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錯可以寬恕 曆史不能含糊

罪錯可以寬恕 曆史不能含糊

作者：郭於華

讀完章詒和先生的兩篇泣血之作《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臥底》，完全能夠體會到她最初聽聞告密之事的反應——“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這樣的感受緣於那些告密者也是值得同情的“好人”，而且與被告密者為朋為友或者同為政治運動的受害者；甚至雙方有著“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如父如兄”般的“融洽親密”。

揭開曆史的真相，如同撕開未曾愈合的傷口，很痛苦，也很醜陋。更何況“告密”與“臥底”的根本原因不在個人的德行，而在“政治運動”的絞殺機製。那些告密者“活到今天，人性已經複蘇，回首往事，會羞愧到無法正視自己”，由此有人認為“這個創疤揭不得” （張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0d2ii.html）也是不難理解的。

也有人認為章詒和的文章表達的是“對曆史的情緒性的怨憤”，“感覺到她的怨憤蓋過寬恕，一望而知是受害者的反應”；並將其視為剝皮、“鞭屍”之作，而且她的揭露對象若非已經過世就是耄耋之人，對這些文化老人下手未免“太不厚道”；甚至有人將章詒和所為稱作“新告密”。對於這樣的指責，指責者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在被“陽謀”設計的年代，在幾十萬知識分子、幾百萬他們的家人遭受創痛和屈辱的時候，可有人說過對人應寬容？在紅色恐怖的年代，在神州大地生靈塗碳、文明浩劫之時，可有人想過做人要厚道？時至今日，我們的社會中揭示曆史真相的作品究竟是多了還是太少？麵對曆史敢於懺悔反思者究竟是多如牛毛還是鳳毛麟角？更何況，章詒和在回顧這段曆史時，所感受到的“裂骨錐心之痛”難道不是既為了受害者的痛苦，也是為了那些“告密”和“臥底”的“好人”之痛？痛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也是受害者；而在那樣一種“運動”機製下，“好人”與“壞人”之隔有時隻在一念之差。

章詒和之所以令人欽佩，在於她盡管麵對“傷天害理之災”，感到“裂骨錐心之痛”，可謂身心俱焚，但還是義無反顧地擔負起這曆史的重任，如同戴著荊冠前行——追尋真相，說出真相，做真正的人、大寫的人。麵對種種指責章詒和說：“我沒錯”，是的，您何止沒有錯，而且不由得人不大讚一聲：偉哉，章詒和！壯哉，章詒和！

麵對“告密”和“臥底”事件，可以引發我們關於曆史的思考：

首先是，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曆史？章詒和說過，“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和衝洗幹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寬恕罪錯，泯滅恩仇都是應該和可能的，但如何寬恕罪錯，又如何泯滅恩仇，唯有了解真相。隻有知曉事實，隻有記住曆史，悲劇才能真正結束。正如馮驥才先生在《一百個人的十年》新版序言中所言：“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否則曆史悲劇就難免會重演。了解真相，辨明是非，才有寬恕與和解的可能。其實章詒和又何嚐不是這樣對待曆史的？她看到，“洪荒之後，馮亦代於匍匐中翻身站起，麵對冤魂遍野、落英凋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為能事的曆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隻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所說的最後一本書，難道就是這本《悔餘日錄》？他沒有勇氣直麵我，選擇公布於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就此她其實已經寬恕了這個被製度逼迫而“臥底”的好人。

悲劇的根本原因何在，其始作俑者是誰，直到今天依然不能明言。而不明真相，如何做製度性反思？不厘清具體的人物事件，又如何明晰曆史、追究真凶？所以說，就個人而言，直麵曆史，反躬自問，才有可能“走出陰影，結束內心的黑暗”；就群體而言，明辨是非，牢記曆史，才會脫離黑暗，走向光明的前景。

接下來的問題是，個人應有什麽樣的曆史擔當？每個人在曆史中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作為，也相應地承擔不同的責任。章詒和所為正是在做這樣的曆史擔當。她因特殊的家庭背景、個人經曆，所接觸和了解的曆史比一般人更宏觀也更深入一些。她將自己所見所聞、所知所感記錄下來，表達出來，就是在承擔曆史的重任，盡管這曆史沉重得有如“滔天巨浪”，會將她“擊倒在地”，但或許這就是她的曆史宿命。

更多的普通人，例如“四大惡霸地主”之一“周扒皮”（若用其真名周春富，可能許多人不知所指）之曾外孫孟令騫，出於對真相的追討，出於生之為人的尊嚴，也出於不甘自己先人所蒙受的恥辱，曆時五年，千辛萬苦地尋訪曆史真相，終於寫出《半夜雞不叫》一書，交給讀者一份曆史真相的答案。這，也是作為小人物孟令騫的曆史擔當。對此，有人說他“翻案”，有人罵他對“名著”《高玉寶》“下蛆”。孟令騫對這些都不以為意，因為他“隻關心真相”。他的努力向人們昭示，草根的曆史也是曆史，而且因為一直被權力精英的曆史掩蓋而尤為寶貴。

即使“臥底”的主角之一馮亦代先生，在晚年，將反思曆史、“反躬自問”作為“新生的希望”，他出版“人生的最後一本書”《悔餘日錄》，也同樣是在承擔曆史的責任。僅此一舉，他也是讓人欽佩的，亦堪稱有勇氣直麵曆史、擔當曆史的“好人”。而他自身也終因此而得到精神的解脫。直麵曆史，也是療治心靈創傷的最好方式。

不難理解，以往正式的、官方的曆史是權力的產物。由於精英掌控著表達權、話語權、解釋權，他們因而甚至可以控製社會事實或改變曆史真相。而沒有權勢的普通人被剝奪了講述和書寫曆史的權力，由此他們在曆史中無形無跡，無聲無息，或者隻作為數字存在。在曆史中消失，就是他們的曆史宿命。直至今日，曆史以壟斷方式存在的狀況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正如張鳴所指出的，“我們現在還無法自由的言說，所有的檔案還不能自由的查閱，正常的討論也無法展開”，正緣於此，人們才會擔心：“如果非要揭某些人的疤，很可能會形成一場新的混戰，所有人都把視線集中在個人的品德上，從而放過了對運動本身的批判”。

我認為，突破曆史霸權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發現和書寫普通人的曆史，即無數小人物的曆史。章詒和們，孟令騫們所寫下的曆史就是大曆史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每個人的經曆都是曆史，每個人的苦難都有曆史的份量，每個人的曆史都彌足珍貴，每個人的曆史都不應遺忘。所以，每個有曆史能力的普通人，都應該記下自己的、家庭的、家族的、社區的乃至更大範圍的曆史事件與經曆，為自己與民族的生存做見證，也為改變曆史的（壟斷）存在狀態盡一份力量。

更為重要的問題還有，個體經曆與社會結構、個人記憶與宏大敘事之間的關係如何？著名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指出：個人生活的模式和世界曆史的軌跡之間有一種微妙的接合，而造成個人煩惱的結構變遷是人們無法控製的。隻要經濟結構和秩序出現整體性的衰敗，失業便不再是個人所能化解的問題；隻要戰爭成為民族國家體係與全球工業化不均衡的內在屬性，人們對此帶來的困擾便無能為力……。人們需要的，乃是一種能夠幫助他們運用資訊和發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們清晰扼要地了解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這樣一種能力或者說一種心智品質，就是“社會學的想象力”。運用這一想象力，我們就可以在個體與社會、微觀與宏觀之間進行穿梭，明了造成苦難與困惑的機製。

聯係到“告密”和“臥底 ”的曆史，我們都明白不能隻追究個體的責任而放過製度的弊端，但是，如果沒有對個人行為、事件過程和具體情境的清理，又如何能涉及更大的社會曆史過程？沒有事實真相，如何去反思“運動”的罪惡和製度的問題？那些在“運動”中選擇了告密、揭發甚至大義滅親的人們，其實隻是做了他們當時所能做的最識時務、最能自保安全因而也是最“正確”的選擇。而這正是阿倫特意義上的“平庸的惡”——惡的動機隻是普通的人性的弱點，例如服從命令和盡忠職守，例如膽怯自保和向上爬升，甚至以為自己正在從事正義正確的事業，……。極權專製的暴力經常以崇高美好的理想或者冠冕堂皇的名義施行，人們因而很容易喪失判斷是非的思想能力。阿倫特指出：“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這促使我們思考“平庸的惡”是如何形成的，告密和臥底的製度根源與組織、機製又是什麽。這尤其需要我們具有“社會學的想象力”，能夠洞察個體經曆與社會曆史結構之間的關係。

一段獨特的文明的曆史和文明的轉型應該也可以從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經曆和常識常理（common sense）來理解和分析。將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卑微瑣碎的經曆和講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曆史的有機部分。畢竟那是千百萬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他們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

揭開曆史的真相讓人痛苦，但還是要揭開；記憶慘痛的經曆令人悲傷，但還是要記住；每一代人都不得不承擔自己的曆史任務與使命。而在這一過程中，重要的不是追究過來人的功過善惡，而是追索究竟是什麽能夠如此扭曲人的心靈，讓人自覺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獄？是什麽使得原本普通、平凡也不無善良的人們喪失了人性中最寶貴的情愫？又是什麽最大限度地把人性中的邪惡培養出來、發掘出來？對於曆史真相的追索應該成為每一代親曆者的責任，也應該成為後來人持續的任務。故意模糊曆史、扭曲記憶甚至假造曆史會使一個民族喪失基本的判斷力，這樣的民族決沒有光明的前途。麵對那的傷痕累累血跡斑斑的過往，罪錯可以寬恕，真相不可含糊；恩怨可以泯滅，曆史不能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