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大夫的中國處方

譯者注：非常有意思的文章，盡管其中不時有對基辛格略顯吹捧的話語及黨派之爭的痕跡，但值得一讀，可以從中得到很多啟發和教益。不敢說翻譯的百分之百準確，但有把握聲稱遠好於中國官方公開已經發表的譯作。這裏是一字不拉全文照翻。

基辛格大夫的中國處方

尼爾-佛格森

《新聞周刊》五月十五日

國務卿希拉利-柯林頓認為中國政府害怕阿拉伯之春，她最近對大西洋月刊的Jeffrey Goldberg說：“他們在擔憂，而且他們試圖阻擋曆史，這是一種愚蠢的舉動。他們做不到。”

無法想象這種無節製、缺乏外交策略而且很可能適得其反的言論會出自她的前輩亨利-基辛格之口。

自從基辛格赴中國執行他的秘密使命，為尼克鬆總統隨後的曆史性訪問鋪平道路，至今已經40年了。從那時起他已經50多次訪問這個國家。如果說他從中悟到了一個道理那就是：真正愚蠢的舉動是逼迫中國人。

自基辛格的第一次中國之行以來世界已經改變了許多（在1971年，誰敢預言美國的頭號敵人會是潛藏在巴基斯坦高牆大院裏的一個沙特阿拉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但是，美國外交政策至少有兩件事保持不變：在凍結了20年後被基辛格複蘇的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以及他本人一直作為從肯尼迪到奧巴馬的每一屆總統正式或非正式的（對華政策）谘詢顧問。他的新書《關於中國》告訴人們為什麽美國的領袖們至今還需要聽取他的意見。到這個月就是88歲了，他仍然是無人能取代的戰略智囊。

對中國的開放是基辛格已經告訴我們的一個故事：他和尼克鬆如何覺察到這個國家可能成為針對蘇聯的戰略平衡力量；他如何在巴基斯坦假裝稱病，然後卻秘密飛往中國；他和周恩來總理如何反複推敲為尼克鬆的正式訪問擬就了外交基調（上海公報）。最後的成果如他所說就是：“一種準同盟”，盡管它最初是為了遏製蘇聯，但最終卻比冷戰更具有生命力。

然而，在本書中基辛格能夠借助於最近揭示了中國方麵關於這個故事的研究。美國對中國的開放同時也是中國對美國的開放，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對於被包圍的擔心。1969年毛對他的醫生說：“看看吧，蘇聯在我們的北麵和西麵，印度在南麵而日本在東麵，如果所有這些敵人聯合起來從北、南、東、西攻擊我們，你認為我們該怎麽辦？”醫生無法回答，毛說：“再想想，日本的背後是美國，，我們的老祖宗沒有開導我們遠交近攻嗎？”為了探詢聯美的可能性，毛召回了四位被疏散到外地的軍隊元帥。當時在烏蘇裏江上已經發生了蘇聯和中國武裝力量的小規模衝突。1970年毛命令中國最高層領袖們撤離北京，並且解放軍進入“一級戰備”。中美同盟這個“賭注”的風險對於中國來說比對美國更高！

正像基辛格所揭示的，對毛來說遵從“‘我們老祖宗’的教誨”絕非不同尋常的決策。盡管他一生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與他親近的戰友們同時也深受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葉劍英元帥建議：“我們可以效仿諸葛亮的辦法，魏、蜀、吳三國相互爭鬥時，聯合東麵的吳國對抗北麵的魏國。”基辛格解釋這個典故出於《三國演義》，一部14世紀的長篇曆史小說，關於所稱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的故事。（譯者注：看來基辛格對中國曆史還是一塌糊塗）

中國的共產主義領袖們從遙遠的過去尋找靈感並非偶然。基辛格認為，對他們來說，更古老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孫子兵法同樣重要。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類似這樣的原理鼓勵中國的戰略家們像下圍棋一樣思考國際關係。（圍棋在西方稱之為Go），“一種用棋子圍起來的棋類比賽”。

毛與革命前的中國領袖們抱有同樣的觀念，即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擁有人類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國”，中央王國，或更準確地說是處於“中心的國家”。曆史上有很多時期甚至是“天下”，“天堂以下的一切”。對這樣一個帝國來說，最好的為外交策略是“讓蠻夷打蠻夷”。如果這種策略失敗了，則最強大的蠻夷被接受並且被教化。（就像滿族）

“剛愎自用又壓倒一切，殘忍又孤獨，詩人兼武士，既是預言家又是施暴者”，毛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不是列寧而是公元前 221年統一了中國、焚書坑儒的“第一皇帝”，秦始皇。基辛格指出，現今的一代中國領導人從孔夫子的教誨中汲取靈感。他們的目標，基辛格認為不是控製而是 “大同”：真正的和諧。

自此便涉及到了問題的核心。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美國的經濟大約五倍於這個人民共和國。40年後由於毛的繼任者鄧小平啟動的工業革命，下一個十年裏中國可能超過美國。這是蘇聯從來不曾達到過的成就。不僅如此，中國現在是美國債卷最大的海外持有者，這些債卷是中國龐大的三萬億外匯儲備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將如何運用它新近擁有的經濟實力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很少有哪個美國人比基辛格處於更好的地位來回答這個問題，他與四代中國領導人打過交道。

《關於中國》最深奧的見解是心理上的。這些涉及到中美兩國之間重要的文化差別。一個中國的精英可以回顧超過兩千年的曆史尋找靈感，而一個美國的精英可以參考的曆史隻有二百年多一點。這個差別當1989年六月美國人震驚於動用軍隊結束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時呈現了最明顯的跡象。在基辛格看來，采用製裁作為對這次鎮壓的報複過於幼稚。“西方關於人權和個人自由的概念可能不是可以直接被一種建立在不同概念之上持續千年的文明所理解的。中國人長期以來對於政治動亂的恐懼也不能僅僅被看作是一種不相幹的時代錯誤，通過西方的啟蒙隻要加以‘修正’就能被驅散的。”

正如中國第一位講英語的領導人江澤民1991年對基辛格申明的：“我們從來不屈從於壓力，這是一個最高的基本原則。”

由於另一個文化鴻溝，美國和中國曾經在朝鮮卷入戰爭。當毛下令介入時美國人感到震驚，因為軍事上的不利條件太明顯了。但是基辛格認為，毛的動機更多的是改變心理平衡而不是在第一次軍事打擊中讓對方遭受決定性的失敗，不是刻意追求打敗對手而是改變麵臨預期風險時的態勢。毛是一位運用古代空城計的大師，這種計策是用表現出信心甚至攻擊性來掩蓋弱點。對西方人來說，他執著地表示不懼怕核彈攻擊像是神經錯亂或者冷酷無情（“我們可能損失三億人，那又怎樣？戰爭就是戰爭。戰爭年代總會過去，我們可以出生比以往更多的孩子。”但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虛張聲勢，或者稱之為“攻擊性威懾”。

基辛格在本書一節中的以下的評論應該不僅僅被美國的外交官，也包括美國商業人士在去北京之前潛心體會。“中國的談判者是運用外交手段將政治、軍事和心理因素都綜合起來設計一個整體戰略”。與此相對照，美國的外交策略一般喜歡‘富有彈性’；這種策略通常認為有責任提出建議打破僵局——無意識中在誘發新的僵局而引出新的建議。”在這裏基辛格暗示我們可能從中國人那裏學到一兩件事，特別是孫子關於勢的概念，以整體戰略的眼光意思是“潛在的能力”。我們傾向於開出一個包含十個要點的日程表，然後一個一個分別處理。而他們是有一個大的行動計劃。我們總是忙著結束日程，緊張地眼看著時間在一分一秒的逝去。中國人更看重耐心，像毛曾經對基辛格所說的，他們的時間尺度是千年。

這種根本性的文化差異可能在將來導致與中國的衝突，基辛格警告：“當中國式的先發製人、搶占勢的理念遭遇西方以威懾製止衝突的理念時，這樣一種惡性循環可能造成：中國人出於防禦的舉動可能被外部世界當成攻擊行動來對待；而西方出於製止目的的威懾可能被中國看作是包圍。冷戰時期美國和中國一直在這種困境中反複糾纏；從某種程度上說，雙方至今也沒有找到一種超越這種困境的途徑。

美中之間可能再次爆發衝突嗎？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基辛格提醒我們，100年前當德國的崛起在經濟上和地緣政治上挑戰英國時就造成了戰爭。再進一步說，1970年代促使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的關鍵因素——中國人稱之為“北極熊“的共同敵人蘇聯已經不複存在。然而，有關朝鮮和台灣雙方原有的難題依然如故。留下來的是一個 “中美國”，一種由於經濟上的權宜之計結成的尷尬婚姻：一方隻管存錢另一方隻顧花錢。

用基辛格自己的話說，中國的崛起可能“使得國際關係再次兩極化”，引發一場新的冷戰（甚至可能是熱戰）。民族主義作家劉明富（音譯）《中國夢》的作者，力主中國變“和平崛起”為“軍事崛起”而且期望著與美國的“世紀決鬥”。類似觀點在華盛頓同樣存在——顯然也包括現在的奧巴馬政府內部——有人津津樂道於一種更富於對抗性的關係。

基辛格仍然對一些冷靜的頭腦在北京占據上風抱有希望：像智囊鄭必堅，他力主中國“擺脫大國崛起的傳統途徑”，而且“不要效仿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之路”。基辛格建議，美國與中國一道建立一個新的“太平洋共同體”可能是更好的方式，而不要試圖“在包含中國的基礎上組織亞洲或為了理想主義十字軍創建民主國家聯盟”。

40 年前，理查德尼克鬆早在中國顯示出巨大潛力之前就及時抓住了機會。他曾經自語道：“看看吧，你可以冷靜下來想象一下如果任何人和一個有效管理的政府體製控製了那個大陸將會發生什麽？上帝啊……，那這個世界上將沒有任何力量可能甚至——我是說，你讓八億中國人在一個有效的製度下工作……他們將是這個世界的主導。”在我們的時代這個預言正在成為現實。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得益於亨利基辛格的努力對於美國來說還是有益而非有害。在這本書裏他已經為他的繼任者提供了一種不可或缺的指南以繼續自他開始的中美“共同進化”。

張一凡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