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對學生組織不再信任，便將大學生分配到工廠、部隊，中學生趕去上山下鄉，轉而由王洪文的“工人階級”來繼續造反奪權。工宣隊、軍宣隊成了各機關部門的領導班子。
紅衛兵組織是在毛澤東支持之下發展起來的。但是，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這與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有直接關係。
毛澤東曾經認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學生，因此他支持紅衛兵
從1963年起，毛澤東就認為中國存在—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基層一大部分權力。到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簡稱“小五界”)的領導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裏了；在黨、政府、軍隊裏，也有一部分權力被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此，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而要整倒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必須先從“小五界”下手，這就需要搞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從“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之後，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學生身上。他認為，青年學生最積極，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正好適合於在以“小五界”為重點的“文化大革命”中當主力、打先鋒。
毛澤東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麽道路可以走，什麽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打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1966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除了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肯定紅衛兵組織。8月1日開會當天，全會就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複信。全會於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非常明確地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全會開會期間的8月10日下午，毛澤東親自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對前來慶祝《十六條》的群眾(包括紅衛兵)代表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全會的決定和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已經明確肯定：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闖將。當時，毛澤東正是依靠紅衛兵來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著，毛澤東自己主動提出要接見紅衛兵，並且先後接見了8次。可是，毛澤東在8次接見過程中，逐漸發現了紅衛兵存在的問題，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有一個過程。
毛澤東前三次接見紅衛兵時，真心誠意地肯定和支持紅衛兵，他希望依靠紅衛兵奪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權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大會召開之前，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打算。當他得知參加大會的多數是紅衛兵時，臨時表示要出席這次大會。他出席大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見一見紅衛兵。他還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準備了一套綠軍裝。這是建國後毛澤東首次穿軍裝。這個舉動帶有深意，說明毛澤東要直接管軍隊，還說明毛澤東鼓勵軍隊要支持紅衛兵造反。
當天，毛澤東身著綠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幾百名紅衛兵的代表。接著，毛澤東走過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走到群眾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澤東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也參加了。當時正身處逆境的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接見。劉少奇的精神狀態很好，隻是麵對這種場麵，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
當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表現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對身旁的林彪說：“這次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很快就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從國內報紙上發表的消息來看，全國出現一片歡呼和慶祝的聲音，國外一些左派政黨和組織也表示祝賀。此後，全國的紅衛兵組織展開了“破四舊”的大規模行動。與此同時，在北京大興縣發生了殘殺地富反壞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子女被殺。這些詳細情況當時毛澤東並不知道。8月23日當天，《人民日報》發表兩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好得很》，對紅衛兵掃“四舊” 表示支持。此後，一個橫掃“四舊”，揪鬥領導幹部的風潮在全國刮了起來。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中共中央於9月5日發出通知，決定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全國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聯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由於紅衛兵已經成了毛澤東的客人，北京各單位都對到京的外地紅衛兵熱情接待，因此來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當天被接見的紅衛兵約有100萬人。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之後，黨中央內圍繞著紅衛兵運動，明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完全肯定；一種是反對紅衛兵造反時打倒一切領導幹部，衝擊工農業生產。這兩種聲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紅旗》雜誌上同時出現。
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很不情願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紀念日。毛澤東決定把慶祝建國17周年大會和接見紅衛兵合並進行，因此這次被接見的紅衛兵比以前要多，有150萬人。許多紅衛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澤東接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天有的紅衛兵組織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公開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毛澤東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的講話和《紅旗》雜誌社論，引導了紅衛兵的鬥爭方向。此後，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主要是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10萬人參加的“ 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在這次會上，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率先代表中央公開點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這次接見，毛澤東的興致明顯不如以前高。據毛澤東的警衛們回憶，他在這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明顯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他雖微笑著，但表情卻很嚴肅。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紅衛兵越來越多，都要求毛澤東接見，不接見，他們就不走。無法，11月3日，毛澤東隻好再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人數比前幾次都多，有200萬人。毛澤東這次乘敞篷吉普車接見紅衛兵，顯得比上次還要疲乏，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毛澤東此時接見紅衛兵已經很不情願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無奈，毛澤東決定當月的11日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了。
這次接見結束後，毛澤東焦急地問周恩來：“我已經幾次接見紅衛兵了，為什麽北京還有這麽多紅衛兵要接見？”周恩來回答說：“你不見他們，他們不走啊。 ”毛澤東又問：“中央不是決定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嗎？”周恩來回答說：“這些紅衛兵已經來北京了，天氣又漸漸冷了，北京市的壓力很大，要盡快想辦法見他們，讓他們回去。”於是，毛澤東當即決定：“11月25日、26日連續兩天接見紅衛兵，讓在北京的紅衛兵都參加接見。接見完畢後，再不接見紅衛兵了。由中央起草一個通知，以後串聯再不實行免費了。”
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後，轉為依靠工人階級，明確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發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臥軌攔車，造成全國主要鐵路中斷。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這一事件。1967年1 月，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又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毛澤東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奪權。這就是震動全國的“一月奪權事件”。此後，毛澤東主要矚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後的一係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奪權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紅衛兵奪權了。十分明顯，毛澤東已經決心依靠工人階級搞“文化大革命”了。
對於青年學生及其組織紅衛兵，毛澤東是不再信任了。不僅不信任，他還認為，這些青年學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采取了三個措施：一是派工宣隊進駐各學校，由工人維持學校的秩序，甚至在黨委已經倒台的情況下，由工人代表來當學校的負責人；二是派軍宣隊進駐各學校，由軍代表主持學校的工作；三是在後來成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中，讓軍隊幹部、工人代表、老幹部代表擔任主要領導人，青年學生代表雖然也結合進領導班子，但是位置排後，不擔任主要領導工作。
再到後來，毛澤東看到，學校的秩序仍未穩定下來，而且全國的大學、中學都停課鬧革命。加上全國各地都處於混亂之中，學生到了畢業期，卻難以分配工作。怎麽辦？毛澤東想出的辦法，就是讓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工廠、部隊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戰士的再教育，讓中學畢業的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大學生們逐步分配出去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展起來了。學校也相對安靜了下來。
此後，紅衛兵組織大多自然消失，紅衛兵運動沉寂了。
正是在對所謂“小五界”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全國各地高校和青年學生中，湧現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學生，並且自發地組成了一個又一個鬆散的組織，產生了一些小頭目。但是，這些學生組織以“紅衛兵”作為自己的名稱，已是1966年5月以後的事了。 (本文來源：環球時報-環球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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