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哲學新探（續完）

八　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團體生活的形式（略）

涉及到現實社會政治製度的討論在中國永遠是一個敏感甚至有風險的話題，筆者不想出風頭也不想陷入無窮無盡的爭論。

 《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題目就開宗明義涉及到社會政治製度，杜威關於民主主義一個最重要的觀點是，民主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政治製度，而首先是一種社會團體生活的形式。本節筆者不想在這裏說的更多，這種認識清清楚楚地描述了一個質樸的真實的民主主義的原始含義，像許許多多看上去高深莫測的名詞概念一樣，比如什麽是文化？什麽是政治？什麽是法？等等，特別在中國都極迫切地需要返璞歸真。

九 如何重新認識、評價杜威教育哲學

筆者認為，杜威教育哲學的出發點、生長點或稱理論基礎之一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是對古希臘文化傳統及教育思想和近代自歐洲文藝複興以來啟蒙思想及教育理論一脈相承的延續和發揚光大。站在今天的高度，筆者認為其實質性的意義在於它是人類自我認知、對自然界的認知以及人與自然界關係的認知這一持續過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美國教育理論和教育體製變革中的生動體現。

杜威的教育哲學和民主主義社會構想對於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教育領域的深刻變革，對於西方社會現代民主製度的鞏固和完善，以至對於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發展和進步產生過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它的影響和遺產直到近百年後的今天在美國和西方國家仍然隨處可見，可以說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已經是今天人們看到和生活在其中的西方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基礎性的組成部分。

實際上，杜威教育哲學的基礎觀點和民主主義的社會構想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基礎和科學社會主義有著天然的聯係，他們的哲學思想都曾經接受過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康德等人哲學體係的熏陶，而且二者都曾經得益於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啟發，也都是在資本主義因工業革命而經濟高速發展期間分別在歐洲和美國出現的思想家、哲學家。甚至杜威曾經明確表示過：“假如我能給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下定義，我立即把自己定為社會主義者。”而且正如筆者前麵幾節已經反複提到的，杜威的教育哲學依據的認識論和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僅僅是語言表達形式上（一元論和對立統一）和邏輯描述嚴謹程度上的差別，二者的思維傾向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盡管有如此之多的相似甚至相同點，二者卻“擦肩而過”沒有交集。更有意思的是各國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們在理論和實踐中更是將杜威的民主主義視作與階級鬥爭理論和實踐水火不容的社會改良主義或實用主義，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形呢？筆者認為，簡述其主要原因在於（1）二者發生的時間先後稍有不同，地理位置相隔遙遠。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1851年巴黎公社嚐試武裝奪取政權，1883年馬克思去世，1895年恩格斯去世；而杜威1884年剛剛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886年創辦芝加哥試驗學校開始提出並實踐他的教育哲學，到1916年發表其代表作《民主主義與教育》，他的教育理論和實踐活動主要局限在美國大陸的教育領域。而十九世紀中後期歐洲和北美大陸之間由於大西洋的阻隔，交通和通信遠不如今天這樣方便發達，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基本上僅限於歐洲大陸地區，即便是與歐洲存在陸路通道的亞洲，也是因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重大事件後馬克思主義才開始在中國得到傳播。也就是說，杜威似乎沒有機會接觸並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理論體係。

（2）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二者由於各自具體的社會環境不同而彼此關心和各自努力付諸實踐的側重點截然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歐洲是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麵的發展比美國要更早的多。到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大陸已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發展到出現壟斷，社會集團的利益劃分日益簡單化明朗化，正如《共產黨宣言》所稱：“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加上歐洲的地緣政治和各種曆史因素，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聚焦在社會突變時期緊張劇烈的階級鬥爭，這種實際環境下任何形式的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張都是不可能被認同甚至被認為是有害的。北美洲的情形卻大不一樣，新大陸沒有宗教神權的統治曆史，沒有王室貴族等封建勢力及其社會特權階層。美國早期移民大多是新教徒，是歐洲羅馬教廷的叛逆者，他們滿懷著追求獨立自由平等的強烈願望來到北美大陸的嶄新天地，應該說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平民占據絕大多數的社會。在經過1776年獨立戰爭，1812年戰爭，1848年淘金熱及西部大開發，1861年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開始進入一個和平競爭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加上廣袤的北美大陸給所有人提供了幾乎無限的發展空間，完全不存在資源和市場的緊張和爭奪。特別是，雖然由於社會經濟急速的擴張造成各種社會矛盾紛繁複雜，但是與歐洲社會利益集團壁壘分明的狀況渾然不同，階級矛盾反而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杜威的民主主義由於所處美國的獨特環境和時代特點，聚焦於社會改良與和平時期漸變過程中民主主義政治結構的確立和完善，這可以說是理所當然。而後來的十月革命、歐洲社會主義陣營以至中國革命等曆經慘烈階級戰爭的政黨和國家，將杜威的民主主義視作右傾保守的改良主義理論而加以批判，也正是由於實際社會曆史和現實狀況使然。雙方的實際經驗完全不同，理論和實踐上的相互抵觸自然各有各的道理。實際上這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最好明證，而今天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們仍然不能認識和解釋這種現象，恰恰是忘記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忘記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個“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主要致力於推翻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關於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預言在他們身後並沒有在當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成為現實。資本主義內部激烈的階級矛盾被轉移到外部，引發的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美國本土又基本上是置身於兩次大戰之外，世界範圍內的戰爭和革命的大規模風暴與杜威民主主義、改良主義的社會理想更不可能找到結合點。二戰後世界按照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立形成劍拔弩張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筆者認為，上世紀前蘇聯列寧逝世後的斯大林主義對於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特別是階級鬥爭理論的片麵理解和盲目“發展”，嚴重、深刻而且廣泛地加劇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分歧以至對立的尖銳程度，美國社會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的“麥卡錫主義”則是西方意識形態觀念的極端主義思潮，同樣對加劇對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杜威的社會與教育哲學概念正好處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形成的兩種極端主義思潮之間。美國社會曾經極大地得益於杜威的教育哲學和民主主義理論，但是二戰後世界範圍內嚴峻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現實已經容不下杜威社會和教育哲學中毫不諱言的社會主義傾向。加上前蘇聯二戰後在宇航科技方麵一時的領先給美國社會和教育界造成了極大震動，也是五十年代杜威的教育哲學在美國遭到嚴厲批判的重要原因，以上種種使得杜威1952年去世後他的社會和教育哲學隨即被雙方陣營所一致拋棄，盡管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曾經重新發現杜威，但畢竟已經時過境遷。

今天重溫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哲學的意義和對其局限性的認識

正像杜威給教育所下的明確定義之一：教育就是經驗的改造和重組；對待他的社會和教育哲學筆者不是把它看作不可改變的教育訓條，而是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認識他的發生、發展、曆史功績和局限性。如本節開頭就指出的，杜威的民主主義和教育哲學是人類對於自我、對於自然界以及對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的認知這一持續過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美國教育理論和教育體製變革中的生動體現。關於教育的本質，筆者認為杜威的思考和定義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最準確的描述。關於各種教育理論、不同觀點以及派生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實踐，杜威堅持以進化論、辯證法和唯物主義（後者盡管他並沒有明確說明）為指導加以詳盡的分析和批駁，特別是他創建和直接參與了實驗學校的教學實踐，借鑒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觀念中的科學實驗方法，親自實踐並指導實踐他的教育哲學，在教學論、教育心理學方麵提供了大量非常寶貴的經驗，為美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先進教育理論和教育製度的創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其中許多理論觀點和具體方法至今、特別是對於中國文化傳統觀念長期形成的教育理論和體製中的大量弊病極具啟發性和指導意義。

杜威教育哲學的局限性筆者認為總體上是一種時代的局限，首先達爾文的進化論在創立之初主要是針對進化過程中大量漸變現象的研究、分析和歸納，以後隨著更多發現一直在不斷受到挑戰也在不斷得到豐富、發展。前麵已經提到，杜威的社會和教育哲學誕生於美國當時的社會環境，既不同於當時歐洲的社會環境，更不同於亞洲的文化傳統和曆史社會環境，因此顯得缺乏對於更廣泛的不同文化傳統和社會生活中更豐富更複雜的不同現象的描述、理解和認識，特別是沒有或是回避了對在社會發生突變時期的各種現象的理解和認識。

在具體論述的表達方式和邏輯思維的嚴謹程度上，杜威也很不同於大多數所謂專業的哲學家理論家。他的書在寫作風格上既有非常抽象的理論探討和結論，又有極為細膩的心理過程分析，同時還有對教學方法的探討和實際生活的實例，所有這些與立論和批駁混合在一起，完全是按照教育實踐中各種相關事物和問題的發生、發展脈絡揭示其本質及各種聯係，看上去並不像是有一個簡潔清晰的邏輯結構，這些特點倒是很像盧梭的《愛彌兒》。在此想插上一句題外話，什麽是專業論文？啟功先生對此有過明確的回答：“什麽時候感覺你的文章說的不像人話了，那就是專業論文。”人們對於這樣的理論文章往往缺乏耐心從許多看上去冗長繁瑣的具體描述中發現深刻的思想和哲學觀點。大多數習慣於中國文化傳統思維特別講究形式的完美和高雅的讀者更覺得甚至不好意思稱之為教育哲學。從零零碎碎的大量研究杜威教育理論的中國學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幾乎都存在著一種不由自主地要“代替”杜威總結概括其理論的傾向，似乎都覺得杜威的論述太羅嗦，不夠明晰準確。包括陶行知先生對杜威的教育哲學所作的概括和發揮——“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雖然體現了鮮明的中國化特點，簡單明了而且朗朗上口。可惜如本文開頭就已經指出的，卻並沒有準確體現杜威教育哲學的原意。而更多的研究文章更是相當大程度上忽略甚至完全誤解了其中的關鍵問題和論點，最武斷的就是那頂自認為可以蓋棺論定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帽子。今天看來這種評價和質疑是對杜威教育哲學的簡單化、表麵化的理解和認識。中國的教育觀念、教育體製以及實際成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和文化革命時期的某些形式曾經顯示出勃勃生機，然而這些成果卻伴隨著文化革命的失敗很快付之東流，到今天總體上甚至還沒有達到大半個世紀前美國的水準。其中包含多種原因交織在一起非常複雜，但究其關鍵筆者曾經多次說過是由於中國文化傳統數千年一貫的固有特點——重“人”輕“天”。對人的自我認知、對自然界的認知以及對人與自然界關係的認知方麵始終停留在直覺經驗或玄妙的整體描述，不願意也不敢或者甚至就是不知道該如何進行認真的、深入一步的反思、反省。

筆者文字水平一直遜於思考能力，此文盡管篇幅已經不算小但到此時仍然感到太多的意猶未盡，文中涉及的許多問題都還隻是點到為止，隻好留待以後再談。（完）

200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