縣城時已是暮色四合，爸爸和繼母在寒風中瑟縮著在路邊迎出很遠，臉上掛著欣喜而又歉疚的微笑。這是我們分離17年後的再次重逢，那灰暗的寒冷，不安的期盼，羞於流露的情感，遙遠疏離的時空，陰錯陽差的折騰，當時的場景像是縮寫爸爸人生的神秘符號，烙在我敏感的心底。
媽媽帶著我們離開爸爸的那年我才6歲，依稀的印象中他不常在家，很多時間一個人住在清華。他對我們有點不知所措，很少親熱的表示(也許是因為他抽煙我們寧願不要他親熱)。我小時候多災多難，爸爸倒是也沒少操心。我患小兒麻痹症後，他聯係蘇聯專家、每周抱去作電療，又和媽媽、幼兒園的院長蘇哲阿姨一起領著我上下樓梯練腿，使我總算沒瘸。爸爸每次提到這事都很自豪。又有一次我在幼兒園摔掉了門牙，流了很多血，在醫院縫完針，爸爸媽媽才趕來。見到媽媽我又傷心地大哭起來，爸爸見我狗竇大開的樣子，忍不住開心地笑了，我當時心裏真恨他。爸爸回家也總一個人睡在外間，躺在床上還抽煙，地上鋪一張報紙用來吐痰，本來挺整潔的家，他一回來就烏煙瘴氣，髒兮兮的。媽媽對他的懶散邋塌的沒落氣深惡痛絕。那張惡心吧嘰的報紙也把我們和他隔的遠遠的。
1962年夏，媽媽調到華東局工作，赴上海前夕，剛剛摘帽的爸爸提出要再見孩子們一麵，媽媽還費了很大勁向我們解釋：爸爸不是壞蛋，改好了。那天媽媽回避了，我們被領到姑姑家。爸爸高興得有點手足無措，反反複複地說：五年不見，長這麽大了。我們隻顧自己玩，爸爸在一邊看著，顯得消沉而又無奈，姑姑不住地要我們過去和爸爸說話，我們也拘謹戒懼，不知說什麽好。臨別爸爸還給我們買了禮物，姐姐得到一條圍巾，弟弟得了一付乒乓板，我得了一盒裝在藍色鉛筆盒裏的高級鉛筆。在那個大饑荒的年代有幾個中國孩子能得到這樣的禮物。想到這以後不知何年再相見，爸爸忍不住親了親弟弟。
以後就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離婚之賜，我和姐姐居然也有資格當“紅衛兵”，造別人的反。而千裏之外南宮縣的紅衛兵正把爸爸打得死去活來。這是一幅何等混亂的圖景。用狂熱單純的青少年去迫害從舊社會過來的人，直至青少年們也不再單純又能被別人所迫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才能一代代鬥下去。荒唐歲月，不堪回首。媽媽死後，我們都被下放到偏遠的農村插隊，在當時的大動蕩中漸漸被人遺忘。72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道了媽媽的死訊，開始找我們。爸爸媽媽的老朋友古念良、沈吾華夫婦從姨媽那兒知道了我們的下落，接著爸爸就開始和我們通信。要不要和爸爸恢複關係，當時是有爭論的。73年在鄧穎超的幹預下，對媽媽的結論又作了複查與改正，從原來的“自殺叛黨”、“敵性內處”、“開除黨籍”，改為“有變節行為”、“黨籍不予處理”。所以如果還像以前一樣，我們的家庭出身隻算媽媽、不計爸爸，我們背上的黑鍋會輕一些，“改造好”的機會也大一些(當時我們被稱為“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不過，這純屬自欺欺人，你說你劃清界限了，和爸爸沒關係了，他說你沒劃清，還有階級烙印。與其指望人家開恩相信你，不如作一個正直無畏的人，對自己真誠些。媽媽死了，家也沒了，我們總算都從農村抽調到工廠有了一口“大鍋飯”可吃，既沒有什麽可失去的，也不圖領導的 “信任”了，背不背這口黑鍋又有什麽兩樣呢，爸爸總歸是爸爸。同是受壓迫、被歧視的人，何不守望相助、相互支撐呢。中國人的很大悲哀就在受壓迫者之間的相互壓迫、相互歧視、不講義氣。撇開政治的考慮(當時與我們通信的叔叔阿姨們也是兩派意見)，真正的問題還在於：17年的分離使父子感情一片空白，印象也大多是負麵的，多年來媽媽教育我們不可自私、不可懶惰、不可放任自己，爸爸都是現成的“反麵教材”。不過感情是可以建立的，如果你需要並且願意去嚐試的話。爸爸的信寫得通達、坦誠、又不失尊嚴，使我了解了他也曾一度輝煌。文革搞到這種地步，大批老幹部被打倒，爸爸隻不過是個“先行者”罷了。無篷的小船在風雨中漂流，也渴望有一個平靜的港灣。 6年多無家可歸之後，想到除了雲南林學院的單身宿舍之外，在遙遠的河北農村又會有一個家，心中湧起一種異樣的溫暖……
這個家非常簡陋，“幹打磊”的平頂房，磚地，一盤土炕占去了小屋的一半，炕與門之間靠牆有一低矮的土灶和水缸，門右邊窗下那張簡易的書桌才提醒人們這是個老師之家。爸爸怕分離 17年、千裏尋父而來的兒子對這個家太失望，才決定在南宮迎我然後一起去北京。不想陰錯陽差，被我撞破。爸爸過慮了。媽媽雖然批評爸爸，但她的批判給我們樹立的道德準則卻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從那以後我每次的探親假都是昆明—南宮—北京。 ( http://www.tecn.cn ) 爸爸從不吹噓自己，即使是為了孩子們的“回歸”。他的朋友們則覺得責無旁貸，在我們麵前對爸爸備加讚賞，什麽右派不右派，全是扯蛋。我的十四姑父孫國梁態度最鮮明，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老局長，也是爸爸從小的朋友，46年爸爸帶“南係”的地下黨員從昆明複員回北平就是通過他與“北係”組織建立了聯係。當時姑父家裏常常聚集著一批老幹部一起罵“四人幫”，關注周恩來、鄧小平的整頓，為蒙冤者上告出主意，為各地更多老幹部複出工作想辦法、找門路、推波助瀾。爸爸自己不說什麽，隻是三天兩頭把我往姑父家帶，讓我自己去聽去想。他反對“四人幫”，反對 極 “左”的立場是不言而喻的。姑父對爸爸特別地禮貌周到，每次都要送到院子大門口。他幾次翹起大拇指對我說：你爸爸，好人，硬骨頭。聽那意思：你們若再有什麽“左”的想法不敢認爸爸，那簡直就是站到“四人幫”那邊去了。那年頭什麽事都要上綱為路線鬥爭。
79年爸爸平反回北京，工作一時無法安排，在中央辦公廳落實政策辦公室幫忙。一天他指給我看對麵房間一位高個的老人，說他是胡風，他們正在辦理他的申訴。當時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運動、那個曆史時期、什麽人批示的，冤假錯案有多少平反多少，不否定17年中的“左”，就不能真正否定文革，文革是17年合乎邏輯的發展。80年春節爸爸和方群一起去給胡耀邦拜年，胡問爸爸今年多大了，爸爸說63了。胡接口說：“63大了點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一指座中的胡啟立，“要像他那個年齡就大有可為了。”爸爸的問題還不止是年紀，22年右派已把他的銳氣磨盡，再說那麽多老幹部要工作，結果人浮於事，誰也幹不好。可是早早退下來又不甘心，平反後走個過場就退，像沒平反似的。1982年爸爸出長北京經濟學院，86年以後還當了幾年顧問，第六、第七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算是對他22年右派的政治補償。政協議期組織委員們到全國去視察，了解民間疾苦。80年代改革中的深層矛盾暴露還不充分，普遍的情緒也比較樂觀，總比文革和“凡是派”時代好多了，所以爸爸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並不高。有幾次想就教育體製改革和民主法製建設作個係統些的發言，“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自由化”又使他心裏添堵、興意闌珊。他對“左”的論調非常抵觸，常常把報紙一摔，再也不碰，如果是文件，那就讓我們看完給他講個意思，他實在沒有耐心再聽那種人模狗樣、虛張聲勢的“訓話”。但如果是與人交往，他就會非常慎重，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見解，怕引起別人不快，就是事後也不加以評論，不貶低別人，不利用別人，厚道得近乎窩囊，微笑中總有種略顯傻氣的歉意，好像在說：閣下的高論真令人佩服啊……如果我在北京，他喜歡帶著我去拜訪他的老朋友、老同事，顯配顯配他還有這麽個頗上台麵的兒子(對我來說，如果老爺子以我為驕傲，為什麽不呢？)。其實我感覺得到，22年的人下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徹底平民化了，一旦又回到北京這個權力中心，和真正管事的官兒們打交道，他自信不足，信息不足，顯得局促。這時有我在旁邊，他感覺會好些。他常抱怨弟弟不善與人交往，而且不肯“練練”，即陪他出訪。他最好我們能替他把要找的人找了，要辦的事兒辦了，免得他再受那份罪。我不禁心裏暗暗好笑：我們“練”它幹嗎呀，那都是你最該去練的事兒。爸爸的天真，有時使我納悶，20多年的痛苦壓抑緩解之後，顯現出來的竟隻是思想感情的返樸歸真。是他把自己的遭遇通天徹底地想透了，還是他根本就沒有想……徹徹底底地隻活在今天。
爸爸自己說他年輕時也是鋒芒畢露，以後當了右派才不得不收斂。他一再告誡我，要懂得在戰鬥中側身而立(魯迅)，能不說的話就不說，更不要得理不饒人，因為一張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他對我的倔強、直率、雄辯和玩世不恭幾乎失去信心，甚至恨恨地說：你會像我一樣，將來下場很慘。因為媽媽的悲劇，我從來不想當官，但又忍不住想和當官的過不去，清高、桀傲、憤世忌俗，仗著讀書多，就在政治上玩點“出格”，你們又能把我怎麽樣，抓住了也不知從哪下嘴。文革後期，社會上實惠之風勁吹，打家具、作裁縫、煉廚藝，爸爸希望我這個“少年政治俠客”收收心，學點實惠的本事，我不屑一顧：要學就學“萬人敵”。77年恢複高考後，我連讀了7年書，然後又留在大學當老師。知識分子總是不滿現實、批判社會的，不可能不自由化(也就是<<國際歌>>裏唱的“讓思想衝破牢籠”)，可是我不做官，就沒人找麻煩，下場也無從“慘”起。不過爸爸的這句詛咒，還是在我心頭留下了陰影：我們這個家被反右和文革弄得支離破碎，連爸爸也沒有自信把它從新凝聚起來。這個影響會一直延伸到將來。我們和爸爸重圓時已經長大成人，生活道路已經定型，17年沒有交往的經曆，他也很難教導我們什麽，他的經驗還停留在過去，而我們已急不可耐地衝向未來。未來並不會自動治愈這個家庭的創傷，甚至會“複製”出類似的創傷。2000年爸爸的預言開始應驗：我曾長期追求、傾心相愛的女人終於也離我而去。家又破了。從這一點說，我和爸爸當年一樣，下場很慘。家庭親合力的喪失，是後工業社會的通病，隻是我們家這個個案—父母離異、子女棄養---被烙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老一輩的維係失去後，下一輩對長輩和家庭的承諾就變調了，關係就鬆散了，誰也不賣誰的賬，配偶之間更是如此，一對一地 deal， 隨時可以破局。由此又影響到孩子對父母的看法和將來的生活取向。上個世紀初老袁家“大宅門”的盛景已不會再現了。
(五) 1948年11月12日，外公陳布雷最後一次看到太陽升起。在他決心自裁以了卻一切煩惱之際，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釋出獄、自己有“嚴加管教”之責的女兒和女婿。他們至少是思想上 “親共 ” ，這已是人所共知，自己死後，當局會不會再找他們麻煩，令人擔憂。憐兒是他一生的心病，為父的話，她總認為是替國民黨當局說的。在這生離死別之際，不要再觸動這塊傷疤了。於是他打電話叫來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爸爸，作了一番臨終囑咐。他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終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默然了好一會兒，話鋒一轉，切入正題：“政治這個東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憐兒象現在這樣，憑自己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嗎？千萬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萬，千萬！”後麵那句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你可歎的是“布雷鳴過後，迷津仍不醒”。在爸爸媽媽看來，外公之死預示著獨裁統治的瓦解，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不會再有黑暗的政治，隻有為國家快速工業化而實行的管理、引導和協商。媽媽是學曆史的，當然知道新王朝建政後的權力重組意味著什麽，但政治作為一種手段，隻要不是為了一黨一家的私利，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就是道德的，就是合理的。
“從政而不懂政治”，如果外公尚且如此，那更不用說爸爸了。從革命者的道德情感去推論政治的人，莫不是如此。政治是從共同的利益滋生的，共同利益一分解，政治就“不懂”了。道德感情是個人的事，獨立於利益，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強迫不來(但可以偽裝)。以為一黨同誌必有相通的道德感情，從而才有共同的政治目標，這是莫大的誤解。爸爸總結他的政治蹉跎時很實際：彭真、劉仁是北方局係統的，對拋出一個“有曆史汙點”的南係的袁永熙不會有一點顧惜，早知如此就不該再去開罪蔣南翔。劃線站隊、黨同伐異，但一切又都是按照黨的原則。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都左(或者都還不太左)，可我跌倒了，爸爸隻能自認是自己在人際關係上的失敗。因為你說不出這裏有什麽利益衝突，也未見得他們就有更高尚的道德情感，這就是叫人不懂的政治。
馬克思主義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即各階級間的經濟關係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立場，一劃拉就是一個階級，顯得大而無當，難以用來解釋和指導人們的政治行為。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又太理想化，希望協調眾多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利益，協調不了呢？於是毛澤東說，政治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於是大哄大嗡和群眾性政治迫害成了毛澤東時代的特征。曆史的這一頁也已經翻過去了。爸爸從人際關係去歸納是他的經曆使然，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倒是也能得出一個適用於不同層麵、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定義：政治是人們在範圍大小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為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而對人際關係的操作。我當然不敢與馬克思、孫中山、毛澤東比肩，但這個“庸俗政治學”定義大可以是階級鬥爭，小可以是單位、家庭內的勾心鬥角，社會地位不局限於經濟利益，對人際關係的操作可以鬥爭、可以妥協、可以是任何勾當(閣下如以為合適，將來引用時，請不要忘記注明出處)。
作為在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君毛澤東不肯放棄自己作為革命領袖直接號令天下的個人感召力，以將革命所獲得的權力製度化，變為社會的常規。他警惕的就是官僚體係對人際關係的操作，把他架空，使革命蛻變，所以他要保持直接訴諸群眾、製約官僚體製的個人影響力。毛澤東的政治理想也有他的道德訴求：無私。全體人民都無私了，剩下他一個人，問題就好辦了，這個社會就很容易進入理想境界了。他的推論是既然無數先烈都可以無私地犧牲，活著的人也應該能做到無私地工作，隻要進行必須的教育和鬥爭。要人人都一樣，不準有人過的比別人好，這種“強迫症”背後就有私。要能把人鬥得無私，人必須得怕鬥、怕死，還是有私。或為魚肉，或為刀俎，與其被人鬥，不如去鬥人，大家賽著“左”，誰也站不住。這更是大行其私。用階級鬥爭去改造人性，這是“給一支點就能撬動地球”式的政治操作。目的與方法都不合理。你永遠都說不清那個支點和撬地球的人(神？)應該位於何處。
話說回來，如果爸爸願意聽從外公的勸誡，他有辦法從政治中退出嗎？沒有。如果他不曾孜孜以求地尋找組織歸隊，他將是“脫黨分子”，57年仍然在劫難逃。如果他49年對審幹結論不服，不申請重新入黨，對抗組織，下場更慘。除非當年中組部說，我們現在勝利了，不需要那麽多人了，你既然沒犧牲在敵人監獄裏，也就不用回來了，該幹嗎幹嗎去吧。這固然令人齒冷，但如果能不荒廢後來22年的人生，倒也不失為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非要“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非要所有黨員“從一而終”，這又是一種“強迫症式思維”。同路人也是一種緣份啊 。
其實爸爸壓根兒也沒想過要退出，離開革命隊伍，還能幹什麽？當然中組部也不會說你請便這樣的話。相反，周恩來夫婦在一次家宴中還對爸爸媽媽說：我們在延安聽說你們被捕，可著急了，也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讓<<解放日報>>發了消息，說國民黨連陳布雷的女兒、女婿都抓，可見其內心多麽虛弱。試圖掩護你們。不管掩護是不是起作用，這話出自周恩來之口，就足以讓爸爸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了。命運真是捉弄人，你不想退出嗎？不知哪裏飛來一腳，你就變成了右派，被踢出了革命的大門。被打倒是脫離極左政治的唯一途徑。
爸爸背負十字架走過了 22年，在沉重的政治壓力下生活得很艱難。但有一點恐怕是他可以感到安慰的：他從57年就沒資格再“左”了，沒可能再去害別人，從而保持了他的靈魂清白。在 那 漫長的歲月中，他都想過些什麽，我們今天己無法去探究。 他 一定 仔細 地 審 視 過 自己 的 一 生 。因為他不得不寫很多的“檢查”和“交待”。看著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就為了毛澤東先生一個荒唐而固執的想法，多少人竟然不得不這樣浪費自己的才智。“左 ”的路線根源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具體的事件、具體的人物似乎沒有必要再提。可是從另一方麵看，如果沒有當事人之間的個人恩怨和貲睚必報、人莫予毒的強迫症式的思維，左的路線也不至於為禍如此慘烈。為什麽我們的革命要把人變成冷酷無情的執行黨的路線的機器，而不是要讓大家都變得更好更富於人性呢？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是要把全人類都變成無產者，還是變成有產者？為什麽在“民主派”和“自由化”之前一定要冠以“資產階級”的限定語呢，無產階級不配享有民主與自由嗎？爸爸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加入共產黨，他相信自己是投身於一個追求民主和社會進步的正義事業。在他擔任主要領導的昆明“一二。一 ”學生運動中，四位烈士為民主獻身。1957年在中途變調的“民主”實驗中，他成了右派。但32年後，72歲的爸爸差一點又帶領“西南聯大校友會”的同誌，走向了天安門廣場。當我在香港聽到這個消息時，爸爸畏葸、羞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陡然之間變得高大了……
1996年我和爸爸在北京最後一次團聚。當時爸爸已中風多年，深居簡出。那年爸爸79周歲，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慣例，我的鬱文阿姨、喬石叔叔在家裏設宴，請我們全家，為爸爸作壽。那天為了把他的輪椅從樓上搬到樓下，忙亂中忘了他的假牙，結果壽星老隻能麵對滿桌菜肴在一旁陪坐，回到家裏再一個人興味索然地補吃帶回來的菜。不久，我出了國，再也沒有見到爸爸。
爸爸去世後，有人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淒風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劇人生”。其實爸爸的一生很豐富，大起大落，波瀾壯闊。他是陳布雷的女婿，又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第二條戰線”上的領導核心成員；他坐過國民黨的黑牢，也受過共產黨的勞改；他管理過最高學府，也教導過農民的孩子。他曾是國民黨中央信托局敵偽資產處置科的科長，也曾是<<人民日報>>點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紅衛兵揪鬥，也曾在政協舉手；他訪問過很多國家，他和很多領導人有交往……這些都不是“悲劇人生”四個字就能概括的。訪問者們如果沒有對具體曆史時代的了解，很容易被他邋遢的外表，謙卑的表情和平實的談吐所迷惑。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寫爸爸上個世紀的故事，感覺上總隔著一層什麽。這不僅僅是因為手頭幾乎沒有資料，也不僅僅是因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而好像是爸爸的經曆很坎坷，而內心太簡單，以至我都不知道該告訴人們些什麽。不管怎麽樣，我已經把我能表達的意思都說了。
陳布雷先後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等職，是蔣介石政府的要員。陳在蔣和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前自殺。
陳必大母親是陳璉（陳布雷女兒），父親是袁永熙（上世紀50年代清華大學的黨委成員）。但1957年袁因為與蔣南翔不和，被打成“右派”。袁被打成右派的罪名是“做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袁的“罪行”和聲討他的文章占了1957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的一整版。袁後被強製到昌平縣長城腳下一個勞改農場勞改，隨之而來的也是隻有在中國才能發生的家庭悲劇。
蔣南翔曾任清華大學校長，兼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文革前官至高教部部長。文革始旋即被打倒，被鬥的死去活來，在被批鬥時頭發也幾乎被拔光，報應乎？
蔣曾代組織找陳璉談話，“你是站在黨一邊，還是站在右派一邊？”
陳璉痛下決心，被迫把夫妻恩愛和家庭溫馨送上了政治祭壇，與袁永熙辦了“離婚”。一個完整的家庭從此破裂，妻子沒有了丈夫，兒女失去了父親。這年，陳璉37歲，女兒必泓8歲，兒子必大6歲，幼兒小代不足3歲。陳璉晚年精神上痛苦至極，於“文革”中自殺。紅衛兵抄家時，還從她箱子的最底層抄出她與袁永熙結婚的照片。
陳文和章詒和的文章一樣感人至深，有助反思了解毛澤東時代慘酷的政治生活。
陳文又生動地揭示了，“革命”為名的“無產階級屠刀”如何宰殺革命者，“革命”的同時也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親情。
欲辨真義已忘言——紀念我的父親袁永熙
作者：陳必大
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終還是在2000年的門坎之前止住了腳步。他曾如此留戀的這個世界對此似乎並未在意，寒暑易節，熙來攘往，轉眼又是一年。回想當初的哀痛和遺憾，我不禁疑惑：活進2000年，難道真有什麽特別的意義嗎？
當每個個體生命走到盡頭，回歸自然的懷抱時，才顯出同樣的渺小與無奈，故而佛家才有眾生平等之說。但在無神論者看來個體生命隻有在與現實世界的聯係中才有意義，才有人們賦予它的各種價值，也才有為現實這種價值而產生的衝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平等。爸爸堅忍地走過了坎坷的一生，“咬定青山不放鬆”，幾乎是出於本能地維係著這種聯係……。盡管這種聯係有時是那樣貧瘠，現實世界是那樣粗礪，簡直就像對生命意誌的考驗。當數以百計的人們冒著嚴寒來向這位羸弱不堪、放浪形骸的老人作最後的告別時，懸於他們心中並不是他的任何名聲或功績，而是他本不該遭受的沉重的苦難。
有一種說法：一個人一生中好日子和苦日子大致上有一個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過得多，後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生中苦日子實在是太多了，多到不成比例，多到已經讓他不知道該對好日子抱什麽樣的期望了。每念及此，總使我唏噓不已。可爸爸從沒有那麽多傷感，他總是以為：好日子也罷，苦日子也罷，反正是要過的。隻要自己心裏知足,就什麽樣的日子都能捱過去。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過這樣的詩境：所有的日子都來吧，我們要用彩色的纓絡編織你們……。當所有的日子都過去以後，人們會發現，日子是我們自己一天天過的，可怎麽編織它們卻不全是我們的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照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說法，人的本質乃是其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句話現在常常被政府、企業和知識界的精英們在杯觥交錯之際引來作為建立關係網的理論依據。除了這種極端唯物的用法，這話實在也是“辯證”得讓人隻能對著它宿命地發呆，因為我們還是不知道我們所遭遇的這些社會關係是怎麽樣“總和”起來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貴州修文，是個淵源久遠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舉、後官至明朝的貴陽守備。自此以降，這個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時期曾連出了四位進士。袁家子弟通過科舉而做官，竟綿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舉，先在貴州某地，後到河南確山當知縣，以後又升任觀察使，負責督辦黃河水利工程。到我爺爺袁祚翼這一輩，科舉考試在1908年被廢除了。雖說生不逢時，但官總還得有人作。袁家世代官宦，聯姻不乏公卿豪門( 我的兩位姑奶奶一個嫁到清朝“盛京將軍”趙爾巽家，一個嫁到軍閥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門道。加上爺爺精通文墨，又一筆寫不出兩個“袁”，在小站練新軍的時代就進了袁世凱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個營口道台的官職，也算是不辱沒祖先了。誰料辛亥革命，風雲色變，武昌首義，清廷傾覆。爺爺在道台的太師椅上席未暇暖，就隻得挾裹公帑私囊，掛冠而去，躲進了天津的租界。隨著北洋軍閥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爺爺利用他的“原始積累”和與軍閥政客們的關係，開始“二次創業”。他先是搖身一變，成了北洋政府鳳陽鹽關的總監，後來又當上了山東棗莊中興煤礦的董事長和北京(電)報(電)話局的局長，同時還在北京經營房地產和當鋪，開了麵粉廠和油坊，全然不見前朝遺少的頹唐，儼然一個長袖善舞、頗思進取的“官商”(應該說是亦官亦商，不同於直接利用官的職權來經商的“洋務派”、孔宋家族和“官倒”這一類官僚資產階級)。後來外公陳布雷委托當時的北平副市長張伯瑾調查爸爸的來曆，以決定是否應允女兒的婚事，爺爺的這些頭銜和家世及朱自清、吳含、張奚若諸教授的溢美之詞，竟把外公迷惑了，把爸爸這個專和國民政府搗亂的“害群之馬”當成了“端正青年”並托付了女兒的終身。這是後話。爺爺先後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死後又娶姐姐，是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來長大成人的隻有一半多一點)。我的親奶奶王氏是蘇州人，出身低微，曾給人作過丫環。那時大奶奶熱衷於吃齋念佛，二奶奶天昏地黑地搓麻將，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際花，為擺脫軍閥張宗昌的糾纏，寧肯嫁給儒雅風趣的爺爺作小。可是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於室。於是，中規中矩，溫良謙讓，勤謹體貼的我奶奶倒顯得有幾分得寵。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個男孩，在全體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在他周歲的照片上爺爺以他那手嚴謹秀逸的小楷題了首小詩：“渾渾元氣，雙目瞳瞳，握拳摩掌，盼顧自雄，人皆願子聰明，我獨願子，如癡如聾”。稚子憨態，躍然紙上，舔犢之情，溢於言表。那時爺爺正折騰在興頭上，一家老小搬到了北京景山後街米糧庫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裏，呼仆使婢，鍾鳴鼎食，不僅有馬車，還有汽車，處處都顯示出官宦人家的排場。但那畢竟是一個非常動蕩、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軍閥混戰，列強環伺，民不聊生，百廢待舉。北洋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爭權奪利，亂亂哄哄，爺爺不僅官做不踏實，生意上也顯得左支右絀，慘淡經營，後來就如<<紅樓夢>>裏說的，“底囊漸漸盡了上來”。1929年，爺爺死於腦溢血，那年爸爸12歲。出殯的排場炫示著死者身前身後的風光，卻無法避免袁家走向衰落。 爺爺死後無人可以撐起門戶，生意清盤，收入銳減，米糧庫的府邸轉讓給了回國的洋博士胡適。各房奶奶們遷到北兵馬司的四合院，倚仗著爺爺和祖上留下的日漸減少的財產，過起了平民老百姓的日子。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爸爸及兄弟姐妹靠奶奶們一點一點賣古董字畫，總算衣食無憂，並上完大學。
爸爸後來談到他們兄弟從少爺到革命者的轉變時，就事論事地提了兩條：家道中落和相對自由化的教育。家道中落使他們已沒有祖上的餘蔭可以繼承了，必須準備自食其力，必須去關注將來要在其中討生活的社會。而當時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弊端根本回避不了。但凡能了解事實、有正義感、有同情心的青年學生，大都會站在大多數受壓迫的中國人一邊，站在代表社會進步的力量一邊。家道中落，也使他們沒有什麽既得利益需要捍衛，歡迎社會的改造。爸爸的思想情感很平民化，但同時又有舊時讀書人那麽一股勁，以民間疾苦天下興亡為己任，不時來上點書生意氣、不平之鳴，一個不當心就成了革命黨。“折戟沈沙鐵未銷”，大家子弟不經過幾代人的磨難，很難將仗意直言的鋒芒磨盡，認同凡夫俗子也是天經地義。我曾問過爸爸：如果仍從當年的環境開始，讓您重過這一生，您還會選擇投身革命嗎？他通常最不願意討論這種抽象的、假設性的問題，但他又不想回避我的問題中那種隱隱惋惜的含義，他說，如果天下清平，誰都想有一個穩定的職業，過體麵的生活。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讀書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沒打進來，我們兄弟完成學業後，也許有人會走這條路。我的姐夫葉公超，表哥楊繼增後來都當了國民政府的部長。但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弄得國事日非、民族危亡，不改變當時那種社會狀況，個人前途也無從談起。而且青年學生，一腔熱血，容易被改造社會的激進理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實際，也總覺得比斤斤於個人得失、窩窩囊囊、營營苟苟要高尚些。再說就算你實實惠惠，當一輩子縮頭烏龜，誰能保證日後你就不會被打右派呢？問題不在當年的理想是對是錯，問題在於為什麽後來就不能照當初的理想去做……。
說到教育，爺爺本身就是個享樂主義者，他奔波生意，周旋應酬，沉迷酒色，自然就不講究那麽多“誠心正意修身齊家”的古訓。爺爺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地就有了報紙、電話，頗得風氣之先，不由人思想不開通，見聞不廣博。爺爺死得早，家裏奶奶多，各自為政，相互牽製，所以爸爸他們受教育的環境是比較寬鬆和自由化的。啟蒙時是家中設館，請先生來教，但內容已不再受四書五經、八股文章的局限，而且增加了數學與自然。以後上中學，眼界更開闊，兄弟姐妹多，相互影響，對社會思潮和時局的了解和探討也多。在那個大轉變、大動蕩的年代爺爺是個並不墨守傳統的“弄潮兒”，隻是他的轉型並不成功，“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使袁家脫離了講忠孝、重規矩、守本份的傳統。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開始追求個性解放，甚至與四奶奶的丫環生出了一段戀情並因此受到爺爺責罰，竟至一病不起，撒手塵寰。接著是我的八伯袁永輝開始左傾，他是個壯懷激烈的熱血男兒，沒有那麽多兒女情長，從小就自覺地砥礪意誌，鍛煉身體，隨時準備坐言起行，去承擔大任。他是弟弟妹妹們的頭兒，也是他們後來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1935年底北京爆發“12•9”抗日救亡運動，八伯是清華大學學生中的活躍分子，緊接著他又隨一批學生一起南下，參加了革命武裝。抗日戰爭時，八伯已是八路軍山東縱隊參謀處作戰科科長，是位智勇雙全的指揮員。令人難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康生發動的山東解放區的“搶救運動”中，八伯竟然被當作潛伏敵特槍決了！直到80年代末，在爸爸的奔走申訴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昭雪，並在清華園勒石樹碑，以紀其事。
其實在共產黨的隊伍中，出身於官僚、地主、資本家家庭，並非為生計所迫或為其它利益所驅動的“另類”革命者，為數不少。我媽媽陳璉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從客觀上說，當時國民黨當局寧可喪失東北，退出華北也要堅持“剿共”打內戰，在農村則拒不實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緩和階級矛盾，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大批本來附屬於統治階級的青年推向了共產黨的懷抱。從主觀上說，像我父母這樣的革命者，都受過教育，具有獨立人格和俠義心腸，所以能超越階級局限去追求為理想獻身的那份崇高。可歎的是，並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這種崇高，特別是當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不再需要理想而隻需要服從的時候，“另類” 革命者總是最先被懷疑、被清算的。我父親兄弟三人參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結果一個被錯殺，兩個後來成了右派，加上我媽媽在文革中的慘死，簡直是無一幸免！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是農民，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農民革命的色彩。農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樣，憑什麽你們比我過得好，憑什麽你們比我懂得多，憑什麽你們有一種我沒有的品質，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東西都應該被革命“革”掉，為了成為徹底的無產者，你們就特別應該被不斷革命、不斷修理、不斷折騰。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的革命，無法產生具有生產性的製度安排，又無法包容和學習多樣化的世界，隻能關起門來，愚弄群眾，運動群眾，甚至是脅迫群眾去進行內鬥，通過內鬥，在非常低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靠人們被鬥出來的“覺悟”建立烏托邦社會主義。這是一條錯誤的路，失敗的路，但卻不是一條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鄧小平先生能在30年後將中國從這條路上拉回來，就證明了這一點。30年的彎路使真正的革命誌士也跟著一起蒙羞！
(二)
在全國220萬右派中，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隻是極少、極少數 ( 按今天的標準衡量恐怕也算不上，什麽是黨、什麽是社會主義人們可以而且必然有不同的理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都是被“陽謀”“引蛇出洞”，抱著真誠的善意向領導提了些意見而禍從天降。我的六舅舅陳遂，上海交大的畢業生，建設中學的教師就是這樣當的右派。他被送到寧夏去勞改後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結束後，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饑荒的1962年死去。當時勞改隊讓饑腸轆轆的勞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饑，六舅舅誤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隻有36歲，連家都沒成。
爸爸的這個右派倒不是這麽糊裏胡塗當上的，可以說是在劫難逃吧。當時他在清華大學負責黨務工作，不可能不說鼓勵群眾“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的話，上上下下的領導都說過類似的話，而且是黨委會布置他去作這樣的動員。可他在解放前曾經被捕，又受過處分，又與當時的清華領導蔣南翔為了對另一個與蔣作對的幹部的處理結下了一點矛盾，(為此他這個當時的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已在1956年 “落選”，改任黨委常委、校長助理 ) 。結果當毛澤東先生覺得“事情正在起變化”時，他就被清華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堂而皇之地構陷，當作 “黨內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報>> ，通欄大標題是：“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背叛共產主義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如此骸人的罪名，下場可想而知了。
我們小時候媽媽曾給我們作過這樣的解釋：你爸爸因為放鬆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個人主義膨脹，結果犯了錯誤，走到了黨的對立麵。這是唯一邏輯上還能說得通的解釋。從1939年到 1957年，媽媽和爸爸風雨同舟一起革命了18年，她很清楚爸爸絕對不會去反黨，至多就是在某個具體問題上反對了當時清華的領導。至於反對得對不對，隻有一個標準：看誰在政治運動中倒下。如果上級和黨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邊，那你的反對就是站到了對立麵，反對領導就是反對了黨，其它的申辯都是白說。當時經毛澤東審閱過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說，反對一個基層單位的領導就是反黨，因為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是由一個一個具體的基層組織組成的。
清華領導蔣南翔是個有事業心又權勢欲極強的人，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看得很重，當時他與高教部楊秀峰在蘇聯專家的分配和辦學方針上有矛盾，總覺得清華遭人擠兌。1955年，中央決定組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要抽調清華的師資，還得周恩來親自召集陳賡、蔣和爸爸一起協調，才把事情擺平。對外要當“天字第一號”，內部就得步調一致容不得半點反對。蔣那時對爸爸常說的一句話是“要有政權意識”，這是他的發明。意思就是，現在我們勝利了、掌權了，和那些舊知識分子的關係變了。他們已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隻有轉變立場，附到無產階級這張“皮”上來。解放前他們是我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同盟軍，現在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領導階級，他們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領導的對象，不服氣就要鬥爭，這沒有什麽其它道理可講。“政權意識”就是要按我們的觀念改造世界，在各種運動、鬥爭中，拉得下情麵，不手軟，敢於堅持“ 左”的作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因為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就是壓製、打擊不同意見之權，不這樣使用政權，最後就會喪失政權，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不作“宋襄公式的蠢豬”。五十年代，“左”的路線尚在發育時，這種發揮曾被認為是很高的“馬列主義”水平。爸爸這人不太在意理論，想問題往往就事論事，寧可“俗”一點，平平實實地做人做事，也不願意違心地去扮演自己不願扮演的角色。爸爸過去搞學運有一種體會，凡事不能左，左就沒朋友，左就被暴露，左就受損失，左就遭破壞。固然我們現在掌權了，可以不求人了，人家反過來要求我們了，可“人一闊，臉就變”，不亦小人乎？為了把清華辦好，就要搞一個可以一手遮天的獨立王國？爸爸也不肯苟同：事情都得大家商量著辦，上下左右的關係還是要理順，哪能盡如你意呢？ 這番見識使當初調他來清華的蔣南翔大感失望。如果爸爸隻是思想懶惰，不愛學習，政治上有時未免天真，那作個人雲亦雲的胡塗蟲就是了。可偏偏他在解決具體問題上又自有主張，不肯隨便遷就，受到壓製時，還會動點不怕事、不賣賬、敢作敢當的“少爺”脾氣，以為黨內總應該還講點民主吧，其實“政權意識”就是建立新等級秩序的同義語，上尊下卑，權力集中，說的就是不要民主，不管黨內還是黨外。一來二去就有了矛盾。爸爸不但沒對蔣表示出應有的順從與尊重，甚至還批評人家政治品德有問題，似乎他解放前搞學生運動時有些難以抹殺的功勞，就忘乎所以了，這大概就是所謂“居功自傲”說的由來吧。
其實“驕傲”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別人心目中認為你應該采取什麽態度。對爸爸來說這個分寸尤其難以把握。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會部地下電台案牽連，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並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綱領等文件。在嚴刑拷打、威逼利誘麵前，爸爸機智應對，使敵人無隙可乘，掩護了同誌，保護了組織，自己的身份也沒有暴露。1948年5月底由陳布雷和葉公超出麵具保，釋放出獄。由於與“民青”有關係已無法抵賴，爸爸在出獄時不得不簽一份“悔過書”，不過他在“受共黨蠱惑 ”，“誤入歧途”這類詞句前都加上了“並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陳布雷自殺，1949年1月我父母在喬石、鬱文夫婦的安排下逃出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終於歸隊。但在接下來的審查中，爸爸簽的那張“悔過書”成了爭論的焦點。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見中這並不是什麽太大的問題，因為爸爸並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當然應該把原來的“角色”演到底。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認為，敵人不知道你是共產黨員，你自己總知道吧，怎麽能喪失氣節，向敵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領導錢瑛則不同意這種說法：若不簽“悔過書”，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僅如此，同案已經被釋放的陳璉、邢福津、陳彰遠也要被抓回去，還不知會牽連多少其它人。共產黨人的氣節不能這麽堅持。這兩位資格一樣老、在敵人黑牢中一樣堅貞不屈的女共產黨員為了爸爸的結論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那裏。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劉當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過這麽一段。問題是左派們(這是不帶引號的左)動輒以犧牲了的先烈來說事兒，占據著理論和道德的製高點，劉也不能不有所顧忌。當年他批準薄一波、劉瀾濤等61人自首出獄，一直被高崗和一批軍隊幹部所詬病。眼下這個小袁，是周恩來在南方局的手下，也的確沒有作錯什麽，基本上是靠自我保護和社會關係營救而出獄。但完全不加處分，將來出獄“悔過”豈不成了常規？於是劉少奇提筆批示：“現在勝利了，對幹部要求嚴格些有好處。可讓其重新入黨，但不影響將來的使用。”找遍黨章也找不出“重新入黨”這樣的處份，要重新入黨，唯有先開除出黨，對政治立場不堅定，這樣處分已是莫此為大了吧。帥大姐沒話說了。小袁在獄中經受酷刑，嚴守機密，沒給黨造成任何損失，出獄後又積極尋找組織，所以準許他重新入黨並注明“不影響使用”，錢大姐也該滿意了吧。如果後來人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藝術沒有概念的話，研究研究這個案例吧。
可後來問題還是出在這個左右逢源、收發於心、可以“各取所需”的結論上。當時中青委組織部長蔣南翔、學生部長榮高棠向爸爸傳達這個結論時，為了安慰爸爸的滿腹委屈，特別強調了其中的“不影響使用”。1951年爸爸率學生代表團訪問了英國、挪威和芬蘭，這是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間代表團。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僅沒有外交關係，且正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訪問的最大意義是展現了中國青年的開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嚴，打破了西方媒體關於中國青年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赤色戰爭狂人的宣傳。回國後，毛澤東一度說要見一見，談談情況，後來也因為爸爸的“重新入黨”處分而不了了之。不過爸爸總算官照作、級照評，由團中央學生工作部副部長到清華大學黨委第一書記，一路被“使用”下去。這個過程中蔣起了關鍵作用。那時的共產黨人朝氣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攤工作做好，一點一滴地建設社會主義新事物。為此想要配一個好使的班子也不為過，爸爸有資曆、有能力、有把柄，蔣以為是個好拍擋，他對何禮和爸爸說，我們三代清華地下黨的領導捏在一起，一定能把清華搞好。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纓絡編織起來的好日子。順風順水更使爸爸覺得 49年無端受一個處分本來就是冤枉，這種情緒如障目一葉掩蓋了對他的結論中黑暗的方麵：不影響使用並不表示你沒有問題，重新入黨也不表示你舊賬已清、既往不咎了。多少舊政府留用人員、有政治曆史問題的專家、學者不是都“不影響使用”嗎？由此我們可以接觸到蔣、袁矛盾的核心：蔣認為 “不影響使用”是我對你的施恩，因為你並不是沒有問題。袁覺得“不影響使用”是我應得的補償，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問題。出於這種認知上的差距，爸爸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見，會被蔣看成忘恩負義；而蔣的指示差遣，爸爸總覺得他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也有抵觸情緒。
高饒事件後，清華有人向上級指控蔣，清華黨委作了調查，認為是不實之詞，警告處分了那個幹部(後來按蔣的意思升格為留黨查看，中央監委沒批)。可是蔣認為是爸爸調和矛盾、鬥爭不力，說他是司令，袁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槍，政委看著不管。57年爸爸被定為三類右派再次開除出黨後去找蔣，蔣不見，劉冰談話，要爸爸著重檢查對蔣的不滿。62年爸爸摘帽，蔣說，你最後的檢查，黨委認為還好，我看還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見，給你摘帽。你那時為什麽反對我？看我不行了？現在怎麽樣？80年代初，爸爸早已平反，兩人在一次春節團拜上不期而遇。毀了爸爸一生的蔣仍無絲毫悔意，恨恨走開。活在這麽深的怨恨中，令人想著都不寒而栗。不管怎麽說，政委並沒有打司令黑槍吧，可結果卻是把政委拉出去“斃”了！
爸爸曾不無悲哀地自嘲說：為什麽我成了右派？兩條：一是被捕而沒有英勇犧牲；二是“被使用”而沒有意識到要報答蔣南翔的“再造之恩”。
(三)
接下來的22年(1957~1979)是用荊棘編織起來的苦日子。爸爸先是在京郊昌平縣長城腳下的一個勞改農場勞改了5年，他自稱是“蘇武牧羊”。其間曾感染羊炭疽病，很多醫院都不知道這是什麽病，多虧隆福醫院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猜出了病因，才得以治愈。62 年爸爸從右派變成“摘帽右派” (其間的差別是後者已認罪悔改，與其說這是一種寬大，不如說是再加一層羞辱)，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宮縣教中學。蔣南翔特別指出，沒送你到邊疆，已是很大的照顧了。事實上，讓爸爸遠離北京，以防在另一種政治氣候下他可能會上訴，才是極大的不照顧。
57年6月當清華黨委把爸爸從進城聽報告的車上趕下來時，爸爸就意識到連串的打擊將接踵而至。政治上被人冷不防推下懸崖，驚恐震觫、頭皮發麻、腦子發炸，也就是突然宣布的那一霎那。沒有什麽可失去後，也就無所畏懼了。就像1947年秋，軍統特務從房頂上縱身躍下，包圍了棉花胡同甲5號爸爸他們正在開會的小屋時一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可是妻離子散造成的痛苦卻是永遠無法愈合的。
逼人離婚作為一種整人手段大概是共產黨的發明，曆次路線鬥爭中都這麽做，以至毛澤東說的“五不怕”中就有“不怕離婚”。可怪的是這樣做的人並不覺得自己無恥，反而覺得自己高尚，他總算沒有將人妻兒抄沒為奴或逼良為娼，還給了女人以選擇自己政治道路的權利。天知道這是什麽樣的權利！害人者巧妙地將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義憤轉嫁給了其實沒有選擇的妻子們，即使她們自己決心像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那樣跟被流放的丈夫走向冰雪覆蓋的遠方，她們在這樣一個有株連傳統、政治掛帥、人權僅限於生存權的專製社會中，也難以犧牲孩子的未來。
反右剛發動時，毛澤東的 “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曾在小範圍內傳達，知情的領導不僅是秘而不宣，反而更起勁地鼓吹“鳴放”，以期引蛇出洞。我母親也不了解情況，屬於不受信任的被引之列。 6月中旬北京市委宣布開始揭批袁永熙時，媽媽還希望爸爸振作起來，把問題講清楚，爭取黨的諒解，她也表示了不會和爸爸離婚。7月23日<<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都在顯著版麵刊登了袁永熙“墮落”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的長篇報導。媽媽知道這次爸爸已不可能像 49年審幹時那樣，說清問題，全身而退了。一場塌天大禍竟不知由何而起，媽媽內心充滿驚恐、焦慮、痛苦、委屈和迷茫。要讓媽媽當時就意識到黨的路線出了偏差，那是夢話，連後來的第二代領導核心當時都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下一種自然的思維取向就是從身邊最熟悉的人和事中找原因。爸爸對49年的結論心裏不服，和蔣南翔之間有矛盾，媽媽當然是知道的，但現在演變成了敵我矛盾，撤職、開除、見報、勞改，這些事就不能不重新認識了。媽媽的理想主義傾向使她往往從道德情操上去歸納政治鬥爭，她的血管裏流的畢竟是陳布雷的血。“天下唯有德者據之”，革命就是有道德、有追求、代表社會進步的新興力量取代沒落者、謀私者的過程。解放後黨內的問題從張子善、劉青山到高、饒最後也都落腳在道德品質上。陳毅元帥在一首詩裏總結說：“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代表了當時對黨內鬥爭的這種單純的認識。
其實共產黨從革命者變為統治者，不僅要使自己逐步淩駕於社會各階層之上，而且也伴隨著內部權力結構的重組，誰占據要津，誰逐步淡出，權力的分配並沒有什麽規則可循。勝利前夕，毛澤東曾說：我們以前熟悉的東西“打仗和發動群眾”就要閑置起來了，而我們以前不熟悉的東西“管理城市和組織經濟活動”就逼著我們要去學習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自己熟悉的本領被閑置起來，一種本能的傾向就是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去解決不熟悉的問題，或者去幹擾別人解決問題。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表率。他以運動群眾的方式來操控一個國家，隔一段時間就把自己建立的國家折騰得天翻地覆，古今中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群眾運動給毛帶來製度“創造”上的隨意性，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成批淘汰換官員的機製，形成對官僚體製的製約，但它也使各級組織內部的權力鬥爭加劇，使建設什麽樣的社會主義變得撲溯迷離。
相對來說管住自己“手莫伸”應該是容易做到的，可讓媽媽想不通的是，一起出生入死18年的小袁，怎麽就不知道謙虛謹慎、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呢？怎麽就不能把49年的結論當成組織上的嚴格要求呢？怎麽就非要和馬列主義水平更高的領導蔣南翔爭一日之長短呢？這下好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膨脹，利用鳴放反對黨的領導，終於成了右派。媽媽哀其不幸、怒其不明，一家人都跟著受牽連。媽媽當時的地位非常軟弱：作為大右派的妻子，袁永熙的反黨陰謀，你一點都不知道嗎？ 47~48年的入獄和被保釋，你們也是一起的，真的就那麽單純嗎？這時蔣南翔又出場了，向媽媽傳達了兩條：1)袁永熙的問題和你沒關係，不會株連到你。 2) 你背叛反動家庭投身革命，黨相信你也會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劃清界限的。已經不用說更多的話了，為了對丈夫的忠誠而失去黨的信任，媽媽不會那麽做，因為她並不肯定爸爸是正確的或無辜的，而她自己入黨時就準備為黨犧牲自己的一切。爸爸當時對離婚也沒話可說，再搭上一個也沒有意義。五年後爸爸摘帽，曾試圖通過複婚留在北京，媽媽拒絕了。離久情疏，她已習慣了一個人的寧靜淡泊，不想再起波瀾。在階級鬥爭風聲漸緊的形勢下，對孩子們來說也是關係單純些好。何況逃避艱苦的改造，也不像是一個正當理由。
爸爸每每提到媽媽都黯然神傷，他總說如果兩人在一起的話，媽媽在文革中就不會自殺。這個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的話可能更正確，正確得近乎同義反複，那就是：如果媽媽能夠接受一個已經離異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也就不會自殺了。
從一見鍾情到終成眷屬，爸爸對媽媽苦苦追求了8年，若不是他當年是地下黨的頭兒，機警幹練，富於謀略，頗孚人望；若不是媽媽既不願脫離革命又不能找一個圈子外麵的青年；若不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硬把媽媽從去延安的車上拉下來，送回陳布雷身邊；若不是上級領導錢瑛大姐和夥伴們的極力讚成和催促；爸爸的追求很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能理解媽媽長時間的猶豫：爸爸太事務性了，平凡踏實，不務虛名，淺顯直露，誠懇待人，但沒有詩意，沒有美感，沒有好學深思的靜氣，沒有“天地存乎一心” 的內省與深沉，甚至不會想到為了所愛的人要使自己變得好一點。爸爸總說想那些“虛”的沒用，人是立場、態度和方法的統一體，思想感情反倒可以忽略，這種“ 客觀”的思想方法使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出一個短期 “有用”的結論。目的是過河，方法是架橋或找船，如此而已。爸爸喜歡下圍棋，這裏就隻有謀略而沒有思想，他甚至也不願研究棋理，全憑多年的實戰經驗去與人周旋。他後來教書，最喜歡平麵幾何，幾乎沒有什麽題能難住他。這裏隻有邏輯的完美，沒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不確定因素。這種經驗主義、實用主義、不求甚解、自以為是，碰到媽媽這麽認真的理想主義者自然就不討巧。爸爸的長項是做事，沒有正經事作，思想感情就沒有寄托，他隻能“達則兼濟天下”，不能“窮則獨善其身 ”。我想象不出，如果文革時他們兩人還斯守在一起。爸爸能給媽媽什麽樣的鼓勵和安慰。如果因為爸爸的問題加重了她內心的負罪感，以媽媽之剛烈，恐怕仍難免一個悲劇的結局。
相比之下，爸爸的散淡疏懶、不拘一格倒使他更能承受命運的重擊，不去多想慢慢也就看開了。他的口頭禪是：想那些沒用。我分辨不出這是隨遇而安的曠達，還是對現實的厭倦，或者根本就是根性中的懶惰。爸爸下放到南宮中學自然是“錐處囊中”，什麽課都能上，儼然一個“全才”。盡管他在西南聯大念書時基本上沒務多少“正業”。南宮很窮，但民風淳樸，有習武的傳統，又是老根據地，以盛產8341戰士而聞名。當時爸爸從行政10級降到17級，可到了南宮還比縣長大。加上又是京城裏來的老革命，犯了錯誤可人家改了(摘帽了)，誰還會去為難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人(有點像<<紅字>>中的女主人公)。不知出於一種什麽逆反心理，毛澤東在誰改造誰、誰教育誰這件事上總是顛倒著說。若幹年後我和3000多萬知青一樣到了農村後才發現，2000 年來那裏的耕作方式、生活式樣基本沒變，除了落後保守它用什麽來教育我們改造我們？毛澤東心目中的革命就是打爛現行秩序，大倒個兒，貧下中農上講台，知識分子去喂豬。這種革命容易發動多數，一起造反、起哄，以眾淩寡，蜂湧而上，也不管這多數人是否代表新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的方向 (就這一點說，毛應該學學江總書記的“三個代表”理論)。
49年以前，多數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助毛統一了中國，也使中國邁過了蔣介石沒能邁過去的封建社會的最後一道坎。49年以後，毛想帶領人民直奔共產主義而去，多數人都沒興趣。他一個人又鬥不了6億人，隻能不斷地從多數人中分化出少數，把他們鬥倒鬥臭，讓那多數人也受教育。可是除了破壞社會生產力和從中獲得的一時的心理快感外，這種鬥爭對多數人沒有任何實際的好處，毛所仇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跟老百姓也沒啥過不去的，跟著哄一陣，還能老沒完嗎？不爭氣的多數使毛下決心把階級鬥爭不斷擴大不斷升級。
1965年邢台大地震，南宮縣城也房倒屋塌，爸爸一向仰賴的食堂也開不了夥了。這種實際情況給領導和同事們的“關懷”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他們的熱心張羅下，爸爸終於搶在政治大地震發生之前、利用“四清”與“文革”之間短暫的間歇，第二次成家。後來的事實證明，如果沒有1965年10月底的再次結婚，爸爸從十年浩劫中存活下來的可能性幾乎是零。我的繼母張蘭芬當時是南宮中學的化學老師，天主教徒，說不上多高的政治覺悟，正因為如此她在維護爸爸這一點上決不會有半點動搖。她雖然是大學畢業，但不改鄉土本色，為人質樸，性格張揚豪放，一點事都會弄出很大響動，隻有在禱告時才非常虔敬。文革發動後，爸爸被說成是劉少奇、彭真安在南宮的定時炸彈，被鬥得死去活來。我繼母見勢不妙，直衝縣人民武裝部，見到支左部隊首長雙膝跪倒，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虧這些軍隊幹部出麵幹預，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來。一而再，再而三，隻要爸爸一被揪走，我繼母就去搬救兵，她腦子裏隻有一個固執的念頭：不管他有什麽問題，就是不許你們打他！她不僅拒絕揭發爸爸的“問題”，還故意和紅衛兵激烈衝突，讓他們把本來沒什麽問題的她也關進“牛棚”，以便就近照顧爸爸的飲食起居，一起勞改以監視紅衛兵的 “革命行動”。紅衛兵先是威脅要打斷她的腿，後來幹脆放下爸爸，開始鬥她。這麽奮不顧身地引火燒身，甚至不惜以死相拚也要保住爸爸，我繼母心地之單純、性情之強韌、隻認天理倫常、藐視“革命”的戒律與教條，聞者無不為之動容。她自己沒有孩子，至親也早以謝世，所以她把爸爸就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不容侵犯。她就像鬼使神差的守護神，在這個節骨眼上來到爸爸身邊，保著爸爸曆經險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難。
1979年，爸爸終獲平反，回到北京，久違22年後又開始重溫做官的感覺。可在我繼母眼中，老袁還是老袁，管你什麽學院院長、政協委員，照樣呼五喝六。日子在南宮怎麽過，在北京也怎麽過。不管爸爸怎麽報怨，我們怎麽勸說，她固執梗頑，一如麵對當年的紅衛兵。1991年，爸爸中風後，終於沒有決心通過鍛煉來恢複手腳的機能，吃喝拉撒睡，全靠繼母操持。爸爸像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沒有人在跟前，就要叫“蘭芬！”，須臾不能離開。他一會兒起，一會兒睡，一會兒拉，一會兒尿，把繼母折騰得夠嗆。他們幾乎每天都要爭吵，在外人聽來他們像是有很深的矛盾，其實這是爸爸希望被人關注的策略。爸爸的晚年很怕孤獨，孩子從小就不在一起，以後散在各地又都有自己的事兒要忙。眼前的老伴雖說是患難夫妻，但爸爸在她心目中永遠被定格在那個窩窩囊囊的摘帽右派上，對著她，“公瑾當年”，欲說還休，“老驥伏櫪 ”，不提也罷。爸爸一生太實在，太唯物，到這種時候 “最難將息”，一生的機會都已窮盡，能做的事情都已做完，怎麽去排遣對死亡的恐懼呢？吵吵嘴至少能使生活有點色彩、有點生氣。我弟弟對此已習以為常，說這是他們之間一種特殊的交流。
每當我也不知道怎麽安慰爸爸時，我都會想到生命短暫而精神富有的媽媽。人能想些“虛”的，那是一種造化，一種崇高的歡樂，一種不甘“心為形役”的解脫。虛邈的思想可能對你眼前要做的事情沒用，但能帶給你生命的充實與內心的自由。一度聽弟弟、弟妹說爸爸坐在輪椅上還跟著繼母去了教堂，可後來才知道他並不是出於對“天國”的向往，而隻是不願被一個人撂在家裏……
( 四 )
1974年初，農曆除夕，鉛灰色的天空中飛舞著細小的雪花，華北大地唯餘茫茫。一個老鄉在自行車後座上馱著從2400公裏外的雲南趕到這兒的我，吃力地騎行在南宮縣城到薛吳公社的鄉村土路上。他滿頭大汗，我凍得發抖，我一再說和他換換，他生怕我答應的5塊錢泡湯，執意不肯。車拐進空蕩蕩的薛吳高中的場院時，我的腳已沒知覺了。總算找到一個還留在學校的老師，他說爸爸和繼母昨天就進城去接我，然後一起去北京過年，怎麽沒接到呢？等我再騎車返回縣城時已是暮色四合，爸爸和繼母在寒風中瑟縮著在路邊迎出很遠，臉上掛著欣喜而又歉疚的微笑。這是我們分離17年後的再次重逢，那灰暗的寒冷，不安的期盼，羞於流露的情感，遙遠疏離的時空，陰錯陽差的折騰，當時的場景像是縮寫爸爸人生的神秘符號，烙在我敏感的心底。
媽媽帶著我們離開爸爸的那年我才6歲，依稀的印象中他不常在家，很多時間一個人住在清華。他對我們有點不知所措，很少親熱的表示(也許是因為他抽煙我們寧願不要他親熱)。我小時候多災多難，爸爸倒是也沒少操心。我患小兒麻痹症後，他聯係蘇聯專家、每周抱去作電療，又和媽媽、幼兒園的院長蘇哲阿姨一起領著我上下樓梯練腿，使我總算沒瘸。爸爸每次提到這事都很自豪。又有一次我在幼兒園摔掉了門牙，流了很多血，在醫院縫完針，爸爸媽媽才趕來。見到媽媽我又傷心地大哭起來，爸爸見我狗竇大開的樣子，忍不住開心地笑了，我當時心裏真恨他。爸爸回家也總一個人睡在外間，躺在床上還抽煙，地上鋪一張報紙用來吐痰，本來挺整潔的家，他一回來就烏煙瘴氣，髒兮兮的。媽媽對他的懶散邋塌的沒落氣深惡痛絕。那張惡心吧嘰的報紙也把我們和他隔的遠遠的。
1962年夏，媽媽調到華東局工作，赴上海前夕，剛剛摘帽的爸爸提出要再見孩子們一麵，媽媽還費了很大勁向我們解釋：爸爸不是壞蛋，改好了。那天媽媽回避了，我們被領到姑姑家。爸爸高興得有點手足無措，反反複複地說：五年不見，長這麽大了。我們隻顧自己玩，爸爸在一邊看著，顯得消沉而又無奈，姑姑不住地要我們過去和爸爸說話，我們也拘謹戒懼，不知說什麽好。臨別爸爸還給我們買了禮物，姐姐得到一條圍巾，弟弟得了一付乒乓板，我得了一盒裝在藍色鉛筆盒裏的高級鉛筆。在那個大饑荒的年代有幾個中國孩子能得到這樣的禮物。想到這以後不知何年再相見，爸爸忍不住親了親弟弟。
以後就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離婚之賜，我和姐姐居然也有資格當“紅衛兵”，造別人的反。而千裏之外南宮縣的紅衛兵正把爸爸打得死去活來。這是一幅何等混亂的圖景。用狂熱單純的青少年去迫害從舊社會過來的人，直至青少年們也不再單純又能被別人所迫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才能一代代鬥下去。荒唐歲月，不堪回首。媽媽死後，我們都被下放到偏遠的農村插隊，在當時的大動蕩中漸漸被人遺忘。72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道了媽媽的死訊，開始找我們。爸爸媽媽的老朋友古念良、沈吾華夫婦從姨媽那兒知道了我們的下落，接著爸爸就開始和我們通信。要不要和爸爸恢複關係，當時是有爭論的。73年在鄧穎超的幹預下，對媽媽的結論又作了複查與改正，從原來的“自殺叛黨”、“敵性內處”、“開除黨籍”，改為“有變節行為”、“黨籍不予處理”。所以如果還像以前一樣，我們的家庭出身隻算媽媽、不計爸爸，我們背上的黑鍋會輕一些，“改造好”的機會也大一些(當時我們被稱為“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不過，這純屬自欺欺人，你說你劃清界限了，和爸爸沒關係了，他說你沒劃清，還有階級烙印。與其指望人家開恩相信你，不如作一個正直無畏的人，對自己真誠些。媽媽死了，家也沒了，我們總算都從農村抽調到工廠有了一口“大鍋飯”可吃，既沒有什麽可失去的，也不圖領導的 “信任”了，背不背這口黑鍋又有什麽兩樣呢，爸爸總歸是爸爸。同是受壓迫、被歧視的人，何不守望相助、相互支撐呢。中國人的很大悲哀就在受壓迫者之間的相互壓迫、相互歧視、不講義氣。撇開政治的考慮(當時與我們通信的叔叔阿姨們也是兩派意見)，真正的問題還在於：17年的分離使父子感情一片空白，印象也大多是負麵的，多年來媽媽教育我們不可自私、不可懶惰、不可放任自己，爸爸都是現成的“反麵教材”。不過感情是可以建立的，如果你需要並且願意去嚐試的話。爸爸的信寫得通達、坦誠、又不失尊嚴，使我了解了他也曾一度輝煌。文革搞到這種地步，大批老幹部被打倒，爸爸隻不過是個“先行者”罷了。無篷的小船在風雨中漂流，也渴望有一個平靜的港灣。 6年多無家可歸之後，想到除了雲南林學院的單身宿舍之外，在遙遠的河北農村又會有一個家，心中湧起一種異樣的溫暖……
這個家非常簡陋，“幹打磊”的平頂房，磚地，一盤土炕占去了小屋的一半，炕與門之間靠牆有一低矮的土灶和水缸，門右邊窗下那張簡易的書桌才提醒人們這是個老師之家。爸爸怕分離 17年、千裏尋父而來的兒子對這個家太失望，才決定在南宮迎我然後一起去北京。不想陰錯陽差，被我撞破。爸爸過慮了。媽媽雖然批評爸爸，但她的批判給我們樹立的道德準則卻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從那以後我每次的探親假都是昆明—南宮—北京。 ( http://www.tecn.cn ) 爸爸從不吹噓自己，即使是為了孩子們的“回歸”。他的朋友們則覺得責無旁貸，在我們麵前對爸爸備加讚賞，什麽右派不右派，全是扯蛋。我的十四姑父孫國梁態度最鮮明，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老局長，也是爸爸從小的朋友，46年爸爸帶“南係”的地下黨員從昆明複員回北平就是通過他與“北係”組織建立了聯係。當時姑父家裏常常聚集著一批老幹部一起罵“四人幫”，關注周恩來、鄧小平的整頓，為蒙冤者上告出主意，為各地更多老幹部複出工作想辦法、找門路、推波助瀾。爸爸自己不說什麽，隻是三天兩頭把我往姑父家帶，讓我自己去聽去想。他反對“四人幫”，反對 極 “左”的立場是不言而喻的。姑父對爸爸特別地禮貌周到，每次都要送到院子大門口。他幾次翹起大拇指對我說：你爸爸，好人，硬骨頭。聽那意思：你們若再有什麽“左”的想法不敢認爸爸，那簡直就是站到“四人幫”那邊去了。那年頭什麽事都要上綱為路線鬥爭。
79年爸爸平反回北京，工作一時無法安排，在中央辦公廳落實政策辦公室幫忙。一天他指給我看對麵房間一位高個的老人，說他是胡風，他們正在辦理他的申訴。當時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運動、那個曆史時期、什麽人批示的，冤假錯案有多少平反多少，不否定17年中的“左”，就不能真正否定文革，文革是17年合乎邏輯的發展。80年春節爸爸和方群一起去給胡耀邦拜年，胡問爸爸今年多大了，爸爸說63了。胡接口說：“63大了點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一指座中的胡啟立，“要像他那個年齡就大有可為了。”爸爸的問題還不止是年紀，22年右派已把他的銳氣磨盡，再說那麽多老幹部要工作，結果人浮於事，誰也幹不好。可是早早退下來又不甘心，平反後走個過場就退，像沒平反似的。1982年爸爸出長北京經濟學院，86年以後還當了幾年顧問，第六、第七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算是對他22年右派的政治補償。政協議期組織委員們到全國去視察，了解民間疾苦。80年代改革中的深層矛盾暴露還不充分，普遍的情緒也比較樂觀，總比文革和“凡是派”時代好多了，所以爸爸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並不高。有幾次想就教育體製改革和民主法製建設作個係統些的發言，“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自由化”又使他心裏添堵、興意闌珊。他對“左”的論調非常抵觸，常常把報紙一摔，再也不碰，如果是文件，那就讓我們看完給他講個意思，他實在沒有耐心再聽那種人模狗樣、虛張聲勢的“訓話”。但如果是與人交往，他就會非常慎重，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見解，怕引起別人不快，就是事後也不加以評論，不貶低別人，不利用別人，厚道得近乎窩囊，微笑中總有種略顯傻氣的歉意，好像在說：閣下的高論真令人佩服啊……如果我在北京，他喜歡帶著我去拜訪他的老朋友、老同事，顯配顯配他還有這麽個頗上台麵的兒子(對我來說，如果老爺子以我為驕傲，為什麽不呢？)。其實我感覺得到，22年的人下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徹底平民化了，一旦又回到北京這個權力中心，和真正管事的官兒們打交道，他自信不足，信息不足，顯得局促。這時有我在旁邊，他感覺會好些。他常抱怨弟弟不善與人交往，而且不肯“練練”，即陪他出訪。他最好我們能替他把要找的人找了，要辦的事兒辦了，免得他再受那份罪。我不禁心裏暗暗好笑：我們“練”它幹嗎呀，那都是你最該去練的事兒。爸爸的天真，有時使我納悶，20多年的痛苦壓抑緩解之後，顯現出來的竟隻是思想感情的返樸歸真。是他把自己的遭遇通天徹底地想透了，還是他根本就沒有想……徹徹底底地隻活在今天。
爸爸自己說他年輕時也是鋒芒畢露，以後當了右派才不得不收斂。他一再告誡我，要懂得在戰鬥中側身而立(魯迅)，能不說的話就不說，更不要得理不饒人，因為一張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他對我的倔強、直率、雄辯和玩世不恭幾乎失去信心，甚至恨恨地說：你會像我一樣，將來下場很慘。因為媽媽的悲劇，我從來不想當官，但又忍不住想和當官的過不去，清高、桀傲、憤世忌俗，仗著讀書多，就在政治上玩點“出格”，你們又能把我怎麽樣，抓住了也不知從哪下嘴。文革後期，社會上實惠之風勁吹，打家具、作裁縫、煉廚藝，爸爸希望我這個“少年政治俠客”收收心，學點實惠的本事，我不屑一顧：要學就學“萬人敵”。77年恢複高考後，我連讀了7年書，然後又留在大學當老師。知識分子總是不滿現實、批判社會的，不可能不自由化(也就是<<國際歌>>裏唱的“讓思想衝破牢籠”)，可是我不做官，就沒人找麻煩，下場也無從“慘”起。不過爸爸的這句詛咒，還是在我心頭留下了陰影：我們這個家被反右和文革弄得支離破碎，連爸爸也沒有自信把它從新凝聚起來。這個影響會一直延伸到將來。我們和爸爸重圓時已經長大成人，生活道路已經定型，17年沒有交往的經曆，他也很難教導我們什麽，他的經驗還停留在過去，而我們已急不可耐地衝向未來。未來並不會自動治愈這個家庭的創傷，甚至會“複製”出類似的創傷。2000年爸爸的預言開始應驗：我曾長期追求、傾心相愛的女人終於也離我而去。家又破了。從這一點說，我和爸爸當年一樣，下場很慘。家庭親合力的喪失，是後工業社會的通病，隻是我們家這個個案—父母離異、子女棄養---被烙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老一輩的維係失去後，下一輩對長輩和家庭的承諾就變調了，關係就鬆散了，誰也不賣誰的賬，配偶之間更是如此，一對一地 deal， 隨時可以破局。由此又影響到孩子對父母的看法和將來的生活取向。上個世紀初老袁家“大宅門”的盛景已不會再現了。
(五) 1948年11月12日，外公陳布雷最後一次看到太陽升起。在他決心自裁以了卻一切煩惱之際，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釋出獄、自己有“嚴加管教”之責的女兒和女婿。他們至少是思想上 “親共 ” ，這已是人所共知，自己死後，當局會不會再找他們麻煩，令人擔憂。憐兒是他一生的心病，為父的話，她總認為是替國民黨當局說的。在這生離死別之際，不要再觸動這塊傷疤了。於是他打電話叫來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爸爸，作了一番臨終囑咐。他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終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默然了好一會兒，話鋒一轉，切入正題：“政治這個東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憐兒象現在這樣，憑自己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嗎？千萬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萬，千萬！”後麵那句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你可歎的是“布雷鳴過後，迷津仍不醒”。在爸爸媽媽看來，外公之死預示著獨裁統治的瓦解，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不會再有黑暗的政治，隻有為國家快速工業化而實行的管理、引導和協商。媽媽是學曆史的，當然知道新王朝建政後的權力重組意味著什麽，但政治作為一種手段，隻要不是為了一黨一家的私利，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就是道德的，就是合理的。
“從政而不懂政治”，如果外公尚且如此，那更不用說爸爸了。從革命者的道德情感去推論政治的人，莫不是如此。政治是從共同的利益滋生的，共同利益一分解，政治就“不懂”了。道德感情是個人的事，獨立於利益，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強迫不來(但可以偽裝)。以為一黨同誌必有相通的道德感情，從而才有共同的政治目標，這是莫大的誤解。爸爸總結他的政治蹉跎時很實際：彭真、劉仁是北方局係統的，對拋出一個“有曆史汙點”的南係的袁永熙不會有一點顧惜，早知如此就不該再去開罪蔣南翔。劃線站隊、黨同伐異，但一切又都是按照黨的原則。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都左(或者都還不太左)，可我跌倒了，爸爸隻能自認是自己在人際關係上的失敗。因為你說不出這裏有什麽利益衝突，也未見得他們就有更高尚的道德情感，這就是叫人不懂的政治。
馬克思主義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即各階級間的經濟關係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立場，一劃拉就是一個階級，顯得大而無當，難以用來解釋和指導人們的政治行為。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又太理想化，希望協調眾多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利益，協調不了呢？於是毛澤東說，政治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於是大哄大嗡和群眾性政治迫害成了毛澤東時代的特征。曆史的這一頁也已經翻過去了。爸爸從人際關係去歸納是他的經曆使然，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倒是也能得出一個適用於不同層麵、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定義：政治是人們在範圍大小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為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而對人際關係的操作。我當然不敢與馬克思、孫中山、毛澤東比肩，但這個“庸俗政治學”定義大可以是階級鬥爭，小可以是單位、家庭內的勾心鬥角，社會地位不局限於經濟利益，對人際關係的操作可以鬥爭、可以妥協、可以是任何勾當(閣下如以為合適，將來引用時，請不要忘記注明出處)。
作為在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君毛澤東不肯放棄自己作為革命領袖直接號令天下的個人感召力，以將革命所獲得的權力製度化，變為社會的常規。他警惕的就是官僚體係對人際關係的操作，把他架空，使革命蛻變，所以他要保持直接訴諸群眾、製約官僚體製的個人影響力。毛澤東的政治理想也有他的道德訴求：無私。全體人民都無私了，剩下他一個人，問題就好辦了，這個社會就很容易進入理想境界了。他的推論是既然無數先烈都可以無私地犧牲，活著的人也應該能做到無私地工作，隻要進行必須的教育和鬥爭。要人人都一樣，不準有人過的比別人好，這種“強迫症”背後就有私。要能把人鬥得無私，人必須得怕鬥、怕死，還是有私。或為魚肉，或為刀俎，與其被人鬥，不如去鬥人，大家賽著“左”，誰也站不住。這更是大行其私。用階級鬥爭去改造人性，這是“給一支點就能撬動地球”式的政治操作。目的與方法都不合理。你永遠都說不清那個支點和撬地球的人(神？)應該位於何處。
話說回來，如果爸爸願意聽從外公的勸誡，他有辦法從政治中退出嗎？沒有。如果他不曾孜孜以求地尋找組織歸隊，他將是“脫黨分子”，57年仍然在劫難逃。如果他49年對審幹結論不服，不申請重新入黨，對抗組織，下場更慘。除非當年中組部說，我們現在勝利了，不需要那麽多人了，你既然沒犧牲在敵人監獄裏，也就不用回來了，該幹嗎幹嗎去吧。這固然令人齒冷，但如果能不荒廢後來22年的人生，倒也不失為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非要“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非要所有黨員“從一而終”，這又是一種“強迫症式思維”。同路人也是一種緣份啊 。
其實爸爸壓根兒也沒想過要退出，離開革命隊伍，還能幹什麽？當然中組部也不會說你請便這樣的話。相反，周恩來夫婦在一次家宴中還對爸爸媽媽說：我們在延安聽說你們被捕，可著急了，也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讓<<解放日報>>發了消息，說國民黨連陳布雷的女兒、女婿都抓，可見其內心多麽虛弱。試圖掩護你們。不管掩護是不是起作用，這話出自周恩來之口，就足以讓爸爸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了。命運真是捉弄人，你不想退出嗎？不知哪裏飛來一腳，你就變成了右派，被踢出了革命的大門。被打倒是脫離極左政治的唯一途徑。
爸爸背負十字架走過了 22年，在沉重的政治壓力下生活得很艱難。但有一點恐怕是他可以感到安慰的：他從57年就沒資格再“左”了，沒可能再去害別人，從而保持了他的靈魂清白。在 那 漫長的歲月中，他都想過些什麽，我們今天己無法去探究。 他 一定 仔細 地 審 視 過 自己 的 一 生 。因為他不得不寫很多的“檢查”和“交待”。看著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就為了毛澤東先生一個荒唐而固執的想法，多少人竟然不得不這樣浪費自己的才智。“左 ”的路線根源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具體的事件、具體的人物似乎沒有必要再提。可是從另一方麵看，如果沒有當事人之間的個人恩怨和貲睚必報、人莫予毒的強迫症式的思維，左的路線也不至於為禍如此慘烈。為什麽我們的革命要把人變成冷酷無情的執行黨的路線的機器，而不是要讓大家都變得更好更富於人性呢？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是要把全人類都變成無產者，還是變成有產者？為什麽在“民主派”和“自由化”之前一定要冠以“資產階級”的限定語呢，無產階級不配享有民主與自由嗎？爸爸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加入共產黨，他相信自己是投身於一個追求民主和社會進步的正義事業。在他擔任主要領導的昆明“一二。一 ”學生運動中，四位烈士為民主獻身。1957年在中途變調的“民主”實驗中，他成了右派。但32年後，72歲的爸爸差一點又帶領“西南聯大校友會”的同誌，走向了天安門廣場。當我在香港聽到這個消息時，爸爸畏葸、羞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陡然之間變得高大了……
1996年我和爸爸在北京最後一次團聚。當時爸爸已中風多年，深居簡出。那年爸爸79周歲，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慣例，我的鬱文阿姨、喬石叔叔在家裏設宴，請我們全家，為爸爸作壽。那天為了把他的輪椅從樓上搬到樓下，忙亂中忘了他的假牙，結果壽星老隻能麵對滿桌菜肴在一旁陪坐，回到家裏再一個人興味索然地補吃帶回來的菜。不久，我出了國，再也沒有見到爸爸。
爸爸去世後，有人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淒風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劇人生”。其實爸爸的一生很豐富，大起大落，波瀾壯闊。他是陳布雷的女婿，又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第二條戰線”上的領導核心成員；他坐過國民黨的黑牢，也受過共產黨的勞改；他管理過最高學府，也教導過農民的孩子。他曾是國民黨中央信托局敵偽資產處置科的科長，也曾是<<人民日報>>點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紅衛兵揪鬥，也曾在政協舉手；他訪問過很多國家，他和很多領導人有交往……這些都不是“悲劇人生”四個字就能概括的。訪問者們如果沒有對具體曆史時代的了解，很容易被他邋遢的外表，謙卑的表情和平實的談吐所迷惑。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寫爸爸上個世紀的故事，感覺上總隔著一層什麽。這不僅僅是因為手頭幾乎沒有資料，也不僅僅是因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而好像是爸爸的經曆很坎坷，而內心太簡單，以至我都不知道該告訴人們些什麽。不管怎麽樣，我已經把我能表達的意思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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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思
2009-05-19 13: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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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寫的真好！
簡寧寧
2009-05-17 04: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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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去年第一次讀到就當即被它折服。平淡敘事而激流暗湧，痛徹心肺卻不怨不尤。不愧是陳布雷的後代，真一派大家風範！
老楊
2009-05-16 16: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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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就是為了鞏固他這個啥專業也不懂的人在清華的領導地位！很陰毒！
老楊
2009-05-16 16: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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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他害錢偉長（錢曾救過他），害孟昭英，害黃萬裏．去最高領導那裏告刁狀．使這些傑出的科學家浪費了２０年最好的時光！
老楊
2009-05-16 16: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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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蔣為了自己的權利欲，欲和嫉妒，害了不少很棒的科學家，和懂教育的領導，此人小度嫉腸，心地歹毒．曆史不會忘記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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