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權力對資本的依賴是當代中國穩定和發展的一個基本要件。

冼岩專稿／7月24日驟發的吉林通鋼事件，在震驚中外的同時，也再次促使公眾關注當下中國勞動階層的困境：在很多情況下，除訴諸原始暴力外，他們已沒有表達和維護自我權益的手段。


改革30年，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勞動階層（工人和農民）尤其是工人地位的大幅下降。由原來名義上的“領導階級”，一變而為“被剝削、被壓迫”的對象。雖然官方意識形態的言說無論如何也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但在人們內心，應該已默認這一事實。2007年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披露：近些年企業利潤大幅增長的原因，除競爭力提升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特別是“企業成本的超常壓縮”。數據顯示，從1990年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而同期營業餘額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可以說，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


關於勞動者現狀的結論已經明白無誤，但原因呢？實際上，“被剝削、被壓迫”一詞，已道盡當下勞動階層困境之奧妙：他們之所以地位下降、處境惡劣卻無可奈何，是因為在遭受資本剝削的同時，還遭到權力的壓迫。惟一有力量製衡資本的權力，選擇了站在資本一方而不是勞動者一方。政府的主要努力方向，不是幫助弱勢勞動者限製相對強勢的資本，而是采用包括壓製勞動在內的方式扶植資本。對自由罷工與獨立工會的嚴厲控製，實際上取消了勞動者的談判能力。


當年政府取消罷工權利的理由，在今天看來卻頗具黑色幽默：罷工是解放前工人向資本家爭取利益的手段，現在工人已成了國家主人，不應該再自己罷自己的工——問題是，現在資本家又回來了，而罷工依然是禁區。勞動者連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資本的權益卻極大伸張。按照中國環境綠皮書《中國環境的危機與轉機（2008）》的說法：“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了10多年的中國，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密切程度甚至超過了原來政企合一、政企不分的計劃經濟時期，出現了政經一體化的傾向。”這就是當下中國勞動者處境惡化的根本原因。


權力站在資本一邊，這雖然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說教，卻契合了某種現實主義邏輯，契合了權力的基本利益立場。如果將政治權力視作一個整體，它的最大利益是本身的持續與擴張，核心是政權穩定。而穩定的維持，有賴於一定的經濟表現。無論古今中外，如果經濟績效不佳，沒有一個政權能夠長期維持穩定。這樣一種剛性約束，既是80年前美國不得不實施“羅斯福新政”、30年前中國不得不啟動“改革開放”的原因，也是今天的美國經濟不得不大規模國有化，而朝鮮卻處境岌岌可危的原因。


在市場競爭條件下，資本是一種整合性力量，它是能夠整合其他生產要素的要素，是能否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近10多年來，中國經濟在一片“崩潰”預言聲中能夠做到超常規高速發展，與全國各地從上到下經久不息的“招商引資”熱潮密不可分。正因為權力的核心利益是政權穩定，而穩定依賴於經濟增長，增長又依賴於資本，所以，權力扶植資本、與資本“結盟”就是一種必然。


如果將政治權力分解為一個個手執權力的官員，那麽不難發現，在市場條件下，惟有與資本接近，才最有利於官員個人利益最大化，不管是政治利益（政績），還是經濟利益。吉林通鋼事件背後可能隱藏的權錢聯手侵吞國有資產的情節，乃至幾進幾出，肆無忌憚，就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


在這種權錢聯手下，勞動者的處境可想而知——官商雙方要攫取超額利潤，最簡捷方式不是創造利益增量，而是盡可能壓縮勞動者一方的存量分配。人們看到，有意傾向勞動者的《勞動合同法》，出台前曆盡艱辛，出台後備受指責。但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是，這些指責很多都是能夠成立的：確實，《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提高了企業經營成本，可以說是此輪經濟衰退的“禍首”之一，它甚至損及了政權穩定，反過來又影響勞動者本身的收入和生活狀況。由此可見，在市場經濟的這一階段，權力對資本的依賴是真實而有力的，這甚至構成了當代中國穩定和發展的一個基本要件。


這種依賴關係，似乎也不因政治製度的根本不同而有所改變。人們看到，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民主政治既是“變形走樣”的，往往也是不公正的，政治權力最終趨向於資本利益。原因很簡單，當這些國家的權力靠近資本時，社會就穩定；當政治權力靠近勞動階層，表現為所謂民粹主義時，社會就動蕩。這種動蕩既來源於精英群體（即資源掌控者）的有力反抗，更來自於經濟衰退——市場經濟的邏輯，迫使權力不得不親資本、遠勞動，除非政府擁有某種特殊資源的支撐，例如委內瑞拉的石油。同時，由於按票數決勝負的民主製有利於占人口多數的勞動階層，權力和資本“不得不”聯手扭曲民主。這就是西方民主製度在幾乎所有後發展國家必然淮橘成枳的根由。


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走出這種怪圈，政府之所以能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維持某種均衡，根本原因不在政治，而在經濟。簡單說，在經濟發展的這一階段，市場的邏輯變了，擺脫了對於資本的高度依賴，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不再主要是資本，而更多是人力資源。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很複雜，簡而言之主要有三點：一，現代金融體係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提高了資金配置效率，資本不再稀缺，不再是製約經濟增長的重要瓶頸。二，服務業比重上升，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產業成份。


據世界銀行統計：2003年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在GDP的比重，美國為2％、23％和75％，日本為1％、31％和68％，德國為1％、30％和69％，而中國為15％、53％和32％。迄今為止，美國已有四分之三的勞動力從事服務業。顯然，在服務業中，資本的重要性下降，人力資源的重要性上升至首位。三，長期的財富積累（包括長達百年的全球擴張與掠奪），適時的再分配製度改革（所得稅、遺產稅、社會福利製度），形成了龐大中產階級，使社會結構向中間收攏。


沒有上述三點，就沒有市場邏輯的根本變化，政治權力也不能擺脫對資本的依賴，從而做到某種價值中立與利益均衡。在此三點實現之前，具體說在二戰以前，西方社會也存在高度不公，盡管它披著民主的外衣。以美國為例，當時百來個經濟巨頭控製了美國的經濟命脈，他們奉行所謂“隻要我能發財，讓公眾利益見鬼去吧”的經營哲學；亨利8226;亞當斯在其小說《民主》中借主人公雅可比的口表示：“我已經活了75歲，這一輩子都生活在腐敗中。我走過很多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更腐敗。”


因此，當代中國勞動者的困境，表麵看是權力親近資本使然，深層原因卻在現階段市場經濟的邏輯。在經濟本身的變化足以導致市場邏輯發生變化以前，這種狀況難以根本改變。不管是思想界右翼鍾情的政治民主化，還是左翼固守的經濟國有化，都不是解決問題的對症藥方。


國有製經濟之所以在今日中國得到延續和壯大，其存在理由不是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而是與權力親近資本相似的兩個原因：從權力整體看，它需要通過保持對經濟的控製力以保證社會的可控性，從而保障穩定；從各級掌權者個人看，國有企業通過壟斷和其他政策、製度優惠所集中的龐大資源，是政治權力兌現經濟利益的最方便門徑。數以萬億的國企利潤，既不上繳國家，又不分給國民，完全由國企的掌權者自由支配，這其間隱匿了多少貓膩？近些年國企腐敗案頻頻被曝光，而國企領導人的職務犯罪卻總是被“從輕發落”，似乎印證了這一黑洞的巨大與頑強。


要真正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從根本而言仍然隻有從上述三個途徑入手：1，完善現代金融體係，使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能夠獲得貸款，而不需憑關係、靠領導批條；規範資本市場，使它能夠真正起到配置資金的作用，而不是淪為國企圈錢、莊家分食的工具。2，大力發展服務業。3，提高個稅起征點，將大部分中產階級摒除在納稅線之外；開征遺產稅、贈與稅；擴大和完善社會保障機製......

這些動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見影。這是一項巨大的社會工程，也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它需要腳踏實地地積累寸進，而不能指靠“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革命浪漫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