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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負麵評價(維基百科)

(2008-11-22 16:39:52) 下一個
負麵評價
毛主政時期長期執行的“左”傾政策尤其是文革給中國各個方麵帶來巨大的災難,讓中國文化和教育等事業遭到破壞(參見文化大革命等章目):大躍進和反右等政治運動中打壓了知識界的學術言論,大量知識分子身心乃至生命受到踐踏,這也是的日後中國的知識界產生一片人才斷層;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國家領導人、幹部、知識分子等以及平民遭到了各種程度的迫害,大量的文物、古跡遭到毀壞。一代中國人無法正常接受高等教育,造成了知識斷層,影響了中國後來的發展。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

毛澤東主政期間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他曾主持鎮壓反革命運動,官方公布運動結束時共處死了71.2萬人。[8]由毛澤東直接主導的三年大饑荒更導致了中國數千萬人民的死亡(參見三年大饑荒等章目)。

毛澤東的政治掛帥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作法和不顧實際盲目趕超,根本上背叛了經濟的發展規律,擾亂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破壞了1950年代初期的良好發展勢頭。在他主政時期,中國的經濟政策極不穩定,經濟發展常常被政治邉癰蓴_,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匱乏,國民經濟在世界排名位於倒數。

毛澤東的“獨立自主政策”一方麵拒絕了美蘇兩大國可能的支持,另一方麵卻在“左”傾的外交思想指導下不顧中國實際國力而大量援助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給中國造成無以承受的經濟負擔。三年困難時期、唐山大地震,這種天災人禍發生的時候,毛瞞報死亡人數,更多番拒絕外界的援助,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9]

他被評是20世紀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的三大獨裁者[10][11],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黨專政”,也有人批評毛澤東是“一人專政”。因此有評論指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是一個社會退步。

毛澤東雖然主持了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製定,卻完全缺乏憲政、民主觀念,帝王思想濃厚[來源請求],他拒絕進行權力分立製衡,始終保持著權力的高度集中,阻礙了中國大陸社會的法製建設和民主改革。這是他晚年一係列錯誤的根源,也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失去控製,給國家造成深重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來源請求]。

毛澤東被認為為維護跟蘇聯的關係,在法理上承認外蒙古的事實獨立,承認蘇聯佔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且認為在1929年的中蘇衝突中(國民政府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出於意識形態的一致站在蘇聯人一邊。[12]

毛澤東堅持主張參與朝鮮戰爭,反對者認為當時形勢並沒他猜測的那麼危險,美國並無意擴大朝鮮戰爭,軍事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個人評價
鄧小平評價毛澤東是“三分過,七分功”,“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麵,包括哲學、政治 、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製、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製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製度”,“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胡錦濤評價毛澤東時代與後來改革開放時代的關係時說:“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說:“關於毛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這當然是很籠統的說法。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毛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據老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說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做後一件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發言稿,2003年12月)

胡繩認為毛澤東“曾染上過民粹主義色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前瞻》,《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他也認為,“至少在毛澤東一生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即大體在民主革命時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澤東不但沒有絲毫染上民粹主義的思想,而且是堅決地反對民粹主義的。……甚至可以說,雖然過去我們黨內有些同誌表示反對民粹主義,但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堅定地、透徹地反對民粹主義,毛澤東是我們黨內的第一人。……毛主席的偉大就在這裏,不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而且領導全黨和全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緊要關頭大膽地躍進,取得了勝利。”談到人民公社,他“認為從人民公社就能夠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屬於民粹主義的範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期號199903,3~15頁)

現代詩人、散文家聶紺弩曾用四句話評價毛澤東:「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等到一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來源請求]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裏斯·邁斯納認為:“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旁觀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1978-1994,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考察》第8章第一部分)[來源請求]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係教授、著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批評:毛功績不到一成,過錯卻超逾九成,大饑荒、反右、文化大革命,千萬計中國人死亡;而當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宣布死亡、謊言爆破之際,人民向錢看,公共生活道德空虛,騙子、假貨滿街滿巷。[2]

中國共產黨人士謝韜(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社長)在《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2期上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評價:“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各黨各派,全國人民,希望毛澤東兌現延安時的民主諾言,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開民主國家新紀元。住進中南海,毛澤東變了臉,宣稱他是“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成為不穿龍袍的皇帝。他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製度是保證和不妨礙毛澤東乾綱獨斷的一種製度。由於不受任何製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針對毛澤東給郭沫若的詩“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丘名高實秕糠”,胡星鬥(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經濟學教研室主任)說:“他 (毛澤東)認為‘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並且自稱‘坑儒比秦始皇還多’。”[13]

曾擔任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稱“毛澤東在侵略者麵前向後退卻,卻在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機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嚐艱辛並作出不可估量的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製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采取這種策略,豈隻是背信棄義而已。毛澤東利用表麵上正確的分析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以掩飾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他口頭上說團結,行動上卻拒絕團結,對日本人的軍事行動減少了,反對國民黨的口號提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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