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西行漫記

　　中文重譯本序
　　胡愈之
　　本書作者斯諾的姓名是中國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為了未讀過和已讀過這本書的人們更深刻地了解這本書，對這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經曆以及寫作《西行漫記》的時代背景和曆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紹，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諾在一九〇五年出生於美國坎薩斯城的一個貧苦家庭。他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以後，他開始畢業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坎薩斯城的《星報》和紐約的《太陽報》初露頭角。往後他在開往外洋的貨船上當了海員，曆遊中美洲，最後到了夏威夷，仍然為美國的一些報紙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時候，他到了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信員。一九三〇年以後，他為采集新聞，遍訪中國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古、台灣以及日本、朝鮮、荷屬東印度。他在中國西南各省作長時間的旅行，徒步經過雲南省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訪問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領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爭和一九三三年的熱河戰爭。在這以後，他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新聞係教授兩年，同時學習了中國語文。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美國著名的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還和魯迅、宋慶齡以及一些中國地下黨員有所接觸。他編譯了一部英文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是首先把魯迅著作介紹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的一年。斯諾帶了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無數問題，六月間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了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他是在紅色區域進行采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
　　他達到了目的。他衝破了國民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的新聞封鎖。首先他到了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即誌丹縣)，和毛澤東同誌進行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於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最後他冒著炮火，從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順利地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篇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然後匯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已經預感到了，雖然他當時的報道，局限於中國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涼的被國民黨強大部隊重重圍困的紅軍根據地。
　　這四個月的旅行使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的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於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地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蘆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麵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就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孤島上。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複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斯諾出了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並且增加了為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以外，還為中譯本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了《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現在，在中國人民中間，《西行漫記》和斯諾這個姓名是不可分離的事。雖然早已沒有必要再用這個隱晦的名稱，但是為了保存初版的本來麵目，現在的重譯本仍然用《西行漫記》作為書名，是恰當的。
　　由於他在西北紅色區域四個月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他的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探索和報道。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擔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地記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進行了談話。這些對話後來是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諾對於皖南事件作了入時的報道，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中國。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來過一次中國，在這以後他要訪問中國越來越困難了。在麥卡錫主義控製的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當作危險分子，不容許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他被迫遷居瑞士。他的護照也禁止去中國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國領事館的單獨簽證，才第一次來到解放後的新中國，和毛主席、周總理進行了會談。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訪問中國，毛主席又接見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諾同洛伊斯·惠勒·斯諾夫人一同來華，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同毛主席，同周總理會了麵。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這是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那一次會上毛主席對林彪、陳伯達一夥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英雄創造曆史的謬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例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於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麽就中美兩國關係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諾剛回到瑞士不久，美國乒乓球隊第一次應邀訪問北京，揭開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鬆總統來華的時候，斯諾準備以記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國之行。由於病魔纏身，不能達到他的願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點二十分，埃德加·斯諾與世長辭了。
　　在彌留之際，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後力量，麵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生為首的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
　　“我熱愛中國。”
　　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學內，即前燕京大學的校園裏，這是適當的。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險旅行的出發點，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資料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
　　在斯諾的一生，除了為歐美報刊寫作通訊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極大部分是和中國問題有關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後，他還寫了《漫長的革命》一書，由於抱病在身，還沒有作最後的審定。
　　但是所有後來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記》相比擬。即使是傑出的報告文學，在事過境遷之後，往往成為明日黃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以後，他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他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並不奇怪的。它是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記》除了有關西安事變和《關於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韋爾斯的筆記材料以外，都是他親自采訪的第一手資料。更重要的是斯諾西北之行，正值中國和世界局勢大轉變的開端。一九三六年，中國正醞釀著由長期的反共內戰轉變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麵抗戰，而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這一切是中國工廠領導下的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艱苦鬥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由於斯諾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正如斯諾為中譯本《西行漫記》初版寫的序文裏所說：“從字麵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地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裏麵，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曆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現在的中譯本根據英國戈蘭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譯出，同一九三八年複社版中譯本所據原書是相同的。複社版當時未譯第十一篇中的《那個外國智囊》，現在補全，這是很好的。從內容來看，這一部分是關於黨內路線鬥爭的敘述和分析，大部分資料是從當時和毛主席及其他領導同誌談話中得到的。現在看來，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曆史資料。
　　顯然，斯諾在當時還沒有機會讀到毛主席正在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是在本書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寧的這一段名言：“一般曆史，特別是革命的曆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的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隻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①
　　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領袖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說，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
　　今天，在又一次偉大的曆史性轉變的日子裏，為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大踏步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進，重讀四十三年前這樣一本書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於北戴河
　　①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的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
　　
　　一九三八年中譯本作者序
　　（請盡量用批判的眼光閱讀理解）
　　這一本書出版之後，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吧。從字麵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地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
　　而且從嚴格的字麵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林彪這些人——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所口述的。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裏麵，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曆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但是這自然並不是說，共產黨或紅軍或紅軍領袖，對我自己對於他們以及他們的工作的意見或印象，可以負責。因為我和共產黨並無關係，而且在事實上，我從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所以這一本書絕對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統的文獻。在這裏我所要做的，隻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這樣就是了。
　　自從這本書在英國第一次出版之後，遠東政治舞台上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統一戰線已經成為事實了。可是當這一本書寫了大部分的時候，國共積極合作這一件事，大部分人還認為非常遙遠。現在民族解放戰爭已成為唯一出路，而一切其他問題，都給扔開去。當我寫這一本書的時候，日本以“中、日合作”為名，並吞並華北這一企圖的和平成就，似乎還不是不可能。而現在，帝國主義中間的矛盾已經深刻化。中、日戰爭擴大為法西斯主義和國際和平戰線的世界鬥爭，在最近將來，是可以想象得到了。
　　人類行動的客觀環境和條件，往往會把人類在社會演變中的任務的性質和意義變換過來。戰爭所促成的大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國民黨和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的進步分子，在蔣介石委員長賢明領導之下，恢複了他們的革命意誌。對日本帝國主義，已沒有妥協餘地。當前的曆史途徑，不是戰鬥，就隻有滅亡，而除了完全投降出賣外，也再沒有一條中間的路，這是一個真理，現在已成為事實。中國資產階級得最前進分子已經懂得，在他們的需要與中國革命的需要之間，已經沒有基本的衝突，因此他們現在抱定決心，要領導這民族救亡圖存的鬥爭。現在已再沒有所謂“紅軍”“白軍”互爭勝負的鬥爭了。現在全世界已沒有人再稱中國共產黨員為“赤匪”了。第八路軍和國民黨士兵現在肩並肩地在作同樣廣大的戰鬥。現在已隻有一個軍隊，就是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的革命中國的軍隊。
　　從最近時局發展的觀點看來，這本書有的地方寫得過分，有的地方寫得不夠，這是斷然不免的。本書英文本的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錯誤，已經在這裏改正了。其它的錯誤自然也還有著。但是中國在這最緊急的時候，找到了民族最偉大的統一，找到了民族的靈魂，基本的因素在哪裏？原因在哪裏？關於這一點的研究，這一本著作是頗有一些價值的。在事實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這書裏麵所說到的許多意見，始終是一種準確地判斷。我並不是指我自己說過的話，而特別是指本書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產黨領袖們用了神奇的遠見，正確地分析了那些促成對日抗戰的事實，預測這一次抗戰的性質，而且指出中國為求生存起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各種絕對必要。
　　此外《西行漫記》值得一提的，是通過紅軍的經驗所得到的一種客觀教訓，就是有組織的民眾——尤其是農民大眾——在革命遊擊戰爭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記起毛澤東向我說過一句話，因為毛所預測的許多事，現在已變成真實的曆史，所以我把這句話再重述一遍。他說：“紅軍，由於他自己的鬥爭，從軍閥手裏，爭得自由，而成了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裏奪得行動自由，也同樣地武裝了自己。中國人民如果加以訓練，武裝，組織，他們也會變成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的。”
　　毛澤東再三重複地說，為了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自己起來，完成統一，抱定抗戰決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從這統一和決心來決定。隻有中國人民自己能夠使中國打勝；也隻有中國人自己會使中國失敗。不管打了多少次勝仗，日本現在已在失敗和最後崩潰的路上走著——即使要在幾年之後，而且忠、日雙方都受極大痛苦，日本軍閥才會失敗，但這總是不免的。能夠挽救日本的，隻有一個條件，就是妥協或者“暫時的和平”。堅決而強硬的抵抗，要是多繼續一天，日本的國內外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嚴重，等到恐怖的強製手段已經鎮壓不住的時候，日本軍閥隻好停止下來，或者折斷了帝國的頭顱。
　　到那時國際反日行動，就要到來。這種國際行動已經用多種間接的方式在開始著。將來這種行動的效力會逐漸增加。最後日本在大陸消耗力量過多，實力削弱，不能再成為世界的大國，到那時各大民主國的人民一定會起來一致對日本實行製裁、封鎖、抵製。這種國際行動是完全確定了的。隻有一件事可以阻止這種國際行動，就是中國停止抗戰。可是這本書裏所描寫的中國各種力量，已經顯示出，日本發動得太遲，中國現在已經不能再被征服了。
　　我願意感謝在前紅軍中各位朋友，因為當我在他們那裏做客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慷慨而親切的款待。我以門外漢的資格，來寫他們的故事，一定有許多缺點和不正確的地方，這得請他們原諒。創造這本書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戰士，現在正在每天用英勇的犧牲精神，在寫著許多的別的書，對於這些男女戰士，我願意和他們握手道賀。原來在這些老資格“赤匪”之中，有許多位，是我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得最優秀的男女哩。
　　最後，我還得感謝我的朋友許達，當我在北平最不穩定的狀況下，寫這本書的時候，他曾經跟我一塊兒忠誠地工作。他不僅是一個第一流的秘書和助手，而且他是一個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現在正為他的國家奮鬥著。他譯出了這本書的一部分，我們原打算在北方出版，可是戰事發生之後，我們分手了。後來別的幾位譯者起首在上海翻譯這本書。現在這本書的出版與我無關，這是由複社發刊的。據我所了解，複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的出版機關。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一切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希望這一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於中國會有些幫助。
　　承譯者們允許留出一些地位，使我有機會作這一番說明。而且承他們看得起，費了很多氣力翻譯出來，認為這本書值得介紹給一切中國讀者。對於他們我是十分感激的。
　　謹向英勇的中國致敬，並祝“最後勝利！”
　　埃德加·斯諾
　　一九三八、一、二四 上海
　　（據一九三八年上海複社版《西行漫記》排印）
　　文中涉及很多現在已經不用的通假字，能改的我就改了，還有可能是印刷錯誤的一處漏洞，也通過我的理解改了，總之這是目前網上最完整的斯諾《西行漫記》的原序！網下能看到的也應該不是很多，我提醒大家，看以前的書一定要帶著一種挑剔的目光，時過境遷，很多物事人非，我們隻挑自己能學習到的東西就好。 文中提到的“許達”我還特別找到了一些介紹，有興趣的可以點擊看看。
　　ZRED
　　二〇〇二、十二、三十 北京
　　
　　第一篇　探尋紅色中國
　　一 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
　　我在中國的七年中間，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和共產主義運動，人們提出過很多很多問題。熱心的黨人是能夠向你提供一套現成的答案的，可是這些答案始終很難令人滿意。他們是怎麽知道的呢？他們可從來沒有到過紅色中國呀。
　　事實是，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中華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千千萬萬敵軍所組成的一道活動長城時刻包圍著他們。他們的地區比西藏還要難以進入。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省東南部茶陵成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穿過那道長城，再回來報道他的經曆。
　　哪怕是最簡單的事情，也是有爭議的。有些人否認紅軍的存在，認為根本沒有這麽一回事。隻不過有幾千名饑餓的土匪罷了。有些人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這是共產黨宣傳的捏造。然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一切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在這樣的宣傳和反宣傳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靜的觀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證據。關心東方政治及其瞬息萬變的曆史的人，都有這樣一些感到興趣而未獲解答的問題：
　　中國的紅軍是不是一批自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服從並遵守一個統一的綱領，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指揮的呢？如果是的，那末那個綱領是什麽？共產黨人自稱是在為實現土地革命，為反對帝國主義，為爭取蘇維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鬥爭。南京卻說，紅軍不過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究竟誰是誰非？還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對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產黨員是容許參加國民黨的，但在那年四月，開始了那場著名的“清洗”。共產黨員，以及無黨派激進知識分子和成千上萬有組織的工人農民，都遭當時在南京奪取政權的右派政變領袖蔣介石的大規模處決。從那時起，作一個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確實有成千成萬的人受到了這個懲罰。然而，仍有成千成萬的人繼續甘冒這種風險。成千成萬的農民、工人、學生、士兵參加了紅軍，同南京政府的軍事獨裁進行武裝鬥爭。這是為什麽？有什麽不可動搖的力量推動他們豁出性命去維護這種政見呢？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基本爭論究竟是什麽？①
　　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麽樣的人？他們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遊者問的是，他們是不是留著長胡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裏夾帶土製炸彈。認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沒有？他們有沒有一個徹底的社會主義經濟綱領？他們是斯大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或者兩派都不是呢？他們的運動真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部分麽？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麽？還“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為中國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主義者？
　　這些戰士戰鬥得那麽長久，那麽頑強，那麽頑強，那麽勇敢，而且——正如各種色彩的觀察家所承認的，就連蔣介石總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認的——從整體說來是那麽無敵，他們到底是什麽樣的人？是什麽使他們那樣地戰鬥？是什麽支持著他們？他們的運動的革命基礎是什麽？是什麽樣的希望，什麽樣的目標，什麽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頑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戰士的呢？說令人難以置信，是同中國的那部充滿折衷妥協的曆史比較而言的，但他們卻身經百戰，經曆過封鎖、缺鹽、饑餓、疾病、瘟疫，最後還有那六千英裏的曆史性“長征”，穿過中國的十二個省份，衝破千千萬萬國民黨軍隊的阻攔，終於勝利地出現在西北的一個強大的新根據地上。
　　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抱著熱烈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社會先知，還隻不過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戰鬥的無知農民？例如，毛澤東，南京通緝名單上的第一號“赤匪”，蔣介石懸賞二十五萬元銀洋不論死活要緝拿到他，他是怎樣的人呢？那個價值這麽高昂的東方人腦袋裏到底有些什麽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樣，毛澤東真的已經死了嗎？住的，稱作紅軍總司令的這個人的生命在南京看來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又是怎樣的人呢？林彪②這個二十八歲的紅軍天才戰術家，據說在他率領下的紅軍一軍團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他又是誰？他的來曆如何？還有其他的許多紅軍領導人，多次報道已經畢命，可是又在新聞報道中重新出現，不但毫毛無損，而且仍舊在指揮著新的軍隊同國民黨對抗，他們又是些什麽人呢？
　　紅軍抗擊極大優勢的軍事聯合力量達九年之久，這個非凡的記錄應該拿什麽來解釋呢？紅軍沒有任何大工業基地，沒有大炮，沒有毒氣，沒有飛機，沒有金錢，也沒有南京在同他們作戰時能利用的現代技術，他們是怎樣生存下來並擴大了自己的隊伍的呢？他們采用了什麽樣的軍事戰術？他們是怎樣訓練的？是誰給他們當顧問的？他們裏麵有一些俄國軍事天才嗎？是誰領導他們在謀略上不但勝過所有被派來同他們作戰的國民黨將領，而且勝過蔣介石重金聘請來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國防軍頭目馮·西克特將軍領導的大批外國顧問？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持它嗎？如果不支持，那麽是什麽力量在維係住它的？共產黨在他們的權力已經鞏固的地區實行“社會主義”達到什麽程度？為什麽紅軍沒有攻占大城市？這是不是證明紅軍不是真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而基本上仍然是農民的造反嗎？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農業人口，工業體係即使不說是患小兒麻痹症，也還是穿著小兒衫褲，在這樣的國家怎麽談得上“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呢？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象國民黨宣傳所說的那樣是被“公妻”的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劇團是怎樣的？他們是怎樣組織經濟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和“紅色文化”又是怎樣的？
　　紅軍的兵力有多少？真象共產國際出版物所吹噓的那樣有五十萬人嗎？果真如此，他們為什麽沒有能奪取政權呢？他們的武器和彈藥是從哪裏來的？它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嗎？它的士氣怎麽樣？官兵生活真是一樣嗎？如果像蔣介石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樣，南京已經“消滅了共匪的威脅”，那末共產黨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國戰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領了一塊比以前更大的整塊土地，又怎樣解釋呢？如果共產黨真的是完蛋了，那末，為什麽日本在著名的廣田弘毅③第三點中要求南京同東京和納粹德國締結反共協定以“防止亞洲布爾什維化”呢？共產黨是真正“反帝”的嗎？他們真要同日本交戰嗎？在這場戰爭中，莫斯科會幫助他們嗎？或者，像著名的胡適博士拚命說服他在北京的情緒經昂的學生那樣，他們的激烈的抗日口號隻不過是爭取公眾同情的詭計和絕望的掙紮，是亡命的漢奸和土匪的最後呼號？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曆史意義的發展是怎樣的？它能成功麽？一旦成功，對我們意味著什麽？對日本意味著什麽？這種巨大的變化對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會產生什麽影響？它在世界政治上會引起什麽變化？在世界曆史上會引起什麽變化？它對英、美等外國在中國的巨額投資會產生什麽後果？說真的，共產黨究竟有沒有“對外政策”呢？
　　最後，共產黨倡議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這到底是什麽意思？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竟沒有一個非共產黨觀察家能夠有把握地、準確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解答這些問題，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這裏有一個日益使人感到興趣和日益變得重要的值得采訪的消息，正如記者們在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上發出電訊之餘相互承認的一樣，這是中國的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然而，我們大家對它卻一無所知，實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區同共產黨人發生聯係極為困難。
　　共產黨人的頭頂上隨時籠罩著死刑的威脅，不論在上等社會裏，或者在非上等社會裏，他們都是不會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國租界裏，南京也有出高價雇用的偵探網在那裏活動，其中有G·帕特裏克·吉文斯那樣熱心的反共分子，他原來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國警務處中主要負責偵緝共產黨的人。據說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幾十個共產黨嫌疑犯，大多數年齡在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然後由國民黨當局從租界引渡過去加以監禁或處死。一九三四年南京為了酬答這個有名警察的效勞，授給他一枚寶玉勳章和大量現款作為禮物。中國為了要緝拿本國的激進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國偵探，吉文斯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
　　我們都知道，要對紅色中國有所了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裏去一趟。但我們推托說“沒有法子”。有少數人嚐試過，但失敗了。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認為沒有誰能夠進了紅區後活著回來的。在報紙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國那樣嚴格檢查和管製的國家裏，長年累月的反共宣傳就有那麽大的力量。
　　後來，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我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麵的消息——這後來終於導致蔣介石總司令被扣的驚人事件，扭轉了中國曆史的潮流。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時，了解到我可能有辦法進入紅區。這需要我立即動身。機會千載難逢，不能錯過。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了九年的新聞封鎖。
　　我那樣做，確實是有危險的，不過後來報上發表我的死訊，說是“已遭土匪殺害”，那又太誇張了。但是多年來關於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於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麽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說實在的，除了帶著一封給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確實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隻要找到他就行了。這要經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但是，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中，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我發現我同這個腦袋正好有些聯係，但是我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不算太高。
　　就是懷著這種冒險的心情，我出發了。
　　①國民黨是孫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到二七年所謂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共產黨創建於一九二一年，在國民革命中是國民黨的主要盟友。②林彪後來叛黨叛國，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私乘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③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譯注
　　
　　二 去西安的慢車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鬆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在許多清幽的花園裏，人們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勞苦的、饑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在這裏，飽食終日的外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裏過著喝威士忌酒攙蘇打水、打馬球和網球、閑聊天的生活，無憂無慮地完全不覺得這個偉大城市的無聲的絕緣的城牆外麵的人間脈搏——許多人也確實是這樣生活的。
　　然而，在過去的一年裏，就連北京這個綠洲，也難免那彌漫於全中國的戰鬥氣氛的侵襲。日本征服的威脅，在人民中間，特別是在憤怒的青年中間，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議。幾個月以前，我曾經站在那彈痕累累的內城城牆下，看到上萬名學生在那裏集合，他們不顧憲警的棍棒，齊聲高呼：“一致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割華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磚石屏障都阻擋不住中國紅軍試圖穿過山西向長城挺進的這一驚人之舉引起的反響。這次遠征號稱要對日作戰，收複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訶德味道，立即被蔣介石總司令的十一師精銳新軍所攔截，但是，這卻阻止不了那些愛國學生，他們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丟腦袋，大批走向街頭，喊出了那被禁的口號：“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抗日救國！”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敗不堪的火車，身上有點不舒服，可是心裏卻非常興奮。我所以興奮，是因為擺在我麵前的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個跟紫禁城的中世紀壯麗豪華在時間上相隔千百年、空間相距千百裏的地方：我是到“紅色中國”去。我所以“有點不舒服”，是因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夠弄到的一切預防針。用微生物的眼睛來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發現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隊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的病菌。這五種病在當時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還流傳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說淋巴腺鼠疫正在陝西省蔓延開來，陝西省是地球上少數幾處流行這種風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西安府。這個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陝西省的省會，要從北京向西南做兩天兩夜勞累的火車，才能到達隴海路西端的這個終點站。我的計劃是從那裏向北走，進入位於大西北中心的蘇區。在西安府以北大約一百五十英裏的一個市鎮——洛川，當時是陝西紅區的起點。洛川以北的地區，除了公路幹線兩旁的幾個狹長地段以及下文將要提到的幾個地點外，已經全部染紅了。大致說來，陝西紅軍控製的地區南到洛川，北到長城；東、西兩邊都以黃河為界。那條寬闊的濁流從西藏邊緣往北流經甘肅和寧夏，在長城北麵進入內蒙古的綏遠省，然後曲曲折折地向東流行許多英裏，又折而向南，穿過長城而構成陝西、陝西兩省的分界線。
　　當時蘇維埃活動的地方，就在中國這條最容易鬧災的河流的這個大河套裏——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和寧夏東南部。這個區域同中國誕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謂曆史的巧合。數千年前，中國人當初就是在這一帶形成統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觀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一個青年人和一個麵目端正、留著一綹花白胡子的老人，坐在我對麵呷著濃茶。那個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談起來，先是客套一番，後來就不免談到了政治。我發現他妻子的叔叔是個鐵路職員，他是拿著一張免票證乘車的。他要回到離開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過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據說他家鄉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不是紅軍，雖然四川也有紅軍。我說是土匪。”
“可是紅軍不也就是土匪嗎？”我出於好奇心問他。“報紙上總是把他們稱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報紙編輯不能不把他們稱作土匪，因為南京命令他們這樣做，”他解釋說。“他們要是用共產黨或革命者的稱呼，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紅軍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樣嗎？”
“這個麽，就要看情況了。有錢人是怕他們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稅的，都是怕的。可是農民並不怕他們。有時候他們還歡迎他們呢。”說到這裏，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裏留心地聽著，卻又顯得並不在聽的樣子。“你知道，”他接著說，“農民太無知了，他們不懂得紅軍不過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說話是當真的。”
“那末他們說話不是當真的了？”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鬆潘取締了高利貸和鴉片，重新分配了那裏的土地。所以，你看，他們並不完全是土匪。他們有主義，這沒有問題。但是他們是壞人。他們殺人太多了。”
　　這時，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溫和的臉孔，十分心平氣和地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得不夠！”我們兩人聽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著他。
　　不巧火車這時已經快到鄭州，我在那裏得換乘隴海路的車，因而不得不中斷討論。可是，從那時起，我心裏一直在納悶，這位模樣儒雅的老先生有什麽確鑿的證據來支持他那駭人聽聞的論點呢。在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車（這列火車還心，很舒適）在河南和陝西的景象奇異、層層重疊的黃土山中緩慢地爬行，最後開進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車站，我卻整天都在納悶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訪陝西省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一兩年以前，在陝西那些未被紅軍控製的地區，還是個唯我獨尊的土皇帝。他當過土匪，後來經由中國那條許多極有才能的領導人由此上台的途徑而掌握了權勢，據說也在這條大道上照例發了大財。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幾位先生分享他的權利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滿洲的統治者張學良“少帥”，帶著他的東北軍開到了陝西，在西安府就任這一帶的最高紅軍征剿者——全國剿匪總部副司令。而為了監視這位少帥，又派來了蔣介石總司令的侍從邵力子。這位邵先生便是陝西省的省主席。
　　在這些人物——還有其他一些人——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均勢。而在所有這些人的背後牽線的，就是那位手段厲害的總司令本人，他力圖把他的獨裁統治擴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滅正在奮鬥中的蘇維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楊和小張兩人的軍隊都消滅掉，用的就是使他們互相殘殺這個簡單的方法——這是政治軍事方麵一出出色的三幕劇，而戲中的主要謀略，蔣介石顯然認為隻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這種估計錯誤——在追求上述目的時有些操之過急，在肯定對手的愚蠢時又有些過分自信——導致蔣介石幾個月以後在西安府成了階下囚，聽由這三方麵發落！我在下文中要談到總司令被逮的這一驚人事件，說明它怎樣把中國的曆史引導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資五萬的巨石宅第裏會見了楊將軍。當時他沒有帶著太太而是單身住在這所有著多間寢室的拱頂建築物——綏靖公署主任的官邸裏。原來楊虎城也同這個過渡時期的許多中國人一樣，為家庭糾紛所苦，因為他有兩個太太。第一個太太是他年輕時娶的小腳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給他娶的。第二個是象蔣介石夫人那樣的一位活潑而勇敢的女性，年輕貌美，已經是第五個孩子的母親，既摩登又進步，據說從前參加過共產黨，是楊將軍自己看中的。據傳教士們說，在楊將軍這個新居落成的時候，兩個太太看來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們互相憎恨；她們都為他生育了兒子，都有權做他的合法妻子；雙方都堅決不肯搬到那巨石營建的宅第裏去住，除非對方不住在裏麵。
　　在一個局外人看起來，事情好像很簡單：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離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楊將軍還沒有打定主意，因而他還是單身住著。他的這種尷尬處境，在現代中國並不少見。蔣介石同那位有錢的、美國留學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嶺結婚的時候，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這一決定受到了傳教士們的高度讚許，他們從此以後一直在為他的靈魂祈禱。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法是從西方輸入的新穎思想，許多中國人對之仍然要皺眉頭。至於出身草莽的老楊，對於自己的靈魂的歸宿，大約是不如對祖宗的傳統那麽關心的。
　　決不要以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了。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誌。翻一翻中國的曆史，就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極能幹的愛國誌士，都曾一度被人貼上土匪的標簽。事實上，許多罪大惡極的無賴、流氓、漢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麵目，陳腐的詩雲子曰的偽善，中國經書上的愚民巫術，爬上顯赫的地位的，盡管他們常常也要利用一個純樸的土匪的有力臂助來達到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楊將軍反正在大多數外國傳教士中間名聲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個壞人。他的革命曆史，說明他原來是個粗魯的農民，可能一度有過崇高的夢想，要大大改變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權以後，卻沒有找到什麽辦法，他聽著他周圍那些食客的進言，也逐漸感到膩味和混亂起來了。不過，他假如有過這樣的夢想的話，他並沒有向我吐露。他拒絕討論政治問題，客氣地委派他的一個秘書陪我參觀市容。再說，我見他的時候，他害著嚴重的頭痛和關節炎，在他這樣多災多難的當口，我當然不想堅持向他提出為難的問題。相反，對於他所處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對他做了簡短的訪問之後，便知趣地告辭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閣下，向他尋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寬敞的衙門的花園裏接見我，經過塵土飛揚的西安街頭的酷熱之後，分外覺得那裏涼爽舒適。我上次見到他是在六年前，當時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幫助我訪問了總司令。從那時起，他就在國民黨裏飛黃騰達起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現在總司令賜給他省主席的殊榮。但是可憐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許多文官當省主席的一樣，他統治的地盤不出省會的灰色城牆——城外的地方是由楊將軍和張少帥瓜分的。
　　邵力子閣下自己一度當過“共匪”，現在再提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造者。但是我們不應當對他太嚴厲，在那些日子裏，當共產黨是一樁時髦的事情，沒有人十分明白入黨究竟意味著什麽，隻知道許多有才華的青年都是共產黨。後來邵力子反悔了；因為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當共產黨是怎麽一回事，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腦袋搬家的。此後邵力子便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再也沒有表現出信仰異端的痕跡了。
　　“現在紅軍怎麽樣了？”我問他。
“沒有留下多少了。在陝西的不過是些殘餘。”
“那末戰事還在繼續？”我問。
“不，現在陝北沒有多少戰鬥。紅軍正在轉移到寧夏和甘肅去。他們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聯係。”
　　他把話題轉到西南的局勢，當時那裏的反叛的將領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問他，中國應不應該同日本打仗。他反問道：“我們能打嗎？”接著，這位信佛的省主席將他對日本的看法如實地對我說了，但不允許我發表，正象那時所有的國民黨官員那樣，他們對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訴你，但是不能發表。
　　這次訪問以後幾個月，可憐的邵力子和他的總司令一起，就為這個抗日問題，被張學良少帥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輕人弄得狼狽不堪，他們不再講理了，不再接受“也許有一天”這樣的答複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後來也“叛變”的前共產黨員——則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圍困，奮勇拒捕。
　　可是，在我們那次談話的時候，邵力子對於這一切並沒有透露出半點預感來，我們經過交換意見，在看法上已有極為接近之處，我該向他告別了。我已經從邵力子那裏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經證實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陝北方麵的戰鬥已暫時停止。因此，如果有適當的安排，到前線去應當是可能的。於是我就著手進行這些安排。

　　三 漢代青銅
　　西北的危機在我到達西安府大約六個月後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發，富有戲劇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張學良少帥統率下的大軍同他以剿共軍副總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滅的“匪軍”令人驚詫地結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裏，不知道這些奇怪的發展，甚至在蔣介石自己的控製西安府警察的藍衣社憲兵總部，也沒有人知道到底要發生什麽事情。西安府的監牢裏關著大約三百名共產黨員，藍衣社還在繼續搜捕。當時空氣極度緊張。到處是特務和對方的特務。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必要秘而不宣這些興奮緊張的日子裏發生的事情，和當初不得已才讓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這裏報道出來。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紅軍戰士。在北京為我用隱色墨水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個紅軍指揮員，但是我沒有見到過他。這封介紹信是通過第三者，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的。但是除了這封介紹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聯係，隻有一個希望。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我在旅館裏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
　　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了，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裏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裏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①。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物官員那裏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了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裏，他的遊說是成功的。這裏就需要介紹一些背景情況，才能說明當時已經達成的秘密諒解的基礎是什麽。
　　大家知道，張學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還是受人愛戴、為人慷慨、有現代化思想、能打高爾夫球、卻又喜好賭博、吸毒成癮這樣一個性格矛盾的主宰滿洲三千萬人民的軍閥獨裁者。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承認他從他土匪出身的父親張作霖那裏繼承下來的職務，並且還給了他中國軍隊副總司令的頭銜。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開始征服東北，張學良的厄運就開始了。侵略開始時，張少帥在長城以南的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傷寒，無法獨立應付這場危機。他隻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為盟的“大哥”蔣介石總司令。但是蔣介石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打仗，主張不抵抗，向後撤，依賴國際聯盟。張學良當時有病在身，年輕（隻有三十三歲），沒有經驗，又受到腐敗無能的食客的包圍，於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意見和南京的命令，結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滿洲，幾乎沒有放一槍來進行保衛。這樣的犧牲使得總司令能夠在南京維係他自己的搖搖欲墜的政權，開始對紅軍發動新的圍剿。
　　這就是在中國叫做東北軍的滿洲軍隊的大部轉移到長城以南中國本土來的背景。日本侵略熱河時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張學良當時沒有在醫院裏，其實他是應該住院的。南京沒有給他任何支援，也沒有作抵抗的準備。總司令為了要避免打仗，準備讓熱河也淪於日本之手——結果就是這樣。張學良背了黑鍋，馴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國義憤填膺的情況下，總得有人辭職以謝國人。本來這不是蔣介石就是張學良，結果是張學良屈服下台，他到歐洲去“考察”一年。
　　張學良在歐洲所經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見了墨索裏尼和希特勒，會晤了麥克唐納②，也不是蘇俄愚蠢地不讓他去訪問，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惡習。他象許多中國將領一樣，幾年前在作戰間隙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要戒煙不是件易事；他沒有時間進行必要的長期治療，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個醫生告訴他可以用打針的辦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煙癮，可是等到療程結束時，這位少帥卻成了一個嗎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陽第一次見到張學良時，他是全世界最年輕的獨裁者，當時他的氣色還不錯。他人很瘦，臉色清臒發黃，但是思想敏捷活躍，看上去精神飽滿。他是公開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實現把日本趕出中國和把滿洲現代化這兩個奇跡。幾年後他的健康狀況大為惡化。他在北京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他一天用“藥”要花二百元錢——這種藥是特別調製的嗎啡，從理論上來說能夠“逐步減少用量”。
　　但是在歐洲，張學良取得了一個大勝利，他戒了吸毒惡習。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國時，他的朋友們看到他又驚又喜：他的體重增加了，肌肉結實了，臉色紅潤，看上去年輕了十年，人們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輕時代那個傑出有為的領袖的痕跡。他本來思維敏捷，講究現實，現在他就給他這種頭腦一個發展的機會。他到漢口重掌東北軍的統率權，當時為了打紅軍，東北軍已調到了華中。盡管他過去犯有錯誤，他的部下仍舊熱烈地歡迎他回來，由此可見他人望之高。
　　張學良實行了新的生活習慣——六時起床，鍛煉身體，每日練武讀書，吃的是粗茶淡飯，過的是簡樸生活。當時東北軍還有十四萬人，他除了同軍官以外，還同部下直接接觸。東北軍開始出現了新麵貌。懷疑派逐漸相信，少帥又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認真對待他在回國時立下的誓言：他要把畢生精力用於收複滿洲，為人民雪恥。
　　與此同時，張學良對總司令還沒有失去信心。在他們的全部交往的關係中，張學良對那個長者始終忠心耿耿，從未動搖，他曾經三次拯救那個長者的政權免於崩潰，而且充分信任那個長者的識見和誠意。他顯然相信蔣介石所說的要收複滿洲，決不再未經抵抗就讓出一寸領土的話。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繼續進行侵略，成立了冀東傀儡政權，並吞了一部分察哈爾，提出了華北脫離南方的要求，對此，南京已經默認了一部分。少帥麾下的官兵甚為不滿，特別是在調到西北繼續對紅軍打不受歡迎的內戰，而對日本卻不開一槍以後，更是普遍嘖有怨言。
　　在南方同紅軍打了幾個月的仗以後，少帥和他的一些軍官開始有了幾點重要的認識：他們所打的“土匪”實際上是由抗日愛國的能幹指揮員領導的；“剿共”這件事可能要繼續好幾年；一邊同紅軍打仗，一邊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這期間東北軍卻在同自己毫不相幹的戰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盡管如此，張學良把他的司令部遷到西北以後，仍開始大舉進攻紅軍。有一陣子他打了幾次勝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間，東北軍吃了大敗仗，據說丟了整整兩個師（一〇一師和一〇九師）和另外一個師（一一〇師）的一部分。成千上萬的東北軍士兵“投向了”紅軍。也有許多軍官被俘，扣了一陣子受“抗日教育”。
　　這些軍官釋放回到西安以後，大肆讚揚地向少帥作了關於蘇區士氣和組織的報告；特別是關於紅軍有誠意要停止內戰，用和平民主方法統一全國，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給了張學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為加深的是，他的部隊送上來的報告說，全軍都有反對與紅軍作戰的情緒，紅軍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同我們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影響到了東北軍的全體官兵。
　　與此同時，張學良本人也受到了強烈的左傾影響。他的東北大學的許多學生來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後，他傳話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學生，不論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來。在中國其他地方，進行抗日宣傳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獨在陝西，他們卻受到了鼓勵和保護。張學良的一些年輕軍官也受到學生的很大影響，當被俘的軍官從紅區回來，談到那裏到處都有公開的抗日群眾團體和紅軍在人民中間的愛國宣傳時，張學良開始越來越把紅軍當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敵人了。
　　據王牧師告訴我，就是在這當兒，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訪張學良，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的。”
　　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麽？”你敢到這裏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壓出去槍斃麽？”
　　①這位“王牧師”的這名士董健吾。②當時英國工黨領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譯注
　　王牧師詳細作了解釋。他說他同共產黨有聯係，知道許多張學良應該知道得情況。他談了很久，談到他們政策的改變，談到中國需要團結抗日，談到紅軍為了使南京抗日願意作出很大的讓步，因為這一政策，紅軍認識到他們單方麵是不能實現的。他建議，由他來安排一次會見，請張學良和某些共產黨領導人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張學良開始時很驚異，後來卻留心地聽了這一些話。他有一個時期以來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紅軍：現在看來他們也顯然認為可以利用他；那麽好吧，也許咱們可以在結束內戰團結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礎上互相利用一下。
　　最後王牧師還是坐了張少帥的私人飛機飛到了陝北的延安。他進了蘇維埃中國，帶回了一個談判方案。過了不久，張學良本人飛到延安去，見了紅軍指揮員周恩來（關於他的情況下文還要述及）。在經過了同周恩來長時間的詳細討論以後，張學良相信了紅軍的誠意，相信了他們的統一戰線建議的合理可行。
　　東北軍與共產黨之間的協議的第一步執行就是停止陝西境內的戰事。雙方未經通知對方都不得調動兵力。紅軍派了好幾個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了東北軍的製服，參加了張學良的參謀部，幫助改組他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方法。在王曲鎮開辦了一所新學校，張學良把他部下的低級軍官送去集訓，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和日本如何征服滿洲以及中國因此受到什麽損失的詳細統計。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進學生紛紛來到西安，進了另外一個抗日政治訓練學校，少帥也經常去做演講。東北軍中采用了蘇俄和中國紅軍所采用的政治委員那種製度。從滿洲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頭腦封建的年老高級軍官給撤換了，張學良提拔了激進的年輕軍官來代替他們，指望依靠這些年輕軍官作為建設新軍的主要支柱。在張學良“花花公子”時代包圍他的一些腐敗的阿諛諂媚之徒也由東北大學的熱心認真的學生所代替。
　　但是這種改革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東北軍不再同紅軍作戰，在陝晉交界處，在甘肅、寧夏，仍有南京軍隊駐紮，激戰仍在進行。張學良與共產黨真正關係的消息沒有泄露給報界。蔣介石在西安的特務雖然知道有什麽事情正在醞釀之中，但是他們無法得悉確切的內容。偶爾有卡車開到西安來，載著一些共產黨乘客，但是他們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們都穿著東北軍製服。偶爾有其他卡車離西安去紅區，也沒有引起懷疑；因為這些卡車同其他東北軍區前線的卡車沒有什麽兩樣。
　　在我到了不久之後，王牧師又一次告訴我，我就是要搭這樣的卡車到前線去。坐飛機的計劃告吹了：這樣做有可能引起少帥難堪，因為如果有一個外國人丟在前線不回來，他的美國飛行員可能嘴快說出來。
　　一天早晨，王牧師同一個東北軍軍官，或者至少是個穿著東北軍軍官製服的年輕人一起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到西安城外漢朝古城遺址一遊。在旅館外麵有一輛掛著窗簾的汽車等著我們，我們進了汽車以後，我看到裏邊坐著一個頭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我們驅車前往漢朝一個皇宮的遺址，在那裏，我們走上了有名的漢武帝坐在他的禦殿裏君臨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這裏還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頂上的碎瓦片。
　　王牧師和那個東北軍軍官有幾句話要說，所以他們站在一旁說話去了。那個國民黨官員在我們坐汽車出來的塵土飛揚的路上一直坐在那裏沒有說話，這時向我走了過來，卸下墨鏡，摘掉白帽。我這才看出他相當年輕。他的一頭黑油油的濃發下麵，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他的青銅色的臉上露出了惡作劇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鏡以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製服是件偽裝，他並不是個坐辦公室的官僚，而是個戶外活動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氣不大，所以當他走進過來，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時，我沒有想到他的手象鐵抓子似的那麽有力，不僅痛得退縮了一步。我後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製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
　　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膊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麽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了嗎？”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麽回事。他興奮地不知在說些什麽東西，結果這種興奮情緒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覺得很尷尬，因為我不知說什麽才好。認出他來了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的中國人！我抱歉地搖搖頭。
　　他從我的胳膊上鬆開一隻手，用手指指著他的胸膛。“我以為你可能在什麽地方見過我的照片，”他說。“我是鄧發，”他告訴我說——“鄧發！”他的腦袋像後一仰，看著我對這個炸彈的反應。　　
　　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
　　鄧發泄漏了他的身份以後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壓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樣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擊他的特務放在眼裏。他看到我，一個自告奮勇到“匪”區去的美國人感到很高興——不斷地擁抱我。他什麽都願意給我。我要他的馬嗎？啊，他的馬好極了，紅色中國最好的馬！我要他的照片嗎？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給我。我要他的日記嗎？他會帶信到仍在蘇區的妻子，把這一切，還有別的東西都給我。他後來真的沒有食言。
　　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中國人！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鄧發是個廣東人，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曾經在一艘來往於廣州與香港之間的輪船上當西餐廚師。他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的一個領導人，被一個不喜歡罷工的英國警察打傷了胸口，折斷了幾乎全部肋骨。他接著就成了共產黨，進了黃埔軍校，參加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後到江西參加了紅軍。
　　我們在那個土堆上站了一個多小時，一邊談話，一邊看著下麵綠草掩蓋的皇城遺址。我無法向你形容那一時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衝擊——由於我們所在的環境而這麽強烈，又是這麽奇怪地富有預兆性質，這麽奇怪地超脫於我、超脫於中國的那部分變化無窮的曆史；因為這些共產黨人把這個地方當作我們四個人可以安然無事地碰麵的安全場所，似乎是很不協調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邏輯的，而且畢竟是在這裏，在兩千多年以前，當時已經夠激進的大漢族統治著一個統一的、當時是進步的中國，成功地在戰國的混亂中鞏固了一個民族的和文化，使得後代從此以後以漢族子孫自稱，就在這樣的地方會見這個令人驚訝的現代革命年輕戰士，又是多麽合適啊。
　　就是在這裏，鄧發告訴我由誰護送我去紅區，我一路怎麽走，我在紅色中國怎麽生活，並且向我保證在那裏會受到熱烈歡迎。
　　“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我們坐車回城裏去的時候我問他。
　　“不比張學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四 通過紅色大門
　　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湯池”的高大木頭城門在我們的軍事通行證魔力前麵霍地打了開來，拖著門上的鏈條鐺鐺作響。在熹微的晨光中，軍用大卡車隆隆駛過飛機場，當時每天都有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到紅軍防線上空去偵察和轟炸。
　　對於一個中國旅客來說，在這條從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裏路都會勾起他對本民族豐富多彩的絢爛曆史的回憶。中國最近發生的曆史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竟然選擇在這個地方來決定中國的命運，不可不謂恰當。一小時以後，我們擺渡過了渭河，在這個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膚色發黑的野蠻的人發展了他們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國農村的民間神話裏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傳說。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到了宗蒲縣。大約兩千兩百年前，那個最先“統一”中國的威赫一時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這個築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誕生的。秦始皇第一個把他的國家的古代邊境城牆都連接起來，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偉的磚石工程——中國的萬裏長城。
　　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麵經過水衝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幹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間肮髒的茅屋裏的土炕①上過了一夜，隔壁屋裏關著豬和毛驢，我自己屋裏則有老鼠，鬧騰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覺。第二天早上剛出城數英裏，那片黃土地麵便逐層升高，險峻起來，地勢古怪地變了樣。
　　這一令人驚歎的黃土地帶，廣及甘肅、陝西、寧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區，雨量充分的時候異常肥沃，因為這種黃土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有幾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層。地質學家認為，這種黃土是有機物質，是許多世紀以來被中亞細亞的大風從蒙古、從西方吹過來的。這在景色上造成了變化無窮的奇特、森嚴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隊的猛獁，有的象滾圓的大饅頭，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崗巒，上麵還留著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有時甚至嚇人的形象，好像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卻又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奇美的世界。
　　在這裏，雖然到處可以看見田疇和耕地，卻難得看見房屋。農民們也是在那些黃土山裏藏身的。在整個西北，多少世紀以來已成了習慣，都是在那堅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國人稱之為“窯洞”。可是這種窯洞同西洋人所說的洞穴並不是一回事兒。窯洞冬暖夏涼，易於建造，也易於打掃。就連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為家。有些是有好幾間屋子的大宅，設備和裝飾華麗，石鋪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線從牆上的紙窗透進室內，牆上還開有堅固的黑漆大門。
　　在那輛顛簸的卡車裏，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坐在我身旁，在離洛川不遠的地方，他將那樣一個“窯洞村”指給我看。那地方離汽車路隻有一英裏左右，中間隻隔著一個深穀。
　　“他們是紅軍，”他向我透露說。“幾個星期以前，我們派一隊人到那裏去買小米，村子裏的人一斤也不肯賣給我們。當兵的笨蛋就動手搶了一些。他們退出村子的時候，農民便開槍打他們。”他用雙臂畫了一條大弧線，把國民黨軍隊駐守的許多堡壘——構築在山頂上的機槍陣地——嚴密保護下的公路兩邊的一切都包括在裏麵。“赤匪，”他說，“在那邊，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盤。”
　　我懷著更加濃厚的興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為幾小時之內，我就要踏進那莫測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邊去了。
　　在路上，我們遇見了一〇五師的一些部隊，他們都是東北人，正從延安回到洛川去。他們是瘦削而結實的青年，大多數比一般中國士兵的身材高些。我們在路邊的一家小客店歇下來喝茶，有幾個士兵在那裏休息，我在他們的附近坐了下來。他們是剛從陝北的瓦窯堡回來的，在那裏曾經和紅軍發生過遭遇戰。我聽到了他們相互間談話的一些片斷。他們是在那裏談論紅軍。
　　“他們吃得比我們好得多，”一個說。“是的，他們吃的是老百姓②的肉呀！”另一個答道。“那沒有關係，不過是少數地主，反而有好處。我們到瓦窯堡去，有誰感謝我們呢？是地主！你說是不是？我們為什麽要為那些有錢人送命呢？”“他們說現在有三千多東北軍已經加入他們一邊了……”“這又是他們有理的一件事。我們除了打日本人，同誰也不想打的，為什麽我們要打起自己人來呢？”一個軍官走了過來，於是這番引人入勝的談話就中止了。那個軍官命令他們上路。他們揀起了他們的槍，拖著腳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們也坐車走了。
　　第二天午後不久，我們到達延安，在長城以南約四百華裏③，陝北唯一可以通車的道路到這裏便是終點。延安是一個曆史名城，在過去幾個世紀裏，從北方來的遊牧部落曾經通過這裏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大軍也曾經通過這裏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個理想的要塞，它位於一個深穀中間，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堅固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山巔。現在，城牆上新建了許多工事，象蜂窩一樣，工事裏一挺挺機槍都對著不遠地方的紅軍。公路以及與公路直接毗連的地方，那時仍然在東北軍手裏，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斷聯係的。蔣介石總司令對紅軍進行了封鎖，紅軍利用封鎖來對敵人進行反封鎖，據說有數以百計的人活活地餓死。
　　就是用飛機來對付周圍的紅軍也證明是不起作用的。紅軍把機關槍架在山頂——因為他們沒有高射炮——結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飛行員來給城裏空投供應時，不得不飛得極高。事實上，大多數的供應品都落在紅軍手裏，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了一個市場，將食物賣回給城裏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外國駕駛員，因怕機關槍的高射，也有點膽怯起來，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府看見少帥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機滿身都是彈孔，我對那飛行員深表同情。
　　紅軍對延安④的長期包圍，是在我到達那裏以前幾個星期才解除的，但是從居民的麵有菜色，從店鋪裏的貨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門緊閉，還可以明顯地看到圍城的跡象。食品極少，價格高昂。可以買到的那一點東西，都是因為同紅軍遊擊隊達成暫時的休戰而得到的。當時曾達成協議，東北軍不在這條戰線上向蘇區發動攻勢，作為交換條件，蘇區的農民開始出售糧食和蔬菜給那饑餓的剿共軍隊。
　　我有到前線訪問的證件。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離開延安，到“白軍”前線去，那裏的軍隊限於防守陣地，沒有前進的意圖。到了前線後，我打算岔入一條據說是商販偷運貨物出入蘇區的山道。
　　①中國房屋中土壘的平台，一頭有灶，下麵有迷宮一樣的彎彎曲曲的煙道，可以把土炕燒暖。②老百姓字麵的意思就是“一百個姓氏”，中國口語中指鄉下人。③一華裏約等於三分之一英裏。④延安後來為紅軍所占領，現在（一九三七年）是紅區臨時首都。
　　我如願以償，安然通過最後一個崗哨，進入無人地帶——這個經曆，我要是如實地敘述出來，就可能給那些幫助我前去的國民黨方麵的人造成嚴重困難。現在我隻消說，我的經曆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辦到，隻要照中國的方式去辦。因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鍾的時候，我確實已經把最後一架國民黨的機關槍拋在後邊，走過那個把“紅”“白”兩區分開的狹長地帶了。
　　跟著我的，隻有一個騾夫，他是我在延安雇來的。他答應把我簡單的行李——鋪蓋卷、一點吃的、兩架相機和二十四卷膠片，運到紅軍遊擊隊的第一個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還是白匪，不過他的樣子的確像個土匪。幾年以來，這一帶反複被那兩種顏色的軍隊交替控製，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過赤匪就是做過白匪——也許兩者都做過。我決定最好是不要問莽撞的問題，隻是乖乖地跟著他走，希望一切順利。
　　我們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走了四個小時，一路沒有見著一個人影。那裏根本沒有路，隻有小溪的溪床，兩邊岩壁高聳，溪水就在中間湍急地流過，在岩壁上麵就是險峻的黃土山。要結果掉一個過分好奇的洋鬼子，這是一個好去處。使我惴惴不安的一個因素，是那個騾夫對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羨慕。
　　“到啦！”他突然轉過頭來大聲說。這裏，岩壁終於消失，一個狹小的山穀展現在我們麵前，山穀裏一片綠油油的麥苗。“我們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著他的前麵望去，看見一座小山的山邊有一個黃土村落，縷縷青煙從村裏那些高大的泥煙囪裏嫋嫋上升，那些煙囪象長長的手指一樣豎立在峭壁的麵前。幾分鍾之後，我們就到了那裏。
　　一個年輕的農民，頭上包著一條白毛巾，腰間插著一支左輪手槍，從村裏走出來，驚愕的望著我，問我是誰，到那裏去幹什麽？“我是個美國記者，”我說。“我要見這裏的貧民會主席。”他麵無表情地看著我，回答說：“Hai p'a！”
　　我過去聽到中國人說“Hai p'a”就隻有一個意思：“我害怕！”我心裏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該感到怎麽樣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來他的話不是這個意思。他回過頭來問那騾夫我是什麽人。
　　那騾夫把我說過的話重說了一遍，還添枝加葉地說了些他自己的話。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農民的臉色和緩下來了。這時我發現他確實是個長得很英俊的小夥子，皮膚黝黑發亮，牙齒整齊潔白。他好像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膽怯的農民不屬於一個族類。他那雙炯炯有神的快樂的眼睛含著一種挑戰的神情，他還有一定的嚇人氣派。他的手慢慢地從槍柄上移開，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見的人，”他說。“我就是主席。請進來喝口熱茶吧。”
　　這些陝西山區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盡是發音含混的口語，但是他們懂得“白話”——中國的官話，他們自己的話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聽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幾次談話的努力之後，他漸漸地現出能夠領會的神情，我們的談話就有了順利的進展。不過在我們的談話當中，偶爾又會出現 Hai p'a 一詞。我一時顧不上問他到底害怕什麽。等到我最後問清這個問題時，我這才發現陝西山區方言中的 Hai p'a 等於官話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這個發現使我感到很滿意。
　　我坐在鋪著炕氈的炕上，向我的主人進一步談到我自己和我的計劃。過了不久，他就顯得沒有什麽疑慮了。我想去縣政府所在地安塞，當時我以為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就在那裏。他能不能給我找一個向導和一個騾夫。
　　他答應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不過我不能在大熱天趕路。太陽已經升到當空，天確實是非常熱，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說，我吃了東西沒有呢？說實在呢，我餓極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氣，接受了他的邀請，第一次同一個“赤匪”一道吃飯。我的騾夫急於回延安去，我把錢付了給他，跟他告別。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後一個聯係環節告別，從此要有許多星期不跟它發生接觸。我已破釜沉舟，決心跨進紅區了。
　　我現在已經完全落入劉龍火先生（我後來知道這就是那位青年農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樣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強悍的同誌的掌握之中，他們開始從附近的窯洞裏陸續過來。他們穿著同樣的裝束，帶著同樣的武器，好奇地看著我，聽見我說話的怪腔怪調，都嗬嗬大笑。
　　劉龍火拿煙、酒、茶來招待我，向我提出無數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們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機、鞋子、毛襪、我的布短褲的質料，不時發出讚美的聲音；對於我的卡其布襯衫的拉鏈，更是讚不絕口。總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頭不論看起來是多麽可笑，顯然非常實用。我不知道“共產主義”在實踐上對這班人意味著什麽，我準備眼看我的這些東西很快地被“共產”——但是當然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我幾乎可以肯定，我受到嚴密檢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邊境所受到的海關檢查要愉快的多）是為了要證實他們以前的一種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議。
　　不到一個小時，他們端來了一大盤炒雞蛋，還有蒸卷、小米飯、一些白菜和少量烤豬肉。我的主人為飯菜簡單而表示歉意；我則為我的食量不同尋常而表示歉意。其實後麵這一點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我必須飛快運用我的一雙筷子，才能趕上貧民會的那些好漢呢。
　　龍火告訴我，說安塞離那裏不過“幾步路”，盡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說等一等以外，沒有其他辦法。等到一個年輕的向導和騾夫終於到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下午四點鍾了。臨走時，我想把飯錢付給劉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絕了。
　　“你是一位外國客人，”他解釋說，“而且你是來找我們的毛主席的。再說，你的錢也沒有用處。”他對我手裏拿著的紙幣瞟了一眼，問道：“你沒有蘇區的錢嗎？”聽我回答說沒有，他就數了共值一元錢的蘇區紙幣說，“這個你拿去，你路上會用得著的。”我拿一元國民黨的錢和劉先生交換，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謝，然後跟在我的向導和騾夫後邊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邊氣喘喘地爬山，一邊對自己說。“到現在為止，一切順利。”我已闖進了紅色大門。這件事多麽簡單！
　　但是在我的前麵等待著我的是一場險遭不測的事件，以致後來謠傳我被土匪綁架殺掉了。其實，土匪早已在那寂靜的黃土山壁後邊跟蹤著我了——隻不過不是赤匪而是白費而已。

　　第二篇 去紅都的道路
　　一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們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們血的軍閥！”
　　“打倒把中國出賣給日本的漢奸！”
　　“歡迎一切抗日軍隊結成統一戰線！”
　　“中國革命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我就是在這些用醒目的黑字寫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標語下麵度過我在紅區的第一夜的。
　　但是，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紅軍戰士的保護之下。因為，不出我的所料，我們當天並沒有到達安塞，到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才走到一個坐落在河灣上的小村莊，四周都是陰森森地俯瞰著的山巒。有好幾排石板屋頂的房子從溪口升起，標語就寫在這些房子的土坯牆上。五六十個農民和目不轉睛的兒童，湧出來迎接我們這個隻有一匹驢子的旅隊。
　　我的那位貧民會的年輕向導，決定把我安頓在這裏。他說，他的一頭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應。安塞離這裏還有十英裏路，要摸黑趕到那裏是不容易的。於是他把我叫托給當地貧民會分會主席照料。我的向導和騾夫都拒絕接受任何報酬，不管是白區的錢，還是紅區的錢。
　　分會主席是位二十出頭的青年，臉色黝黑開朗，身上穿著褪了色的藍布褂子和白褲，露出一雙牛革似的赤腳。他很客氣地招待我。他請我到村公所的一間屋子裏去睡，派人送來熱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謝絕住在這間有臭味的黑屋子裏，請他讓我使用兩扇拆卸下來的門板。我把這兩扇門板擱在兩條板凳上，攤開毯子，就睡在露天裏。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閃耀著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麵的一個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與寧靜。因為長途跋涉的疲乏，我倒頭就睡著了。當我再睜開眼睛時，天已破曉。分會主席站在我的身邊，搖搖我的肩膀。我當然吃了一驚，連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過來。“什麽事？”我問。“你最好早一點動身，這裏附近有土匪，你得趕緊到安賽去。”
　　土匪？我的話已到嘴邊上，正要回答我正是來這些所謂土匪的，這時我才明白他的話是什麽意思。他說的土匪，不是指紅軍，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勸說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鬧出在蘇維埃中國給白匪擄去這樣的笑話。這裏需要向讀者作一些解釋。白匪，用國民黨的名詞來說就是民團，正如赤匪用蘇維埃的名詞來說就是遊擊隊一樣。國民黨為了要鎮壓農民起義，紛紛組織民團。現在在國民黨在中國、日本人在“滿洲國”都普遍實行保甲製度這個控製農民的古老辦法，民團就是作為保甲製度的一個有機部分進行活動的。
　　保甲的字麵含義就是“保證盔甲”。這個製度規定每十戶農民必須有個甲長，保證他們循規蹈矩，使當地縣長滿意。這是一種連保製度，一個保甲裏的任何一個人如果犯了罪，整個保甲的人都要負責任。當初蒙古人和滿洲人就是用這個辦法統治中國的。用這個方法來防止農民組織反叛，幾乎是無往而不勝。因為保甲長幾乎總是富農、地主、開當鋪或放債的，他們是最最積極的，自然不願“擔保”任何具有叛逆傾向的佃戶或債戶。無人擔保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一個無人擔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當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獄。
　　實際上這就是說，整個農民階級的命運是操在鄉紳階級的手中，後者隨時可以用拒絕擔保的方法來毀掉一個人。保甲製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稅維持民團。民團是由地主和鄉紳挑選、組織和指揮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共產主義，幫助收租交穀，包討欠債本息，幫助縣長勒索苛捐雜稅。
　　所以，每當紅軍占領一個地方，它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敵人就是民團。因為除了出錢供養他們的地主外，民團沒有什麽基礎，紅軍一到，他們當然就失去了這個基礎。中國的真正階級戰爭，從民團和紅軍遊擊隊的鬥爭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為這一個鬥爭往往就是地主和他們以前的佃農債戶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民團的人數有幾十萬，是中國兩百萬左右名義上 反共的軍隊的最重要的輔助部隊。
　　如今紅軍和國民黨軍隊在這一條戰線上雖已停戰，民團對於紅軍遊擊隊的襲擊還是繼續不斷。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處，我聽說有許多逃到這些城市裏的地主，出錢供養或親自領導白匪在蘇維埃區活動。他們常常利用紅軍主力不在的機會，作為“共產黨”俘虜向地主和白軍軍官邀功領賞。民團從事冒險活動，主要是為了進行報複和很快的到手錢財，他們在紅白戰爭中以最富於破壞性著稱。無論如何，我個人是不願在自己的身上試驗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雖然不多，但我覺得如果隻須幹掉一個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點點現錢、衣服和照相機據為己有的話，這些東西還是有足夠的引誘力，使他們不會放過的。
　　匆匆地吞下了幾口熱茶和麥餅以後，我跟分會主席所派的另外一個向導兼騾夫一同出發。我們沿著一條河床走了一個鍾頭，有時經過一些窯洞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惡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崗的兒童走出來查問我們的路條。接著我們走到了一個巨石圍繞、自然形成的可愛的水潭旁邊，在這裏我遇見了第一個紅軍戰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著繡有一顆金星的天藍色鞍毯的白馬在河邊吃草以外，隻有他一個人。這個青年正在洗澡；我們走近時，他很快地跳出來，披上天藍色的褂子，和白布的頭巾，上麵有一顆紅星。一枝毛瑟槍掛在他腰際，木盒子柄上垂著一綹紅纓綢帶。他手按著槍，等著我們走進，問向導我們有什麽事情。後者拿出他的路條，簡單地說明了我是怎麽被交給他的，那個戰士好奇地看著我，等我進一步解釋。
　　“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說。“我知道他在安塞。我們還得走多遠？”“毛主席嗎？”他慢吞吞地問。“不，他不在安塞。”接著他看了看我們的後麵，問我是不是沒有別人。他弄清楚確實隻有我一人之後，態度才自然起來，他微笑著，好像有什麽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對我說：“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塊到縣政府去吧。”
　　他牽著馬在我身邊走，我自動地更詳細地介紹了我自己，也問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的問題。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衛局裏工作，在這一帶邊境上值班巡邏。那匹馬？這是張學良少帥的“禮物”。他告訴我，最近在陝北的戰爭中，紅軍從張學良的軍隊方麵俘獲了一千多匹馬。我又進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歲，當紅軍已經六年了。六年！他該有什麽樣的故事可以講啊！
　　我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外貿誠實的青年，長得很勻稱，紅星帽下一頭烏亮的黑發。在寂寞的山穀中遇見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記了問他關於土匪的事情，因為我們很快就談到紅軍在春天的東征山西。我告訴他那次東征在北京所發生的影響，他也告訴我，他在那次驚人的“抗日東征”中的個人經驗，據說紅軍在一個月內增加了一萬五千人。
　　兩小時後，我們到了安塞，它位於黃河支流膚水的對岸。從地圖上看來，安塞是一個大城，實際上則很小，徒有空牆。街上闃無人跡，到處是斷垣殘壁。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這時劫掠和破壞的證據。但再仔細一看，並沒有放火的痕跡，很明顯這些廢墟年代久遠，不可能是紅軍造成的。姚解釋說：“十年前安塞給大水完全衝毀，全城都泡在水裏了。”安塞的居民沒有再把原來的城廂建築起來，他們如今都住在城外不遠石崖上蜂巢似的窯洞裏。我們到了以後才發現，駐紮在那裏的紅軍一個支隊，已經派去追擊白匪，縣蘇維埃的委員都一到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百家坪去向省裏的一位委員報告工作。姚自告奮勇，護送我去百家坪，我們在黃昏時候到達。
　　我在蘇區境內已經有一天半了，可是還沒有看見一點戰時緊張的跡象，隻遇到過一個紅軍戰士，所看見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從容不迫地從事田間勞動。不過，我是不會給外表所欺騙的。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戰爭中，中國農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繼續種他們的田。所以，當我們轉一個彎剛要走進百家坪，就聽到頭頂上傳來令人膽戰心驚的呐喊聲時，我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我抬頭向傳來凶狠的呐喊聲的地方看去，隻見大路上麵山坡上有十幾個農民站在一排營房似的房子前，揮舞著長矛短槍和幾支步槍，神情非常堅決。他們要把我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交給行刑隊嗎？還是當作一個真正的訪問者來歡迎？看來我這一個闖封鎖線的人的命運是立刻就要決定了。我對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臉色，因為他忽然大笑起來。他咯咯地笑著：“不怕！不怕！他們不過是幾個遊擊隊——正在操練。這裏有一個紅軍遊擊隊學校。不要驚慌！”
　　後來我才知道遊擊隊的課程裏，有這中國古代戰爭廝殺呐喊的演習，就好像在《水滸傳》中所描寫的封建時代比武的那樣。在無意中作了這種戰術的對象，親自嚐到了脊梁涼了半截的滋味以後，我可以證明這用來恫嚇敵人還是非常有效的。遊擊隊喜歡夜間出動，在天黑突襲時發出這種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紹給我一個蘇維埃工作人員。我剛剛坐下，準備和他開始談話，忽然一個束著軍官皮帶的青年指揮員騎了一批汗流浹背的馬急馳而到，跨下馬背。他好奇地端詳著我。我從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這段冒險經曆的詳細情形。
　　新來的這個人姓卞，他是安塞赤衛隊隊長。他說，他剛和一百多個民團打了一場遭遇戰回來。原來有一個農民的兒童——一個少年先鋒隊員——跑了好幾裏路，筋疲力盡到了安塞，來報告民團已經侵犯縣境。據他報告，民團的頭子是一個真正的白匪！——一個洋鬼子——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說：“我馬上領了一對騎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時後，我們就看見了白匪。他們都跟隨著你”——他一指我——“離你隻有兩裏地。可是我們在一個山穀中把他們包圍起來，進行襲擊，俘獲了幾個人，其中有兩個他們的頭子和幾匹馬。其餘的人都向邊境逃去。”他簡單地報告完畢後，他的幾個部下魚貫走進院子，牽著幾匹俘獲的馬。
　　我開始擔心他會不會真的把我當作帶領那些民團的頭子。我剛從白黨——他們如果在無人地帶捉住了我，一定會叫我是赤黨——那裏逃身出來，僅僅是為了要給赤黨抓住叫我是白黨嗎？
　　但是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著一臉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囉，你想找什麽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
　　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那個“鼎鼎大名的”紅軍指揮員，他曾經是個教會學校的高材生。這時如何接待我的問題終於決定了。
　　
　　二 造反者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鍾，向他說明了我的身份以後，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過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設在附近的一個村莊裏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裏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見到了十幾個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們有些人是遊擊隊學校的教員，一個是無線電報務員，有幾個是紅軍軍官。我們吃的有燉雞、不發酵的保麩饅頭、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馬鈴薯。可是像平常一樣，除了熱開水之外，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著大了好幾號的製服，戴著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著我，可是在幾分鍾後，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孩子的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鍾後，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我發現戴著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誌’，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裏什麽人都是同誌。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裏來幫忙。他們不是傭仆。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謝謝你——同誌！”我道歉說。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誌！”
　　我想，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係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得生氣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寧兒童團的一個團員。司令部原來是一個不怕轟炸的小屋，四麵圍著許多同樣的小屋，農民都若無其事地住在那裏，盡管他們是處在戰區中間，而且他們中間還有個東路紅軍司令。我心裏不由得想，紅軍能夠這樣不惹人注目地開進一個地方，是不是紅軍受到農民歡迎的原因？附近駐紮一些軍隊似乎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村的寧靜。
　　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隻有一個哨兵。我到了屋子裏以後看到裏麵很幹淨，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著兩隻鐵製的文件箱，一張木製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哨兵向他報告我的到來的時候，周恩來正伏案在看電報。
　　“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說。“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麽，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給我這樣自由活動的誠意，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懷疑的。我原來以為即使允許我到蘇區去旅行，對於拍照、搜集材料或訪問談話等總會對我加以一定的限製的。他的話聽起來太理想了；總歸有什麽地方會出毛病的……
　　關於我的“報告”，顯然來自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總部。共產黨同中國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漢口、南京、天津等處，都有無線電的交通。他們在白區城市內的無線電台雖然經常被破獲，國民黨要想長期切斷他們與紅區的通訊聯係，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據周恩來告訴我，自從紅軍用白軍那裏繳獲的設備成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之後，他們的密碼從來沒有給國民黨破譯過。
　　周恩來的無線電台設在離開他的司令部不遠。他靠了這個電台和蘇區裏所有各個重要的地方，各個戰線都保持聯係。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直接通訊，那時朱德的部隊駐紮在西南數百英裏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的蘇區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大約有九十個學生正在那裏受無線電工程的訓練。他們每天收聽南京、上海和東京的廣播，把新聞供給蘇區的報紙。
　　周恩來盤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無線電報推開一邊——據他說，其中大多數是對麵山西省黃河沿岸紅軍東線各地駐軍的報告。他動手替我起草一個旅程。寫完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開列著為時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個項目。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他說，“但是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時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裏究竟有什麽可以看呢？難道紅區有這樣遼闊嗎？我嘴裏沒有作聲，但是心裏對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實際結果是，我花的時間比他所建議的還長得多，隨後我還舍不得離開，因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來答應讓我騎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並且給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因為我可以跟著回到臨時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訊部隊同行。我聽說毛澤東和蘇區其他幹部都在那裏，周恩來同意打一個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就要來到。
　　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盡管胡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我從周恩來的一位以前的同學那裏，從外國人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與他共事的國民黨人士那裏，了解到一些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從周恩來自己身上，我後來還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使我感到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來是一個大官僚家庭的兒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親是個傑出的教書先生，母親不同凡俗（是個博覽群書的婦女，甚至真的喜愛現代文學！），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個讀書人的，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表現出有突出的文學天賦。但是，像他同輩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在民族覺醒的時期裏受的教育，使他的興趣從文學轉移到別的方麵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後，中國的單純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了比較嚴重的產物萌芽，這是周恩來便被卷到了社會革命運動中去，這個運動將使中國受到觸及靈魂深處的震動。
　　他先在南開中學，後在南開大學學會了英語，受到了“開明的”教育，南開大學是天津得到美國教會支持的一所大學。他在班上成績優異，在南開的三年都靠獎學金維持。接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企圖恢複帝製，全國爆發起義，產生了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最後是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周恩來作為學生領袖，遭到逮捕，在天津關了一年監牢。
　　周恩來獲釋後去了法國。他在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在巴黎幫助組織中國共產黨，成了同時在中國成立的這個組織的創建人。他在巴黎學習了兩年，到英國去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接著又到德國學習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國，已是個著名的革命組織者，回國後立即在廣州與孫逸仙匯合，後者當時與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合作，準備發動國民革命。
　　周恩來二十六歲就成了廣州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領袖人物，被任命為著名和黃埔軍校秘書，做了布留赫爾將軍的親信，布留赫爾將軍當時是黃埔軍校的第一號俄國顧問，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司令。對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來說，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是個克星。但是蔣介石還是不得不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為周恩來在激進的學員中間影響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進行了北伐，由蔣介石任總司令，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推選的。周恩來奉命去上海準備起義，協助國民軍攻占上海。周恩來當時是個年方二十八歲的青年，並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很少活動經驗（他是個大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堤，同工人階級素無接觸），更沒有什麽手冊指導他怎樣發動起義，沒有什麽人給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國顧問都留在蔣介石那裏），因此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
　　共產黨在三個月之內組織了六十萬名工人，可以舉行一次總罷工。總罷工的號召得到了一致的響應，這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這個最大堡壘裏過慣太平日子的居民卻是一次可怕的經曆。但是起義沒有能夠實現。工人們沒有武裝和訓練，不知道如何“占領城市”。他們得通過經驗體會到需要有工人武裝核心的必要性。軍閥為他們提供了這個經驗。
　　北洋老軍閥低估了第一次罷工和接著第二次罷工的意義，隻砍了幾個腦袋，卻沒有製止工人運動。周恩來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領袖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終於組織了五萬名工人糾察隊，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給二千名幹部進行秘密軍事訓練，把毛瑟槍偷運到市裏，訓練了三百名槍手，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裝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產黨下令舉行總罷工，使上海全部工廠都停閉，又把六十萬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後麵去 ，這是他們一輩子中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而且有戰鬥意誌。他們先占領了警察局，又占領了兵工廠，接著占領了警備司令部，最後取得了勝利。有五萬名工人武裝起來了，編成六營革命軍，“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次政變。
　　這樣，當蔣介石幾天以後到達上海近郊時，發現他已不戰而勝，可以進入南市①，從獲勝的工人軍手裏接受政權。這樣，在一個月以後，蔣介石發動他自己的右派政變，開始殺害激進分子時，他的黑名單上名列第一的就是這個把勝利送給他的危險青年，因為這位總司令明白，這個青年也可能把勝利從他手中奪走。這樣就開始了周恩來作為國民黨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國舉起紅旗的那次革命——領導人的生涯。
　　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現為南京監禁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的兒子）和周恩來在上海起義中的親密合作者有好幾十人被捕處決。據估計“上海大屠殺”人數達五千。[文中是斯諾的原文，當然用的都是當時的時態，用詞是否不當，讀者自己評判——ZRED]。
　　這個造反者先逃到武漢，又到南昌，參加組織著名的八一起義，這是中國紅軍的曆史性開端。接著他去了汕頭，那裏的紅色工人已經占領了華南這個大海港，在周恩來領導下守了十日，抵禦外國炮艦和地方軍閥部隊的進攻。後來他又去了廣州，組織著名的廣州公社。
　　廣州公社失敗後，周恩來隻得轉入地下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終於“闖破封鎖”，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蘇區。他在那裏擔任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政委，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我見到他時他仍擔任這一職務。他在南方進行了多年的艱苦鬥爭，用步槍、機槍、鐵鍬對付轟炸機、坦克、裝甲車，對付作為敵人後援的大城市全部財力，這一英勇的努力是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鐵的意誌來代替；後來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終於長征到了西北的紅色新根據地。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麵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說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汙蔑共產黨人是什麽“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不知怎麽，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得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仿佛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麵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
　　①外國租界當然沒有遭到攻打，國民黨隻占領了上海的中國人管轄部分。

　　三 賀龍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點鍾，我就同一隊大約四十名青年一起出發，他們是屬於通訊部隊的，正要護送一批物資到保安去。
　　我發現隻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個人員傅錦魁和一個紅軍指揮員李長林有坐騎。也許這話說得並不完全確切：傅錦魁（譯音）在一頭壯實的、但是負擔已經過重的騾子背上擠了一個棲身的地方；李長林騎的一頭驢子，負擔同樣過重；我像騰雲駕霧似的跨在僅有的一匹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時我也沒有多大把握。
　　我的這頭牲口的弓背像一彎新月，邁步像駱駝一樣緩慢，瘦腿軟弱發抖，隨時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後一口氣。我們順著河床爬到河邊懸崖上的羊腸小道時，它使我特別擔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動一下重心，我們倆就會一起掉向下麵岩石嶙峋的峽穀中去。
　　李長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狽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馬鞍倒不錯，通知，不過馬鞍下麵是什麽東西？”
　　我沒有抱怨的份兒，因為畢竟我算老幾，能夠騎馬；但是對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說道：“請你告訴我，李長林，你們怎麽能夠起著這種瘦狗去打仗呢？你們的紅軍騎兵就是這樣的嗎？”
　　“不是！你會看到的！你的牲口‘壞啦’？就是因為我們把這種牲口留在後方，我們的騎兵在前線才不可戰勝！要是有一匹馬又壯又能跑，就是毛澤東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線！我們在後方隻用快死的老狗。什麽事情都是這樣：槍炮、糧食、農服、馬匹、騾子、駱駝、羊——最好的都送去給我們的紅軍戰士！如果你要馬，同誌，請到前線去！”
　　我決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勸告去辦。“但是，李長林，你自己怎麽不在前線呢？你也‘壞啦’？”“我，‘壞啦’？決不是！但是前線少一個好人比少一匹好馬好辦！”
　　真的，指揮員李長林看來是個好人，好布爾什維克，而且還是說故事的好手。他當紅軍已有十年了 ，曾經參加過一九二七年的著名的南昌起義，從那時候起，共產主義在中國成了一支獨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揮員旁邊，一起在陝西的山溝溝裏爬上爬下，有時騎著馬，有時下來步行，喘著氣，忍著渴，一邊就聽著他講一個接著一個的趣聞軼事，有時在再三要求和追問之下，他甚至也賞麵子說一說自己。
　　他還是個年輕人，大約三十一、二歲，但是隨著他慢慢地講開了他的經曆，你可能以為他死去活來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開始發現一種後來我在這樣奇怪地鐵一般團結的中國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質。有某種東西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集體的負擔或喜悅，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於他們與別人共自由同患難之中。
　　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國，你就認為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是事實，我以後再解釋為什麽有這樣的情況。
　　李長林是湖南人，大革命開始時還是個中學生。他加入了國民黨，一直留在黨內，到二七年政變後才加入共產黨。他在香港在鄧發領導下做過一段時期的工會組織者，後來到江西蘇區，成為遊擊隊領導人。他在一九二五年時曾奉國民黨之命同一個宣傳隊去做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見“土匪頭子”賀龍，賀龍現在在國民黨報紙上被稱為“劣跡昭著”的賀龍，但當時卻是個極力要爭取的領袖人物。李長林奉命同他的宣傳隊去把賀龍爭取過來，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
　　“即使在那個時候，賀龍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們坐在一條清涼的溪流旁邊幾棵樹下休息時，李對我說。“他的父親是哥老會①的一個領袖，他的名望傳給了賀龍，因此賀龍在年輕時就聞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傳說他年輕時的許多英勇故事。他的父親是清朝一個武官，一天別的武官請他去赴宴。他把兒子賀龍帶去。做爸爸的吹噓自己兒子如何勇敢無畏，有個客人想試他一下，在桌子底下開了一槍。他們說賀龍麵不改色，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我們見到他時，他已在省軍中任職。他當時控製的地區是雲南運鴉片煙到漢口去的必經之道，他就靠抽煙稅為生，不搶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許多軍閥的軍隊那樣強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讓他們抽大煙。他們都把槍擦得亮亮的。但是當時習慣用大煙敬客。賀龍本人不抽大煙，但我們到時他把煙具和大煙送上炕來，我們就在煙炕上談革命。我們的宣傳隊長是周逸群，他是個共產黨員，同賀龍有些親戚關係。我們同他談了三個星期。賀龍除了在軍事方麵以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是他並不是個無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義，但是他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後才同意加入國民黨。
　　“我們在他的軍隊裏辦了一個黨的訓練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後來犧牲了。雖然這是一個國民黨的訓練班，但是大多數教員都是共產黨員。入學的學員很多，後來都成了政治領導人。除了賀龍的部隊以外，這個學校也為第三師培養政治委員，第三師歸袁祖銘統率，他當時是左路軍軍長，後來被唐生智的特務暗殺，第三師就交給賀龍指揮。他的部隊這樣擴充後就稱為第二十軍，成為國民黨左派將領張發奎的第四集團軍的一部分。”
　　李長林說，賀龍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義後才參加共產黨。在這以前不久，他還效忠於汪精衛的武漢（國民黨）政府。但是唐生智、何鍵等鎮壓打倒地主的運動，開始著名的“農民大屠殺”，國民黨軍閥不僅處決共產黨人，而且處決大批農會領袖、工人、學生，這是賀龍才毅然投向共產黨。他出身於貧苦的農民家庭，完全同情窮人，這種屠殺激起他的憤怒。
　　何鍵現在擔任南京方麵的湖南省主席，據李長林說，他是“反革命將領中最殘暴野蠻的一個。他殺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幾萬。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鄉湖南省瀏陽縣，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間他就殺了二萬多農民、學生、工人。我當時就在那裏，所以知道。據說他在自己的家鄉醴陵縣殺了一萬五千。”我心裏想，不知道李長林自己是怎麽逃脫的，於是我就問他。他脫了他的藍布上衣——裏麵沒有穿別的——指著一條長長的疤痕。“你瞧，我並沒有完全逃脫，”他笑道。
　　“南昌起義後賀龍怎樣了？”“他的部隊失敗後，他和朱德轉移到山頭。他們又吃了敗仗。他的殘部去了內地，但是賀龍卻逃到香港。後來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從那裏化了裝回湖南。傳說賀龍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個蘇區。那是早在一九二八年。賀龍躲在一個村子裏，同哥老會的兄弟們策劃起義，這是有幾個國民黨收稅的來了。他就率領村裏的幾個人襲擊收稅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們，解除了他們的衛隊的武裝。從這一事件中，他繳獲了足夠的手槍和步槍來武裝他的第一支農民軍。”
　　賀龍在哥老會中的名聲遍及全中國。紅軍說，他可以手無寸鐵地到全國任何哪個村子裏去，向哥老會說出自己的身份後，組織起一支部隊來。哥老會的規矩和黑話很難掌握，但是賀龍的“輩分”最高，因此據說曾經不止一次把一個地方的哥老會全部兄弟收編進紅軍。他的口才很好，在國民黨中是有名的。李說他說起話來能“叫死人活過來打仗”。
　　賀龍的紅二方麵軍在一九三五年最後從湖南蘇區撤出時，據說有步槍四萬多支。這支紅軍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長征路上所經受的艱難困苦較之江西紅軍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萬，又有成千上萬的餓死或被南京方麵炸死。但是由於賀龍的個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國農村的影響，據李說，他的許多部下寧可與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願意離去，在長征路上有成千上萬的窮人參加，填補缺額。最後他率眾約二萬人——大多數赤著腳，處於半饑餓和筋疲力盡狀態——到達西藏東部，與朱德會師。經過幾個月的休整，他的部隊現在又在行軍路上，向甘肅進發，預期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可以到達。
　　“賀龍的外表怎麽樣？”我問李。
　　“他是個大個子，像隻老虎一樣強壯有力。他已年過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們說他在長征路上背著許多受傷的部下行軍。即使他還在當國民黨的將領時，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樣簡單。他不計較個人財物——除了馬匹。他喜歡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歡的馬，這匹馬給敵軍俘獲了。賀龍又去打仗奪回來。結果真的奪了回來！雖然賀龍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謙虛。他參加共產黨後，一直忠於黨，從來沒有違反過黨的紀律。他總希望別人提出批評，留心聽取意見。他的妹妹很像他，個子高大，是個大腳女人。她領導紅軍作戰——還親自背傷員。賀龍的妻子也是如此。”
　　賀龍對有錢人的仇視，在中國是到處流傳的——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紅色遊擊隊剛剛開始組成的年代，當時湖南蘇區還沒有處在共產黨的全麵控製之下。在何鍵“農民大屠殺”時期許多農民有親友遭到犧牲，或者反動派在何鍵統治下奪回權力後，本人遭到地主的毆打和壓迫，都抱著深仇大恨來投奔賀龍。據說，如果賀龍還在二百裏外的地方，地主士紳都要聞風逃跑，哪怕有南京軍隊重兵駐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為他以行軍神出鬼沒著稱。
有一次賀龍帶到了一個名叫波斯哈德瑞士傳教士，軍事法庭因他從事所謂間諜活動——大概不過是把紅軍動向的情報傳給國民黨當局，許多傳教士都是這樣做的——“判處”他監禁十八個月。賀龍開始長征時，波斯哈德牧師的徒刑還沒有滿期，因此奉命跟著軍隊走，最後刑期滿了以後才在途中釋放，給旅費前往雲南府。使得大多數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師對賀龍並沒有講什麽壞話。相反，據說他說過，“如果農民都知道共產黨是怎樣的，沒有人會逃走。”①
　　當時正好中午要歇腳，我們決定到清涼宜人的溪水中洗個澡。我們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塊長長的平石上，淺淺的涼水在我們身上潺潺流過。有幾個農民過去，趕著一大群綿羊；頭頂上蔚藍色的天空晴朗無雲。四周一片寧靜、幽美，幾百年來都是這樣的，這種奇怪的晌午時分，隻使人感到寧靜、幽美和滿足。
　　我忽然問李長林結過婚沒有。“我結過婚了，”他慢慢地說。“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國民黨殺死了。”
　　我開始有一點點懂得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麽這樣長期地、這樣毫不妥協地、這樣不像中國人地進行戰鬥。我以後在路上還要從其他紅軍旅伴那裏了解到更多這方麵的情況。
　　①由約瑟夫·F·洛克轉述給斯諾聽的，他在波斯哈德到達雲南府時曾與他談過話。

　　四 紅軍旅伴
　　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即使包括雲南西部在內也是如此。那裏並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許多地方嚴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陝西，一個農民有地可以多達一百畝①，可是仍一貧如洗。在這一帶，至少要有幾百畝地才稱得上是一個地主，甚至按中國的標準來說，他也稱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穀裏，可以種大米和其他有價值的作物。
　　陝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也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常發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製，無論從數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很少有真正的山脈，隻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②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卻常常像畢加索③一樣觸目，隨著日光的轉移，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陰影和顏色起著奇異的變化，到黃昏時分，紫色的山顛連成一片壯麗的海洋，深色的天鵝絨般的褶層從上而下，好像滿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溝壑中。
　　第一天以後，我很少騎馬，倒不是可憐那匹奄奄待斃的老馬，而是因為大家都在走路。李長林是這一隊戰士中最年長的，其他都是十幾歲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個綽號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時問他為什麽參加紅軍。
　　他是個南方人，在福建蘇區參加紅軍六千英裏長征，一路走過來的。外國軍事專家都拒絕相信長征是可能的事。但是這裏卻有這個老狗，年方十七，實際看上去像十四歲。他作了這次長征，並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他說，如果紅軍要再長征二萬五千裏，他就準備再走二萬五千裏。
　　同他一起的一個孩子外號叫老表，他也是從差不多那麽遠的地方江西走過來的。老表十六歲。他們喜歡紅軍嗎？我問他們。他們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們兩人顯然都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紅軍教我讀書寫字，”老狗說。“現在我已經能夠操縱無線電，用步槍瞄準。紅軍幫助窮人。”“就這麽一些？”“紅軍對待我們很好，我們從來沒挨過打，”老表說。“這裏大家都一樣。不像在白區裏，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裏大家打仗是為了幫助窮人，救中國。紅軍打地主和白匪，紅軍是抗日的。這樣的軍隊為什麽有人會不喜歡呢？”
　　有一個農村少年是在四川參加紅軍的 ，我問他為什麽參加。他告訴我說，他的父母是貧農，隻有四畝田（不到一英畝），不夠養活他和兩個姊妹。他說，紅軍到他村子來時，全體農民都歡迎他們，給他們喝熱茶，做糖給他們吃。紅軍劇團演了戲。大家很快活。隻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後，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參加窮人的軍隊時，他們並不難過，反而很高興。
　　另一個少年大約十九歲，在湖南當過鐵匠學徒，外號叫“鐵老虎”。紅軍到他縣裏時，他放下風箱、鍋盤，不再當學徒了，隻穿了一雙草鞋、一條褲子就趕緊去參軍。為什麽？因為他要同那些不讓學徒吃飽的師傅打仗，同剝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窮人。紅軍對人民很好，不搶不打，不像白軍。他拉起褲腿，給我看一條長長的白色傷疤，那是戰鬥的紀念。
　　還有一個少年是福建來的，一個是浙江來的，還有幾個是江西和四川來的，但是大多數是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的已從少年先鋒隊“畢業”，雖然看上去還像孩子，卻已當了幾年紅軍了。有的參加紅軍是為了打日本，有兩個是為了要逃脫奴役，三個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過來的，但是他們大多數人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
　　接著我同一個班長談話，他是個“大”人，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參加紅軍。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轟炸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毀了。他從田裏回到家裏，發現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別，參加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紅軍遊擊隊，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犧牲。
　　他們來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國軍隊相比，是真正的“全國性”的軍隊，後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別編製的。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團結，隻不過是時常作為開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們真的吵架。事實上，我在紅區旅行的全部時間中，我沒有看到紅軍戰士打過一次架，我認為這在年輕人中間是很突出的。
　　雖然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為年紀太輕的緣故。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隻要有一個人什麽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裏也唱，從農民那裏學新的民歌，這是農民就拿出來陝西琵琶。
　　他們有的那點紀律，似乎都是自覺遵守的。我們走過山上得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卷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裏麵的果子，我們在村子裏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就拿我所見到的來說，農民們對我的紅軍旅伴並無不滿的流露。有些農民似乎還十分友善，非常向著他們——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雜稅大概不無關係。他們很自願地把他們的一點點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蘇區的錢。我們在中午或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當地蘇維埃的主席就立即給我們安排住處，指定爐灶給我們使用。我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士說說笑笑——對中國婦女來說，特別是對陝西婦女來說，這是非常開通的一種現象。
　　在路上的最後一天，我們在一個青翠的山穀中間的一個村子裏歇腳吃中飯，所有的孩子們都來看他們頭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決定考他們一下。
　　“什麽叫共產黨員？”我問道。“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開腔道。“還有呢？”“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那什麽叫資本家呢？”這個問題可難住了一個孩子，可是另外一個孩子回答說：“資本家自己不幹活，卻讓別人給他幹活。“這個答複也許過分簡單化了，不過我繼續問：“這裏有地主和資本家嗎？”“沒有！”他們都齊聲叫道。“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麽？”
　　“怕我們的紅軍！”
　　“我們的”軍隊，一個農村孩子說“他的”軍隊？顯然，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中國，又是什麽國家呢？我覺得這是不可信的。誰把這一切教給他們的呢？
　　我後來看到紅色中國的教科書和遇到聖誕老人徐特立時，終於知道了是誰教給他們的。徐特立曾經擔任過湖南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現在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
　　事實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見到他，那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隊走下最後的一個山坡，踏進紅色中國臨時首都的時候。
　　①一華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②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愛爾蘭小說家。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畫家。

　　第三篇 在保安
　　一 蘇維埃掌權人物
　　小村莊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論大小卻不常見。除了紅軍草創的工業以外。西北完全是個農業區，有些地方，還是半遊牧區。因此，縱馬登上崎嶇的山頂，看到下麵蒼翠的山穀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牆，確實使人覺得十分意外。①
　　在唐朝和金朝的時候，保安曾是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的邊防要塞。至今人們猶可在一條狹仄的隘口兩旁，看到堡壘的殘跡，被下午的陽光染成一片火紅色。當年蒙古人的征略大軍，就是通過這條隘口大舉侵入這個山穀裏來的。保安還有一座內城，從前駐紮過邊防軍；最近經過紅軍修繕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禦的磚牆，圍繞著約莫一英裏見方的地方，就是現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這裏終於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用最近采用的正式頭銜，就是“中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舊名“中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已在共產黨開始實行爭取建立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的時候放棄了。
　　周恩來的電報已經收到，他們正等待著我，“外交部”裏已替我預備好一個房間，我暫時成了蘇維埃國家的客人。我到了後，保安外僑的人數頓然劇增。另外的一個西方僑民就是一個稱作李德同誌的德國人。關於前德軍高級軍官李德，中國紅軍的這個唯一外國顧問（這使希特勒極為惱火），下文還要提到。
　　我到後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是個麵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麵孔，可是在好幾天裏麵，我總沒有證實這一點的機會。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關於毛澤東，我可以單獨寫一本書。我跟他談了許多夜晚，談到各種廣泛的問題，我也從士兵和共產黨員那裏聽到關於他的許多故事。我同他談話後寫的訪問記錄就有大約兩萬字。他幼年和青年時代的情形，他怎樣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一個領袖，為什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紅軍怎樣成長壯大起來，他統統告訴了我。他向我介紹了長征到西北的情形，並且寫了一首關於長征的舊詩給我。他又告訴我許多其他著名的紅軍戰士的故事，從朱德一直到那個把藏有蘇維埃政府檔案的兩隻鐵質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長征全程的青年。
　　從這樣豐富的未經利用、不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麽能夠用寥寥數百字把這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家的故事告訴你們呢？我不想做這樣壓縮的嚐試。毛澤東生平的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麵，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我以後還要根據他所告訴我的情況，把他個人曆史的那個豐富的激動人心的紀錄寫進本書。但是我在這裏想要談一些主觀的印象，還有關於他的令人感到興趣的少數事實。
　　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麽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麽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複興中國的動力，那末，在這個極其富有曆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但是我並不像宣布曆史的判決。同時，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澤東作為個人也是一個使人感到興趣的人物，因為，雖則他的名字同蔣介石一樣為許多中國人所熟悉，可是關於他的情況卻很少知道，因此有著各種各樣關於他的奇怪傳說。我是訪問他的第一個外國新聞記者。
　　毛澤東有能夠從死裏逃生、大難不死的傳說。南京曾經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沒有幾天以後，報上的新聞又出現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躍如昔。國民黨也曾經好幾次正式宣布“擊斃”並埋葬了朱德，有時還得到有千裏眼的傳教士的旁證。盡管如此，這兩個著名人物多次遭難，可並不妨礙他們參與許多次驚人壯舉，其中包括長征。說真的，當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報上正盛傳毛澤東的又一次死訊，但我卻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過，關於他的死裏逃生、大難不死的傳說，看來是有一些根據的，那就是，他雖身經百戰，有一次還被敵軍俘獲而逃脫，有世界上最高的賞格緝拿他的首級，可是在這許多年頭裏，他從來沒有受過一次傷。
　　有一個晚上，一個紅軍醫生——一個曾在歐洲學習、精通醫道的人——給他做全麵體格檢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裏，結果宣布他身體非常健康。他從來沒有得過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謠傳的那樣。②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盡管他跟大部分紅軍指揮員不一樣，吸煙沒有節製。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和李德（另一個煙癮很重的人）進行了獨特的植物學研究，邊嚐各種的葉子，要尋出煙葉的代替品來。
　　毛澤東現在的夫人賀子珍——從前是小學教員，現在本人也是個共產黨的組織者——卻不及她丈夫幸運。她受到過十多處傷，是炸彈碎片造成的，不過都是表麵的傷。正當我離開保安以前，毛氏夫婦新生了一個女孩子。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曾生了兩個孩子。她是一個中國名教授的女兒，數年前被何鍵殺害。
　　毛澤東現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歲。在第二次中華全國蘇維埃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這次大會的出席者，代表著當時生活在紅色法律③下的九百萬左右的人民。說到這裏，我要附帶插入幾句話。據毛澤東的估計，中央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製下的各區最高人口數字如下：江西蘇區三百萬；鄂皖豫蘇區二百萬；湘贛鄂蘇區一百萬；贛湘蘇區一百萬；浙閩蘇區一百萬；湘鄂蘇區一百萬；總共九百萬。有些估計高達此數的十倍，令人難以置信，大概是把紅軍或紅色遊擊隊所活動的各個地區全部人口加在一切而得出來的。我把中國蘇區人民有八千萬的數字告訴毛澤東的時候，他就笑了起來，並且說，要是他們真的有這樣廣大的麵積，革命就差不多勝利了。不過當然，紅色遊擊隊的地區，人口還有好幾百萬。
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範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麽人都要大。在幾乎所有組織裏，他都是一位委員——如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財政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公共衛生委員，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實際影響是通過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發揮出來的，因為政治局有著決定黨、政、軍政策的大權。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口中老是叨念著“我們的偉大領袖”。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把毛澤東的名字當作是中國人民的同義語，但是，我卻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個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顯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儉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曆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誌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軍占領陝北延安（膚施），遷都到了那裏。②彼得·弗萊明先生在其《孤家寡人》一書中似乎大大地傳播了這一謠言。③參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九三四年倫敦勞倫斯書店出版）。其中包括蘇區臨時憲法，和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目標的說明。又可參閱《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發展的報告》（一九三四年倫敦）。
　　紅軍正在保安蓋起幾所新建築，但當我在那裏的時候，住處是非常原始的。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裏，四壁簡陋，空無所有，隻掛了一些地圖。比這更差的他都經曆過了，但因為是一個湖南“富”農的兒子，他也經曆過比這更好的。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和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麽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製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
　　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日劇社看戲，休息的時候，群眾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次合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隻有二十八歲，他以前是蔣介石參謀部裏一個著名的年輕軍校畢業生。林彪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漲紅了臉，講了幾句很得體的話，請女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唱支歌，逃脫了“點名表演”。
　　毛澤東的夥食也同每個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除了這種癖好之外，他對於吃的東西就很隨便。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我聽到他發揮愛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他首先舉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說法，可是後來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愛吃紅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來反駁他，他又隻得笑著認輸了。附帶說一句，“赤匪”中間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紅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對自己或者供人吃食沒有意義感到不滿，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渾渾噩噩，沒有骨氣的生活，終於領導了一場蔬菜的起義。這首《紅辣椒》是毛主席最愛唱的歌。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征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
　　我發現他對於當前世界政治驚人地熟悉。甚至在長征途上，紅軍似乎也收到無線電新聞廣播，在西北，他們還出版著自己的報紙。毛澤東熟讀世界曆史，對於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了解。他對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我關於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來了。他似乎覺得很難理解，像英國那樣工人有參政權的國家，為什麽仍沒有一個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並沒有使他滿意。他對於麥克唐納表示極端的蔑視，他說麥克唐納是個“漢奸”——即英國人民的頭號叛徒。
　　他對於羅斯福總統的看法是很令人感興趣的。他相信羅斯福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以為中國可以跟這樣的人合作。他又問到許多關於美國新政和羅斯福外交政策的問題。他所提問題表明他對於這兩個政策的目標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裏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騙子，但認為墨索裏尼能幹得多，一個真正的權術家，有曆史知識，而希特勒，卻不過是資本家的沒有意誌的傀儡。
　　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書，對於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點，就是認為印度不經過土地革命是永遠不會實現獨立的。他問我關於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我指出美國的黑人和蘇聯的少數民族在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著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對此也表示有興趣。有興趣——但是並不同意我。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麽都不管了。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澤東自己對於武力、暴力以及“殺人的必要性”等問題的責任感。他年輕的時候，就有強烈的自由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傾向，從理想主義轉到現實主義的過渡隻能是在哲學上開始的。雖然他出身農民，但在年輕時候，本人卻不曾怎麽受過地主的壓迫，像有許多共產黨員那樣；還有，馬克思主義雖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據我的推想，階級仇恨對他來說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學體係中的一種理性的產物，而不是本能的衝動。
　　他的身上似乎沒有什麽可以成為宗教感情的東西。我相信他的判斷都是根據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認為他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大概基本上起著一種節製的作用。我覺得他想把他的哲學，即“長期觀點”的辯證法，作為任何大規模行動中的權衡標準，而在這個思想範圍內，人命的寶貴隻是相對的。這在中國的領袖人物中間顯然是很不平常的，因為從曆史上來說，他們往往置權宜於倫理之上。
　　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鍾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他認為這要歸因於他在少年時代在父親的田裏幹過苦活，要歸因於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期，當時他與幾個誌同道合的人組織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餓著肚皮，到華南山林中作長途的徒步跋涉，在嚴寒的日子去遊泳，在雨雪中光著脊梁——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鍛煉他們自己。他們憑直覺知道，中國的來日需要他們有忍受最大的艱難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澤東曾經花了整整一個夏天走遍他的家鄉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戶替農家做工換飯吃，有時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幾天不吃飯，隻吃些硬豆和水——這又是一種“鍛煉”腸胃的方法。他早年在這次農村漫遊中所結交的友誼，日後對他是有很大價值的，因為十年以後，他開始把湖南的成千上萬的農民組成了有名的農民協會，這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成了蘇維埃最初的基礎。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誌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在那次暴動中他的省裏有幾個饑餓的農民因到衙門要糧而被砍了頭。有一個戰士告訴我，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脫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說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懷疑，他是否能夠博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敬仰，也許這並不完全因為他有非凡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有農民的個人習慣。巴萊托①的中國門徒們也許要嫌他粗魯的吧。我記得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鬆下了褲帶，搜尋著什麽寄生物——不過話得說回來，巴萊托要是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可能也非搜尋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斷定，巴萊托決不會當著紅軍大學校長的麵前鬆下褲子的——我有一次訪問林彪的時候，毛澤東卻這樣做過。小小的窯洞裏非常熱。毛澤東卻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脫下了褲子，向著壁上的軍用地圖，仔細研究了二十分鍾——偶然隻有林彪插口問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澤東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隨便的習慣和他完全不在乎個人外表這一點相一致，雖然他完全有條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將軍和《中國名人錄》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樣。
　　在六千英裏的長征途中，除了幾個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和普通戰士一樣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幾年中，他隻要“叛變”投向國民黨，就可以升官發財，這也適用於大部分紅軍指揮員。這些共產黨人十年來忠於主義的堅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國收買其他造反者的“銀彈”的曆史，是無法充分估計的。
　　在我看來，他說的話是真誠、老實的。我有機會核對他的許多話，結果往往發現這些話是對的。他對我進行了幾次不太過分的政治宣傳，但是同我在非匪區所受到的政治宣傳比起來，卻算不得什麽。無論對我寫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從來不加任何檢查，對這優待，我非常感激。他盡力使我弄到能夠說明蘇區生活的各個方麵的材料。
　　由於在今天中國政局上的極大重要性，他的關於共產黨政策的一些主要講話，是值得認真考慮的。因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裝和非武裝的中國人民似乎都擁護他們的許多政策，因此，這些政策很可能成為造成中國命運發生根本變化的重要手段。
　　①一譯博洽德（一八四八——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通俗資本論》的作者。—譯注

　　二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麽？關於這個問題，我和毛澤東以及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曾經作了十幾次的談話。但在考察他們的政策之前，我們對於共產黨和南京之間長期鬥爭的性質，必須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紅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須首先看一看一些曆史事實。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轉述了洛甫的話，他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年輕書記，曾經留學美國，我在保安訪問了他。這部分讀起來可能很吃力，但我認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發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創建人孫逸仙博士同蘇俄達成了他的那個著名的協議。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當權，都自稱要為實現民主而鬥爭。要達成協議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在俄國顧問幫助下，按照列寧黨的方式，進行了改組，同中國共產黨結成了聯盟，共產黨員在領導和組織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躍，結果推翻了北京的腐敗獨裁政權。
　　這種合作的基礎，就共產黨人而論，可以歸結為孫逸仙博士和國民黨接受兩大革命原則。第一個原則承認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動收複政治上、領土上和經濟上的全部主權。第二個原則要求在國內實行反封建反軍閥政策——對地主軍閥實現民主革命，建設新式的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認為這必須是民主性質的。
　　當然，共產黨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實現，是將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立場是合乎邏輯的。
　　不幸孫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的合作宣告結束。從共產黨的觀點看來，國民革命也可說是在那時候完結了。國民黨的右翼，在新軍閥的控製之下，在某些外國、通商口岸銀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選出的漢口政府宣告決裂。他們在蔣介石領導下在南京另立政權，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中的大多數都認為這個政權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說，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本身的。
　　國民黨不久便順從南京的政變，但共產主義卻成了殺頭的罪名。共產黨人為民族主義的主要兩點——反帝運動和民主革命——實際上已被放棄了。接著就是軍閥的內戰，和後來對高漲的土地革命加緊進行鎮壓。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和前農會、工人領袖遭到了殺戮。工會都被解散。所謂“開明的專政”對各種形式的反對力量都進行鎮壓。即使這樣，軍隊中卻仍有不少共產黨員保存下來，在整個大恐怖時期黨沒有被打垮。在內戰中雖然耗資達幾十億元，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紅軍在西北所占領的地方卻是在他們完全控製下的一塊最大的連成一片的地區。
　　自然，共產黨相信，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十年的曆史，充分證明了他們的論點，那就是：對外不實行反帝政策，對內不實行土地革命，中國的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國民黨也把這定做他們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對於他們的論點，這裏沒有必要充分探討。但是假使我們要知道共產主義為什麽能夠有越來越多的人擁護，特別在愛國青年中間是這樣，為什麽在目前它還能在曆史的屏幕上投射東方大動蕩、大變化的影子，我們就必須注意它的主要論點。這些論點是什麽呢？
　　首先，共產黨說，自從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後，中國的情形是每況愈下了。妥協接著妥協。由於沒有能夠進行土地革命，在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村人口中間引起了廣大的不滿和公開的造反。農村人口中間普遍存在的貧窮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惡化。中國現在也有了幾條可以通行的公路，一隊優秀的飛機和新生活運動，但是除此之外，凡是了解一些其他情況的經濟學家無不為黯淡的前途擔憂。每天有天災人禍的消息傳來，這要是在大多數國家就會被認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國已多少成了司空見慣的常事。舉例說，甚至當我執筆在寫本章的時候，報上就載著從華中、華西發來的這樣駭人聽聞的消息：
　　豫、皖、陝、甘、川、黔各省災情，續有所聞。全國顯已遭多年來最嚴重的災饉，已有千萬人死亡。據最近川災救濟委員會調查，該省災區人口三千萬人，已有好幾萬人食樹皮和觀音土充饑。據傳陝西現有災民四十餘萬人，甘肅百餘萬人，河南約七百萬人，貴州約三百萬人。貴州災區遍及六十縣，官方的中央社承認是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災荒。①
　　在許多省份中，賦稅往往已預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農民因無力繳付地租和高利貸的利息，好幾千英畝的土地都任其荒蕪著。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來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說明許多別的省份也有同樣的情形。但是很少跡象表明，發生這種災荒的周期律有減緩的趨向。
　　當大批農村人口迅速的趨於破產的時候，土地和財富就隨著個體農民的總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數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手裏。②據報道，李滋-羅斯爵士曾經說過，中國沒有中產階級，隻有赤貧和巨富。如果此說過去不確的話，以後很可能成為事實。苛捐雜稅，腐敗的穀物繳租製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整個傳統製度，弄得無地的農民經常負債累累，沒有糧食儲備，完全無力應付旱災、饑饉、洪水這樣的危機。
　　一九二六年，毛澤東還擔任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在國共分裂之前，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的時候，曾經負責搜集二十一省土地統計。據他說，這次調查說明了占全部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在鄉地主、富農、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貸者，總共占有中國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農占有百分之十五。但是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貧農、佃農和雇農，卻隻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據毛澤東說，“自從反革命以後，這些數字就被禁止發表了。到十年後的現在，關於中國土地分配情況，仍不能從南京方麵得到任何說明。”
　　共產黨認為，農村的破產由於放棄反帝鬥爭——這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即“抗日鬥爭”——帶來的嚴重不利後果而加速了。由於南京對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中國把五分之一的領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鐵路線，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鐵礦，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帶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國出口貿易丟給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現在還控製了中國剩下來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銑鐵和鐵礦企業，中國一半以上的紡織業。對滿洲的征服，不僅從中國奪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來源，而且也奪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場。在一九三一年，滿洲從中國其他各省的輸入，占其總輸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國對偽滿洲國的貿易，卻隻占其輸入的百分之四。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國最適於工業發展的區域——使它可以阻止這種發展，而把原料移用於它自己的工業。這給予了日本以大陸上的根據地，它可以從這裏毫無顧忌地繼續侵略中國。許多人覺得，即使中國其餘部分不再遭侵略，這種種變化，已完全勾銷了南京可以歸功於自己的任何改革給後代帶來的好處。
　　①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評出版的《民主》；②討論這一問題的最傑出的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陳翰笙的近著《中國的地主和農民》（一九三六年紐約）。
　　那末，南京的九年反共戰爭的結果是什麽呢？西北當局最近曾在一個反對第六次反共“清剿”運動的宣告中，總結了這些結果。它告訴我們，第一次“清剿”運動時，滿洲落入日本的手裏，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棄了熱河，第四次失去了冀東，而第五次“肅清殘匪”運動中，冀、察的主權又受了很大的損害。因此，西北方麵認為，蔣介石最新的剿共與日本侵略綏遠北部發生在同一個時候，綏遠必然就要丟失。
　　自然，隻要共產黨繼續企圖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內戰的。但是早在一九三二年，紅軍就提出媾和，願意在抗日的共同綱領上與南京聯合。他們的提議被拒絕了。現在，紅軍在西北不斷擴展地盤，占了戰略上很大的有利條件，但共產黨卻在全國與抗日軍隊和愛國團體聯合，又重申它原來的提議，願意合作停止內戰，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來抵抗侵略者。隻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議製政府，對日抗戰，還政於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它答應把紅軍和蘇區完全歸中央政府來管轄。換句話說，共產黨準備同國民黨“重婚”，隻要它能恢複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綱領。在這兩個基本目標中，他們認識到爭取民族生存的鬥爭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棄土地問題的國內鬥爭去進行；而階級矛盾可能不得不從屬於外部的對日鬥爭的勝利解決，沒有這勝利解決，階級矛盾當然是不能滿意地解決的。
　　把毛澤東在我訪問時候所說的話，引錄幾段在下麵：
　　“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的政策決定於這一鬥爭。日本軍閥希望征服全中國，使中國人民成為他們殖民地的奴隸。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反抗日本經濟和軍事政府的鬥爭——這就是在分析蘇維埃政策時必須記住的主要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它特別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和蘇俄各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樣，不僅針對著中國，而且也是針對那些國家的……
　　“我們對於外國希望的是什麽？我們希望友好各國至少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而采取中立的立場。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積極幫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用“帝國主義”一詞的時候，共產黨把今天積極侵略中國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作了顯明的區分。毛澤東解釋說：
　　“關於總的帝國主義問題，我們認為在大國中間，有些表示不願參加新的世界大戰，有些不願坐看日本占領中國，如美、英、法、荷蘭和比利時等國。此外還有永遠在侵略強國威脅下的國家，如暹羅、菲律賓、中美各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等，這些國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脅之下。我們都把它們當作朋友，請它們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根據毛澤東在別處所指，即意大利和德國]以外，上述範圍中的各國，可以組成反戰、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在過去，南京曾從美、英和其他各國接受了許多的援助。這些款項和供應品大部分用於內戰。南京每殺一個紅軍的戰士，就殺了許多的農民和工人。據銀行家章乃器在最近發表一篇論文中的估計，南京每殺一個紅軍的戰士，就花中國人民八萬元錢。①因此，我們看來，這樣的“援助”，不能說是給中國人民的。
　　“隻有當南京決定停止內戰，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抗戰，並且與革命的人民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民主的國防政府的時候——隻有到了那個時候，這樣的援助與中國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我問毛澤東，蘇維埃是否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他指出有許多的不平等條約，實際上已為日本所破壞，特別在滿洲。至於中國代議製政府將來的態度，他這樣說：
　　“那些援助中國或者並不反對中國獨立和解放戰爭的國家，應該請他們同中國保持密切的友好關係。那些積極援助日本的國家，自然不能給予同樣的待遇：舉例說，德國和意國，他們已和偽滿洲國建立了特殊的關係，是不能算作中國人民的友邦的。對於友邦，中國願意和平談判互利的條約。對於其他的國家，中國準備在更廣泛的範圍上同他們保持合作。……至於日本，中國必須以解放戰爭的行動，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所有的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特權、租界和勢力。關於我們對於其他國家的關係，我們共產黨人並不主張采取可能使中國在抗日鬥爭中在國際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措施。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那末，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享有比從前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生產和消費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國人來管的事情，而必須要許多國家來參加。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生產力用在各方麵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夠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準。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在過去卻很少發揮；相反，它還受著本國軍閥和日帝國主義的壓製。”
　　最後我問：“中國是否可能與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結成反帝的聯盟呢？”
　　毛澤東回答：“反帝、反法西斯的聯盟，性質上就是共同防禦好戰國家的和平聯盟。中國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締結反法西斯條約，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這種國家為了自衛加入反法西斯陣線，是對它們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國完全淪為殖民地，那末這就是一係列長期的、可怕的、毫無疑義的戰爭的開始。因此必須做出抉擇。從中國人民自己來說，我們將采取對壓迫者進行抵抗的道路，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們一起走這一條路，而不要走上帝國主義的血腥曆史所決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國也必須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但這不是說，沒有外國的援助，中國就不能抗日！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和中國的人民，準備同任何國家聯合起來，以縮短這次戰爭的時期。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國家加入我們，我們也決心要單獨進行下去！”
　　但是這是多麽荒謬可笑！共產黨是真的認為中國可以打敗日本這樣強大的戰爭機器？我相信他們是這樣想的。那末，他們認為能獲得勝利所根據的，究竟是什麽樣的邏輯呢？這就是我向毛澤東提出的十幾個問題中的一個問題。下麵他的回答是有啟發性的，而且也許確是有預見性的，即使正統的軍事思想家可能認為它在技術上是有謬誤的。
　　①人民和“遊擊隊”被殺得要比正規紅軍戰士多得多。章先生的估計，除了實際軍事費用外，還包括勞動力的損失、莊稼的損失，村莊、城市和農田的破壞等耗費。

　　四 懸賞二百萬元的首級
　　紅軍大學有許多獨特無二的地方。
　　它的校長是一個二十八歲的指揮員，據說他從來沒有吃過一次敗仗。紅軍大學自稱有一個班的學員全是老戰士，平均年齡是二十七歲，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戰經驗，受過三次傷。有什麽別的學校由於“紙荒”而不得不把敵人的傳單反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或者每個學員的教育費用，包括夥食、衣著、一切在校開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銀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學員的首級賞格加起來總共超過二百萬元？
　　紅軍大學就是這樣。
　　最後，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隻有這麽一家。
　　所以不怕轟炸是因為在陝西和甘肅，除了普通房屋以外，還有很大的住人的窯洞、供佛的岩窟、防敵的堡壘，都有幾百年的曆史。有錢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這種奇怪的建築物，用以防禦洪水、外敵、饑荒，在這些地方囤糧藏寶，挨過曆次的圍困。這些洞窟深挖在黃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幾間屋子，可以容納好幾百人，是天造地設的防空洞，不怕原來是中國人民送給蔣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轟炸機的轟炸。紅軍大學就是在這種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達後不久，他們就把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介紹給我。林彪邀我找個日子給他的學員講話。他擬的題目是：“英美對華政策”。我感到為難。我對兩國的對華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況，我也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解釋。但是林彪堅持要我講。他說他們自己可以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他為此安排了一次“麵條宴”，使我感到盛情難卻，隻好勉強從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個工廠主的兒子，生於一九〇八年。他的父親因苛捐雜稅而破產，但是林彪還是設法讀完了中學，進了廣州的黃埔軍校學習。他在那裏成績優秀，在蔣介石及其首席顧問俄國將軍布留赫爾手下，受到了緊張的政治軍事訓練。他畢業後不久，北伐開始，林彪被提拔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剛二十歲，就成了國民黨張發奎領導下的著名第四軍裏的一個上校。同年八月，南京發生右派政變後，他率領所屬的一團軍隊在南昌起義中參加了賀龍和葉挺領導下的第二十軍，南昌起義是中國出現共產黨的反對派活動的開始。
　　林彪和毛澤東一樣，從來沒有受過傷，享有這樣盛名的紅軍指揮員並不多。他在前線身經百戰，在戰地指揮大軍曆時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戰士所經曆的各種艱難困苦他都嚐到過，他的首級的賞格高達十萬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沒有受傷，身體健康。
　　一九三二年，林彪負責指揮紅軍一軍團，當時該軍團有兩萬支步槍，成了紅軍最厲害的一部。主要由於林彪作為戰術家的出眾才能，奉派前來同它交戰的政府軍無不遭到它的殲滅，打敗或者被其製勝，而它自己則從來沒有被打敗過。據說有時南京部隊一經發現與一軍團對壘，就聞風而逃。然而關於這些著名的“鐵軍”的事，待我到了前線以後再說。
　　像紅軍的許多能幹的指揮員一樣，林彪從來沒有出過國，除了中文以外，不會說也不會讀任何外語。但是他不到三十歲就博得了紅軍內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國紅軍的軍事刊物《鬥爭》和《戰爭與革命》上發表的文章被南京的軍事刊物轉載，受到他們的研究和評論，在日本和蘇俄也是這樣。他以“短促突擊戰”創始者著稱，馮玉祥將軍曾經就這種戰術發表過評論。據說一軍團的許多勝利都歸因於紅軍熟練地掌握了“短促突擊戰”。
　　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揮員和他的紅軍大學教員一起到保安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我們是在文娛時間裏到的。有的學員在兩個球場上打籃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條黃河支流旁邊草地上的一個網球場上打網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寫東西，讀新到的書報，或者在他們簡單的“俱樂部”中學習。
　　這是紅軍大學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學員。紅大一共有四個分部，八百名學員。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員的行政管理下，還有無線電、騎兵、農業、醫務等學校。此外還有一個黨校和一個群眾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學員集合起來聽我將“英美對華政策”。我扼要地談了一下英美的態度，然後同意解答問題。我不久就發現，這是個大錯誤，請我吃的麵條根本就抵償不了我遇到的難堪。向我提出的問題，即使由H.G.威爾斯先生①來回答，也要自歎智瓊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問題：
　　“英國政府對成立親日的冀察委員會的態度如何，對日軍進駐華北的態度如何？”
　　“全國複興署②政策在美國的結果如何，對工人階級有什麽好處？”
　　“如果日本與中國開戰，德、意會幫助日本嗎？”
　　“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幫助，你估計日本對中國大規模作戰能維持多久？”
　　“國際聯盟為什麽失敗？”
　　“在英國和美國，共產黨都是合法存在的，為什麽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工人政府？”
　　“在英國組織反法西斯陣線方麵有了什麽結果？在美國呢？”
　　“以巴黎為中心的國際學生運動的前途如何？”
　　“你認為李滋-羅斯訪日會不會造成英日在對華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見？”
　　“中國抗日後，美國和英國會幫中國還是幫日本？”
　　“請談一談，既然美國和英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什麽它們在中國駐有軍艦和軍隊？”
　　“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對蘇聯的看法如何？”
　　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回答這些問題可不簡單！而且實際上不止兩個小時。從早上十點開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時候。最後得不出什麽結論，暫告結束。
　　後來我參觀了各個教室，並同林彪和他的教員們談了話。他們把學校招生條件告訴了我，並且給我看了印好的招生簡章，有好幾千份這樣的簡章秘密地發到了中國各地。四個分部招收“決心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和獻身於民族革命事業的人，不分階級、社會或政治背景。”年齡限製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不分性別。”“報考者必須體格健康，不患傳染病，”而且——這話有點籠統——“不染一切惡習”。
　　我發現，在實際上，第一分部的學員大部分是紅軍中的營、團、師級指揮員或政委，接受高級軍政訓練。為期四個月。根據紅軍規定，每個在役指揮員或政委每兩年必須至少受四個月這樣的訓練。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首的是連、排、班級指揮員，紅軍中有經驗的戰士，還有從“中學畢業生或有同等學力者、失業教員或軍官、抗日義勇軍幹部和抗日遊擊隊領袖、從事組織和領導工運的工人”中招來的新學員。紅軍在東征山西省時，山西有六十多個中學畢業生參加了紅軍。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課六個月。第四分部主要“訓練工兵、騎兵幹部、炮兵部隊”。我在這裏遇到了一些以前當過機工和學徒的人。後來，我在離開紅色中國時，我還遇到八個坐卡車來的新學員，他們是從上海和北平來上紅軍大學的。林彪告訴我，全國各地報名的有二千多名。當時主要問題是交通問題，因為每個學員都得“潛越”入境。
　　紅大各分部課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內容可以作為樣品以見一斑。政治課程有：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議、共和國的策略問題、列寧主義、民主主義的曆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況。
　　有些課程有專門的教材。有些是從江西蘇區出版機構帶來的，據說那裏的一個主要印刷廠曾經有八百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課程用的材料是紅軍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的講話，談的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或者利用繳獲的政府檔案、文件、統計的材料。
　　對於“紅軍真的要打日本嗎？”這個問題，紅大的這些課程也許是個很好的答複。這足以說明紅軍早已預見到而且在積極計劃中國如何對日本打一場“獨立戰爭”——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於奇跡，日本從已經處於日本軍隊的鐵蹄下的廣大中國領土上撤出去。
　　這不是個愉快的前景。有些在華外國資本家認為這是發瘋。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認，已有千百萬中國人成了日本的亡國奴，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怪中國人現在寧死也不願再未經一戰就放棄他們的自由。
　　至少紅軍有充分決心要抗戰，而且認為一打仗他們就首先上前線，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們的領導人的熱烈言論中，從軍隊嚴格的實際訓練中，從他們提出要同他們十年宿敵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的建議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從蘇區到處看得到的緊張宣傳活動中看出。
　　在這種宣傳教育活動中起著一個帶頭作用的是許多叫做人民抗日劇社的青年組成的劇團，他們在蘇區不斷地巡回旅行，宣傳抗戰，在農民中喚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義意識。
　　我首次參觀紅軍大學後不久就去看了這個令人驚異的兒童劇社的一場演出。
　　①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著名英國小說家。②羅斯福的一個新政機構。——譯注

　　五 紅軍劇社
　　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幹部出發時，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 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還有兩三個小時，保安似乎已經傾城而出。
　　學員、騾夫、婦女、被服工廠和鞋襪工廠的女工、合作社職工、蘇區郵局職工、士兵、木工、拖兒帶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邊那塊大草地湧過去，演員們就在那裏演出。很難想象有比這更加民主的場合了。不遠的網球場上甚至還有幾頭羊在啃草。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麽注意他們了。
　　台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製大幕布，上麵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拚音，紅軍大力提倡拉丁化來促進群眾教育。節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節目充滿了明顯的宣傳，一點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簡單。但是優點是從鑼鼓鐃鈸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來，采用活的題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國京劇那種沒有意義的曆史故事。最後，演出生氣勃勃，幽默風趣，演員和群眾打成一片，這就彌補了一部分細膩精美的不足。紅軍劇社的觀眾似乎真的在聽著台上的說話：同那些神情厭煩的京劇觀眾相比，這真使人驚奇，因為在中國，看戲的把時間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熱毛巾扔來扔去、到別的包廂裏去訪客上麵，隻是偶爾才看一下台上的戲。
　　第一個短劇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滿洲一村莊為背景，幕起時日軍到達，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趕走。第二幕中，日本軍官在一個農民家設宴，把中國人當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國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販在叫賣嗎啡和海洛因，強迫每一農民買一份。一個青年拒絕，就被叫出來訊問：“你不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衛生條例，你不愛你的‘聖上’溥儀，”拷打他的人這麽說。“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個青年就馬上給處決了。
　　接著一場戲是農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氣氛中叫賣貨物。突然來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們要當場察看身份證，忘記帶在身上的就被槍決了。接著兩個日本軍官大吃一個小販的豬肉。吃完後他要他們付錢時，他們奇怪地看著他說：“你要我們付錢？可是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塘沽停戰、何應欽一梅津協定、冀察委員會都給了我們，也沒有要一個銅板！為了一點點肉，你卻要我們付錢！”他們立刻把他當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當然，最後村子裏的人忍無可忍了。商販們把貨攤和遮陽的大傘推倒，農民們拿起長矛，婦女兒童拿起菜刀趕來，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戰到底”。 這個短劇很幽默風趣，用了本地方言。觀眾不時哄堂大笑，或者對日本人表示厭惡和仇恨的咒罵，他們情緒很激動。對他們來說，這不僅僅是政治宣傳，也不是滑稽戲，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員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年，而且是陝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觀眾由於全神貫注於劇中的思想，就把這一點完全給忘記了。
　　這場以滑稽戲為形式的表演所蘊藏的殘酷的現實意義，並沒有因為劇中的風趣和幽默而模糊起來，至少對一個在場的年輕戰士是如此。他在演劇結束時站了起來，用感情激動的嗓子大聲喊道：“打死日本強盜！打倒殺害中國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場觀眾都齊聲高喊他的口號。我後來打聽到這個少年是個東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殺死了。
　　就在這個時候，漫遊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緩和了氣氛。原來它們正在滿不在乎地啃球網，那是開場前忘記收起來的。一些學員趕去追逐羊群，把文娛部門這一重要財產搶救下來，引起了觀眾一陣哄笑。
　　第二個節目是《豐收舞》，由劇社的十幾個女孩子優美地演出。她們光著腳，穿著農民的衣褲和花背心，頭上係著綢頭巾，跳起舞來動作整齊優美。我後來知道，其中有兩個姑娘是從江西一路走過來的，她們原來在瑞金的紅軍戲劇學校學習舞蹈。她們是真正有才華的。
　　另外一個獨特而好玩的節目叫做《統一戰線舞》，表演中國動員抗日。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麽魔術變出這些服裝來的，忽然之間有一群群青年穿著白色的水手服，帶著水手帽，穿著短褲——先是以騎兵隊形，後來以空軍隊形，步兵隊形，最後以海軍隊形出現。中國人是演啞劇的天生藝術家，他們的姿態十分寫實地傳達了舞蹈的精神。
　　接著是一個叫做《紅色機器舞》。小舞蹈家們用音響和姿勢，用胳膊、大腿、頭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擬了氣缸的發動、齒輪和軲轆的轉動、發動機的轟鳴——未來的機器時代的中國的遠景。
在演出之間，觀眾中不時有人叫喊，要請別人即興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個陝西本地姑娘——工廠女工——唱了本省的一個古老民歌，由一個陝西農民用土製琵琶伴奏。另一個“點名”演出是一個學員吹口琴，又有一個學員唱一首南方人愛唱的歌。接著，使我感到完全手足無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國新聞記者獨唱！
她們不肯放過我。天曉得，我除了狐步舞、圓舞曲、《波希米》和《聖母瑪麗亞》以外，什麽也不會，而這些樂曲對這批鬥誌昂揚的觀眾來說是很不合適的。我甚至已記不起《馬賽曲》是怎麽唱的了。他們仍繼續要求。我在極度尷尬的情況下終於唱了《蕩秋千的人》。他們很有禮貌。沒有叫我再來一個。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個節目，我這才感到心頭一塊大石落地。這個節目是一個有革命主題的社會劇——一個管賬的同他的房東太太談戀愛。接著又是舞蹈，舞蹈之後是一個關於西南方麵新聞的活報劇和兒童們合唱《國際歌》。從燈光集中的一個圓柱上拉出繩子來掛著萬國旗，周圍伏著許多舞蹈演員。她們慢慢地跟著歌詞抬起身來，挺立著，最後在歌聲結束時高舉著緊握的拳頭。
　　演出結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舊未減。因此第二天我去訪問人民抗日劇社的社長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於一九〇七年生於河南，參加紅軍已有十年。她原來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宣傳隊，一九二七年馮玉祥 與南京的政變妥協以後，她就同許多年輕學生一起離開那裏，在漢口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派她去歐洲，在法國學習了一個時期以後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後回國，闖過國民黨對紅色中國的封鎖，開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紅軍劇社的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紹。演劇團體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組織起來的。據危女士說，在那裏，在瑞金的著名的高爾基學校裏，從蘇區各地招來了一千多名學員，紅軍訓練了大約六十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子裏和在前線巡回演出。每個劇團都收到各村蘇維埃要求去演戲的邀請。農民們由於文化生活貧乏，對於任何娛樂都是很受歡迎的，他們自動安排交通、吃飯、住宿的問題。
　　危女士在南方時任副社長，到了西北以後負責全部戲劇工作。她在江西參加長征，使幾十個經曆長征而仍活下來婦女之一。在南方的軍隊到西北之前，陝西蘇區就已有了劇社，但在江西的演員到大以後，戲劇藝術顯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現在一共約有三十個這樣的巡回劇社，甘肅也有一些。我以後旅行時還會碰到。
　　危女士繼續說：“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演員幾乎都是在當地招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現在都已成了導演了。”我遇到好幾個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還隻有十幾歲，可是已經過長征，現在負責組織和訓練各個村子裏的兒童劇社。
　　“農民們老遠來看我們紅軍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我們臨近白區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後，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是絕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後就不願再打紅軍了！”
　　這些劇團使我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什麽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顯然沒有，而是他們設備這麽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雷要。他們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就是能夠用這種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戲劇。演員們除了夥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象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那兒，給他們吃什麽就愉快地吃什麽，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走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紅軍的劇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寫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藝的幹部給他們寫的，但是大多數是宣傳部門的作家和藝術家寫的。有些短劇是成仿吾寫的，他是一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三年前參加紅軍，另外一些是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寫的，她現在也參加了紅軍。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是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就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占領一個地方以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紅軍東征山西時，成百上千的農民聽說隨軍來了紅軍劇社，都成群結隊來看他們演出，自願接受用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的戲劇進行的宣傳。
　　總的來說，這是把“藝術搞成宣傳”到了極端的程度，很多人會說，“為什麽把藝術扯了進去？”但從廣義來說，這就是藝術，因為它為觀眾帶來了生活的幻覺，如果說這是一種簡單的藝術的話，那是因為它所根據的活的材料和它作為對象的活的人在對待人生的問題上也是簡單的。對中國的人民大眾來說，藝術和宣傳是劃不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於：什麽是人生經驗中可以理解的，什麽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你也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盛大的巡回宣傳演山，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這種思想的存在權利。我現在也很難說，但是這很可能是紅軍最有永久價值的貢獻，即使他們最終遭到失敗和打垮。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即使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如今已經犧牲了，對這些農民來說，中國古舊文化的禁忌束縛是決不會再那樣有效了。不論命運使這些紅軍顛沛流離到什麽想象不到的地方，他們都有力地要求進行深入的社會改革——對此，農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們給窮人和受壓迫者帶來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信念。
　　不論他們有時犯過多麽嚴重的錯誤，不論他們的過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劇，不論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或那個問題上的強調或重視有多麽誇大，但是他們真誠的迫切的宣傳目標始終是要震撼、喚起中國農村中的億萬人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喚起他們的人權意識，同儒道兩教的膽小怕事、消極無為、靜止不變的思想作鬥爭，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而且沒有疑問，有的時候也纏住他們，強迫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新氣象——而鬥爭，為共產競心目中的具有正義、平等、自由、人類尊嚴的生活而鬥爭。農民階級經過兩千年的沉睡以後在覺醒的狀態下逐漸站起來，由此而產生的這種越來越大的壓力，較之南京方麵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
　　這種“共產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由於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學知識，引起了偉大的夢想，開始“回到民間去”，到他們國家的基層鄉土中去，把他們新獲得的知識“啟示’一些給知識上貧乏的農村，給生活在黑暗中的農民，爭取他們的聯盟，一起來建設一種“比較富裕的生活”。一個更好的世界是能夠創造的，而且隻有他們才能夠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樣的信念的鼓舞下，他們把實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帶到人民中去，征求他們的認可和支持。他們贏得的支持似乎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們通過宣傳和具體行動使億萬人民對於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紅軍之中常常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我是在一批過著暴力生活的學生中間，隻是因為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緣故，這種暴力的生活對他們來說，較之踢足球、教科書、談戀愛，較之其他國家中青年的主要關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時我幾乎不能相信，隻是由於這一批堅決的青年，有了一種思想的武裝之後，竟然能夠對南京的千軍萬馬進行了群眾性鬥爭達十年之久。這種不可置信的戰鬥友誼是怎麽產生的呢?是用什麽連結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來自什麽地方?也許可以說，它畢竟還是沒有成熟，但這是為什麽？它看來基本上仍舊象是一種有力的示威，象一種青年運動，這又是為什麽？
　　隻有當你了解中國的曆史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所經過的那種突出的孕育過程的時候，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答複。這一孕育的合法產兒顯然就是現在這支紅軍。幾百年來，中國的文人一直要努力淩駕於人民之上，儕身於高高在上統治人民大眾的一小批官僚階級之列——所憑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僅有的一些知識據為已有，以此來作為控製鄉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來啟蒙。但是新的孕育卻產生了一種現象——這個嬰兒不但要同“愚昧的大眾”共享知識，而且甚至要把大眾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時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麽才能夠把這震撼中國胎盤的極其自然的動蕩解釋清楚。我怎麽才能夠把這緩慢的受孕、臨產的胎動、產時的陣痛、產後的結果描寫出來?我可以一一列舉簡單的曆史事實；但我無法表達它對人造成的苦難劇痛。這時，毛澤東開始向我談到他的一些個人曆史，我一個晚上接著一個晚上，一邊寫著他的個人曆史，一邊開始認識到，這不僅是他的個人曆史，也是共戶主義——一種對中國有實際意義的適合國情的共產主義，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認為的那樣，不過是從國外領來的孤兒——如何成長，為什麽能贏得成千上萬青年男女的擁護和支持的記錄。這種個人曆史，我後來在紅軍許多其他領導人身上也會不斷聽到，隻是細節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讀者要想知道的，就是這樣的故事。下麵就是這個故事。

　　第四篇 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一 童年
　　我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我為我的愛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幾乎就像一個日本移民官員應該——然而卻沒有——為他的無禮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樣。對於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組問題，毛澤東一談就是十幾個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開始以為，要想他給我談談這方麵的詳細情況是不可能的了：他顯然認為個人是不關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隻談委員會啦、組織啦、軍隊啦、決議案啦、戰役啦、戰術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曆。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願詳談私事，甚至不願談他們同 誌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於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考慮到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後來我才發現，與其說是出於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那些個人瑣事了。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一再發現，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山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後，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麽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隻是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經過，他們進進出出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無數地方的情況；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隻有集體的意義，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在那裏創造了曆史，是因為紅軍曾經到過那裏，而在紅軍後麵的是他們為之戰鬥的那個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卻造成了報道的困難。
　　一天晚上，當我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複以後，毛澤東便開始回答我列為“個人曆史’的問題表。他看到“你結過幾次婚”這個問題的時候微笑起來。後來傳出謠言說我問毛澤東有幾個老婆，但是他畢竟是主張實行一夫一妻製的。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但我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我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我提請他注意關於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認為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他是一個無知的農民，有一條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他好象稍為感到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他同意應該糾正這類傳說。於是他再一次審閱我寫下的那些問題。
　　最後他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麽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我要的就是這個！”我叫道。
　　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象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裏，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澤東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浯，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ch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澤東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我記下的筆記又重譯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對耐心的吳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並沒有把它作文學上的加工，下麵就是這樣做的結果：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我父親叫毛順生，我母親在娘家的名寧叫文其美。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穀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穀。當我十歲家中隻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裏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隻是從貧苦農民那裏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裏賣給商人，在那裏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穀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裏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一個山穀裏。亂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裏的人找到了。我這才知道我隻是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那麽久，離家才八裏路。可是，我回到家裏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帳。他要我學珠算。既然我父親堅持，我就在晚上記起帳來。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雇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讚成施舍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同我父親辯論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辦法，引經據典地來駁他。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我就引用經書上長者必須仁慈的話來回敬。他指摘我懶惰，我就反駁說，年紀大的應該比年紀小的多幹活，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所以應該多幹活。我還宣稱：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會比他勤快得多。
　　老頭兒繼續‘聚財’，這筆財產在那個小村子裏已被認為是筆大財了。他不再買進土地，但他典進了許多別人的地。他的資本增加到了兩三千元。我的不滿增加了。在我們家裏，辯證的鬥爭在不斷地發展著②。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有一次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我們兩人在他們麵前爭論了起來。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提出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錯。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
　　回想起來，我認為我父親的嚴厲態度到頭來是自招失敗。我學會了恨他，我們對他建立了真正的統一戰線。同時，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帳，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父親讀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宇，足夠記帳之用。我母親完全不識字。兩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我是家裏的‘讀書人’。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盡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這位老先生討厭這些禁書，說它們是壞書。我常常在學堂裏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而且反複討論了許多次。關於這些故事，我們比村裏的老人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常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裏讀的。
　　我十三歲時，終於離開了小學堂，開始整天在地裏幫長工幹活，白天做—個全勞力的活，晚上替父親記帳。盡管這樣，我還是繼續讀書，如饑如渴地閱讀凡是我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經書除外。這教我父親很生氣，他希望我熟讀經書，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時，由於對造在法庭上很恰當地引經據典，使他敗訴之後，更是這樣了。我常常在深夜裏把我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我父親認為讀這些書是浪費時間。他要我讀一些象經書那樣實用的東西，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
　　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裏麵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製，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
　　我父親毛順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親信佛卻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他隻是罵我們，在他進攻之下，我們隻好退讓，另想辦法。但他總是不願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了影響，我自己也越來越懷疑了。我母親開始為我擔憂，責備我不熱心拜佛，可是我父親卻不置可否。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帳，路上遇到一隻老虎。老虎猝然遇見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親卻感到更加吃驚，對於他這次脫險的奇跡，他後來想得很多。他開始覺得，是不是得罪 了神佛。從此，他開始比較敬佛，有時也燒些香。然而，對於我越來越不信佛，老頭兒卻不加幹涉。他隻有處境不順當的時候，才求神拜佛。”
　　①一擔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②毛澤東在追憶這些事情的時候，幽默地笑著應用這些政治名詞來說明。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複學業的厚望．我也逐漸討厭田間勞動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為此我們發生了爭吵，最後我從家裏跑了。我到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裏讀了更多的經書，也讀了許多時論和一些新書。
　　這時，湖南發生了一件事情，影響了我的一生。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堂外邊，我們學生看到許多豆商從長沙回來。我們問他們為什麽都離開長沙。他們告訴我們城裏鬧了大亂子。
　　那年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長沙有成千上萬的人餓飯。饑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撫台衙門請求救擠。但撫台傲慢地回答他們說：‘為什麽你們沒有飯吃?城裏有的是。我就總是吃得飽飽的。’撫台的答複一傳到人們的耳朵裏，大家都非常憤怒，他們舉行了群眾大會，並且組織了一次遊行示威。他們攻打清朝衙門，砍斷了作為官府標誌的旗杆，趕走了撫台。這以後，一個姓莊的布政使騎馬出來，曉諭百姓，說官府要采取措施幫助他們。這個姓莊的說話顯然是有誠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歡他，責他同‘暴民’勾結。結果他被革職，接著來了一個新撫台，馬上下令逮捕鬧事的領袖，其中許多人被斬首示眾，他們的頭掛在旗杆上，作為對今後的‘叛逆’的警告。
　　這件事在我們學堂裏討論了許多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數學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們僅僅是從旁觀者的立場出發。他們並不懂得這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什麽關係。他們單純地把它看作一件聳聽的事而感興趣。我卻始終忘不掉這件事。我覺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裏人那樣的老百姓，對於他們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後，在韶山，秘密會社哥老會①裏的人同本地一個地主發生了衝突。這個地主到衙門裏去控告他們。因為他有錢有勢，所以很容易勝訴。哥老會裏的人敗訴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屈服，他們起來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裏，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散布謠言說，哥老會舉起義旗的時候，曾經殺死一個小孩祭旗。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做彭鐵匠的人。最後他們被鎮壓下去了，彭鐵匠被逼逃走，後來終於被捕斬首。但是在學生眼裏，他是一個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起義。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裏發生了糧荒。窮人要求富戶接濟，他們開始了一個叫做‘吃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盡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裏去。其中有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也不對。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有影響，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學來了一個‘激進派’教師。說他是‘激進派’，是因為他反對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勸人把廟宇改成學堂。大家對他議論紛紛。我欽佩他，讚成他的主張。
　　這些事情接連發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識的年輕心靈上，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占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逾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我父親決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來往的米店去當學徒。起初我並不反對，覺得這也許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說有一個非常新式的學堂，於是決心不顧父親反對，要到那裏去就學。學堂設在我母親娘家住的湘鄉縣。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裏上學，他向我談了這個新學堂的情況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裏不那麽注重經書，西方‘新學’教得比較多。教學方法也是很‘激進’的。
　　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去報了名。我說我是湘鄉人，以為這所學堂隻收湘鄉人。後來我發現這所學堂招收各地學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貫了。我繳納一千四百個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和學雜費。我父親最後也同意我進這所學堂了，因為朋友們對他說，這種‘先進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五十裏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十六歲。
　　在這所新學堂裏，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西學的新學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員中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他戴著假辮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辮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沒有見過這麽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很少農民供得起於弟上這樣的學堂。我的穿著比別人都寒酸。我隻有一套象樣的短衫褲。學生是不穿大褂的，隻有教員才穿，而洋服隻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許多闊學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們當中我也有朋友，特別有兩個是我的好同誌。其中一個現在是作家，住在蘇聯。
　　人家不喜歡我也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堂，是不是湘鄉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還要看是湘鄉哪一鄉來的。湘鄉有上、中、下三裏，而上下兩裏，純粹出於地域觀念而毆鬥不休，彼此勢不兩立。我在這場鬥爭中采取中立的態度，因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結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壓抑。
　　我在這個學堂裏有了不少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員，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無心讀古文。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本書，講的是康有為的變法運動。一本是《新民叢報》，是梁啟超編的②。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非常感謝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了反革命，變成了一個豪紳，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派。
　　許多學生因為假辮子而不喜歡那個‘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談日本的事情。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黃海之戰》的日本歌，我還記得裏麵的一些動人的歌詞：
　　麻雀歌唱，
　　夜鶯跳舞，
　　春天裏綠色的田野多可愛，
　　石榴花紅，
　　楊柳葉綠，
　　展現一幅新圖畫。
　　這首歌是歌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我當時從這首歌裏了解到 並且感覺到日本的美，也感覺到一些日本的驕傲和強大③。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從假洋鬼子那裏學到的就是這些。
　　我還記得我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聽說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都已死去的——雖然新皇帝宣統[溥儀]已經在朝兩年了。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對帝製派；說實在的，我認為皇帝象大多數官吏一樣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不過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變法罷了。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的事跡使我向往，我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同時我也學了一些外國曆史和地理．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裏，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裏麵有這樣一句：‘華盛頓經八年苦戰始獲勝利遂建國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侖、俄國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頓、格萊斯頓、盧梭、盂德斯鳩和林肯”。
　　①就是賀龍曾經加入過的秘密團體。②梁啟超是清朝末年一個有才華的政論家，維新運動的領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為和他兩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語堂稱梁啟超是“中國新聞史上最偉大的人物”。③這首歌唱的顯然是在日俄戰爭終了、締結樸次茅斯條約之後日本歡慶春節的情況。

　　二 在長沙的日子
　　毛汗東接著說：
　　“我開始向往到長沙去。長沙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一百二十裏。聽說這個城市很大，有許許多多的人，不少的學堂，撫台衙門也在那裏。總之，那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那時我非常想到那裏去，進一所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那年冬天，我請我的一位高小教員介紹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長沙去，極其興奮，一麵又擔心不讓我入學，我幾乎不敢希望真能進這所有名的學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沒有遇到困難就入學了。但是政局迅速發生變化，我後來在那裏隻呆了半年。
　　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力報》，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我深受這篇報道的感動，發現《民力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這份報紙是於右任主編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這個時候，我也聽說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的綱領。當時全國處於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之下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堂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所以我在文章裏提出，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
　　由於修築川漢鐵路而興起了反對外國投資的運動。立憲成為廣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複隻是下旨設立一個資政院。在我的學堂裏，同學們越來越激動。為了發泄排滿情緒，他們反對留辮子。我的一個朋友和我剪去了我們的辮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約剪辮子的人，後來卻不守信用。於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強剪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個人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就這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發展到主張全部取消辮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樣能夠改變一個人的觀點嗬！
　　在剪辮子事件上，我和一個在法政學堂的朋友發生了爭論，雙方就這個問題提出了相反的理論。這位法政學生引經據典來論證自己的看法，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是，我自己和反對蓄辮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場上，提出了一種相反的理論，駁得他啞口無言。
　　黎元洪領導的武漢起義發生以後，湖南宣布了戒嚴令。政局迅速改觀。有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校長的許可，到中學來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當場有七八個學生站起來，支持他的主張，強烈抨擊清廷，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建立民國。會上人人聚精會神地聽著。那個革命的演說家是黎元洪屬下的一個官員，他向興奮的學生演說的時候，會場裏麵鴉雀無聲。
　　聽了這次演講以後四五天，我決心參加黎元洪的革命軍。我決定同其他幾位朋友到漢口去，我們從同學那裏籌到了一些錢。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濕，必需穿雨鞋，於是我到一個駐紮在城外的軍隊裏的朋友那裏去借鞋。我被防守的衛兵攔住了。那個地方顯得非常緊張。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他們正誦到街上去。
　　起義軍當時正沿著粵漢路逼近長沙，戰鬥已經打響。在長沙城外已經打了一個大仗。同時，城裏麵也發生起義，各個城門都被中國工人攻占了。我穿過一個城門，回到城裏。進城後我就站在一個高地上觀戰，最後終於看到衙門上升起了‘漢旗’。那是一麵白色的旗子，上麵寫著一個‘漢’字①。我回到學校，發現它已經由軍隊守衛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會的兩名首領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推舉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設在省谘議局的舊址，議長譚延闓被免職了。省谘議局本身也被撤銷。革命黨人所發現的清廷文件中，有幾扮請求召開國會的請願書。原稿是由現在的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用血書寫的。當時他切斷指尖，表示誠意和決心。他的請願書是這樣開頭的：‘為籲請召開國會，予[為本省赴京代表]斷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職不久。他們不是壞人，而幾有些革命要求。但他們很窮，代表被壓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對他們不滿。過了沒有幾天，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候，看見他們已經陳屍街頭了。原來代表湖南地主和軍閥的譚延闓組織了一次叛亂推翻了他們。
　　這時，有許多學生投軍。一支學生軍已經組織起來，在這些學生裏麵有唐生智③。我不喜歡這支學生軍，我認為它的基礎太複雜了。我決定參加正規軍，為完成革命盡力。那時清帝還沒有退位，還要經過一個時期的鬥爭。
　　我的軍餉是每月七元——不過，這比我現在在紅軍所得的要多了。在這七元之中，我每月夥食用去兩元。我還得花錢買水。士兵用水必須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個學生，不屑挑水，隻好向挑夫買水。剩下的餉銀，我都用在訂報紙上，貪讀不厭。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日報》，裏麵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那裏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我也同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其實那隻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我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這個問題，可是隻有一位同學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個班裏，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非常喜歡他們。其餘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輩，有一個還是流氓，我另外又勸說兩個學生投了軍，我同排長和大多數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為我能寫字，有些書本知識，他們敬佩我的‘大學問’。我可以幫助他們寫信或諸如此類的事情。
　　革命這時還沒有定局。清朝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而國民黨內部卻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湖南有人說戰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幾支軍隊組織起來反對清朝，反對袁世凱④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湘軍準備采取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達成了和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子上去。我一共當了半年兵。
　　①“漢”即中國人。②都督即軍事總督。③唐生智後來在一九二七年擔任武漢汪精衛政府的國民軍司令。他對汪精衛和共產黨都叛變了，在湖南開始對“農民大屠殺”。④袁世凱後來當了中國的“大總統”，一九一五年又想做皇帝。
　　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那時候，辦了許多學校，通過報紙廣告招徠新生。我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來判斷學校的優劣，對自己究竟想做什麽也沒有明確主見。一則警察學堂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去報名投考。但在考試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還答應給些津貼。這則廣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說製造肥皂對社會大有好處，可以富國利民。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這裏也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
　　這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成了法政學生，他勸我進他的學校。我也讀到了這所法政學堂的娓娓動聽的廣告，它許下種種好聽的諾言，答應在三年內教完全部法律課程，並且保證期滿之後馬上可以當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斷向我稱讚這個學校，最後我寫信給家裏，把廣告上所答應的一切諾言重述一遍，要求給我寄學 費來。我把將來當法官的光明圖景向他們描述丁一番，我向法政學堂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等侯父母的回信。
　　命運再一次插手進來，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則商業學堂的廣告。另外一位朋友勸告我，說國家現在處於經濟戰爭之中，當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又向這個商業中學付了一元錢的報名費。我真的參加考試而且被錄取了。可是我還繼續注意廣告。有一天我讀到一則把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狡說得天花亂墜的廣告。它是政府辦的，設有很多課程，而且我聽說它的教且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決定最好能在那裏學成一個商業專家，就付了一塊錢報名，然後把我的決定寫信告訴父親。他聽了很高興。我父親很容易理解善於經商的好處。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隻住了一個月。
　　我發現，在這所新學校上學的困難是大多數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不懂得什麽英語；說實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麽了。另外一個困難是學校沒有英語教師。這種情況使我感到很討厭，所以到月底就退學了，繼續留心報上的廣告。
　　我下一個嚐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一塊錢報了名，多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個學校很大，有許多學生，畢業生也不少。那裏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他因為我有文學愛好而很願接近我。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禦批通鑒輯覽》，其中有乾隆的上諭和禦批。
　　大致就在這個時候，長沙的一個政府火藥庫發生爆炸，引起大火。我們學生卻感到很有趣。成噸的槍彈炮彈爆炸著，火藥燃燒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來要好看得多了．過了一個月左右，譚延闓被袁世凱趕走，袁現在控製了民國的政治機器。湯薌銘接替了譚延闓，開始為袁籌備登基。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禦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還不如自學更好。我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我非常認真地執行，持之以恒。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隻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我天天在圖書館讀到關門才出來。
　　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曆史。我在那裏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盂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曆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我那時住在湘鄉會館裏。許多士兵也住在那裏，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鄉人。他們沒有工作，也沒有什麽錢。住在會館裏的學生和士兵總是吵架。一天晚上，他們之間的這種敵對爆發成為武鬥了。士兵襲擊學生，要想殺死他們。我躲到廁所裏去，直到毆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那時候我沒有錢，家裏不肯供養我，除非我進學校讀書。由於我在會館裏住不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處。同時，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經作出結論，我最適合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了。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的一則動聽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讀著它的優點：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寫信告訴家裏，結果得到他們的同意。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三個人都錄取了——因此，我實際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並不認為我為朋友代筆是不道德的行為，這不過是朋友之間的義氣。
　　我在師範學校讀了五年書，抵住了後來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度過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裏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
　　這所新學校有許多校規，我讚成的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我尤其討厭一門靜物寫生必修課。我認為這門課極端無聊。我往往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離開教室。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麵加上一個半圓，表示‘半壁見海日’。①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說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各課得到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扯平了其他課程的壞分數。
　　學校裏有一個國文教員，學生紿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綽號。他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半通不通。我隻得改變文風。我鑽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員常常給我一些舊《民報》看，我讀得很有興趣。從那上麵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②有一天我讀到一份《民報》，上麵刊載兩個中國學生旅行全國的故事，他們一直走到西藏邊境的打箭爐。這件事給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們的榜樣，可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想應當先在湖南旅行一試。
　　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遊曆了五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與我同行。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蕭瑜這個家夥，後來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當國民黨的官。易培基原來是湖南師範的校長，後來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給蕭瑜謀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管理的職位．蕭瑜盜賣了博物院裏一些最珍貴的文物，於一九三四年卷款潛逃。
　　我這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誌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 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③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④。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恬過——後來也投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沒有想到她。在這個年齡的青年的生恬中，議論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青年的家裏，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當著我的麵把他的傭人叫來，談買肉的事，最後吩咐他去買一塊。我生氣了，以後再也不同那個家夥見麵了。我的朋友和我隻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我們也熱心於體育鍛煉。在寒假當中，我們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江過河。遇見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衣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也脫掉襯衣，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高聲叫嚷，說這是叫做‘風浴’的體育新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我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裏遊泳。這一切都是在‘體格鍛煉’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的體格大概很有幫助，我後來在華南多次往返行軍中，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特別需要這樣的體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信關係。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學會。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現任黨的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在二方麵軍；何叔衡，中央蘇區的最高法院法官，後來被蔣介石殺害；郭亮，有名的工會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殺害；蕭子（日章），作家，現在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殺害；
易禮容，後來當了中央委員，接著‘轉向’國民黨，成了一個工會的組織者；蕭錚，黨的一個著名領導人，是在最早發起建黨的文件上簽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學會的大多數會員，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殺害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個團體，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學會性質相近。它的許多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人。其中有它的領袖惲代英，在反革命政變中被蔣介石殺害。現在的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也是社員。還有張浩，現在負責白軍工作。北京也有一個團體叫做輔社，它的一些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在中國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漢口、天津⑤，一些激進的團體由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組織起來，開始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
　　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進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①李白一首名詩之中的話。②同盟會是孫逸仙博士成立的秘密革命團體，為目前在南京當政的國民黨的前身。當時大多數會員流亡在日本，對“帝製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和康有為進行激烈的“筆戰”。③李立三後來實行有名的“李立三路線”，遭到毛澤東的激烈反對。《西行漫記》下文將述及毛澤東談到李立三與紅軍的鬥爭以及鬥爭的結果。④新民學會。⑤在天津，領導激進青年的組織是覺悟社。周恩來是創始人之一。此外還有：鄧穎超（周恩來夫人）；馬駿，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處死；諶小岑，當時擔任國民黨廣州市委書。

　　三 革命的前奏
　　在毛澤東追述往事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一個旁聽者至少和我同樣感興趣，這就是他的妻子賀子珍。很明顯，他談到的有關自己和共產主義運動情況，有許多是她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毛澤東在保安的同誌，大多數也是這樣。後來，當我向紅軍其他領導人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他們的同事常常圍攏來興趣盎然地聆聽他們第一次聽到的故事。盡管他們已經在一起戰鬥了多年，他們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參加共產黨以前的日子的情況，他們往往把這些日子看做一種黑暗時代，真正的生命隻是在成為共產黨人以後才開始的。
　　在另一個晚上，毛澤東盤膝而坐，背靠在兩隻公文箱上。他點燃了一直紙煙，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斷的故事的線索說下去：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隻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裏麵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裏，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①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當時叫北京。當時湖南有許多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曾經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打算出國前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在一批批出國的人裏麵有許多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後來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徐特立也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他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席到法國去，這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不過他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共產黨。
　　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是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從現在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李石曾那裏學習法文，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後，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佗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裏，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②——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裏，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找尋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③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讚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麵，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采、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於裏。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梅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①當時現代報紙在中國仍是個新鮮事物，許多人，特別是當官的對之極為厭惡，今天（指斯諾成文的時候）猶是如此！②張國燾一九三八年叛黨，投靠蔣介石國民黨。③原文為Chu Hsun-pei。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我隻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後怎樣才能再向前走。可是，象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孔德學校弄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元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曆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東的神嶽泰山，馮玉樣將軍曾在這裏隱居，並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給賊偷去了。哎喲！怎麽辦呢？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誨去的車票。就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隨時留神著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經募集了大批款項，協助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撥出一些錢幫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們上輪船以後，就起程回長沙了。
　　記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遊曆過這些地方：
我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我沿著洞庭湖環行，繞保定府城牆走了一圈。《三國》上有名的徐州城牆，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牆，我都環繞過一次。最後，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那時看來，是可以同步行遊曆湖南相比美的。
　　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特別是新民學會，都激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這家夥很壞。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撤換他，並且派遣代表團分赴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因為那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張敬堯查禁了《湘訌評論》來報複學生的反對。
　　於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裏組織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為普遍的反軍閥的宣傳，為了促進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闓推翻了，長沙建立了新政權。大致就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兩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堅持進行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的綱領。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裏我再次看見了陳獨秀。①我第一次同他見麵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接著我回到長沙著手組織聯盟。我在長沙一邊當教員，一邊繼續我在新民學會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地現代化，所以主張同北京分離。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
　　譚廷闓被一個叫做趙恒惕的軍閥趕出湖南，趙利用‘湖南獨立’運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裝擁護這個運動，主張中國聯省自治。可是他一旦當權，就大力鎮壓民主運動了。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權和代議製政府，一般地讚成資產階級民主綱領。我們在自己辦的報紙《新湖南》上公開鼓吹進行這些改革。我們領導了一次對省議會的衝擊，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次鬥爭的結果，我們把省議會裏張掛的胡說八道和歌功頌德的對聯匾額都扯了下來。
　　衝擊省議會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嚇慌了統治者。但是，趙恒惕篡奪控製權以後，背叛了他支持過的一切主張，特別是他凶暴地壓製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們的學會就把鬥爭矛頭轉向他。我記得一九二〇年的一個插曲，那年新民學會組織了一個示威遊行，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這次示威遊行遭到警察鎮壓。有些示威者要想在會場上升起紅旗，警察禁止這樣做。示威者指出，依照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警察聽不進去。他們回答說，他們不是來上憲法課，而是來執行省長趙恒惕的命令的。從此以後，我越來越相信，隻有經過群眾行動取得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曆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②”
　　①陳獨秀於一八七九年生於安徽，乃一著名學者和政論家，擔任“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國立北京大學文學係主任多年，他本人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主張采用白話代替文言，開始了這個運動。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和主要提倡者，後來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在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舉行了一次滑稽戲一樣的“審判”，被判長期徒刑，現在南京獄中（指斯諾成文的時候）。他與魯迅一起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人物。②毛澤東以後沒有再提到他和楊開慧的生活。從各方麵的記述來看，她是一個傑出的婦女，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後來成了大革命中的一個青年領袖，最活躍的女共產黨員之一。他們的結合被當時湖南的新青年認為是“理想的羅曼史”。他們兩人顯然十分忠誠。楊開慧女士後來大約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鍵殺害的。

　　四 國民革命時期
　　毛澤東這時候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早在一九一九年，陳獨秀就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係。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馬林前來上海，安排同中國黨聯係。不久之後陳獨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會議，幾乎同一個時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國學生也開了會，打算在那裏成立一個共產黨組織。
　　如果我們想到中國共產黨還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少年，那麽它的成就實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國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黨，也是除了俄國以外，唯一能夠自稱有一支自己的強大軍隊的共產黨。
　　又是一個晚上，毛繼續他的敘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於我在這方麵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這次有曆史竟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那年十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在上海，黨中央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張國燾[現在四方麵軍]，陳公博[現為國民黨官員]，施存統[現為南京官員]，沈玄廬，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害]，李達和李森[後被害]。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黨校校長]，許白昊和施洋。在陝西的黨員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後被害]、鄧中夏、張國燾[現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人民委員]、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盡美和鄧患銘是山東支部的創始人。
　　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裏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隻是時間稍後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創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那年冬天，展開了蓬蓬勃勃的勞工運動。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礦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學生幾乎全數組織了起來。在學生戰線和工人戰線上，進行了多次的鬥爭。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人銓，這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恒惕的宣傳運動。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派工人運動的一個領袖，以工業學校學生為基礎，是反對我們的。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都是支持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候已經組織成為湖南全省勞工會。但是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達成妥協，並且通過協商，防止了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
　　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拽不到任何同誌，結果沒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動工會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經達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作出了有曆史意義的決定：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我到上海去，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其他執行委員，有[後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事，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加倫擔任該校顧問，其他蘇聯顧問也從俄國來到。國共合作開始具有全國革命運動的規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間，我組織了該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趙恒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我到達那裏的時候，正逢黃埔學生打敗雲南軍閥楊希閔和廣西軍閥劉震寰。廣州市和國民黨內部彌漫著一片樂觀氣氛。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我在廣州擔任《政治周報》的主編，這是國民黨宣傳部出版的一個刊物。後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還負責訓練農民運動組織人員，為此目的，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來自二十一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來的學生。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林祖涵那時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在共產黨內，我特別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裏表示的意見，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頓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後來它在廣州《農民月刊》和在《中國青年》雜誌上刊出了。第二篇論文在湖南出了小冊子。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高潮。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在那裏發動他的第一次政變的時候。在國民黨左右兩派達成和解，國共團結得到重申以後，我於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我在上海指導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接著被派到湖南去擔任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情況下，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並向中央委員合作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采取新的路線。第二年初春，我到達武漢的時候，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我出席會議並討論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誌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通過了決議，采納我的主張並提交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仍然在陳獨秀支配之下。盡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南京開始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他不顧一切反對，執行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對於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對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麽，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可能發揮的作用。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就沒有再討論土地問題。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它根本投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然而，大會以後，還是組織了全國農民協會，我是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盡管共產黨對農民運動采取冷淡的態度，而國民黨也肯定感到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已經有了一種驚人的戰鬥精神。高級官員和軍事將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陳獨秀把我調出了湖南，認為那裏發生的一些情況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已經發生。在廣州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十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這時，黨內情況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之後，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台了。”

　　五 蘇維埃運動
　　關於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的引起很多爭論的事件，我和毛澤東曾有一次談話，我覺得完全有必要在這裏一提。這並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傳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他個人對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一生經曆中的轉折點的看法，在這裏提一下，還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問毛澤東，在他看來，對於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南京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他認為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讚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對，對於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 也下令這樣做子。”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隻是站著而已”。據毛澤東說，他“能說，而且說得太多了，卻不提出任何實現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客觀地來說，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陳獨秀實在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武裝起義的現實終於擺在他麵前的時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當時的形勢。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於驚惶和失敗。”
　　毛澤東說，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據毛澤東說，“甚至於不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但是，到頭來還是羅易促成了同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電報，指示黨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得到了一個抄件，馬上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那時是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這種輕率的做法的結果①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漢政權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蔣介石所摧毀。
　　看來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麽“意見”，而是幹脆發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當然，武漢的大失敗，後來成了俄國國內在世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鬥爭的焦點，在這個階段以後，俄國反對派被摧毀，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被弄臭，蘇聯開始認真“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它由此出發，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產黨在和國民黨分裂以前采取了比較積極的政策，從工人和農民中創建了黨的軍隊，毛澤東也並不認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會被打敗，“但是，蘇維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規模展開，就可能有一個後來無論如何不會被消滅的根據地……”
　　毛澤東的自述現在已經談到蘇維埃的開端。蘇維埃是從革命的廢墟上興起的，它要赤手空拳從失敗中鬥爭出一個勝利的結果來。他接著說：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葉挺率領的第二十軍，同朱德合作，領導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紅軍的前身組織起來了。一星期以後，即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非常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自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我就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對於這個決定，我是積極出了力的。出席會議的其他十位委員中，有蔡和森、彭公達和翟秋白。黨采取了新的路線，同國民黨合作的一切希望暫時是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無可救藥地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了。長期的公開奪取政權的鬥爭現在開始了。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我在那裏的綱領，要求實現下麵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政權；(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當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反對，後來它才把這一點作為—個口號提出來。
　　九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已經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軍隊的第一批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漢陽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稱為‘工農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由漢陽礦工組成。第二團是由平江、瀏陽、醴陵和湖南其他兩縣的部分農民赤衛隊組成。第三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團的一部分。這支軍隊經湖南省委批準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軍的總綱領，卻為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後者似乎隻是采取觀望的政策，而不是積極反對的政策。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略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裏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麵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裏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隻剩下兩個銅板了。
　　新師成立以後，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衛團的一個指揮員餘灑度，任第一軍軍長。餘多少是因部下的態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國民黨那裏去了。現在他在南京給蔣介石工作。
　　這支領導農民起義的小小隊伍，穿過湖南向南轉移。它得突破成千上萬的國民黨部隊，進行多次戰鬥，經受多次挫折。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餘灑度逃跑以後，部隊到達寧都時進行了改編。陳浩被任命為剩下來大約一團兵力的部隊的指揮員；後來他也‘叛變’了。但是，在這個最早的部隊中，有許多人始終忠心耿耿，直到今天還在紅軍中，例如現任一軍團政委的羅榮桓，現任軍長的楊立三。這支小隊伍最後上井岡山②的時候，人數總共隻有一千左右。
　　由於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批準，又由於第一軍遭受嚴重損失，而且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象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中央委員會這時明確地批評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黨的前委的職務。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杆子運動’。盡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後來的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部隊補充了新兵，這個師人員又充實了，我擔任了師長。”
　　①從國民黨左派觀點來看的這個事件和這個時期一個有趣的敘述，見唐良禮[譯音]著《中國革命內幕史》（一九三〇年倫敦）。②井岡山在湘贛邊界，是個不可攻破的山寨，原來為土匪所占。史沫特萊所著《中國的紅軍在前進》（一九三三年紐約）一書對共產黨攻占此山及後來在那裏的情況有所記述。
　　“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師守住了井岡山的根據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邊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選舉出來了。主席是杜修經。在這個蘇維埃以及後來的蘇維埃中，我們推行了一個民主的綱領，采取溫和的政策，建築在緩慢而不斷的發展這一基礎上。這樣一來，井岡山就遭到黨內盲動主義者的斥責，他們要求對地主實行搶、燒、殺的恐怖政策，為了使他們喪膽。第一軍前敵委員會拒絕采用這種策略，所以被頭腦發熱的人汙蔑為‘改良主義者’。我因為沒有實行更加‘激進的’政策，遭到他們猛烈的攻擊。
　　一九二七年冬天，兩個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當土匪頭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參加了紅軍。這使紅軍的實力增加到將近三團人。王、袁都被任為團長，我是軍長。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國民革命，現在願意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了師。我們一同製訂丁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包括六個縣的蘇區，逐步地穩定並鞏固湘贛粵邊區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向更廣大的地區發展。這個戰略同黨的建議是相反的，後者一味作迅速發展的空想。在軍隊內部，朱德和我得同兩個傾向作鬥爭：第一個傾向是要立即進攻長沙，我們認為這是冒險主義；第二個傾向是要撤退到廣東邊界以南去，我們認為這是‘退卻主義’。根據我們當時的看法，我們的主要任務有二：分地和建立蘇維埃。我們要武裝群眾來加速這個過程。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優待被俘敵軍，以及總的來說主張民主的溫和主義。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井岡山召開了一個代表會議，出席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的代表。在蘇區的黨員中，對於上述各點仍然有一些意見分歧。在這次會議上，各種不同的意見充分地發表出來子。少數人認為在上述政策的基礎上我們的前途大受限製，但是多數人相信這個政策，因此當宣告蘇維埃運動將獲得勝利的決議案提交表決的時候很容易就通過了。但是，黨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批準這個運動。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的消息傳到井岡山的時候，才得到批準。
　　對於那次代表大會所采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導人和農村地區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消除了，黨恢複了一致。
　　六人的決議總結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的經驗。它的結論是讚成把重點放在土地運動上。大約在這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暴動，為建立新蘇區打下了基礎。在西麵的賀龍和在東麵的徐海東，開始建立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區域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和張國燾去了那裏。一九二七年冬天，方誌敏和邵式平在鄰接福建的江西東北部邊界，也開展了一個運動，後來發展成為強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彭湃率領一部分忠心耿耿的部隊到海陸豐去，那裏成立了一個蘇維埃，由於它執行盲動主義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毀。它的一部分軍隊在古大存指揮下從那個地區突圍，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聯係，後來成為紅軍第十一軍的核心。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遊擊隊，開始在江西的興國、東固活躍起來。這個運動以吉安一帶為根據地，這些遊擊隊後來成為第三軍的核心，而這個地區本身則成為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在福建西部，張鼎丞、鄧子恢和後來變成社會民主黨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蘇維埃。
　　在井岡山‘反冒險主義鬥爭’時期，第一軍打敗了白軍兩次攻占井岡山的企圖。對於我們正在建立的那種機動部隊說來，井岡山證明是絕好的根據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種的農作物足夠供給一支小小的軍隊。它方圓有五百裏，縱橫約八十裏。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稱，叫它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岡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廢的山。五井這個名稱是從山麓五口大井得來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個村就是以這五口井相稱。
　　我們的隊伍在井岡山會師以後，進行了改編，著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任軍長，我任黨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鍵的部隊發生起義和嘩變以後，井岡山來了更多的軍隊，這樣就產生了紅軍第五軍。彭德懷任軍長。除了彭德懷以外，還有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犧牲的鄧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犧牲的黃公略；和滕代遠。
　　來了這麽多軍隊，山上的條件變得很差了。部隊沒有冬衣，糧食奇缺。我們有好幾個月幾乎隻靠吃南瓜過活，戰士們喊出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南瓜！’——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懷守井岡山，自己突破了白軍的封鎖，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結束。
　　第四軍這時迅速而順利地展開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戰鬥。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當地的紅軍部隊會合。我們接著分兵挺進永定、上杭和龍岩，在這幾縣成立了蘇維埃。紅軍來到以前就存在於這些地區的戰鬥的群眾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幫助我們能夠在穩定的基礎上，非常迅速地鞏固蘇維埃政權。通過群眾性的土地運動和遊擊隊活動，紅軍的影響擴大到了其他幾個縣，但是共產黨人到後來才在那裏充分掌握權力。
　　紅軍在物質上和政治上的情況都有了改進，但是還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例如‘遊擊主義’就是一種弱點，反映在缺乏紀律，極端民主化和組織渙散上麵。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流寇思想’——不願意安心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喜歡流動、變換環境，喜歡新奇的經曆和事件。還有軍閥主義殘餘，個別指揮員虐待甚至毆打戰士，憑個人好惡，對人有所歧視或者偏愛。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古田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以後，許多這樣的弱點都被克服了。大會討論了改進的辦法，消除了許多的誤解，通過了新的計劃，這就為在紅軍中提高思想領導奠定了基礎。在這以前，上麵所說那些傾向是十分嚴重的，而且被黨內和軍事領導內的一個托洛茨基派別利用了來削弱運動的力量。這時開展了猛烈的鬥爭來反對他們，有些人被撤銷了黨內職務和軍隊指揮職務。劉恩康——一個軍長，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據揭發，他們陰謀在對敵作戰時使紅軍陷入困境而消滅紅軍。幾次作戰失敗後，他們的計劃就暴露得非常明顯了。他們惡毒地攻擊我們的綱領，反對我們的一切主張。經驗已經證明他們的錯誤，他們被撤去領導職務，在福建會議以後，他們就沒有影響了。
　　這次會議為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鋪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輝的勝利。幾乎整個江西南部都落入紅軍之手。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建立起來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今後蘇維埃的綱領。當地黨、軍、政代表都出席了會議。會上詳細討論了土地政策的問題，由那些反對分配土地的人所發動的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被打敗了。會議決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蘇維埃，在這以前，紅軍隻是組織地方的和鄉的蘇維埃，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了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於在後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六 紅軍的成長
　　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曆史”的範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於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曆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
　　他的敘述越接近結束，我越發需要詢問他自己的事情。當時他在做什麽?當時他擔任什麽職務?遇到這種或那種情況，他抱什麽態度?我的提問，總的說來，使得他在這最後一章自述中有幾處提到自己：
　　“逐漸地，紅軍的群眾工作改進了，紀律加強了，新的組織方法也摸索出來了。各地的農民開始自願幫助革命了。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就給戰土規定了三條簡明的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貧農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一九二八年會議以後，曾經作 了很大努力爭取農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條之外，又添了八項。這八項是：
　　一、上門板；①
　　二、捆鋪草；
　　三、對老百姓要和氣，要隨時幫助他們；
　　四、借東西要還；
　　五、損壞東西要賠；
　　六、和農民買賣要公平，
　　七、買東西要付錢；
　　八、要講衛生，蓋廁所離住家要遠。
　　最後兩項是林彪加的。這八項執行得越來越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戰士的紀律，他們經常背誦。②另外還向紅軍宣講三項守則，作為主要任務：第一、對敵人要鬥爭到死；第二、要武裝群眾；第三、要籌款幫助鬥爭。
　　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幾支遊擊隊，經過改編加入了紅軍第三軍。第三軍由黃公略指揮，陳毅任政委。在同一時期，朱培德的民團有一部分嘩變，加入了紅軍。他們是在一個國民黨指揮員羅炳輝率領下投奔共產黨營壘的。他對國民黨感到幻滅而願意參加紅軍。現在他是紅二方麵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從福建的遊擊隊和紅軍正規部隊骨幹，又創立了紅軍第十二軍，由伍中豪指揮，譚震林是政委。後來伍中豪作戰犧牲，由羅炳輝繼任。
　　紅軍一軍團也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總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軍、林彪指揮的第四軍，和羅炳輝指揮的第十二軍組成。黨的領導是前敵委員會，我是前委主席。那時一軍團已經有一萬多人，編成十個師。在這支主力之外，還有許多地方的獨立團、赤衛隊和遊擊隊。
　　除了這個運動的政治基礎以外，紅軍的戰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軍事上的勝利發展。我們在井岡山采取了四個口號，提綱挈領地說明了我們所采用的遊擊戰術，而紅軍就是從這種遊擊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口號是：
　　一、敵進我退！
　　二、敵駐我擾！
　　三、敵疲我打！
　　四、敵退我追！
　　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人所反對，他們不讚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後來許多的經驗都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一般說來，凡是紅軍背離了這些口號，他們就不能打勝仗。我們的軍力很小，敵人超過我們十倍到二十倍；我們的資源和作戰物資有限，隻有把運動戰術和遊擊戰術巧妙地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有希望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為國民黨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礎上作戰的。
　　紅軍的最重要的一個戰術，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進攻時集中主力，在進攻後迅速分散。這意味著避免陣地戰，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紅軍的機動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擊戰’，就是在上述戰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擴大蘇區時，紅軍一般地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進政策，而不是跳躍式的不平衡的推進，不去深入地鞏固既得地區。這種政策同上麵說過的戰術一樣，是切合實際的，是從許多年集體的軍事經驗和政治經驗產生出來的。這些戰術，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評，他主張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紅軍中去，把一切遊擊隊合並到紅軍中。他隻要進攻，不要鞏固；隻要前進，不要後方；隻要聳動視聽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動和極端的行動。那時候李立三路線在蘇區以外的黨組織中占統治地位，其聲勢足以強迫紅軍在某種程度上違反戰地指揮部的判斷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個結果，是進攻長沙；另一個結果是向南昌進軍。但是在這兩次冒險中，紅軍並沒有停止遊擊隊的活動或把後方暴露給敵人。”
　　①這條命令並不象聽起來那麽神秘費解。中國房子的木板門是可以輕易卸下來的，到晚上常常卸下來放在板凳上臨時當床使。②紅軍有一個這樣內容的歌曲，也是每天唱的。
　　“一九二九年秋天，紅軍挺進江西北部，攻占了許多城市，多次打敗了國民黨軍隊。一軍團在前進到離南昌很近的時候，突然轉向西方，向長沙進發。在進軍中，一軍團同彭德懷會師了，彭德懷曾一度占領長沙，但為避免遭占極大優勢的敵軍所包圍而被迫撤出。彭德懷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離開井岡山到贛南活動，結果它的部隊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紅軍主力重新會合，接著召開了會議，決定彭德懷的三軍團在湘贛邊界活動，朱德和我則轉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軍團和一軍團再次會師，開始第二次攻打長沙。一、三軍團合並為一方麵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我任政委。在這種領導下，我們到達長沙城外。
　　大致在這個時候，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我當選為主席。紅軍在湖南有廣泛的影響，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湖南農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懸了很大的賞格不論死活要緝拿我、朱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國民黨沒收了①。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還有我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兩個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了。其餘的後來得到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於擴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裏，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裏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
　　但是第二次打長沙失敗了。國民黨派來大批援軍，城內有重兵防守；九月間，又有新的軍隊紛紛開到湖南來攻打紅軍。在圍城期間，隻發生一次重大的戰鬥，紅軍在這次戰鬥中消滅了敵軍兩個旅。但是，它沒有能占領長沙城，幾星期以後就撤到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有助於摧毀李立三路線，並使紅軍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樣對武漢作可能招致慘敗的進攻。紅軍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補充新的兵員，在新的農村地區實行蘇維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堅強領導下鞏固紅軍攻克的地區。為了這些目的，沒有必要打長沙，這件事本身含有冒險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領隻是一種暫時的行動，不想固守這個城市，並在那裏建立政權的話，那麽，它的效果也可以認為是有益處的，因為這對全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而不在後麵鞏固蘇維埃政權，這在戰略上和在戰術上都是錯誤的。”
　　我在這裏要冒昧。打斷一下毛澤東的敘述，對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興趣的情況。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國留學生。他經常來往於上海、漢口之間，因為共產黨在這兩個地方都設“地下”總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後，黨的中央委員會才遷到蘇區去。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有才華的一個人，也許也是最難以捉摸的一個人，大概也是中國所產生的最夠得上成為托洛茨基的一個人。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統治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職務，派到莫斯科去“學習”，至今仍在那裏。李立三也和陳獨秀一樣，對農村蘇維埃缺乏信心，他主張對長沙、武漢、南昌那樣的戰略大城市采取大舉進攻的策略。他主張在農村搞“恐怖”，來打掉地主豪紳的氣焰；主張工人發動“強大的攻勢”，舉行暴動和罷工，使敵人在自己的地盤上陷於癱瘓；主張在蘇聯支持下從外蒙和滿洲展開北麵的“側擊”。也許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過”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認為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就否認蘇聯的這個地位。
　　現在話歸原處：
　　“但是李立三既過高估計了那時候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估計了全國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當時助長他這種信心的，是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曠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內戰，這使李立三認為形勢十分有利。但是在紅軍看來，敵人正準備內戰一停就大舉進攻蘇區，這不是進行可能招致慘敗的盲動和冒險的時候。這種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由於湖南事件、紅軍撤回江西，特別是占領吉安以後，‘李立三主義’在軍隊裏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很快就喪失了黨內影響。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軍內曾經曆一個危急的時期。三軍團的一部分人讚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來。但是，彭德懷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持了在他的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但是，第二十軍在劉鐵超領導下公開叛變，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指揮員和政府幹部，並在李立三路線的基礎上對我們進行了政治的攻擊。這件事發生在富田，因此稱為‘富田事件’。富田在蘇區的心髒吉安的附近，因此這個事件引起了一時的震動，有許多人想必認為革命的前途取決於這個鬥爭的結局。幸而這次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這是由於三軍團的忠誠、黨和紅軍部隊的總的團結，以及農民的支持。劉鐵超被逮捕，其他叛亂分子被解除武裝和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義’確定地被鎮壓下去了，結果蘇維埃運動隨後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這時南京被江西蘇區的革命潛力完全驚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②敵軍總數超過十萬，兵分五路開始包圍蘇區，以魯滌乎為總指揮。當時紅軍能動員起來抗擊敵軍的部隊約有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術，迎擊並克服了第一次圍剿，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集中優勢兵力突然進攻孤立的國民黨部隊，取得主動地位，能夠暫時包圍他們，這樣就把數量上占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打敗了。我認為紅軍如果不是在圍剿開始時創造了三個條件，那末這次勝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軍團和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線；第三、黨戰勝了紅軍內和蘇區內的AB團[劉鐵超]及其他現行反革命分子。”
　　①毛澤東在大革命中曾把這些地的地租用於湖南農民運動。②這次圍剿在楊健[譯音]著《中國共產黨現況》（一九三一年南京）一書中有詳盡描述，頗有興趣。
　　“僅僅經過四個月的喘息，南京就發動了第二次圍剿，以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他的兵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向蘇區推進。當時紅軍的處境被認為非常危急。蘇維埃政權管轄的區域很小，資源有限，裝備缺乏，敵人的物質力量在各方麵都遠遠超過紅軍。但是，紅軍仍然堅持迄今賴以製勝的戰術來對付這次進攻。我們放敵軍諸路深入蘇區，然後集中主力突然攻擊敵第二路，打敗了好幾個團，摧毀了他們的進攻力量。我們馬上迅速地相繼進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個擊敗他們。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滅。在十四天中，紅軍打了六仗，走了
八天路，結果得到決定性的勝利。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一路軍，在其他六路被擊潰或退卻以後，沒有認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個月以後，蔣介石親身出馬統率三十萬軍隊，要‘最後剿滅“赤匪”。協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將領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每人負責一路大軍。蔣介石指望用長驅直入的辦法占領蘇區，‘蕩平赤匪’。他一開始就每天進軍八十裏，深入蘇區的腹地。這恰恰給紅軍提供了最合適的作戰條件，蔣介石的戰術很快就被證明犯了嚴重錯誤，我軍主力隻有三萬人，我們進行了一係列傑出的運動，在五天之中進攻了五路敵軍。第一仗紅軍就俘虜了許多敵軍，繳獲了大批彈藥、槍炮和裝備。到九月間，蔣介石就承認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在十月間撤退了他的軍隊。
　　這時候紅軍進入一個比較和平的成長時期。發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開，中央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擔任主席。朱德當選為紅軍總司令。就在這個月，發生了寧都大起義，國民黨二十八路軍有兩萬多人反正，參加了紅軍。他們是由董振堂、趙博生率領的。趙博生後來在江西作戰犧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紅五軍軍長，五軍團就是由寧都起義後過來的部隊建立的。
　　紅軍現在發動自己的攻勢了。一九三二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個大仗，占領了這個城市。在南方，紅軍在南雄進攻了陳濟棠，而在蔣介石的戰線上，紅軍猛攻樂安、黎川、建寧和泰寧。它攻打了贛州，但沒有占領。從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長征西北開始，我本人幾乎用全部時間處理蘇維埃政府工作，軍事指揮工作交給了朱德和其他的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開始第四次，也許是敗得最慘的一次‘圍剿’。①這一次紅軍第十仗就把敵兩個師解除了武裝，俘虜了兩個師長。敵第五十九師被部分消滅，第五十二師被全部消滅。這一仗是在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匯打的，紅軍一舉就俘虜了一萬三千敵軍。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國民黨第十一師，接著也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它的師長受了重傷。這幾仗構成了決定性的轉折點，第四次圍剿隨即結束。蔣介石當時寫信給他的戰地司令官陳誠，說他認為這次失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讚成搞這種圍剿的。他當時對人說，在他看來，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職業’，也是一種‘無期徒刑’。這話傳到蔣介石那裏，他就解除了陳誠的總司令職務。
　　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蔣介石動員了將近一百萬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戰術和戰略。蔣介石根據德國顧問們的建議，在第四次圍剿時就已經開始采用堡壘體係。在第五次圍剿中，他就完全依賴這個了。
　　在這個時期，我們犯了兩個重大的錯誤。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變中沒有能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其二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采用錯誤的單純防禦戰略。用陣地戰對付占巨大優勢的南京軍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紅軍無論在技術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適合於陣地戰。
　　由於犯了這些錯誤，由於蔣介石在圍剿中采用新的戰術和戰略，加上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技術上占壓倒的優勢，到了一九三四年，紅軍就不得不努力去改變它在江西的迅速惡化的處境了。其次，全國的政治形勢也促使我們決定將主要的活動場所遷移到西北去。由於日本侵略東北和上海，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已經正式對日宣戰。但因蘇維埃中國遭到國民黨軍隊封鎖包圍，宣戰自然不能生效。接著，蘇維埃政府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所有的武裝力量組成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三年初，蘇維埃政府宣布願在下列基礎上同任何白軍合作：停止內戰，停止進攻蘇區和紅軍，保障民眾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權利；武裝人民進行抗日戰爭。
　　第五次圍剿於一九三三年十月開始。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了第二次中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總結革命的成就。我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大會選舉了中央蘇維埃政府——就是現在的這批人員。不久以後，我們就準備長征了。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蔣介石發動他的最後一次圍剿剛好一年以後，這一年作戰和鬥爭幾乎不斷，雙方的損失都很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主力到達貴州遵義。在隨後的四個月，紅軍幾乎不斷地行軍，並且進行了最有力的戰鬥。紅軍經曆了無數艱難險阻，橫渡中國最長、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過一些最高，最險的山口，通過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區，跋涉荒無人煙的大草地，經受嚴寒酷暑、風霜雨雪，遭到全中國白軍半數的追擊——紅軍通過了所有這一切天然障礙物，並且打破了粵、湘、桂、黔、滇、康、川、甘、陝地方軍隊的堵截，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了陝北，擴大了目前在中國的大西北的根據地。
　　紅軍的勝利行軍，勝利達到甘、陝，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無損，這首先是由於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於蘇維埃人民的基本幹部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勞和革命熱情。中國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都忠於馬列主義，並將繼續進行鬥爭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它之所以不可戰勝，所以一定取得最後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於這種決心”。
　　①在許多關於剿共戰爭的報道中，對於進攻蘇區的大圍剿次數，眾說紛紜。有的作者說“圍剿”共達八次之多，但是南京所進行的這幾次大動員，有些完全是防禦性的。紅軍指揮員口中隻有五次大圍剿。每次直接卷入的南京軍隊兵力大致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萬人；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二十萬人；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三十萬人；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二十五萬人；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十萬人（共動員了九十萬以上的軍隊進攻三個主要蘇區）。一九三二年南京沒有發動大圍剿，當時蔣介石用五十萬左右軍隊在紅區周圍設防。但這一年卻是紅軍發動大攻勢的一年。顯然南京在一九三二年的防禦活動被許多作者誤解為大圍剿了，因為南京當時是把它作為“剿共”來宣傳的。但紅軍沒有這麽談論，蔣介石也沒有。

　　第五篇 長征
　　一 第五次圍剿
　　華南蘇區的六年，注定是要成為長征這部英雄史詩的前奏曲的。這六年的曆史動人心魄，但是隻有零星的記載。我在這裏即使要概括地介紹一下也是很難做到的。毛澤東簡單地談到了蘇區的有機發展和紅軍的誕生過程。他談到了共產黨怎樣從幾百個衣衫襤褸、食不果腹的年輕然而堅決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幾萬工農所組成的軍隊，最後到一九三〇年時已經成了政權的爭奪者，其威脅嚴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對他們進行第一次大規模的進攻。第一次“圍剿”和接著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圍剿”完全以失敗告終。在每次這樣的戰役中紅軍都幾旅幾旅地、整師整師弟消滅了國民黨軍隊，補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彈藥， 招來了新兵，擴大了地盤。
　　在這期間，在紅軍非正規部隊的這道不可逾越的防線後麵，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這一時代的一個令人驚異的事實是，在華南蘇區的全部曆史中，竟沒有一個“外來的”外國觀察家曾經進入過紅區——世界上除了蘇聯以外唯一的這個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因此，外國人所寫的關於華南蘇區的一切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這些記載不論是友好的還是敵意的，現在可以證實幾點重要事實，這些事實清楚地說明了紅軍所取得的人民擁護的基礎是什麽。土地給重新分配了，捐稅給減輕了。集體企業大規模地成立了，到一九三三年，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個蘇維埃合作社。失業、鴉片、賣淫、奴婢、買賣婚姻都已絕跡，和平地區的工人和貧農生活條件大為改善。群眾教育在情況穩定的蘇區有了很大的進展。在有些縣裏，紅軍在三、四年中掃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績，比中國農村任何其他地方幾個世紀中所取得的成績還要大，這甚至包括晏陽初在洛克菲勒資助下在定縣進行的“豪華”的群眾教育試驗。在共產黨模範縣興國，據說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個有名的洛克菲勒資助的縣份還高。
　　許多不偏不倚的材料現在至少已經證明了這一些。但是，關於這個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生活的其他方麵雖然越來越多地可以搞到文獻材料，我們仍然隻能從理論上來加以探討，而這又不屬本書的範圍。比如，要是當初紅軍堅守住於南方的根據地，並且得到鞏固，他們會有什麽成就?這馬上使我們進入了純粹臆測的領域，所得結論自然受到主觀因素的製約。無論如何，關於南方蘇區的猜測，現在主要是隻具有學術興趣的事了。因為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南京已發動了它的第五次， 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戰爭，一年之後，紅軍終於被迫實行總退卻。當時幾乎人人都認為完了，認為這是為紅軍送葬出殯。他們這種估計錯誤到多麽嚴重的程度，要到幾乎兩年以後才看得出來，因為那時將要發生一場驚人事件，使蔣介石總司令的性命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這樣的卷土重來在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而在這以前，蔣介石有一陣子卻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經“消滅了共產主義的威脅”。
　　對紅軍進行的戰爭到了第七個年頭，要想消滅他們的嚐試才取得了顯著的成功。當時紅軍對江西的一個很大部分和福建湖南的大塊地區，有實際行政控製權。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陝西諸省還有其他的蘇區，隻是與江西蘇區並不連接而已。
　　蔣介石在第五次戰役中對紅軍發動了大約九十萬軍隊，其中也許有四十萬——約三百六十個團——實際參加了贛閩蘇區的戰爭和對付鄂豫皖蘇區的紅軍。但是江西是整個戰役的樞紐。紅軍在這裏能夠動員一共十八萬正規軍，包括所有後備師，它還有大約二十萬遊擊隊和赤衛隊，但是全部火力卻隻有不到十萬支步槍，沒有大炮，手榴彈、炮彈和彈藥來源極其有限，這全部是在瑞金的紅軍軍火廠中製造的。
　　蔣介石采取了新戰略，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條件——優勢資源、技術裝備、外麵世界的無限供應(紅軍卻同外麵世界隔絕)機械化戰術，一支現代化空軍，可以飛航的作戰飛機近四百架。紅軍繳獲了少數幾架蔣介石的飛機，他們也有三、四個飛行員，但是他們缺乏汽油、炸彈、機工。過去經驗證明，進犯紅區，企圖以優勢兵力突襲攻占，結果要遭到慘敗，蔣介石現在改用新的戰略，把他大部分軍隊包圍“匪軍”，對他們實行嚴密的經濟封 鎖。因此，這基本上是一場消耗戰。
　　這樣做代價很大。蔣介石修建了幾百、幾千英裏的軍事公路，成千上萬個小碉堡，可以用機關槍火力或大炮火力連成一片。他的又攻又守的戰略和戰術可以減弱紅軍在運動戰上的優勢，而突出了紅軍兵力少、資源缺的弱點。實際上，蔣總司令在他的著名第五次圍剿中等於對蘇區修建了一條長城，逐步收攏，其最後目的是要像個鐵鉗似的夾住和擊潰紅軍。
　　蔣介石聰明地避免在公路碉堡網以外暴露大部隊。他們隻有在得到大炮、裝甲車、坦克和飛機濫炸得非常良好掩護下才前進，很少進到碉堡圈幾百碼以外。這些碉堡圈遍布江西、福建、湖南、廣東、廣西諸省。紅軍由於被剝奪了佯攻、伏擊或在公開交戰中出奇製勝的機會，不得不采取新戰略，他們開始把他們的主要力量放在陣地戰上，這一決定的錯誤及其錯誤的理由，本書以後還要述及。
　　據說第五次戰役主要是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們設計的，特別是已故的馮·西克特將軍，他曾任納粹陸軍參謀長，有一個時期是蔣介石的首席顧問。新戰術是徹底的，但進展緩慢，代價浩大。作戰進行了幾個月，但是南京對敵軍主力還沒有打出決定性的一擊。不過，封鎖的效果在紅區是嚴重地感覺到了，特別是完全缺鹽這一點。小小的紅色根據地是越來越不足以擊退它所受到的全部軍事和經濟壓力了。為了維持這次戰役中所進行的一年驚人的抵抗，盡管紅軍否認，但我懷疑對農民想必進行了相當程度的剝削①。但是同時必須記住，紅軍的戰士大多數都是新分了土地和獲得了選舉權的農民。中國的農民僅僅為了土地，大多數也是願意拚死作戰的。江西的人民知道，國民黨卷土重來意味著土地回到地主的手中。
　　南京方麵當時認為它的殲滅戰快要成功。敵人已陷入重圍，無法脫身。除了在國民黨收複的地區進行“清剿”以外，每天還從空中進行轟炸和掃射，消滅的農民當有千千萬萬。據周恩來說，紅軍本身在這次圍困中死傷超過六萬人，平民的犧牲是驚人的。整塊整塊的地方被清除了人口，所采取辦法有時是強迫集體遷移，有時更加幹脆地集體處決。國民黨自己估計，在收複江西蘇區的過程中，殺死或餓死的人有一百萬。
　　盡管如此，第五次戰役仍沒有定局。他沒有能達到消滅紅軍的“有生力量”這個預期目標。紅軍在瑞金舉行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撤出，把紅軍主力轉移到一個新根據地去。這次大遠征為期達整整一年，計劃周密，很有效能，這種軍事天才是紅軍在采取攻勢階段所不曾顯過身手的。因為指揮勝利進軍是一回事，而在如今已盡人皆知的西北長征中那樣的困難條件下，勝利完成撤退計劃又是另外一回事。
　　從江西撤出來，顯然進行得極為迅速秘密，因此到紅軍主力——估計約九萬人——已經行軍好幾天以後，敵人的大本營才發現他們已經撤走了。紅軍在贛南進行了動員，把大部分正規軍從北線撤下來，由遊擊隊換防。這種行動總是在夜間進行的。到全部紅軍在贛南的雩都附近集中後，才下令作大行軍，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開始的。
　　連續三夜，紅軍把部隊分成西、南兩個縱隊。第四天晚上他們出其不意地進發了，幾乎同時攻打湖南和廣東的碉堡線。他們攻克了這些碉堡，敵軍驚惶奔逃。紅軍猛攻不停，一直到占領了南縣的全部的碉堡工事封鎖網，這就給他們打開了通向西方和南方的道路，紅軍的先鋒部隊就開始了他們轟動一時的長征。
　　除了紅軍主力以外，成千上萬的紅區農民也開始行軍——男女老幼、黨與非黨的都有。兵工廠拆遷一空，工廠都卸走了機器，凡是能夠搬走的值錢東西都裝在騾子和驢子的背上帶走，組成了一支奇怪的隊伍。隨著征途的拉長，這些負擔大部分都得在中途扔掉，據紅軍告訴我，成千上萬支步槍和機槍，大量機器和彈藥，甚至還有大量銀洋都埋在他們從南方出發的長征途上。他們說，現在遭到成千上萬警備部隊包圍的紅區農民有朝一日會把他們從地下挖出來，恢複他們的蘇區。他們隻等著信號——抗日戰爭也許就是那個信號。
　　紅軍主力撤出江西後，經過了許多星期，南京的軍隊才終於占領紅軍的主要城市。因為成千上萬的農民赤衛隊和遊擊隊在少數正規人員領導下仍繼續堅決抵抗到底。這些紅軍領袖不怕犧牲，自願留下來，他們許多人的英勇事跡今天仍為紅軍所津津樂道。他們打了一場後衛戰，使主力能夠突圍遠去，南京來不及動員足夠部隊來加以追逐和消滅與行軍塗上。即使到一九三七年，江西、福建、貴州仍有一些地方由這些紅軍殘部據守，而在最近政府宣布又要對福建開始進行一次“最後肅清”的反攻戰役。
　　①這個詞放在這裏很難聽，我查了其他資料，其實這些都是翻譯的使用方法不同造成的——“雖然紅黨們否認，可是我敢說，在這一次圍剿中，紅軍艱苦地抵抗這一年，一定在農民身上征發了不少的人力與物力。”以上是另外的翻譯，提供給大家，請按照自己的喜好閱讀——ZRED。

　　二 舉國大遷移
　　紅軍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線以後，就開始走上它曆時一年的劃時代的征途，首先向西，然後向北。這是一次豐富多彩、可歌可泣的遠征，這裏隻能作極簡略的介紹。共產黨人現在正在寫一部長征的集體報告，由好幾十個參加長征的人執筆，已經有了三十萬字，還沒有完成。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麵前，或者在大自然麵前，上帝麵前，死亡麵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曆史中了。
　　紅軍說到它時， 一般都叫“二萬五千裏長征”，從福建的最遠的地方開始，一直到遙遠的陝西西北部道路的盡頭為止，其間迂回曲折，進進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長征戰士所走過的路程肯定有那麽長，甚至比這更長。根據一軍團按逐個階段編的一張精確的旅程表①，長征的路線共達一萬八千零八十八裏，折合英裏為六千英裏，大約為橫貫美洲大陸的距離的兩倍，整個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難通行得小道，大多數無法通行車輛軲轆，還有亞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從頭到尾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
　　有四道主要的防禦工程，在鋼筋混凝土機槍陣地和碉堡網的支援下，包圍著中國西南②的蘇區，紅軍必須先粉碎這四道防線才能到達西麵的沒有封鎖地區。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線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破；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線於十一月三日占領；一個星期以後，在湖南的第三道防線經過血站之後陷入紅軍之手。 廣西和湖南的軍隊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放棄了第四道也是最後一道的防線，紅軍就揮師北上，深入湖南，開始直搗四川，計劃進入那裏的蘇區，與徐向前領導下的四方麵軍匯合。在上述的日期中間，共打了九次大仗。南京方麵和地方軍閥陳濟棠、何鍵、白崇禧沿途一共動員了一百十一團的兵力。
　　在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的征途上，紅軍遭到了非常慘重的損失。他們到達貴州邊境時，人數已減少了三分之一。這首先是由於大量運輸工作所造成的障礙，當時用於這項工作的竟達五千人之多。因此先鋒部隊被拖了後腿，有時敵人得以在行軍途上遍設障礙。其次，從江西出發時一直不變地保持著一條西北向的路線，因此南京方麵可以預計到紅軍的大部分動向。
　　這些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使紅軍在貴州采取了新的戰術。他們不再直線前進，而是開始采取一係列的轉移視線的運動，使南京的飛機要弄清楚主力部隊逐日的具體目標越來越困難。經常有兩個縱隊，有時多到四個縱隊，在中央縱隊的兩側從事一係列的聲東擊西的活動，而先鋒部隊則采取鉗形攻勢。裝備方麵隻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最輕便的必要裝備，運輸部隊由於每天遭到空襲，改為夜間行軍，人數亦大為減少。
　　蔣介石為了防止紅軍過長江進入四川，把大量部隊從湖北、安徽、江西撤出，匆匆西運，要想（從北方）切斷紅軍的進軍路線。每個渡口都有重兵設防，每隻渡船都撤至長江北岸；所有道路都封鎖起來；大批大批的地方清倉絕糧。南京還另派大批部隊到貴州去增援地方軍閥王家烈的煙槍部隊，後者終於被紅軍幾乎全部消滅了。另外又派了軍隊去雲南邊境，設立障礙。因此，紅軍在貴州遇到了一、二十萬的軍隊的迎擊，後者在沿途遍設障礙。這就使得紅軍不得不在貴州進行了兩次反方向的大行軍，對省會做了大迂回。
　　貴州境內的作戰占了紅軍四個月的時間。他們一共消滅了五師敵軍，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領了他在遵義的洋房，招了二萬新戰士入伍，到了省內大部分大小村鎮，召開了群眾大會，在青年中間培養了共產黨幹部。他們的損失有限，但渡江仍有問題。蔣介石在川桂邊境迅速集中兵力，封鎖了去長江的捷徑短道。他現在把殲滅紅軍的主要希望寄托於防治紅軍渡江上麵，妄圖把紅軍進一步驅向西南，或者驅進西藏的不毛之地。他電告麾下的將領和地方軍閥：“在長江南岸堵截紅軍乃黨國命運所係。”
　　突然，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紅軍又回師南向，進入雲南，那裏是中緬和中越交界的地方。他們在四天急行軍後到達距省會雲南府十英裏處，地方軍閥龍雲緊急動員一切部隊進行防禦。與此同時，蔣介石的增援部隊從貴州過來追擊。蔣介石本人和他的夫人原來在雲南府逗留，這時趕緊搭上法國火車到印度支那去。一大隊南京轟炸機每天在紅軍上空下蛋，但是紅軍仍繼續進來。不久，這場驚惶結束了，原來發現紅軍向雲南府的進軍不過是少數部隊的佯攻。紅軍主力已西移，顯然想在長江上遊少數幾個通航點之一龍街渡江。
　　長江的在盡是荒山野嶺的雲南境內，流經深穀高峰，水深流急，有的地方高峰突起，形成峽穀，長達一、二英裏，兩岸是懸崖峭壁。少數的幾個渡口早已為政府軍所占領。蔣介石感到很高興。他現在下令把所有渡船撤至北岸焚毀，然後他命自己的部隊和龍雲的軍隊開始包抄紅軍，希望在這條有曆史意義的和險阻莫測的長江兩岸一勞永逸地把紅軍消滅掉。
　　紅軍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似的，仍繼續向西麵的龍街分三路急行軍，那裏的渡船已經焚毀，南京的飛行員報告，紅軍一支先鋒部隊在造一條竹橋。蔣介石更加信心百倍了，造一條橋要好幾星期時間。但是有一天晚上，有一營紅軍突然悄悄地倒過方向，強行軍一天一夜，像奇跡一樣，走了八十五英裏，到傍晚時分到達附近其他一個唯一可以擺渡的地方——皎平渡。他們穿著繳獲的國民黨軍服，在黃昏時分到了鎮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悄悄地解除了駐軍的武裝。
　　渡船早已撤到北岸——但沒有焚毀！（紅軍遠在好幾百裏外，反正不到這裏來，為什麽要燒掉渡船呢？政府軍可能是這樣想的。）但是怎樣才能弄一條船到南岸來呢？到天黑後，紅軍押著一個村長到河邊，大聲喊叫對岸的哨兵，說是有政府軍開到，需要一隻渡船。對岸沒有起疑，派了一隻渡船過來。一隻“南京”部隊就魚貫上了船，不久就在北岸登陸——終於到了四川境內。他們不動聲色地進了守軍營地，發現守軍正在高枕無憂地打麻將，槍支安然無事地靠在牆邊。紅軍叫他們“舉起手來”，收了武器，他們隻得張口瞠目地瞧著，過了好久才明白，自己已成了原來以為還要三天才能到達的“土匪”的俘虜。
　　與此同時，紅軍主力部隊大舉進行了反方向進軍，到第二天中午先鋒到達皎平渡。現在過河已不是難事了。六條大船晝夜不停地運了九天。全軍運到四川境內，沒有損失一兵一卒。渡江完成後，紅軍馬上破壞了渡船，躺下來睡覺。兩天後蔣軍到達河邊時，他們的敵軍的殿後部隊在北岸高興地叫他們過去，說遊泳很舒服。政府軍不得不迂回二百多英裏才能到最近的渡口，因此紅軍把尾巴甩掉了。總司令一怒之下飛到了四川，在紅軍的進軍塗上部署新的部隊，希望在另外一個戰略要衝——大渡河——切斷他們。
　　①《長征記》，一軍團編（一九三六年八月預旺堡）。②為東南之誤。——譯注

　　三 大渡河英雄
　　強渡大渡河是長征中關係最重大的一個事件。如果當初紅軍渡河失敗，就很可能遭到殲滅了。這種命運，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遙遠的大渡河兩岸，三國的英豪和後來的許多戰士都曾遭到失敗，也就是在這個峽穀之中，太平天國的殘部，翼王石達開領導的十萬大軍，在十九世紀遭到名將曾國藩統領的清朝軍隊的包圍，全軍覆沒。蔣介石總司令現在向他的四川的盟友地方軍閥劉湘和劉文輝，向進行追擊的政府軍將領發出電報，要他們重演一次太平天國的曆史。紅軍在這裏必然覆滅無疑。
　　但是紅軍也是知道石達開的，知道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貽誤軍機。石達開到達大渡河岸以後，因為生了兒子——小王爺——休息了三天，這給了他的敵人一個機會，可以集中兵力來對付他，同時在他的後方進行迅速包抄，斷絕他的退路。等到石達開發覺自己的錯誤已經晚了，他要想突破敵人的包圍，但無法在狹隘的峽穀地帶用兵，終於被徹底消滅。
　　紅軍決心不要重蹈他的覆轍。他們從金沙江（長江在這一段的名字）迅速北移到四川境內，很快就進入驍勇善戰的土著居民、獨立的彝①族區的“白”彝和“黑”彝的境內。桀驁不馴的彝族從來沒有被住在周圍的漢人征服過，同化過，他們好幾百年以來就一直占據著四川境內這片林深樹密的荒山野嶺，以長江在西藏東麵南流的大弧線為界。蔣介石完全可以滿懷信心地指望紅軍在這裏長期滯留，遭到削弱，這樣他就可以在大渡河北麵集中兵力。彝族仇恨漢人曆史已久，漢人的軍隊經過他們的境內很少有不遭到慘重損失或全部殲滅的。
　　但是紅軍有辦法。他們已經安全地通過了貴州和雲南的土著民族苗族和撣族的地區，贏得了他們的友誼，甚至還吸收了一些部族的人參軍。現在他們派使者前去同彝族談判。他們在一路上攻占了獨立的彝族區邊界上的一些市鎮，發現有一些彝族首領被省裏的軍閥當作人質監禁著。這些首領獲釋回去後，自然大力稱頌紅軍。
　　率領紅軍先鋒部隊的是指揮員劉伯承，他曾在四川一個軍閥的軍隊裏當過軍官。劉伯承熟悉這個部落民族，熟悉他們的內爭和不滿。他特別熟悉他們仇恨漢人，而且他能夠說幾句彝族話。他奉命前去談判友好聯盟，進入了彝族的境內，同彝族的首領進行談判。他說，彝族人反對軍閥劉湘、劉文輝和國民黨；紅軍也反對他們。彝族人要保持獨立；紅軍的政策主張中國各少數民族都自治。彝族人仇恨漢人是因為他們受到漢人的壓迫，但是漢人有“白”漢和“紅”漢，正如彝族人有“白”彝和“黑”彝，老是殺彝族人，壓迫彝族人的是白漢。紅漢和黑彝應該團結起來反對他們的共同敵人白漢。彝族人很有興趣地聽著。他們狡黠地要武器和彈藥好保衛獨立，幫助紅漢打白漢。結果紅軍都給了他們，使他們感到很意外。
　　於是紅軍不僅迅速地而且安然無事地高高興興過了境。好幾百個彝族人參加了“紅”漢，一起到大渡河去打共同的敵人。這些彝族人中還有一些還一直走到了西北。劉伯承在彝族的總首領麵前同他一起飲了新殺的一隻雞的血，他們兩人按照部落傳統方式，歃血為盟，結為兄弟。紅軍用這種立誓方式宣布凡是違反盟約的人都像那隻雞一樣懦弱膽怯。
　　這樣，一軍團的一個先鋒師在林彪率領下到達了大渡河。在行軍的最後一天，他們出了彝族區的森林（在枝茂葉繁的森林中，南京方麵的飛行員完全失去了他們的蹤跡），出其不意地猛撲河邊的安順場小鎮，就像他們奇襲皎平渡一樣突然。 先鋒部隊由彝族戰士帶路，通過狹隘的山間羊腸小道，悄悄地到了鎮上，從高處望河岸望去，又驚又喜地發現三艘渡船中有一艘係在大渡河的南岸！命運再一次同他們交了朋友。
　　這怎麽會發生的呢？在對岸，隻有四川兩個獨裁者之一劉文輝將軍的一團兵力。其他的四川軍隊和南京的增援部隊一樣還在不慌不忙前來大渡河的途上，當時一團兵力已經足夠了。該團團長是個本地人；他了解紅軍要經過什麽地方，要到達河邊需要多長時間。那得等好多天；他很可能過這麽告訴他的部下。他的老婆又是安順場本地人，因此他得到南岸來訪親問友，同他們吃吃喝喝。因此紅軍奇襲安順場時，俘獲了那個團長，他的渡船，確保了北渡的通道。
　　先鋒部隊的五個連每連出了十六個戰士自告奮勇搭那艘渡船過河把另外兩艘帶回來，一邊紅軍就在南岸的山邊建立機槍陣地，在河上布置掩護火力網，目標集中在敵人外露陣地。時當五月，山洪暴發，水流湍急，河麵甚至比長江還寬。渡船從上遊啟碇，需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鎮對岸靠岸。南岸安順場鎮上的人們屏息凝神地看著，擔心他們要被消滅掉。但是別忙。他們看到渡河的人幾乎就在敵人的槍口下靠了岸。現在，沒有問題，他們準是要完蛋了。可是……南岸紅軍的機槍繼續開火。看熱鬧的人看著那一小批人爬上了岸，急忙找個隱蔽的地方，然後慢慢地爬上一個俯瞰敵人陣地的陡峭的懸崖。他們在那裏架起了自己的輕機槍，擲了一批手榴彈到河邊的敵人碉堡裏。
　　突然白軍停了火，從碉堡裏竄出來，退到了第二道、第三道防線。南岸的人嗡嗡地說開了，叫“好”聲傳過了河，到那一小批占領了渡頭的人那裏。這時，第一艘船渡船回來了，還帶了另外兩艘，第二次過河每條船就載過去八十個人。敵人已經全部逃竄。當天的白天和晚上，第二天，第三天，安順場的三艘渡船不停地來回，最後約有一師人員運到了北岸。
　　但是河流越來越湍急。渡河越來越困難了。第三天渡一船人過河需要四個小時。照這樣的速度，全部人馬輜重過河需要好幾個星期才行。還沒有完成過河，他們就會受到包圍。這時一軍團已擠滿了安順場，後麵還有側翼縱隊，輜重部隊，後衛部隊陸續開到。蔣介石的飛機已經發現了這個地方，大肆轟炸。敵軍從東南方向疾馳而來，還有其他部隊從北方趕來。林彪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這時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都已到達河邊。他們作出了一個決定，立即執行。
　　①當時稱“倮倮”。——譯注
　　安順場以西四百裏，峽穀高聳，河流又窄、又深、又急的地方，有條有名的鐵索懸橋叫做瀘定橋。這時大渡河上西藏以東的最後一個可以過河的地方。現在赤腳的紅軍戰士就沿著峽穀間迂回曲折的小道，赤足向瀘定橋出發，一路上有時要爬幾千英尺高，有時又降到泛濫的河麵，在齊胸的泥沼中前進。如果他們能夠占領瀘定橋，全軍就可以進入川中，否則就得循原路折回，經過彝族區回到雲南，向西殺出一條路來到西藏邊境的麗江，迂回一千多裏，很少人有生還希望。
　　南岸主力西移時，已經過河到了北岸的一師紅軍也開動了。峽穀兩岸有時極窄，兩隊紅軍隔河相叫可以聽到。有時又極遼闊，使他們擔心會從此永遠見不了麵，於是他們就加快步伐。他們在夜間擺開一字長蛇陣沿著兩岸懸崖前進時，一萬多把火炬照映在夾在中間的河麵上，仿佛萬箭俱發。這兩批先鋒部隊日夜兼程，休息、吃飯頂多不超過十分鍾，這時還得聽精疲力盡的政治工作者向他們講話，反複解釋這次急行軍的重要意義，鼓勵他們要拿出最後一口氣，最後一點精力來奪取在前麵等著的考驗的勝利。不能放鬆步伐，不能回信，不能疲倦。勝利就是生命，失敗就必死無疑。
　　第二天，右岸的先鋒部隊落在後麵了。四川軍隊沿路設了陣地，發生了接觸。南岸的戰士就更加咬緊牙關前進。不久，對岸出現了新的部隊，紅軍從望遠鏡中看出他們是白軍增援部隊，趕到瀘定橋去的！這兩支部隊隔河你追我趕，整整一天之久，紅軍先鋒部隊是全軍精華，終於慢慢地把精疲力盡的敵軍甩到後麵去了，因為他們休息的時間久，次數多，精力消耗得快，因為他們畢竟並不太急於想為奪橋送命呀。
　　瀘定橋建橋已有數百年的曆史，同華西急流深河上的所有橋梁一樣都是用鐵索修成。一共有十六條長達一百多碼的粗大鐵索橫跨在河上，鐵索兩端埋在石塊砌成的橋頭堡下麵，用水泥封住。鐵索上麵鋪了厚木板作橋麵，但是當紅軍到達時，他們發現已有一半的木板被撬走了，在他們麵前到河流中心之間隻有空鐵索。在北岸的橋頭堡有個敵軍的機槍陣地麵對著他們，後麵是一師白軍據守的陣地。當然，這條橋本來是應該炸毀的，但是四川人對他們少數幾條橋感情很深；修橋很困難，代價也大。據說光是修瀘定橋“就花了十八省捐獻的錢財。”反正誰會想到紅軍會在沒有橋板的鐵索上過橋呢，那不是發瘋了嗎？但是紅軍就是這樣做的。
　　時不可失。必須在敵人援軍到達之前把橋占領。於是再一次征求誌願人員。紅軍戰士一個個站出來願意冒生命危險，於是在報名的人中最後選了三十個人。他們身上背了毛瑟槍和手榴彈，馬上就爬到沸騰的河流上去了，緊緊地抓住了鐵索一步一抓地前進。紅軍機槍向敵軍碉堡開火，子彈都飛迸在橋頭堡上。敵軍也以機槍回報，狙擊手向著在河流上空搖晃地向他們慢慢爬行前進的紅軍射擊。第一個戰士中了彈，掉到了下麵的急流中，接著又有第二個，第三個。但是別的人越來越爬近到橋中央，橋上的木板對這些敢死隊起了一點保護作用，敵人的大部分子彈都迸了開去，或者落在對岸的懸崖上。
　　四川軍隊大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戰士——這些人當兵不隻是為了有個飯碗，這些青年為了勝利而甘於送命。他們是人，是瘋子，還是神？迷信的四川軍隊這樣嘀咕。他們自己的鬥誌受到了影響；也許他們故意開亂槍不想打死他們；也許有些人暗中祈禱對方冒險成功！終於有一個紅軍戰士爬上了橋板，拉開一個手榴彈，向敵人碉堡投去，一擲中的。軍官這時急忙下令拆毀剩下的橋板，但是已經遲了。又有幾個紅軍爬了過來。敵人把煤油倒在橋板上，開始燒了起來。但是這時已有二十個左右紅軍匍匐向前爬了過來，把手榴彈一個接著一個投到了敵軍機槍陣地。
　　突然，他們在南岸的同誌們開始興高采烈地高呼：“紅軍萬歲！革命萬歲！大渡河三十英雄萬歲！”原來白軍已經倉惶後撤！進攻的紅軍全速前進，冒著舔人的火焰衝過了餘下的橋板。縱身跳進敵人碉堡，把敵人丟棄的機槍掉過頭來對準岸上。
　　這時便有更多的紅軍蜂擁爬上了鐵索，趕來破滅了火焰，鋪上了新板。不久，在安順場過了河的一師紅軍也出現了，對殘餘的敵軍陣地展開側翼進攻，這樣沒有多久白軍就全部竄逃——有的是竄逃，有的是同紅軍一起追擊，因為有一百左右的四川軍隊繳械投誠，參加追擊。一兩個小時之內，全軍就興高采烈地一邊放聲高唱，一邊度過了大渡河，進入了四川境內。在他們頭頂上空，蔣介石的飛機無可奈何地怒吼著，紅軍發瘋一樣向他們叫喊挑戰。在共軍蜂擁渡河的時候，這些飛機企圖炸毀鐵索橋，但炸彈都掉在河裏，濺起一片水花。
　　安順場和瀘定橋的英雄由於英勇過人得到了金星獎章，這是中國紅軍的最高勳章。我後來在寧夏，還會碰到他們幾個，對他們那樣年輕感到驚訝，因為他們的年紀都不到二十五歲。

　　四 過大草地
　　安然渡過了大渡河以後，紅軍進入了相對來說是自由天地的川西，因為這裏的碉堡體係還沒有完成，主動權基本上操在他們自己手裏。但是戰鬥之間的困難還沒有結束。他們麵前還需進行兩千英裏的行軍，沿途有七條高聳的山脈。
　　紅軍在大渡河以北爬上了一萬六千英尺高的大雪山，在空氣稀薄的山頂向西望去，隻見一片白雪皚皚的山頂——西藏。這是已是六月了。在平原地帶天氣很熱，可是在過大雪山時，這些衣衫單薄、氣血不旺的南方戰士不習慣於高原氣候，凍死不少。更難的是爬荒涼的炮銅崗，他們可以說是自己鋪出一條路出來的，一路砍伐長竹，在齊胸深的泥淖上鋪出一條曲折的路來。毛澤東告訴我，“在這個山峰上，有一個軍團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馱畜。成百上千的戰士倒下去就沒有再起來。”
　　他們繼續爬山。下一個是邛崍山脈，又損失了許多人馬。接著他們過美麗的夢筆山，打鼓山，又損失了不少人。最後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他們進入了四川西北的富饒的毛爾蓋地區。同四方麵軍和鬆潘蘇區會合。他們在這裏停下來作長期的休整，對損失作了估計，重整了隊伍。
　　一、三、五、八、九軍團九個月以前在江西開始長征時有大約九萬武裝，現在他們的鐮刀錘子旗下隻剩下四萬五千人。並不是全部都是犧牲的，掉隊的，或者被俘的。作為防禦戰術，紅軍在湖南、貴州、雲南的長征路上留下一小部分正規軍幹部在農民中間組織遊擊隊，在敵軍側翼進行騷擾和牽製活動。成百上千條繳獲的步槍一路分發，從江西到四川給國民黨軍隊造成了許多新的多事地區。賀龍在湖南北部仍守住他的小小的蘇區，後來又有蕭克的部隊前去會合。許多新建的遊擊隊都開始慢慢地向那裏移動。南京要趕走賀龍還得花整整一年時間，而且那也是在紅軍總司令部命令他入川以後才做到的，他的入川行動在極其艱難險阻的情況下經過西康才完成。
　　江西的紅軍到這時為止的經曆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值得反省的教訓。他們交了不少新朋友，也結了不少新怨仇。他們沿途“沒收”有錢人——地主、官吏、豪紳——的財物作為自己的給養。窮人則受到了保護。沒收是根據蘇維埃法律有計劃進行的，隻有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沒收部門才有權分配沒收物資。它統一調配全軍物資，所有沒收物資都要用無線電向它報告，由它分配行軍各部隊的供給數量，他們往往迂回在山間，首尾相距足足達五十英裏以上。
　　“剩餘物資”——紅軍運輸力所不及的物資——數量很大，就分配給當地窮人。紅軍在雲南是從有錢的火腿商那裏沒收了成千上萬條火腿，農民們從好幾裏外趕來免費領一份，這是火腿史上得新鮮事兒。成噸的豔也是這樣分配的。在貴州從地主官僚那裏沒收了許多養鴨場，紅軍就頓頓吃鴨，一直吃到——用他們的話來說——“吃厭為止”。他們從江西帶著大量南京的鈔票、銀洋和自己的國家銀行的銀塊，一路上凡是遇到貧困地區就用這些貨幣來付所需的物資。地契都已焚毀，捐稅也取消了，貧農還發給了武裝。
　　紅軍告訴我，除了在川西的經驗以外，他們到處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他們大軍未到，名聲早就已經傳到，常常有被壓迫農民派代表團來要求他們繞道到他們鄉裏去“解放”他們。當然，他們對紅軍的政綱是很少有什麽概念的，他們隻知道這是一支“窮人的軍隊”。這就夠了。毛澤東笑著告訴我有一個這樣的代表團來歡迎“蘇維埃先生”！①但是這些鄉下佬並不比福建軍閥盧興邦更無知，後者曾在他統轄的境內出了一張告示，懸賞“緝拿蘇維埃，死活不論”。他宣稱此人到處橫行不法，應予殲滅！
　　在毛爾蓋和茂功，南方來的紅軍休整了三個星期，在這期間，革命軍事委員會、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代表開了會討論未來計劃。讀者想必記得，四方麵軍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在四川占了根據地，原來是在湘鄂皖蘇區組成的。它經過河南到達四川的長征是由徐向前和張國燾領導的，關於這兩位老紅軍，下文還將述及。他們在四川的戰役卓有成效——但也燒殺過甚——整個川北一度都在他們影響之下。他們在毛爾蓋與南方來的布爾什維克會師時，徐向前部下約有五萬人，因此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川西集中的紅軍全部兵力幾近十萬人。
　　這兩方麵軍在這裏又分道揚鑣了，一部分南方來的軍隊繼續北上，餘下的就同四方麵軍留在四川。當時對於應采取什麽正確行軍路線有不同的意見。張國燾是主張留在四川，在長江以南恢複共產黨的勢力。毛澤東、朱德和“契卡”的大部分委員決心要繼續到西北。這個躊躇不決的時期由於兩個因素而打斷了。一個因素是蔣介石的軍隊從東、北兩個方向調入四川，包圍紅軍，在這兩部分紅軍之間成功地打入了一個楔子。第二個因素是把這兩部分紅軍隔開的那條河是四川的急流之一，這時河麵突然上漲，無法相通。此外還有黨內鬥爭的其他因素，不需在此詳述。
　　八月間，以一軍團為先鋒，江西主力繼續北征，把朱德留下在四川指揮，和徐向前、張國燾在一起。四方麵軍在這裏和西康要多留一年，等賀龍的二方麵軍來會合後，才向甘肅進軍，引起一時的轟動，這在下文再說。一九三五年八月領導紅軍進入川藏邊界的大草地的是指揮員林彪、彭德懷、左權、陳賡、周恩來和毛澤東，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幹部和黨中央多數委員 ，開始這最後一個階段的長征時約有三萬人。
　　在他們麵前的那條路成最危險緊張，因為他們所選擇的那條路線經過藏族人部落和川康一代好戰的遊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野地帶。紅軍一進入藏族地帶，就第一次遇到了團結起來敵視他們的人民，他們在這一段行軍途中所吃到的苦頭遠遠超過以前的一切。他們有錢，但是買不到吃的。他們有槍，但是敵人無影無蹤。他們走進農民的森林和跨國十幾條大河的源流時，部族的人就從進軍塗上後退，堅壁清野，把所有吃的、牲口、家禽都帶到高原去，整個地區沒有了人煙。
　　①音譯Soviet的第一個漢字“蘇”是個常見的中國姓氏，加上“維埃”兩字，很容易被當作一個人的姓名。
　　但是沿途兩旁一、二百碼以外就很不安全。許多紅軍想去找頭羊來宰，就沒有再回來的。山區的人民躲在濃密的樹叢中，向進軍的“入侵者”狙擊。他們爬上山去，在紅軍魚貫經過又深又窄的山口隻能單行前進時，就推下大石頭來壓死他們和他們的牲口。這裏根本沒有機會解釋什麽“紅軍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沒有機會結成友好的聯盟！藏民的女酋長對不論哪種漢人，不分紅、白，都有不共戴天的宿怨。誰幫助過路的人，她就要把他活活用開水燙死。
　　由於不搶就沒有吃的，紅軍就不得不為了幾頭牛羊大仗。毛澤東告訴我，他們當時流行一句話叫“一條人命買頭羊”。他們在藏民地裏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蘿卜等蔬菜，據毛澤東說，蘿卜大得可以一個“夠十五個人吃”。他們就是靠這種微不足道的給養過大草地。毛澤東幽默地對我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藏民償還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裏拿走的給養。”他們隻有俘獲了部族人以後才能找到向導引路。他們同這些向導交上了朋友，出了藏族境界之後，許多向導繼續參加長征。有些人現在是陝西黨校的學員，有朝一日可能回到本土去向人民解釋“紅”漢和“白”漢的不同。
　　在大草地一連走了十天還不見人煙。在這個沼澤地帶幾乎大雨連綿不斷，隻有沿著一條為紅軍當向導的本地山民才認得出像迷宮一樣的曲折足跡，才能穿過它的中心。沿途又損失了許多人員和牲口。許多人在一望無際的一些水草中失足陷入沼澤之中而沒了頂，同誌們無從援手。沿途沒有柴火，他們隻好生吃青稞和野菜。沒有樹木遮蔭，輕裝的紅軍也沒有帶帳篷。到了夜裏他們就蜷縮在捆紮在一起的灌木枝下麵，擋不了什麽雨。但是他們還是勝利地經過了這個考驗，至少比追逐他們的白軍強，白軍迷路折回，隻有少數的人生還。
　　紅軍現在到達了甘肅邊境。前麵仍有幾場戰鬥，任何那一仗如果打敗，都可能是決定性的失敗。在甘肅南部部署了更多的南京、東北、回民軍隊要攔阻他們，但是他們還是闖過了所有這些障礙，在這過程中還俘獲了回民騎兵的幾百匹馬，原來一般都認為這些騎兵能一舉把他們消滅掉的。他們精疲力盡，體力已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終於到達了長城下的陝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即他們離開江西一周年的日子，一方麵軍先鋒部隊同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在山西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小小根據地的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他們現在隻剩下了二萬人不到，坐下來以後方始明白他們的成就的意義。
　　25、26、27師會師
　　長征的統計數字①是觸目驚心的。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發生在路上某個地方，總共有15個整天用在打大決戰上。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軍上，18天用在夜間行軍上。息下來的100天——其中有許多天打遭遇戰——有56天在四川西北，因此總長5000英裏的路上隻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114英裏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軍71華裏，即近24英裏，一支大軍和它的輜重要在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原文數字都是中文大寫，為了特別突出而且更加直觀，我全部換成了阿拉伯數字——ZRED）
　　紅軍一共爬過十八條山脈，其中五條是終年蓋雪的，渡過二十四條河流，經過十二個省份，占領過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個地方軍閥軍隊的包圍，此外還打敗、躲過或勝過派來追擊他們的中央軍各部隊。他們開進和順利地闖過六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有些地方是中國軍隊幾十年所沒有去過的地方。
　　不論你對紅軍有什麽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麽看法（在這方麵有很多辯論的餘地！），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最偉大的業績之一。在亞洲，隻有蒙古人曾經超過它，而在過去三個世紀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舉國武裝大遷移，也許除了驚人的土爾扈特部的遷徙以外，對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熱河》一書曾有記述。與此相比，漢尼拔經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另外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比較是拿破侖從莫斯科的潰敗，但當時他的大軍已完全潰不成軍，軍心渙散。
　　紅軍的西北長征，無疑是一場戰略撤退，但不能說是潰退，因為紅軍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誌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麽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進軍到戰略要地西北去，無疑是他們大戰役的第二個基本原因，他們正確地預見到這個地區要對中、日、蘇的當前命運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後來的曆史證明，他們強調這個原因是完全對的。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傑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大規模的轉移是曆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紅軍經過的省份有二億多人民。在戰鬥的間隙，他們每占一個城鎮，就召開群眾大會，舉行戲劇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許多“奴隸”（其中有些參加了紅軍），宣傳“自由、平等、民主”，沒收“賣國賊”（官僚、地主、稅吏）的財產，把他們的財產分配給窮人。現在有千百萬的農民看到了紅軍，聽到了他們講話，不再感到害怕了。紅軍解釋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們的抗日政策。他們武裝了千千萬萬的農民，留下幹部來訓練遊擊隊，使南京軍隊從此疲於奔命。在漫長的艱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萬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萬的人——農民、學徒、奴隸、國民黨逃兵、工人、一切赤貧如洗的人們——參加進來充實了行列。
　　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卸下來。在此之前，我得繼續寫我的報道，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寫到紅軍在西北的會師。我把毛澤東主席關於這一六千英裏的長征的舊體詩附在這裏作為尾聲，他是一個既能領導遠征又能寫詩的叛逆：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①《長征記》，一軍團編（一九三六年八月預旺堡）。

　　第六篇 紅星在西北
　　一
　　陝西蘇區：開創時期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共產黨人於一九二七年起逐步建立起他們反對南京的根據地的時候，中國其他各地到處都出現了紅軍。其中最大的一個地方是鄂豫皖蘇區，占了長江中遊這三個盛產大米的省份的很大一部分地區，人口有二百多萬。那裏的紅軍開始是由徐海東指揮的，後來徐向前來領導，徐向前是黃埔軍校一期生，在國民黨軍隊中當過上校，是廣州公社的老戰士。
　　在他們西北方向的遠遠的山區裏，另外一個黃埔軍校生劉誌丹當時正在為目前陝西、甘肅、寧夏的蘇區打基礎。劉誌丹是個現代俠盜羅賓漢，對有錢人懷有山區人民的一貫仇恨。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財中間，他成了懲奸除惡的天鞭。
　　這個亂世的豪傑生於陝西北部群山環抱的保安，是個中農的兒子。他到榆林去上中學，榆林位於長城南麵，是陝西同蒙古商隊進行興旺貿易的中心。劉誌丹離開榆林以後就進了廣州的黃埔軍校，一九二六年在那裏結業，就成了一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軍隊的青年軍官。他隨軍北伐到了漢口，國共分裂時他正好在那裏。
　　一九二七年南京政變後，他逃脫了“清洗”，在上海為黨做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回到故鄉陝西省，恢複了同當時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的以前的一些同誌的聯係。第二年他在陝西南部領導了一次農民起義。起義發生的地點就在最近西北事變中南京轟炸機轟炸了東北軍先鋒部隊、造成了很大損失的華縣附近。他的起義雖遭血腥鎮壓，陝西省的第一批遊擊隊核心卻由此產生。
　　劉誌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仿佛一個萬花筒，其間曆經各種各樣的失敗、挫折、搗亂、冒險、死裏逃生，有時還官複原職，不失體麵。他率領下的小支部隊幾經消滅。有一次他還擔任保安的民團團長，他利用職權逮捕了好幾個地主老財加以處決，這出於一個民團團長之手，是很怪誕的行為。因此保安縣長被撤了職，劉誌丹隻帶領了三個部下逃到了鄰縣。那裏的馮玉祥部下一個軍官請他們赴宴，在酒酣耳熱之間，劉誌丹和他的朋友把他們的主人繳了械，奪了二十支槍，逃到山間去，馬上就糾集三百個左右的追隨者。
　　但是這支小小的部隊遭到了包圍，劉誌丹提出議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擔任了國民黨軍隊的上校軍官，在陝西西部駐防。他在那裏又開始反對地主，於是又被圍剿，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於他在陝西哥老會的勢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軍隊改組為一個運輸旅，由他任旅長。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又故態複萌。他的駐區的一些地主向來享有免稅優待（這是陝西地主的一種“傳統特權”），拒絕向他付稅，他馬上逮捕一些人，結果豪紳們都武裝反他，要求西安方麵把他撤職懲辦。他的軍隊遭到包圍解散。
　　最後在懸賞緝拿他的首級的情況下他被迫退到保安去，但是有他自己旅裏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官兵跟著他去。他終於在這裏著手組織一支獨立的軍隊，於一九三一年舉起一麵紅旗，攻占了保安和中陽①兩縣，在陝北迅速展開活動。派來攻打他的政府軍常常在戰鬥中投誠過來；有的逃兵甚至從山西渡過黃河來投奔他，這個不法之徒的大膽勇敢、輕率魯莽很快在整個西北名聞遐邇，傳開了“刀槍不入”的神話。
　　從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證據來看，似乎沒有疑問，在陝西頭一兩年的鬥爭中，對官僚、稅吏、地主的殺戮是過分的。武裝起來的農民長期積壓的怒火一旦爆發出來，就到處打家劫舍，擄走人俘，扣在他們的山東省寨裏勒索贖金。他們的行為很象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劉誌丹的徒眾在陝北黃土山區占領了十一個縣，共產黨特地在榆林成立一個政治部來指導劉誌丹的軍隊。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陝西的第一個蘇維埃，設立了正規的政府，實行了一個與江西類似的綱領。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間，陝西紅軍迅速擴大，提高了素質，多少穩定了他們所在的地區的情況。成立了陝西省蘇維埃政府，設立了一所黨校，司令部設在安定。蘇區有自己的銀行、郵局，開始發行粗糙的鈔票、郵票。在完全蘇維埃化的地區，開始實行蘇維埃經濟，地主的土地遭到沒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雜稅，設立了合作社，黨發出號召，為小學征求教員。
　　這時，劉誌丹從紅色根據地南進，向省會進逼。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臨潼，對西安圍城數日，但沒有成功。一個縱隊南下陝南，在那裏的好幾個縣裏成立了蘇區。在與楊虎城將軍（後來成了紅軍的盟友）的交戰中遭到了一些嚴重失敗和挫折，但是也贏得了一些勝利。軍內紀律加強，土匪成分消除後，農民就開始更加擁護紅軍。到一九三五年中，蘇區在陝西和甘肅控製了二十二個縣。現在在劉誌丹指揮下有二十六、二十七軍，總共五千人，能與南方的西方的紅軍主力有無線電聯係。在南方紅軍開始撤離贛閩根據地後，陝西這些山區紅軍卻大大加強了自己，後來到一九三五年，蔣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總司令張學良少帥率領大軍來對付他們。
　　一九三四年末，紅二十五軍八千人在徐海東率領下離開河南。十月間他們到達陝西南部，同劉誌丹所武裝起來的該地一千名左右紅色遊擊隊會合。徐海東在那裏紮營過冬，幫助遊擊隊建立正規軍，同楊虎城將軍打了幾次勝仗，在陝西南部五個縣武裝了農民，成立了一個臨時蘇維埃政府，由陝西省“契卡”的一個二十三歲的委員鄭位三任主席；李龍桂和陳先瑞為紅軍兩個獨立旅的旅長。徐海東把這個地區留給他們去保衛，自己率二十五軍進入甘肅，在成千上萬的政府軍包圍中殺出一條血路來到了蘇區，一路上攻占了五個縣城，把馬鴻賓將軍的回民軍隊兩個團繳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西北部的雲長整編為紅十五軍團，以徐海東為司令，劉誌丹為副司令兼甘晉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該軍團遇到了王以哲將軍率領的東北軍二個師，加以擊敗，補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槍支彈藥。
　　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間陝北來了一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一個名叫張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據告訴我消息的人（他當時是劉誌丹部下的參謀）說，這位張先生（外號張胖子）有權“改組”黨和軍隊。他可以說是個欽差大臣。
　　張胖子開始著手收集證據，證明劉誌丹沒有遵循“黨的路線”。他“審問”了劉誌丹，命令劉誌丹辭去一切職務。現在可笑的是，或者說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說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過，反正這是遵守“黨紀”的一個突出例子：劉誌丹不但沒有反詰張先生憑什麽權利批評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決定，放棄了一切實際指揮權，象阿基利斯②一樣，退到保安窯洞裏去發悶氣了！張先生還下令逮捕和監禁了一百多個黨內軍內其他“反動派”，心滿意足地穩坐下來。
　　就是在這個奇怪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南方的紅軍先遣部隊，即在林彪、周恩來、彭德懷、毛澤東率領下的一軍團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他們對這奇怪的情況感到震驚，下令複查，發現大多數證據都是無中生有的，並且發現張敬佛不僅越權，並且本人受到了“反動派”的欺騙。他們立即恢複了劉誌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職。張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審判，關了一個時期以後，分配他去從事體力勞動。
　　這樣，在一九三六年初，兩支紅軍會合起來嚐試著名的“抗日”東征，他們過了黃河，進了鄰省山西，仍由劉誌丹任指揮。他在那次戰役中表現傑出，紅軍在兩個月內在那個所謂“模範省”攻占了十八個以上縣份。但是他在東征途中犧牲的消息，不象許多其他類似的消息那樣不過是國民黨報紙的主觀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領導突擊隊襲擊敵軍工事時受了重傷。但紅軍能夠渡過黃河靠他攻占那個工事。劉誌丹被送回陝西，他雙目凝視著他幼時漫遊的心愛的群山，在他領導下走上他所堅信的革命鬥爭道路的山區人民中間死去。他葬在瓦窯堡，蘇區把紅色中國的一個縣份改名誌丹縣③來紀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遺妻和孩子，一個六歲的美麗的小男孩。紅軍為他特地裁製了一套軍服；他束著軍官的皮帶，帽簷上有顆紅星。他得到那裏人人的疼愛，象個小元帥一樣，對他的“土匪”父親極感自豪。
　　但是，雖然西北這些蘇區是圍繞著劉誌丹這個人物發展壯大的，但不是劉誌丹，而是生活條件本身產生了他的人民這個震天撼地的運動。要了解他們所取得的任何勝利，不僅必須了解他們所為之奮鬥的目標，而且要了解他們所反對的東西。
　　①中陽在山西省，懷疑此地為甘肅省鎮原縣之誤——譯注。
　　②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英雄，因與統帥亞伽梅農爭吵，生氣退回帳篷——譯注。
　　③即保安——譯注。

　　二 死亡和捐稅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裏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並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這場災難在西方世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國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數幾個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勇氣可嘉的人，為了搶救一些災民，冒著生命的危險到這些傷寒流行的災區去。他們中間有許多中國人，也有一些外國人如德懷特·愛德華茲、O.J.托德和一個傑出的老醫生羅伯特·英格蘭姆。我有幾天同他們一起，走過許多死亡的城市，跨過一度肥沃、如今變成荒蕪不毛之地的鄉野，所到之處無不感到怵目驚心。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裏，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惡夢般的時間裏，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一個辛勤勞動、“奉公守法”、於人無犯的誠實的好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這種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著皺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象個幹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麽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後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睾丸軟軟地掛在那裏象幹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後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裏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幹癟下垂，象空麻袋一樣。但是，女人和姑娘畢竟不多，大多數不是死了就是給賣了。
　　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屍，在農村裏，我看到過萬人塚裏一層層埋著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裏，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著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裏，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裏有的是糧食穀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麽？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準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饑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
　　然而那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在不作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死去的。
　　“他們為什麽不造反？”我這樣的問自己。“為什麽他們不聯成一股大軍，攻打那些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卻不能讓他們吃飽、強占他們土地卻不能修複灌溉渠的惡棍壞蛋？為什麽他們不打進去大城市裏去搶那些把他們妻女買去，那些繼續擺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讓誠實的人挨餓的流氓無賴？為什麽？”
　　他們的消極無為使我深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時間認為。沒有什麽事情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鬥爭。
　　我錯了。中國農民不是消極的；中國農民不是膽小鬼。隻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鬥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上述這種背景下，我們得悉共產黨人在西北特別受人民歡迎，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因為那裏的情況對於農民群眾來說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都沒有根本的改善。
　　這方麵的事實已經等到你萬萬沒有想到的一個人士的生動的證實，我在這裏指的是斯坦普爾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報告，他是國際聯盟派赴南京擔任顧問的著名的衛生專家。他的材料是這方麵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爾博士最近在陝西和甘肅省的國民黨統轄區進行了考察，他的報告所根據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觀察。
　　他指出在“公元 前二百四十年據說有一個名叫鄭國的工程師”在中華民族的搖籃、曆史上有名的陝西渭水流域“修築了一個能灌溉近一百萬英畝土地的灌溉網，但是後來年久失修，水壩崩塌，雖然經常修築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麵積隻有二萬畝不到”——約三千三百英畝！他弄到的數字證明，在大災荒期間，陝西有一個縣，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 ；另一縣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據官方估計，單在甘肅一省就餓死二百萬人——約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廳禁止囤積糧食 ，交戰的軍閥沒有幹擾賑濟物資的運輸的話，這些人有許多是可以不死的。
　　這裏引述一段這位日內瓦來的調查人員關於紅軍到達以前在西北見到的情況的話：
　　在一九三〇年災荒中，三天口糧可以買到二十英畝的土地。該省[陝西]有錢階級利用這個機會購置了大批地產，自耕農人數銳減。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芬德萊·安德魯先生一九三〇年報告中的下述一段話充分說明了該年的情況：
“……該省外表情況比去年大有改善。為什麽？因為在甘肅省內我們工作的那一地區，饑餓、疾病、兵燹在過去兩年中奪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對糧食的需求已大為緩和。”
　　許多土地荒蕪，許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別是甘肅，有“數量大得驚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 〇年災荒期間，地主極其廉價地收購了土地，他們從那時候起就靠修築渭北灌溉工程而發了財”。
　　在陝西，不付土地稅被認為是件體麵的事，因此有錢的地主一般都免稅……特別可惡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災荒期間外出逃荒的農民在此期間積欠的稅款，在欠稅付清之前，他們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
　　斯坦普爾博士發現，陝西的農民（顯然不包括地主，，因為他們“一般免稅”）所付土地稅和附加稅達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稅“又占百分之二十”；“不僅捐稅如此繁重驚人，而且估稅方式也似乎很隨便，至於征收方式則浪費、殘暴，在許多情況下貪汙腐敗。”
　　至於甘肅，斯坦普爾博士說：
　　“在過去五年內甘肅稅收平均超過八百萬……比中國最富饒的、也是收稅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還重。也可以看到，這種稅收的來源，特別是在甘肅，不止一兩種主要的捐稅，而是名目繁多的許多雜稅，每種收集一筆小款，幾乎沒有一種貨物，沒有一種生產或商業活動不收稅的。人民實際所付稅款要比公布數字還高。首先，收稅的可以從所收稅款中保留一份--有時極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縣政府所收稅款以外，還有軍方領導人所征的稅，官方估計這在甘肅省約一千多萬。②
造成人民負擔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民團，這本來是為了防範土匪而組織的，在許多情況下已墮落為魚肉鄉裏的匪幫。”
　　斯坦普爾博士引證的數字表明，民團的維持費達地方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當然，在維持大規模正規軍的負擔之外，再加上這一筆負擔是很可觀的。據斯坦普爾博士說，正規軍的維持費占去了甘肅陝西兩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陝西遇到的一個外國傳教士告訴我，他有一次曾經跟著一頭豬從養豬人到消費者那裏，在整個過程中，看到征六種不同的稅。甘肅的另外一個傳教士談到，他看見農民把家裏的木梁拆下來（在西北木料很值錢）運到市場上去賣掉來付稅。他說，甚至是有些“富農”，雖然在紅軍到達之初態度並不友好，但也是無所謂的，而且認為“隨便什麽政府都不會比原來那個更壞”。
　　但是從經濟上來說，西北絕不是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許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產大大超過消費，是輕而易舉的事，隻要改進灌溉係統，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為“中國的烏克蘭”。陝西和甘肅有豐富的煤礦。陝西還有一點石油。斯坦普爾博士預言，“陝西，特別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其重要性僅次於長江流域，隻需把煤田用來為自己服務就行了。”甘肅、青海、新疆的礦藏據說非常豐富，很少開發。斯坦普爾博士說，單是黃金，“這一地帶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克朗代克。③”
　　這裏，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裏，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鬥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名勝征。
　　但是紅軍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①見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與其發展前途》，由國家經濟委員會非公開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國聯其他調查華南和華中的專家的許多說明問題的報告一樣，這本書沒有公開發行。
②這是個保守的估計，因為它沒有提到甘肅和陝西兩省軍方主要的非法稅收——多年以來一直是鴉片稅。西安府給我的數字表明，馮玉祥將軍控製這一帶時，每年可從這一來源得到八千萬元。從那時以後，此數無疑已大為減少，那是由於南京鴉片專賣的競爭，但仍每年有好幾百萬。
　　③在加拿大西北邊境，上世紀末曾發現金礦。——譯注

　　三 蘇維埃社會
　　不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南方的情況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論，如果稱之為農村平均主義，較之馬克思作為自己的模範產兒而認為合適的任何名稱，也許更加確切一些。這在經濟上尤其顯著。在有組織的蘇區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雖然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簡單指導，但是物質條件的局限性到處是顯而易見的。
　　前已強調指出西北沒有任何有重要意義的機器工業，這個地區比中國東部一些地區受到的工業化影響要少得多，它主要是農業和畜牧區，好幾個世紀以來，文化趨於停滯狀態，雖然現在存在的許多經濟上的弊端無疑地是半工業化城市中經濟情況變化的反映。但是紅軍本身就是“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的顯著產物，它對這裏化石般的文化所帶來的思想震蕩確確實實是革命性質的。
　　但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共產黨有可能組織大大超過社會主義經濟初生時期的政治體製，對此他們自然隻能從未來角度來加以考慮，以期有朝一日他們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權，那時他們可以把外國租界中的工業基地接過手來，從而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奠定基礎。在此以前，他們在農村地區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解決農民的當前問題--土地和租稅。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象俄國以前的民粹派反動綱領，但是，其根本不同之處在於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隻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設群眾基礎的一個階段，使他們能夠發展革命鬥爭，以奪取政權和最後實現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策略。屆時集體化就勢所難免。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一年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①中詳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提到“最高綱領”的話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設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須記住，紅區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一直不過是一種非常臨時性的過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於蘇區從一開始起就得為生存而戰，他們的主要任務一直是建設一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便在更廣泛、更深刻地規模上擴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國試行共產主義”，而有不少人卻以為這就是共產黨在他們小小的被封鎖的地區中在嚐試的事情。
　　共產黨在西北所以受到群眾擁護，其當前的基礎顯然不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點象孫逸仙博士的主張：“耕者有其田”。共產黨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經濟改革措施中，對農民最有重要意義的顯然有這四項：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
　　從理論上來說，蘇維埃固然是一種“工農”政府，但在實際執行中，全部選民中不論從成分上來說，還是從職業上來說，農民占壓倒多數，因此政權得與此適應。為了要製約農民的勢力，抵消這種勢力，把農村從口劃分這幾個階層：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雇農、手工業者、流氓無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即專業工作者，包括教員、醫生、技術人員、“農村知識分子”。這種劃分不僅是經濟上的劃分，也是政治上的劃分，在蘇區選舉中，佃農、雇農、手工業者等比其他階層的代表是名額比例大得多，其目的顯然是要造成“農村無產階級”的某種民主專政。但是，很難看到這些類別之中有什麽重要的根本階級區別在起作用，因為他們都是直接依附於農業經濟的。
　　在這些限度內，凡是政權穩定的地方，蘇維埃似乎工作得很順利。代議製政府結構是從最小的單位村蘇維埃開始建立的，上麵是鄉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最後是中央蘇維埃。每村各選代表若幹人參加上級蘇維埃，依此類推，一直到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凡年滿十六歲的，普遍有選舉權，但選舉權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
　　每一鄉蘇維埃下設各種委員會。權力最大的委員會是革命委員會，那往往是紅軍占領一個鄉以後經過一陣緊張的宣傳運動再舉行群眾大會選出來的。它有決定選舉或改選權，同共產黨合作緊密。鄉蘇維埃下麵設教育、合作社、軍訓、政訓、土地、衛生、遊擊隊訓練、革命防禦、擴大紅軍、農業互助、紅軍耕田等等委員會，由鄉蘇維埃指派。蘇維埃的每一分支機構中都有這種委員會，一直到負責統一各項政策和作出全國性決策的中央政府。
　　組織工作並不是到政府機構為止。共產黨在工農、城鄉中有大量的黨員。此外，還有共青團，團之下又有兩個組織，把大部分青年都組織起來。這兩個組織是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把婦女們也組織到共青團、抗日協會、幼兒院、紡紗班、耕種隊中去。成年的農民組織在貧民會、抗日協會中。甚至哥老會這個古老的秘密會社，也讓它參加到蘇維埃生活中來，從事公開合法的活動。農衛隊和遊擊隊也屬於組織嚴密的農村政治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①倫敦勞倫斯書局上引書。
　　這些組織和它們各個委員會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紅軍來領導的。我們在這裏不需要引用詳盡的統計數字或令人厭煩的圖表來說明這些機構的組織聯係，但是總的可能說它們都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直接領導下，盡管每個組織似乎是由農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決定、吸收成員、進行工作的。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使得每一個男女老幼都是某個組織的成員，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蘇維埃這種緊張頻繁的活動具有典型性的一個例子，是他們為了要增加產量、利用大片荒地而采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員會發給各個分支機構，指導他們組織農民從事耕種和在這方麵進行宣傳的許多命令，範圍之廣和內容之實際，使人相當驚訝。例如，我在土地委員會一個辦事處看到的一項命令，對於春耕工作發出了具體的批示，土地委員會要求工作人員“進行廣泛的宣傳，爭取農民自願參加，不要有任何強迫命令”。對於如何在耕種季節完成四項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體的意見。這四項要求根據去年冬天蘇維埃的決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耕地；增加作物產量；擴大作物品種，特別重視新品種的瓜菜；擴大棉花種植麵積。
　　這項命令①為了擴大勞動力，特別是爭取婦女直接參加農業生產（尤其是那些由於參加紅軍而男性人口減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麵這個絕妙的指示說明紅軍利用現有材料極有效果：
　　要動員婦女、兒童、老人參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勞動生產過程中擔任主要的或輔助的工作。倒如，應動員大腳婦女和年青婦女組織生產訓練隊，從事從清地到農業生產主要任務等工作。小腳婦女、兒童、老人應動員起來幫助除草、積肥等其他輔助勞動。
　　但是農民的反應怎樣？中國農民一般不願受組織、紀律的約束，不願從事超過自己家庭範圍以外的任何社會活動。共產黨聽到這話就大笑。他們說，中國農民如果是為自己工作而不是為民團--地主和稅吏，他們沒有不喜歡組織或社會活動的。我不得不承認，我所接觸到的農民，大多數似乎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他們有許多人意見批評一大堆，但是問到他們是否願意過現在的生活而不願過以前的生活，答複幾乎總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們大多數人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這使我覺得，在中國農村，這是一種新現象。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有基礎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蘇區裏，警衛工作幾乎全部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擔任的。蘇區很少有紅軍的駐防部隊，因為所有戰鬥力量都在前線。地方的保衛工作是由村革命保衛隊、農衛隊、遊擊隊分擔的。這個事實可以說明，紅軍在農民中間得到擁護的一部分原因，因為紅軍很少象其他軍隊那樣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壓迫和剝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線，在那裏為自己的口糧作戰，應付敵人進攻。另一方麵，把農民嚴密地組織起來，紅軍便有了後衛和基地，可以放手進行極其機動的作戰，而這正是它的特點。
　　但是要真正了解農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擁護，必須記住它的經濟基礎。我已經談到過西北農民在舊政權下所承受的沉重負擔。現在，紅軍不論到哪裏，他們都毫無疑問地根本改變了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貧苦”成分的處境。在新區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稅，使農民有透口氣的機會，在老區裏，隻保留一種單一的累進土地稅和一種單一的小額營業稅（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們把土地分給缺地的農民，大片大片地開“荒”--多數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們沒收有錢階級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給窮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產黨政策中的一個根本要素。這是怎樣進行的？後來，為了全國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慮，蘇維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後退，但是我在西北訪問期間所實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頒布）規定要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沒收富農不是由自己耕種的所有土地。不過不論地主或富農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種的土地。在不缺地的鄉裏--那樣的鄉在西北有不少--在鄉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沒收，分配的隻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時還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給貧農，同樣數量的劣地給地主。
　　什麽人算地主？根據共產黨的（大大簡化了的）定義，凡是大部分收入來自出租給別人種的土地而自己不勞動的人都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高利貸者和土豪②與地主屬於同類，因此受到同樣對待。據斯坦普爾博士說，高利貸的利率在西北原來高達百分之六十，在困難時期還要高得多。雖然在甘肅、陝西、寧夏的許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個雇工或者佃戶，如果沒有資金，幾乎不可能積錢為自己家庭買夠足夠的田的。我在紅區遇到過許多農民，他們以前是從來不可能擁有土地的，雖然有些地方地價低到隻有二、三元銀洋一英畝。
　　①土地委員會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山西瓦窯堡）。
　　②土豪是紅軍稱呼那些其收入中一大部分來自放債和抵押品買賣的地主。
　　除了上述以外的階級都不受沒收的影響，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很大比例的農民得到眼前利益。貧農、佃農、雇農都得到了足以維持生計的土地。看來並沒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權“平均化”。據王觀瀾（二十九歲的俄國留學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員）向我解釋，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為每個人提供足夠的土地，保證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夠過足夠溫飽的生活，他們認為這是農民的最“迫切要求”。
　　土地問題——沒收和分配土地問題——在西北由於大地產多數是屬於官僚、稅吏、在外地主而簡單化了。在沒收以後，多數情況是貧農的當前要求得到了滿足，不受在鄉小地主或富農的什麽幹擾。因此紅軍不僅由於給貧農和無地農民土地而得到他們擁護的經濟基礎，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也由於取消捐稅剝削而贏得了中農的感激，在少數情況下由於同樣的原因或者通過抗日運動的愛國宣傳而爭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陝西好幾個著名的共產黨員出身於地主家庭。
　　對於貧農還采用低利或無利放款形式給予額外的幫助。高利貸完全取締，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十仍屬許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為百分之五。紅軍兵工廠裏製造的好幾千簡易農具和成千上萬磅種籽供應無地農民開荒。還開辦了一所簡單的農業學校，據說還要開辦一所畜牧學校，隻等這方麵一個專家從上海來到。
　　合作化運動在大力推廣，其活動已超過生產和分配合作社，而擴大到象集體使用牲口和農具——特別是耕種公共土地和紅軍土地——這樣新奇（對中國來說）形式方麵的合作，和組織勞動互助組方麵的合作。用後一種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體耕種、集體收獲，個別農民一時農閑現象就不再出現。共產黨做到每個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農忙季節裏，采用了“星期六突擊隊”的辦法，不僅所有的兒童組織，而且所有的蘇維埃幹部、遊擊隊員、赤衛隊員、婦女組織的會員、駐在附近的紅軍部隊都動員起來，每個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裏勞動。甚至毛澤東也參加了這種勞動。
　　這裏，共產黨在播下集體勞動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種子——為將來實現集體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時，一種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觀念開始慢慢地滲入到農民意識的深處去。因為在農民中間建立起來的各種組織，是共產黨稱為經濟、政治、文化三結合的東西。
　　共產黨在這些人們中間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進標準來衡量，的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陝西北部的二十幾個蘇維埃化已久的縣裏，中國大部分地方常見的某些明顯的弊端，肯定是被消滅了。而且在新區的居民中間也在進行大力的宣傳，要在那裏進行同樣的基本改革。陝北已經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傑出的成就。事實上，我一進蘇區以後就沒有看到過什麽罌粟的影子。貪官汙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象共產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犯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關於“共妻”和“婦女國有化”的謠言，一望而知是荒謬可笑的，不屑一駁。但在結婚、離婚、遺產等方麵的改革，按照中國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習慣來看，本身就是很激進徹底的。婚姻法①裏有這樣的有趣規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婦、買賣妻妾以及“包辦婚姻”的習慣。婚姻必須取得雙方同意，婚齡提高到男子二十歲，女子十八歲，禁止彩禮，到縣、市、村蘇維埃登記結婚的，發給一份結婚證書，不取任何費用。男女同居的，不論是否登過記，都算是合法結過婚，——這似乎排除了亂交——而且他們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認有私生子。
　　如果夫妻雙方有任何一方“堅決要求”就可以到蘇維埃登記處離婚，不需任何費用，但紅軍的妻子須得到男方同意才可離婚。離婚雙方財產均分，雙方都有法律義務撫養子女，但債務卻由男方單獨負擔（！），他並有義務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費。
　　從理論上說，教育“免費普及”，但父母有義務借給子女吃穿。實際上，還沒有做到“免費普及”，雖然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向我吹噓，如果他們在西北能有幾年和平，他們在教育方麵的成將會使全國震驚。我以後再來更加詳細地談談共產黨人在這一地區消滅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麽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興趣的還是弄清楚政府用什麽經費來不僅維持這樣的教育計劃，而且維持我稱之為蘇維埃社會的這個表麵看來很簡單但實際上卻極其複雜的機體。
　　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保安重印）。

　　四 貨幣解剖
　　蘇維埃經濟至少有兩個基本任務必須完成：供養和裝備紅軍，為貧苦農民濟燃眉之急。這兩個任務有一項沒有完成，蘇維埃的基礎馬上要崩潰。為了保證這兩項任務的完成，共產黨甚至在蘇區初創之日起就必須開始從事某種經濟建設。
　　西北蘇區的經濟是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社會主義的奇怪混合。私人企業和工業得到許可和受到鼓勵，土地和土地產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許，但有限製。同時，國家擁有和開發象油井、鹽井、煤礦等企業，也從事牛羊、皮革、食鹽、羊毛、棉花、紙張等其他原料的貿易。但國家在這些物品方麵沒有壟斷專賣，私人企業是能夠在所有這些方麵進行競爭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確進行了競爭。
　　第三種方式的經濟是合作社，政府和群眾合夥參加經營，不僅同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競爭，而且同國家資本主義進行競爭！但這都是在一種非常小而原始的規模上進行的。因此，雖然在這樣一種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顯，如果在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地區，會招致辭破壞性的後果，但是在紅區這裏，它們卻起著互相補充的作用。
　　蘇區合作社運動的趨向顯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共產黨認為合作社是“抵製私人資本主義和發展新的經濟製度的工具”，他們規定它的五項主要任務如下：“製止商人對群眾的剝削；克服敵人的封鎖；發展蘇區國民經濟；提高群眾經濟政治水平；為社會主義建設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內，“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創造有力的條件使這一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①
　　一麵這些說起來很動聽的任務中頭兩項實際不過是，合作社幫助群眾組織自己的偷運隊，作為政府的偷運活動的輔助。南京禁止紅白兩區之間進行貿易，但共產黨利用山間小道，賄賂邊境哨兵，有時能夠進行相當活躍的的出境貿易。為國家貿易局或合作社服務的運輸隊從蘇區運原料出境。換成國民黨貨幣或者換購急需的工業製成品。
　　村、鄉、縣、省各級都組織消費、銷售、生產、信用合作社。它們的上麵則是合作社總局，屬財政人民委員和一個國民經濟部門領導。這些合作社的組成方式的確是為了鼓勵社會的最低層參加。消費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時甚至隻有兩角，參加後的組織義務則非常廣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參加合作社的經濟或政治生活。雖然對於每一入股的人購買股票數目沒有加以任何限製，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隻有一票的權利。合作社在總局指導下選舉自己的管理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總局另外還為他們培養工作人員和組織人員。每個合作社還設有營業、宣傳、組織、調查、統計等部門。
　　對於經營得法的給予各種獎勵，並且對農民進行了關於合作社運動好處的普遍宣傳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術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財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紅的基礎上參加經營，象普通社員一樣。在陝西和甘肅兩省的合作社裏，政府已投下了約七萬元的無息貸款。
　　除了邊境各縣也通用白區紙幣以外，一律隻流通蘇區紙幣。共產黨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蘇區中曾鑄造了銀圓和作為輔幣的銅幣，有的還是銀幣，其中很多已運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發表命令收回中國全部銀幣以後，銀價飛漲，共產黨也收回了銀幣，把它當作發行紙幣的儲備。今天全國還有少數藏銀沒有落入國民黨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們的。
　　南方印的紙幣印刷十分講究，用的是鈔票紙，上麵印著“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國家銀行”的印記。在西北，由於技術上的困難，紙幣就粗糙得多，紙質低劣，有時用布。所有的鈔票上都印有他們的口號。陝西印的鈔票上有這樣的口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中國革命萬歲”。
　　在穩定的蘇區，蘇幣幾乎是到處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購買力，物價一般比白區略低。這是用什麽維持的？我不知道共產黨的紙幣有什麽儲備，也不知紙幣的總發行量，但是顯然農民使用這紙幣並不是因為它可以兌換儲備的金銀。有些地方可能強行流通；但我個人沒有看到這樣的事例。在邊界上的農民常常不願接受蘇幣，紅軍就付他們國民黨紙幣籌給養。但是在別的地方，蘇幣似乎因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場上有實際購買力而站穩了腳跟。當然，國民黨的貨幣也是靠此維持的。
　　但是，商人們把貨物從白區運來，出售之後所得是一種在蘇區以外無交換價值的貨幣，這有什麽用呢？這個困難由國庫來解決，它規定蘇區貨幣與國民黨貨幣的兌換率為一元兩角對一元。條例規定：
凡是從白區進境的一切貨物如直接售給國家貿易局就以外[國民黨]幣償付；必需品進口後如不直接賣給國家貿易局，而是通過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須先向國家貿易局登記，其所售收可兌換白區貨幣；其他凡證明必要者亦可兌換。②
實際上這當然等於是說所有“外國”進口貨必須付以“外”匯。但是由於進口製成品（夠少的了）的價值大大超過蘇區出口貨的價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為走私貨削價出售的），便總存在著支付極其不平衡的趨向。換句話說，破產。這如何克服？
　　這沒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發現的來看，這個問題主要是靠白發蒼蒼、神態莊嚴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才智來解決的。林祖涵的任務是使紅軍入夠敷出，收支兩抵。這位令人感到興趣的老財神一度擔任過國民黨的司庫，他的經曆令人驚歎，我這裏隻能簡單一述。
　　①《合作社發展規劃》，國民經濟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陝西瓦窯堡）第4頁。
　　②《關於蘇區貨幣政策》，載《黨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林祖涵是湖南一個教員的兒子，生於一八八二年，自幼學習經史，在常德府入師範，後留學東京。他在日本時遇見被清廷放逐的孫逸仙，就參加了他的秘密組織同盟會。孫逸仙把同盟會與其他革命團體合並組成國民黨後，林祖涵就成了創始黨員。他後來遇見陳獨秀，受到後者很大影響，就在一九二二年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他仍在孫逸仙手下工作，孫逸仙吸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林祖涵先後擔任國民黨司庫和總務部長。孫逸仙逝世時他在身邊。
　　國民革命開始時，林祖涵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年資高過蔣介石的幾個元老之一。他在廣州擔任農民部長，北伐時任程潛將軍指揮的第六軍政委，程潛後來任南京的參謀總長。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開始鎮壓共產黨時，林祖涵反對他，逃到了香港，然後去了蘇俄，在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了四年。他回國後乘“地下火車”，安全抵達江西，任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現在喪偶，自從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見過已經長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歲那年放棄了他的名譽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運同年輕的共產黨人結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這位五十五歲的長征老戰士來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間，滿麵春風，身上穿著一套褪色的製服，紅星帽簷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隻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係在耳朵上的。這就是財政人民委員！他在炕邊坐下，我們就開始談論稅收來源。我了解，政府是簡直不收稅的；工業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錢是從哪裏來的？
　　林祖涵解釋：“我們說我們對群眾不收稅，這話不錯，但是我們對剝削階級是狠狠的收稅的，沒收他們的剩餘現款和物資。因此我們所有的稅都是直接稅。這與國民黨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們到頭來由工人和貧農負擔大部分稅款。我們這裏隻對百分之十人口征稅，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貸者。我們對少數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稅，但對小商人不征稅。以後我們可能對農民征小額的累進稅，但在目前，群眾的稅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個收 入來源是人民的自願捐獻。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地方，革命愛國熱情很高，人民認識到他們有可能喪失蘇區，因此他們誌願大量捐獻糧食、金錢、布匹給紅軍。我們也從國家貿易，從紅軍的土地，從自己的工業，從合作社，從銀行貸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當然，我們最大的收入是沒收。”
　　“你說沒收，”我打斷他的話說，“指的是一般所說的搶劫吧？”
　　林祖涵笑了幾聲。“國民黨叫搶劫。好吧，如果說對剝削群眾的人征稅是搶劫，國民黨對群眾征稅也是搶劫。但是紅軍不做白軍搶劫那樣的事。沒收隻有在負責人士在財政人民委員部指導下進行。每一項都要上報政府，隻用於對社會有普遍好處的事。私自搶劫要受到嚴懲的。你去問一問人民吧，紅軍戰士有沒有不付錢而拿走任何東西的。”
　　你這話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答案自然取決於你是向地主還是向農民提出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用不斷地打仗，”林祖涵繼續說，“我們在這裏很容易建設自給自足的經濟。我們的預算訂得很仔細，盡力節約。因為蘇維埃人員每個人都既是愛國者又是革命家，我們不要工資，我們隻靠一點點糧食生活，我們預算之小可能令你吃驚。這整個地區①，我們目前的開支每月隻有三十二萬元。不論從貨幣還是貨物的價值計算都是這樣。此數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來自沒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願捐獻，包括黨在白區支持者中間募得的款項。其餘的收入來自貿易、經濟建設、紅軍的土地、銀行給政府的貸款。”
　　共產黨自稱發明了一種能防止舞弊的預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讀了林祖涵所著《預算製訂大綱》的一部分，該書詳盡地介紹了這個方法和它的一切防範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體控製收支。從最高機構一直到村，各級會計在收支方麵要受一個委員會的監督，因此，為個人利益篡改帳目是極為困難的。林委員對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說，采用這個方法，任何舞弊都是辦不到的。這話可能確實不假。反正，在紅區中真正的問題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舞弊問題，而是如何勉力維持的問題。盡管林祖涵很樂觀，訪問後我記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不論林祖涵的數字的確切含義如何，這完全是中國式的一個奇跡，因為我們記得，遊擊隊在這一帶進進退退已經打了五年，經濟居然能夠維持下來，沒有發生饑荒，整個來說，農民似乎接受了蘇區貨幣，相信它。事實上，這不是能僅僅用財政的角度來解釋的，隻有在社會和政治基礎上才能理解。
盡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對一個象紅軍那樣靠小本經營來維持的組織，情況也極為嚴重。在蘇區經濟中，不久一定會發生以下三種變化之一：（一）為了供應市場所需的製成品，實行某種形式的機器工業化；（二）同外界某個現代化經濟基地建立良好關係，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經濟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個經濟基地（例如西安或蘭州）；或者（三）紅區同現在白軍控製下的這樣一個基地實際合並。
　　但是共產黨並不同意我的悲觀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夠找到的。”幾個月後果然找到了！這個“出路”以一種“實際合並”的形式出現。
　　附帶說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經濟方麵似乎並沒有很“得發”。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的“補貼”是五元錢一個月——紅區的錢。
　　①當時約有奧地利那麽大。

　　五 人生五十始！
　　我叫他老徐，因為蘇區人人都是這樣叫他——教書先生老徐——因為，雖然在東方其他地方，六十一歲不過是政府最高級官員的平均年齡，可是在紅色中國，同別人相比，他似乎是個白發老翁。然而他並不是老朽昏聵的標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輩謝覺哉（你可以常常看到這一對白發土匪在攜手同行，好象中學生一樣）一樣，他步履矯健，雙目炯炯，他的一雙健腿在長征途上曾經幫他渡過大河，爬過高山。
　　徐特立 謝覺哉
　　徐特立原來是一個極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歲那一年，他突然放棄家庭，四個兒女，長沙一所師範校長的職位，投身到共產黨中來。他於一八七六年生於長沙附近一個貧農家庭，與彭德懷誕生的地方相去不遠。他是第四個兒子。他的父母省吃儉用，供他上了六年學，完了以後在清朝當個塾師，一直到二十九歲那一年上長沙師範，畢業後留校教數學。
　　毛澤東是他在長沙的學生（徐特立說他數學很糟！），他的學生中還有許多青年後來成了共產黨。徐特立本人在毛澤東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參與了政治。他身上仍留著帝製時代與封建政治作鬥爭的標誌，那是他為了要表示他上書請願實行憲政的誠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後，湖南一度有個省議會，老徐是議員之一。
　　戰後他隨湖南省的勤工儉學學生去法國，在裏昂學習一年，在一家鐵工廠打雜做工維持生活。後來他在巴黎大學當了三年學生，靠為中國學生補習數學籌措自己學費。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後，協助在長沙辦了兩個新式的師範學校，境況順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產黨員，資產階級社會的判逆。
　　在國民革命期間，徐特立在國民黨省黨部很活躍，但是他同情共產黨。他向學生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清洗”期間，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銷聲匿跡。由於與共產黨沒有關係，他不得不自找避難的地方。“我早想當共產黨，”他懷念地告訴我，“但是沒有人要求我參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產黨大概認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個共產黨員到他避難的地方來找他，請他入黨。這個老家夥高興之極，他告訴我，他當時想到他對建設新世界仍有一些用處不禁哭了。
　　黨把他派去俄國，他在那裏學習了兩年。回國後，他闖破封鎖，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翟秋白下麵但任副教育人民委員，翟秋白遭難後，執行委員會任命徐特立繼任。從此以後，他就以教書先生老徐著稱。沒有疑問，他的豐富多樣的經驗——在帝製、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中的生活和教書的經驗——使他能夠勝任他所麵臨的任務。他當然需要所有這些經驗，而且還需要更多的經驗，因為這些任務十分艱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誰都會感到氣餒的。但是老徐正當壯年，是不會感到氣餒的。
　　一天，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他開始幽默地一一列舉他的一些困難。“同我們所估計的幾乎一樣，”他說，“在西北，在我們到達以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你知道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是有害的！這裏的人平均一生隻洗兩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時候，一次在結婚的時候。他們不願洗腳，洗手，洗臉，不願剪指甲，剃頭發。這裏留辮子的人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這一切，還有許多其他偏見，都是由於無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務就是改變他們的這種思想狀態。這樣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確非常落後。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們在那裏工作的物質條件也較好，合格教師也多得多。在我們的模範縣興國，我們有三百多所小學，約八百名教師——這與我們這裏全部紅區的小學和教師數目相等。我們從興國撤出時，文盲已減低到全部人口百分這二十以下！
　　“這裏的工作的進展慢得多。我們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我們的物質資源非常有限。甚至我們的印刷機也被破壞了，我們現在什麽東西都隻能用油印和石刻來印刷。由於封鎖，我們不能進口足夠的紙張。我們已開始自己造紙，但質量太差。但是別去管這些困難吧。我們已經能夠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時間，我們在這裏能夠做到使全中國震驚的事情。我們現在從群眾中間正在訓練幾十名教師，黨也在培養。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要擔任群眾文化學校的義務教員。我們的成績表明，這裏的農民隻要給他們機會是極願意學習的。
　　“而且他們也不笨。他們學得很快，隻要把道理對他們說清楚，他們就改變了習慣。在這裏的老蘇區，你看不到姑娘纏足，你會看到許多年輕婦女剪短發。男人現在慢慢在剪掉辮子了，許多人在共青團和少先隊那裏學讀書寫字。”
　　應該說明：在緊急狀態下，蘇區教育製度分三個部分：學校、軍隊、社會。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蘇維埃辦的，第二部分是紅軍辦的，第三部分是共產黨各組織辦的。重點都主要在政治方麵——甚至最小的兒童初識字時也是通過簡單的革命口號來學的。接著讀紅軍和國民黨、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等等衝突的故事，盡是共青團和紅軍戰士的英勇事跡和將來蘇維埃政權下人間樂園的描繪。
　　在學校教育方麵，共產黨自稱已經辦了約二百所小學，為小學教師辦了一所師範，還辦了一所農業學校、一所紡織學校、一所五個年級的工會學校、一所有四百學員的黨校。所有技術學校的課程為期都隻有六個月。
　　重點當然放在軍事教育上麵，兩年來在這方麵取得了很大成就，盡管這個遭到四麵包圍的小國有種種困難。有紅軍大學、騎兵學校、步兵學校，上文已提到。還有一所無線電學校、一所醫科學校，後者實際上隻訓練護士。有一所工程學校，學員所受的實際上是當學徒工的基本訓練。象整個蘇維埃組織一樣，一切都是十分臨時性的，主要是當作一種加強紅軍後方的活動，為紅軍供應幹部。許多教員連中學畢業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們把什麽知識都共同分享。這些學校是地地道道共產主義的，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麵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們所能搜刮的技術知識，“提高文化水平”方麵也是如此。
　　甚至在社會教育方麵，蘇區的目標也主要是政治方麵的。根本沒有時間或者機會教授農民欣賞文學或者花卉布置。共產黨是講實際的人。他們向列寧俱樂部、共青團、遊擊隊、村蘇維埃送插圖簡單粗糙的識字課本，幫助群眾團體組織自學小組，以一個共產黨員或者識字的人擔任組長。年輕人，有時甚至是上了年紀的農民一天始朗讀短句，就在認字的同時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進到山區這種小“社會教育站”，你就會聽到這些人在這樣高聲問答：
　　“這是什麽？”
　　“這是紅旗。”
　　“這是誰？”
　　“這是一個窮人。”
　　“什麽是紅旗？”
　　“紅旗是紅軍的旗。”
　　“什麽是紅軍？”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這個青年走在別人前麵，第一個學會五、六百字，就可以拿獎，不是紅旗，就是鉛筆，或者別的獎品。當然，這是粗糙的宣傳。但是農民和他們的子女讀完這本書以後，他們不但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讀書識字，而且知道是誰教給他們的和為什麽教他們。他們掌握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鬥思想。
　　而且，反正，我認為這比教人們用學“這是一隻貓，那是一隻老鼠，貓在幹什麽，貓在捉老鼠”來識字的方法有趣。為什麽要教現實主義者學寓言呢？
　　為了要有一個更快地在群眾中間掃除文盲的手段，共產黨開始在有限範圍內使用漢語拉丁化拚音。他們用二十八個字母，據說可以發出幾乎所有的漢語語音，並且編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見的漢語辭句譯成多音節的容易認讀的辭匯。《紅色中華》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拚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選了一個班學生在進行試驗。他相信繁複的漢字將來在大規模教育中終究要放棄不用，他對他的這個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許多讚成的理由。
　　迄今為止，他還沒有吹噓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績，他說：“這裏的文化水平實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們自然獲得了一些好成績。”至於將來，他隻需要時間。同時他要求我把重點放在研究紅軍中的教育方法，他認為在那方麵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化的教學。這聽來有些奇怪。“一邊戰鬥一邊學習”，這對任何軍隊來說都是一句新鮮的口號，但是在中國，它有點使你難以相信。共產黨向我保證，如果我到前線去，我可以看到這是怎樣做到的。不久之後，他們真的勸我上了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

　　第七篇 去前線的路上
　　一 同紅色農民談話
　　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肅邊境和前線去的時候，一路上借宿農民的茅屋，睡在他們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門板那樣的奢侈品的時候），吃他們的飯，同他們談話。他們都是窮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們有些人聽說我是個“外國客人”便拒絕收我的錢。我記得一個農村小腳老太太，自己有五、六個孩子吃飯，卻堅持要把她養的五、六隻雞殺一隻招待我。
　　“咱們可不能讓一個洋鬼子告訴外麵的人說咱們紅軍不懂規矩，”我聽到她同我的一個同伴說。我知道她這麽說並不是有意無禮。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實在不知道該用什麽稱呼來叫我。
　　我當時是同傅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由外交部派來陪我上前線。象在後方的所有共產黨一樣，傅因有機會到前線的部隊裏去而很高興，把我看成是天賜給他的良機。同時，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對我整個旅行公開抱懷疑態度。但是，在一切方麵，他總是樂意幫忙的，因此後來沒有等到旅行結束，我們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一天夜裏在陝北接近甘肅邊境的一個叫周家的村子裏，傅和我在一個住了五、六戶農民的院子裏找到了住處。有十五個小孩不斷地在跑來跑去，其中六個孩子的父親是一個年約四十五歲的農民，他很客氣地慨然同意接待我們。他給了我們一間幹淨的屋子，炕上鋪了一張新氈子，給我們的牲口喂玉米和幹草。他賣了一隻雞和幾個雞蛋給我們，那隻雞隻收二角錢，但是那間屋子，他堅決不收錢。他到過延安，以前看到過外國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沒有見過外國人，他們現在都怯生生地來偷偷看一眼。一個小孩子看到這副奇怪的容貌嚇得哇的大哭起來。
　　晚飯後，有一些農民到我們屋裏來，給我煙葉，開始聊天。他們要想知道我們美國種什麽莊稼，我們有沒有玉米、小米、牛馬，我們用不用羊糞作肥料。（一個農民問我們美國有沒有雞，我的房東對此嗤之以鼻。他說，“哪兒有人就有雞！”）我們美國有沒有富人和窮人？有沒有共產黨和紅軍？我的關於為什麽有共產黨卻沒有紅軍的答複，恐怕使他們很費解。
　　我回答了他們好多問題以後，也問了他們一些問題。他們對紅軍怎麽看法？他們馬上開始抱怨騎兵的馬吃的過多的習慣。情況似乎是，紅軍大學最近在遷移學校的校址時，曾在這個村子裏暫憩幾天，結果使該村的玉米和幹草儲備大為減少。
　　“他們買東西不付錢嗎？”傅錦魁問。
　　“付的，付的，他們付錢，問題不在這裏。我們存底不多，你知道，隻有這幾擔玉米、小米、幹草。我們隻夠自己吃的，也許還有一些剩餘，但是我們還要過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賣糧食給我們嗎？我們不知道。蘇區的錢能買什麽？連鴉片都不能買！”
　　這話是個衣服破爛的老頭說的，他仍留著辮子，不高興地低垂雙眼，看著自己的皺鼻和兩英尺長的竹子旱煙筒。他說話的時候，年輕的人都笑。傅錦魁承認他們不能買到鴉片，但是他們不論要什麽其他東西都可以到合作社裏去買。
　　“能買到嗎？”我們的房東問。“我們可以買到這樣的碗嗎，噯？”他揀起我從西安帶來的一隻廉價的紅色賽珞璐碗（我想大概是日本貨）。傅承認合作社沒有紅色的碗，但是說，他們有不少糧食、布匹、煤油、蠟燭、針、火柴、鹽——他們還要什麽？
　　“我聽說每人隻能買六尺布；有沒有這回事？”一個農民問道。
　　傅不清楚。他認為布有的是。他於是求助於抗日的論點。“我們的生活同你們一樣苦，”他說。“紅軍是在為你們，為農民工人打仗，保護你們抵抗日本和國民黨。就算你們不是總能買到你要的那麽多的布，買不到鴉片吧，但是你們也不用付稅，這是不是事實？你們不欠地主的債，不會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麽大哥，你是不是喜歡白軍，不喜歡我們？請你回答這個問題。白軍收了你的莊稼付給你什麽，噯？”
　　一聽到這話，一切抱怨似乎都煙消雲散了，意見是一致的。“當然不，老傅，當然不！”我們的房東點頭道。“如果讓我們選擇，我們當然要紅軍。我的一個兒子就在紅軍裏，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誰能說不是？”
　　我問他們為什麽寧可要紅軍。
　　那個對合作社沒有鴉片賣表示不滿的老頭兒在回答時說了一席熱烈的話。
　　“白軍來了怎麽樣？”他問道。“他們要多少多少糧食，從來不說一句付錢的話。如果我們不給，就把我們當共產黨逮起來。如果我們給他們，就沒有錢繳稅。反正不論怎麽樣，我們都沒有力量繳稅。那麽怎麽辦呢？他們就拿我們的牲口去賣。去年，紅軍不在這裏，白軍回來了，他們拿走了我的兩頭騾子，四頭豬。騾子每頭值三十元錢，豬長足了值二元錢，他們給了我什麽？
　　“啊喲，啊喲！他們說我欠了八十元的稅和地租，我的牲口折價四十元，他們還要我四十元。我到哪裏去弄這筆錢？我沒有別的東西給他們偷了。他們要我賣閨女，這是真的！我們有的人隻好這樣！沒有牲口沒有閨女的隻好到保安去坐牢，許多人給凍死了……“
　　我問這個老頭，他有多少地。
　　“地？”他啞著聲說。“那就是我的地。”他指著一個種著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頂。隔著一條小溪，就在我們院子的對岸。
　　“那塊地值多少錢？”
　　“這裏的地不值錢，除非是河穀地，”他說。“這樣的一座山，我們花二十五元錢就能買到。值錢的是騾子、羊、豬、雞、房子、農具。”
　　“那麽，打比方來說，你的地值多少錢？”
　　他仍舊不願說他的地值多少錢。“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農具都買去——再算進那座山。”他最後這麽估計。
　　“那你得繳多少稅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紅軍來這裏以前？”
　　“是的，現在我們不繳稅。但是誰知道明年又怎樣？紅軍一走，白軍就來。一年紅軍，一年白軍。白軍來了，他們叫我們紅匪。紅軍來了，他們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這不同，”一個青年農民插嘴說。“如果我們的街坊說我們沒有幫助白軍，紅軍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軍，我們即使有一百個好人為我們擔保，而沒有一個地主，仍把我們當紅匪。可不是這樣？”
　　那個老頭點點頭。他說上次白軍來時，把山那一頭的村子裏一家貧農統統殺了，為什麽？因為白軍問紅軍藏在哪裏，那家子人不肯告訴他們。“從那以後，我們全都逃了，把牲口帶走。我們後來同紅軍一起回來。”
　　“要是下次白軍來了，你走嗎？”
　　“啊喲！”一個頭發很長，長得一口好牙的老頭叫道。“這次我們當然走！他們會殺死我們的！”
　　他開始一一說村子裏的人的罪名。他們參加了貧民會，他們投票選舉鄉蘇維埃，他們把白軍動向報告給紅軍，他們有兩家的兒子在紅軍裏，另一家有兩個女兒在護士學校。這不是罪名嗎？他向我保證，隨便哪一個罪名就可以把他們槍決。
　　這時一個赤腳的十幾歲少年站起來，他一心注意討論，忘記了有洋鬼子。“老大爺，你說這是罪名？這是愛國行為！我們為什麽這樣做？難道不是因為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咱們的權利在打仗？”
　　他熱烈地繼續說：“咱們國家以前有過免費學校嗎？紅軍把無線電帶來以前咱們聽到過世界新聞嗎？世界是怎麽樣的，有誰告訴過咱們？你說合作社沒有布，但是咱們以前有過合作社嗎？還有你的地，從前不是押給了王地主嗎？我的姊姊三年前餓死了，但是自從紅軍來了以後，咱們不是有足夠的糧食吃嗎？你這說苦，但是如果咱們年輕人能學會識字，這就不算苦！咱們少先隊學會開槍打漢奸和日本，這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國普通農民對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問題都是無知的（不是冷漠的）人聽來，這樣不斷提到日本和漢奸可能覺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發現這種情況不斷發生，不僅在共產黨人的嘴裏，而且也在農民的嘴裏，象這些農民那樣。共產黨的宣傳已造成普遍的影響，這些落後的山民相信他們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險，而他們大多數人除了在共產黨招貼和漫畫中以外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種。
　　那個青年一口氣說完以後不響了。我看了一眼傅錦魁，看到他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幾個別的農民也連聲稱是，他們大多數人都麵露笑容。
　　談話一直快到九點，早已過了上床的時間，使我感到興趣的是，這次談話是在傅錦魁麵前進行的，農民們似乎並不怕他是個共產黨的“官員”。他們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確實也是農民的兒子。
　　最後一個離開我們的是那個留著辮子和牢騷最多的老頭。他走到門旁時轉過身來，再次低聲向傅說。“老同誌，”他央求道，“保安有鴉片嗎？現在，那裏有嗎？”
　　他走後，傅厭惡地對我說。“你相信嗎？那個他媽的老頭是這裏的貧民會主席，但他仍要鴉片！這個村子需要加強教育工作。”

　　二 蘇區工業
　　我在去前線的途上，離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幾天的路程以後，停下來在吳起鎮訪問了一下。吳起鎮是陝西蘇區的一個“工業中心”，它之所以突出，讀者不久就會知道，並不是由於在工藝學方麵有什麽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徹斯特不能等閑視之，而是因為居然有它的存在。
　　因為在它方圓數百英裏之內都是半牧區，人民住在窯洞裏，完全同幾千年以前他們的祖先一模一樣，許多農民仍留著辮子，盤在頭上，馬、驢、駱駝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這裏用菜油點燈，蠟燭是奢侈品，電燈聞所未聞，外國人象愛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樣罕見。
　　在這個中世紀的世界裏，突然看到了蘇區的工廠，看到了機器在運轉，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產紅色中國的商品和農具，確實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時候，盡管由於缺乏海港和敵人封鎖造成的障礙，切斷了共產黨同現代化大工業基地的聯係，他們還是建立了好些繁榮的工業。例如，他們所經營的鎢礦是中國最豐富的，每年生產一百多萬磅這種珍貴的礦物，秘密地賣給陳濟棠將軍在廣東的鎢壟斷企業。在吉安的中央蘇區印刷廠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許多書籍、雜誌，還有一家“全國性”報紙——《紅色中華》。
　　在江西還有紡紗廠、織布廠、機器車間。這些小型工業生產足夠的工業製成品可供簡單的需要。共產黨自稱一九三三年“對外出口貿易”超過一千二百萬元，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南方敢於冒險的商人進行的，他們闖破國民黨封鎖大獲其利。但是大部分製造業是手工藝和家庭工業，產品通過生產合作社出售。
　　據毛澤東說，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蘇區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個“產銷”合作社，都是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①。國聯調查人員的報告使人懷疑，共產黨搞這種集體企業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們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時候。國民黨事實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產黨的辦法，但至今為止所取得的結果證明，要在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製度下經營這種合作社極為困難，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麽工業。共產黨在這裏遇到的困難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為在成立蘇維埃之前，甚至連一個小規模的機器工業都幾乎完全不存在。在整個西北，在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這些麵積總和幾乎與俄國除外的整個歐洲相當的省份裏，機器工業總投資額肯定大大低於——打個比方來說——福特汽車公司某一大裝配線上的一個工廠。
　　西安和蘭州有少數幾家工廠，但這兩個地方主要依靠華東的大工業中心。隻有從外界引進技術和機器，西北的龐大工業潛力才有可能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如果說這話適用於西北的這兩個大城市西安和蘭州，那麽共產黨所占的地方是甘肅、陝西、寧夏一些更加落後的地方，他們所麵對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封鎖切斷了蘇維埃政府的機器進口和技術人員的“進口”。但是關於後者，共產黨說目前他們的來源不絕。機器和原料是更嚴重的問題。為了弄幾台車床、紡織機、發動機或者一點廢鐵，紅軍不惜作戰。在我訪問期間，他們所有的屬於機器項目的一切東西幾乎都是“繳獲”的！例如，在他們一九三六年遠征山西時，他們繳獲了機器、工具、原料後就用騾子一路跨山越嶺運回陝西，到他們令人難以想象的窯洞工廠裏。
　　南方的紅軍到西北時激起一陣“工業繁榮”。他們帶來了（經過六千英裏世界上最難通過的路線）許多車床、旋床、衝床、鑄模等。他們帶來了數十台勝（勝）家縫紉機，配備了他們的被服廠。他們從四川紅色礦井裏帶來了金銀。他們還帶來了製版機和輕型印刷機。怪不得紅軍尊重愛惜馬騾，特別是那些把重負從南方馱來的力壯的牲口！
　　在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蘇區工業都是手工業，有保安和河連灣（甘肅）的織布廠、被服廠、製鞋廠、造紙廠，定邊（在長城上）的製毯廠，永平的煤礦，所產的煤是中國最便宜的②，還有其他幾縣的毛紡廠和紡紗廠——所有這些工廠都計劃生產足夠的商品供紅色陝西和甘肅的四百家合作社銷售。據經濟人民委員毛澤民說，這個“工業計劃”的目標是要使紅色中國“經濟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京拒絕接受共產黨提出的結成統一戰線和停止內戰的建議，能夠有不怕國民黨封鎖而維持下去的能力。
　　蘇區國營企業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寧夏邊境長城上的鹽池的製鹽工業和永平、延長的油井，那裏生產汽油、煤油、凡士林、蠟、蠟燭和其他副產品。鹽池的鹽是中國最好的，所產的鹽色白如晶，產量很大。因此蘇區的鹽比國民黨中國又便宜又多，鹽在國民黨中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對農民不利。紅軍攻占鹽池以後，同意把一部分產品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廢除了國民黨的全部產品專賣政策，因此獲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陝北的油井是中國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產品賣給一家美國公司，該公司對該地的其他油藏擁有租讓權。紅軍占領永平後，開鑿了兩口新油井，生產據說比以前永平和延長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個時期都增長了百分之四十。這裏麵包括所統計的三個月內增加的“二千擔石油，二萬五千擔頭等油，一萬三千五百擔二等油”③。
　　在清除了罌粟的地方正在努力發展植棉，共產黨在安定辦了一所紡織學校，收了一百名女學生。每天上三小時文化課，五小時紡織訓練。學完三個月後就派到各地去辦手工紡織廠。“預計在兩年內陝北能夠生產全部所需布匹。④”
　　但是吳起鎮是紅區工廠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為紅軍的主要兵工廠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於甘肅的貿易要道，附近兩個古代碉堡的廢墟說明了它以前的戰略重要性。鎮址是在一條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陝西人把有四道牆、一個屋頂的建築都叫洋房——一半是窯洞。
　　我是深夜到達的，感到很累。前線部隊給養委員聽說我要來，騎馬出來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寧俱樂部裏——是個牆壁刷得很白的窯洞，在不朽的伊裏奇畫像的四周掛著彩紙條。
　　馬上給我送來了熱水，幹淨的毛巾——上麵印著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口號！——和肥皂。然後是一頓豐盛的晚飯，有很好的烘製的麵包。我開始覺得好過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攤開，點了一支煙。但是，人是很難滿足的動物。這一切奢侈和照顧隻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愛喝的飲料。
　　這時，給養委員居然從天曉得的什麽地方端出褐色的濃咖啡和白糖來！吳起鎮贏得了我的歡心。
　　“我們五年計劃的產品！”給養委員笑道。
　　“你是說，你們征用沒收部的產品，”我糾正說。我想這一定是來路不正的，因為它有違禁品的一切魅力。
　　①《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第26頁。
　　②紅區行情是一銀元八百斤——約半噸。見毛澤民著《甘陝蘇區的經濟建設》，載《鬥爭》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陝西保安。
　　③④毛澤民上引文。

　　三 “他們唱得太多了”
　　我在吳起鎮呆了三天，在工廠裏訪問工人，“考察”他們的工作條件，觀看他們的演出，出席他們的政治集會，閱讀他們的牆報、他們的識字課本，同他們談話——還參加了鍛煉。因為我參加了在吳起鎮三個球場之一舉行的籃球賽。我們臨時由外交部代表傅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個能說英語的年青大學生、一個紅軍醫生、一個戰士和我本人組成了一個球隊。兵工廠 籃球隊接受了我們的挑戰，把我們打得稀爛。至少在我個人身上來說是名副其實的打得稀爛。
　　兵工廠的這些工人不但能投籃也能造槍炮。我在他們這不同一般的工廠裏逗留了一天，在他們的列寧俱樂部吃了午飯。
　　兵工廠象紅軍大學一樣設在山邊一排大窯洞裏。裏麵很涼快，又通風，用斜插在牆上的燭台扡取明，主要的好處是完全不怕轟炸。我在這裏看到有一百多個工人在製造手榴彈、迫擊炮彈、火藥、手槍、小炮彈和槍彈，還有少數農具。修理車間則在修複成排的步槍、機槍、自動步槍、輕機關槍。不過兵工廠的產品粗糙，大部分用來裝備遊擊隊，紅軍正規部隊幾乎完全是靠從敵軍繳獲的槍炮彈藥為供應的！
　　兵工廠廠長何錫陽帶我參觀了好幾個窯洞，介紹他的工人，把他們和他本人的一些情況告訴我。他三十六歲，未婚，在日本侵華前原來在著名的沈陽兵工廠當技術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他去了上海，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後來就設法來了西北，進入紅區。這裏大多數機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許多人曾在中國最大的日資漢陽鐵廠工作，少數人曾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工作過。我見到了兩個上海機工師傅，和一個鉗工能手，他們給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電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紹信。另外一個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機器工廠當過工頭。還有從天津、廣州、北京來的機工，有些還同紅軍一起經過長征。
　　我了解到兵工廠的一百十四名機工和學徒中，隻有二十人結了婚。他們的妻子同他們一起在吳起鎮，有的當工人，有的當黨的幹部。兵工廠的工會會員是紅區技術最熟練的工人，黨員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黨團員。
　　除了兵工廠，吳起鎮還有幾家被服廠、一家鞋廠、一家襪廠、一家製藥廠、一家藥房，有一個醫生看門診。他是個剛從山西醫校畢業的青年，他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護士。他們兩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紅軍東征山西時參加紅軍的。附近還有一所醫院，有三個軍醫，住的大多數是傷兵。還有一個電台，一所簡陋的實驗室，一個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廠和軍服廠以外，大多數工人是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或三十歲的年輕婦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線的紅軍戰士結了婚，幾乎全部都是甘肅、陝西、山西人，都剪了短發。中國蘇區的一個口號是“同工同酬”，對婦女據說沒有工資上的歧視。在蘇區的工人似乎比別人在經濟上都得到優待。後者包括紅軍指揮員，他們沒有正規薪餉，隻有少額生活津貼，根據財政負擔情況而有不同。
　　吳起鎮是漂亮的劉群仙女士的總部所在地。她二十八歲，曾在無錫和上海紗廠做過工，雷娜·普羅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生，現在是紅色工會婦女部長。劉女士向我介紹了工作條件。工廠工人每月工資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國家供給。工人可得免費醫療，公傷可以得到補償。女工懷孕生產期間有四個月假期，不扣工資，還為工人的子女設了一個簡陋的托兒所，但是他們大多數人一到學會走路就變成野孩子了。做母親的可以得到她們的一部分“社會保險”，那是由從工資額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額津貼所得的一筆基金。政府並捐助相當於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的款項供工人作文娛費用，這些基金都由工會和工人組織的工廠委員會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我訪問的時候，那些工廠都一天開工二十四小時，分三班倒——也許是中國最忙的工廠！
　　這一切規定似乎都很進步，當然與共產主義理想來說也許還有很大距離。但是蘇區為求生存還忙不過來，居然能實現這種情況，這一點是的確令人感到興趣的。至於實現的情況是多麽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們有俱樂部、學校、寬敞的宿舍——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這都是在窯洞裏，下麵是土地，沒有沐浴設備，沒有電影院，沒有電燈。他們有夥食供應，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爾有羊肉，沒有任何美味。他們領到蘇區貨幣發的工資和社會保險金，這一點也沒有問題，但是能買的東西嚴格地限於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無法忍受”！一個普通美國工人或英國工人會這樣說。但是對這些人來說並不是如此。你得把他們的生活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製度兒作一對比，才能了解為什麽原因，例如，我記得上海的工廠裏，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裏或站在那裏要幹十二、三小時的活，下了班精疲力盡地就躺倒在他們的床——機器下麵鋪的髒被子——上睡著了。我也記得繅絲廠的小姑娘和棉紡廠的臉色蒼白的年輕婦女——他們同上海大多數工廠的包身工一樣——實際上賣身為奴，為期四、五年，給工廠做工，未經許可不得擅離門警森嚴、高牆厚壁的廠址。我還記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頭和河浜裏收殮的二萬九千具屍體，這都是赤貧的窮人的屍體，他們無力喂養的孩子餓死的屍體和溺嬰的屍體。
　　對吳起鎮這些工人來說，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麽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他們知道沒有人在靠他們發財，我覺得他們是意識到他們是在為自己和為中國做工，而且他們說他們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為什麽他們對每天兩小時的讀書寫字、政治課、劇團非常重視，為什麽他們認真地參加在運動、文化、衛生、牆報、提高效率方麵舉行的個人或團體的比賽，盡管獎品很可憐。所有這一切東西，對他們來說都是實際的東西，是他們以前所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東西，也是中國任何其他工廠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對於他們麵前所打開的生活的大門，他們似乎是心滿意足的。
　　要我這樣一個中國通相信這一點是很困難的，而且我對它的最終意義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認我看到的證據。這裏篇幅不許可我把這種證據詳細提出來，我需要把我接觸到的一些工人告訴我的十多個故事一一介紹；引用他們在牆報上的文章和批評——是剛學會文化的人用稚氣筆跡書寫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個大學生的幫助下譯成了英文；也需要報道我參加過的政治集會，這些工人所創作和演出的戲，以及許許多多構成一個總“印象”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執筆寫本書時正好記得這樣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吳起鎮遇到一個電氣工程師，一個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嚴肅認真的共產黨員。他的英語和德語都很好，是個電力專家，所寫的工程教科書在中國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過，後來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擔任顧問工程師，他是個很能幹的人，一年收入可達一萬元。但他放棄了這樣的收入，丟下家庭，到陝西的這些荒山中來，盡義務為共產黨貢獻他的力量。這簡直是不可相信的！這個現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愛的祖父，寧波的一個著名慈善家，他臨死時對他年輕的孫兒的遺言是要“把一生貢獻給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朱作其於是斷定最快的方法是共產黨的方法。
　　朱作其這樣做是有點戲劇性的，是本著一種殉道者和熱心家的精神。對他來說，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意味著早死，他以為別人也這麽想。我相信，當他看到周圍居然嬉嬉鬧鬧，大家都高高興興的，他一定感到有點意外。當我問他有什麽感想時，他嚴肅地說，他隻有一個意見。“這些人花在唱歌的時間實在太多了！”他抱怨說。“現在不是唱歌的時候！”
　　我認為這一句話概括了陝西蘇區這個奇特的“工業中心”的年輕氣氛。他們即使缺乏社會主義工業的物質，卻有社會主義工業的精神！

　　第八篇 同紅軍在一起
　　一 “真正的”紅軍
　　在甘肅和寧夏的山間和平原上騎馬和步行了兩個星期以後，我終於來到預旺堡，那是寧夏南部一個很大的有城牆的市鎮，那時候是紅軍一方麵軍和司令員彭德懷的司令部所在地。
　　雖然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紅軍戰士都可以稱為“非正規軍”（而且有些人會說是“高度非正規軍”），但紅軍自己對於他們的方麵軍、獨立軍、遊擊隊和農民赤衛隊是作了明確的區分的。我在陝西初期的短暫旅行中，沒有看見過任何“正規的”紅軍，因為它的主力部隊那時候正在離保安將近二百英裏的西部活動。我原打算到前線去，但蔣介石正在南線準備發動另一次大攻勢的消息傳來，使我想到兵力較強的一邊去，趁還來得及越過戰線去寫我的報道的時候，及早離開這裏。
　　有一天，我對吳亮平表示了這些猶豫的考慮。吳亮平是在我同毛澤東的長時間正式談話中充當翻譯的一位年輕的蘇維埃官員。吳亮平雖然是個臉色紅潤的二十六歲青年，已寫了兩本關於辯證的書。我發現他為人很討人喜歡，除了對辯證法以外，對什麽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擔心。
　　他聽了我說的話，驚訝得發呆。“你現在有機會到前線去，你卻不知道該不該要這個機會？可不要犯這樣的錯誤！蔣介石企圖消滅我們已有十年了，這次他也不會成功的。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那可不行！”他提出了證據說明我不應當這麽做，最使我感動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線去就在他這個久經鍛煉的老布爾什維克和長征老戰士身上引起那樣大的熱情。我想大概總有什麽東西值得一看，因此決定作此長途旅行，安然無事地到達了吳亮平的真正的紅軍作戰的地點。
　　我幸虧接受了他的勸告。我要是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在離開保安時就仍舊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仍舊不相信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出色的裝備、特別是高度的政治覺悟，仍舊不了解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要了解這些所謂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許是用統計數字。因為我發現紅軍對全部正規人員都有完整的數據。下麵的事實，我覺得極有興趣和意義，是一方麵軍政治部主任、能說俄語的二十九歲的楊尚昆從他的檔案中找出來的。除了少數例外，這個統計材料限於我有機會進行觀察核實的一些問題。
　　首先，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這樣的模糊觀念。不久，我就發現自己完全錯了。紅軍的大部分是青年農民和工人，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鬥。
　　據楊尚昆說，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這很容易相信。雖然許多紅軍士兵已經作戰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還隻是十多歲的青年。甚至大多數“老布爾什維克”,那些身經百戰的老戰士，現在也隻有二十剛出。他們大多數是作為少年先鋒隊員參加紅軍的，或者是在十五歲或十六歲時入伍。
　　在一方麵軍中，共有38%的士兵，不是來自農業無產階級（包括手工業者、趕騾的、學徒、長工等）就是來自工業無產階級，但58%是來自農民。隻有4%來自小資產階級——商人、知識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麵軍中，包括指揮員在內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
　　60%-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這就是說，他們能夠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等。這比白區中普通軍隊的平均數高得多了，比西北農民中的平均數更高。紅軍士兵從入伍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學習專門為他們編寫的紅色課本。進步快的領到獎品（廉價筆記簿、鉛筆、錦旗等，士兵們很重視這些東西），此外，還作出巨大的努力來激勵他們的上進心和競賽精神。
　　象他們的指揮員一樣，紅軍士兵是沒有正規薪響的。但每一個士兵有權取得一份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時候，由他的家屬或當地蘇維埃耕種。然而，如果他不是蘇區本地人，則從“公田”（從大地主那裏沒收而來）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報酬，公田的收益也用於紅軍的給養。公田由當地蘇維埃區的村民耕種。公田上的無償勞動是義務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處的農民，大多數是願意合作來保衛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的製度的。
　　紅軍中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這包括從班長直到軍長的全部軍官，盡管這些人很年輕，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戰經驗。所有的連長以上的軍官都有文化，雖然我遇見過幾位軍官，他們參加紅軍以前還不能認字寫字。紅軍指揮員約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國民黨軍人。在紅軍指揮員中，有許多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生、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前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前國民軍（“基督將軍”馮玉祥的軍隊）的軍人， 以及若幹從法國、蘇聯、德國和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隻見到過一個美國留學生。紅軍不叫“兵”（在中國這是一個很遭反感的字），而稱自己為“戰士”。
　　紅軍的士兵和軍官大多數未婚。他們當中許多人“離了婚”——這就是說他們丟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幾個人身上，我真的懷疑。這種離婚的願望事實上可能同他們參加紅軍有些關係，但這也許說得太刻薄了。
　　從在路上和在前線的許多交談中。我所得的印象是這些“紅軍戰士”大多數依然是童男。在前線和軍隊在一起的女人很少，她們本人幾乎全都是蘇維埃幹部或同蘇維埃幹部結了婚的。
　　就我所能看到或知道的，紅軍都以尊重的態度對待農村婦女和姑娘，農民對紅軍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評價。我沒有聽到過強奸或汙辱農村婦女的事件，雖然我從一些南方士兵那裏了解到丟在家鄉的“愛人”的事情。紅軍很少有人吸煙喝酒；煙酒不沾是紅軍“八項注意”之一，雖然對這兩種壞習慣沒有規定特別的處罰，但我在牆報上的“黑欄”上看了好幾宗對有吸煙惡習的人提出嚴厲的批評。喝酒不禁止，但也不鼓勵。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就我的見聞來說，卻沒有聽到過。
　　彭德懷司令員曾任國民黨將軍，他告訴我說，紅軍極其年輕，說明它為什麽能夠吃苦耐勞，這是很可信的。這也使得女伴問題不太嚴重。彭德懷本人在一九二八年率領國民黨軍隊起義參加紅軍後，就沒有見過自己的妻子。
　　紅軍指揮員中的傷亡率很高。他們向來都同士兵並肩作戰，團長以下都是這樣。一位外國武官曾經說，單單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說明紅軍同擁有極大優勢的敵人作戰的能力了。這就是紅軍軍官習慣說的：“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衝！”在南京發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後清剿”中，紅軍軍官的傷亡率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但紅色軍不能經受這樣的犧牲，因此後來采取了多少要減少有經驗的指揮員的生命危險的戰術。雖然這樣，但在第五次江西戰役中。紅軍指揮員的傷亡率還是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關於這一點。在紅區中，人們可以看到許多證據。通常可以看到，二十剛出頭的青年就丟了一隻胳臂或一條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頭上或身上留有難看的傷痕——但是他們對於革命依然是高高興興的樂觀主義者！
　　在紅軍的各支隊伍裏，幾乎中國各省的人都有。在這個意義上，紅軍或許是中國唯一的真正的全國性軍隊了。它也是“征途最遼闊”的軍隊！老兵們走過十八個省份。他們也許比其他任何軍隊更加熟悉中國的地理。在長征途上，他們發現大多數的舊中國地圖了無用處，於是紅軍製圖員重新繪製了許許多多英裏的區域地圖，特別是在土著居民地區的西部邊疆地區。
　　一方麵軍約有三萬人，南方人占的百分率很高，約有三分之一來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貴州。將近百分之四十來自西部的四川、陝西和甘肅等省。一方麵軍包括一些土著居民（苗族和彝族），此外還有一支新組織起來的回民紅軍。在獨立部隊中，當地人的百分率還更高，平均占總數的四分之三。
　　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但是，營長以上可以騎馬或騾子。我注意到，他們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軍隊在一起時，這主要表現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差別很少，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迷惑。共產黨人是怎樣給他們的軍隊提供吃的、穿的和裝備呢？象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原以為他們一定是完全靠劫掠來維持生活。我已經說過，我發現這種臆想是錯誤的，因為我看到，他們每占領一個地方，就著手建設他們自己的自給經濟，單單是這件事實，就能夠使他們守住一個根據地而不怕敵人的封鎖。此外，對於中國無產階級軍隊能夠靠幾乎不能相信的極少經費活下去，我也是沒有認識的。
　　紅軍聲稱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槍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彈藥是從敵軍那裏奪來的。如果說這是難以置信的話，我可以作證，我所看到的正規軍基本上是用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美國機關槍、步槍、自動步槍、毛瑟槍和山炮裝備起來，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賣給南京政府的。
　　我看見紅軍使用的唯一俄國製步槍，是一九一七年造的產品。我直接從幾個前馬鴻逵將軍的士兵口中聽到，這些步槍是從馬的軍隊那裏奪來的。而國民黨手中的寧夏省殘餘部分的省主席馬將軍又是從馮玉祥將軍那裏把這些步槍接過手來的，馮將軍在一九二四年統治過這個地區，曾從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紅軍正規軍不屑使用這些老式武器，我看見隻有遊擊隊的手中才有這種武器。
　　我在蘇區時，要想同俄國的武器來源發生任何接觸，客觀上是不可能的。紅軍為總數將近四十萬的各種敵軍所包圍，而且敵人控製著每一條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蘇聯的道路。別人老是指責他們從俄國那裏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這樣的武器居然從天而降，他們是樂意得到的。但是，隻要看一看地圖就十分明白，在中國共產黨人往北方和西方擴大更多的麵積以前，莫斯科沒法供應任何定貨，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這麽做，但那是大可懷疑的。
　　第二，共產黨沒有高薪的和貪汙的官員和將軍，這是事實，而在其他的中國軍隊中，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軍費。在軍隊和蘇區中厲行節約。實際上，軍隊給人民造成的唯一負擔，是必須供給他們吃穿。
　　實際上，我已經說過，西北蘇區占地麵積相當於英國，它的全部預算當時每月隻有三十二萬美元！這個驚人的數目中將近百分之六十是用來維持武裝部隊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老先生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說“在革命獲得鞏固以前，這是不可避免的”。當時武裝部隊為數（不包括農民輔助部隊）約四萬人。這是在二方麵軍和四方麵軍到達甘肅以前的事情，此後紅色區域大大擴大，西北的紅軍主力不久就接近九萬人的總數了。
　　統計數字就說到這裏。但是要了解中國紅軍為什麽能在這幾年中維持下來，必須對他們的內在精神、士氣鬥誌、訓練方法有所了解。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政治和軍事領導要有所了解。
　　例如，南京懸賞要取紅軍司令員彭德懷的首級，為數之大足以維持他領導下的全軍（如果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數字是正確的）一個多月，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二 彭德懷印象
　　我在八、九兩月訪問前線的時候，一、二、四方麵軍統一指揮的工作還沒有開始。一方麵軍有八個“師”當時駐守從寧夏的長城到甘肅的固源和平涼一線。一軍團派出一支先遣部隊向南向西移動，為當時領導二、四方麵軍從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肅南部突破南京部隊縱深封鎖的朱德開辟一條道路。預旺堡是位於寧夏東南部的一個古老的回民城池，現在成了一方麵軍司令部的駐地。我在這裏找到了該軍的參謀部和司令員彭德懷。
　　彭德懷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開始的，他當時在多妻的軍閥省主席何鍵將軍的國民黨軍隊中領導了一次起義。彭德懷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後在南昌進過軍校，畢業後，他因才能出從，迅獲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歲就已任旅長，在湘軍中以“自由派”軍官著稱，因為他辦事真的跟士兵委員會商量。
　　彭德懷當時在國民黨左派中、在軍隊中、在湖南軍校中的影響，使何鍵極為頭痛。何鍵將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開始大舉清洗他的軍隊中的左派分子，發動了有名的湖南“農民大屠殺”，把成千上萬的激進農民和工人當作共產黨慘殺。但是因為彭德懷極孚眾望，他不敢貿然下手。這一遲疑，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團為核心，聯合二、三團部分官兵和軍校學生，舉行平江起義，又同起義的農民會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
　　兩年以後，彭德懷積聚了一支約八千個兄弟的“鐵軍”，這就是紅軍五軍團。他以這支部隊攻占了湖南省會長沙這個大城市，把何鍵的六萬軍隊趕跑——他們大多數都是鴉片鬼。紅軍守城十日，抵禦寧湘聯軍的反攻，最後因受到日、英、美炮艦的轟擊，才被迫撤出。
　　不久之後，蔣介石就職開始對赤匪進行第一次“大圍剿”。這些圍剿經過，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紅軍長征時，彭德懷是打先鋒的一軍團司令員。他突破了幾萬敵軍的層層防線，在進軍途上一路攻克戰略要衝，為主力部隊保證交通，最後勝利進入陝西，在西北蘇區根據地找到了棲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訴我說，六千英裏的長征，大部分他是步行過來的，常常把他的馬讓給走累了的或受了傷的同誌騎。
　　彭德懷過去既有這樣一種鬥爭曆史，我原以為他是個疲憊的、板著臉的狂熱領袖，身體也許已經垮了。結果我卻發現彭德懷是個愉快愛笑的人，身體極為健康，隻是肚子不好，這是在長征途上有一個星期硬著頭皮吃沒有煮過的麥粒和野草，又吃帶有毒性的食物和幾天顆粒未進的結果。他身經百戰，隻受過一次傷，而且隻是表麵的。
　　我住在彭德懷設在預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裏，因此我在前線常常看到他。附帶說一句，司令部——當時指揮三萬多軍隊——不過是一間簡單的屋子，內設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兩隻鐵製的文件箱，紅軍自繪的地圖，一台野戰電話，一條毛巾，一隻臉盆，和鋪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樣，隻有兩套製服，他們都不佩軍銜領章。他有一件個人衣服，孩子氣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長征途上擊下敵機後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
　　我們在一起吃過好幾頓飯。他吃的很少很簡單，夥食同部下一樣，一般是白菜、麵條、豆、羊肉，有時有饅頭。寧夏產瓜，種類很多，彭德懷很愛吃。可是，好吃慣了的作者卻發現彭德懷在吃瓜方麵並不是什麽對手。但是在彭德懷參謀部裏的一位醫生前麵隻好低頭認輸，他的吃瓜能力已為他博得了“韓吃瓜的”這樣一個美名。
　　我必須承認彭德懷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談話舉止裏有一種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的作風很使我喜歡，這是中國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質。他動作和說話都很敏捷，喜歡說說笑笑，很有才智，善於馳騁，又能吃苦耐勞，是個很活潑的人。這也許一半是由於他不吸煙、也不喝酒的緣故。有一天紅二師進行演習，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衝到頂上去！”彭德懷突然向他喘籲籲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竄了出去，在我們之前到達山頂。又有一次，我們在騎馬的時候，他又這樣叫了一聲，提出挑戰。從這一點和其他方麵可以看出他精力過人。
　　彭德懷遲睡早起，不象毛澤東那樣遲睡也遲起。就我所知，彭德懷每天晚上平均隻睡四、五小時。他從來都是不急不忙的，但總是很忙碌。我記得那天早上一軍團接到命令要前進二百裏到敵區的海原，我多麽吃驚：彭德懷在早飯以前發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後，下來同我一起吃飯，飯後他就馬上上路，好象是到鄉下去郊遊一樣，帶著他的參謀人員走過預旺堡的大街，停下來同出來向他道別的穆斯林阿訇說話。大軍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帶說一句，雖然政府軍飛機常常在紅軍前線扔傳單，懸賞五萬到十萬元要緝拿彭德懷，不論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門外隻有一個哨兵站崗，他在街上走時也不帶警衛。我在那裏的時候，看到有成千上萬張傳單空投下來要懸賞緝拿他、徐海東、毛澤東。彭德懷下令要保存這些傳單。這些傳單都是單麵印的，當時紅軍缺紙，就用空白的一麵來印紅軍的宣傳品。
　　我注意到，彭德懷很喜歡孩子，他的身後常常有一群孩子跟著。許多孩子充當勤務員、通訊員、號兵、馬夫，作為紅軍正規部隊組織起來，叫做少年先鋒隊。我常常見到彭德懷和兩三個“紅小鬼”坐在一起，認真地向他們講政治和他們個人問題。他很尊重他們。
　　一天我同彭德懷和他一部分參謀人員到前線去參觀一所小兵工廠，視察工人的文娛室，也就是他們的列寧室即列寧俱樂部。在屋子裏的一道牆上有工人畫的一幅大漫畫，上麵是一個穿和服的日本人雙腳踩著滿洲、熱河、河北，舉起一把沾滿鮮血的刀，向其餘的中國劈去。漫畫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誰？”彭德懷問一個負責管理列寧俱樂部的少先隊員。
　　“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那個孩子回答。
　　“你怎麽知道的？”彭德懷問。
　　“你瞧那個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懷聽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著我說，“這裏有個洋鬼子，他是帝國主義嗎？”
　　“他是個洋鬼子，那沒問題，”那個少先隊員說，“但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他有個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夠大！”
　　彭德懷高興地大笑，後來就開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實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會中是正常的，並不惹眼，但在中國人看來，外國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懷指出，當紅軍真的與日本人接觸後，發現日本人的鼻子同他們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時，這種漫畫可能使他們感到極其失望。他們可能認不出敵人，而不願打仗。
　　“不用擔心！”司令員說。“我們會認出日本人來的，不管他有沒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懷一起去看一軍團抗日劇團的演出，我們同其他戰士一起在臨時搭成的舞台前麵的草地上坐下來。他似乎很欣賞那些演出，帶頭要求唱一個喜歡聽的歌。天黑後天氣開始涼起來，雖然還隻八月底。我把棉襖裹緊。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發現彭德懷卻已脫了棉衣。這時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個小號手身上。
　　我後來了解彭德懷為什麽喜歡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讓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況告訴我的時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聽來感到驚奇，但是卻是夠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說明為什麽許多中國青年象他那樣投奔紅軍。

　　三 為什麽當紅軍？
　　彭德懷生於湘潭縣的一個農村，離長沙約九十裏地，靠湘江的藍色江水旁邊的一個富裕的農村裏。湘潭是湖南風景最好的一個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繡成一片綠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縣就有一百多萬人。湘潭土地雖然肥沃，大多數農民卻窮得可憐，沒有文化。據彭德懷說，“比農奴好不了多少”。那裏的地主權力極大，擁有最好的地，租稅高得嚇人，因為他們許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萬擔穀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裏”。
　　彭德懷自己的家庭是富農。他六歲那年死了母親，他的父親續弦後，後母憎嫌彭德懷，因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書，在那裏常常挨老師打。彭德懷顯然很有能力照顧自己：有一次挨打時，他舉起一條板凳， 揍了老師一下，就逃之夭夭了。老師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後母把他趕了出來。
　　他的父親對這次吵架並不怎麽在意，但是為了遷就妻子，把這個摔凳子的年輕人送去同他喜歡的一個嬸母那裏去住。這位嬸母把他送進了所謂新學堂。他在那裏遇到了一個“激進派”教師，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懷在公園裏玩耍的時候，那個教師過來，坐下來同他談話。彭德懷問他孝敬不孝敬父母，問他是否認為彭德懷應該孝敬父母？那位教師說，從他本人來說，他不相信這種胡說八道。孩子們是在他們父母作樂的時候誕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正如彭德懷在公園裏作樂一樣。
　　“我很讚成這種看法，”彭德懷說，“我回家後便向嬸母說了。她嚇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讓我去上學，受這種可惡的‘外國影響’。”他的祖母——看來是個殘酷的專製魔王——聽到他反對孝敬父母的話以後，“每逢初一月半、逢年過節或者刮風下雨的日子”就跪下來禱告，祈求天雷打死這個不孝孽子。
　　接著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這最好用彭德懷自己的話來說：
　　“我的祖母把我們統統看做是她的奴隸。她抽鴉片煙很凶。我不喜歡聞鴉片煙，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煙盤從爐子上踢了下來。她大發脾氣，把全族人都叫來開了會，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對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狀。
　　“當時族人已準備執行她的要求。我的繼母讚成把我溺死，我的父親說，既然這是一家的意見，他也不反對。這時我的舅舅站了出來，狠狠地責備我的父母沒有把我教養好。他說這是他們的過失，因此孩子沒有責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離家。我當時才九歲，十月裏天氣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褲外身無長物。我的繼母還想把我身上的衣褲留下。但我證明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親給我做的。”
　　這就是彭德懷闖世界的生活的開始。他起先當放牛娃，後來又做礦工，一天拉十四小時風箱。工作時間這麽長使他吃不消，於是他就離開煤礦，去當鞋匠學徒，一天隻工作十二小時，這已是個大改善了。他沒有工資，過了八個月他又逃跑了，這次去到燒堿礦做工。礦井歇業後，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爛以外仍一無長物。他去修水渠，終於有了個“好差使”，拿到了工資。二年攢了一千五百文。——大約十二元錢！但換了軍閥後，原來的紙幣成了廢紙，他又一文不名。灰心喪氣之下，他決定回家鄉。
　　彭德懷現在十六歲，他去找一個有錢的舅舅，就是那個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兒子剛死，他過去一直很喜歡彭德懷，就歡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懷愛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對婚事也頗讚同。他們請一個古文先生上課，在一起嬉戲，計劃將來的共同生活。
　　但是這些計劃被彭德懷的無法抑製的暴躁脾氣所打斷了。第二年，湖南發生大饑荒。成千上萬的農民赤貧無依。彭德懷的舅舅救了許多農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個大地主開的，靠此大發橫財。有一天有二百多個農民擁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價賣給他們——這是在饑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這個有錢人拒絕討論，把人們趕走，閂上了大門。
　　彭德懷繼續說：“我正好走過他家，便停下來看示威。我看到有許多人都已餓得半死，我知道那個人的米倉裏有一萬擔大米，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肯幫窮人的忙。我生氣起來，便帶領農民攻打他家，他們把他的存糧都運走了。我事後想起來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這樣做。我隻知道，他應該把米賣給窮人，要是不賣，他們把米拿走是應該的。”
　　彭德懷又得逃命，這次他已夠年歲可以當兵。他的軍人生涯由此開始。不久之後他就成了一個革命家。
　　他十八歲當上了排長，參加了推翻當時統治該省的一個姓胡的督軍的密謀。彭德懷當時受到軍中一個學生領袖的很大影響，這個人遭到了督軍的殺害。彭德懷負了刺殺督軍的任務來到長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時 扔炸彈過去。這顆炸彈卻是虎頭蛇尾的，象中國小說中的情況一樣：它沒有爆炸，彭德懷逃走了。
　　不久之後，孫逸仙博士擔任西南聯軍的大元帥，打敗了胡督軍，但後來又被北洋軍閥趕出湖南。彭德懷同孫逸仙的軍隊一起南逃。後來他奉孫逸仙的一個將領程潛①的命令從事諜報活動，到了長沙以後被叛徒出賣，遭到逮捕。當時湖南當權的軍閥是張敬堯。彭德懷對他這段經曆是這麽敘述的：
　　“我每天受各樣刑罰約一小時。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綁，在手腕上縛一根繩子吊在梁上。獄卒們在我背上堆上一塊塊大石頭，站在周圍踢我，要我招供——因為他們至今仍沒有弄到我的證據。我昏過去了好幾次。
　　“這樣的刑罰繼續了一個月。每次受刑後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種刑罰。但每次我又決定不屈服，堅持到第二天再說。最後他們從我口中得不到什麽東西，出乎意料地釋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件事是幾年以後我們攻占長沙時把這個用刑室拆毀了。我們放了關在那裏的好幾百名政治犯——其中許多人由於挨打、虐待、挨餓已奄奄一息。”
　　彭德懷重獲自由以後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結婚，因為他認為自己仍有婚約。他發現她已死了。他於是又去當兵，不久就第一次任軍官，派到湖南軍校學習。畢業後他在魯滌平部下第二師當營長，到家鄉駐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聽到消息以後就請假回去奔喪。路上我要經過童年時代的家。我的老祖母還活著，八十多了，身體還很健旺，她聽說我回來，走了十裏路來迎我，請我不要計較過去。她的態度非常謙恭。我對這一轉變感到很奇怪。是什麽原因呢？我馬上想到這不是因為她個人感情有了什麽轉變，而是因為我在外麵發了跡，從一個無業遊民變成一個月掙二百元大洋軍餉的軍官。我給老太太一些錢，她以後就在家裏讚揚我是個模範‘孝子’！”
　　我問彭德懷受到什麽書籍的影響。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讀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第一次開始對軍人應對社會負有什麽責任有了一些認真的考慮。“司馬光筆下的戰爭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隻給人民帶來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時代裏中國軍閥之間的混戰。為了要使我們的鬥爭有一些意義，為了實現長期的變革，我們能夠做些什麽？”
　　彭德懷讀了梁啟超、康有為以及其他許多對毛澤東也發生過影響的作家的著作。有一個時期，他對無政府主義也有一些信仰。陳獨秀的《新青年》使他對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從此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國民革命正在醞釀中，他當時任團長，覺得有必要用一種政治學說來激勵他的部下的士氣。孫逸仙的三民主義“比起梁啟超來是個進步”，但彭德懷感到“太含糊混亂”，雖然當時他已是國民黨員。布哈林的《共產主義入門》使他覺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實際合理形式的社會和政府的一本書”。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懷已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簡介、《新社會》（一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員著）、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以及許多對中國革命作了唯物主義解釋文章和小冊子。彭德懷說，“以前我隻是對社會不滿，看不到有什麽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後，我不再悲觀，開始懷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雖然彭德懷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共產黨，他在自己的部隊裏吸收相信共產主義的青年，辦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訓練班，成立士兵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他同一個中學女生結了婚，她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但在革命期間，他們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後彭德懷就沒有見到過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懷舉行起義，占領了平江，開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麽叫——的生涯。
　　他在把這些青年時代和鬥爭的情況告訴我時，他手裏執著一個用蒙古馬鬃做的蒼蠅拂，為了強調語氣，漫不經心地隨手揮舞著，一邊在屋子裏踱來踱去，說說笑笑。這時有個通訊員送來了一束電報，他開始看電報時又突然成了個嚴肅的司令員了。
　　“反正，要說的就是這麽一些，”他最後說。“這可以說明一個人怎麽變成‘赤匪’的！”
　　①林伯渠當時在程潛軍中當參謀長。

　　四 遊擊戰術
　　這裏我要報道一下我訪問彭德懷，了解紅軍怎樣成長和為什麽成長的一次極為有興趣的談話。我記得我們是坐在預旺堡前縣長的公館裏，這是一所兩層樓的房子，有欄杆圍著的陽台。坐在陽台上，你可以越過寧夏平原眺望蒙古。
　　在預旺堡的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軍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麵猩紅的大旗，上麵的黃色的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好象後麵有一隻手在撫弄一樣。我們從一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個清潔的院子，回族婦女在舂米做飯，另一邊晾著衣服。遠處一個空地裏，紅軍戰士在練爬牆，跳遠，擲手榴彈。
　　彭德懷和毛澤東雖是湖南同鄉，在成立紅軍以前卻沒有見過麵。彭德懷說話南方口音很重，快得象連珠炮。隻有他慢條斯理地講得很簡單的時候我才能聽懂，但他總是很不耐煩慢條斯理地說話。在這次談話裏，北京一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做我的翻譯，他的英語很好。我希望他仍活著，總有一天會讀到我在這裏對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謝。
　　“中國采用遊擊戰的主要原因，”彭德懷開始說。“是因為經濟破產，特別是農村經濟破產。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軍閥混戰加在一起，破壞了農村經濟的基礎，不消滅它的主要敵人是不能恢複的。 苛捐雜稅，加上日本侵略，軍事上和經濟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幫助下加速了農民破產的速度。農村中的豪紳的濫用權力使大多數農民無法生活下去。農村中失業現象普遍。窮人階級願意為改變處境而鬥爭。
　　“其次，遊擊戰得到了發展是因為內地的落後。缺乏交通、道路、鐵路、橋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裝起來，組織起來。
　　“第三，雖然中國的戰略中心多少都控製在帝國主義者手中，這種控製是不平衡的，不統一的。在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之間，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發展遊擊戰。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二七）年在許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城市裏進行了大屠殺以後，許多革命者拒絕屈服，尋求反對的方法，由於大城市裏帝國主義和買辦聯合控製的特殊製度，由於在開始的時候缺乏一支武裝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區找到一個根據地。因此許多革命工人、知識分子、農民回到農村地區去領導農民起義。無法容忍的社會經濟條件造成了革命的條件：所需要的隻是為這一農村群眾運動提供領導、方式和目標。
　　“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助於革命遊擊戰的發展和成功。當然，這些道理說得很簡單，沒有談到其中更深刻的問題。
　　“除了這些理由以外，遊擊戰所以能夠成功，遊擊隊所以能夠戰無不勝，還因為群眾同作戰部隊打成一片。紅色遊擊隊不僅是戰士，他們同時也是政治宣傳員和組織者。他們到哪兒就把革命的思想帶到哪兒，向農民群眾耐心解釋紅軍的真正使命。使他們了解隻有通過革命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為什麽共產黨是唯一能夠領導他們的政黨。
　　“但是至於遊擊戰的具體任務，你問到為什麽在有些地方發展很快，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別的地方卻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鎮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中國的遊擊戰隻有在共產黨的革命領導下才能取勝，因為隻有共產黨有決心、有能力滿足農民的要求，了解在農民中間進行深入、廣泛、經常的政治和組織工作的必要性，能夠實現它宣傳的諾言。
　　“其次，遊擊隊的實際戰地領導必需堅決果斷、勇敢無畏。沒有這些領導品質，遊擊戰不但不能發展，而且在反動派的進攻下一定會衰亡。
　　“因為群眾隻關心他們生計問題的實際解決，因此隻有立即滿足他們最迫切的要求才能發展遊擊戰。這意味著必須迅速解除剝削階級的武裝。
　　“遊擊隊決不能靜止不動，這樣就會招致毀滅。他們必須不斷擴充，在周圍不斷建立新的外圍團體。每個鬥爭階段都要有政治訓練的配合，從每一個新參加革命的隊伍中必須培養當地的領導人，在一定程度內可以從外麵吸收領導人，但是如果遊擊運動不能鼓舞、喚醒，不能經常地從本地群眾中培養新的領導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這些話使人感到很有興趣，而且無疑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性的話，我想知道紅軍的軍事指導原則，因為這些原則使得他們成為裝備比他們強大好幾倍的南京軍隊的勁敵。凡是讀到過一些關於勞倫斯上校及其戰役的人，無不把紅軍的戰術同這個英國運動戰偉大 天才的戰術相比。象阿拉伯人一樣，紅軍在少數幾次的大規模陣地戰中戰績平庸，但在運動戰中卻不可戰勝。
　　張學良少帥所以開始尊重紅軍（這是他被派來摧毀的敵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對他們這種作戰方法的熟練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終於相信，這種方法是可以用來打日本的。他同紅軍達成休戰協議後，就邀請紅軍教官到他在陝西為東北軍辦的軍官訓練班講課，共產黨在那裏的影響迅速擴大。張學良和他的大部分軍官堅決抗日，他們相信，在對日戰爭中，中國最後必須依靠優勢的機動的運動能力。他們迫切地要想知道紅軍在十年內戰的經驗中學到的關於運動戰的戰略戰術的所有知識。
　　關於這幾點，我原來問過彭德懷，是否可以歸納一下“紅色遊擊戰術的原則”？他答應過給我總結一下，並且寫了一些筆記，現在他念給我聽。至於這個問題的詳盡論述，他叫我去看毛澤東寫的一本小冊子，是在蘇區出版的，但是我無法弄到。
　　彭德懷說，“如果新發展的遊擊隊要成功的話，有些戰術原則必須遵守。這是我們從長期經驗中學習到的，雖然視具體情況而異。我認為背離這些原則一般都會造成滅亡。主要原則可以歸納為下列十點：
　　“第一，遊擊隊不能打打不贏的仗。除非有很大的勝利把握，否則不同敵人交戰。
　　“第二，遊擊隊如果領導得好，所采用的主要進攻戰術就是奇襲。必須避免打陣地戰。遊擊隊沒有輔助部隊，沒有後方，沒有供應線和交通線，而敵人卻有。因此在長期的陣地戰中敵人據有一切有利條件，總的來說，遊擊隊獲勝的可能性與作戰時間長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戰之前，不論主動或是被動，必須製訂出縝密的詳細的進攻計劃，特別是撤退計劃。任何進攻，事先如不充分準備好預防措施，遊擊隊就有遭到敵人出奇製勝的危險。遊擊隊的極大有利條件就是優勢運動能力，在運用這種能力方麵如有錯誤就意味著滅亡。
　　“第四，在發展遊擊戰中必須注意民團，這是地主豪紳的第一道，也是最後一道的最堅決的防線。從軍事上來說，民團必須予以消滅。但從政治上來說，如有可能，就必須把它爭取到群眾一邊來。一鄉的民團不解除武裝，群眾是發動不起來的。
　　“第五，在與敵軍正常交戰時，遊擊隊的人數必須超過敵人。但是如果遇到敵人正規軍在移動、休整、或防範不嚴的時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隊，對敵人戰線上的要害進行側翼奇襲，行動要迅速堅決。紅軍的許多‘短促突擊’都是用幾百個人的兵力對成千上萬的敵軍進行的。這種突然進攻要完全成功必須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斷、計劃周密，挑選的是敵人最薄弱又是最重要的環節。隻有高度有經驗的遊擊隊才能取勝。
　　“第六，在實際戰鬥中，遊擊戰線必須具有最大的彈性。一旦看出他們對敵人兵力或準備或火力的估計如有錯誤，遊擊隊員應該能夠象發動進攻那樣迅速地脫離接觸而後撤。每一單位必須有可靠的幹部，充分能夠代替在戰鬥中傷亡的指揮員。在遊擊戰中必須大大依賴下級的隨機應變。
　　“第七，必須掌握牽製佯攻、騷擾伏擊等分散注意的戰術。在中文中，這種戰術 叫做‘聲東擊西的原則’。
　　“第八，遊擊隊要避免同敵軍主力交戰，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環節。
　　“第九，必須提防敵人找到遊擊隊主力。為此，遊擊隊員在敵人前進時應集中在一個地方，應該在進攻之前經常變位置——一天或一晚上兩三次。遊擊隊行動神出鬼沒是要取得成功所絕對必備的條件。進攻後迅速分散的周密計劃同實際集中力量應付敵人進攻的計劃一樣重要。
　　“第十，除了優勢機動以外，遊擊隊由於同地方群眾不可分離，在優勢情報方麵具有有利條件，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條件。理想的情況是，每個農民都是遊擊隊的情報員，這樣敵人每走一步，遊擊隊就無不事先知道。應努力保護敵情渠道，並建立好幾道輔助情報網。”
　　據彭德懷司令員說，這就是紅軍力量所係的主要原則，每次擴大紅區都要運用這些原則。他最後說：
　　“因此你可以看到遊擊戰要成功，需要這些基本條件：無畏、迅速、計劃周密、機動、保密、行動神出鬼沒和堅決果斷。缺一項，遊擊隊就不能取勝。如果在戰鬥開始時，他們沒有決斷，戰鬥就要拖延時日。他們必須迅速，否則敵人就能得到增援。他們必須機動靈活，否則就會失掉運動的有利條件。
　　“最後，遊擊隊絕對必需得到農民群眾的擁護和參加。如果沒有武裝農民運動，事實上就沒有遊擊隊根據地，軍隊就不可能存在。隻有深深紮根於人民的心中，隻有實現群眾的要求，隻有鞏固農村蘇維埃中的根據地，隻有掩護在群眾之中，遊擊戰才能帶來革命的勝利。”
　　彭德懷在陽台上踱來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書的桌子邊上時就提出一個論點。現在他突然停下來，沉思地回想。
　　“但沒有任何東西，絕對沒有任何東西，”他說，“比這一點更重要——那就是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它所以壯大是因為人民幫助我們。
　　“我記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隊在湖南隻剩下二千多人，還受到包圍。國民黨軍隊把方圓三百裏內的所有房子都燒掉了，搶去了所有糧食，然後對我們進行封鎖。我們沒有布，就用樹皮做短衫，把褲腿剪下來做鞋子。頭發長了沒法剃，沒有住的地方，沒有燈，沒有鹽。我們病的病，餓的餓。農民們也好不了多少，他們剩下的也不多，我們不願碰他們的一點點東西。
　　“但是農民鼓勵我們。他們從地下挖出他們藏起來不讓白軍知道的糧食給我們吃，他們自己吃芋頭和野菜。他們痛恨白軍燒了他們的房子，搶了他們的糧食。甚至在我們到達之前他們就在同地主老財作鬥爭了，因此他們歡迎我們。許多人參加了我們的隊伍，幾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種方式幫助我們。他們希望我們取勝！因此我們繼續戰鬥，衝破了封鎖。”
　　他向我轉過身來，簡單地結束道。“戰術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數不支持我們，我們就無法生存。我們不過是人民打擊壓迫者的拳頭！”

　　五 紅軍戰士的生活
　　在國外，中國士兵的名聲很差。許多人認為他們的槍主要是裝飾品，他們唯一打的仗是用鴉片煙槍打的；如果有步槍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開槍；戰局用銀洋決定勝負，士兵用鴉片發餉。對過去的大部分軍隊來說，這種說法有一部分確是如此，可是現在裝備良好的第一流中國士兵（紅軍白軍都是如此），不再是滑稽戲中的笑話了，這在不久就會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未能擊退日本的進攻並不是判斷的標準：除了上海曾經進行過後來受到破壞的抵抗以外，迄今沒有進行認真的抵抗。
　　中國依然有著很多滑稽戲式的軍隊，但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種新型中國戰士，他們不久就會取代那些舊式的戰士。內戰，特別是紅軍和白軍之間的階級戰爭，付出的代價一直很高，打得往往很猛烈凶狠，雙方都沒有寬恕或妥協的餘地。中國這十年的內爭，如果說別無成就，那至少已建立了對運用現代技術和戰術有經驗的一支戰鬥力量和軍事頭腦的核心，這不久就會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不再能夠被看作是銀樣蠟槍頭了。
　　問題從來不在於人材本身。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役中就知道，中國人同任何別國的人一樣能打仗。撇開技術上的局限性不談，問題完全是統帥部自己沒有能力訓練麾下的這種人材，賦與軍事紀律、政治信念和致勝意誌。紅軍的優越性就在這裏——它往往是戰鬥中相信自己是為一定目的而作戰的唯一一方。紅軍在建軍的教育工作方麵的成功，使他們能夠抵抗住敵人的在技術上和數量上的巨大優勢。
　　中國農民占紅軍的大部分，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這在長征中已經表現了出來，這也在紅軍日常生活的嚴格要求上表現出來。可能也有外國軍隊能夠吃得消這種同樣的風吹雨打、食物粗礪、住所簡陋、長期艱苦的生活，但我沒有見過。我對美、英、法、日、意、德的軍隊都比較熟悉，但是我相信隻有最優秀的軍隊才能吃得消紅軍戰士這樣緊張艱苦的日常條件。
　　我在寧夏和甘肅所看到的紅軍部隊，往在窯洞裏，富有地主原來的馬廄裏，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營房裏，以前的官吏或駐軍丟棄的場地和房子裏。他們睡在硬炕上，甚至沒有草墊，每人隻有一條棉毯——然而這些房間卻相當清潔整齊，雖則地板、牆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們難得有桌子或書桌，把磚頭或石頭堆起來就當椅子用，因為大部分家具在敵人撤退以前就給毀壞或運走了。
　　每一個連都有自己的炊事員和後勤部門。紅軍的飲食極為簡單。咖啡、茶、蛋糕、各種糖果或新鮮蔬菜，幾乎是聞所未聞的東西，他們也不想。咖啡罐頭比咖啡更有價值；沒有誰喜歡咖啡，它的味道象藥一樣，但是一個好罐頭卻可以做成一個耐用的飯盒！熱開水幾乎是唯一的飲料，喝冷水受到特別禁止。
　　紅色士兵不作戰時，一天到晚都很忙，實際上，在西北，象在南方一樣，經常長時期沒有活動，因為占領一個新地方後，紅軍就要休整一兩個月時間，成立蘇維埃或者進行其他的“鞏固”，隻派少數人去前哨值勤。敵人除了定期發動大“圍剿”以外，幾乎總是處於守勢。但是在紅軍和敵人各自的攻勢之間往往有很長間隙的閑暇。
　　紅軍士兵不作戰或不值勤時，每星期休息一天。他們五點鍾起床，晚上九點鍾吹“熄燈號”睡覺。每天的時間表包括：起床後即進行一小時的早操；早餐；兩小時的軍事訓練；兩小時的政治課和討論；午餐；一小時的休息；兩小時的識字課；兩小時的運動；晚餐；唱歌和開小組會；“熄燈號”。
　　跳遠、跳高、賽跑、爬牆、盤繩、跳繩、擲手榴彈和射擊方麵的激烈競賽，受到鼓勵。看了紅軍跳牆、跳杆和盤繩，就不難明白為什麽中國報紙因為他們行動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給他們起了“人猿”的綽號。由班到團，在運動、軍事訓練、政治常識、識字和公共衛生等方麵的集體競賽中，都頒發獎旗。我在獲得這類榮譽的部隊的列寧室裏，看見這些獎旗陳列在那裏。
　　每一個連和每一個團都有列寧室，這裏是一切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團的列寧室是部隊營房中最好的，但這話說明不了甚麽；我所看到的總是很簡陋，臨時湊合成的，它們使人注意的是室內的人的活動，而不是室內的設備。它們全都懸掛了馬克思和列寧像，那是由連團中有才能的人畫的。象中國的一些基督像一樣，這些馬克思和列寧像一般都帶有鮮明的東方人的外貌，眼睛細得象條線，前額高大，象孔子的形像，或者全然沒有前額。紅軍士兵給馬克思起了馬大胡子的綽號。他們對他似乎又敬又愛。回民戰士特別是這樣，中國人喜歡大胡子而且能夠留大胡子的，似乎也隻有他們。
　　列寧室的另一個特點，是室中有專為研究軍事戰術而設的一角，有土製模型。微型城鎮、山嶽、要塞、河流、湖泊和橋梁，都建在這些角落裏，學員在研究一些戰術問題時，玩具軍隊就在這些模型上來回作戰。倒如，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中日淞滬戰爭的重演，在另外地方，又可以看到長城戰役，但大多數模型當然是表現紅軍和國民黨之間過去的戰爭的。此外，它們也用來說明軍隊駐紮地區的地理特點，表現一場假設戰役的戰術，或隻是用來引起紅軍士兵對地理和政治課的興趣，他們上這些課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在一個衛生連的列寧室裏，我看到人體各部分的泥塑模型，說明某些疾病的影響，人體的衛生，等等。
　　室的另一角是用來學識字的，這裏可以看到每個戰士的筆記簿都掛在牆壁上指定的木釘上。有三個識字班：識字不到一百個的一班；識字一百到三百個的一班；能讀寫的字超過三百個的又是一班。紅軍為每班出版了自己的課本（以政治宣傳作為學習材料）。除了政治訓練以外，每個連、營、團和軍的政治部都負責群眾教育。他們告訴我，在一軍團中，隻有百分這二十左右的人依然在“瞎子”班，這是中國人對完全不識字的人的稱呼。
　　“列寧室的原則，”第二師那位二十二歲的政治部主任蕭華對我說，“十分簡單。它們的全部生活和活動，必須同戰士的日常工作和發展聯係起來。必須由戰士自己去進行活動。必須簡單和容易了解。必須把娛樂同關於軍隊當前任務的實際教育結合起來。”
　　每個室也都有牆報，由戰士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定期出版。這至少比一般列寧室的“藏書”要及時得多，後者主要是標準的中國紅軍教科書和講義，俄國革命史，各種從白區偷運進來或奪取而來的雜誌，以及中國蘇維埃出版物，如《紅色中華》、《黨的工作》、《鬥爭》，等等。
　　列寧室的牆報可以使人相當深入地了解士兵的問題和他們的發展情況。我把許多牆報詳細記下來，翻譯成英文。預旺堡二師三團二連列寧室的九月一日的一張牆報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內容包括：共產黨和共青團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兩篇新識字的人寫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勵和口號；紅軍在甘肅南部獲得勝利的無線電新聞簡報；要學唱的新歌；白區的政治新聞；最使人感到興趣的也許是分別用來進行表揚和批評的紅欄和黑欄了。
　　“表揚”的內容是稱讚個人或集體的勇氣、無私、勤勞和其他美德。在黑欄裏，同誌們互相進行嚴厲的批評，並批評他們的軍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說沒有把步槍擦幹淨，學習馬虎，丟掉一顆手榴彈或一把刺刀，值勤時抽煙，“政治落後”，“個人主義”，“反動習氣”，等等。在有一個黑欄上，我看到一個炊事員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評；在另一個黑欄裏，一位炊事員揭發一個人“老是抱怨”他燒的飯不好吃。
　　許多人聽到紅軍愛好英國的乒乓球，覺得很有意思。這的確有點奇怪，可是每一個列寧室屋子中間都有一張大乒乓球桌，通常兩用，又作飯桌。吃飯的時候，列寧室變成了飯堂，但總有四、五個“共匪”拿著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網站在旁邊。催促同誌們快些吃；他們要打乒乓球。每一個連都有乒乓球選手，我簡直不是他們的對手。
　　有些列寧室有留聲機，那是從以前官員的家裏或白軍軍官那裏沒收來的。一天晚上，他們開美國維克特羅拉留聲機招待我，說是高桂滋將軍送來的“禮物”，當時，他在陝綏交界地區指揮國民黨軍隊打紅軍。高將軍的唱片，除了兩張是法國的以外，全是中國的。法國唱片其中一張灌了《馬賽曲》和《蒂珀拉賴》。另一張是一首法國滑稽歌曲。這張唱片引起驚愕的聽眾縱聲大笑，雖然一句話也不懂。
　　紅軍有他們自己的許多遊戲，而且不斷地在創造新的遊戲來。有一種叫做“識字牌”，是幫助不識字的人學習他們的基本漢字的比賽。另一種遊戲有點象撲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別寫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革命萬歲”和“蘇維埃萬歲“！低分牌上寫上的口號，根據政治和軍事目的而不同。此外，還有許多集體遊戲。共青團員負責列寧室的節目，每天也領著大家唱歌。其中許多歌曲是配著基督教讚美詩的調子唱的！
　　所有這些活動，使士兵們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沒有看見過隨營商人或隨營娼妓和紅軍部隊在一起。吸鴉片煙是禁止的。不論在我與紅軍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參觀過的營房裏，我都沒有看見過鴉片煙或煙槍。除值班外，並不禁止吸香煙，但是有反對吸煙的宣傳，吸香煙的紅軍士兵似乎很少。我請他們吸煙時，他們多數謝絕。
　　這就是後方正規紅軍戰士的有組織的生活。也許並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傳捏造大為不同，而根據這些宣傳捏造，你很可能以為紅軍的生活是縱酒宴樂，由裸體舞女助興，飯前飯後都大肆劫掠。這純粹是胡說八道——其實也談不上純粹。事實是，任何地方的革命軍隊總是有過於禁欲的危險，而不是相反。
　　紅軍的有些辦法，現在已為蔣介石的精銳“新軍”和他的新生活運動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條件來實現。但是紅軍說，有一樣東西是白軍沒法仿效的，就是他們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係鬥誌的主要支柱。要知道這種革命覺悟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紅軍的政治課——那裏你可以聽到深印在這些青年的腦際，使他們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簡單的信條。

　　六 政治課
　　一天下午無事，我就去找紅軍政治部的劉曉，他的辦公室在預旺堡城牆上的一個碉堡裏。
　　我見到的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已經不少了，但是士兵群眾卻不夠。到現在已經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紅軍指揮員們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通過共產黨派在部隊每一單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會爭論，他們究竟是好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壞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在這裏卻不想作這樣微妙的區分。重要的是，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他們是社會主義的自覺戰士；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相信自己是一個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
　　我對劉曉說，“我已見了不少指揮員，但士兵卻見得不夠。普通戰士究竟怎麽樣？這些反帝和階級鬥爭的玩意兒，他到底相信幾分？我要去參加他們的政治課，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們的方言太多，我一個人去不能全聽懂。”
　　劉曉是我在紅軍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經，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個極其認真的二十五歲的青年，麵容清秀聰明，態度極其溫和謙恭、彬彬有禮。我感覺到他內心中對自己同紅軍的關係極為自豪。他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宗教式狂熱的純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會毫不猶豫地開槍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沒有權利闖到他那裏去打擾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盡一切可能協助我。他有好幾次充當我的翻譯，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這個條件。我也認為，他厭惡外國人，後來他向我談了他的簡短自傳以後，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國土上曾兩次遭到外國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劉曉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東景書院的學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來是個虔誠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熱心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一天他領導一次學生罷課，被學校開除，家庭與他斷絕關係。他對在中國的“教會的帝國主義基礎”有了認識以後，就去了上海，積極參加那裏的學生運動，加入了共產黨，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獲釋後，又找到了同誌們，在共產黨地下省委領導下工作，又被英國警察逮捕，關在有名的華德路監獄，受到電刑拷打，要他招供，後來移交給中國當局，又關監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獲自由。當時他才二十歲。不久之後，他就由共產黨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蘇區，從此就一直在紅軍裏。
　　劉曉同意陪我一起到一個列寧室去參觀上政治課。這是一軍團二師二團的一個連在開會，有六十二人參加。這是該連的“先進小組”；另外還有一個“第二小組”。紅軍中的政治教育是通過三個大組進行的，每個大組分為上述兩個小組。每一小組選出自己的士兵委員會，同上級軍官商量辦事，派代表參加者蘇維埃。這三個大組中，一個是由連長以上軍官組成；一個是由班長和士兵組成；一個是後勤部隊——炊事員、馬夫、騾夫、通訊員和少先隊。
　　屋子裏裝飾著綠色的鬆柏樹枝，大門上釘著一顆紙製的大紅星。裏麵是必備的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另一麵牆上是淞滬戰爭英雄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照片。有一張俄國紅軍在紅場集合慶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從上海一家雜誌上剪下來的。最後，還有一幅馮玉祥將軍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麵的口號是“還我河山”！這是中國一句古話，現在由於抗日運動而複活了。
　　戰士們坐在他們自己帶來的磚塊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們上學去時，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帶著一塊磚頭），帶領他們的是連長和政治委員，兩人都有是黨員。據我了解，題目是“抗日運動的發展”。一個身材頎長、麵容瘦削的青年在講課，他似乎是在總結五年來中日“不宣之戰”，提高嗓門在喊叫。他談到日本侵略滿洲，他自己在那裏的經曆，他當時是張學良少帥的軍隊的一個士兵。他譴責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後他介紹了日本 對上海、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的侵略。他說每次侵略中“國民狗黨”都不戰而退。他們“把我國四分之一的領土奉送給了日本強盜”。
　　“為什麽？”他問道，非常激動，聲音有點哽咽。“為什麽我們中國軍隊不打仗救中國？是因為他們不願打嗎？不是！東北軍戰士幾乎天天要求我們的軍官率領我們上前線，打回老家去。每個中國人都不願當亡國奴！但是中國的軍隊因為我們的賣國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們紅軍領導他們，人民就會打仗……”他最後總結了抗日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的發展。
　　另一個人站了起來，立正地站著，雙手貼著身子的兩邊。劉曉悄悄地告訴我，他是班長——一個上士——參加者過長征。“不要打日本的隻是賣國賊。隻是有錢人，軍閥，稅吏，地主，銀行家，他們開展‘與日本合作’運動，提出‘聯合反共’的口號。他們隻是一小撮，他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的農民和工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抗戰救國。隻要身他們指出一條道路……我怎麽知道的？在我們江西蘇區，我們人口隻有三百萬，但是我們招了五十萬人誌願參加的遊擊隊！我們忠誠的蘇區在我們反對賣國白軍的戰爭中熱情支援我們。紅軍在全國勝利後，我們就會有一千多萬的遊擊隊。那時看日本人敢不敢搶我們！”
　　還有許多這樣的發言，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站起來痛斥日本，有時強調、有時不同意以前一個發言者的話，有時對組織討論的人提出的問題作出答複，或者對“擴大抗日運動”提出建議，等等。
　　有一個青年談到去年紅軍抗日東征山西時人民的反應。他叫道，“老百姓歡迎我們！他們幾百幾百的來參加我們紅軍。他們在我們行軍的路上送茶水和餅來。有許多人從田裏出來參加我們，向我們歡呼……他們十分清楚地明白，誰要把中國出賣給日本。我們的問題是要喚起全國人民，象我們喚起山西人民一樣……”
　　有一個發言者談到白區的抗日學生運動，另一個談到西南的抗日運動，一個東北人談到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為什麽不願再打紅軍的原因。“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大家都有要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必須收複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結束他的發言。第四個人談到東北抗日義勇軍，另一個談到另各地日本紗廠中的中國工人的罷工。
　　討論曆時一個多小時。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有時插一下言總結一下剛才的發言，發揮其中的一個論點，或者補充一些新情況，糾正剛才發言中的某一點。戰士們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記了簡單的筆記，他們的誠實的農民的臉上露出了認真思索的神色。整個討論是很生硬地帶有宣傳性的，他們一點也不在乎誇大事實。這甚至有點傳教的味道，所選的材料都是為了證明一個論點。但它的效果很大，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在這些年輕的沒有什麽訓練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了簡單然而強烈的信念，從形式上來說是很符合邏輯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軍為了要加強精神團結、勇氣、為事業而犧牲——我們稱之為士氣的那種精神——都認為是必要的信條。
　　最後我打斷了他們的發言，提出一些問題。他們都舉手搶著回答。我發現在場的六十二個人中，有九個來自城市工人階級家庭，其餘都是直接來自農村。二十一個以前在白軍當過兵，六個前東北軍。隻有八個已婚，二十一個來自紅軍家庭——也就是在蘇區得到土改好處的貧農家庭。三十四個不滿二十歲，二十四個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隻有四個在三十歲以上。
　　我問道，“紅軍在哪個方麵比中國其他軍隊好？”這個問題有十二個人立即站起來回答。我當時記下的答複，有一部分簡述如下：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
　　“紅軍是抗日的。”
　　“紅軍幫助農民。”
　　“紅軍中的生活條件同白軍生活完全不同。我們在這裏人人平等；在白軍中，士兵群眾受到壓迫。我們為自己和群眾打仗。白軍為地主豪紳打仗。紅軍官兵生活一樣。白軍士兵受奴隸待遇。”
　　“紅軍軍官來自戰士行列，完全靠表現得到提拔。但白軍軍官是靠錢買的，或者用政治影響。”
　　“紅軍戰士是誌願當兵的，白軍是強征來的。”
　　“資本家的軍隊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紅軍為無產階級打仗。”
　　“軍閥的軍隊的任務是收稅和壓榨人民的血。紅軍為解放人民打仗。”
　　“群眾恨白軍；他們愛紅軍。”
　　我再一次打斷他們，“但是你怎麽知道農民是真的愛紅軍的呢？”這時又有好幾個人跳起來回答。政治委員指了一個。
　　“我們到新區去的時候，”他說，“農民們總是自動出來幫助我們做急救工作。他們把我們的受傷的戰士從前線抬回醫院。”
　　另一個：“我們長征過四川時農民給我們送來了他們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給我們送來了茶和熱水。”
　　第三個“我在劉誌丹的二十六軍裏在定邊作戰的時候，我們的小分隊保衛一個孤立的崗哨，抵抗國民黨將領高桂滋的進攻。農民們給我們帶來了吃的和喝的。我們不用派人去搞給養，人民會幫助我們，高桂滋的軍隊打敗了。我們俘虜了幾個，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有兩天沒水喝了。農民們在井裏放了毒逃走了。”
　　一個甘肅農民出身的戰士：“人民在各方麵幫助我們。在作戰的時候，他們常常把小股敵軍繳了械，切斷他們的電話電報線，把白軍調動的消息告訴我們，但是他們從來不會切斷我們的電話線，他們幫我們拉電話線！”
　　另一個：“最近一架敵機在山西一個山上墜毀時，隻有幾個農民看到。他們隻有紅纓槍和鐵鍬武裝，但是還是襲擊了那架飛機，把兩個飛行員繳了械，捉了起來，送到瓦窯堡我們這裏！”
　　還有一個：“今年四月在延長，有五個村子成立蘇維埃，我正好駐在那裏，後來我們受到湯恩伯的進攻，不得不後撤。民團回來後捉了村裏十八個人，砍了他們的腦袋。這時我們進行了反攻。村裏的人領我們從山上一條秘密小道襲擊民團。他們沒有防備，我們進攻後繳了三排敵軍的械。”
　　這時，一個臉上長了一條長疤的青年站了起來，講了長征路上的經曆。他說，“紅軍過貴州時，我和幾個同誌在遵義附近受了傷。當時部隊得前進，不能帶我們走，醫生給我們包紮好後，把我們留給一些農民，要他們照顧我們。他們給我們飯吃，待我們很好，白軍到那個村子來時，他們把我們藏了起來。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就複原了。後來紅軍回到這一帶來，第二次攻克了遵義。我們回到了部隊，村子裏有幾個青年和我們一起走了。”
　　另一個：“有一次我們在[陝西北部的]安定的一個村子裏，我們隻有十多個人和十多支槍。農民給我們做豆腐吃，給了我們一頭羊。我們大吃了一頓就睡了，隻留一個人站崗。他也睡著了，但在半夜裏，有一個農村孩子跑了來把我們叫醒。他從山上跑了十裏路來告訴我們，民團在那裏打算包圍我們。一個小時後民團果然來進攻了，但我們已有準備，把他們打退。”
　　一個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還沒有長毛，他站起來宣布：“我隻有一句話要說。白軍到甘肅的一個村子中來時，沒有人幫助它，沒有人給它吃的，沒有人要參加。但是紅軍來時，農民們組織起來，成立委員會來幫助我們，青年人都誌願參軍。我們紅軍就是人民，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
　　那裏的每一個青年似乎都有個人的經曆可以說出來證明“農民愛我們”。對於那個問題，我記下了十七個不同的答複。這樣一問一答很受人歡迎，結果又過去了一個小時，我才發現這些戰士早已過了晚飯時間。我向他們道歉，準備走時，該連的一個“小鬼”站起來說，“不要客氣。我們紅軍打仗的時候顧不上吃飯，我們向我們的外國朋友介紹紅軍時也不在乎過了吃飯時間。”
　　這話講得很得體，那個小鬼說的大概句句是實話。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那是幾分鍾之後我在該連食堂裏看到他們盛給他的。

　　第九篇 同紅軍在一起（續）
　　一 紅色窯工徐海東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懷的司令部去，發現他有好幾個部下在那裏，正好開完會。他們請我進去，開了一隻西瓜。我們圍桌而坐，淘氣地在炕上吐起瓜子來。我注意到有一個我以前沒有見過的年輕指揮員。
　　彭德懷看見我瞧著他，便開玩笑說，“那邊這個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認出他來了嗎？”新來的那個人馬上麵露笑容，臉漲得通紅，嘴裏露出掉了兩個門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種頑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見的人，”彭德懷又補充說。“他要你去訪問他的部隊。他叫徐海東。”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經在湖北一個窯場做過工，外界對他很少了解。蔣介石把他稱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飛機飛到紅軍前線的上空，散發了傳單，除了其他誘惑（紅軍戰士攜槍投奔國民黨，每人可獲一百元獎金）以外，還有下列保證：
　　“凡擊斃彭德懷或徐海東，投誠我軍，當賞洋十萬。凡擊斃其他匪首，當予適當獎勵。”
　　可是就在這裏，羞怯地長在一對寬闊的孩子氣肩膀上的，卻是南京的懸賞不下於彭德懷的腦袋。
　　我表示感到很榮幸，心裏在想，有一條命對你部下值這麽多的錢，不知有何感覺，因此問徐海東，他請我去訪問他的部隊是不是當真的。他是紅軍十五軍團司令，司令部設在西北八十裏外的預旺縣。
　　“我在鼓樓已為你準備好了一間屋子，”他答道。“你什麽時候想來就告訴我好了，我派人來接你。”
　　我們當場就談妥了。
　　因此幾天之後，我帶了一支借來的自動步槍（這是我自己從一個紅軍軍官那裏“沒收”來的），在十名帶著步槍和毛瑟槍的紅軍騎兵護衛下前往預旺縣，因為在有些地方，我們的路線離前線紅軍陣地隻有很短的距離。與陝西和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曆史性的內蒙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麵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後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後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
　　五小時後，我們到達了預旺縣城，這是一個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約有四、五百戶，城牆用磚石砌成，頗為雄偉。城外有個清真寺，有自己的圍牆，釉磚精美，絲毫無損。但是其他的房子卻有紅軍攻克以前圍城的痕跡。縣政府的兩層樓房已毀了一半，正麵牆上彈痕累累。他們告訴我，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紅軍開始圍城時馬鴻逵將軍的守軍毀壞的。敵人從城外房子撤出時都縱火焚毀，以免紅軍占領後作為攻城的陣地。
　　“縣城攻克時，”徐海東後來告訴我，“實際隻打了一場小仗。我們包圍封鎖預旺縣十天。裏麵有馬鴻逵的一旅騎兵和大約一千民團。我們根本沒有進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後，我們在城牆上放了雲梯，有一連人爬了上去，這時敵人崗哨才發現。一架機槍守住雲梯後，我們又有一團人爬了上去。
　　“沒有發生什麽戰鬥。天亮以前我們就把所有民團繳了械，包圍了騎兵旅。我們的人隻死一個，傷了七個。我們給民團每人發一元銀洋，遣返他們回家，給馬鴻逵的部下每人兩元。他們有好幾百人不願走，參加了我軍。縣長和旅長在他們部下繳械時爬東牆逃走了。“
　　我在十五軍團呆了五天，發現時時刻刻都是極為有意思的，而對於我這個“紅區調查員”——他們在預旺縣是這樣叫我的——來說，所有這些事情，沒有比徐海東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後，我就同他談話。我騎了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師前線，我同他一起去紅軍劇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訴我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的曆史，這在以前還從來沒有為外人充分知道過的。那個蘇區在麵積上僅次於江西中央蘇區，作為這個廣大地區的第一支遊擊隊的組織者，徐海東對它的發展詳情，幾乎無不了若指掌。
　　徐海東給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產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不論在態度上、外表上、談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實上，除了賀龍以外，他大概是指揮員中唯一的“純無產階級”。雖然紅軍中的大多數下級軍官出身於無產階級，有許多高級指揮員出身於中產階級或中農家庭，甚至出身於知識分子。
　　徐海東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很為自豪，他常常笑著稱自己是個“苦力”。你可以看出來，他真心真意地認為，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無私、誠實——而有錢人則什麽壞事都幹盡了。我覺得，他就是認為問題是那麽簡單：他要為消滅這一切壞事而奮鬥。這種絕對的信念使他對自己的大膽無畏，對他的部隊的優勢所說的自豪的話，聽起來不至於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覺。他說，“一個紅軍抵得上五個白軍，”你可以看出，在他看來，他這話不過是說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他的自豪的熱情未免有點幼稚天真，但是極其真誠，他的部下對他的擁戴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裏。他對自己的部隊極感自豪——不論他們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戰士、騎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對他們的列寧俱樂部，他們的藝術化的招貼——的確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對他的幾個師長——其中兩個“象我一樣是苦力”出身，一個隻有二十一歲，當紅軍卻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東很重視能夠表現身體強壯的事，他打仗十年，負傷八次，因此行動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遺憾。他煙酒不沾，身體仍很修長，四肢靈活，全身肌肉發達。他的每條腿、每條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過傷。有一顆子彈從他眼下穿過他的腦袋又從耳後穿出，但他仍給你一個農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剛從水稻田裏上來。放下卷起的褲腿，參加了一隊路過的“誌願參加”的戰士的隊伍。
　　我也打聽清楚了門牙是怎麽掉的。那是在騎馬失事時碰掉的。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了一個戰士，徐海東拉緊韁繩想看看那個戰士有沒有受傷。馬一受驚，把他撞在一棵樹上。兩個星期後他蘇醒過來時，發現他的門牙已嵌在那棵樹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會受傷嗎？”我問他。
　　“不怎麽怕，”他笑道。“我從小就挨打，現在已經習慣了。”
　　事實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說明他今天為什麽成了一個革命者。我向他問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來很費力，因為象所有的紅軍一樣，他隻肯談打仗。我從記下的幾百字的筆記中，選出少數一些重要事實在這裏。
　　徐海東於一九OO年生於漢口附近的黃陂縣。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於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陂的一個窯裏做工，僅可糊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為徐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
　　“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為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念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裏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裏告狀，打的又是我！
　　“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裏。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裏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 ’，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裏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的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
　　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了戲。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裏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闊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麽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命令民團把他們趕出園子，結果就打了起來。後來我們廠主不得不設宴請得罪的‘貴人’吃飯，放鞭炮為那些被人偷看過的女人‘清白受玷’賠禮道歉。廠主想從我們工資中扣錢來辦酒席，我們表示要罷工來反對，他這才作罷。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東二十一歲的時候因家庭糾紛一怒離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漢口，接著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窯工，攢了錢，打算回黃陂。但是他得了霍亂，等養好身體，積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參加了軍隊，他們答應他每月十元軍響，得到的就隻是“挨打”。這時國民革命在南方開始，共產黨在徐海東所屬軍隊中進行宣傳。他們有好幾個給砍了頭，卻使他關心起來。他對軍閥的軍隊感到厭惡，和一個軍官一起開了小差，逃到廣州，參加了張發奎將軍的國民黨第四軍，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當了排長。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學軍隊分成左翼和右翼兩派，這個衝突在張發奎的部隊裏特別尖銳，這時這支部隊已到了長江流域。徐海東站在激進派一邊，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黃陂。這時他在一些學生的宣傳影響下已成了共產黨員，他在黃陂就立即開始建立黨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右派政變，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徐海東卻沒有，他單獨得出結論，覺得采取獨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把窯廠的工人幾乎都組織了起來，還有一些當地農民。從這些人中他組織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他們開始時隻有十七個人，一支手槍，八發子彈——那都是徐海東自己的。
　　這就是後來發展成為有六萬人的紅四方麵軍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製下的蘇區有愛爾蘭那麽大。它有自己的郵局、信貸係統、鑄幣廠、合作社、紡織廠，還有總的來說組織得相當完善的農村經濟，在一個民選的政府領導之下。黃埔軍校畢業生、前國民黨軍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麵軍司令。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一九一七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領袖之一張國燾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樣，這個鄂豫皖紅色共和國經受住了南京方麵的頭四次“圍剿”，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加強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樣，在第五次圍剿中，同樣的戰略和戰術迫使四方麵軍主力最後作“戰略後撤”，先到四川，後來又到了西北。
　　除了經濟封鎖、每天空襲、並且在鄂豫皖蘇區周圍建築好幾千個碉堡網以外，南京的將領們顯然執行一種把紅區老百姓幾乎完全消滅的政策。他們最後終於認識到紅軍的唯一真正基礎是在農民群眾中間，因此著手有步驟地消滅老百姓。在第五次圍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隊共約三十萬人，由蔣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軍校中經一年反共宣傳思想灌輸的，受到法西斯訓練的軍官來加強。其結果是一場激烈程度不下於法西斯對西班牙的侵略的內戰。
　　統治階級的政權一旦受到威脅，它所進行的報複似乎到處都是采取同樣野蠻的方式，不論種族或膚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卻頗有啟發意義，這裏不妨花一些篇幅來說明一下這在中國是怎樣進行的。

　　二 中國的階級鬥爭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幾個鍾頭，我一直在向徐海東和他的部下提出關於他們的個人曆史、他們的軍隊、前鄂豫皖蘇區——共產黨叫做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①——的鬥爭、他們目前在西北的情況等等的問題。我是訪問他們的第一個外國新聞記者。他們並沒有什麽“內幕消息”、“獨得之秘”可以兜售（這種行話他們也不懂），也沒有漂亮的、成套的講話，我得反複盤問才能從他們嘴裏套出一些東西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能從這些不懂向外國人進行宣傳的藝術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飾的答複，確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們的話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裏的人現在哪裏？”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準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
　　“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隻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麵軍。”
　　“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隻有三個是紅軍。其餘的都是湯恩伯和夏鬥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占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裏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
　　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裏都發生了這樣的事，隻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占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
　　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談階級報複的。我在這裏必須承認，要是能夠把這個問題完全略而不談，我隻有更加樂意，因為不論在什麽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為了對紅軍表示公正起見，對於他們的敵人所采取的毀滅他們的方法，應該說幾句話。十年來國民黨一直對紅區保持全麵的新聞封鎖，在全國到處散布“恐怖”宣傳，把它自己的飛機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與財產的破壞大都歸咎於“共匪”，但事實上紅軍是根本沒有這種武器的。因此偶爾有一次聽一下共產黨對國民黨有什麽說的，不是無益的事。
　　我一頁一頁地寫了許多同徐海東及其同誌們的談話的筆記，其中有國民黨軍隊在鄂豫皖對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點以及詳細情況。但是我無法重述我所聽到的最殘暴的罪行。這些罪行不僅無法形諸筆墨，而且（象西班牙每天發生的事件一樣），在那些不知階級戰爭中階級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懷疑派聽來，很可能是不可信的。
　　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為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別凶殘，主要是因為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產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
　　共產黨在鄂豫皖的戰術是在廣大地區實行機動作戰，每次圍剿開始，他們的主力就撤出蘇區，到敵人境內與敵交鋒。他們沒有什麽重要的戰略根據地要防守，很容易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試探、佯攻、分散敵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戰術上的有利條件。不過，這使得他們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過去，國民黨軍隊遇到他們占領下的蘇區裏和平營生的農民和市民，他們是不殺的。
　　在第五次圍剿中，象在江西一樣，采用了新的戰術。南京軍隊不再在戰場上與紅軍交戰，而是集中兵力挺進，構築碉堡，逐步深入紅區，把紅區邊界內外的整塊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滅殆盡，就是遷移一空。他們要把這樣的地方化為闃無人煙的荒地，如果後來紅軍再度占領也再無法取得補給。南京終於充分懂得，農民才是紅軍的基地，這種基地必 須毀滅。
　　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抓了起來，送到漢口和其他城市，賣去做“學徒”。成千上萬的年輕姑娘和婦女被帶去賣到工廠裏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他們在城市裏是當作“災區難民”或者“紅軍殺害的人家的孤兒”賣掉。我記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這樣的人到了大工業城市，結果生意興隆，中間商人都從國民黨軍官那裏收購兒童和婦女。有一個時期，獲利很大，幾有影響部隊軍紀之勢。外國傳教士紛紛議論此事，篤信基督教的將軍蔣介石不得不嚴令禁止這樣“納賄”，凡從事這種交易的軍人，一經發現，嚴懲不貸。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占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裏，南北三百裏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
　　①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的古名。共產黨把這三個名字連在一起稱呼他們在這三省邊區的地方蘇維埃。
　　“在那一年的戰鬥中，我們從白軍手裏奪回了一些這樣的地方，但我們回來時發現原來是肥沃的大地現在幾乎成了沙漠。隻有少數老頭兒、老太婆留下，他們說的情況叫我們大吃一驚。我們不能相信中國人對中國人會犯下這種罪行。
　　“我們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這兩個蘇區當時有六萬人。兩個月後我們回來時，我們發現這些農民已被沒收土地，房屋被燒掉或炸壞了，整個地區隻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數病兒。我們從他們那兒了解到了當時發生了什麽情況。
　　“白軍一開到，軍官們開始把婦女和姑娘分開。凡是剪短發或放腳的都當共產黨槍決，剩下的由高級軍官挑選好看的給自己留下，接著由下級軍官挑選。剩下的就交給士兵當妓女。他們告訴士兵，這些都是‘土匪家屬’，因此可以愛怎麽樣就怎麽樣。
　　“這些地方許多青年都已參加了紅軍，但凡是有留下來未走的，都想殺死白軍軍官報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這樣。但是誰有抗議表示，誰就被當作共產黨槍決。沒死的人告訴我們，白軍中間為了分女人發生爭吵，打了起來的也不少。這些婦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汙後就送到城市裏去賣掉，那些軍官隻留少數長得好看的當小老婆。”
　　“你是說這都是國民黨政府的軍隊？”
　　“是的，他們是湯恩伯將軍的十三集團軍和王均將軍的第三集團軍。夏鬥寅、梁冠英、孫殿才將軍也有責任。”
　　徐海東談到另外一個縣，湖北少的黃岡縣，紅軍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從王均將軍手中收複：“在句容集鎮上，原來一條街上蘇維埃合作社生意興隆、人民安居樂業，現在成了一片廢墟，隻有幾個老人沒死。他們領我們到一條山溝裏，隻見有十七具年輕婦女的屍體，赤條條地在陽光中躺在那裏。他們是在遭到強奸後被殺死的。白軍顯然是很匆忙；他們隻有時間剝下一個姑娘的一條褲腿。那天我們開了一個大會，全軍在那裏舉行了一次追悼大會，我們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後，在麻城，我們到了我們以前的一個運動場。在一個埋得很淺的墳地裏，我們找到了十二個被殺的同誌的屍體。他們身上的皮給剝掉了，眼珠被挖了出來，耳朵鼻子都給割掉。看到這個慘象，我們都氣得哭了出來。
　　“同一個月，也在黃岡，我們的紅二十五軍到了歐公集。這本來是個興旺的地方，現在卻荒無人煙。我們在鎮外走，看到一個農民的茅屋在冒煙，那是在山邊上，我們就有幾個人爬了上去但是發現裏麵隻有一個老人，他顯然已經瘋了。我們再走到山下，終於看到了長長的一堆男女屍體。一共有四百多個，他們顯然是剛被殺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幾寸厚。有些婦女屍體旁邊還有緊緊抱著她們的孩子。許多屍體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屍體還在動，過去一看，是個還活著的男人。後來我們發現有好幾個還活著，一共有十多個。我們把他們抬了回來，包紮了他們的傷口，他們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我們，這些人是從鎮上逃出來躲到山溝裏來的，在空地裏露宿。後來白軍軍官帶部隊來，在山邊上架起機關槍，對下麵的人開火。他們開了幾小時的槍，以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來看一眼又開走了。”
　　徐海東說，第二天他帶全軍到山溝裏，給他們看看死難者的人，其中有些戰士認出他們認識的農民，這些男女有的曾經給他們找過住的地方，賣過瓜給他們，或者在合作社作過交易。他們看了極其難受。徐海東說，這次經曆加強了他的部隊的士氣，使他們決心要死戰到底，在這最後一次大圍剿剩下的十二個月當中，二十五軍沒有一個人開過小差。
　　“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時，”他繼續說，“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死人。我們曾經進了一個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無一人，我們到燒毀的房子裏一看，就會在門口、地上、炕上發現屍體，或者藏在什麽地方。許多村裏連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裏，我們不需要情報員注意敵人動向。我們可以根據燒掉的村鎮在天空裏飄起來的煙，很容易地跟隨他們。”
　　我從徐海東和別人那裏所聽到的事情，這不過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戰鬥過來，最後終於西撤，不是因為他們的軍隊，而是因為他們的人力“基地”被破壞了，青年人的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整個地方失去了活力。後來我又同許多鄂豫皖來的戰士談了話，他們告訴我的故事比這還慘。他們不願再談他們看到的慘景；他們隻有在我追問的時候才說，很顯然，他們的經曆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永遠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滅的階級仇恨。
　　我們不免又要問，這是不是說共產黨自己是清白的，沒有幹下什麽暴行或階級報複的事？我想不是。不錯，在我同他們在一起的四個月中，我進行了不受限製的調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況而言，他們隻殺了兩個老百姓 （見下文有解釋）。我也沒有看到過有一個村莊或市鎮被他們焚毀，或者從我問到的許多農民那裏聽說紅軍喜歡縱火。但是我個人的經驗從開始到結束隻限於在西北同他們在一起的幾個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幹過什麽“燒殺”的事，我可無法證實也無法否認。同時這些年來在國民黨和外國報紙上發表的反共宣傳，百分之九十純屬胡說八道，如果對此不加懷疑，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因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經可靠證實的。
　　確切地說，上麵提到的那兩個倒黴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並不是共產黨殺的，而是寧夏的一些回民，他們恨死收稅的。關於他怎麽會不得好死，以後再說，這裏先來看看，這些回民是怎樣治理的，也許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麽要處決他的經濟學上的原因了。

　　三 四大馬
　　我們可以說，青海、寧夏和甘肅北部就是斯惠夫特①那部幻想小說的雛型，那個霍亨亨姆②的國土，因為這些省份就是作為中國名聞遐邇的四大馬的封疆來統治的。在上述這個地區裏，權力由一家姓馬的回民將領家庭分享——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或者應該說是在共產黨開始把“霍亨亨姆”擠出他們大塊領域之前曾由他們分享。
　　馬鴻逵是寧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馬鴻賓原來是該省省主席，現在割據甘肅北部一塊地盤不穩的地方。他們同馬步芳是遠親，後者是著名回族領袖馬克勤的兒子，有妻妾多人。馬步芳承繼了他父親的衣缽，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為該省綏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馬步青則占青海，此外還統治著夾在寧夏和青海之間的甘肅西部的一個狹長地帶。十年來，這個邊遠之地就由馬家象一個中世紀的蘇丹國一樣統治著，從他們自己的阿拉真主那裏得到一些幫助。
　　四大馬之中有兩大馬自稱是貴族，一個在中國西北曆史中有時起過決定性作用的回民貴胄後裔。為了要了解今日中國回民的情況，特別是馬家——西北姓馬的多如寧夏的青草，或者西方姓史密斯——的情況，一些曆史背景知識是必要的，因此我們不妨停下來簡單考察一下。
　　這馬氏兄弟，象中國的許多回民一樣，有突厥血統，早在第六世紀，現稱為土耳其人的一個民族在中國西北邊境勢力壯大，對當時那裏平原上的小國國君們可以提出隨心所欲的要求，在一兩個世紀內，他們建立了一個龐大帝國，東起西伯利亞東部，經過蒙古，西達中亞細亞。他們逐步南侵，到第七世紀時，他們的大可汗在隋朝末代帝王煬帝的宮廷中幾乎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也就是這個突厥可汗，幫助半突厥血統的李淵將軍推翻了煬帝，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唐朝，在長安（現在叫西安府）君臨東亞達三個世紀之久。長安在當時也許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都城。
　　在七世紀中葉以前，阿拉伯航海的商人就在廣州建了清真寺。在唐朝的寬容的政權出現以後，這個宗教就通過西北的突厥人從陸路迅速傳入中國。毛拉、商人、使者、戰士從波斯、阿拉伯半島、土耳其斯坦把宗教傳了過來，唐朝的曆代君主同西方的各個哈裏發國結成了緊密的關係。特別是在九世紀，大批大批的回紇③突厥（他們的偉大領袖塞爾柱克還沒有誕生）的鐵騎被唐朝宮庭請來援助他們鎮壓叛亂，伊斯蘭教就在中國紮了根。許多回紇人鎮壓叛亂有功，封官進爵，賜了田莊，在西北、四川、雲南安居下來。
　　在幾個世紀的時期中，回民頑強地抵抗漢人的同化，但逐漸喪失了他們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國文化，多少服從中國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紀，他們還是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兩次爭奪政權：一次是杜文秀在雲南一度立國，自稱蘇丹王蘇萊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製了西北全境，甚至進犯了湖北。這次叛亂經十一年才平定。當時清政權已趨衰亡，但能幹的漢族將領左宗裳震驚世界，收複了湖北、陝西、甘肅、西藏東部，最後率領他的勝利大軍越過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亞細亞的那個邊遠之地重振了中國的國威。
　　從此以後，沒有一個領袖人物能夠把中國的回民團結起來進行爭取獨立的鬥爭而獲得成功的，但不斷有零星的起義反對漢人統治，雙方都進行了野蠻血腥的屠殺。最近的一次最嚴重事件是一九二八年發生的，當時馮玉祥將軍是西北的軍閥。就是在馮玉祥的統治下，五馬聯盟④勢力猛增，奠定了今天的財富和權力的基礎。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中國人把回民即穆斯林看成是中國五大民族⑤之一，但是大多數中國人似乎不承認回民的單獨的民族性，都說他們都已漢化了。實際上，國民黨肯定是在實行一種同化政策，甚至比對蒙古人還更加直接（不過也許不那麽有效）。中國對回民的官方態度似乎是，他們是“少數宗教”而不是“少數民族”。但是，凡是在西北回民地區中看到過回民的人無不很清楚，他們要求種族統一和作為一個民族地位的權利從事實上和曆史上來說，不是完全沒有實際根據的。
　　中國的回民據說有二千萬，其中至少有一半現在集中在陝西、甘肅、寧夏、四川、青海和新疆。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甘肅和青海，他們是多數民族，在有些麵積很大的地方，與漢人的比例高達十比一。他們在宗教上的純正性，一般視一定地方人數多少而異，但是在甘肅北部和寧夏南部回民占多數的地方，完全是伊斯蘭教區域的氣氛。
　　事實上可以這麽說：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對他們的文化、政治、經濟仍起決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少數民族。回民社會是繞著盟王和阿訇（政、教領袖）轉的，他們的可蘭經知識和突厥語或阿拉伯語（盡管一般很少）知識是他們的魔力和權威的憑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許多修繕整潔的清真寺中做祈禱，按伊斯蘭禮俗過開齋節和戒齋節，遵守婚喪禮儀，不吃豬肉，看到豬狗就認為是受到冒犯。到麥加去朝聖，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隻是有一人和阿訇才能實現這個奢望，後者由此而加強了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權力。
　　盡管如此，漢族的影響還是很顯著的。穆斯林穿著象漢人一樣（除了男人戴的白圓帽或逢年過節戴的圓筒帽和女人的白頭巾），平時都說漢語（雖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蘭經上的話）。雖然他們中間突厥人的臉部特點仍很普遍，但大多數人的外貌已與漢人分不清了，因為他們許多世紀來與漢人通婚。由於他們的法律規定漢人與回民結婚不僅必須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須入贅或嫁入回民家庭，與原來的家庭斷絕關係，因此通婚所產子女長大以後往往認為自己是與漢族親戚不同的一個族類。　　
　　①英國作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格列佛遊記》作者。——譯注
　　②《格列佛遊記》中的有人性的馬國，“霍亨亨姆”取英語“馬嘶”（Whinny）一詞的諧音。——譯注
　　③現稱維吾爾。——譯注
　　④第五馬是馬仲英，但由於部落政治和國際陰謀，現已分勢。斯文·赫定在《大馬逃亡》（一九三六年紐約）一書中對他作了頗有趣味的介紹。
　　⑤五大民族是漢、滿、蒙、回、藏。
　　今天中國三派回民的鬥爭有些削弱了他們的團結，為中國共產黨造成了方便之機，可以在他們中間做工作。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結成了一種“統一戰線”來反對異端的新新教。後者名義上主張放棄伊斯蘭教的許多儀式和習慣，提倡“科學”，但其真正目顯然是摧毀阿訇的世俗權力，因為四大馬認為對他們起掣肘作用。由於新新教得到國民黨的支持，許多回民認為它的目的是所謂“大漢族主義”——由漢人對少數民族實行同化。在西北，四馬是新新教的領袖。他們在周圍糾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錢的地主和牧主，他們的政權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但是四大馬並不是會在那個地區領導宗教改革運動的人。
　　以馬鴻逵為例，他大概是四大馬中最有錢有勢的一個。他有許多妻妾，據說寧夏城裏百分之六十的財產是他的，並且在鴉片、鹽、皮毛、捐稅、自印紙幣方麵發了一筆大財。但是在一個意義上來說，他還是夠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選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時候。他從上海雇來一個秘書，叫他收集受過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從中選美。價格定在五萬元。老馬選定了以後就包了一架飛機，在北國的塵土中起飛，到蘇州接了後宮新歡，一個基督教的東吳大學畢業生，然後又飛回寧夏，象阿拉丁在他的飛行地毯上一樣，引起一時轟動。
　　對一個西方人來說，這也許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馬鴻逵的農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夠充分欣賞這件事的浪漫情調，則很可懷疑，因為農民們知道這五萬元從何而來，士兵們也覺得奇怪，既然大馬能夠出巨資買個基督教徒做新娘，為什麽開不出他們的軍餉。不到幾個月後紅軍向西挺進，打入寧夏南部和甘肅北部馬鴻逵的地盤時，馬部很少抵抗，盡管他吹噓他們要殲滅“匪軍”，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這是完全有道理的。
　　這裏我不想開列統計表格，但寧夏發表一項政府公報，其中一篇有意義的文章①值得一提，開列了馬將軍在該省要征收的捐稅：銷售稅、家畜稅、駱駝稅、運鹽稅、用鹽稅、煙燈稅、養羊稅、商人稅、腳夫稅、養鴿稅、土地稅、掮客稅、糧食稅、特別糧食稅、附加土地稅、木材稅、采煤稅、皮稅、屠宰稅、船稅、灌溉稅、磨石稅、房屋稅、磨麵稅、秤稅、禮儀稅、煙稅、酒稅、印花稅、婚稅、蔬菜稅。這張單子還沒有囊括所有的苛捐雜稅，但足以說明，對比之下人民對共產黨是沒有什麽可以害怕的。
　　馬鴻逵的食鹽專運專銷辦法可謂舉世無雙。鹽不僅專賣，而且規定每人每月必須買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買了不能轉賣；私自賣食鹽要處以鞭笞，或者甚至處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滿的還有出售牛、羊、騾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稅，養羊一頭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稅，殺豬一頭征稅一元，賣麥子一石征稅四角。
　　但是最令人強烈不滿的措施，也許是馬將軍的征兵了。他共有軍隊四萬（加上馬鴻賓的），還有數目不限的守城門的“門衛”。這些人幾乎都是強征而來。每個人家凡有兒子的都要當兵，否則就雇人代替，價格已漲到一百五十元。窮人可以到當鋪去借錢，年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而這些當鋪都是四馬之一開的。當兵的不僅沒有軍餉，而且得自供衣食。顯然馬鴻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麽地方都不亂花錢的。
　　苛捐雜稅和欠債累累迫使農民賣牛賣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稅吏、債主以廉價收購，但大部分都棄置荒廢，因為捐稅和地租太重，找不到佃戶耕種。土地、牲畜、資本加速集中，雇農人數猛增。在一個縣進行了調查②後發現，百人之七十的農民欠債，百分之六十的農民靠借糧糊口。在同一縣內，據說百分之五的人有地一百到二百畝，駱駝二十到五十頭，牛二十到四十頭，馬五頭到十頭，大車五到十輛。貿易資金一千到二千元，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地不到十五畝，除一兩頭毛驢外沒有別的牲口，平均欠債三十五到三百六十六磅糧食——比他們的土地價值高得多。
　　最後，馬鴻逵有陰謀爭取日本支持反共的嫌疑。寧夏城裏已有日本軍事代表團，馬鴻逵將軍允許他們在城北修一個機場，那是在蒙古族的阿拉善旗境內。有些回民和蒙民擔心日本真的武裝進駐。
　　要是紅軍到達時情況不是這樣，他們在回民中間是否能打開局麵也是可以懷疑的。但是馬鴻逵的軍隊根本不想打仗，抵抗起來隻有百分之五的人才有什麽好處。但是共產黨仍需克服回民天生不願與漢人合作的心理，向他們提出一個合適的綱領。對此，共產黨在進行艱巨努力，因為回民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西北的這個寬闊地帶控製著通向新疆和外蒙的大道——也控製著同蘇俄發生直接聯係的大道。
　　按共產黨自己的看法：西北有一千多萬回民，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我們目前的任務和責任是要保衛西北，在這五省內建立抗日根據地，使我們能夠更加有力地領導全國的抗日運動，為爭取立即與日本作戰而努力。同時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可以與蘇聯和外蒙取得聯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把回民爭取到我們的勢力範圍和抗日統一戰線上來，我們的任務就不可能實現。③
　　共產黨在好幾年以前就在西北對回民進行工作了。早在一九三六年，紅軍經過寧夏和甘肅向黃河挺進，年輕的回民先遣人員就已在寧夏部隊中進行宣傳，鼓動推翻“國民黨走狗”和“伊斯蘭教叛徒”馬鴻逵——他們有幾個人為此而掉了腦袋。共產黨向他們提出的諾言是：
　　取消一切苛揖雜稅。
　　協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取締征兵。
　　取締欠債。
　　保護回族文化。
　　保證各派宗教自由。
　　協助創建和武裝回民抗日軍。
　　這對幾乎每一個回民大概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甚至有些阿訇也認為這是除掉馬鴻逵的一個機會（因為他放火燒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寺）。到五月份，共產黨說他們已經完成了懷疑派認為辦不到的事。他們自稱已經創立了中國回民紅軍的核心。
　　①《寧夏公報》（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寧夏市）。
　　②劉曉：《預旺縣調查》，刊《黨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保安）。
　　③《連隊討論材料》：《回民問題》，第2頁，一軍團政治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

　　四 　　穆斯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一天早上，我同徐海東參謀部裏一個能說英語的參謀人員去訪問十五軍團所屬的回民教導團。該團駐紮在一個回民商人和做官的家裏，這是一所牆頭很厚的房子，摩爾式的窗戶的外麵是一條鋪著石塊的街道，驢、馬、駱駝、行人絡繹不絕。
　　房子裏麵很涼快、整潔。每間屋子裏磚地中央是個水池，下通排水溝，供洗澡之用。虔誠的回民一天要洗五次澡，但是，這些戰士雖然仍信伊斯蘭教，顯然隻是偶爾使用這些水池。我想他們大概不相信把一件好事做過頭。但是他們仍是我在中國看到的習慣最清潔的士兵，沒有隨地吐痰的惡習。
　　共產黨在前線組織了兩個回民教導團，基本上都是從前馬鴻逵和馬鴻賓的部隊中來的。他們比漢人身材高大、結實、胡須深、膚色黑，有的人長得很英俊，明顯地有突厥人的外表，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人種的特點很突出。他們都帶著西北的大刀，熟練地給我表演了幾下，能夠一舉手就砍下敵人的腦袋。
　　他們的營房裏牆上貼滿了漫畫、招貼、地圖、標語。“打倒馬鴻逵！”“廢除馬鴻逵的國民黨政府！”“反對日本造機場，繪地圖，侵略寧夏！”“建立回民獨立政府！”“建設自己的回民抗日紅軍！”共產黨的一些回民擁護者就是靠這些主張招來的，回民戰士在關於他們為什麽參加紅軍問題上給我的答複也以此為他們的中心問題。
　　由此可見，馬鴻逵將軍部下士兵對他是有不滿的（無疑有些被共產黨誇大了），寧夏的農民似乎也是如此。我記得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向一個回民老鄉買瓜，他種了一山坡的瓜，是個態度和藹的鄉下佬，滿麵笑容，脾氣隨和，還有一個長得實在美麗的女兒——在這些地方這是十分不可多見的，因此我遲遲不走，買了三個瓜。我問他，馬鴻逵手下做官的是不是真的象共產黨所說的那麽壞。他滑稽地舉起雙手表示氣憤，一邊嘴裏吐著西瓜子。“哎呀！哎呀！哎呀！”他叫道。“馬鴻逵，馬鴻逵！征的稅叫我們活不了，還搶我們的兒子，又燒又殺！媽的馬鴻逵！”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你可以奸汙馬鴻逵的母親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直白的解釋中國國罵的方式……），這還便宜了他。院子裏的人看到這老頭兒這麽激動都笑了。
　　參加紅軍的回民戰士原來都是在馬鴻逵軍隊中進行顛覆宣傳所爭取過來的，也是他們投到紅軍陣營以後聽的政治課所爭取過來的。我問一個指揮員他為什麽參加紅軍。
　　“為了打馬鴻逵，”他說。“在馬鴻逵統治下，我們回民的生活太苦了。沒有一家是安全的。如果一家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必須到他那裏去當兵。如果有三個兒子，兩個兒子必須去當兵。沒有出路——除非你有錢，可以買替身。哪個窮人出得起？不僅如此，每個人還需自己帶衣服，家裏給他付糧食、柴火、燈油錢。一年要花好幾十元錢。”
　　這兩團回民紅軍組織起來才不到半年，看來已經有了相當的“階級覺悟”。他們讀了，或者聽人家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的簡單介紹，每天關於回民當前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課。這些課不是漢人給他們上的，而是共產黨中回民黨員給他們上的，後者上過共產黨的黨校。馬鴻逵部隊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參加紅軍的回民在剛來時一字不識。現在他們每人已識幾百個字，能夠學發給他們的簡單的課本。共產黨希望這兩團人中能培養出一支大規模的回民紅軍的幹部，來保衛他們夢寐以求要想在西北建立回民自治共和國。這些回民中已有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參加了共產黨。
　　關於自治的口號，回民自然是會同意的；因為那是他們多年來的要求。但是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是不是認為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對此是懷疑的。中國軍閥的多年壓迫和漢回之間的仇恨，使他們對一切漢人的動機都理所當然地深為懷疑，共產黨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消除回民的這種懷疑，令人難以置信。
　　這種回民與共產黨合作，也許有他們自己的理由。如果漢人願意幫助他們趕國民黨，幫助他們創建和武裝一支自己的軍隊，幫助他們實現自治，幫助他們剝奪有錢人（他們無疑是這樣對自己說的），他們就準備利用這個機會——如果後來共產黨食言，他們就再把那支軍隊用於自己的用途。但是從農民的友善態度和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願意組織起來這兩點來看，共產黨的綱領有明顯吸引人的地方，他們小心翼翼尊重伊斯蘭教風俗習慣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農民和阿訇中間也留下了印象。
　　在戰士中間，有些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來已經克服，或者說正在逐步蛻化為階級仇恨。例如，我問到一些回民戰士，他們是否認為回漢兩族人民能夠在蘇維埃政體下合作，其中一個回答說：
　　“漢人和回民是兄弟；我們回民中間也有漢人的血統；我們都屬於大中國，因此我們為什麽要打來打去？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地主、資本家、放高利貸的、壓迫我們的統治者、日本人。我們的共同目標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幹涉你們的宗教呢？”
　　“沒有幹涉。紅軍不幹涉伊斯蘭教禮拜。”
　　“我是說這樣的情況。有些阿訇是有錢的地主和放高利貸的，是不是？要是他們反對紅軍，那怎麽樣？你怎樣對待他們？”
　　“我們要說服他們參加革命。但大多數阿訇不是有錢人。他們同情我們。我們的一個連長原來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說服不過來，而參加了國民黨來反對你們，那怎麽辦？”
　　“我們就要懲罰他們。他們是壞阿訇，人民會要求懲罰他們。”
　　同時，在整個一軍團和十五軍團都在進行緊張的訓練，教育戰士了解共產黨對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漢統一戰線”的努力。我參加了幾次政治討論會，戰士們在會上討論“回民革命”，這些討論會很有意思。有一次會上，發生了長時間的辯論，特別是關於土地問題。有的認為，紅軍應該沒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對。接著政委把黨的立場作了簡潔的介紹，說明為什麽應該由回民自己來進行土地革命，由他們自己的、在回民群眾中有基礎的堅強革命組織來領導。
　　另外一個連討論了回漢兩族人民交往的簡史，另外一個連討論了發給駐在回民地區全體戰士行為守則必需嚴格遵守的理由。這個守則規定紅軍戰士不許：未經房主同意進入回民家中；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或教職人員；在回民前麵罵“豬”或“狗”；問他們為什麽不吃豬肉；叫回民是“小教”，叫漢人是“大教”。
　　這都是爭取把全軍有意識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回民政策周圍，除了這些努力以外，在農民中間也在不斷地進行工作。這方麵的宣傳由那兩個回民教導團來帶頭進行，但是紅軍各連也派宣傳隊去挨家挨戶宣傳共產黨的政策，鼓勵農民組織起來；部隊的劇團到各村子裏去巡回演出，表演回民戲，那是以當地情況和曆史事件為根據的，目的是要“鼓動”人民；分發用漢文和阿拉伯文寫的傳單、報紙、招貼；常常舉行群眾大會，成立革命委員會和村蘇維埃。農民們不論漢回，要避免一定程度的這種灌輸，是很困難的。到七月間，寧夏好幾十個農村成立了村蘇維埃，派代表到預旺堡來與那裏的回民共產黨開會。
　　四個月後，四方麵軍就要渡過黃河，再向西推進二百英裏，到達肅州，那是馬步芳的轄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們有此迅速進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關係。我 在寧夏的時候就碰到了建立這種關係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早在九月間，寧夏已有足夠的進展，可以召開一個大會，有三百名回民代表從紅軍當時占領下的各村蘇維埃選出，還有一些阿訇、教師、商人、兩三個地主參加，但大多數是貧農，因為有錢一些的階級早已在“漢匪”到達時逃出了。代表會議通過決議，要同紅軍合作，接受它的幫助建立回民抗日軍隊的建議，並且立即開始組織漢回團結同盟，貧民會，以及群眾性的抗日團體。
　　這個曆史性的小小代表會議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程——但我認為對那裏的農民來說是最重要的議程——是處理一個國民黨稅吏。此人顯然在紅軍到達以前已民怨沸騰，紅軍到達後他逃到附近山間農村中一個叫張家寨的地方，在那裏繼續收稅。據說他還增加稅率一倍，宣布這是他自稱代表共產黨政府的新規定！但回民農民了解到共產黨並沒有派收稅的，於是他們出動了六、七個人把這個壞蛋捉了起來送到預旺堡公審。我個人對這件事的反應是，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的地方，有這樣的膽略，敢冒充這樣的角色，這種人才不可多得，應該保護下來。但是回民們卻不那麽想。全休代表一致通過把他槍決。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預旺堡兩個星期中被槍決的唯一平民。

　　第十篇 戰爭與和平
　　一 再談馬
　　八月二十九日我騎馬到紅城子去，那是在韋州縣的一個風景幽美的小鎮，以盛產梨、蘋果、葡萄的美麗果園著稱，這些果園都是用灌溉渠裏的晶瑩泉水灌溉的。七十三師一部分駐紮在這裏。不遠有一個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條臨時的戰線，沒有戰壕，卻有一係列小地洞似的機槍陣地和圓圓的山頂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禦工事——紅軍就在這裏同敵人對壘，後者一般都已後撤到五英裏到十英裏以外的城裏去了。這條戰線好幾個星期沒有發生戰事了，紅軍趁此機會進行了休整，和“鞏固”新區。
　　回到預旺縣以後，我發現部隊在吃西瓜慶祝甘肅南部傳來的無線電消息，馬鴻逵將軍的國軍有一整師向朱德的四方麵軍投誠。國民黨的該師師長李宗義原來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輕軍官——其中有秘密共產黨員——舉行起義，帶了三千名左右官兵，包括一個騎兵營，在隴西附近參加了紅軍。這對蔣介石總司令在南線的防禦是個很大打擊，加速了南方兩支大軍的北上。
　　兩天以後，徐海東十五軍團的三個師中有兩個師準備轉移，一支南下，為朱德開道，一支向西到黃河流域。大清早三點鍾軍號就吹響了，到六點鍾部隊已經出發。我本人於那天早上同兩個紅軍軍官回預旺堡，他們是去向彭德懷匯報的，我與徐海東及其參謀部人員從南門離城，跟在那大隊人馬的末尾，這隊人馬象一條灰色的長龍，蜿蜒經過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看過去沒有一個盡頭。
　　大軍離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軍號，悄然無聲，給人一個指揮若定的印象。他們告訴我，進軍計劃好幾天以前就準備好了，路上一切情況都已經過研究，紅軍自己繪製的地圖上仔細地標出了敵軍集中的地方，警衛人員攔住了越過戰線的一切過往旅客（為了鼓勵貿易，紅軍平時是允許越境的，但在戰時或行軍時除外），現在他們在國民黨軍隊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向前挺進，後來奇襲敵軍崗哨，證明此點不假。
　　我在這支軍隊中沒有看到隨營的人，除了三十幾頭甘肅獵狗，它們緊緊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竄後跳，追逐偶然在遠處出現的羚羊或野豬。它們高興地狂吠著，東嗅西聞，蹦蹦跳跳，顯然很樂意到戰場上去。許多戰士帶著他們喂養的動物一起走。有的繩子上拴著小猴子，有一個戰士肩上停著一隻藍灰色的鴿子；有的帶著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帶著兔子。這是一支軍隊嗎？從戰士的年輕和長長的隊伍中傳來的歌聲來看，這倒更象是中學生的假期遠足。
　　出城沒有幾裏路，突然下達了一個防空演習的命令。一班班的戰士離開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叢中去，戴上了他們用草做的偽裝帽，草披肩。在大路邊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機槍（他們沒有高射炮），準備瞄準低飛的目標。幾分鍾之內，整條長龍就在草原上消聲匿跡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還是無數的草叢。路上隻有騾子、駱駝、馬匹仍看得見，飛行員很可能把它們當作是普通的商隊的牲口。不過騎兵（當時在打先鋒，我看不到）得首當其衝，因為他們唯一的預防措施是就地尋找掩護，找不到就隻好盡可能分散開來，但是不能下馬。空襲中無人駕馭，這些蒙古馬就無法控製，全團人馬就會陷入一片混亂。在聽到飛機嗡嗡聲時給騎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馬！”
　　演習令人滿意，我們繼續前進。
　　李長林說的不錯。紅軍的好馬都在前線。他們的騎兵師是全軍的驕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騎兵師去。他們騎在三千匹左右的漂亮寧夏馬上，從體格上來說是全軍最優秀的。這些快騎比華北的蒙古馬高大強壯，毛滑膘肥。大多數是從馬鴻逵和馬鴻賓那裏俘獲來的，但是有三足營的馬是將近一年前與國民黨騎兵第一軍司令何柱國將軍作戰時奪取過來的，其中一營的馬全白，一營全黑。這是紅軍第一騎兵師的核心。
　　紅區外麵的人在紅軍進入甘肅和寧夏的時候曾經預言，回民騎兵會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結果卻不然。一九三五年在陝西辦了一所騎兵學校，由德國顧問李德訓練紅軍騎兵的核心，李德是個馳騁能手，曾在俄國紅軍騎兵中服過役。不象不會騎馬的多數南方人，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許多都是生來就學會騎馬的，因此從這些本地人才中很快就訓練出一支精銳的騎兵。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上戰場，西北就出現了新式的騎兵戰。
　　回民是馳騁能手，但不善在馬上開槍或揮刀，漢民騎兵也是如此。他們的戰術是與步兵配合，疾馳前進，兩翼包抄，如果這樣還不能擊潰敵軍，就下鞍蹲地射擊，這樣就失去了機動性。李德訓練紅軍騎兵使用馬刀，這是紅軍兵工廠土製的，質地粗劣，不過足以應付需要。紅軍騎兵揮刀衝鋒，很快就聲譽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內，打了幾場勝仗，俘獲了不少新軍馬。
　　我在甘肅隨紅軍騎兵騎了幾天馬，或者精確地說，隨紅軍騎兵走了幾天路。他們借給我一匹好馬，配有俘獲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軍結束時，我覺得不是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馬。這是因為我們的營長不想讓他四條腿的寶貝過累了，要我們兩條腿的每騎一裏路就要下馬牽著走三、四裏路。他對待馬好象對待狄翁尼家的四胞胎①一樣，我的結論是，任何人要當這個人的騎兵得首先是個護士，而不是馬夫，甚至最好是個步行的，不是騎馬的。我對他愛護牲口表示應有的敬意——這在中國不是常見的現象——但是我很高興終於能夠脫身出來，恢複自由行動，這樣反而有的時候真的騎上了一匹馬。
　　我對徐海東有點抱怨這件事，我懷疑他後來要對我開一開玩笑。我要回預旺堡時，他借給我一匹寧夏好馬，壯得象頭公牛，我一生騎馬就數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個大碉堡附近同十五軍團分手。我向徐海東和他的參謀人員告別。不久之後我就上了借來的坐騎，一上去之後，就如脫韁一般，看我們倆誰能活著到達預旺堡了。
　　這條道路五十多裏，經過平原，一路平坦。這中間我們隻下來走過一次，最後五裏是不停地快步奔馳的，到達終點時飛跑過預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遠遠的後麵。在彭德懷的司令部門前我縱身下馬，檢查了一下我的坐騎，以為它一定要力竭暈倒了。可是它隻輕輕喘著氣，身上隻有幾滴汗珠，但除此以外，這畜牲紋絲不動，若無其事。
　　問題出在中國式的木鞍上，這種木鞍很窄，我無法坐下，隻能雙腳夾著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鐵鐙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得象塊木頭。我隻想歇下來睡覺，卻沒有達到目的。
　　①當時加拿大一婦女一胎生了四個嬰孩，轟動了全世界。——譯注。

　　二 “紅小鬼”
　　一天早上，我登上預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牆，從上麵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麵上在進行著許多不同的、卻又單調和熟悉的工作。這仿佛把這個城市的蓋子揭開了一樣。城牆有一大段正在拆毀，這是紅軍幹的唯一破壞行動。對紅軍那樣的遊擊戰士來說，城牆是一種障礙物，他們盡量在開闊的地方同敵人交鋒，如果打敗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為在那裏有被封鎖或殲滅的危險，而要馬上撤退，讓敵人去處於這種境地。一旦他們有充分強大的兵力可以奪回那個城池時，城牆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開了槍眼的雉堞上剛兜了一半，我就遇見了一隊號手——這時總算在休息，這叫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的響亮號聲已接連不斷地響了好多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不過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來對其中一個號手談話時就采取了一種多少是父輩的態度。他穿著網球鞋、灰色短褲，戴著一頂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麵有一顆模模糊糊的紅星。但是，帽子下麵那個號手可一點也不是褪色的：紅彤彤的臉，閃閃發光的明亮眼睛，這樣的一個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軟了下來，就象遇到一個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兒一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估計錯了。他可不是媽媽的小寶貝，而已經是位老紅軍了。他告訴我，他今年十五歲，四年前在南方參加了紅軍。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參加紅軍時準是才十一歲囉？你還參加了長征？”
　　“不錯，”他得意揚揚有點滑稽地回答說。“我已經當了四年紅軍了。”
　　“你為什麽參加紅軍？”我問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時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樹皮。我常常聽村裏的人講起紅軍。他們說紅軍幫助窮人，這叫我喜歡。我們的家很窮。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個哥哥，我們沒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來交租，所以我們老是不夠吃。冬天，我們燒樹皮湯喝，把糧食省下來作來春的種子。我總是挨餓。
　　“有一年，紅軍來到漳州附近。我翻過山頭，去請他們幫助我們的家，因為我們很窮。他們待我很好。他們暫時把我送到學校去讀書，我吃得很飽。幾個月以後，紅軍占領了漳州，來到我們村子上。地主、放債的和做官的都給趕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著再繳稅繳租了。家裏的人很高興，都稱讚我。我的兩個哥哥參加了紅軍。”
　　“他們現在在哪裏？”
　　“現在？我不知道。我離開江西時，他們在福建的紅軍裏；他們和方誌敏在一起。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農民喜歡紅軍嗎？”
　　“喜歡紅軍？他們當然喜歡。紅軍分地給他們，趕走了地主、收稅的和剝削者。”（這些“紅小鬼”都有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詞匯！）
　　“但是說實在的，你怎麽知道他們喜歡紅軍呢？”
　　“他們親手替我們做了一千雙、一萬雙鞋子。婦女給我們做軍服，男子偵察敵人。每戶人家都送子弟參加我們紅軍。老百姓就是這樣待我們的！”
　　不用問他是不是喜歡他的同誌；十三歲的孩子是不會跟著他所痛恨的軍隊走上六千英裏的。
　　紅軍裏有許多象他一樣的少年。少年先鋒隊是由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據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馮文彬說，在西北蘇區一共有少年先鋒隊員約四萬名。單單在紅軍裏諒必有好幾百名：在每一個紅軍駐地都有一個少年先鋒隊“模範連”。他們都是十二歲至十七歲（照外國算法實際是十一歲至十六歲）之間的少年，他們來自中國各地。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象這個小號手一樣，熬過了從南方出發的長征的艱苦。有許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間加入了紅軍。
　　少年先鋒隊員在紅軍裏當通訊員、勤務員、號手、偵察員、無線電報務員、挑水員、宣傳員、演員、馬夫、護士、秘書甚至教員！有一次，我看見這樣一個少年在一張大地圖前，向一班新兵講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見到的兩個最優美的兒童舞蹈家，是一軍團劇社的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從江西長征過來的。
　　你可能會想，他們怎樣能經受這樣的生活。已經死掉或者被殺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汙穢的監獄裏，關著二百多名這樣的少年，他們是在做偵察或宣傳工作時被捕的，或者是行軍時趕不上隊伍而被抓的。但是他們的剛毅堅忍精神令人歎服，他們對紅軍的忠貞不貳、堅定如一，隻有很年輕的人才能做到。
　　他們大多數人穿的軍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幾乎拖到地麵。他們說，他們每天洗手、洗臉三次，可是他們總是髒，經常流著鼻涕，他們常常用袖子揩，露著牙齒笑。雖然這樣，但世界是他們的：他們吃得飽，每人有一條毯子，當頭頭的甚至有手槍，他們有紅領章，戴著大一號甚至大兩號的帽子，帽簷軟垂，但上麵綴著紅星。他們的來曆往往弄不清楚：許多人記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誰，許多人是逃出來的學徒，有些曾經做過奴婢，大多數是從人口多、生活困難的人家來的，他們全都是自己做主參加紅軍的。有時，有成群的少年逃去當紅軍。
　　他們英勇的故事流傳很多。他們並沒有得到或者要求作為小孩照顧，許多人實際參加了作戰。據說在江西，紅軍主力撤離以後，許許多多少年先鋒隊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同成年遊擊隊員並肩作戰，並且甚至跟敵人拚刺刀——因此白軍士兵笑著說，他們能夠抓住他們的刺刀，把他們拖下壕溝，他實在太小太輕了。在蔣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裏，許多被俘的“紅軍”是十歲至十五歲的少年。
　　少先隊員喜歡紅軍，大概是因為在紅軍中，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們吃住都象人；他們似乎每樣事情都參加；他們認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當中有誰挨過打或受欺侮。他們做通訊員和勤務員當然“受到剝削”（許多命令從上而下最後傳到一些少先隊員，這是使人驚奇的事情），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活動自由，有自己的組織保護他們。他們學會了體育運動，他們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們對簡單的馬克思主義口號有了一種信仰——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口號對他們來說隻是意味著幫助他們開槍打地主和師傅。顯然，這比在師傅的工作台旁邊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侍候師傅吃飯，倒他“媽的”夜壺要好。
　　我記得在甘肅碰到的這樣一個逃跑的學徒，他的綽號叫山西娃娃。他被賣給山西洪洞縣附近一個鎮上的一家店鋪，紅軍到來時，他同另外三個學徒偷偷爬過城牆，參加了紅軍。他是怎樣認為自己屬於紅軍一邊的，我可不知道，但顯而易見，閻錫山的一切反共宣傳，他的長輩的一切警告，已產生了同他們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個圓滾滾的胖孩子，長著一張娃娃臉，隻有十二歲，但已經很能照顧自己，這在他越過晉陝邊境進入甘肅的行軍中得到了證明。我問他為什麽當紅軍，他回答說：“紅軍替窮人打仗。紅軍是抗日的。為甚麽不要當紅軍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十五歲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肅河連灣附近的一所醫院裏工作的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的頭頭。他的家在興國，那是紅軍在江西的模範縣，他說他有一個兄弟還在那裏的遊擊隊裏，他的姊姊是護士。他不曉得他家裏的人怎麽樣了。是的，他們都喜歡紅軍。為什麽？因為他們“都懂得紅軍是我們自己的軍隊——為無產階級作戰”。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長途中跋涉在他年輕的腦海裏留下甚麽印象，但是我沒有能夠弄清楚，對這個一本正經的少年來說，這整個事情是一件小事，隻是徒步走過兩倍於美國寬度的距離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試著問道。
　　“不苦，不苦。有同誌們和你在一起，行軍是不苦的。我們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難或辛苦；我們隻能想到我們麵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裏，我們就走一萬裏，如果要走二萬裏，我們就走二萬裏！”
　　“那末你喜歡甘肅嗎？它比江西好還是比江西壞？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肅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們吃甚麽，睡在哪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裏想，這個年輕人從某個紅軍宣傳員那裏把答話學得很好。第二天，在紅軍士兵的一個大規模集會上，我十分驚奇地發現他是主要講話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個“宣傳員”。他們告訴我，他是軍隊裏最好的演說家之一，而在這次大會上，他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以及紅軍要停止內戰並同一切抗日軍隊成立“統一戰線”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簡單而又充分的說明。
　　我遇見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他曾經是上海一家機器廠的學徒，他同三位同伴曆盡各種危險，到了西北。我見到他時，他是保安無線電學校的學生。我問他是否惦記上海，可是他說不惦記，他在上海沒有什麽牽掛，而他在那裏有過的唯一樂趣是望著商店櫥窗裏的美味食品——這他當然買不起。
　　但我最喜歡的是保安一個當外交部交通處處長李克農通訊員的“小鬼”。他是一個約十三、四歲的山西少年，我不曉得他是怎樣參加紅軍的。他是少年先鋒隊中的“花花公子”，對於自己的那個角色，態度極其認真。他不知從哪裏弄到一條軍官皮帶，穿著一套整潔合身的小軍服，帽簷什麽時候發軟了，總是襯上新的硬板紙。在他的洗得很幹淨的上衣領口裏麵，總是襯著一條白布，露出一點。他無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齊的士兵。毛澤東在他旁邊也顯得象一個江湖流浪漢。
　　由於他父母缺少考慮，這個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譯音）。這個名字本來沒有什麽不對，隻是“季邦”聽起來十分象“雞巴”，因此別人就老是叫他“雞巴”，這給他帶來無盡的恥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間來。帶著他一貫的莊重神色，喀嚓一聲立正，向我行了一個我在紅區所看到的最普魯士式的敬禮，稱我為“斯諾同誌”。接著，他吐露了他小小心靈裏的一些不安來。他是要向我說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雞巴”而是“季邦”，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張紙上細心地寫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麵前。
　　我驚奇之下極其嚴肅地回答他，說我隻叫他“季邦”，從來沒有叫過他別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別的名字。我以為他要我選擇軍刀還是手槍來進行決鬥呢。
　　但是他謝了我，莊重地鞠了一躬，又向我行了那個十分可笑的敬禮。“我希望得到保證，”他說，“你替外國報紙寫到我時，可不能寫錯我的名字。要是外國同誌以為有一個紅軍士兵名叫‘雞巴’，那是會給他們留下一個壞印象的！”在那個時候以前，我根本沒有想把季邦寫進這部不平常的書裏來的，但經他這樣一說，我在這件事情上別無選擇，他就走了進來同蔣總司令並排站立在一起了，盡管有失曆史的尊嚴。
　　在蘇區，少年先鋒隊員的任務之一，是在後方檢查過路旅客，看他們有沒有路條。他們十分堅決地執行這項任務，把沒有路條的旅客帶到當地蘇維埃去盤問。彭德懷告訴我，有一次被幾個少年隊員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條，否則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懷，”他說。“這些路條都是我開的。”
　　“你是朱總司令我們也不管，”小鬼們不信說。“你得有個路條。”他們叫人來增援，於是有幾個孩子從田裏跑來。
　　彭德懷隻好寫了路條，簽了字，交給他們，才能夠繼續上路。
　　總的說來，紅色中國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難找出有什麽不對的，那就是“小鬼”。他們精神極好。我覺得，大人看到了他們，就往往會忘掉自己的悲觀情緒，想到自己正是為這些少年的將來而戰鬥，就會感到鼓舞。他們總是愉快而樂觀，不管整天行軍的疲乏，一碰到人問他們好不好就回答“好！”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因此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 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隻要這些少年能夠得到解放，得到發展，得到啟發，在建設新世界中得到起應有的作用的機會。我這樣說聽起來大概好象是在說教，但是看到這些英勇的年輕人。沒有人能不感到中國的人並不是生來腐敗的，而是在品格上有著無限發展前途。

　　三 實踐中的統一戰線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在寧夏、甘肅前線的時候，彭德懷部下的軍隊開始一邊向黃河西移，一邊向西安蘭州公路南移，以便同北上的朱德的部隊建立聯係，這一行動後來在十月底出色完成，會師後的兩支大軍占領了西安蘭州公路以北的甘肅北部幾乎全部地方。
　　但是紅軍現在既然為了“迫使”國民黨抗日，決心要同國民黨覓求妥協辦法，因此日益變成了一支政治宣傳隊，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奪取政權的軍隊了。黨發下了新的指示，要求部隊在今後行動中遵守“統一戰線策略”。什麽是“統一戰線策略”？也許在這個期間軍隊活動的逐日的記載可以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包頭水（譯音）九月一日。離一方麵軍司令部預旺堡，步行約四十裏，指揮員彭德懷一邊與騾夫說笑話，一邊和大家鬧著玩。所到之處頗多山。彭德懷司令部在此小村中一個回民老鄉家中過夜。
　　牆上馬上掛起地圖，電台開始工作。電報來了。彭德懷休息的時候，請回民老鄉進來，向他們解釋紅軍的政策。一個老太太坐著同他幾乎聊了兩個小時，數說自己的苦處。這時紅軍的一支收獲隊走過，去收割逃亡地主的莊稼，由於他逃走，他的土地就被當作“漢奸”的沒收充公。另一隊人給派去守護和打掃本地的清真寺。同農民的關係似乎很好。本縣在共產黨統治下已有好幾個月，不用繳稅，一星期前本縣農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向彭德懷送來了六大車的糧食和輜重，對免稅表示感謝。昨天有幾個農民送了彭德懷一張漂亮的木床，使他感到很高興。他把它轉送了本地的阿訇。
　　李周溝（譯音）九月二日。清晨四時上路。彭德懷早已起身。遇到十個農民，他們是隨軍從預旺堡來幫助抬傷兵回醫院的。他們自告奮勇這樣做，是為了要打馬鴻逵，他們痛恨他，因為他強征他們兒子去當兵。一架南京轟炸機在頭上飛過，偵見我們，我們四散找掩護，全軍都躲了起來。飛機繞了兩圈，扔了一個炸彈——照紅軍說是“扔了一個鐵彈”，或者“掉了一些鳥糞”——然後掃射馬匹，又飛到前麵去轟炸先鋒部隊了。有個戰士找掩護慢了，大腿受了傷——一處輕傷——經包紮後繼續上路，不用 攙扶。
　　我們要在這個小村過夜，從這裏望去，什麽都看不見。有一團敵軍守在附近一個堡壘裏，十五軍團派了部隊去攻打。
　　從預旺堡發來的無線電消息說，今晨有敵機空襲該城，扔了十顆炸彈，死傷農民若幹，戰士無傷。
　　碉堡子（譯音）九月三日。離李周溝，一路上許多農民出來，給戰士送來白茶——即熱水，這是這一帶最愛喝的飲料。伊斯蘭教老師來向彭德懷告別，感謝他保護學校。走近碉堡子（現在已到預旺堡以西一百裏的地方）的時候，馬鴻逵的一些騎兵從一個孤立的陣地撤出來，衝進我們的後方，距離隻有幾百碼。聶參謀長派司令部的一隊騎兵去追逐，他們急馳而去，揚起一陣塵土。紅軍一隊馱獸遭到襲擊，又派一隊人去奪回騾子和物資。運輸隊完整無損在回來了。
　　今天晚上布告牌上貼了一些有趣的消息。李旺堡已被圍，在那裏附近的一個碉堡，一顆迫擊炮彈落了下來，幾乎命中徐海東的司令部。死了一名少先隊員，傷了三名戰士。在附近另一地方，一名白軍排長在偵察紅軍陣地時被突擊隊活捉。他受了輕傷，被送到司令部來。彭德懷在無線電裏大發脾氣，因為讓他受了傷。“不是統一戰線的策略，”他說。“一個口號抵得上十顆子彈。”他向參謀人員講了一通統一戰線和如何付諸實踐的道理。
　　農民們在路上賣水果和西瓜，紅軍買東西都付錢。一個年輕戰士同一個農民討價還價半天，最後把一隻心愛的兔子換了三隻西瓜。吃了西瓜以後，他很不高興，要把兔子還給他！
　　電話傳來一個報告說，有一團敵軍已被（一軍團）二師包圍。向敵軍致了高喊歡迎的友好口號和吹軍號的“敬禮”。因為他們沒有吃的，紅軍送去了二百頭羊，附去一信解釋紅軍的政策。白軍答應下午答複。紅軍在信中提出了統一戰線綱領，雙方講和，如果對方後撤就不開槍追擊。兩點鍾時這一團兵（他們是馬鴻逵的部下）後撤了。彭德懷高興地說，“這是統一戰線鬥爭中的勝利一步。”但還是有一些紅軍對他們開了槍，不過這似乎是極少數的“個人主義者”。他們不明白為什麽要眼看這些快到手的武器白白丟了。他們為此遭到了嚴厲的批評，又給他們上了幾課，講統一戰線的道理。有些戰士不懂這個道理，要想俘虜白軍，但是不許他們這樣做。這次紅軍本來還可以俘獲一隊騎兵的，但是奉令不得如此。
　　一般戰士反對統一戰線綱領的這個傾向，今晚由彭德懷和政治部加以討論。他們覺得“必須進行更多的教育工作”。
　　另外一條消息：在馬良湖（音譯），有一批敵軍越過戰線到紅軍這邊來參加群眾抗日大會。他們沒有帶槍，應紅軍之邀由團長帶領前來聽講話。該團長說，“至於日本人，我們是準備打的。問題是怎麽打。”他告訴紅軍說，他的團裏和馬鴻逵部下的每一個團裏，不論是漢民團還是回民團，都至少有三個法西斯（藍衣社）特務，因此要進行合作必須保密。
　　徐海東騎了他的大騾子來和彭德懷、左權（一軍團司令）開會。會後他講了一個十五軍團“小鬼”的故事，他是前線的通信員。他奉令去送信，路上得繞過敵軍占領的一個碉堡。他不走山路，有意走直通敵軍碉堡槍口的大路。白軍一見到他就派一隊騎兵來追他，但他有一匹快馬，又不用鞍子，把他們甩得遠遠的掉在後麵。徐海東抱怨道，“他總是這樣，但是他是前線最好的通信員。”
　　彭德懷開了一隻大西瓜慶祝今天的好消息。這裏的西瓜又便宜又好吃。
　　碉堡子九月四——五日。（政治部的）劉曉現在李旺堡附近的回民中工作。今天他發回一份那裏最近情況的報告。馬鴻逵部有一個團要求紅軍回民團派個回民去同他們談話。馬鴻逵的團長不願見紅軍代表，但同意他同他的部下談話。
　　王（紅軍回民代表）回來後報告說，他在部隊營房裏到處看到共產黨的傳單。他說他同他們談了幾小時後，他們越發有興趣了，最後團長也來聽，但是又怕了起來，想把他捉起來。戰士們提出了抗議，這才派人把他送回紅軍方麵來。該團寫了一封信，答複王從劉曉那裏帶去的信。他們說，他們不會後撤，因為他們奉命守衛這個地方，因此必須守住；他們願意合作抗日，但紅軍必須同他們師長談判；如果紅軍不打他們，他們也不打紅軍；又說紅軍送去的信和小冊子都在戰士中間散發了。
　　今天有兩架飛機轟炸了這裏附近的一隊紅軍騎兵。人畜無傷，但有一顆炸彈炸掉了村中清真寺一角，死了三個照顧寺院的老回民。這不會增加本地人對南京的愛戴。
　　碉堡子九月六日。今天休整。一軍團的指揮員們全在彭德懷司令部吃西瓜，戰士們休息，自己打球吃西瓜。彭德懷開了連以上指揮員會議，這是一堂政治報告。他們讓我參加。彭德懷講話摘要如下：
　　“我們調到這些地方的原因，首先是擴大和發展我們的蘇區；第二是配合二、四方麵軍（在甘南）的調動和前進；第三是消除馬鴻逵和馬鴻賓在這些地方的影響，同他們的部隊直接形成統一戰線。
　　“我們必須擴大這裏的統一戰線基礎。我們必須對現在表示同情的白軍指揮員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堅決地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現在同他們許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聯係；我們必須繼續工作，通過寫信，通過報紙，通過派代表，通過秘密會社，等等。
　　“我們必須盡快解放這裏的回民群眾，把他們組織起來後馬上就武裝他們，讓他們組織自己的代議製政府，這樣及早組成一支回民抗日軍。
　　“我們必須加強自己部隊的教育工作。最近有好幾個例子說明我們的人違反統一戰線政策，對我們允許撤退的軍隊開火。還有一些例子是我們的戰士不願交還繳獲的步槍，說了幾次才交出來。這不是違反紀律問題，而是不信任指揮員的命令，說明這些戰士不充分了解這樣做的原因，有些戰士甚至攻擊他們的領導發出‘反革命命令’。有個連長收到白軍指揮員一封信，看也不看就撕掉了，還說什麽‘這些白軍都一樣’。這說明我們必須更加深入地教育戰士。我們第一次講話沒有把我們的立場向他們說清楚。我們要請他們提意見，在經過徹底討論和解釋後根據他們認為必要的那樣改正我們的政策。我們必須使他們感到，統一戰線政策不是騙白軍的詭計，而是一種根本方針，符合黨的決定。
　　“在江西，蔣介石對我們和我們的政策散布了許多惡毒的謠言，由於他的封鎖，使我們不能對我們蘇區以外的中國人民進行駁斥。現在他的法西斯黨徒在這裏對我們散布謠言，把中日資源作一對比，這樣來攻擊我們的抗日政策。蔣介石扣壓真實情況，他也不提中國的反帝運動不是孤立的，有蘇聯和日本本國的無產階級這樣的朋友。我們必須讓敵軍明白了解抗日運動的基礎，拆穿法西斯分子的這些謊言。
　　“在東征[山西]以後，我們有許多同誌到甘肅寧夏這裏來，他們感到失望，因為對比之下，我們在那裏受到很大歡迎。他們感到灰心，因為這裏農村很窮，人民政治熱情很低。別灰心喪氣！努力工作！這些人民也是兄弟，會象別人一樣有反應的。我們一個機會也不能錯過，要說服白軍和回族農民。我們工作還不夠努力。
　　“至於群眾，我們必須鼓勵他們帶頭參加一切革命行動。我們自己不要去碰回民地主，但是要讓人民知道，他們有權那樣做，我們要保護他們那樣做的群眾團體。這是他們的革命權利，這是他們的勞動果實，理應歸他們所有。我們必須加緊努力提高群眾政治覺悟。要記住，他們至今為止除了民族仇恨以外沒有別的政治覺悟。我們必須喚起他們的愛國心。我們必須加強在哥老會和其他秘密會社中的工作，使他們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積極盟友，不隻是消極盟友。我們必須加強同阿訇的良好關係，鼓勵他們在抗日運動中起領導作用。我們必須把每個回民青年都組織起來，加強革命政權的基礎。”
　　彭德懷發言以後，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個政委作了長篇的批評發言。他們兩人都檢查了在“統一戰線教育工作”方麵的情況，提出了改進意見。所有的指揮員都做了大量筆記，後來又舉行了長時間的辯論，爭論一直到吃晚飯時候。彭德懷最後建議兩個軍團各擴充五百新兵，這得到附議後，一致通過。
　　晚飯後一軍團劇社演出新戲，以上星期經驗為素材。它用發噱的方式表現了指戰員們在執行新政策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有一場戲是一個指揮員和一個戰士發生了爭論；另一場戲是兩個指揮員之間的爭論；還有一場是一個連指揮員把白軍的信撕掉了。
　　第二幕戲中，大多數錯誤都改正過來，紅軍和抗日回民軍隊並肩前進，一同歌唱，一同對日本人和國民黨作戰。文娛部門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
　　有一個消息傳來說，[國民黨軍隊駐守的]李旺 堡遭到南京飛機的猛轟。顯然飛行員以為他們的軍隊已經撤走，因為四周到處是紅軍。轟炸時回民戰士逃出來躲在山上的窯洞裏，但紅軍沒有對他們開槍。彭德懷說，在江西也常常發生這種現象，有時整個市鎮，整批民團或南京軍隊被蔣介石自己的飛機炸光，飛行員還以為是在炸紅軍。
　　先鋒部隊還沒有到海原，但在繼續挺進之前已清除了幾個敵軍陣地。這些陣地在李旺堡和馬良湖。整個固原山穀和固原以西先要蘇維埃化。現在紅軍進入一個完全是回民的區域，要到靖遠的黃河流域後才再進入漢民聚居的區域。
　　明天我要回保安了。
　　在後來的一個月中，中國每個共產黨員的注意力都要焦急地集中到一係列的軍事調動上麵，這是蘇區曆史上的第一次，紅軍全部主力最後終於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中會師和集中起來。我們在這裏就有必要介紹一下這次從南方來的第二次大行軍的領導——介紹一下“中華全國”紅軍總司令朱德，他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中度過了一個嚴冬以後，現在終於率領二、四方麵軍傾師進入西北，其氣勢之猛和成功之大是大家所意想不到的。
　　
　　四 關於朱德
　　不象莎士比亞，孔夫子認為名字具有頭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這個名字上是這樣。這個名字叫起來很響亮，英文裏應拚作Ju Deh，因為發音是如此。這個名字很貼切，因為這個名字由於在文字上的奇異巧合，在中文中的兩個字正好是“紅色的品德”的意思，雖然當他在邊遠的四川省儀隴縣誕生後他的慈親給他起這個名字時，是無法預見這個名字日後具有的政治意義的。無法預見這樣的事，否則他們早就會嚇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這些年月裏，朱德指揮全軍，打了幾百次小仗，幾十次大仗，經曆了敵人的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中，他麵對的敵人，其技術上的進攻力量（包括重炮、飛機和機械化部隊）估計超過他自己的部隊八倍至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許多倍。不論如何估計他的勝敗，必須承認，就戰術的獨創性、部隊的機動性和作戰的多樣性而言，他再三證明自己勝過派來打他的任何一個將領，而且無疑建立了中國革命化軍隊在遊擊戰中的不可輕侮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錯誤是戰略上的錯誤，對此，政治領導人必須負主要的責任。但是即使有這種錯誤也很少疑問，要是紅軍能夠在第五次圍剿中哪怕以大致相當的條件與敵軍對壘，結果就會造成南京的慘敗——德國顧問也沒有用。
　　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戰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傑出領導相比的情況，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除了犛牛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於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至少我個人是不可能想象蔣介石、白崇禧、寧哲元或者中國任何其他一個國民黨將領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保全一支軍隊的，更不用說還能夠在這樣的考驗結束時真的做到卷土重來，發動一場大進攻，在敵軍為了防止它突破而從從容容地構築了好幾個月的防線上，打入了一個楔子。我走馬西北的時候，朱德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
　　難怪中國民間流傳他有各種各樣神奇的本領：四麵八方能夠看到百裏以外，能夠上天飛行，精通道教法術，諸如在敵人麵前呼風喚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槍不入，不是無數的槍炮彈藥都沒有能打死他嗎？也有人說他有死而複活的能力，國民黨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還詳詳細細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況嗎？在中國，許許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險的威脅，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這就看每個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論對誰來說，這是這十年曆史中不可磨滅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訴我，朱德貌不驚人——一個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藹”這是大家常用的話），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象鐵打的一樣。他已年過半百，也許已有五十三、四歲，究竟多大，誰也不知道——但是李長林笑著告訴我，就他所記得而言，他每次總說五十六了。這好象是他愛說的一個小小的笑話。李長林認為，他同現在這位夫人結婚後就不再記年齡了。這位夫人是個骨骼粗壯的農村姑娘，槍法高明，騎術高超，自己領導過一支遊擊隊，把受傷戰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象個男人，身體壯實，作戰勇敢。
　　朱德愛護他的部下是天下聞名的。自從擔任全軍統帥以後，他的生活和穿著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整整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饑，另外一個冬天則以犛牛肉當飯，從來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們說，他喜歡在營地裏轉，同弟兄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籃球打個“不厭”。軍隊裏任何一個戰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朱德向弟兄們講話往往脫下他的帽子。在長征途中，他把馬讓給走累了的同誌騎，自己卻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認為他的基本特點就是天性極端溫和，”當別人請他的妻子康克清談一談她認為她的丈夫有什麽與眾不同的性格時，她說道：“其次，他對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負責。第三，他喜歡跟一般戰鬥員生活打成一片，經常和他們談話。
　　“朱德對弟兄們說話非常樸實，他們都能聽得懂。有時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幫助農民們種莊稼。他常常從山下挑糧食到山上。他非常強健，什麽東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沒有什麽特別愛吃的東西，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點鍾不睡，早晨總是五、六點鍾起床。
　　“他喜歡運動，但是也喜歡讀書。他仔細訂出讀書計劃，熟讀政治、經濟的書籍。他也喜歡跟朋友們談天，有時也開開玩笑，雖然並不象毛澤東那樣幽默。他一般沒有脾氣，我從沒有跟他吵過嘴，但他在戰鬥中卻要發怒。打仗時朱德總是在前線指揮，但沒有受過傷。”
　　我沒有會見朱德的好運氣，因為當他到達陝北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幸運的是朱德馬上就被全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現在竟有機緣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變”以後，就有人到蘇區去訪問，韋爾斯女士是第二個會見中國紅軍領袖的外國人，康克清上麵這番話就是對她說的。下麵簡述的朱德自傳，是朱德親口對韋爾斯女士說的，這改正了過去許多不確的記載。它裏邊沒有富有戲劇性的敘述，這對於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韋爾斯女士所說，“朱德決不會寫出一部自傳，因為他以為自己個人不能離開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為他的生涯的真實記載，下麵的自傳仍有無限的價值。
　　朱德這樣敘述他一生的經曆：
　　“我於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儀隴縣一個叫馬鞍場的村子裏。我家是窮苦的佃農。為著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們租了二十畝田。我六歲時，進了一個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繳學費，而且待我很壞，好象這是慈善事業似的。我在家裏吃飯睡覺，每天走三裏路上學。放學後，我幹各種活，如挑水、看牛等等。我在這家私塾裏讀了三年書。
　　“後來在地主的壓迫下，我們這個大家庭無法再過下去了，為了經濟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過繼給一個伯父，到大灣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親待我很壞，但這個伯父卻受我如同親生兒子一樣，送我上學念了六、七年古書。全家隻有我一個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麵讀書，一麵又不得不幹各種活。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過科舉，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順慶縣，在一個高等小學裏讀六個月書，又在一個中學裏讀六個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個體育學校裏讀一年書，後來回到故鄉儀隴縣，在本縣高等小學裏教體操。一九〇九年，我到雲南的省會雲南府，進了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發生後才離校。我的誌願總是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因此感到非常高興。
　　“我一向崇拜現代科學，覺得中國需要一個產業革命。我小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故事給我很大影響，這是織布匠和別的走村串寨的手藝工人講給我聽的。他們在當時是新聞的傳播者。由於有革命的傾向，一九〇九年我進講武堂不到幾星期，就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我當時是個連長，我隨有名的雲南都督蔡鍔率領的滇軍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開始的，二十天後，雲南也舉行了起義。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與清朝總督趙爾豐作戰。我們打敗了趙爾豐，次年四、五月間回到雲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為雲南講武堂學生隊長，在校裏教授戰術學、野戰術、射擊術和步槍實習。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為蔡鍔部下的營長，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駐紮了兩年。一九一五年，我升為團長，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凱的軍隊作戰。打了六個月仗，我們獲得勝利。我升為旅長，部隊駐紮在四川南部長江上的敘府、瀘州一帶。我的部隊是第七師的精銳第十三混成旅（後改為第七混成旅），當時稍有聲譽。不過我們遭受重大損失，在戰爭中半旅以上被消滅了。我在這一帶地方駐紮了五年，不斷地跟聽命於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軍隊作戰。
　　“到一才二〇年底，我回到雲南府，打反動的唐繼堯，這時蔡鍔已經死了。蔡鍔是南方最進步的共和派青年領袖之一，他給我很大的影響。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稱帝，蔡鍔首先為保衛民國而獨樹反幟。
　　“一九二一年從九月到十月，我任雲南省警察廳長。唐繼堯卷土重來，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終於帶一連人逃出來。另外一位同誌也帶領一連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繼堯捉住，拷打致死。我帶領一連難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渡過金沙江，到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州停留一下，然後進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後來又到重慶，受到督軍劉湘和重慶警備司令楊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們一起看了龍船會。這兩個四川軍閥，紅軍後來當然打過他們。但在那時，劉湘並沒有懸賞要取我的首級，卻急於要給我一個師長的位置，我謝絕了，因為我已決定尋找共產黨，為自己尋找新的革命道路。劉湘所以要我為他效勞，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使人害怕。我用來對付反動派軍隊頗具成效的戰術，是我駐在印度支那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的經驗得來的機動遊擊戰術。我跟部隊的逃兵、流竄的匪幫作戰，從這些艱苦經驗中學習到的東西特別有價值。當然我把這種遊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的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我自己體格很強壯，能跟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密切接觸，因而獲得他們的信任。每次作戰不管大小，我事前總要查勘地形，精密計劃一切。我的主要戰術一般都很成功，因為我細心處理一切，親自領導部隊。我總是要堅持要從一切角度對敵人的陣地有清楚的了解。我跟民眾一般也保持很好的關係，這給我不少幫助。蔡鍔以其指揮戰術著稱，他教我許多東西。那時滇軍是新式軍隊，有德國步槍作為武裝。我以為對指戰員都很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對政治形勢的了解。有了這種了解，他們才能有堅決地為主義而戰的士氣。此外就是經驗——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麵。
　　“我在四川離開劉湘以後，就搭長江輪順流而下，到上海尋找共產黨。這時，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時期，前途實在黑暗，我很苦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後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雲南時，在從唐繼堯手中逃脫出來前，我買了一些戒煙的藥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長征’時，實行戒煙，在到上海的船上，繼續戒煙。到上海時，差不多已經戒脫了這個惡習，在上海廣慈醫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絕了煙癮。
　　“我在一九二二年離開四川去尋找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同黨發生關係，隻是決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麽的聯係。事實上，黨剛在幾個月前才組織起來，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我對於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興趣，是在我自己閱讀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後引起的。對我的其他影響隻有跟法國留學生的幾次談話。我駐在四川的時候，凡是我能夠找到的關於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書籍，我都讀了。在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衛民國和在中國實現孫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戰鬥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敗和後來全國陷入勞民傷財的軍閥混戰，使我大失所望。我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象俄國革命一樣徹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給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產黨的蹤跡，因此我到北京去繼續尋找。當時孫中山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孫炳文也跟我同去尋找共產黨。然而在北京我運氣也不好，仍找不到共產黨員，我又回到上海，這樣，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我從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象一匹脫韁的馬。北京給我的主要印象是國會的腐敗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麵，我又碰到許多學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們的活動給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後，我碰到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誠懇、堅毅、聰慧的領袖。他要我去打陳炯明，我沒有答應。他又要我到美國去，但我卻要到德國去研究軍事學，親眼看看世界大戰的結果。我在九月間搭船赴歐，經過新加坡和馬賽，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張從埃斐爾鐵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來[現在是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別的同誌們。我終於在柏林找到了中國共產黨！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間到達柏林，那時年紀三十六歲左右。我一找到共產黨，當場立刻加入，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然後到哥丁根進了一所大學，修了兩學期社會科學——一半是掩護我繼續呆在德國。我在德國的時期內，經常做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們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國民黨支部。中國青年黨是國家主義的政黨，當時學生分裂成兩個陣營。我同時主編一個油印的《政治周報》。後來在中國組織第三黨的鄧演達當時也在那裏。我出席世界學生大會，在一九二五年，因與臧戈夫案件有關，被德國憲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反動派，有人在一個大教堂裏要炸他。許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內有三、四個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過隻有二十八小時。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那是為了參加共產黨為聲援五卅運動而召開的大會。這第二次被捕的結果隻拘留了三十小時。所以我為革命坐牢的紀錄恐怕並不怎樣驚人——一共不過五十八小時。那時候，我跟許多在德國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許多國家的學生出席學生大會，我結識不少朋友。我終於由於這些活動而被逐出德國，我遂環遊歐洲，到了蘇聯，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國。
　　“回國後，我從上海到漢口，再到四川萬縣。黨命令我去領導四川的軍事運動，到楊森的軍隊裏做宣傳鼓動工作，因為楊森是我的好朋友。這些軍隊是吳佩孚的舊部，楊森是吳佩孚所任命的，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終於把他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我當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黨代表，或稱政委，但未擔任軍職。一九二七年，因楊森態度依舊動搖不定，他的軍隊表麵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依然跟北方的敵人有聯絡，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領國民黨軍隊去打楊森。我在這時離開萬縣，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軍隊，被任命為南昌軍校校長，兼南昌公安局長，這兩個職位我一直擔任到南昌八一起義。我參加組織這次起義，它是在我這個公安局長保護下策劃的。起義後我被選舉為起事中組成的新九軍副軍長，該軍約有三千人。國民黨第十一軍、第四軍和第二十軍也參加了起義。
　　“當時，我跟周恩來、賀龍、張國燾、劉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葉挺等革命同誌們一同工作。毛澤東那時不在南昌，我到後來才見到他。
　　“我接著率領隊伍到了廣東海陸豐附近的東江，我是革命軍右翼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賀龍進攻潮汕和汕頭。我們在這些區域同時失敗後，我退到福建，然後到江西、湖南。到那時，我第九軍大部分弟兄已經犧牲了。我隻有一千二百個弟兄，其中還有許多從賀龍、葉挺的部隊退下來的散兵。
　　“我接著參加組織一九二七年湘南起義。我們改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舉起紅旗，上有錘子、鐮刀與紅星。在湘南起義中，我們第一次在我們旗上用了紅星。六個月後，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岡山，隊伍增到一萬人。我們在井岡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根據地，我在這裏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和愉快的事。
　　“在湘南起義以前，毛澤東的部隊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岡山。當我退出廣東東江後，他派他的兄弟毛澤潭來和我取得聯絡，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澤東的僅有一次的聯係。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毛澤東和我把兩部軍隊合組成新‘第四軍’，所以用這名字，為要保持國民黨第四軍‘鐵軍’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們革命的堡壘。我任第四軍軍長，毛澤東當政治委員。我們在井岡山上呆了六個月，擊退了三次進攻。這時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後，率部到了井岡山。一九二九年，我們留他守山，毛澤東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廣東、湖南去進行建立蘇維埃的長期鬥爭。從此以後，我的生平不過是紅軍曆史的一部分了。
　　“關於我個人的私生活問題：我在參加共產黨的鬥爭以前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死了，第二個還活著。第一個妻子生了一個兒子，但我不知道他現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長征時候，我在報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十八歲，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離他母親的故鄉敘府附近的納溪。我的第一個妻子是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天足，有讚助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二十五歲，她十八歲。我第三個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義時期內跟我同居的，名叫吳玉蘭。她後來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捉住，砍了頭。現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結婚的。
　　“關於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並不確實。我在雲南有些財產，但並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點。但是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逃走時，我的財產全被唐繼堯沒收了。“
　　朱德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他的自述。但這些樸素的話，是許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動的人生經曆的輝煌紀錄——這是一個大膽無畏和大公無私的故事，一個無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個難以相信的苦難的故事，一個為著忠於一個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的偉大主義而丟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故事。當這一時期的曆史完全被寫下的時候，上述這個簡單的自傳將長上血肉，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部曆史的新頁上湧現一個人物——少數真正的時代偉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經曆與中國民眾的命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從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紅軍奮鬥的原因。請容許我再引用韋爾斯女士的話：
　　“紅軍是一支十分年輕的軍隊，為舊中國前所未有。對於這支軍隊來說，朱德是穩定的象征，是同傳統和過去曆史間的聯係，因為他在內地親身經曆了清朝以來整個革命運動的發展最緩慢和最根本的階段。他曾經生活在中國內地兩個最落後的省份——雲南和四川。當沿海一事瞬息萬變的變化傳到這些一潭死水一樣的地方的時候，這些變化必須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腳。朱德與中國新軍的許多領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國的“留學生”。他的經曆是土生土長，紮根於中國的內地，他所以能獲得弟兄們的信任和中國舊式將軍的敬重，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內地從北到南的絕大部分地勢，熟悉當地的民情風俗。
　　“朱德是在中國第一批新式軍校裏受到共和派名將蔡鍔的訓練的。他接著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和四川、雲南的山間要塞擔任衛戍任務時又學得特殊的遊擊戰術，這後來對紅軍有很大的貢獻。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〇九年以同盟會會員的身分為民主政治而奮鬥，接著加入了國民黨，最後完全自發地尋找共產黨，在一九二二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從朱德遠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尋共產黨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後成為三次革命的領袖所具備的自發精神和堅定目標。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進程，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象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鬥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的生命。共產黨所以能夠對紅軍保持嚴密的控製，朱德對‘文職’領導的忠誠和服從，是原因之一。從朱毛以下直到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沒有發生軍政勢力之間的鬥爭。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發布命令——這是革命軍隊的領導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種難得可貴的個性幾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愛戴。看來產生這種個性的由來是他的謙虛，而這種謙虛也許又是淵源於他個人誠實可靠的品質。”
　　但是落入紅軍之手的人無疑把他認為是凶神化身。階級戰爭不知慈悲為何物。關於紅軍暴行的許多傳說現在已證明是不確的，但是，如果認為朱德不會由於“革命需要”而下槍決的命令，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務，他必須完全忠於貧苦無依的人，在這個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與權力和服從的群眾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認為群眾也不能殺人，否則朱德決不是一個手上沒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這血看作是外科醫生的血還是劊子手的血，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成見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間，在窮人——畢竟他們占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中間，他是個深受愛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時間內，曾經高舉解放的火炬，在那些為中國的人權自由而鬥爭的人中間，他的名字已經永垂不朽。

　　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一 路上的邂逅
　　我從寧夏又南下到甘肅。四、五天後我回到了河連灣，又見到了蔡暢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們一起又吃了一頓法國式烹調的飯，遇見了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她最近從白色世界溜進蘇區，剛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見的丈夫回來。
　　我在河連灣後勤部呆了三天，後勤部設在原來屬於一個回民糧商的大院子裏。從建築上來說，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亞細亞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頂，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牆上的阿拉伯式窗戶。我牽著馬到那個寬敞的馬廄裏去時，一個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製服，腰上係著一條長可及地的皮圍裙，走上前來，舉手敬禮，他戴著一頂紅星軍帽，太陽曬得黧黑的臉，露出了沒有牙的笑容。他把馬鴻逵——我的馬——牽了過去。
　　我心中納悶，這個老爺爺怎麽闖到我們童子軍的營房裏來了？我於是停了下來問他，從他嘴裏套出一個故事來。他是山西人，在紅軍東征時參了軍。他姓李，六十四歲，自稱是年紀最大的一個紅軍“戰士”。他很歉然地解釋，他當時不在前線是“因為楊指揮員認為我在這裏看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來了。”
　　李在參加紅軍之前在山西省洪洞縣賣肉，他痛斥“模範省主席”閻錫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們的苛捐雜稅。“你在洪洞沒法做買賣，”他說，“他們連你拉的屎也要征稅。”老李聽說紅軍來了，就決定參加紅軍。他妻子已死，兩個女兒都已出嫁，他沒有兒子，在洪洞縣除了課稅很重的賣肉生意以外一無牽掛；而且反正洪洞縣是個“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氣一些，所以這個冒險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紅軍這邊來了。
　　“我要求參軍時，他們對我說，‘你年歲大了。紅軍生活很艱苦。’我怎麽說？我說，‘不錯，我這身子已六十四歲，可是我走路象個二十歲的小夥子。我會開槍。別人能幹的我都能幹。他們要的是人，我也能當兵。’因此他們說你就來吧，我同紅軍一起行軍過了山西，同紅軍一起渡了黃河，現在就到了甘肅。”
　　我微笑著問他，這比賣肉是不是強一些。他喜歡嗎？
　　“哦！賣肉是龜子幹的事！這裏的工作值得幹。窮人的軍隊在為被壓迫者打仗，你說是不是？我當然喜歡。”那老頭兒在胸口袋裏摸索了一會，掏出來一個髒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來，裏麵是一個舊筆記本。“你瞧，”他說。“我已經認識了二百多個字。紅軍每天教我認四個。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沒有人教我寫自己的名字。你說紅軍好還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著他寫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帶著汙泥的雞爪子在幹淨的地席上留下的腳印，他還期期艾艾地念著剛寫上去的幾句話。接著，好象戲劇的高潮一樣，他拿出一支鉛筆頭，龍飛鳳舞地給我寫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慮再娶媳婦吧，”我對他開玩笑說。他嚴肅地搖搖頭，說他媽的這些馬一匹接著一匹，他沒有功夫考慮女人問題，說完他就慢慢兒地去照顧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過院子後麵的果園的時候，遇見了另外一個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輕二十歲，但一樣使人感到有趣。我聽見一個小鬼在叫，“禮拜堂！禮拜堂！”覺得很奇怪，就四處張望他叫“禮拜堂”的那個人是誰。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見有個理發師在給一個青年理發，把他的腦袋剃得象個雞蛋一樣光光的。我詢問之下發現他的真實姓名叫賈河忠，原來在山西平陽一家美國教會醫院的藥房裏工作。小鬼叫他這個綽號，是因為他是個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禱告。
　　賈河忠拉起他的褲腿，給我看他腿上的一塊傷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給我看肚子上的一個傷口，他說這都是打仗的紀念品，因此他沒有上前線。理發並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藥劑師，又是紅軍戰士。
　　賈河忠說，那家基督教醫院裏有另外兩個工作人員同他一起參加了紅軍。他們臨走以前同醫院裏的中國名字叫李仁的美國醫生討論了他們的打算。李仁醫生是個“好人，他給窮人治病不收錢，從來不壓迫人。”當賈河忠和他的同伴征求他的意見時，他說，“去吧。我聽說紅軍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別的軍隊，你們能同他們一起打仗，應該很高興。”因此他們就去當了紅色的羅賓漢。
　　“也許李仁醫生隻是要把你們打發掉。”我這樣說。
　　那個理發師憤然否認。他說他同李仁的關係一直很好，李仁是個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訴這個李仁——如果我有機會見到——他仍活著，過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結束，他就回藥房去做原來的工作。我很戀戀不舍地離開了“禮拜堂”。他是個好紅軍，好理發師，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帶說一句，我在紅軍中間遇到過好幾個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是個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國教會學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篤信的基督教徒。紅軍軍醫隊長納爾遜·傅①醫生原來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會醫院的醫生。他雖然誌願參加紅軍工作，熱情擁護他們，他仍篤信他的宗教，因此沒有參加共產黨。
　　在江西蘇區進行了普遍的“反神”宣傳。所有寺廟、教堂、教會產業都被沒收為國家財產，和尚、尼姑、神父、牧師、外國傳教士都被剝奪了公民權利，但是在西北實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實上，做禮拜自由是個基本的保證。所有外國教會的財產受到了保護，外逃傳教士被請回去到他們的教民那裏去工作。共產黨保留了進行自己的反宗教宣傳的權利，認為“反對做禮拜的自由”同做禮拜的自由一樣是一種民主權利。
　　共產黨這種對教會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國人是一些比利時教士，他們是綏遠的一些大地主。他們有一處的地產有二萬畝，另一處有五千畝左右，在長城上的定邊附近。紅軍占領定邊以後，比利時人的產業一邊同蘇區相鄰，一邊是白軍。紅軍沒有想沒收比利時人的地產，但是訂了一個條約，他們保證保護教會財產，但教士們必須允許他們在這天主教大莊園裏種田的佃戶中間組織抗日團體。這個奇怪的協定還有一個規定是，比利時人為中國蘇維埃政府拍一份電報給法國的勃魯姆總理，祝賀人民陣線的勝利。
　　在河連灣附近發生過一係列民團的襲擊，距此很近的一個村莊在我到達前兩天曾遭洗劫。一隊民團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裏，殺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幾個紅軍戰士睡覺的房子外麵就縱起了火。紅軍戰士逃出來時，由於煙熏睜不開眼，被民團開槍打死，搶去了槍支。然後這批人就參加了另外一幫四百人左右的民團，從北方下來進行襲擊，燒村劫寨，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國民黨將領高桂滋所武裝的。二十八軍派了一營人去搜索他們，我離河連灣那天，這些年青的戰士剛追擊成功歸來。
　　戰鬥是在河連灣不遠幾裏路的地方發生的，白匪據說正在準備攻打河連灣。有些農民在山裏發現了民團的巢穴，紅軍據此情報，兵分三路，中路與匪徒下麵交鋒。在紅軍左右兩翼包抄合攏時，戰鬥就有了定局。民團死四十個左右，紅軍死十六名，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民團被全部繳了械，兩個匪首被活捉。
　　我們騎馬回陝西時遇到了該營帶著俘虜回來。各村都準備大事歡迎，農民們在道路兩旁向凱旋的部隊歡呼。農衛隊舉著紅纓槍肅立致敬，少先隊向他們唱紅軍歌曲，姑娘們和婦女們送來了點心，茶水，水果，熱水——這是她們僅有的禮物，但是使疲憊的戰士的臉上現出了笑容。他們都很年輕，比前線正規軍年輕得多，我覺得許多頭纏帶血繃帶的人才隻十四、五歲。我看見馬上一個少年，處於半昏迷狀態，兩邊都有一個戰友扶著，他的頭上也纏著繃帶，正中間有一塊圓形的血跡。
　　這一隊少年帶的步槍幾乎有他們身子一般高。在他們的行中間走著的是兩個匪首。一個是滿臉胡須的中年農民，我不知道，他被這些年輕得可以做他兒子的戰士帶著，是不是感到難為情。但是他毫不畏懼的神態，確是使人感到驚異，我想他很可能同別人一樣也是一個貧農，也許在打仗時自己也有什麽信仰，遺憾的是他就要被槍斃了。我問傅錦魁時，他搖搖頭。
　　“我們不殺俘虜的民團。我們教育他們，給他們悔過的機會，他們許多人後來成了很好的紅軍戰士。”
　　紅軍清除了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為這為我們回保安掃清了道路我們從甘肅邊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裏，雖然一路上見聞不少，卻沒有發生什麽大事，我回去時沒有帶什麽戰利品，隻有路上買的幾隻甜瓜和西瓜。
　　①即傅連璋。——譯注

　　二 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後，我又在外交部安頓下來，從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夠的傳記材料可以編寫一本《紅色中國名人錄》，每天早上都有一個新的指揮員或蘇維埃官員來供我訪問。但是我對如何離開問題越來越感到不安：南京軍隊大批開入甘肅和陝西，凡是東北軍與紅軍對壘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東北軍。因為蔣介石已作了一切準備要從南方和西方發動一次新的圍剿。除非我馬上出去，否則就可能走不了：封鎖線上的最後一道隙縫可能給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著他們給我做好動身的安排。
　　在這段時間裏，保安的生活仍過得很平靜，你不會感到這些人是覺察到他們就要被“剿滅”的。在我住處不遠的地方駐有一個新兵教導團。他們一天到晚在操練開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還演戲，每天晚上整個城裏都歌聲嘹亮，住在營房或窯洞裏的各個部隊的戰士都朝著山腳下大聲高唱。在紅軍大學，學員們一天學習十個小時，異常努力。城裏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群眾教育運動，甚至外交部裏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課、政治課、地理課。
　　至於我自己，我過著假日生活，騎馬，遊泳，打網球。一共有兩個球場，一個在紅軍大學附近的一個草地上，綿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個在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長的博古家隔壁，是個硬地球場。我在這裏每天早晨太陽剛在山上升起就同紅軍大學三個教員打網球：德國人李德、政委蔡樹藩和政委伍修權。球場裏盡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險的，但是球還是打得很激烈。蔡樹藩和伍修權同講不了幾句中文的李德講俄文，我同李德講英文，同蔡伍兩人講中文，所以這又是一場三國語言比賽。
　　我對當地的人的一個更加腐化的影響是我的賭博俱樂部。我帶了一副撲克牌，到了以後沒有用過，有一天我拿出來教蔡樹藩打“勒美”①。蔡樹藩在戰鬥中失掉一臂，但不論打球或打牌對他都沒有什麽妨礙。他學會打“勒美”後，很容易地就用一隻手打敗了我。有一陣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婦女們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賭博俱樂部來。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層人物的聚會場所，晚上你環顧四周燭光下的臉孔，就可以看到周恩來夫人、博古夫人、凱豐夫人、鄧發夫人、甚至毛夫人。這就引起了旁人說閑話。
　　但是，對蘇區道德的真正威脅是在保安學會了打撲克以後才出現的。我們打網球的四個人先開始，每天晚上輪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惡淵藪打。我們把博古、李克農、凱豐、洛甫那樣的體麵人士都拖進了這個罪惡的泥淖。賭注越來越大。最後獨臂將軍蔡樹藩一個晚上就從博古主席那裏贏去了十二萬元，看來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盜用公款了。這個問題我們用仲裁辦法來解決，規定博古可以從國庫中提出十二萬元錢來交給蔡樹藩，但是蔡樹藩必須把錢用來為還不存在的蘇維埃空軍購買飛機。反正籌碼都是火柴梗，而且，遺憾的是，蔡樹藩買的飛機也是火柴梗。
　　獨臂將軍蔡樹藩是個很有趣、很可愛、很英俊的青年，頭腦機靈，容易衝動，善於辭令，妙趣橫生。他當共產黨已有十年，在湖南當鐵路工人時就參加了，後來到莫斯科去學習了兩三年，還騰出時間來愛上一個俄國同誌，同她結了婚。有時候他很不高興地看著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條胳膊時會不會同他離婚。“別擔心這樣的小事，”伍修權教授這樣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國留學生。“你再見到她時沒有讓你的傳宗接代的東西給打掉算你的運氣。”但是，蔡樹藩還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後給他寄一條假臂。
　　我接到不少這樣辦不到的要求，要我寄東西進去，這不過是其中之一。陸定一要我把出售共產黨照片所得的收入為他們購買一隊飛機，外加武器裝備和人員配備。徐海東要一對假牙補上他的缺牙：因為他陷入了情網。人人的牙齒都有毛病，他們都多年沒有看過牙醫了。但是他們的堅韌不拔精神令人欽佩；你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訴過苦，盡管他們大多數人都有某種疾病，很多人患胃潰瘍和其他腸胃病，這是多年吃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造成的。
　　從我個人來說，吃這種夥食反而長胖了，增加了體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夥食就生厭，但這並不妨礙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點不好意思。他們對我作了讓步，用保麩麵粉做饅頭給我吃，這種饅頭烤著吃還不錯，有時我也吃到豬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為主——輪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過來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還有辣椒、蔥頭、青豆。我極想咖啡、黃油、白糖、牛奶、雞蛋等等許多東西，可是我隻能繼續吃小米。
　　一天圖書館來了一批《字林西報》，我讀到了一個十分簡單的巧克力蛋糕烘製法。我知道博古家裏還藏著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豬油代替黃油，可以做個那樣的蛋糕。因此我請李克農為我寫一份正式的申請書，要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區政府主席，給我二兩可可。經過了幾天的耽擱，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領遭到懷疑和誹謗，許許多多繁複手續和對官僚主義進行鬥爭以後，我們終於從博古手裏逼出了這二兩可可，並且從糧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還沒有把作料摻和起來，我的警衛員就進來了解情況，這個可憐蟲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經過了一番公文手續，我最後又設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開始了偉大的試驗。結果是不用說的。無論那一個有頭腦的主婦都可以預見到發生了什麽。我的臨時湊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沒有發起來，我把它從火上移開時，它的低層是兩英寸厚的焦炭，頂上仍是黏糊糊的。不過外交部好奇的旁觀者還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為裏麵的好作料太多，浪費可惜。我大大地丟了麵子，從此之後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請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頓“西餐”作為補償。他有時候有辦法弄到大米和雞蛋，而且又是德國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國香腸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門口看到掛著成串的德國香腸。他正在準備過冬的存貨。他也給自己砌了一個爐灶，教給他中國妻子——一個從江西同他一起來的姑娘——怎麽烘烤。他給我看，馬馬虎虎做頓飯，材料倒是齊全的。隻是糧食合作社（我們夥食是包在那裏的）不知道怎麽做。紅軍指揮員羅炳輝的夫人（長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腳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師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雞蛋和白糖大概是這樣搞到的。
　　但是李德當然不僅僅是個好廚子，打撲克的能手。中國蘇區這個神秘人物是何許人？國民黨將領羅卓英讀了在江西發現的李德一些著作後稱他為共產黨的“智囊”，這有沒有誇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蘇俄有什麽關係？俄國對紅色中國的事務事實上究竟起多大影響？
　　①一種看誰把牌脫手快的遊戲，像“爭上遊”。——譯注

　　三 俄國的影響
　　考察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或共產國際、或整個蘇聯之間的關係，不屬於本書的主要目的。要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這裏沒有足夠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談一談這種有機的聯係和這種聯係對中國革命史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本書就不免有所欠缺。
　　在過去十多年中，在中國人關於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想法上，俄國肯定地而且明顯地起著支配性的影響，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中間，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來影響。這在蘇區固然是一個公認不諱、引以為榮的事實，在國民黨地區也幾乎同樣是如此，盡管沒有得到公開承認。在中國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體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都是很明顯，不僅是作為一種哲學，而且是作為宗教的一種代替品。在這種中國青年中間，列寧幾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愛戴的外國領導人，社會主義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未來的社會形式，俄羅斯文學讀者最多——例如，高爾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國作家的作品銷路還要好，隻有魯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家。
　　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別是為了一個原因。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曾經派了成千上萬名的政治、文化、經濟或教會工作都到中國去，積極向中國群眾宣傳他們本國的信條。然而多年以來，俄國人在中國卻沒有設立一所學校、教堂、甚至辯論會，可以合法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除了在蘇區之外，他們的影響基本上是間接的。此外，國民黨到處還積極加以抵製。然而在這十年中到過中國、並對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有所了解的人，很少會否認，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蘇聯的成就對中國人民發生的精神影響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資產階級的影響加起來還要深刻。
　　同許多念念不忘共產國際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紅區裏，俄國的影響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響大於直接參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我們必須記住，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和與蘇聯團結一致一向是完全出於自願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由中國人自己從內部加以撤銷。在他們看來，蘇聯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為一種活榜樣，一種產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這成了在中國人中間幫助鍛煉鋼鐵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爐，而在以前許多人都認為中國人是不具備那種性格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認為，中國革命不是孤立的，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全世界，億萬工人都在關心地注視著他們，到時候就會仿效他們的榜樣，就象他們自己仿效大俄羅斯同誌的榜樣一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說“工人無祖國”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今天這些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產階級統治的小小根據地以外，他們還有蘇聯這樣一個強大的祖國。這種保證，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營養的來源。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說，“中華蘇維埃政府，宣布它願意與國際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結成革命統一戰線，宣布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忠實盟友。”中國的蘇區事實上在絕大部分時候不論在地理上、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完全與世隔絕，上麵所引的那句用著重體排印的話，對中國蘇區究竟有多大意義，西方人如果從來不認識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是很難理解的。
　　可是我卻是耳聞目睹，而且深有體會。這個背後有這樣一個強大盟友的思想——雖然越來越沒有得到蘇聯表示積極支援的證實——對中共士氣具有頭等重要意義，使他們的鬥爭有了一種宗教事業的普天同歸的性質，他們對此深為珍視。他們高呼的“世界革命萬歲！”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是貫徹於他們所有教導的信念中的思想，在這個口號中重申他們對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貞不貳。
　　我覺得這種思想已經顯示出，它們能夠改變中國人的行為作風。在共產黨對我的態度中，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排外主義”。他們當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個美國的或者歐洲的資本家置身於他們之間可能會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個中國地主或上海買辦更甚。種族歧視似乎已徹底升華為不問國界的階級對抗。甚至他們的抗日宣傳也不是在種族基礎上反對日本人的。共產黨在他們的宣傳中不斷強調，他們隻反對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是他們潛在盟友。的確，他們從這種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勵。這種從民族偏見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無疑地可以溯源於許多中共領導人在俄國所受的教育，他們上過中山大學，或東方勞動大學，或紅軍學院、或一些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幹部的其他學校，回國以後成了本國人民的導師。
　　說明他們國際主義精神的一個例子是，他們對西班牙內戰的發展極其關心。報上發表的公報張貼在村蘇維埃的會議室，也向前線部隊宣讀。政治部對西班牙戰爭的起因和意義作了專門的報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同中國的“統一戰線”作了對比。另外還舉行了群眾大會，進行了示威，鼓勵大家進行討論。有時甚至在窮山僻壤之間，你也能發現紅色農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這樣的基本事實，說這兩個國家是他們敵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國”！這不免相當令人驚異。盡管地理上處於與世隔絕狀態，但是這些鄉下佬由於無線電消息、牆報和共產黨的報告和宣傳，對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麵情況，現在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的農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產黨所采用的方法和組織都講嚴格的紀律——這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種紀律，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這似乎已經產生了某種類型的合作和對個人主義的壓製，一般的“中國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為“了解中國人心理”的外國傳教士，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是很難相信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必須服從於後者的意誌，如果擔任領導，就要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如果是作為物質創造者，則是不自覺地做到這一點。當然共產黨人之間發生過爭論和內訌，但都沒有嚴重到使黨或軍隊受到致命傷害的程度。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團結一致，是把社會當作各種階級力量爭奪支配地位的鬥爭場所這種新觀念的結果，在這場鬥爭中，隻有團結最一致、目標最堅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這種團結一致如果不能說明他們的勝利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人為什麽能夠免遭消滅。
　　不論在什麽時候，要是南京能夠把他們的軍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為相互對立的、永遠相互打內戰的派係，象它對其他所有反對派那樣，象蔣介石對他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奪權對手那樣，那麽剿共的任務就可能會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南京的嚐試都失敗了，例如，幾年以前，南京曾經希望利用國際上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來分化中共，但是，盡管出現了所謂中國“托洛茨基派”，他們卻隻博得了特務和叛徒的臭名，因為其中有許多人由於他們的立場所決定而參加了藍衣社，把以前的同誌出賣給警方，而且他們在群眾中間從來沒有什麽重大的影響和很多的追隨者，始終隻是一批悲劇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識分子的烏合之眾。他們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形成任何嚴重的破壞威脅。
　　共產黨基本拋棄了所謂中國禮節這種封建糟粕，他們心理和性格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極為不同。愛麗絲·蒂斯達爾·荷巴特是永遠寫不出一本關於他們的書的，《王寶釧》的中國作者①也是如此。他們直截了當、坦率簡單、不轉彎抹角、有科學頭腦。一度是所謂中國文明的基礎的中國舊哲學，他們幾乎全都摒棄，而且，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們也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不共戴天的敵人②。我與他們在一起的大部分時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樣。附帶說一句，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出現對他們很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蘇區來的好奇心，當作他們的運動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具體證據。他們把我當作一種給懷疑派看的頭號展品來加以利用。
　　由於他們熱烈地崇拜蘇聯，因此難免有不少抄襲和模仿外國思想、製度、方法、組織的地方。中國紅軍是按俄國軍事方針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戰術知識來自俄國經驗。社會組織總的來說按照俄國布爾什維主義規定的形式。共產黨的許多的歌用俄國的音樂，在蘇區很流行，有許多辭匯直接從俄語音譯為中文，蘇維埃三個字隻不過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們借用的過程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或製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十年的實際經驗消滅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做法，結果也造成蘇維埃製度中帶有完全是中國式的特點。當然，在中國的資產階級世界裏，模仿和采用西方的過程也正在進行，因為甚至古老的封建遺產中的詩——斯賓格勒③稱之為“偉大曆史的廢料”的東西——也很少有什麽東西，不論對於建設一個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能夠應付國家今天千頭萬緒的新需要的現代化社會，有很多價值。在舊中國這個子宮中同時孕育了兩個卵細胞，而且都是從國外受精的。因此，有意義的是，舉個例來說，共產黨在組織青年的方法方麵取法於俄國的固然很多，而蔣介石總司令則不僅利用意大利轟炸機來毀滅他們，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會來組織他的反共的新生活運動。
　　最後，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線、理論領導都是在共產國際的密切指導之下，如果說不是積極具體指揮之下，而共產國際在過去十年中實際上已成了俄國共產黨的一個分局。說到最後，這意味著，不論是好是壞，中國共產黨象每一個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他們的政策必須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須從屬於斯大林獨裁統治下蘇俄的廣泛戰略需要。
　　這一些至少是夠明顯的了。由於分享俄國革命的集體經驗，由於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無疑地得到了很大好處。但同樣確實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其生長發育的痛苦過程中遭到嚴重的挫折，也可以歸因於共產國際。
　　①指留英中國學者熊式一。——譯注
　　②這裏我不是指全體農民群眾，而是指共產主義的先鋒隊。
　　③奧斯瓦德·斯賓格勒（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德國哲學家，著有《西方的衰亡》。——譯注

　　四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關係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蘇聯和國民革命派之間的一個事實上的同盟時期。後者是由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的同床異夢的合作者組成的，他們的目的是要用革命來推翻當時的中國政府，實現中國的獨立，擺脫外國帝國主義。這項振奮人心的事業以右翼國民黨的勝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國主義達成妥協，中俄關係破裂而告終。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國孤立於中國和南京完全絕緣於俄國影響時期。這一時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複與南京的外交關係而宣告結束。第三個時期以南京莫斯科溫吞水的修好開始，由於南京不斷同中共進行激烈內戰而弄得很尷尬，後來到一九三七年初戲劇性地結束，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實行了部分和解，為中俄合作開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紅軍的時候，對共產黨的情歌，國民黨仍充耳不聽，這個新的時期以後在恰當場合再談。
　　上麵提到的中俄關係三階段也確切地反映了共產國際近年來性質的變化，以及它從一個國際煽動組織轉變為蘇聯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的幾個過渡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這種變化的國內和國際上的極為複雜原因的辯證關係，要在本書加以詳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這些變化對中國革命基本發生了什麽影響，又受到中國革命什麽影響，卻很適宜。
　　凡是對這個問題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機與俄國內部和共產國際內部所發生的危機正好發生巧合，後者表現為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爭奪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論控製權和實際控製權的鬥爭。要是斯大林沒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是這個問題在這以前就有了定論而且他又能夠支配共產國際，那就很有可能，對中國的“幹涉”就根本不會發生。不過無論如何，現在再進行這樣的推測是毫無意義的事了。斯大林在進行他的鬥爭時，在中國的路線早已決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對中國國民革命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文化上給予積極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諾維也夫的指導下進行的，他當時是共產國際主席，並且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響。在這以前，斯大林派還沒有徹底擊敗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理論。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初開始，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事務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負責，他從此加緊了對這兩個組織的控製，這一點是沒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接著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災難期間給予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和“指示”的時候，是由斯大林領導的。在這些瞬息萬變的幾個月裏，當中國共產黨人頭上的災禍象強勁的台風一樣襲來的時候，斯大林的路線遭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所領導的反對派的不斷攻擊。季諾維也夫在當共產國際主席時，充分支持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但是現在他卻激烈反對斯大林執行同一路線。特別是在蔣介石第一次“叛變”，一九二六年在廣州進行一次未遂政變後，季諾維也夫預言必然會發生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會與帝國主義妥協，出賣群眾。
　　在蔣介石第二次政變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諾維也夫就開始要求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這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他現在認為國民黨不能完成革命的兩項主要目標，即反帝——推翻外國在中國的統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紳在中國農村的統治。托洛茨基也這樣早就開始鼓吹成立蘇維埃和一支獨立的中國紅軍。總的來說，反對派預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線繼續下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在這一階段的希望頂多就是這個——就會失敗。當然，這個預言是說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對派的反對意見作為在中國及早采取激進政策的基礎，後來發生的悲劇可能會更加嚴重。托洛茨基在理論上的批評，一如既往，頗為精辟，他的意見同實際情況的特點也不無聯係。但是象經常的那樣，聯係卻並不很多。他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發言都收在《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這本書肯定是本立論鬆懈的著作，盡是漫不經心地不顧當時實際情況的客觀限製的地方。這清楚地說明，共產國際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災禍，他所能夠提出的辦法也隻會更早得多造成一個更加全麵的災禍。
　　斯大林在大失敗以後為自己辯護時，嘲笑托洛茨基認為共產國際的策略路線是招致失敗的主要原因這一論點，認為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加米涅夫同誌說，共產國際的政策是造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說我們“在中國孕育了卡芬雅克們”……怎麽能夠說一個政黨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呢？對於那些忘掉革命時期階級力量對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個政黨的策略來解釋一切的人，我們能說什麽呢？對於這種人隻能說一句話——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①。
　　事實上，凡是研究這一整個時期情況的公正的人，很難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托洛茨基派過於誇大了共產國際錯誤的重要性，同時又低估了客觀形勢的極其不利因素。他們對於利用共產國際的錯誤來作為攻擊斯大林的新炮彈，顯然比對中國的當前命運更感到有興趣。反正，他們的攻擊並沒有成功。整個來說，黨仍不信斯大林是無能的。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共產黨政權的遭到摧毀，以及共產國際在東方各國的希望遭到普遍破滅，黨已對在國外進行冒險發生厭倦，傾向於轉而進行國內建設。斯大林勝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們竟然相信莫斯科審判時提出的證據的話，幹起破壞鐵路的事來。
　　斯大林取得了勝利，通過了五年計劃，對拖拉機產生了狂熱，共產國際在這以後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是，暫時擱置了積極促進當前世界革命的計劃，蘇聯的革命熱情集中用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攻勢上。共產國際不再成為支配力量，而是變成了蘇聯的一個機關，逐漸變成了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凡單調勞動進行美化宣傳的廣告社。它的主要任務已從用暴力，或者用積極幹涉來製造革命，改變為用榜樣來促進革命。由於“世界革命根據地”蘇聯需要和平，共產國際便成了在全世界進行和平宣傳的有力機構。
　　這裏毋庸進一步贅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論爭。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勝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未來活動。一九二七年以後，有一段時期，這種活動幾乎等於零。俄國在中國的機構封閉了，俄國共產黨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出中國。俄國來的財政、軍事、政治援助陷於停頓。中國共產黨陷入了大混亂，有一個時期，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係。但是蘇維埃運動和中國紅軍卻在純粹中國人自己的領導下自發開始，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得到俄國的什麽讚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才給予出生後的認可。
　　自此以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誇大了。不錯，有些機構偷偷地恢複了；還派了代表到少數幾個大城市中去找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學生繼續在俄國留學，然後秘密回來搞革命工作；而且還有一點點錢送進來。但是俄國完全沒有辦法同中國紅色區域發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聯係，因為中國紅色區域沒有海口，完全受到敵軍的重重包圍。在過去，中國曾經有過好幾百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現在卻隻剩下兩、三個，常常幾乎與整個社會隔絕，很少有能冒險逗留幾個月以上的。以前曾經有好幾百萬元錢輸送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手中。現在流到共產黨手中的一次隻有一、二千元涓涓細流。以前整個蘇聯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現在援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個共產國際已不能動用“世界革命根據地”的龐大資源，隻能象一個可憐的繼子那樣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為稍有不當，就很可能給正式取消繼承權。
　　在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實際財政援助，看來是少得驚人。當牛蘭夫婦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後在南京作為共產國際遠東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時，警方的完整證據表明，對整個東方（不僅僅中國）的總支出最多不超過每月一萬五千美元。這與大量流入中國進行基督教宣傳（這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宣傳），或者進行親日宣傳和納粹法西斯宣傳的款項相比，可謂微乎其微。這同美國在一九三三年給予南京的五千萬美元小麥貸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憐。據外國軍事武官的報告，後一筆貸款的收入對蔣介石反共內戰有決定性的價值。
　　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賣了大量飛機、坦克、大炮、彈藥給南京，以便摧毀中國蘇區，當然沒有賣任何東西給共產黨。美國軍隊出借許多軍官為中國訓練空軍，結果炸毀了紅色中國的許多城鎮，意大利和德國軍事教官實際上親自領導了幾次破壞性最大的轟炸，象他們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樣。納粹德國派最能幹的將領馮·西克特將軍去援助蔣介石，並派一大批普魯士軍官改進南京的圍剿技術。鑒於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再說什麽俄國撐中共，我覺得完全是胡說八道了。相反，很明顯，蔣介石在近十年內卻得到了外國給他而不肯給共產黨的重要援助的支撐。
　　也許可以斷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外國軍事情報專家都無法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打仗時所得到的外國物質援助比中國近代史上任何一支軍隊都要少。
　　①參閱斯大林著《論反動派》第518-519頁（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譯注

　　五（斯諾先生在本書再版的時候曾表示該節內容有誤並主動刪除，我保留下來，希望大家在閱讀的時候有自己的判斷。）
　　那個外國智囊
　　在中國紅軍創立後的頭五年裏，並沒有一個外國顧問在那裏，而就在這幾年裏，紅軍建立了蘇區，開創了一個有紀律的革命運動，渙散了敵人鬥誌和解除了敵人武裝，由此增強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事實。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與中國紅軍在一起作過戰的外國人德國顧問李德才在蘇區出現，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占據高位。
　　李德躲在一條內河小船的草席下，經過六天六夜的驚險旅行，才從廣州偷渡到紅軍前線，到了江西蘇區首都瑞金。在他到達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唯一聯係是通過無線電交通。在上海有個顧問委員會受共產國際的指導，這對共產黨獲知敵人方麵的重要政治軍事動向有很大價值。它的活動顯然比蔣介石所能在蘇區建立的任何間諜組織效率高得多。
　　但是對於江西紅色共和國末期所犯的兩個大錯誤，這個顧問委員會，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認為有責任的。第一個錯誤，據毛澤東指出，是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義反寧時，紅軍沒有同他們聯合起來。由蔡廷鍇、蔣光鼐指揮的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衛上海抵抗日本進攻，毫無疑義地表現出它強烈的抗日革命性質。它被調到福建後，由於蔣介石和何應欽同日本談判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開始反寧抗日，展開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國和摧毀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的運動。它不僅向紅軍提出休戰（十九路軍在南京破壞它抗日後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戰線的基礎上結盟。
　　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大多數領導人也十分讚成這些建議。他們準備把主力調入福建，從側翼猛攻南京部隊，同福建叛軍組成聯合政府，對十九路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給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產國際不知為什麽緣故，通過它設在上海的顧問委員會反對這一主張。當時俄國正開始恢複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剛剛才承認國民黨政權，托洛茨基派的論點是，共產國際采取這一路線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對擴大大規模內戰，仍希望紅軍和南京聯合抗日，不希望擔上在這個時候煽動叛亂的罪名，特別是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一種局麵，那就是萬一紅軍控製了福建的一個海港就必然會指望俄國提供物資。但是這樣的看法卻缺少根據。
　　反正不管怎樣，後來發生的事實是，紅軍不但沒有與十九路軍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蔣介石無後顧之憂。於是總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撲鄰省福建，迅速鎮壓判軍，紅軍就此失掉了最強大的潛在盟友。毫無疑問，擁護革命的十九路軍的殲滅，大大便利了摧毀南方蘇區的任務，蔣介石就立即滿懷信心地來從事這項任務。
　　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在南京第五次圍剿中的戰術防禦計劃。在以前幾次圍剿中，紅軍依靠他們在運動戰中的優勢以及他們能迅速集中強大兵力和進行奇襲、從蔣介石手中奪取主動權的能力。在他們的作戰中，陣地戰和正規戰一直隻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戰役中，李德堅持改變戰術。他擬定了一個以陣地戰為中心的大規模防禦計劃，把遊擊戰術降為從屬的任務，盡管共產黨軍事委員會一致反對，他還是強行通過了他的計劃。
　　今天來看就很明顯，李德大大地過高估計了蘇區的資源、紅軍在非機動作戰中的戰鬥力、敵軍的士氣渙散，另一方麵他又不可原諒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改進了的進攻力量，嚴重地錯誤估計了政治形勢中的重要因素，他以為政治局勢的發展對共產黨會比實際情況有利得多。
　　但問題是，李德這個孤零零的一個外國人，怎麽會有足夠的影響，可以把他的意誌強加在整個軍事委員會、政府和黨的判斷之上呢？這委實是件十分獨斷獨行的事。李德無疑是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在世界大戰中，他在德國軍隊中就大露頭角；後來他任俄國紅軍的師長，曾在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作為一個德國人，共產黨也尊重他對馮·西克特將軍向蔣總司令提出的戰術的分析（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爾什維克，卻通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廝殺！），而且事實證明，他們的信任是正確的。南京的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發長征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爾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采取什麽主要戰術。中國同誌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借口。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五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曆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以從中受益。把全麵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是決不會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況就談到這裏為止。在以後的兩年中，紅軍幾乎與自己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黨員都完全斷絕了聯係，共產國際的活動主要隻限於在《國際通訊》中刊登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驚的報道。一天到了幾期《國際通訊》時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黨中央委員會那位美國留學的書記洛甫來不及打開來看。他隨口提到他幾乎有三年沒有讀到《國際通訊》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還在紅軍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情況的詳盡報道最後才傳到中國的紅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舉行的。就是這些報道第一次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的得到充分發揮的論述，在以後幾個月令人興奮的時間裏，西北即將發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個東方，就是這種策略對他們的政策將起指導的作用。共產國際就要再一次在中國的事務中發揮它自己的意誌，深刻地影響革命的發展。
　　不過我又得在北平從側麵來觀察這一事件。

　　六 別了，紅色中國
　　在我離開保安之前發生了兩件很有意思的事。十月九日甘肅來的無線電消息告訴我們，四方麵軍先遣部隊在會寧同一軍團的陳賡領導的第一師勝利會師。幾天以後，陳賡和一方麵軍所有重要的將領都在甘肅同二、四方麵軍的領導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賀龍、張國燾、蕭克等許多其他人，高興地碰了頭。甘肅的東北部分全部落入紅軍之手，四方麵軍有一個縱隊渡過黃河到了甘肅西北的狹長地帶，政府軍的反抗已暫時被壓下去了。
　　紅二五二六二七師會師永平
　　現在所有正規紅軍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訊聯係。冬服的訂單如雪片一樣飛來保安和吳起鎮的被服廠。三支大軍據說總共有八九萬久經沙場、裝備良好的戰士。保安和整個蘇區都舉行了慶祝。甘肅南部作戰期間的長期懸慮不安的氣氛已經結束。現在人人都對將來充滿了新的信心。中國最優秀的紅軍現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塊新的地區裏，旁邊還有同情他們的十萬東北軍可以充當盟友，共產黨現在認為，南京方麵會比較有興趣來聽他們的統一戰線的建議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離開以前對毛澤東進行的一次訪問，他第一次表示共產黨歡迎同國民黨講和與進行合作抗日的具體條件。這些條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產黨在八月間發表的宣言中公布。我在訪問時請毛澤東解釋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
　　“首先是，”他開始說，“日本侵略的嚴重：日本日益加緊侵略，它的威脅已經嚴重到中國一切力量都必須團結起來的程度。除了共產黨以外，中國還有其他的政黨和力量，其中最強大的是國民黨。沒有國民黨的合作，我們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戰爭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須參加。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大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結果就會對抗日運動不利。
　　“其次，自從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產黨就發宣言，呼籲中國各黨派聯合起來抵抗日本，全國人民熱烈響應這個綱領，盡管國民黨繼續進攻我們。
　　“第三點是，甚至在國民黨裏的許多愛國分子現在也讚成同共產黨聯合，甚至在南京政府裏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軍隊，今天都為了我國民族存亡而準備聯合起來。
　　“這就是中國目前形勢的主要特點，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詳細考慮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實現這種合作的具體方案。我們堅持的團結的基本原則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則。為了要實現這一原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必須是抵抗外國侵略者，給予人民群眾公民權利，加強國家的經濟發展。
　　“因此我們擁護議會形式的代議製政府，抗日救國政府，保護和支持一切人民愛國團體的政府。如果成立了這樣一個共和國，中國的各蘇區就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將在自己的地區內采取措施建立議會形式的民主政府。”
　　“這是不是說，”我問道，“這樣一個[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會在蘇區實施？”
　　毛澤東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這樣一個政府應該恢複並再次實現孫逸仙的遺囑，和他在大革命時期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即聯合蘇聯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中國共產黨；保護中國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
　　“如果國民黨裏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他繼續說，“我們準備同它合作並且支持它，組成反帝統一戰線，象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那樣。我們深信，這是拯救我國的唯一出路。”
　　“提出新建議有沒有當前的原因？”我問道。“這肯定地必須認為是你們黨近十年曆史中最重要的決定。”
　　“當前的原因，”毛澤東解釋道，“是日本提出了嚴重的新要求，屈服於這種要求必然會大大妨礙將來的抵抗，同時人民對日本侵略的日益嚴重威脅的反響采取了偉大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形式。這兩個條件反過來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態度的轉變。在這樣的情況下，現在就可以希望實現我們所建議的這種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時候，用這形式提出來，不論是全國還是國民黨就不會有思想準備。
　　“日前正在進行談判。雖然共產黨對於勸說南京抗日並不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還是有的。隻要有可能性，共產黨就願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麵合作。如果蔣介石要想繼續打內戰，紅軍也奉陪到底。”
　　事實上這是毛澤東正式宣布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和不再企圖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從代議製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揮，條件是創立政治體製，使得除了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能夠進行合作。毛澤東在這時也表示——雖然不是作為正式談話——共產黨願意在名稱方麵也作一些改變，以利於“合作”，但在根本上並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紅軍願意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在這以後的幾個興奮緊張的星期中，毛澤東的這一談話對時局發生重要的影響①。在這個談話刊出之前，共產黨自己的幾個宣言都遭到封鎖，南京方麵少數幾個看到這些宣言的領導人對之也抱深為懷疑的態度。但在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共產黨領袖本人的談話普遍發表以後，有些有影響的集團就會更加相信共產黨的誠意了。又有不少人開始擁護兩黨“複婚”的要求，因為要求停止代價浩大的內戰和實現和平團結來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脅這一建議，對不論什麽階級都是有號召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紅軍中間呆了將近四個月以後，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可不容易，張學良的東北友軍幾乎已從所有戰線上撤出，由南京的軍隊或其他敵意的部隊換防。當時隻有一個出口，那是由東北軍一個師在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洛川在西安以北，隻有一天的汽車路程。
　　我最後一次走過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舍。人們從辦公室伸出腦袋來向我道別。我的撲克俱樂部成員全體出動來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牆根。我停下來給老徐和老謝拍照，他們象小學生那樣互相搭著肩膀。隻有毛澤東沒有出現，他仍在睡覺。
　　“別忘了我的假臂！”蔡樹藩叫道。
　　“別忘了我的照片！”陸定一提醒我。
　　“我們等著你的航空隊！”楊尚昆笑道。
　　“給我送個老婆來！”李克農要求。
　　“把四兩可可送回來，”博古責怪道。
　　我走過紅軍大學的時候，紅軍大學全體學員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樹下聽洛甫做報告。他們都走了過來，向我握手，我嘴裏喃喃地說了幾句話。然後我轉身蹚過溪流，向他們揮手告別，很快騎上馬跟著我的小旅隊走了。我當時心裏想，也許我是看到他們活著的最後一個外國人了。我心裏感到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五天後，我們到了南部邊界，我在那裏等了三天，住在一個小村子裏，吃黑豆和野豬肉。這個地方風景很美，樹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這幾天裏就同一些農民和紅軍戰士打野豬和鹿。樹叢中間盡是大野雞，有一天，我們看到兩隻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穀中竄過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線一片寧靜，紅軍在這裏隻駐了一營兵力。
　　二十日那天我安全地經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麵，第二天借了一匹馬，進了洛川，那裏有一輛卡車在等待著我。一天以後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樓時我就從司機座旁下了車，請一名紅軍戰士（他穿著東北軍製服）把我的包扔給我。找了半天沒有找到，接著又找了半天，這時我疑懼交加。果然沒有疑問。我的包不在那裏。在那個包裏，有我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卷膠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國紅軍的照片和影片——還有好幾磅重的共產黨雜誌、報紙和文件。必須把它找到！
　　在鼓樓下麵激動了半天，交通警在不遠的地方好奇地看著我們。於是進行了輕聲的商量。最後終於弄清楚了怎麽回事。那輛卡車用麻袋裝著東北軍要修理的槍械，我的那個包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樣一個麻袋裏，一起卸在我們旅程後麵二十英裏的渭河以北的鹹陽了！司機懊喪地瞪著卡車。“他媽的，”他隻好這樣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機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識中感到明天早晨太遲了。我堅持我的意見，終於說服了他。卡車轉過頭來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個朋友家裏整宵沒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見到無價之寶的那個包。要是那個包在鹹陽打了開來，不僅我的一切東西都永遠丟失了，而且那輛“東北軍”卡車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鹹陽駐有南京的憲兵。
　　幸而，你從本書的照片可以看出，那隻包找到了。可是我急著要把它找回來的直覺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門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憲兵和軍隊的崗哨。沿路農民都被趕出了家。有些不雅觀的破屋就幹脆拆除，不致使人覺得難看。原來是蔣介石總司令突然光臨西安府。那時我們的卡車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為這條道路經過重兵把守的機場。
　　總司令的駕到同我記憶猶新的場麵——毛澤東、徐海東、林彪、彭德懷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難忘。而且總司令並沒有人懸賞要他首級。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護總司令生命的措施後來也證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衛他的軍隊中間，他的敵人也太多了。
　　①訪問記全文刊《密勒氏評論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上海。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一 兵變前奏
　　我從紅色中國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蔣介石現在不僅是中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而且還是行政院院長——相當於總理的職位。
　　我在上文①已經介紹過，東北軍原來是被派到五、六個省份裏去打紅軍的雇傭兵，後來卻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為一支受到它的敵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號的感染，相信繼續打內戰沒有意義，一心一意隻想“打回老家去”的軍隊。隻有一個主張能打動他們，他們也隻效忠於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們趕出老家東北，淩辱和殺害他們的家人，他們就要從日本人那裏收複東北。這些想法同南京當時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東北軍對抗日的紅軍越來越感到同誌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個月的旅行期間，發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這種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將軍領導反寧，他們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對南京政府的“親日”不抵抗政策為基礎的。在經過幾星期在戰爭邊緣上徘徊以後，終於達成妥協，但這個事件對全國抗日運動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內地有幾個地方的憤怒群眾打死了三、四個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硬抗議，要求道歉、賠款、新的政治讓步。看來很有可能再次發生一場中日“事變”，繼之以日本侵略。
　　與此同時，在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的抗日運動，盡管政府采取了嚴峻的鎮壓措施，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南京間接地受到很大的群眾壓力，要它采取強硬態度。十月間日本反指使蒙偽軍在日本控製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進犯綏遠北部（內蒙），這樣的壓力就開始倍增。盡管群眾普遍要求把這看作是“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信號，但並沒有得到重視。沒有發布動員令。南京一成不變的答複仍是：先“安內”——即消滅共產黨。許多愛國人士開始要求南京接受共產黨的停止內戰和在“誌願統一”的基礎上建立民族陣線的建議，以便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這一共同的敵人。但提倡這種主張的人馬上作為“賣國賊”逮捕起來。
　　全國情緒之激烈以西北為最。當時很少人認識到東北軍的抗日情緒同停止剿共戰爭的決心有多麽密切聯係。對中國大通商口岸的外國人來說，西安固然是個遙遠的地方，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聞記者去那裏采訪。近幾個月來沒有一個外國記者到過西安，對於那裏即要發生的事件，誰都沒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女士，她在十月間到了西安，訪問了少帥。韋爾斯女士確切地報道了西北越來越加速的脈搏：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裏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行伍中間出於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麵。這些軍隊原來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萬人，如今隻剩十三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采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感情甚至傳染到了高級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事件”，而是表現在這裏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他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 公開熱情的領導之下，他在這方麵采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著他們逼迫的話。②
　　韋爾斯女士回顧她訪問少帥的意義時說：
　　事實上，從這個背景來看，這次談話可能被認為是企圖影響蔣介石積極領導抗戰……包含著（在他的發言中）一種威脅：“隻有抵抗外國侵略[即不是內戰]才能表示中國的真正統一，”“如果政府不從民意，就站不住腳。”最有意義的是，這位副總司令（僅次於蔣介石）說，“如果共產黨能夠真誠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國侵略者，這個問題也許有可能和平解決。”……
　　真是謀反的話！但是蔣介石顯然低估了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十月間他派他的最精銳部隊第一軍去進攻甘肅的紅軍，他到西安府，目的是為了要完成第六次圍剿的初步計劃。西安和蘭州已作好準備容納一百多架轟炸機。成噸的炸彈已經運到。據報道還準備使用毒氣。蔣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噓說，他“在兩星期內，至多一個月內即可消滅赤匪殘部。③”這似乎是唯一的解釋。
　　蔣介石在十月間到西安一行以後，有一點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戰爭中，東北軍已越來越派不上用場。總司令在與東北軍將領的談話中可以察覺到大家對他的新攻勢毫無興趣。張學良的一個幕僚後來告訴我說，這次少帥正式向總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陣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蔣介石回答說，“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我決不談此事。”隻有到那時候才可以同俄國合作。
　　總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陽的大本營，監督這次新戰役的準備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師兵力。到十一月底，陝西古老的關隘潼關附近已經集中了十多個滿員師。一列車、一列車的彈藥和供應品運進了西安。坦克、裝甲車、摩托運輸隊也準備隨之而來。
　　但是對於這一切準備在大規模基礎上加強內戰的計劃，公眾都還蒙在鼓裏，隻有西北是例外。關於西北的情況，報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說法是，紅軍已被正式“剿滅”。少數“殘部”也在被驅散之中。與此同時，綏遠（內蒙古）的防務交給了地方軍隊，他們倒打了一場硬仗。對於每天轟炸中國軍隊戰線的日本飛機，南京飛機沒有一架起飛迎戰。但是他們卻進行了頻繁的宣傳，造成一種假象，好象南京軍隊有領導防禦；同時東京和南京卻相互保證，綏遠的“局部衝突”決不允許擴大。少數中央政府軍——至多兩個師——開入了綏遠，但在部署上卻使得地方部隊不能把“抵抗”這件事搞得太認真了。當時擔心地方部隊可能真的進攻日本在察哈爾和熱河所占據的領土。有些南京軍隊也部署在綏遠軍隊與紅軍之間，因為蔣介石認為紅軍很可能從陝西開入綏遠，企圖帶頭真的進攻日本軍隊。
　　這時全國民族情緒激昂，日本要求鎮壓救國會，認為抗日宣傳是它鼓動起來的。南京遵命辦事。救國會的七位最著名領導人被捕。他們都是有地位的資產階級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銀行家，一名律師，還有教育家和作家。與此同時，政府一下子封閉了十四家暢銷全國的雜誌。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因為抗議日本侵略綏遠等原因而舉行的罷工，遭到日本人在國民黨合作下的暴力鎮壓。青島發生其他愛國罷工時，日本人派海軍陸戰隊登陸，逮捕罷工工人，占領了全市。在蔣介石實際上同意取締將來青島日商紗廠一切罷工後，海軍陸戰隊才撤退。
　　所有這一切事情都進一步在西北產生了反響。十一月間，張學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壓力下，發出了他著名的呼籲，要求派往綏遠前線。呼籲最後說，“為了要控製我們的軍隊。”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願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並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後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裏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聖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十萬餘人願追隨鈞座到底。
　　這封信④口氣懇切，要求報仇雪恥之心，希望恢複東北軍聲譽之情，溢於言表。但是蔣介石斷然拒絕這個要求。他仍要東北軍打共產黨。
　　①見本書第一篇《漢代青銅》。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為《紐約太陽報》寫。③見蔣介石日記。④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軍事委員會在西安府公布。
　　少帥並不氣餒，他不久之後又坐飛機到洛陽去親自提出這個要求。同時他也為被捕的救國會領袖說項。後來，在扣留了總司令之後，張學良記述那次談話如下：
　　“最近總司令逮捕監禁了上海救國會七領袖。我請他釋放這些領袖。這些救國會領袖與我非親非友，他們多數人我連認識也不認識。但我對他們被捕一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信奉的原則與我相同。我要求把他們釋放，但遭到拒絕。我於是向蔣說：‘你對待人民愛國運動的殘酷，與袁世凱、張宗昌並無二致。’
　　蔣總司令回答說：‘這隻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動是革命者的行動。’
　　‘同胞們，你們相信這話吧？’
　　全場數千人齊聲怒喊作答。”①
　　但是張學良在這個時候飛去洛陽有一個積極結果。總司令同意，他下次來西安時，他要向東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詳細說明他的計劃和戰略。少帥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級的第二次駕到。但是在蔣介石來到以前，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簽訂德日反共協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參加。意大利本來已經默認日本霸占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意大利控製阿比西尼亞。意大利與滿洲國建交激怒了少帥，他一度與齊亞諾伯爵頗為友善。他接到這個消息以後就怒斥齊亞諾和墨索裏尼，誓必要摧毀意大利在中國的影響。他在向軍校學生發表講話時說，“這肯定是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末日！”現在東北軍的不滿又增加了一項。德意軍事顧問當時正在訓練蔣介石的軍隊和他的空軍去轟炸中共。他們是不是也在把他們所能弄到的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提供給日本呢？難道德日條約事先沒有通知蔣介石並征得他的同意嗎？有謠言說他是同意的。
　　接著，也是在十一月裏，傳來了胡宗南著名第一軍失利的消息，該軍二十一日在紅軍手中吃了大敗仗。胡宗南將軍是南京方麵最能幹的戰術家，好幾個星期以來就一直幾乎毫無阻礙地向甘肅北部挺進。紅軍慢慢後撤，除了小規模遭遇戰外，避免交鋒。但是他們通過不同方式向南京軍隊宣傳“統一戰線”，設法說明他們停止進攻，發表宣言聲稱紅軍不打抗日的軍隊，要求敵軍參加他們共同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種宣傳後來證明極為有效。
　　但是胡將軍認為紅軍已經完蛋了——軟弱、害怕、沒有鬥誌。他輕率地繼續推進。紅軍繼續後撤，幾乎撤到了河連灣。這時他們決定不再後撤；需要給敵軍一個教訓。需要給他們看到統一戰線也是有牙齒的。他們突然掉轉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將軍的軍隊誘入一個黃土山穀，到黃昏時，空襲停止，他們就加以包圍，入夜後發動正麵奇襲，左右兩翼並有刺刀衝鋒。氣溫低達零度，紅軍沒有帶手套的手指都凍僵了，拔不掉手榴彈的雷管。他們許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彈當作棍棒揮舞攻入敵軍陣線。一軍團帶頭進行猛攻，結果全殲敵軍二個步兵旅、一個騎兵團，繳獲大批步槍機槍，政府軍有一整團投誠參加紅軍。胡宗南將軍慌忙後撤，在幾天之內就把過幾個星期中“收複”的地方全部丟失了。他坐下來等待總司令的增援。
　　東北軍一定在竊竊暗笑。這不是象他們所說的那樣嗎？紅軍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這次新圍剿旗開失利不是說明圍剿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一年，兩年，三年，他們在哪裏？仍在打紅軍。那麽日本呢？占領更多更大塊的中國領土。但是頑固的總司令因為最精銳的部隊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將軍，隻有更加堅決地要摧毀他的十年宿敵。
　　蔣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飛機場從座機上下來時，所踏上的就是這樣一個時局舞台。
　　與此同時，在這個舞台上的左右兩側都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東北軍將領已經商量好要聯合提出停止內戰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的將領也參與其事。楊將軍的軍隊大約四萬人，對繼續打紅軍，比東北軍更沒有勁。他們認為這是南京的戰爭，他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要拚自己的命去打紅軍，紅軍許多人跟自己一樣是陝西人。在他們看來，這場戰爭也很丟人，因為這時日本正在侵略鄰省綏遠。楊將軍的部隊叫西北軍。幾個月前已與東北軍結成緊密的聯盟，秘密參加了同紅軍休戰的協議。
　　這一切情況，行政院長兼總司令肯定已經知道一二。他在西安雖沒有正規軍，但在幾個月以前憲兵三團——即藍衣社的所謂特務團——的一千五百名人員在他的侄子蔣孝先將軍的指揮下開到了西安，後者曾經誘捕、監禁、殺害激進分子成百上千。他們在全省設立了特務網，開始逮捕、綁架所謂共產黨學生、政工人員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於少帥和楊虎城在城裏隻有隨身警衛人員，沒有駐防軍隊，總司令在那裏實際控製大局。
　　這種情況也促成了另外一個事件。蔣介石到達後兩天，十二月九日，好幾千學生舉行抗日示威，遊行隊伍向臨潼進發，去向總司令遞請願書。邵主席下令驅散隊伍。警察在蔣介石的一些憲兵協助下毆打了學生，一度還開了槍。兩個學生受傷，正好是一個東北軍軍官的孩子，這次槍擊事件就鬧大了。張學良出麵幹涉，製止了毆打，勸說學生回城裏去，答應把他們的請願書交給總司令。蔣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張學良“不忠”，企圖“腳踏兩頭船”。蔣介石後來認為，他們兩人之間的這一事件是後來發生反叛的近因。
　　總司令的整個參謀部和他的個人警衛這時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蔣介石拒絕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一起會見的要求，隻是分別接見了他們，用各種辦法誘使他們分裂。他的這個企圖歸於失敗。他們都承認他是總司令，但一個個都表示對新圍剿不滿，都要求派他們到綏遠抗日前線去。但是蔣介石對他們全體隻有一個命令：“摧毀紅軍”。蔣介石在他的日記裏寫道，“我告訴他們，剿匪已到隻需最後五分鍾就可實現最後勝利的階段。”
　　這樣，總司令不顧一切反對和警告，在十日召開了大本營會議，正式通過了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準備對已在甘肅和陝西的西北軍、東北軍、南京軍隊以及在潼關待命的南京軍隊頒發總動員令。當時宣布在十二日公布動員令。並且公開聲言，如果張少帥拒絕服從命令，他的部隊將由南京軍隊予以繳械，本人將予撤職②。同時張、楊又接到消息，說明藍衣社同警察一起已準備好一份他們部隊中同情共產黨分子的“黑名單”，一俟總動員令頒發就立即加以逮捕。
　　這樣，作為這一連串複雜的曆史性事件的高潮，張學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點召開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席會議。前一天已經秘密發出命令，調一師東北軍和一團楊虎城的軍隊到西安府近郊。現在作出了決定，要用這些部隊“逮捕”總司令和他的僚屬。十七萬軍隊的兵變已成事實。
　　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府《西京民報》所載的一篇講話。②蔣鼎文將軍已被任命接替張學良任剿匪總部司令。

　　二 總司令被逮
　　對於西安演出的這場驚險好戲的動機或政治背景，我們怎麽說都行，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它所選擇的時機和執行的經過，可謂高明之極。它比蔣介石在南京或上海發動的政變，或者共產黨占據廣州的情況，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計劃事先一點也沒有泄露給敵方。到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六點鍾，整個事件就已經結束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控製了西安。藍衣社特務在睡夢中驚起，被繳了械，逮捕起來；幾乎整個參謀總部人員都在西安賓館的住處遭到包圍，關了起來；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長也成了階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變部隊投降；南京方麵的五十架轟炸機和飛行員在機場被扣。
　　但是逮捕總司令卻流了血。蔣介石下榻在十英裏外著名溫泉勝地臨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驅趕一空。張少帥的衛隊長、二十六歲的孫銘九上尉午夜前往臨潼，他在半路上帶上二百名東北軍，清晨三點鍾開車到臨潼郊外。他們在那裏等到五點鍾，第一輛卡車載著十五個人開到賓館門口，被崗哨喝止，就開起火來。
　　東北軍這批先遣人員的增援部隊馬上開到，孫上尉率部進攻總司令住處。警衛人員猝不及防，沒有久戰，不過有足夠時間讓吃驚的總司令逃跑。孫上尉到蔣介石的寢室時，他已經逃跑了。孫率部搜索，爬上賓館後麵的白雪掩蓋、岩石嶙峋的小山。他們馬上就發現了總司令的貼身仆人，接著不久就找到了總司令本人。他隻穿著睡衣睡褲，外麵披著一件長袍，赤裸的手腳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時給劃破了，嘴裏也沒有假牙，身子索索地在寒冷中哆嗦著，躲在一塊大岩石旁的小洞裏——這塊大岩石是長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寢所在地的標誌。
　　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誌，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隻要求你領導我國抗日。”
　　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
　　“張少帥不在這裏。城裏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總司令聞此似乎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裏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麵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衛護下下了山，等仆人送來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了汽車開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麽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麽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①
　　就這樣，總司令雖然流了一點血，卻毫不屈服，到了城裏，成了楊虎城將軍和張學良少帥的階下囚。
　　在兵變那天，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名通電中央政府，各省首腦，全國人民。這封簡短的電報說明“為了要促使他覺悟”，已要求總司令“暫留西安府”。同時保證他個人安全。提交給總司令的“救國要求”向全國作了廣播，但是到處都遭到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沒有在報上發表。這著名的八點要求是：
　　（一）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 立即停止內戰，采取武裝抗日政策。
　　（三） 釋放上海愛國（七）領袖。
　　（四） 大赦政治犯。
　　（五） 保證人民集會自由。
　　（六） 保障人民組織愛國團體的權利和政治自由。
　　（七） 實行孫中山遺囑。
　　（八）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對這一綱領，中國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立即表示擁護。②幾天後，張學良派自己的座機去保安，接了三個共產黨代表到西安：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東方麵軍參謀長葉劍英，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方麵代表開了聯席會議，成了公開的盟友。十四日宣布成立抗日聯軍，有十三萬東北軍，四萬西北軍和大約九萬紅軍。
　　張學良當選為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楊虎城為副主席。於學忠將軍領導下的東北軍十二日在甘肅省會蘭州，對在那裏的中央政府官員和軍隊也舉行了兵變，把那裏的南京駐軍繳了械。在甘肅的其他地方，紅軍和東北軍共同控製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圍了該省約五萬名南京軍隊，因此叛軍在陝甘兩省全境操縱了實際控製權。
　　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和西北軍奉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立即開到陝晉和陝豫邊界。紅軍也奉委員會之命南進。一周之內，紅軍就幾乎占領了渭河以北的陝西北部全境。紅軍先遣部隊在彭德懷率領下就駐在離西安府隻有三十英裏的三原。另一支紅軍一萬人在徐海東率領下繞過西安府開到陝豫邊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並肩守在陝西邊界上。一方麵進行這些防禦措施，另一方麵三支大軍都發表明確的聲明，反對發生新內戰，重申他們純政治目標，否認有進攻之意。
　　為了執行八點要求，立刻采取了種種步驟，對此，紅軍在其新占地區一絲不苟地加以執行，停止實行土地革命綱領。一切反共的作戰命令都予撤銷。西安府釋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聞檢查，取消了對一切愛國（抗日）團體的取締。成百上千名的學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眾中間進行活動，在各階層中組織統一戰線團體。他們也到農村去，開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訓練和武裝農民。在部隊裏，政工人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傳。幾乎每天都舉行群眾大會。有一次參加者有十萬多人。在所有大會上，口號都是團結抗日、停止內戰。——後者對農民有現實的號召力，因為他們的糧食和牛羊已因未來的剿共戰事而被征用了。
　　但是這些情況的消息在西北省以外遭到了扣壓。甚至頗受尊重的《大公報》也指出，凡是膽敢刊載西安傳出來的消息的編輯無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險。與此同時，南京的宣傳機器又拋出了一個煙幕彈，使已經弄得稀裏胡塗的公眾更是莫名其妙。原來南京政府聞到兵變消息後頓時目瞪口呆，先是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常委會會議，立即宣布張學良為叛逆，撤銷他一切職務，要求釋放總司令，否則將開始討伐。人們聽到這轟動一時的新聞，反應不一，有的因蔣介石被逮高興萬分，有的大驚失色。到處出現了分崩離析的跡象。蔣介石是中國許多敵對勢力暫時得到某種程度穩定的中心樞紐。一旦他離開了這個中心地位，這些勢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種意見發生公開衝突，必須尋找新的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黏合劑。
　　①摘自代我在西安府為倫敦《每日先驅報》采訪的詹姆斯·貝特蘭訪問孫銘九的報道。②上述八點要求中有七點是完全符合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發出的通電中所提的“救國”綱領的。因此，張學良和共產黨至少早在那個時候已經同意了這個綱領，盡管共產黨沒有預料到張學良會采取這樣令人吃驚的步驟來使南京對此加以考慮。
　　有三天之久，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生死下落——除美聯社以外，該社斷然宣稱，張學良已在電台上報告過他如何把蔣介石殺死，以及殺死他的理由。沒有人知道叛軍究竟打算幹什麽，很少人充分了解他們的立場的政治意義；甚至一些同情他們的人也因為錯誤的報道而譴責他們。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和宣言都被檢查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聲明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台進行震耳的幹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
　　我本人的許多電訊都遭到大肆刪節。我幾次嚐試要把西北的八點要求發出來，這也許對西方讀者澄清這個謎有一點幫助，但是檢查官一字也不準發。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裏所製造的一切謊言當作新聞。國民黨及其追隨者一方麵竭力扣壓真正的消息和事實，另一方麵卻向全世界發出一些愚蠢的謊言，使得中國更象是個瘋人院一樣的地方。竟有這樣的消息：叛軍把警察局長釘在城門上；紅軍占領了西安，洗劫全城，城牆上掛了紅旗；張學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殺。南京幾乎每天都說西安發生暴亂。紅軍誘拐男女少年。婦女被“共妻”。整個東北軍和西北軍變成了土匪。到處發生搶劫。張學良要求總司令付贖金八千萬元。①日本是張學良的後台。莫斯科是他的後台。他是個赤黨。他是個鴉片鬼。他是個“死有餘辜的忘恩負義之徒”。他是個土匪。
　　許多最最荒誕不經的謠言也起源於日本人在中國辦的報紙，甚至日本高級官員。關於西安“赤色威脅”的“目擊者”的異想天開的報道，日本人特別多產——盡管他們同別人一樣同那個城市一無聯係。日本人還發現事變後麵有蘇俄陰謀。但是他們在莫斯科報紙上遇到了他們宣傳上的敵手。《消息報》和《真理報》正式否認責任、譴責張學良、讚美蔣介石不算，甚至捏造了一個消息來證明，西安事變是前中國行政院長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共同炮製的，這種謠言同事實如此大相徑庭，甚至中國最反動的報紙也不敢想出這一招，因為怕人嘲笑。“撒謊是可以的，先生們，”列寧曾經說過，“但是要有限度！”
　　謠言攻勢連續幾天。但是蔣介石被俘一周後，南京光是捏造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的背景新聞已不夠了。消息走漏了出來，漏洞越來越大，後來出現了大缺口。秘密報紙普遍刊登了八點綱領，在自由主義和進步人士中間爭取到了擁護者，因為這實在是個資產階級的自由進步綱領。公眾開始認識到西北方麵並不是要打內戰，而是要製止內戰。一般的情緒已逐步開始從為一個軍閥的個人安危擔心轉變為為國家存亡擔心，現在打內戰不僅不能救蔣介石一命，反而會毀滅中國。
　　在蔣介石被俘的消息傳來後，南京就開始了爭奪政權的陰謀活動。野心勃勃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與國民黨內親日派政學係有密切關係，當時正掌南京大權，八點綱領主要就是發給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張“討伐”。在這一點上何應欽得到親法西斯的黃埔係、藍衣社、在野的汪精衛係、西山會議派、CC係和南京的德、意顧問的充分支持（“煽動”也許是個更確切的詞，因為何應欽將軍天生是個易受“煽動”的人）。他們都認為這是奪取全部軍權的良機，可以把國民黨內的開明派、親美派、親英派、親俄派、統一戰線派統統壓下去，在政治上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何應欽將軍馬上動員了南京二十師軍隊，開到豫陝邊界。他派了一隊隊飛機在西安府上空飛翔，派步兵向叛軍陣線作試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飛機（為了抗日送給蔣介石總司令的“五十壽禮”）在陝西境內的渭南和華縣試驗性地投了幾顆炸彈，據報道炸死了一些工廠工人。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他聽到轟炸的消息，“很是高興”。
　　但是蔣夫人顯然並不高興，她當時對局勢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對這種為“在屍體上開宴會”（南京的人當時認為總司令不可能活著出西安）的準備極感憤怒和震驚，於是去見了何應欽，要他解釋。如果他開了戰，他還能停下來嗎？他能救她丈夫嗎？她寫道，她丈夫的安全“同國家的繼續生存是不可分的”。他要殺死她丈夫嗎？這位將軍膽怯心虛了。她堅持要他停止戰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設法爭取蔣先生獲釋上。她要他活著回來。她的論點占了上風——至少是蔣介石自己的使者到達南京之前。
　　同時情況也很顯然，如果大規模開戰，西北不是沒有盟友的！廣西、廣東、雲南、湖南、四川、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寧夏的軍政領袖都作壁上觀，如果何應欽開戰，他們幾乎肯定沒有一個人會舉一個小指頭出力協助。他們無論哪一個人，或者甚至他們全體都會靠向叛軍一邊。在最好的情況下，所有這些省份裏的當權政治派係也會要求南京出高價才肯保持中立，他們每個人都想在這場衝突中設法增強自己的勢力。這一點到二十三日就很明顯了，當時有勢力的宋哲元和韓複榘將軍（河北和山東的統治者）發出通電，要求和平解決，明確告誡不要開戰，清楚地表明對何應欽將軍的計劃毫不讚成。
　　現在問題是：蔣介石在西安身係囹圄，是否還能夠在南京糾集到足夠的力量防止爆發消耗力量的內戰，這場內戰很有可能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說不是實際生命——的完蛋。在南京和上海，他的妻舅、中央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他的連襟、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蔣介石夫人，把他的親信召集在一起，竭力設法阻止南京方麵更加反動的分子以“反共討伐”的名義發動進攻。
　　同時，在西安也發生了迅速的回心轉意。總司令在被俘以後不久就開始認識到，他的最大“叛徒”也許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考慮到這個情況，蔣介石想必作了決定，他不作殉難者，白白讓何應欽將軍或者任何別人踏著他的屍體爬上獨裁者的寶座。他於是不惜屈尊從天上下來，立即開始以十分精明和現實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殺大權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
　　①蔣介石夫人對這些謠言表示遺憾，她寫道，“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出過錢的問題或加官進爵的問題。”

　　三 蔣、張和共產黨
　　蔣總司令在西安蒙難的經過，已由總司令本人這樣一個權威人士在他嫵媚的夫人蔣宋美齡的得力合作下寫了出來。①凡是沒有讀到過他們這本敘述中國曆史轉折點的這一插曲的引人入勝的書的，筆者竭誠奉勸一讀。我不知道近代還有什麽別的文件比它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戲劇性了，而且也不知道有什麽文件，能夠為對中國有所了解的讀者，把中國的統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這麽分明、這麽生動的焦距上。
　　因此，這裏所提供的事實，淺意隻是作為這位行政院長兼總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補充。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個暴行，有損於他們感情極其激動的口口聲聲要實現的個人使命，因此給我們提供了這部關於他們經曆的主觀記述。但是由於這些事件嚴重地危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們極其謹慎克製，如果是在私下，他們大概會第一個承認，由於政治的原因，由於必須保持所處職位的尊嚴，他們不得不把許多有價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這裏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人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民族，大多數中國人評斷西安事變基本上不涉及倫理道德觀念。中國曆史上當然充滿了類似的事件，特別是在描寫封建鬥爭的舊小說中，這是中國將領幾乎每個都背得滾瓜爛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將軍”馮玉祥把當時的中國大總統曹錕逮捕幽禁，強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馮玉祥在公眾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蔣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漢民，後者是他的“把兄”，國民黨中的長輩和勁敵。另一個例子是綁架李濟琛將軍。蔣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勢力搞垮為止。
　　其次，必須記住中國還不是個民主國家，在政治鬥爭中常常恢複到純封建手段。在報紙遭到完全控製，人民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進言或者改變它的政策，隻有一個有效辦法，那就是武裝示威，即中國人所說的“兵諫”，這是中國政治鬥爭中公認的一種手段。把感情暫且撇在一邊不說，可以認為張學良對獨裁政權頭子采取直接行動，是選擇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辦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化的生命損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錯，這是一種封建的方法，但是張少帥要對付的人物是一個憑直覺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樞紐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動是根據極端現實主義來考慮的，今天一般人都認為，這一行動的客觀曆史效果是進步的。
　　但是蔣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過嚴重危險呢？
　　看來是如此。不過危險不是來自張少帥，也不是來自共產黨。有可能來自楊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還是來自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自有著不滿情緒的桀驁不馴的士兵，來自有組織和武裝起來的群眾，他們都要求在如何處理總司令的問題上有發言權。少壯派軍官通過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和他的僚屬。部隊的情緒肯定是造成把總司令幹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卻要由共產黨人來說服他們饒他一命！
　　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政策始終沒有明確地解釋過。許多人認為，共產黨為了要報蔣介石對他們進行十年無情戰爭之仇，現在一定會得意洋洋要求把他處死的。許多人認為，他們會利用這個機會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勾結，大大地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南京進行新的爭奪政權的大決鬥。實際上他們一點也沒有這麽做，他們不僅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而且還主張由他回到南京去擔任領導。甚至蔣介石夫人也寫道，“同外辦看法恰巧相反，他們[共產黨]並不想扣留總司令。”但是為什麽不想扣留他呢？
　　上文經常提到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體。這些口號是絕對誠實的，原因很簡單：這些口號符合一切客觀條件迫使共產黨采取的戰略的內在因素。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總之，在一切方麵，他們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個代議製的、多方麵參加的民主政體，來實現他們當前的目標。他們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民主政體，是唯一令人滿意的結構，可以團結整個民族，對日本進行反帝鬥爭，謀求獨立。而且他們充分相信，必須先有這一鬥爭，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努力在中國實現社會革命，它們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須同時帶動後者。他們通過切身經驗了解到，在勢必要滅亡整個民族的外國威脅麵前，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不但會進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戰力量，而且也會隨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潛在力量。
　　毛澤東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是國際社會主義勝利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帝國主義最強大的一個根據地。如果中國贏得了獨立，世界革命就會非常迅速地發展。如果我國遭到敵人的征服，我們就喪失一切。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②
　　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據這一論述，甚至在蔣介石被俘以前，共產黨人就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建議。在危機期間，他們始終堅持他們的“路線”，這種堅定性令人驚訝，而且他們的冷靜客觀態度在中國的極度個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見的。盡管客觀情況顯然向他們提供了許多引誘，他們還是表現出黨的紀律，凡是公正的觀察家，一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象。從一開始，他們就看到了，西安事變對他們的中心意義是有了表示他們提出統一戰線綱領具有誠意的機會。他們同逮捕蔣介石沒有關係，他們同全國一樣感到意外。但是他們對於逮捕的結局卻起了不少作用。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在聽到事變的消息後，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支持八點綱領和參加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就發表通電，③表示相信“西安領袖此次行動出諸愛國熱誠，希望迅速製訂立即抗日的國策。”通電強烈譴責何應欽的討伐，宣稱“如發動內戰，全國就會陷入大亂，日本強盜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侵略我國，亡國奴的命運難逃。”為了要爭取和平解決，共產黨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礎上開始談判和召開各黨派和平會議，討論全國聯合抗日的綱領。該電明確表明了張少帥請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個事變期間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④不難想象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麽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致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麵的某個地方。”
　　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消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隻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裏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隻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布之前——鑒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麵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麽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麵了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①總司令和蔣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上海）。②在保安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著重體是斯諾用的。③《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④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消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納所說的那樣。和平解決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著總司令的信到達南京，此信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還有一個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難任務。作為“代表”的第一個人選，張學良自然提議孔祥熙博士，總司令的那個顎下垂肉重重的連襟，他當時不僅是財政部長，而且在蔣介石缺席期間，還是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國家首腦。孔博士表示猶豫推辭，因為“醫生勸孔博士不要飛赴西安，”蔣夫人這麽說。不過南京其他的人也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去就肯定會被大家認為是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了政府的威信，這是必須避免的。因此，作為折衷，蔣介石的妻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留學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屬南京的開明分子，即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他們極其反日，現在讚成統一戰線運動），他在西安是個受歡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調停人選。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
　　宋子文於二十日飛抵西安。到這時，“原則上”的總協議似乎已經達成。總司令沒有提到它，但是張學良少帥在十九日向外國報界發表了聲明，從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認為解決方案已幾乎完全求得了：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麵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采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誌。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麵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張學良。①
　　但是東北軍少壯派軍官中間發生了嚴重問題。他們在張學良的軍事委員會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發言權，他們的意見現在很重要。他們受現在在西北廣泛開展的強大群眾運動的情緒的影響，起先反對在南京方麵開始執行八點綱領以前釋放蔣介石，實際上，他們大多數人堅持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蔣介石舉行“公審”，要他的命。
　　這種當眾蒙恥的可能性，蔣介石也想到了。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發展的運動可能幹出些什麽事來，因為一九二七年一次類似的起義幾乎推翻了他。蔣介石的整個生涯就是同他稱為“暴民”的那種騷亂因素進行鬥爭，不讓他們打亂他的如意算盤。“公審”的話甚至掛在他周圍崗哨的嘴上。蔣介石寫到他聽到門外囚卒談到他的下場的話：“我聽到‘人民的判決’的話，我就明白，這是他們要用暴民作為借口來殺害我的惡毒陰謀。”
　　但是在這裏，共產黨代表團起了極大作用。在他們自己與蔣介石會談後，他們已從他那裏得到足夠的保證（除了現在看來顯然是從客觀情況得出的保證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獲釋是會停止內戰的，而且總的來說，是會執行全部“統一戰線”綱領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保持蔣介石的地位，必須讓他在威望無損的情況下回南京去。因此他們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麽協議上簽了字，讓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審判”之辱，這些事情會無可挽救地損害他，破壞他的領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殺，內戰不可避免地會大規模爆發，國共內戰的十年僵局就會大大延長，要實現抗日民族陣線的希望就會變得渺茫。這樣的前途，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吃虧的隻是中國，得利的隻是日本。至少，共產黨是這樣辯論的。
　　這樣，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和在西安的其他共產黨人現在花了好幾個小時，常常一談就是通宵，一再解釋他們采取這樣的政策的原因。對於東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說，他們的立場是極其費解的，因為這些少壯派原來以為共產黨是第一個要蔣介石的命的。他們有的人真的因為這種“叛賣”而氣得哭起來——因為他們仰望共產黨給他們政治領導，共產黨對他們的影響不下於張學良本人。但是，雖然他們多數人——楊虎城與他們一起——仍不相信釋放蔣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緒已經稍減。慢慢地，比較講理的態度抬了頭。張學良現在受到要他采取激烈行動的壓力減輕以後，在會談方麵就有了較大的進展。
　　除了宋子文、端納、南京來的其他兩三個人以外，西安現在冠蓋雲集，其中有陝西、甘肅兩省主席、內政部長、軍政部次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總司令侍從室主任以及參謀總部的各色成員。他們是同蔣介石一起被扣的。他們大多數參加了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及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談判。一到正式談判開始，八項要求中顯然沒有一項是照原樣接受的，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必須維護政府體製的威信。不過中國人提出要求時總是開價很高，其實並不認為實際上是可以達到的，隻是因為開價高了以後，可以從從容容地進行實實在在的討價還價。西安也不是例外。
　　擁護八點綱領的人認為八點綱領的實質內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二）執行武裝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略的決策；（三）南京撤換某些“親日派”官員，采取積極外交，與英、美、蘇俄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如果可能結成聯盟）；（四）在與南京軍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等的基礎上改編東北軍和西北軍；（五）擴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種形式的民主政體。
　　蔣介石和張學良離開西安以前所達成的協議主要之點似乎就是這些。蔣介石並親自保證不再打內戰。蔣介石說他沒有簽任何文件，這說的肯定是實話，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簽了什麽文件這種說法。但是雖然南京方麵和總司令保全了他們的“麵子”，後來的事件卻證明，張少帥也沒有完全白丟他的麵子。
　　蔣夫人二十二日的抵達，無疑地加速了會談的結束。而且（象她生動地敘述她在西安三天經過所充分說明的一樣），她自己對張學良的規勸和申斥，也加速了蔣介石的獲釋。她的丈夫自喻為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蔣夫人也認為自己在扮演《聖經》中的一個角色，她引述說：“耶和華現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二十五日那天，蔣夫人還在納悶“聖誕老人是不是繞過西安而去”，這位尼克老人卻以張學良的身份出現，宣布他已說服了他的軍官們，當天就派飛機送他們回南京。結果確是如此。
　　最後，還有最後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麵子的姿態。張學良少帥坐著自己的座機同總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請懲處！
　　①這封電報是在十二月十九日從西安府發給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的，要求他散發給其他記者。但南京新聞檢查官扣壓了這一電報。另有一份抄件交給了端納先生，本文引用的出於他的來源。

　　四 “針鋒相對”
　　現在最後一幕開始演出，對於初次見到東方的裝模作樣的藝術的人來說，甚至對於有些老資格的觀察家來說，這都是最最令人驚歎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後的三個月裏,西安事變所引起的政治上錯綜複雜的關係大部分都一一展現在觀眾麵前，到了最後，局麵就完全倒了過來。有人得到了大進展，大勝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敗。但是所進行的決鬥就象中國舊戲舞台上兩個古代武將所進行的決鬥一樣。他們口中連聲呐喊，手中猛舞刀劍，令人心驚膽戰，但是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碰到對方。最後，戰敗者頹然倒地，表示陣亡，過了一會兒卻又自己了爬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下舞台，威風凜凜，極其莊嚴。
　　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卻完全令人眼花繚亂的太極拳。人人都“得勝”了，隻有曆史受了騙——給騙掉了一個犧牲品。
　　“茲汗顏隨鈞座返京，聽候懲處，以昭軍紀，”張學良到南京後就對總司令這麽說。
　　蔣介石則慨然答道：“由於本人無德無才，教導部下無方，以致發生此史無前例之事變……汝既有悔過之意，自當轉呈中樞，采取適當措施，以挽墮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麽？留心請看一切嚴厲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雙方表示諒解而得到寬免，懲罰和賠禮都做得恰到好處。真不愧是妥協折衷大師的傑作，完全掌握中國人所說“有實無名”和“有名無實”之間的細微差別。
　　蔣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個步驟是什麽？他發表一篇長篇聲明，自認無力防止叛亂，沒有盡到行政院長責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軍撤出陝西——這樣就履行了他停止內戰的諾言——並提出辭職。他要按照慣例連辭三次。實際上，他和南京方麵都並沒有把他的辭職真的當一回事，因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開了中執會常會緊急會議，“請求”國民黨這一最高機構做四件大事：把懲處張學良問題交給軍事委員會（他本人是委員長）；把處理西北問題委托給軍事委員會；停止對叛軍的軍事作戰行動；撤銷（何應欽的）“討伐”司令部。他的建議得到了采納。
　　十二月三十一日，張學良被軍事法庭（蔣介石本人沒有出席）判處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第二天就獲得赦免。在這期間他一直是蔣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賓！接著，在一月六日撤銷總司令在西安的剿匪總部。兩天以後大家就知道了國民黨政學係重要領袖、曾在日本留學能說日語的外交部長張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麵攻擊南京“親日派”官員的主要目標。接任的是曾在美國留學的律師王寵惠博士，他是西北軍人集團讚成的國民黨政客中反日的歐美派的一個領袖。
　　又是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二月十五日舉行全會。黨的曆史上召開這樣的會還隻是第三次。在過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預測到的，僅僅限於在法律手續上認可統治集團——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獨裁政權——事先已決定的黨政策上的重要改變。現在黨的政策要作什麽重要改變呢？對這個最高機構要提出的決議案成百上千，大多數有關“救國大計”。
　　在一月間和二月初，蔣介石請了“病假”。他帶著張學良隱居到家鄉浙江省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辭呈遭拒，他又提一次。與此同時，表麵上他卸了官職，實際上卻完全掌握西北問題的解決大權，完全控製當時與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將領進行的談判。受到“貶黜”的張學良隨侍在側，實際上是他的階下囚。在南京，蔣介石的部下忙著搜集情況以供他估計西安事變所造成的擁護他和反對他的力量的新對比，重新估計他的擁護者的實力，把忠於他的人同那些準備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機分子區別開來。西安事變真如蔣夫人所說，“因禍得福”。而且不止在一個方麵。
　　二月十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中執會三次全會發了一個曆史性的電報①，向政府祝賀和平解決西安事件和“即將和平統一”全國。它向中執會全會提出在政策方麵作四項重大修改：停止內戰；保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和釋放政治犯；製訂全國抵抗日本侵略計劃；恢複實行孫中山遺囑中的“三大原則”。
　　如果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這些建議得到采納，共產黨為了“加速全國統一和抗日”，準備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嚐試，采納下列政策：（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隸屬軍事委員會指揮；（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邊區政府”；（三）在蘇區內實行“完全民主的”政體；（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國——即抗日——的任務上。
　　但是全會在二月十五日召開時沒有正式理會這封匪電。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處理。蔣介石在他第一次發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個過程，（對他來說）感情激動。他有聲有色地敘述他拒絕書麵保證履行叛軍要求。他也談到叛軍怎麽轉變過來同意他的觀點，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記中愛國感情的流露而感動得下淚。在說了這一切以後，他最後才十分不經意和輕蔑地把叛軍的八點要求向全會提出。全會重申對總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絕了他的第三次辭呈，譴責了張學良，也同樣不經意和輕蔑地拒絕了這八點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戲還在後頭。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條不紊地根據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義的也許是在領導集團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的開幕詞。自從反共戰爭以來這位汪同誌第一次發言中沒有說到“安內”（即剿共）是全國頭等大事，沒有重複他的名言“抗戰必先統一”。他說，現在全國“首要問題”是“收複失土”。此外，全會還真的通過決議要先收複冀東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員會。當然，這並不是說南京要同日本開戰。它的意義僅僅是，日本如繼續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將會遭到南京方麵的武裝抵抗。但是這已是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接著，中執會又在行政院長的建議下，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長期拖延未開的“國民大會”，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次是決定要召開了，不再進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會受權修改國大組織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額。總司令——又是通過汪精衛——宣布全國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加速實現民主。
　　最後，在全會的最後一天，蔣介石發了言，保證除了賣國賊以外給大家更大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沒有提到“文匪”——這還是大家第一次聽到總司令要維護新聞自由。他並且答應“釋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聲不響地向報界發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樣。少數監獄開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後，好象事後才想到的一樣，在這次有曆史意義的全會的最後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表麵上是為了要譴責共產黨。宣言概述了十年燒殺破壞的罪行史。這當然是國民黨對這十年的觀點。宣言問道，這些人曾經是體麵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無懈可擊的國民黨的盟友，怎麽會墮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凶手“和解”是根本談不上的，這一點豈不明顯？但是結果是，這一切空話實際上不過是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條件作準備，這使得那些仍舊不惜一切代價反對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極為反感。
　　這些建議是什麽？全會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過有四個條件：（一）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二）解散“蘇維埃共和國”；（三）共產黨停止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唱反調的宣傳；（四）放棄階級鬥爭。這樣，雖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和解”談判的基礎。請注意，這些條件仍把共產黨的小小自治國、他們的軍隊、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黨、他們的將來“最高綱領”留在共產黨的手裏。或者說，至少共產黨可以這樣希望。而實際上他們就是這樣希望的。因為在三月十五日，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要求與南京方麵重開談判。
　　蔣介石的這一切複雜手腕，為了什麽目的？顯然，這麽巧妙地搞這一套手法是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對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講話，全會的決議，按其正確的順序來讀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滿足了所有各反對派別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剛好使他們不致於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他，但又不足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反叛。內戰停止了，很明顯，南京終於承擔起武裝抗日的任務。他答應了擴大政治自由，並為實現“民主”定了一個具體日期。最後，還提出了一個方案，國共可以據此武裝休戰共處，如果還談不上“合作”的話。同時，政府在名義上拒絕了叛軍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議。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們一定會注意到，這些和解措施是蔣介石在南京麵臨很大敵對意見的情況下強行通過的，而且當時他個人剛剛經曆了一場巨變，險遭不測，換了一個不如他有遠見的人，很可能懷恨在心，失去理智，輕率采取報複行動——實際上，蔣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憤憤不平的部下就是這樣要求的。但是蔣介石比他們精明。他安危脫險時受到人民極大的歡迎，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擁護，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團結抗日的有力表示。對此，蔣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對西北方麵采取任何懲戒行動都會在一夜之間喪失民心。
　　更為重要的是，西安事變暴露了他自己權力結構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這種裂痕很容易擴大為致命的破裂，使整個結構四分五裂。他現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對他有極大的好處，可以把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盡。他沒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諾言，他沒有對扣留他的人馬上進行公開的報複，他軟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脅，又作了必要的讓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這樣，他終於分裂了西北集團（這是他第一個目標），把東北軍安然無事地從陝西調到安徽和河南，把楊虎城將軍的西北軍整編後劃歸中央指揮。二月間，南京軍隊就能夠安然無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領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開始同共產黨談判。
　　①見蘇維埃刊物《新中國》，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延安。

　　五 《友誼地久天長》①？
　　蔣介石的友好姿態、他的撤銷剿匪總部、取消新圍剿計劃以及上述各種其他命令和決議，共產黨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戰鬥都已停止。國共兩軍實際上共同和平占領著好幾個邊界地區。蔣介石本人表示願意容忍（至少暫時）紅軍的存在，隻要他們遵守三月十日電報中提出的諾言。
　　在西安事變期間，紅軍占領了大批新擴展的地方。在陝西省，它現在占了一半以上的麵積，包括渭河以北的幾乎所有地方。在他們五十來個縣份裏——麵積在六萬到七萬平方英裏之間，大體上等於奧地利麵積的兩倍——共產黨所控製的領域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塊地方。但在經濟上這個地方很窮，發展前途極為有限，人口稀少，大約不到二百萬。
　　但這個地區戰略上極為重要。共產黨可以從這裏出發封鎖中亞的貿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聯係。假如與日開戰，這個邊境線的有機價值是很明顯的。這是日本無法封鎖的僅有的兩條中國邊境線之一，也是供應來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麵積約五十五萬平方英裏，已在一個同情中共、半獨立於南京、半從屬於蘇聯的半社會主義政體的統治下。在它東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國，另一個麵積達九十萬平方英裏的前中國附屬國——中國對它的宗主權至今仍得到名義上的承認，即使俄國也是承認的——現在則肯定是在紅旗的統治下，這是一九三六年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共同防禦條約）的結果。
　　在現在仍可稱為“大中華”的這個地方，共產黨控製下的這三個地區加起來大約占前中華帝國三分之一的麵積。把它們三者相互隔開來而沒有實際接觸的，隻是一些政治上態度曖昧的緩衝地區，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關係脆弱的邊境部落，日本侵略的威脅對他們來說倒是日益現實的。這些地區後來很可能被納入“抗日統一戰線”的圈子，在蘇聯的影響之下。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未來的龐大共產黨根據地，從中亞和蒙古延伸到中國的西北腹地。但是這一片地方都很落後，有些部分是貧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東方政治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必須同蘇聯或華中，或者兩者的先進工業軍事基地結成緊密的同盟。
　　中共的當前收獲限於這幾個方麵：停止了內戰，南京的對內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對日態度趨於強硬，蘇區不完全地脫離了長期孤立狀態。總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張衝將軍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來談判的結果，在四、五、六月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經濟封鎖取消了。紅區和外界建立了貿易關係。更重要的是，雙方悄悄地恢複了交通聯係。在邊界上，紅星旗和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掛在一起。
　　郵件和電報開放了一部分。共產黨在西安買了一批美國卡車，在自己區內的各主要地主之間開辦了長途汽車。各種各樣必需的技術材料開始運了進來。對共產黨來說最珍貴的是書籍。延安新開了一家魯迅紀念圖書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同誌都寄了成噸成砘的新書來。成百上千的中國年輕的共產黨人從大城市來到陝北紅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間，已有二千名學員進了紅軍大學（改名為“抗日大學”），五百名進了黨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台灣人，苗族，彝族。還有好幾十人在一些技術訓練班學習。
　　除了黨的久經考驗的工作者以外，還有熱情的年輕激進分子從全國各地前來，有的長途中跋涉，步行而來。到七月間，盡管學習生活很艱苦，夥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飽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許多人申請入學，容納不下。許多人隻好請他們回去等下一屆，共產黨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許多有訓練的技術人員也來了，或者當教員，或者從事現已開始的“建設計劃”。這，也許是和平所帶來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個可以自由地為革命和抗戰訓練、裝備、培養新幹部的根據地。
　　①用名詩人彭斯的詩句譜寫的蘇格蘭著名民歌，一譯《美好的昔日》，一般在惜別或舊友重逢時歌唱，此處喻國共重新合作。——譯注
　　當然，國民黨仍繼續嚴密監視共產黨同外界的聯係。現在對共產黨的行動已不是那麽有限製了，但是還沒有公開承認這個事實。許多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團體也到紅色中國來考察那裏的情況，許多人來了以後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間，國民黨自己也秘密派了一個半官方的代表團，以邵華為首，參觀了紅色首都。他們遊曆了蘇區，在盛大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相當紅色的抗日演說。他們歡迎國共恢複反帝統一戰線。不過，國民黨報紙是不準刊登這些情況的。
　　對列寧的擁護者來說，國民黨地區的情況也改善了。共產黨在名義上仍屬非法，但可以擴大影響，擴大組織，因為壓迫已有所減弱。監牢裏不斷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別憲兵（藍衣社）仍繼續偵查共產黨，但是不再綁架和拷打了。還傳出消息說，今後藍衣社的活動主要集中對付“親日漢奸”。後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幾個領日本津貼的中國特務第一次真的已被處決。
　　到五月間，作為讓步的交換，蘇區準備改名為“邊區政府”，紅軍已申請作為國民革命軍編入國防部隊。黨和紅軍的全國代表大會五月和六月分別召開了。會上作出了決定，要采取實現同國民黨合作的新政策。在這些大會上，列寧、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朱德和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畫像同蔣介石和孫中山的畫像掛在一起。
　　這些現象反映了共產黨方麵總的來說願意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作必要的讓步，同時又保留他們在主義上和綱領上的基本內容，和他們的在自治條件下的存在。國民黨口頭唱得好聽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象在大革命時期一樣又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這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為共產黨給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很明顯，馬克思主義還有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他們是決不會放棄的。他們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驟、所作的每一變化，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檢查、辯論、決定和結合的，而且也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這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共產黨政策的最重大變化是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對南京和反對國民黨的宣傳，答應給一切公民平等權利和選舉權，不論他們階級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響到紅色經濟的，自然是停止沒收土地。這並不意味著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還給地主，而是同意在共產黨新控製的地區放棄這種做法。
　　為了補償由於這種讓步而造成經費的短缺，蔣總司令同意——盡管不是正式地——把蘇區視作“國防地區”的一部分，並且按這種地位拔給經費。第一筆經費（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後不久付給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貨幣有一部分用來收回蘇區貨幣，還有一部分購買製成品給合作社（現在存貨充沛）和購買必要的裝備。這些錢沒有一文浪費在薪水上。財政人民委員仍靠五元錢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經費的確切數字在本書寫作時仍在談判中——事實上，未來合作的具體工作協議也還在談判中。
　　六月間，蔣介石派私人座機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到中國夏都牯嶺。周恩來在那裏同蔣介石及其內閣作進一步談判。討論的問題有共產黨要求參加定於十一月召開並通過“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據報道，已經達成協議，“邊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派九名代表。
　　但是，極有可能，這些代表不會稱為“共產黨人”的。南京還沒有公開承認這次所謂的“複婚”。它寧可把這關係看成是納妾，她行為是否端正還有待證明，而且為了外交的緣故，這種關係在家庭圈子外麵還是少談為妙。但是即使這種偷偷摸摸的“結合”，也是令人震驚地公開反抗日本，這在幾個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時，日本自己的（通過媒人廣田）與南京體麵地結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終於被拒。這也許是南京外交政策終於有了根本變化的最後的明確跡象。
　　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麽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麵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

　　六 紅色的天際
　　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
　　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曆史，特別是革命的曆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隻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①
　　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象”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麽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曆史可能性時會象《泰唔士報》或《意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
　　中國的曆史在哪些方麵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麽紅軍盡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
　　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布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聲明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盡快實現兩項主要曆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隻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以後，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
　　但怎麽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裏希望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爭取這種勝利。但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采取革命的方法時，共產黨人相信“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製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裏隻簡單地說明 一下這個論點。上麵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隻有同時在城市裏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裏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
　　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是它主要服務對象外國金融和壟斷資本的寄生物。它無力領導革命，隻有通過完成反帝運動，消滅外國統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隻有工人和農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一直到最後勝利。共產黨要做到使工人和農民不會把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他們通過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新資本家，象法國、德國、意大利所發生的那樣，事實上除了俄國以外，到處都是這樣。相反，工人和農民要在一種“新經濟政策”時期，一個短短的“有控製的資本主義”曆史時期，然後在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保持政權，在這以後才最後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書中有所說明。②
　　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重複說，③“驅逐帝國主義，打垮國民黨目的是要統一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這一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更高階段。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
　　但是，考慮到他們一定也充分認識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什麽理由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認為他們能夠在曆史的大峽穀上完成這個大跳躍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樣。那次大跳躍把俄國人民從封建帝製一下子帶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據說，這是在兩個條件下做到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也可能實現。托洛茨基說得極為簡明扼要：“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曆史範疇的兩種因素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那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初期才有的一種運動——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發展衰亡的標誌——無產階級起義。”④
　　在中國大革命高潮，在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中間存在著必要的革命情緒。但是同產生俄國革命的情況有許多差異。其中有一種差異十分大。封建主義殘餘在俄國甚至比中國還要明顯，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被壓迫民族”，而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壓迫民族”。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隻要打敗一個階級，它本國的資產階級兼帝國主義階級，而中國革命卻要對付一個有雙重人格的本國敵人——它本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既得利益。理論上來說，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以為他們敵人的這種雙重性質會被他們自己的進攻的雙重性質所抵消，那就是他們的進攻會得到他們在世界上的“無產階級盟友”和“蘇聯勞動者”的援助。
　　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基本上很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所存在的條件和性格。這個階級人數很少——中國隻有四百萬產業工人——，沒有經驗，文化水平低，疾病叢生、營養不良、飽受恐怖，中間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數，力量遭到進一步削弱，還受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雙重剝削，這樣的一個階級即使在獨立的中國也很難發揮它的政治意誌。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個條件還在於中國現代工業集中在外國控製的地區，這些地區裏的工人是相互隔絕的。
　　中國產業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個世界強國的炮艦瞄準之下。在天津、青島、上海、漢口、香港、九龍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勢力範圍中，大概集中了中國產業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裏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和中國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份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
　　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隻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製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采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曆史上隻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過這種製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裏，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曆史上最令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舉行起義，這種嚐試總是注定要失敗的。南京政權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依靠外國列強在通商口岸據有的工業基地，依靠他們的軍隊、大炮、巡洋艦、內陸警察、內河炮艦，依靠他們的財富、報紙、宣傳、特務。盡管這些強國直接參與反紅軍的戰爭的事例不多，這一點無關緊要。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行動確實發生。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鎮壓產業工人，為南京提供軍火飛機，串通一氣，把共產黨概稱為“土匪”，若無其事地否認內戰的存在，使得“不幹涉委員會”（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樣）這個令人為難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①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②馬丁·勞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倫敦。③《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一九三四年倫敦）。④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70頁（一九三二年倫敦）。
　　由於工人從一開始就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由於在城市中沒有能力贏得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裏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麵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麽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①，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
　　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裏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②中明確地承認，象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隻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蘇聯事實上並沒有給予中國同誌這裏所保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與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給予蔣介石的相當於幹涉程度的龐大援助，卻有援助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上台的客觀效果。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所采取的立場是不相容的——這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發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為這有引起國際戰爭、危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綱領的危險。盡管如此，必須指出，這個因素影響中國革命至巨。
　　中國共產黨人被剝奪了外國盟友，繼續孤軍奮戰，要爭取“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相信國內外政治的深刻變化會帶來有利於他們的新力量。他們完全弄錯了。結果是引起一場長期的大動亂，給中國人民大眾帶來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後卻沒有生產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對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農村中，發展卻很慢。矛盾的是——其實也是辯證的——資產階級的農村貧血症的來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國帝國主義。因為雖然帝國主義很急於要“進行合作”，防止或鎮壓城市暴動，或城市暴動的可能性，但同時它卻在客觀上——主要通過日本，遠東這個製度最大表麵張力的焦點——為這種服務勒索高昂的代價，其形式就是並吞新的領土（東北、熱河、察哈爾、冀東），脅迫作出新的讓步，劫奪屬於中國的新的財富。帝國主義侵略的這個最新階段壓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負擔，使國民黨不可能在農村地區進行必要的資本主義“改革”——商業信貸、改進交通、集中收稅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對付農村不滿和農民暴動的擴散。而共產黨由於執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滿足很大一部分農民群眾的要求，掌握中國一部分農村的領導權，甚至在一種幾乎純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好幾個有力的根據地。但是同時，他們在城市中卻不得發展，而他們的敵人則繼續以城市為根據地。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進攻蘇區妨礙中國人民實現他們要驅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國民黨自己不願保衛祖國證明資產階級領導的破產。共產黨的革命論點由此可見是言之有理的。但國民黨老羞成怒，反唇相譏說，共產黨企圖推翻政府，才使他們不能抗日，而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前麵繼續在內地采取“赤匪”行徑，妨礙了國內改革的實現。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辯證的是，這兩種說法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中國革命現階段的這個奇特的僵局，這個根本的軟弱性，基本上就在這裏。
　　在過去這十年內，帝國主義壓力日益嚴重，帝國主義為了在城市中保護中國買辦階級利益所索取的代價這麽高昂，頗有衝淡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黨國民黨與工人和農民的政黨共產黨之間的階級矛盾之勢。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也因為本書前章所述及的當前形勢——國民黨和共產黨因此在十年不停內戰後，能夠重新聯合起來，這表現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更高的基礎上的必要團結。這種團結由於它的內在矛盾，不是穩定的；不是永久的；隻要國內矛盾超過了日前對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這種團結的實現，肯定結束了革命戰爭的時代，而揭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十年政治經驗的主要意義是什麽？從理論上來說顯然是：共產黨不得不暫時放棄他們的“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才可能發展起來的論點。今天，它承認，隻有“一個各階級的聯合”才能實現這些目標。其實際意義是，它清楚地承認國民黨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領導——在這裏與政權是同義詞。對共產黨來說，這當然可以認為是從江西時代的“一個大後退”，就象毛澤東坦率地承認的那樣，因為在江西時代，他們努力要“鞏固工農專政，把它擴大到全國，動員、組織、武裝蘇維埃和群眾打這一場革命戰爭。③”馬上奪取政權的鬥爭是停止了。今天共產黨的口號改為：擁護中央政府，在南京領導下加速和平統一，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全國人民抗日。
　　但是在這種時期裏，列寧寫道，“有必要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嚴格忠實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協、‘轉變航向’、達成協議、迂回、後退等等的能力結合起來”。因此，雖然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發生了這種戰略大轉變，他們仍相信，現在他們有可能在一種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氣氛中進行競賽。正如毛澤東所說，雙方“互相作了讓步”，這種交換是“有具體限度”的。
　　他繼續說：
　　共產黨在蘇區和紅軍問題上保持領導權，在同國民黨關係中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自由。在這些問題上是不能作讓步的。……共產黨永不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它們將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綱領和自己的政策。④
　　這種讓步所帶來的實際好處，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這些好處，共產黨有什麽保證呢？維持國內和平，實現民主諾言，執行抗日政策有什麽保證呢？
　　顯然國民黨也會充分利用共產黨對自己實行新政策的好處。由於南京的權威得到中國唯一能夠與之抗衡的政黨的承認，蔣介石可以繼續在一些軍閥勢力的很強大的邊緣地區，例如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擴大自己的軍事和經濟權力。他在共產黨周圍改善了自己的軍事地位以後，就可以同時從共產黨那裏得到政治上的讓步作為他暫時容忍的交換條件。最後，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采取政治和經濟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們，在時機成熟可以最後要求他們完全投降（他無疑仍希望做到這一點）時，他可以把紅軍孤立起來，利用他們的內部政治分歧來分化他們，把頑固的殘部作為純粹地方軍事問題來加以解決。
　　對此，共產黨絲毫不抱幻想。他們同樣的也並不以為自己如不積極爭取，“民主”的諾言或者反帝運動就會實現。他們決不會放棄實現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號，他們在維護這兩個口號時，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讓步，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根本政治基礎是摧毀不了的。當然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裁政黨出讓過一點點政治權力給人民，除非是在極大的壓力之下，國民黨也不會是例外。如果不是由於這十年來存在著共產黨反對派，要實現現在快要在望的那種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確，如果沒有這種反對派，“民主”就沒有必要，現在中國出現的那種程度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也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民主政體的發展，就象現代國家本身的成長一樣，是一種需要獲得權力和體製的表現，以便在這種權力和體製之內調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基本階級對立。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最簡單的說明。
　　①但是即使在一九三〇年，紅軍攻占長沙這樣一個對外國帝國主義並不十分重要的內陸戰爭，他們也在英、美、日炮艦的猛烈炮轟下被迫放棄。②一九二九年倫敦。③《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第11頁（一九三四年倫敦）。④向共產黨作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延安）。
　　這種矛盾在中國並沒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長，隻要這種矛盾保持尖銳化，國家就不能忽視。國內和平的實現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麵要更廣泛地有各社會階層的代表，如果這種國內和平要繼續保持的話。這並不是說國民黨可能真誠地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允許共產黨在公開競選中同自己競爭，這樣簽發自己的死刑判決書（因為到處都承認，單單農民的選票就可以使共產黨獲得壓倒優勢的多數），盡管這是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要求，他們並且會繼續這麽進行宣傳鼓動。但是這的確意味著，一小撮壟斷國家經濟和警察力量的少數人不得不承認大多數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蘇區代表作為一個地區出席國民大會就是一個跡象。
　　經濟、政治、社會利益的向心發展，所謂“統一”的過程——產生這個製度的一些措施本身——為了本身的存在，同時也要求越來越來的集團把注意力集中於中央，以解決不可解決的難題——階級利益的日益加深的衝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國不同的更加廣泛的階級利益的傾向——它越是接近於實現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尋求一種通過恢複國家主權以求自保的辦法。
　　因此，共產黨擴大影響、防止將來受到圍剿的保證，在共產黨人看來，是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有機關係中所固有的——正是這種關係才造成了目前這樣的形勢。這些保證首先是在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群眾中間普遍地要求繼續保持國內和平，改善生活，實現民主，爭取民族自由。其次，共產黨的“保證”在於它能夠對全國爭取實現這種要求的運動繼續提供領導，在於共產黨的實際軍事和政治的戰鬥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國人民這十年來的政治經驗，這經驗證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帝鬥爭中需要從曆史上暫時埋葬階級分歧。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對南京壓力稍減，侵略內蒙暫停，英日開始會商“在華合作”，英國政府希望調停中日爭執和在遠東導致“基本和平”，這使有些人尋思，共產黨對政局估計是否錯誤。把整個戰略建築在中日馬上必戰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險了？他們認為，現在中國既有國內和平，共產黨既已停止企圖推翻國民黨，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認識到，他們要中國資產階級走上投降道路操之過急，推之過遠了，結果中國的內爭已消滅於普遍仇日之中。他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為了使中國資產階級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國內衝突，對它實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東京和南京這樣修好就能消除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因為後者過於依靠抗戰了。
　　但是根據力學原理，曆史的洪水必須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強製倒流到發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關上閘門為時已太遲了。共產黨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幹的領導人認識到暫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國轉而采取靜止政策。共產黨的這一預見，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蘆溝橋事變的充分證實。因為在這裏，日本改變心意的暫時假麵具給戳破了。日本軍隊在北京以西十英裏處的宛平縣中國領土上進行“午夜演習”（這是完全非法的），自稱受到中國鐵路警衛人員的槍擊。這一事件給了日本軍隊借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趕調一萬名左右的軍隊到了京津一帶，並且提出了新的帝國主義要求，如予同意，等於是接受在華北成立日本的一個保護國。
　　共產黨對這一形勢的看法，對這一形勢所必然引起的一觸即發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國日益要求不僅在這裏進行抵抗，而且在所有發生新侵略的地方進行抵抗的壓力，都會逼使蔣介石政權采取除了戰爭沒有別的出路的立場，如果日本不改變政策、改正過去錯誤的話。這意味著除了戰爭沒有別的出路。請記住，共產黨認為這樣一個戰爭不僅是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而且是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在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它的一個最強大的根據地”，而且因為中國革命本身的勝利“與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勝利是一致的”（毛澤東語）。戰爭可能明天就開始。也可能一兩年內還打不起來。但不會拖得太長了，根據共產黨對日本、中國和全世界政治經濟上達到爆發點的緊張形勢的分析，他們認為人類命運不可能再長期拖延不解決了。
　　共產黨的預見是，在這場戰爭中，將有必要武裝、裝備、訓練、動員千百萬人民參加一場能夠起到一舉而割除帝國主義外瘤和階級壓迫內癌這一雙重外科手術作用的鬥爭。照他們的看法，隻有最廣泛地動員群眾，發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軍隊，才能進行這樣一場戰爭。而且這樣一場戰爭隻有在最先進的革命領導之下才能獲勝。它可以由資產階級來發動。但隻有革命的工農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規模武裝和組織起來，共產黨將盡一切可能來實現對日戰爭的決定性勝利。隻要資產階級領導抗戰，他們就同資產階級並肩前進。但是隻要資產階級發生動搖，變成“失敗主義”，或有願意屈服於日本的表現——這種傾向他們認為戰爭一開始遭受重大損失以後一定會馬上出現的——他們就準備把領導權接過來。
　　南京政權當然也充分了解共產黨的這些目標，就象中國一切有權有勢的人一樣，因此他們會尋求一切可能的妥協道路；隻要能避免在國內產生後果，他們就會向日本作進一步的讓步，至少在暫時是如此，除非條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權不僅能有力量開戰，而且在戰後仍能保持這一力量完整無損，而國內革命仍遭壓製。但是共產黨充分相信他們自己對於曆史發展的分析，認為他們為未來航程所選擇的航道是正確的，將來的事件會迫使南京為求自己的生存而戰。他們預料南京可能繼續動搖，日本可能繼續多方玩弄各種手段，視當時情況需要，軟硬兼施，一直到從外部來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與中國的民族利益之間，從內部來說是中國和日本的群眾與他們豪紳地主統治者之間的對立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實際的克製和壓迫都到了絕對不能容忍的地步，曆史的障礙終於被衝垮，帝國主義所哺育的巨災大禍，象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①一樣，終於衝了出來摧毀帝國主義，象洪水般滾滾向前，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隻有帝國主義會摧毀帝國主義，因為隻有一場帝國主義大戰——這場大戰幾乎肯定具有世界大戰的性質——才會把力量解放出來，使得亞洲的各國群眾得到他們的武裝、訓練、政治經驗、組織自由、國內警察力量的致命削弱，這都是他們為了要在較近的將來革命成功取得政權所必要的條件。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武裝起來的群眾”是否會跟隨共產黨的領導走向最後勝利也取決於許多可變的不可預料的因素——首先是國內的因素，但是也有象美、英、法、德、意等國的東方政策這樣的因素。
　　但勝利也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蘇聯是否參戰，在戰爭的各個階段中，它的無產階級政權力量投在哪一邊。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可能要決定於蘇聯（在它當前立場極度緊張和極為矛盾的時候）是否能夠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過渡到所有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過渡到世界革命，而又不致在它目前的國界之內發生自我毀滅的反革命。
　　這，我認為就是共產黨對未來局勢的看法。人們不一定會全部同意種看法，但是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列寧在二十多年以前寫過的話仍是有效的：“不論偉大的中國革命——各種各樣的‘文明的’鬣狗都在磨牙——的命運如何，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夠在亞洲恢複以前的農奴製度，也不能夠在地球的表麵上抹去亞洲和半亞洲國家人民群眾的英勇的民主政體。”
　　還有一點看來也是肯定的。中國已有成千上萬的青年為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捐軀犧牲，這種思想或者這種思想的背後動力，都是不容摧毀的。中國社會革命運動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暫時退卻，可能有一個時候看來好象奄奄一息，可能為了適應當前的需要和目標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個時期隱沒無聞，被迫轉入地下，但它不僅一定會繼續成長，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後終於會獲得勝利，原因很簡單（正如本書所證明的一樣，如果說它證明了什麽的話），產生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基本條件本身包含著這個運動必勝的有力因素。而且這種勝利一旦實現，將是極其有力的，它所釋放出來的分解代謝的能量將是無法抗拒的，必然會把目前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後野蠻暴政投入曆史的深淵。
　　但是在這裏如果讀者認為這個結論太“令人驚惶”，筆者歡迎他不妨重讀一下本章開始部分的引語，從中可能找到辯證的安慰——這是不能拒絕的——因為在預測的領域裏，主觀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躍的。
　　①英詩人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於一八一八年所著同名小說中的一個科學家，他製造了一個怪物而毀滅了自己。——譯注

　　第十三篇 旭日上的暗影
　　一 論日本的戰略
　　當一九三八年七月[《西行漫記》第一版問世後一周年]，那是共產黨神秘地預料著的中日戰事爆發以後的一周年。他們對於這次戰事預測的準確性也已經可以看出來了。他們對於這次戰事的分析，和它所包含的革命的內情的信仰，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獲得最後勝利的信心——一種在戰事發生以前被許多中立的觀察者認為離奇的見解——都已經被實際的事實所證實了麽？
　　誰是中日戰爭中的“勝利者”？
　　從遠隔重洋的眼光來觀察，這問題對於有許多人民一定仍是顯得有些值得討論的。日本在海、陸、空個方麵是否仍是明顯地比人家優越？日本有沒有三十倍於中國的機械和飛機？日本仍是一個海軍的強國，而中國現在竟毫無兵艦麽？日本在經濟上是穩固的麽？它的事業上的基礎仍是健全的麽？它戰時的資源在增加著麽？它軍民的士氣仍是很旺盛的麽？
　　日本已經破壞或攫取了約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中國新興事業。減少了中國國外貿易額的一半，侵占了五十萬方裏以上的中國領土。它的海軍現在控製著全部中國海岸。它的軍隊從長城南下已經到達了黃河，從上海西上直抵了揚子江流域的中心。他們的侵略已經遍及了十省。他們又曾經掠焚毀了一個國都，並且似乎準備要攻擊它的繼起者。
　　但這是一種奇論：這種屠殺忍受的愈長久，最後的結果愈變成可疑。日本愈深入到大陸內地，它將來的幻影也愈顯得不幸。它戰勝的次數愈多，那麽事實也愈是明顯：這一次的戰事決不能就以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的陣地戰和爭奪戰就算了事，而是二大民族拚死競爭的一個長期戰爭。在這戰爭中，各自競爭著大陸的盟主權和他們五萬萬的人口。並且在這個目光遠大的透視中，最後的決定將不單靠軍備，而是要靠亞洲戰略的二個重要因子——時間和空間。
　　要顧及日本從近位首相所謂的“中國事件”發生以來所獲得的成功或失敗，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它的目標。根本上，這是很簡單的。事實無需再用疑惑，日本是切望著想征服中國，把白種人趕走，而最後想統治整個亞洲的。不合理的麽？不可信的麽？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但是在東方住了十來年以後，在這一點上，我已經給日本軍閥所說服了。——給他們那種率直的宣言和再三的行動——證明這是他們計劃的理論。並且，他們也已經說服了我，說是實現這個小計劃的可能性的宗教信心，是日本軍閥統治著腦中在二十世紀的中心事實。
　　但是不論什麽事總是逐步進行的。在現階段的侵略聲中，軍事上的目標隻是在實際上管轄華北，內蒙古，和西北的一部分——約三倍於日本本部的麵積——這是日本希望把它們變為像滿洲偽國一般的殖民地的。同時在華中和華南方麵呢，日本或許隻要在他的卵翼之下設立幾個偽組織就夠了。
　　在經濟上，中國各處嚴重的實業競爭必須像在滿洲國一樣的加以破壞，以為一勞永逸之計。日本希望能獨占全中國的天然資源，交通和她的人工，勞力，市場。
　　在政治上，目標已經擴大了。所有實權像近衛首相說的“蔣介石政府”必須推翻，中國的人力和物力也必須複興起來以便將來在日本的領導之下和西方列強的抗衡中助成中國的征兵製度。這便是日本“亞洲門羅主義”，“中日合作”以及“鞏固遠東和平”的夢想。
　　這就完備了。在戰略上，靠著這些行動，日軍希望把從高麗越過蒙古平原一直到中央亞細亞的國防線都武裝起來。把俄國東南部的邊疆用堡壘包圍起來，這樣，便破裂了所有中俄的接壤。並且沿著富饒而直到現在還沒有設防的中國海岸，日本海軍計劃建築許多炮壘和海軍根據地以實現它在西太平洋中最後的野心。這種根據地，一經建立之後，別國想把它從那裏驅逐出去，就不能沒有重大的犧牲了。日本海軍界的激進派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從那種根據地將來可以攻擊或破壞西方各國在南太平洋中的最後壁壘——同時，他們的陸軍也可以開始攻打歐洲的門戶了。
　　但是，當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進犯華北的時候，它並不想吞噬這麽大一塊像它現在正想一次嚼盡的一樣。但是事態的敗露使它不得不背信而貪食過度，甚至或許會因嚴重的不消化症而致死。不能獲得它預期的速戰速決，它便不得不侵占比它原來的計劃更大了許多的土地。時間漸漸地從日本那裏奪去了先占土地以製勝敵人的機會，並且無可避免地，它將被牽累到空間的紛擾中去。在那裏，戰爭延長下去的時候，它將無以自拔。
　　因為空間和時間——在戰略中可以講作出奇製勝的長期 戰和擴大戰場的全麵戰——在力量的相互關係上是中國永遠占著優勢的二個因子。“速戰速決”是戰爭開始時解決一切日本陸軍問題的一個答案。
　　它需要速戰速決，第一，因為要使這次戰事不致擴大為主力戰。第二，因為要阻止中國人民從一致抗戰的團結意誌下發覺他們的力量。第三，因為日本不但需要在這次戰事中保持它一等強國的地位，並且還想從這次戰事中表現出它在經濟和政治上足夠和反對它的列強周旋而有餘。第四，因為要保持它的國外貿易，要立刻開拓它征服的土地，以及保持中國的經濟基礎使足夠抵償它在戰事中的賠款。最後，因為要阻止任何國內叛變或社會革命的發生，不得不在日本人民開始感覺到他們可怕的財政負擔的痛苦之前，帶回去一個完全勝利的結果。
　　但是在執筆寫這篇文的時候，大多數日人認為至多不過延長到六個月的戰事，現在卻已經是它的第二年了。並且結束的日期還不一定。因為它不能在空間和時間二方麵去限製這次戰事，日本對於上麵列舉的最初二點需要已經是無疑的失敗了。並且可以預言的，它在第三和第四點上也不會成功。假使它在最後一點上又失算，那麽，日本的太陽或許不會在一個新帝國的天空高升起來，卻很有可能在它曾經經驗過一次的失敗上沒落。
　　日本的根本錯誤是它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戰略不能同時並進，尤其是它的軍事戰略不能在中國及國際間和它的政治需要相調整。從一種純粹軍事的眼光來看，大多數的觀察者都同意：日本的戰略在整個上說起來是健全的，有許多地方甚至是很超越的，並且在立即實現它的目標這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它最大的錯誤是：在發展它的軍事戰略中，日本卻沒有運用一種狡猾的政治戰略，因此便破壞了它出奇製勝的立場。
　　日本的軍事專家，他們自信是十分“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的心理的，他們早就想藐視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智識的，卻不能把握政治戰略的主動地位以獲得東亞戰局的決斷力。在這一點上，他們顯示了一種幾乎使人不能相信的愚魯。從政治的立場上來看，他們像一個生手一樣的在從事著運動，不但對於目前的政治環境全不熟悉，而且根本不了解中國內部實力均衡的各種特點，以及最近二十年來的教訓。
　　結果，日本差不多失去了所有內部分裂，地域觀念，敵對和嫉妒等等的良好機會。這種機會在戰事開始時是任憑一種完美的政治戰略所支配的。它又被迫著不得不改變戰略，不時改變它的目標，增加它的困難，以及擴大它最後失敗的範圍。假使有人要為日本陸軍目前所遇到的悲劇找出一個單獨的理由，他便可以這樣說：他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南京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華南作戰的教訓，更不能在蔣氏克服蘇維埃區域的戰略中得到什麽好處。委員長曾經再三的說過：和中國紅軍的戰事，“隻能用三分軍事，卻需七分政治。”中日戰事中的政治成分正和這一樣的大；但是日本的參謀機關在計劃它的戰略的時候，幾乎不把這政治的因素看在眼裏。
　　日本政治戰略的主要錯誤根源於一種先見；這便是對於中國人民目前正在推行著的統一，士氣，愛國心，——和抗日思想——的深化和普遍性估計得太低。它在和一個不再存在的敵人作戰——和軍閥時代的中國。對於中國內部的分化裏，腐敗，叛逆，地域觀念和不抵抗等自動的成分估計得太大，它在實際上幾乎沒有采取什麽步驟來使這些阻力尖銳化，但是卻因為它的軍事行動使每件事情都促成了他們內部的緊張。由於它推測的謬誤，對於這些得到一個及時勝利所必需的希望，它已是悲慘的失敗了。
　　所以，即使在華北，它的預料也是毫無根據的。三個北方的行政長官中——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陝西省的老督軍閻錫山，或山東省意誌薄弱的首領韓複榘——一個都沒有變為傀儡。日本在這幾省中幾百萬元的賄賂都白白的犧牲了。日本原需要征服他們每一呎土地的，現在卻仍舊寸步未動。像北方這樣弱的民族精神尚且足夠驅策所有當地重要的中國領袖出來抵抗，並且用這驚人的力量來抵抗那種多數中國人都怕他們會出賣領土給人本的人。
　　在上海尤其在南京，日本在政治和經濟的戰略方麵曾造成了它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一般都承認它的進犯揚子江，尤其是進犯南京即使在侵略成功的時候，也是它在軍事上時間方麵的大錯誤。我個人的意見以為這或許會鑄成曆史上一次斷然的錯誤。它的結果和它所希望的頗相徑庭。日本希望靠著這次對於華中一個實業，經濟，和政治的中心的致命打擊能夠在表麵上“叫中國屈膝”。但是不然，它卻使他們站得更穩了。它攻擊揚子江下遊時的那種恐怖的震動，中國政府往日的經濟基礎的全部毀滅——所有這些恐怖的和極端主義的計劃，產生了在空間上擴展這次衝突的變化，因此，日本才知道在時間上去限製這次戰爭——這些事實不但沒有破壞抗戰，卻反大大的鼓起了抗戰的朝氣。
　　由於它在上海和南京的種種暴行，日本完成了幾件它所應該竭力避免的事。它給予當時中國政府裏的官僚們以一種經濟上的破壞。那些官僚們在客觀上都是反對戰爭的——上海的“買辦階級”，銀行家，實業家，大地主的家族，和麕集在上海外國租界裏的富商們，他們經濟的興旺大抵都依靠和各帝國主義間的妥協。它竟死命地暗損了他們在南京有力的政治活動，這種活動常是在讚成和日本“合作”的一方麵的，並且這種活動仍是繼續地存在，直到戰事發生時為止，始終想把華南和華北的往來繼續維持一個相當時期。
　　排斥了這些人以後，中國政權的基礎便開始迅速地轉移到青年人和激進的愛國分子身上——這些認識是誓死反對和解的。並且他們是把這一次戰事看作爭取獨立的一個長期奮鬥的開始的。因此，日本便破壞了曾失去每件事的人的權利，而把它轉讓於相信能戰勝別一民族——甚至全世界——的人的身上。
　　所有日軍認為足以促成中國內部分化和阻礙一致抗戰的地方封建勢力，都給他在華中的暴行所大大的破壞了。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方麵，它又摧毀了他們所夢想著的世界的最後憧憬，在這世界裏他們曾夢想過和日本共存的可能性。在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方麵，它又打破了他們和解的幻想。最嚴重的，它更分散了南京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這種統治著全國的力量，使日本達到了它的軍事目標以後，實行它和解的條件所絕不可少的。
　　即使在頑強的西南，在那裏白崇禧和李宗仁等幾個軍事領袖一向脫離中央政府，單獨地統治著廣西一省的，日本的希望仍是顯得很渺茫。它的陰謀和賄賂已被證實為無用。拒絕了日本的慨助，趁這國難時期來作爭權奪勢的勾當，李，白二人不但沒有在戰事爆發的時候派軍衝入北方，相反地他們卻變成了中國抗戰中的一層堅強壁壘，單獨派一百萬軍隊參加戰事。
　　當五月裏，日本的海軍攻入廈門，而在華南一帶開始它聲東擊西的戰略的時候，華北徐州的會戰在軍事上是日本一個有價值的幫助，但是在政治上這是許多謬誤中重要的一次。它很快的結束了華北、華中與華南在政治關係上的間隙；它正和揚子江的襲擊破壞了和南京動搖分子妥協的戰略一樣，徹底地消滅了華南一種分立運動的可能性。
　　但是最使日本失望的是它期望著的中國共黨和國民黨間的衝突卻沒有實現。蔣委員長自從和共黨訂立了統一戰線的和議以後，他不但誠意地依附著這次合約，並且把從前的紅軍派到北戰場戰事最嚴重的地方。自從紅軍以動人的迅速姿態在山西省出現以後，他們的武力已經證明為遠出於日軍的意料，並且很早便開始影響到中國抗戰的特質和主動性。——一種愈到將來愈會涉及更多的事。
　　因此，山本被迫著不得不獨自去戰勝他們。不能使中國人自己打自己，他們被迫著利用這些政治的誘惑，一般人稱為傀儡政府的，這些除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是衰弱者而外，不過是些人類的渣滓——搜羅些中國人民早就撇棄了的殘羹。因為它在強占的地方所施的無限恐怖，因為它在中國平民身上所施的奸淫、劫掠和殺戮，尤其是普及於全國的轟炸，日本的軍人促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並且在有些情形之下，避免了一向使國家分離的階級觀念。在不多幾個月之內，它把中國人民鼓動到政治和軍事的團結中去。這種團結在和平的進程上，即使再隔十年二十年也是不能獲得的。——的確，這種團結，如果日本隻在北方一隅作戰，而不把它的戰略擴展到全國的話，那麽即使在戰事中也是不能獲得的。
　　由於這些政治上嚴重錯誤的結果，日本目前在軍事上的實際地位較諸在地圖上所顯示的要差得多。實際上，他們顯然沒有控製著征服的土地和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十分之一。他們目前在戰事中所獲得的，無非是些劫掠得來的贓物，天津、青島和上海等地海關的管理權，少數都市居民身上的征稅權，以及使日貨免稅運到中國來的特權。
　　當然日本的誤斷，一些都沒有關於中國的民族意識和農民的戰鬥力的。而這些農民在每一處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兵士。把他們從幾百年的睡夢中驚醒以後，給予相當政治上的指導，把他們武裝，訓練和組織了起來以後，他們便可成為一架死命戰鬥的機器，遠在廣一先生的預料以外。後者曾經期望和山西、陝西尤其是華中的農民發生遊擊戰。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看透目前正在北方各省和內蒙古一帶開展著的不正規戰。尤其是他們不能預料中國共黨在戰場二翼進占的速度和力量，以及他們在日軍後方各地發動民眾的活動。
　　多數日本的軍閥不明了在中國共黨的眼裏，日本征服全中國的迷夢是無足恐懼的。相反地，它會掀起全個亞洲大眾革命的巨浪。報上的標題雖然繼續登載著徐州會戰的消息，占領像徐州那樣的大城市；但是戰事在無限的內地發展著。在這樣廣大的戰場上，在中國的河流，山脈，平原和山穀之間，日本不單會遇到正規的大軍，並且會遇到一個由全民族幾百萬男女老幼組成的大敵。這些人都預備在這次革命的戰役中為著家鄉，為著自由，為著他們自己的將來而長期抗戰下去的。
　　並且就是為了這種人民運動和抗戰的精神在中國農村中所起的紛擾，我們應該及時轉移我們的視線，以便了解未來的發展。
　　二、紅軍的迎擊 三、遊擊戰爭的展開 四、不可征服的中國 五、日本財政上的危機 六、中國戰略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