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在過去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孩子開蒙學寫字了，就成了可造之才，父母從此對他就寄托了無限的希望。再皮的孩子也得仔細想想這件事，起碼要弄得橫平豎直，否則先生就要拿戒尺打手板子，還不讓吃飯。長大以後去趕考，一筆字說不過去，先就吃了大虧，再是個滿腹經綸，主考大人都懶得看你。
就這麽寫啊寫的，幾千年下來，寫字就寫出許多道道，真草隸篆呀，王顏褚米呀的，聰明靈秀在裏頭了，飄逸瀟灑在裏頭了，沉雄狂放也在裏頭了。寫的人酣暢淋漓，看的人也酣暢淋漓，寫字就不僅是紀事傳道，寫字就是寫字，寫字的人就是寫字的人，就是書家，這倒是倉頡所始料而不能及的。倉頡觀鳥跡而造文字，讓我們拿來紀天下之事，傳聖人之道，當然也可以拿來撒謊，唯獨沒有想到我們還會把它掛在牆上換飯吃。當然這樣的事情也是從古人做起的，到了我們這個時候，無非是“此風尤烈”而已。
字寫得好當然是一件有臉麵的事，就像蔡京這樣的人，你也得讚他一句，“寫得真好”。雖然為了什麽原因，漢以前的人少有因字傳名的，但是把什麽人的字來鐫鼎勒石，總是有些敬意在那裏。那時候的人重言重道，老莊孔孟好像都沒有在書法上特別下功夫，當然就是下了我們現在也不知道。倒不如做了好詩文的，連綿不絕地留下名字來。蔡邕的字，聽說也很漂亮，不過到底還是名以文傳。
也是為了什麽原因，鍾繇王右軍以後，以字名世千古流傳的書家忽然就多了。公文私信詩詞歌賦，字可以拿來欣賞又不失了本來的功用，譬如王羲之的《快雪時晴》，我們奉為書法圭臬，在他大約不過是張便條。不像後來的人，下筆前想的就是橫寬幅長題頭落款，還沒寫就等著讓人掛到牆上去。
其實掛到牆上並不是什麽壞事。字有了實用的功能，還有了鑒賞的價值，這也是文化的發展和進步。不過，字的功能分化了，寫字的人也就跟著分化了，便有人專門琢磨寫字，寫字幾同畫字，書家跡近畫家，書法家形同抄書匠，詩詞文章倒不能提起。這也算是文化發展的副產品吧。
術業有專工，畫字說到底也沒有關係，不抄書的人也可以寫出像樣的字。可是，隨著有了打字機，後來又人手一台電腦，不抄書的人竟也不一定就要寫字，而且寫字反而麻煩，像我現在，在電腦上拚音打字，你很快就能看見，何必多手書這一事呢？這算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吧。於是年輕學生裏，不乏打字可以飛快，提筆卻心中無數的。我想，說不定再過些年，即便你有書寫漂亮的手稿，出版社的編輯倒未見得能夠全部認下來。世事變遷，是非得失還真不容易說得清楚。
我也已經很少有實用的寫字機會了。過去偶爾和老父有手書的信件往來，如今也主要是通電話。至於朋友間，十多年的交往竟不知道他的字跡如何，忽然賜我手書，竟茫然不知此人是誰。我連連絡絡地寫那些文章，妻就說，你用手書，我來錄入。可是我想，一份活計偏要弄成兩份來做，也不是經濟之道。於是，我所能抗拒這個時代的變化的，也就是“畫字”來紀念過去，消磨眼前。有時逢到有人告訴我他在寫字樓裏做白領，如果興致好的話，我就提醒他，那個算是個打字間；如果興致不好，便連這一句也都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