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理由

潔心(博客標題 :品茶軒 ) 對此文的評論如下，代序言：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形式。思維的改變，從語言開始。”

說得好。語言改變思維，思維改變行為。暴力式的語言引發暴力式的思維，暴力式的思維引發暴力式的行為。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的爭執，或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很多時候都是由暴力的思維開始的，而這種思維是由語言而誘發的。

極端，宣揚仇恨的語言把世界簡單化，隔離化，隻有黑與白，沒有灰色的中間地帶，隻有對與錯，沒有容納不同意見和觀點的空間，隻有“你們”與“我們”，沒有持不同意見者。但凡持不同意見人的都是敵人。是敵人，就要發起戰爭把它消滅。縱觀世界上的戰爭（包括政治鬥爭，宗教大戰等等），不都是因為人們心裏有個假想敵，而這個假想敵很多的時候是因為觀點的殊異而變成敵人了。

人們以為一說到暴力，指的就是肉體上的暴力，但是如果我們深究一下，就會發覺肉體上的暴力其實來源於思維，來源於語言。沒有思維，怎麽會有行為？而狹窄的語言構造出來的正是狹窄的思維。統治階級深知語言的力量，所以控製了語言，就可以用它來影響思維，繼而使它為階級利益服務。所以，propaganda是一種很好的工具。

人在這種語言環境的影響下，逐漸被麻痹，喪失自己思想上的自由。組織讓做什麽就做什麽，而且在這種狀況下做出的事，即使是陷害他人，乃至殺人，也可以很方便的不為之負責，因為可以用組織做借口。而組織也可以用自己的一套ideology來做借口，所以有人願意為一種ideology，一種信仰（宗教或非宗教）來殺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求索在推薦此文時說道：“在壞的製度下，好人同樣會作惡”！粗看起來這句話似乎（甚至）混淆了好人與壞人間的界限，超越了“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壞事的是壞人”這種常識，然而細想之下，不禁讓人對以上“常識”起疑——與它相左的事情數不勝數。也正因如此，“殺一個人的是罪犯，殺一萬個人的是英雄”。

記憶的理由

作者: 啟之
推薦: 求索

我心目中的好書是“三有”：有思想有知識有現實意義。用這個充滿偏見的尺子去衡量近30年出的書，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1980年代的書可以說是“三有”，1990年代是一有二無（有知識無思想無現實意義），新世紀的書幹脆“三無”。如果有哪位讀書人問我從“三有”變成“三無”的原因，我就請他自己掌嘴。為什麽？因為他明知故問。當然，這一結論，說的是主流，是極而言之，掛萬漏一勢所難免。比方說，徐賁的這本書，就是當今之世偶爾出現的“三有”。

徐賁估計，此書隻有幾百個讀者。這種悲觀情緒要不得，他應該看到成績，看到光明，首先為“偶爾”浮一大白。然後為拙文再浮一白。

在壞的製度下，好人同樣會作惡

近兩年，我一直在采訪老電影人。所有的被訪者，無論是編導演，還是處局長，在當年的政治運動中都挨過整也都整過別人。談到這種彼此互整的時候，我總忍不住問他們一個很蠢的問題：“為什麽你們會彼此上綱上線到那麽離奇的地步？你們相信扣在對方頭上的帽子嗎？”受訪者往往這樣回答我：“那時候，不上綱上線就過不了關。你給別人扣的帽子越大，才越說明你進步。”

一些老電影人把他們撰寫的回憶錄送給我，其中文先生的回憶錄最有史料價值——書後附錄了1957年反右時7次批判會的發言記錄。在這些批判者中，有不少是我敬重的老前輩。於是我又冒了傻氣，問文先生：“您改正之後回到了原單位，當年那些整您的人給您道過歉嗎？”“人家幹嗎要道歉？是組織讓他們幹的。要是換了我，我也不會道歉！”這是文先生的回答。

這些老電影人給我留下兩個疑問，第一，是什麽力量使人們為了過關、為了進步說謊？第二，組織是個什麽東西？為什麽它能把人弄得失去常識和理性？

徐賁在書裏講了196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的一個著名實驗，這個實驗至少給我提供了一半答案。實驗分幾個步驟。第一步，海招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一“科學實驗”。年齡從20歲到50歲，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博士。第二步，主持方告訴選定的40名參考者，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招來的人將作為“老師”，教導他的“學生”。師生分處兩個房間裏，彼此看不見對方，但能聽到相互的聲音。第三步，主持方給老師發了考試卷，並宣布實驗規則：他們每個人的手邊都有一個電擊控製器，控製器分十個檔次，最低是45伏，最高是450伏。這控製器一端與發電機聯接，另一端與隔壁“學生”的身體聯接。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可以按下控製器的鈕鍵給予處罰，按到多少檔，隨便。第四步，在實驗過程中，如果“老師”想停止實驗，主持方就會按下列順序提示他：“請繼續。”“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如果經過四次反複的慫恿之後，“老師”還是不想幹下去了，那麽他就可以退出。否則，實驗就會繼續進行，直到“老師”施加的懲罰電流提升到致命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之後，實驗才會停止。

事實上，“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老師”按下鈕鍵，以為學生會真的遭到電擊，這也是假的——“在隔壁房間裏，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髒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和他的同事們估計，能下狠心按下450伏特的將隻是少數人，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實驗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第一次實驗就有65%（40人中超過27人）的參與者有如此心腸。

從這個實驗中，米爾格倫得出了與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相類的結論：“人性,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也就是美國民主社會所培養的那種性格，在權威下達惡意命令時，無法讓公民不做出殘忍和非人的行為來。隻要以為命令來自合法的權威，就有相當多的人會按命令去行事。他們不會顧及行為的內容，也不會受到良心的製約。”由此，米爾格倫提出，在合適的條件下“組織化的社會環境”對人會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簡單地說，就是在壞的製度下，好人同樣會作惡。

米爾格倫的這個實驗告訴我，使人們為了過關，為了進步而說謊的力量就是“組織化的社會環境”。它使兒女檢舉父母，使學生揭發老師，使夫妻互相監視，使朋友形同陌路，使同事成為仇敵。而製造這一“組織化的社會環境”的是製度，是製度使作惡者問心無愧，讓人們白日見鬼，把人們弄得失去了常識和理性。

米爾格倫的實驗是1961年做的，20年後，鄧小平從親身經曆中認識了同樣的道理：“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語言變得完美時，革命就算完成了”

1980年代中期，我對“文革”的語言發生興趣，弄了個本子，專門記心得筆記。現在是否能找到這個本子，我沒有把握。但有些心得還記得。

比如，我發現，“文革”語言大都與戰爭有關。同誌變成了“戰友”，工作成了“戰鬥”，“要文鬥，不要武鬥”，反正離不開“鬥”。鬥的雙方都是“不獲全勝，誓不收兵”。戰爭離不開死，所以動不動就拿死說事，比如“誓死捍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著幹，死了算。”看來，毛澤東把“宋彬彬”改成“宋要武”頗具革命漢語的象征意義。其次，“文革”語言多是兩極化的對立性表達：革命/反動，紅/黑，造反/保守。“徹底”、“一切”、“根本”一類絕對化的形容詞大行其道。當時使用頻率最高的形容詞是“永遠”，使用頻率最高的副詞是“最”，1968年3月28日，《烏蘭察布日報》發表了內蒙古自治區職工學習毛澤東思想代表大會寫給林副主席的決心書。此書不足一千字，用了13個“永遠”——“永遠向您學習”、“永遠永遠健康”等，45個“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統帥”、“最全麵、最正確、最科學地評價”、“最精辟、最係統地闡述”、“最靈活、最富於創造性地運用”等等。不知道這種用法算不算是中國之最。反正如此一來，中性的表意詞匯極度萎縮，以至於從紙媒上完全消失。第三，語言的嚴重粗鄙化和野蠻化。罵人成了革命的標誌，“滾他媽的蛋”寫進了紅衛兵戰歌。汙辱性的語言無處不在：“害人蟲”、“小爬蟲”、“砸爛狗頭”不一而足。老兵沒落期，流氓的黑話也成了他們的語言，“刷夜”、“拍婆子”……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形式。思維的改變，從語言開始。思維的深廣，情感的豐富多彩，同樣依賴於語言。一律灰藍中山式，辦不了服裝展銷。枯幹無味、野蠻絕對的語言也沒法表達深刻複雜的感情和思想。

1990年代末，讀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對作者驚人的洞察力又驚又喜又佩服。我從“文革”語言中歸納出來的一點可憐的東西，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被奧威爾預見到了——此書的第五章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大洋國真理部幹部溫斯頓到食堂吃飯，碰到了他的朋友塞姆。塞姆在研究部門工作，是位語言學家，是大洋國製造“新話”方麵的專家，正在編撰第11版的《新話詞典》。這位身材矮小、眼睛大而暴突的家夥一邊吃飯一邊不無炫耀地談起他正在從事的偉大事業：“我們正在讓語言最終定型……你以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創造新詞，可是根本不沾邊！我們在消滅單詞——幾十個幾百個地消滅，我們把語言剔得隻剩下骨頭。……消滅單詞是件很美妙的事，當然，動詞和形容詞裏的多餘詞最多，不過名詞裏也有幾百個可以去掉。”

溫斯頓對消滅單詞的好處缺乏足夠的認識，所以當他被告知，新話是世界上惟一一種詞匯總量在日趨縮小的語言時，他不便表示臧否，隻能胡亂笑笑。塞姆隻好繼續開導他：“你難道看不出新話的全部目標就是窄化思想範圍嗎？到了最後，我們將會讓思想罪變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為沒有單詞可以表達它……年複一年，詞匯量一直越來越小，意識的範圍越來越窄。當然，即使是現在，也沒有什麽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這是個自律和現實控製的問題。但是到了最後，就連這點也沒必要。語言變得完美時，革命就算完成了。”

確實，革命不但“完美”了漢語，也澤被了德文——徐賁告訴我們，同樣的災難也發生在德國。二戰後，一位僥幸逃脫了大屠殺的大學教授，德國猶太人克萊普勒，根據在納粹統治期間偷偷寫下關於日常生活語言的筆記，寫了《第三帝國語言》一書。克萊普勒看到：“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帝國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納粹語言在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沒有個人麵孔的集體稱呼：‘猶太人’、‘德國人’、‘敵人’（‘人民群眾’、‘階級敵人’、‘當一顆螺絲釘’）。這種語言總是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猶太害蟲’（‘要掃除一切害蟲，全無敵’、‘牛鬼蛇神’）。這種語言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巨大成就’、‘偉大勝利’、‘就是好！就是好’）。”

克萊普勒發現：“納粹語言發展出一整套能適用於各種場合的套話，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一旦納粹語言麻痹了普通人的自覺意識，“那套籠罩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便會成為他們思想的自動表述。”更可怕的是，納粹語言不但毒害了納粹的信奉者、追隨者，而且毒害了反對納粹的人，包括他自己。他反躬自問：“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國人’、‘法國人’（這種有群無人的概念）來思想的嗎？我也忽視過這些人群中的內在差別。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學院裏麵，避免涉及政治，享受著一種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學問）嗎？”想到了當時的知識界，克萊普勒不能不悲從中來：“為什麽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就不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清醒地意識到極權語言的毒害？”“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怎麽就能這麽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他想到了納粹時期的“文化批評”：這種“把自己與現實政治分割開來的”，“有名無實、裝模作樣的‘批評’簡直是思想的恥辱”。

克萊普勒所說的恥辱，作者同樣感同身受——上述括號中的文字，都來自於徐賁。他用語言的同質性，提示我們去思考“文革”與納粹的關係。這些極有針對性的文字，使我覺得他搬給國人的已經不是“他山之石”，而是“他山之玉”。換句話說，克萊普勒的發現可以直接為我們研究“文革”語言所用。此書1947年在德國出版，53年後的2000年被譯成英文在倫敦問世。其英文書名是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希望有心人將它譯成中文。

【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