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仁、義、禮”簡談自我認知

張一凡    2008/11/03

《道德經》下篇開篇第三十八章中提出的這五個字說明的是老子對於自然、社會、人生的所有現象分不同層次從抽象到具體的認識和理解。如果用現代語言來描述的話，老子這裏的道是指自然哲學或自然辯證法，而德則是指曆史哲學或稱政治哲學、社會哲學，仁是指社會管理科學和社會倫理學，義是指道德觀念及行為準則和規範，最後的禮則是行為準則和規範的具體語言、行為表示，涵蓋了從最高層次的抽象思維到最具體的言行約束。

老子《德經》開篇中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其實就是自古以來多少次被許多思想家、哲學家或政治家、社會學家等等在不同的層次、不同的範圍、用不同的方式表達過的各種哲學觀點、曆史觀點、政治觀點到法律製度、社會契約、行為準則的一種最古老的人們認識自然、社會，然後如何根據某種意識形態指導從大到國家、民族的社會活動小到社會成員日常生活行為的一種描述，可能也是最完整的描述。

恐怕沒有人準確地令人信服地敘述過老子這個人的生平履曆，究竟老子是如何能做出這種完整描述的確實是一個難解的迷。在老子所處社會發展水平的古代，極為有限的信息交流手段，估計也是很有限的人生閱曆，僅僅憑借這些有限的經驗能做出對自然、社會這樣宏大、複雜係統的雖然是“大寫意”但相當完整的認識和描述，確實應該說非常難得，或者說老子稱得上是個天才。但這也說明人類認識自然、社會可以從一個局部很有限的小天地而大至上描繪出整體的境況，所以有“窺一斑而見全豹”之說。

這裏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一般解釋為“失去”前者而後“才有”後者的意思，但筆者認為這樣的解釋雖然從字麵上來看是能自圓其說，但是整句整體的的含義卻變得相當費解甚至可能是大相徑庭。筆者認為這裏的“失”不僅僅是嚴格意義上的喪失、丟失或失去的意思，而是有變換為、轉化為或具體化的意思，在具體的曆史時空中也意味著遺失、忘卻，這時包含有失去的含義。整句實際上就是說，最高層次抽象的“道”是“看不見”“摸不到”隻能靠直覺來把握，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切都在演變進化之中。但是“道”又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體現在“可道”“可名”的所有世間萬物運動形式中。而“道”也隻有具體化或轉化為“德”才“可道”、“可名”，也才有更進一步具體的實際意義。“失道而後德”用現代語言來描述的話就是自然哲學或自然辯證法隻有明確地表述為或稱指導曆史哲學和社會哲學的展開，才開始有較為具體的意義，才能使更多一些的人們得以掌握和理解，也才可能進一步具體化為“仁”——現代語言表述的社會管理學、社會倫理學，即“失德而後仁”，從而進一步使得社會組織管理具備實際的可能性。再進一步由“仁”（顯而易見這裏的“仁”與儒學中的“仁”是完全不同的含義）即社會管理學和倫理學的一般原則指導並具體化為“義”——即道德行為準則，用現代語言來描述即開始具備了實際的可操作性。而“準則”“規範”仍然具有某些抽象性或一般性，要使準則能夠使現實社會中的人們充分理解並遵守還需要再進一步具體化為“禮”——即體現道德行為準則的具體語言和行為表示，這是到了最實際最具體的層次。在這個從最高抽象層次到最低具體層次的轉換過程中，每下一個層次都是上一個層次的具體化，而具體化的結果是上一個層次看上去是“消失”了，但其實質性的內涵體現在了進一步具體化了的下一個層次的形式中。而在具體的曆史時空中這種“消失”實際上就是絕大多數人的忘卻，因此在《道德經》中老子這樣描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筆者認為上麵的敘述隻是一種總結性概括性的描述，是一種相當理想化、形式上頗為嚴謹“精致”的描述，像所有概念一樣隻是用文字形式顯像化了的思維活動。而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這種從抽象到具體的變換或轉化必然要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製，也就是說隻能是由具體的、不同的人在具體的、不同的時間和具體的、不同的實際生存環境中來實現的。

空間上，具體地說有人擅長直覺把握和抽象思維就是通常指稱的思想家、哲學家如老子、孔子、馬克思等等，有人擅長總結、概括、歸納和文字表達可能就是製定綱領、策略、規劃的理論家、法學家、管理學家，有人擅長調解、斡旋、語言表達、組織指揮可能就是社會活動家、政治家等等等等。當然也可能有幾百年一見的天才可以既是思想、理論、哲學家又是政治領袖、軍事統帥、社會活動家，像毛澤東這樣的傑出人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或國家的人們又分別具有不同思維特點和傾向及不同語言文字表達的理論、策略、法律或社會契約。

時間上，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任何人一生可能活動的空間範圍也是有限的，都是生活在具體的曆史和社會環境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在一生的時間裏從思想到實踐從抽象到具體囊括或者完成全部的工作。因此這種從抽象到具體各個層次上的轉換一定會經曆幾代、十幾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傳承和實踐過程，或者在一代人的時間裏由傑出領袖和具有共同目標的群體共同的實踐來完成。而時間隻有一個方向，每一代人都實際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同一個時代的人也隻能是生活在不同的具體社會環境中，這樣長的曆史過程或者這樣廣泛的社會參與其中必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傳承、理解和實踐上的“失真”、“遺忘”、反複和曲折、甚至可能以訛傳訛、誤入歧途。

因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不過是永遠處於變化中的物質運動的各種形式，任何顯像的固定的表現形式都隻是各種具體特定的時間空間中、各種尺度的具體層次和領域中物質運動形式相對穩定的表達。因此有老子《道德經》中提綱摯領的表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任何可以言說的道理都不是永恒的道理，任何可以命名的名稱都不是永恒的名稱。任何人類的思維活動、意識形態及其語言文字表達、各種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理論）都隻具有相對意義，都有一定的適用範圍，都是具體性和一般性的矛盾統一。越是具體的越不具備一般性，最高層次的抽象最具備一般性但一定是以喪失具體性為代價的。因此《道德經》這裏所說的“禮”即體現某種道德規範具體的語言、行為表示不可能是永恒不變的，僅僅是某種行為準則、道德規範、倫理規範、曆史和社會哲學觀念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的具體表現形式，如果這種約束人們舉止言行的道德規範不隨曆史的演進而變化則一定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如果不管用任何手段或方式強行維持某種“禮”即行為規範，以為這樣就可以維持道德規範、倫理規範以至於曆史、社會和哲學觀念不變，則最終一定會以社會的動亂為代價而遭到拋棄，即“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上可以用來佐證的實例比比皆是，在特別崇尚學問和禮節以及現實人生或稱重“人”輕“天”的中國文化傳統環境中表現的尤其觸目驚心。比如到了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在儒學經過上千年曆代王朝反複強化的環境中，從曆史和社會哲學觀念到社會倫理和道德規範，形成了覆蓋現實社會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的一整套“禮教”“準則”，整個社會在這樣一整套禮教的束縛下被窒息到瀕臨滅亡的邊緣卻甚至不能自我解脫，最終在幾乎當時世界所有外族列強的入侵麵前徹底崩潰而曆經上百年的屈辱和社會大動蕩以及數千萬的生靈塗炭。

雖然紙張和文字的發明和廣泛運用使得前人的思想成果得以積累、傳播，後世的人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但是前人的任何思想和理論都是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產生的，不可能傳之百世而皆準。前人的理論可以指示出方向但絕不可能預見一切，即老子所言“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說“ 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麵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所以中國文化的複興必須是以曆史、發展和進化的觀點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全部成果，是對傳統文化批判的繼承和“揚棄”，而絕不應該是鑽進故紙堆裏尋章摘句、引經據典、穿鑿附會的“忠實複古”。

再進一步，從上麵的敘述中明顯可以看出這裏描述的隻是一種從抽象思維到具體實現的過程，其實老子上述思想的展開僅僅是問題的一半兒，即從意識到實踐的過程。筆者認為《道德經》與中國古代許多學派在這方麵都存在一個根本的局限，即這些哲學觀點或稱學問、治國之策都是產生於極少數天才人物，卻長時間沒有人敢問這些學問、這些天才的思想來自何方？同代的學生弟子及後代人隻有不斷體會詮釋（甚至是穿鑿附會），其中儒家學說更為突出並且是千方百計爭取皇權的認可然後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威嚴來推廣實行，致使更沒有人敢於獨立思考。這不是對前人的苛求而是今天的人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認識到這是時代的局限，是處於當時進化水平的人類對自然界、對人類自身以及相互間關係可能達到的認識水平所決定的。實際上這種局限不僅在東方同時也在西方文化傳統環境中都一直存在了數千年之久，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傳統的思維傾向為後來的發展準備了相對比較好的條件和土壤。因此真正有可能打破這種局限的發展由於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共同作用出現在西方文化的曆史中，就是由歐洲文藝複興為先導的人類曆史上一次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自我意識、自我認知的飛躍，以及隨後由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等先驅者創立的近現代科學和技術思想體係，進而引發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從意識形態的飛躍（這種飛躍恰恰是由於具體的曆史和社會環境所引發的）開始，伴隨著一係列在各個領域對於自然界和對於人類自身的新發現和認識，思想和實踐互相啟發促進。於此同時人與人之間、社會集團與社會集團之間以至國家之間的合作、競爭、衝突甚至世界範圍內的戰爭，在曲折、反複甚至血腥的曆史進程中人類社會不僅是生產效率和生活質量出現了全麵的變化，而且人類自身的素質特別是自我認知的覺悟程度也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過程經曆了幾百年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後來出現的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哲學思想體係，這一思想體係產生的基礎是當時其他領域的新發現新進展，如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電磁場理論等等。辯證唯物主義總結了這些當時自然科學領域的重大發現和進展，由此奠定了理論基石，使得人類對於自身的認識和對於自然界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既有大量具體學科領域的事實為依據又有哲學思想對具體現象的概括和總結。筆者認為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貢獻就是明確了意識與存在的關係，盡管馬克思主義與人類任何思想成果一樣一定存在局限性，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確，但是關於存在和意識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出的這個方向構成了牢固的基石，並指導著後世的人們更加深入地不斷認識自己和自然界而達到更自覺更清醒的程度。

筆者認為，人類社會的曆史就是一部“人”這個地球生命現象之一的物種隨著大腦和感官的進化，自我認知程度不斷的深化以及不斷依據這種認知反複實踐的曆史，是人的意識活動由實踐中產生在實踐中深化同時引導實踐活動不斷進入更大規模更高水平的曆史。或者說所謂曆史就是人類意識（思想）活動和所有各種形式的實踐活動在進化過程中產生的大量精神和物質成果並表現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全部記錄。以這樣的觀點重新審視中國古代文化的成果，筆者認為老子的學說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在人類自我認知和對自然的認識方麵達到了最高的水平，《道德經》中的許多思想至今仍然極具啟發意義。而後同樣由於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共同作用，儒家思想得以占據了獨尊地位而窒息了可能導致自我認知產生飛躍的幾乎所有思想萌芽，錯失了大量的曆史機遇，而老子的學說在這個過程中也最終蛻變為神秘化的道教。更嚴重的是儒家學說與皇權和封建官僚製度的緊密結合極大地強化了單一思維傾向，並且這種超長時間的統治不僅僅局限於思想（學問）領域，而是涵蓋了從哲學觀念、曆史觀念、社會製度、道德觀念甚至全體社會成員舉止言行的方方麵麵，對於中國文化的負麵影響滲入人們的潛意識中直到今天。

2008/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