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與生態文明

“天人合一”與生態文明

2006年2月12日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基調，說它是中國古代思想史、哲學史的最高成就大概不會有什麽異議，但是如何認識、理解這個最高成就卻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本文中筆者想從幾個問題開始做一些深入的探討，結合幾個相關的其他問題嚐試著談談自己的一些觀點以及究竟該如何評價這個古代中國哲學思想成果？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

首先的問題，這個思想成果的形成和提出無疑是中國古代多少賢哲們窮多年甚至畢生精力思考、研究的結晶。那麽這個成就在中國古代思想史及人類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什麽樣的意義？在這以後數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天人合一”在很長時間裏（至少也有三、四百年）對於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實際上所起的作用卻為什麽又主要是壓抑、束縛，甚至由此派生、發展、演變而成的封建禮教最終成為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桎梏呢？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思想史上並沒有完整、明確的與“天人合一”類似的思想或理論成果而是“天人二分”的二元論占據主導地位，但為什麽西方國家近幾百年來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政治領域卻反而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進步？而且與這種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相伴隨的為什麽卻又是宗教意識形態更廣泛的普及？（美國社會的現狀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更有意思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和思考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以及（可能首先還是）西方思想界為什麽又會如此關注距今數千年之久的“天人合一”這個古代中國哲學思想的古老命題呢？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專家越來越多地談到要大力弘揚、繼承中國古代文化思想成果，一些新儒家和國學研究學者們甚至認為隻有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及“天人合一”哲學思想）才能應對全世界今天所麵臨的人類社會發展道路上日益嚴重緊迫的挑戰。有鑒於此筆者認為在回答以上這些問題之前很有必要再進一步認真探討一下究竟“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實際內容是什麽？中國古代思想家在兩千多年前是否已經形成了完整成熟的“生態智慧”、“生態文明”或“生態倫理”？是否理解並揭示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是否隻要全麵領會然後以“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嚴格地、不走樣地指導今天的實踐，目前中國和世界人類社會麵臨的難題和挑戰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呢？

 關於“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引用、注釋（更多的是發揮）近年來已經不勝枚舉，但大部分都是完全的肯定和讚揚而且大有唯恐不足的傾向。對此筆者看來有些僅僅是望文生義，另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所謂“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態度，就是說以今天人們對於人類對於自然以及相互關係的認識添加到對於古代思想家言論著作的說明、解釋中，再借古代思想家的名義說明實際上是今天注釋者借題發揮、“與時俱進”的觀點和看法，至於“六經”的原意究竟是什麽已經是不必過多考慮的問題了。再加上中國的古文言文本來就是獨具特點的“大寫意”山水畫，確有許多詞句、內容是永遠也無法準確解釋隻能“意會”無法言傳的，以至於任何人都可以見仁見智。但問題是這樣的注釋和發揮卻絲毫無助於客觀評價“天人合一”的實際曆史地位和意義，特別是無法解釋許多此後數千年尤其是近現代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實實在在的曆史事實。如果說中國古代思想家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已經早就達到甚至超過了今天人們對於人類自身和自然界以及相互之間關係的認識水平，早就預見到了今天人類社會可能麵臨的問題和挑戰，那麽是否我們隻要嚴格按照這些古代聖賢們的教誨再走一遍曆史道路就是另一番新天地，就能避免今天人們所遇到的難題呢？不管是從直覺上還是從邏輯上這顯然都是不可能的，曆史即便可能出現驚人的相似也肯定不會出現百分之百的重複，時間之矢隻有一個方向。要想在今天繼承發揚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精華必須冷靜客觀地評價並依據現實的情況實事求是地探討應該努力的方向。

 一 以“天人合一”為基調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體係並沒有形成“生態倫理”

 雖然“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最終形成完整的明確表述不是由孔子甚至不是在孔子所處的時代完成的，筆者認為孔子學說對於這一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最高成就的形成確實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是以此為基調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體係並沒有形成“生態倫理”或“生態文明”。由於近年來許多新儒家、國學專家不僅斷言中國古代早已形成了“生態倫理”、“生態文明”而且最初正是來源於孔子的學說中，因此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很有必要具體對幾個被許多專家學者津津樂道以至耳熟能詳的中國古代儒學思想家們的經典言論作些分析。

 （一）其中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曾說：“天何言哉！四時興焉，百物興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篇》) 許多引用者據此斷言：這裏的“天”不就是明明白白在指自然界嗎？！並以此為基本論據將孔子所稱的“天”、“天命”、“天理”都說成是自然規律，再進一步借題發揮於是儒家學說就儼然成了兩千多年後指導今天人類理解人與自然界的關係、解救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麵臨生態危機現成完整的藥方了。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認真二字。”筆者嚐試著將這句文言文譯成白話，它應該是：“天何曾說過什麽！（請看）春夏秋冬四季興替，（請看）世間百物生生不息，天還用說什麽嗎？”表麵看起來似乎孔子在這裏是在描述自然界的現象，斷言孔子心目中的“天”就是指自然界從字麵上理解好像也能自圓其說。在《論語》中孔子的大量敘述中對於“天”以及“天命”的討論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論題之一，但上麵引用的這句話並不是孔子對於他反複論及的“天”的“定義”，而是在弟子的請求追問（特別應該注意這裏問的並不是“天”是什麽？）下“以攻為守”地開導弟子不要隻是聽老師說什麽而要用心領會為什麽這樣說，以及從老師的舉止行為體察其中暗含的道理，就像通過自然現象追尋“天理”一樣。所以這句話實際上更準確地說是在描述“天”在向人們顯示它的存在，即以四時的更替和百物的生息無時無刻不在向人們展現它的主導力量，也就是說孔子所說的“天”是隱藏在“四時”與“百物”後麵並支配其發生變幻生息的某種不曾言說也不必言說且僅在想象中存在的“主宰”。如有興趣有耐心認真體會《論語-陽貨篇》中這段話的上下文就可以看到孔子正是在啟發他的學生去用心領會那些隻能意會無法言傳的道理。而中國古代後來的另一位儒學大家朱熹在注解論語中這段對話時說得更清楚：“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如果是像引用者斷言的那樣直白倒是曲解了孔老夫子的一番苦心。筆者認為孔子所論及主宰一切的“天”與今天人們理解的自然規律最多是比較接近，應該承認這確是孔子天才過人之處，他完全是憑直覺“猜”到了自然現象後麵存在著某種起支配作用的東西，說它隻是比較接近是因為孔子並不認為他所指稱的起主宰作用的“天”就是自然界本身，或者說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恰恰就在人觀察到的這些自然現象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而隻是一種超越這些現象之外的“天”的外在表現形式，而且把它“擬人化”了，正如他所說：“天何言哉！….。”這種“擬人化”的描述加上“不願意”（“予欲無言”）言傳而讓弟子和後人們自己去意會倒並非完全就是故弄玄虛，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僅僅是他的一種直覺，在兩千多年前人類對於自然界極為有限的認識水平上要孔老夫子明確無誤地說明究竟什麽是“天”也實在有些勉為其難。說它隻是比較接近的另一個原因是與同時代老子對於自然界的認識和觀察相比較，在老子的《道德經》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許多自然和社會現象從弱小、成長、壯大、極盛到衰落直至死亡的直接描述，並根據這些諸多現象的發展變化過程努力在總結一些基本規律，這比起孔子對於“天”僅僅是一些朦朧的直覺應該說是前進了一步。

 孔子“述而不作”，但他的“述”包含了大量自己的理解、總結和創新，所以能為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承前啟後並成為後來儒學一統天下的奠基人。孔子被奉為經典的言論中經常出現“天”、“天命”、“天理”卻“罕言天道”，筆者認為這些說法的內涵並不相同也很有必要認真分析。其中“天”是被孔子擬人化的萬物的主宰，雖然在孔子那裏“天”隻是一個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但這種擬人化的表述或“猜想”對於後來“天人合一”哲學思想最終形成明確完整的表述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為僅僅是一種朦朧的直覺甚至對孔子本人來說都相當玄妙，因此孔子並沒有花費精力去仔細思考追究，實際上處於當時的各方麵的局限性也不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和發現，而是把所有精力集中於現實人生和社會。因此“天命”和“天理”的含義在孔子那裏就要清楚的多，即是“天”的主宰作用在人世間的實際表現，“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 （《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卷二》）。“天命”即由“天”主宰的人類社會的命運，必須注意這裏可不是指“天”的“命”即不是“天”本身的規律而是由“天”主宰的人的命運，“天理”即人世間最根本的道理（同樣也不是“天”的“理”而是由“天”規定的人間的“理”）。也就是說在孔子那裏“天命”和“天理”都是相當具體的概念，是專指現實人生和社會的變化（命運）和規律，因此也經常是孔子所“述”的重點！如“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及後來的“存天理滅人欲”等等，所以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或儒教是“入世”之說已成公論、定論。而孔子所言之“天道”倒是更接近人們今天理解的自然規律及老子《道德經》中的“道”，但正如孔子本人在整部論語中唯一一次提到時所言：“------《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顯然這是指遠離人世社會的日月星辰的“陰陽之道”，並且也隻是對《易》的概括和總結，這不是孔子思想的主旨所在，因此有“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朱熹《四書集注.公冶長第五》）筆者認為“天”、“天命”、“天理”和“天道”在儒家經典中的不同含義及論述的輕重多寡是引導並形成儒學（後來成為儒教）最鮮明的整體特點重“人”輕“天”的源頭，並且由於儒教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長期一統天下的地位，這種特點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可以說是滲入骨髓，每一個在這種文化傳統環境中受到啟蒙接受教育的中國人包括世界級的偉人毛澤東都不可能不受到其深刻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是好或是壞。再進一步說儒學並不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文化和思想史的源頭，它的重“人”輕“天”的特點以及後來能夠取得“一統天下”的地位包括孔子本人的思想也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受到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傳統本身基本傾向的影響，那麽這個基本傾向又是什麽？重“人”輕“天”到底是中國文化的精華還是糟粕？這是又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留待後麵具體祥述。

 （二）另一句被經常引用的經典言論是“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論語·雍也篇》）某些引用者認為“知（智）者”、“仁者”對於山水的喜愛證明了山水對於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認為這句話“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比附，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因為人的生命與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人與自然在生態關係上是一致的。”從孔子生活的年代到今天已經過去了二千五百多年，今天人們對於生命源何而來與孔子時代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水平相比已經是天壤之別。今天我們基本上已經相當清楚地知道了地球上各種生命形態的出現最初是從一些基本元素開始，經曆了元素演化、化學演化、生物演化直到生命演化的漫長過程才出現了我們人類這種地球生命的最高級進化形式，這個過程經曆了數十億年。其中僅僅生命演化階段從最簡單的生命形式蛋白質大分子到複雜高級的生命形式（脊椎動物、哺乳動物直到人類）其間就曆經上億年之久。一句“山水對於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或“人的生命與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這種高度抽象概括的籠統結論對於今天的人類和孔子時代的人類所能理解的含義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裏，更何況即便是這種極端大而化之的理解其實也已經是這些今天的引用者們“強加”給孔老夫子的。實際上“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這句話確實不過是孔子對其所稱的“知（智）者”和“仁者”的性格及行為特點與山、水自然特點的一種類比，今天根據更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及一些不同學科領域的新發現我們可以說地理、氣候和自然環境及資源對於某個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特點確實具有重要的作用，但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要進一步明確地揭示這種作用的實際過程仍然有賴於現代生物學、生命科學等其他相關學科更深入的研究和發現。孔子作為中國古代思想家中的傑出人物當然在對許多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上一定是比較與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有更敏感、更深刻的認識和表述，通觀孔子的《論語》中大量類似的敘述可以說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基本上都是出於“天才”的不同程度的直覺。筆者在這裏想強調的是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直至現代中國人思維習慣最重要的特點之一，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僅限於、滿足於甚至沾沾自喜於直覺。具體到這句其中直覺感受的成分及深度究竟有多少有多深連孔老夫子本人也說不清楚，盡管他確實比其他人感受或理解更深，但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說他依然停留在直覺階段，不可能也完全沒有超越這個階段再向前走一小步，或甚至哪怕僅僅有些許朦朧的意識去探求人與自然山水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麽關係。

（三）今天的許多專家學者斷言中國古代儒學在孔子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生態倫理”、“生態文明”還有另外一些重要的論據。如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又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寧固。”（《論語·述而》）“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論語·述而》）又如孟子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灣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等等。

 實事求是地說，以上這些“聖人”所言以及大量其它類似的言論確實都是大有教益的人生和社會哲理，也是中國古代文化曆經數千年數百代人傳承下來至今曆久不衰的美德。中華民族正是憑借眾多類似的生存智慧、生活智慧和頑強的生命力才得以綿延數千年生生不息，才形成今天這樣一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數量的龐大民族。但問題是依據這些言論我們能夠斷言中國在兩千多年前的古代儒學就已經形成了明確的“生態倫理”、“生態文明”嗎？

 同樣應該對這些言論一一作些具體的分析。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又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寧固。”（《論語·述而》）孔子的這些話其實並不深奧費解，很明顯就是談的養生、修身之道，而且與今天人們的許多生活經驗、行為規範和已被大量現代醫學、營養學實驗反複證明的防病及健康長壽的保健知識是完全一致的。從這方麵來說孔子確實是“先知先覺”，而且這裏還不僅僅是直覺其中已經包含了豐富的親身體驗，因此這些經驗之談要生動具體的多，並且也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而成為數千年中被後人代代相傳的養生準則。筆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關於修身養性、健體強身、益壽延年的眾多經驗和在人民大眾中長期的普及實踐確實是中國傳統文化非常寶貴又獨具特色的重要特點。但是一定要把孔子的這些言論說成蘊含有“生態倫理”、“生態文明”卻實在是非常勉強，很明顯這裏同樣完全沒有涉及人類群體與自然界的關係。至多是在理想情況下如果人類的大多數都能以“君子”的標準約束自己，那麽整體上可以節省許多自然資源的消耗，這確實是“生態文明”應該包含的內容之一。但孔子的這些養生、修身之道僅僅是對“君子”而言決不是麵向所有人的，他的另一些經典名言如“唯上知（智）與下愚不移”、“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等等就是最好的明證。所以即便是這種假設的理想情況也隻能停留在新儒家理論的目標和憧憬中。（要論證為什麽這種理想情況不可能實現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

 又如孟子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灣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還可以舉出更多類似的言論，如荀子說：“聖王之製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蝠鱔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先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汗池測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奈材也。”(《荀子·王製》) 這些是被也許更多的學者所樂於稱道的關於儒家學說已形成完整“生態倫理”的有力證據。

 用現代的觀點來分析以上這些言論其中確實包含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經驗成分。從這些言論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儒家學者、“聖人”實際上不過是在總結表述普通農民、漁民、山民的生活經驗、生存經驗而已，但是他們本身對這些並沒有完整的切身的體會。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及他們的學說總體的立場和基調就是前麵提到的重“人”輕“天”，全部注意力都集中於當時現實社會和修身養性，對於自然現象僅僅是觀察基本上沒有任何進一步認真的研究和探索，因此分析這些儒家經典論述時必須看到，從儒家學說的基本立場出發這些經典論述在敘述民間的生存經驗、生活經驗時並不是著眼於觀察、研究自然現象、探索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是著眼於從有限的觀察民眾的生存、生活經驗中研究探索維持現實社會的統治和穩定的“治世之道”。所以孟子和荀子這兩段言論中的點睛之處就在於：“……王道之始也。”及“聖王之製也……。” 一個是總結提示另一個則是提綱摯領的引語。所以這完全不是引用者所言對於“生態文明”或“生態倫理”的闡述，甚至不存在哪怕僅僅是啟發或提示後人從民間大眾的生存經驗出發去進一步探討“生態倫理”發展“生態文明”的任何意圖，而是在向社會的統治者說明“王道之始”或“聖王之製”的具體內容。筆者認為儒學自漢武帝開始獲得一統天下的獨尊地位後盡管曆經許多開明君主體恤民情、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王道實踐，也確實曾經成就了至今令國人津津樂道的幾大“盛世”（唐貞觀、開元盛世、清康、乾盛世等），但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態倫理”、“生態文明”依然僅僅停留在民間生存智慧的直接經驗階段。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經典儒學大師們所諄諄教誨的這種“王道之始”、“聖王之製”。或者說雖然民間大量寶貴的直覺經驗和生存智慧中包含著“生態倫理”、“生態文明”樸素的雛形，但千百年來卻僅僅是被用來安撫民心以鞏固封建皇朝的統治管理，而且還隻有在出現“明君”的朝代這種基於民間直覺經驗的生存智慧才可能得到提倡發揚而對社會的發展產生推動作用，一旦“明君”過世也就煙消雲散，從來就沒有從通觀人類社會與自然的角度經歸納、總結、積累、提高而形成“倫理”或“文明”。到了近現代，隨著民族整體命運的衰落國家不斷遭受外來侵略、連綿不絕的侵略、反侵略戰爭、軍閥混戰、國內戰爭，廣大民眾的流離失所、民不聊生致使千百年來一直原本就處於弱勢地位在大規模的革命浪潮中又根本提不上日程的民間生存智慧更是被衝擊的蕩然無存。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全部的注意力又集中於仿效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老路盲目發展，結果造成今天中國自然生態環境全麵嚴重的惡化！

 而至於“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論語·述而》）其實與“生態倫理”可以說基本上是毫無關係。《論語》中的《述而》全篇三十八章全部講的是學習的態度、方法、樂趣以及身教、言教的行為規範，“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朱熹《論語集注》）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等等。“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說的是孔子早年家境貧困，為養家和祭祀經常也不得不從事漁獵活動，但即便這種情況下他也隻是用釣竿而不用綱網捕魚，涉獵時不驚動在巢中歇息的宿鳥。這是孔子用自己的行為說明其處世為人中正謙和的原則，是對中庸之道的身體力行。一定要把這句話作為儒家學說蘊含“生態倫理”的經典論據實在是有些牽強附會令人貽笑大方。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以“天人合一”為基調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儒學思想體係雖然最終提出了“天人合一”完整明確表述的最高成就，但是並沒有形成今天人們理解的“生態倫理”、“生態文明”的雛形或啟發提示後人探索途徑的線索。儒家學說來源於並繼承了古代中國文化的基本傾向，並以其最高成就“天人合一”以及後來儒學一統天下的獨尊地位進一步形成並強化了重“人”輕“天”的重要特點，此特點影響中國社會數千年之久直至今天。

 張一凡    2006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