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裏，六、七十年代，大家也過年，也辦年貨，也辦得高高興興的，雖然東西不太多。一家人家買塊肉，買條魚，再買個雞啊鴨啊豬頭啊什麽的，便就覺得豐盛。如果家裏養了雞，就連買雞的錢也都省下。任它是紅衛兵是造反派，都擋不住大家過年的興致。咋的？還不讓我們過年了？那時候家裏沒有冰箱，東西買回來收拾好，住樓上的人家就掛在窗子外頭，等著年三十好做成年夜飯，一個豬頭笑眯眯地能掛半個月。東西掛出去了，就會引起什麽人的注意，白天看好了，到了夜裏就扛根竹竿來夠。
進了八十年代，就不一樣了。一是供應改善了，一是收入也漸漸增加了，再就是連紅衛兵造反派也都沒有了，那就不是擋不住我們過年，而是我們摳心挖肚地動腦筋過年了。於是乎，年貨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也越來越大，除了當地的產品，天南地北的東西都有了。人們為辦年貨花的力氣花的時間更多了，竟成了一個社會文化的現象。這個現象裏頭一個很顯眼的小現象就是，快要過年了，單位裏頭分東西。這個可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不僅是機關事業單位，還有國營集體企業，都不肯落下，越搞越熱鬧越高越紅火，搞到不過年不過節三天兩頭地想分點什麽。這樣就不僅搞出了單位的向心力榮譽感自信心，還搞出了貪汙和腐敗，不知道集體辦年貨的先驅們原先有沒有想到。
機關裏分年貨，是個大家關心的事。有提要求的，有出主意的，還有出力氣的。我沒有什麽要求，也沒有什麽主意，我就出力氣，不出也不行。那時候機關裏年輕人少，搬個箱子抬個筐的，總不能讓老同誌們動手我們在一邊看著。整個臘月裏，過幾天就來一回，這次是分桔子分蘋果，下一次就分雞蛋，再下一次分魚分豬腿，還有分肥皂洗潔精擦屁股紙的。帶魚烏賊魚之類都是凍成一塊一塊的，要現砸開過秤分堆，都需要人手。所以到了要分東西的那一天，行政處就發下通知，希望大家不要走得太早，年輕人到院子裏的某個角落裏等著卸車。這個角落後來變得很著名，因為各個單位都不約而同地選這個角落，今天組織部明天體改委後天辦公廳，把個角落弄得很髒。當然偶爾我們也不去那個角落。有時候分的東西比較不一樣，怕別的單位看見不好，行政處就傳下口令，叫下班後去外頭的某處秘密接頭，讓人覺得那些年貨是他們從哪裏偷來的。
分年貨的時候動動手不算很辛苦，辛苦的是還要跑腿給老同誌送到家裏去。車到得晚了，老同誌們尤其是帶“長”的都不肯等，先回家裏去暖和。離退休了的也不肯來，機關工會就動員年輕同誌給各家往家裏送。不送不行啊，雖然沒有黃鼠狼，野貓總有的，不能放在露天裏過夜。有些人送著送著和領導就送出感情來。
說起來，跟著行政處的人出去辦年貨，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機關裏過日子，天天一個樣。出去辦年貨就算是一次旅遊了。我曾經輪到一次，三幾個人一起跟著行政處的陳曉玲去寧波拉鯧魚。陳曉玲長得很漂亮，又很活絡，而且沒有讀過大學，就沒有架子，好開玩笑不生氣，大家一路高高興興，搬幾箱冰凍魚算個啥。到了地方，隻見什麽公司的老總已經在那裏，箱子也都準備好了。先招待我們一頓海鮮，然後再裝車往回趕，一路歡聲笑語的。陳曉玲因為能打交道能搞到東西而且搞來的東西比別單位的好，領導就發現原來她長得漂亮還能幹，就提拔了當行政處副處長。陳副處長分東西越分月來勁，忽然就不見了。有人說，陳曉玲拿了回扣了。果不其然，免職通知就發下來，是秘書處的四通打字機打的。以後再去拉年貨，就沒有了陳曉玲。
我的老伴兒那時候還不是我的伴兒，自己住在招待所的單身宿舍裏，下了班就吃食堂，吃完食堂就回去納悶。自己不開夥也沒有冰箱，所以分東西的時候就很超然，留下句話說，東西給誰誰誰，就不見了。那誰誰誰是我的搭檔，一個半老頭。整天在辦公室裏叫窮，說兩個孩子太能吃，全家人整天吃不飽。一條豬腿燉白菜一頓就幹完了。當時我覺得也挺好，對她是個麻煩對他是個接濟，各得其所。結果九零年整黨，這個誰誰誰突然蹦起來揭發我支持動亂，今天機關黨委明天組織部的到處告狀，還說現在我的老伴兒那時我的同事知情不舉立場不堅定，逼得她到鄉下去改造了兩個月。現在有時候想起來，我就對老伴兒說，就你能養個白眼狼。她也沒話說。
如今的機關已經不分年貨了。如今改成給儲值卡，給了誰給了多少別人都看不見。熱熱鬧鬧分年貨的情形，維持了不過十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