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黃金年代的陰影 兩次淞滬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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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2005/15:16 華夏經緯網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蔣介石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講演。“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地講，“就是要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通過一種類似複古的意識形態教育，蔣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統一國民思想。曾經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蔣介石
4天後甚至再次在南昌進行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做了極為詳盡的說明，所有言論被編成《言論集》廣為印發。
1933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廢兩改元令》，規定從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國民政府新鑄造的銀幣，從而徹底廢除從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亂不堪的銀兩。然而世界似乎並不願給新的民國政府以支持。當時全球爆發的經濟危機迫使美英放棄金本位製，立法限製白銀出口，使並非產銀國的中國金融和經濟受到嚴重打擊。為此國民政府再次痛下決心，廢除銀本位製，於1935年開始發行法幣。從此中國經濟不再隨世界市場銀價的變動而波動，中國的經濟水平迅速恢複。
日本人在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曾說，“中國如無1935年之法幣政策，則無1937年之抗戰”。無論如何，經濟的回升讓蔣介石有能力在軍事上通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建立國防軍事力量和工業力量，並打造裝備德式武器，實行德式訓練的中央軍。而他們正是在淞滬抗戰中與日軍作戰的主力部隊。
餘子道曆數了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各方麵建設，從經濟到文化，從社會到意識形態，顯示出一個試圖發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負和作為。“所有這一切客觀上的機遇和主觀上的努力，導致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在各方麵全麵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與繁榮。”
國內政治:統一和割據的對抗
蔣介石當時利用對紅軍的圍剿，看到了一個統一全國的曆史契機。武力和地盤就是生存的資本，這是中國近代戰亂的根源之一。自從袁世凱倒台、南京國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以來，中國軍閥割據的實質卻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國民政府的軍令政令依然無法在許多軍閥擁有實際兵權的省份傳達和執行。在軍閥混戰、北伐統一的20年代過後，川、桂、滇係的軍閥們對於蔣介石的警惕甚至超過了對日本人的擔心。對於提倡“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除了紅軍，各地軍閥割據勢力是他渴望解決的問題。
“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用兵還好。”紅軍長征給了他一個統一西南的機會。當1935年1月紅軍進占遵義後，在第五次圍剿中為國軍立下汗馬功勞的薛嶽率領10萬中央軍繼續追擊紅軍，名正言順開入了貴州，順利地讓中央政府結束了王家烈在貴州的軍閥統治。
然而對於全國各地的軍閥勢力來說，蔣介石的作為可以說是路人皆知。就在貴州的鄰省，為著時刻防範南京國民政府“吞並”自己，廣西省政府領導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種更加開明的姿態和進取精神，推行“新廣西”的發展。作為蔣介石老對手，蔣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關。但1928年蔣介石統一全國後，李宗仁和白崇禧隻能退出中原，紮根家鄉廣西。李、白二人以鄉土為根據地，在全國廣招人才，通過實行民團製度，實行軍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製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稱為“模範省”的廣西，“到處都可以聽到喊口令，看到軍事操演，進入廣西就像進入一座大兵營”。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中國舉國動員抗戰，廣西在短短一個月左右時間便動員編成四個軍，共40個團，成為當時最迅速調動部隊奔赴前線作戰的省份。桂軍五個師後來參加“八一三”淞滬浴血抗戰，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廣西，功不可沒。然而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眼裏，如果不能結束軍閥的割據，中國實在沒有辦法抵抗外侮。
對日外交:以“理智道義” 壓製“反日情緒”
對於南京國民政府來說，外交關係的發展無疑是“黃金年代”的重要一筆。除了進入國聯，1934年底蔣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的文章，要求日本“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唾棄政治控製的企圖而以道德感情與中國相結合”，從而徹底改善中日關係。日本外相在不久後作出了回應:“帝國政府對於東亞各國，決以和睦親善視為極其重要……”“在我任職期間，戰爭一事斷無發生之理”。
對於日方的回應，蔣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對於廣田弘毅演說，“吾人認為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有深切之諒解”。對於中國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緒和熱潮，蔣介石解釋說，“中國人民因疊受刺激，發生一部分反日運動，政府曾不斷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為，以示信誼。”
國民政府仍然大踏步邁向消除異己勢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兩國同時宣布，將多年未能升格的兩國使館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對記者表示，他於1932年9月來到中國，“當時中日關係相當險惡，到了今日，已掃除了那些險惡的空氣”。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當局發出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否則“定予嚴懲”。
對於國民政府壓製飽受日軍蹂躪多年的中國國民的反日情緒，《大公報》甚至發表長篇社評《讀十日國府令》聲援，聲稱“中國人尚愧無所謂維持和平之資格”。對於國民政府壓製中國人反日情緒，不惜表示，“中國今日，一切外來或內在之痛苦，本皆為吾族本身過去之積因……我自不振，於人何由？”將日本侵華造成中國人反日的情緒根源，反而歸結於中國之落後，仿佛替日本人證明，因落後而挨打實乃是天經地義。“中國國民今後報國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報》在社論中強調，對於與日方交往的態度，必須“實行孔子言忠心、行篤敬之義”。
化敵為友的幻滅
然而對於南京政府壓製民眾反日情緒的“忠心”和“篤敬”，日本的作為卻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載的《閑話皇帝》一文，經轉載後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並由日本人在虹口遊行滋事。國民政府為平息日方，不惜撤換上海公安局長，暫時取消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上海分會，並對《新生》雜誌創辦人、東北愛國者杜重遠提起公訴。
日本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雙重壓力更加激發了被壓製的抗日情緒。日本評論家室伏高信認為:“對日不敬記事，不獨中國一國，若以些微瑣事一一壓迫中國，則中日關係之調整永無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對中國的壓迫遠不止“些微瑣事”。
1935年中，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孫永勤事件和自行製造的兩名遇刺案為借口，逼迫國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員，遷移省政府到保定，並嚴厲要求國民政府從華北撤走中央軍和各級黨部，為此不惜以武力威脅。國民政府華北最高軍政長官何應欽向蔣介石匯報，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會引起意外嚴重之勢態”。南京國民政府最終完全讓步，自放棄東三省後，再次在華北放棄主權。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饒，對於日本提出、國民政府已經讓步的條件，多次逼迫何應欽接受並簽署日本提交的書麵協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脅和國民政府的軟弱之下，一種類似市井流氓行為出現在國民政府和他試圖化敵為友的鄰國政府之間。何應欽一紙無奈敷衍的紙條，被日本宣傳為《何梅協定》，以證明日本對於華北的權力。在國民政府所謂“黃金年代”的頂點，國內外的危機早已孕育呈現。此時距離全麵抗戰僅有一年多的時間。
三聯生活周刊 主筆◎蔡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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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2005/15:16 華夏經緯網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蔣介石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講演。“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地講，“就是要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通過一種類似複古的意識形態教育，蔣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統一國民思想。曾經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蔣介石
4天後甚至再次在南昌進行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做了極為詳盡的說明，所有言論被編成《言論集》廣為印發。
1933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廢兩改元令》，規定從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國民政府新鑄造的銀幣，從而徹底廢除從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亂不堪的銀兩。然而世界似乎並不願給新的民國政府以支持。當時全球爆發的經濟危機迫使美英放棄金本位製，立法限製白銀出口，使並非產銀國的中國金融和經濟受到嚴重打擊。為此國民政府再次痛下決心，廢除銀本位製，於1935年開始發行法幣。從此中國經濟不再隨世界市場銀價的變動而波動，中國的經濟水平迅速恢複。
日本人在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曾說，“中國如無1935年之法幣政策，則無1937年之抗戰”。無論如何，經濟的回升讓蔣介石有能力在軍事上通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建立國防軍事力量和工業力量，並打造裝備德式武器，實行德式訓練的中央軍。而他們正是在淞滬抗戰中與日軍作戰的主力部隊。
餘子道曆數了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各方麵建設，從經濟到文化，從社會到意識形態，顯示出一個試圖發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負和作為。“所有這一切客觀上的機遇和主觀上的努力，導致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在各方麵全麵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與繁榮。”
國內政治:統一和割據的對抗
蔣介石當時利用對紅軍的圍剿，看到了一個統一全國的曆史契機。武力和地盤就是生存的資本，這是中國近代戰亂的根源之一。自從袁世凱倒台、南京國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以來，中國軍閥割據的實質卻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國民政府的軍令政令依然無法在許多軍閥擁有實際兵權的省份傳達和執行。在軍閥混戰、北伐統一的20年代過後，川、桂、滇係的軍閥們對於蔣介石的警惕甚至超過了對日本人的擔心。對於提倡“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除了紅軍，各地軍閥割據勢力是他渴望解決的問題。
“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用兵還好。”紅軍長征給了他一個統一西南的機會。當1935年1月紅軍進占遵義後，在第五次圍剿中為國軍立下汗馬功勞的薛嶽率領10萬中央軍繼續追擊紅軍，名正言順開入了貴州，順利地讓中央政府結束了王家烈在貴州的軍閥統治。
然而對於全國各地的軍閥勢力來說，蔣介石的作為可以說是路人皆知。就在貴州的鄰省，為著時刻防範南京國民政府“吞並”自己，廣西省政府領導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種更加開明的姿態和進取精神，推行“新廣西”的發展。作為蔣介石老對手，蔣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關。但1928年蔣介石統一全國後，李宗仁和白崇禧隻能退出中原，紮根家鄉廣西。李、白二人以鄉土為根據地，在全國廣招人才，通過實行民團製度，實行軍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製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稱為“模範省”的廣西，“到處都可以聽到喊口令，看到軍事操演，進入廣西就像進入一座大兵營”。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中國舉國動員抗戰，廣西在短短一個月左右時間便動員編成四個軍，共40個團，成為當時最迅速調動部隊奔赴前線作戰的省份。桂軍五個師後來參加“八一三”淞滬浴血抗戰，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廣西，功不可沒。然而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眼裏，如果不能結束軍閥的割據，中國實在沒有辦法抵抗外侮。
對日外交:以“理智道義” 壓製“反日情緒”
對於南京國民政府來說，外交關係的發展無疑是“黃金年代”的重要一筆。除了進入國聯，1934年底蔣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的文章，要求日本“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唾棄政治控製的企圖而以道德感情與中國相結合”，從而徹底改善中日關係。日本外相在不久後作出了回應:“帝國政府對於東亞各國，決以和睦親善視為極其重要……”“在我任職期間，戰爭一事斷無發生之理”。
對於日方的回應，蔣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對於廣田弘毅演說，“吾人認為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有深切之諒解”。對於中國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緒和熱潮，蔣介石解釋說，“中國人民因疊受刺激，發生一部分反日運動，政府曾不斷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製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為，以示信誼。”
國民政府仍然大踏步邁向消除異己勢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兩國同時宣布，將多年未能升格的兩國使館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對記者表示，他於1932年9月來到中國，“當時中日關係相當險惡，到了今日，已掃除了那些險惡的空氣”。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當局發出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否則“定予嚴懲”。
對於國民政府壓製飽受日軍蹂躪多年的中國國民的反日情緒，《大公報》甚至發表長篇社評《讀十日國府令》聲援，聲稱“中國人尚愧無所謂維持和平之資格”。對於國民政府壓製中國人反日情緒，不惜表示，“中國今日，一切外來或內在之痛苦，本皆為吾族本身過去之積因……我自不振，於人何由？”將日本侵華造成中國人反日的情緒根源，反而歸結於中國之落後，仿佛替日本人證明，因落後而挨打實乃是天經地義。“中國國民今後報國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報》在社論中強調，對於與日方交往的態度，必須“實行孔子言忠心、行篤敬之義”。
化敵為友的幻滅
然而對於南京政府壓製民眾反日情緒的“忠心”和“篤敬”，日本的作為卻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載的《閑話皇帝》一文，經轉載後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並由日本人在虹口遊行滋事。國民政府為平息日方，不惜撤換上海公安局長，暫時取消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上海分會，並對《新生》雜誌創辦人、東北愛國者杜重遠提起公訴。
日本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雙重壓力更加激發了被壓製的抗日情緒。日本評論家室伏高信認為:“對日不敬記事，不獨中國一國，若以些微瑣事一一壓迫中國，則中日關係之調整永無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對中國的壓迫遠不止“些微瑣事”。
1935年中，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孫永勤事件和自行製造的兩名遇刺案為借口，逼迫國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員，遷移省政府到保定，並嚴厲要求國民政府從華北撤走中央軍和各級黨部，為此不惜以武力威脅。國民政府華北最高軍政長官何應欽向蔣介石匯報，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會引起意外嚴重之勢態”。南京國民政府最終完全讓步，自放棄東三省後，再次在華北放棄主權。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饒，對於日本提出、國民政府已經讓步的條件，多次逼迫何應欽接受並簽署日本提交的書麵協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脅和國民政府的軟弱之下，一種類似市井流氓行為出現在國民政府和他試圖化敵為友的鄰國政府之間。何應欽一紙無奈敷衍的紙條，被日本宣傳為《何梅協定》，以證明日本對於華北的權力。在國民政府所謂“黃金年代”的頂點，國內外的危機早已孕育呈現。此時距離全麵抗戰僅有一年多的時間。
三聯生活周刊 主筆◎蔡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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