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中國模式一 “後民主”時代的來臨，全球需要新政治製度

I 西方的競爭性民主不再具有說服力



1992年美國的社會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觀點，認為西方的多黨製和競爭性民主政體在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得到擴散。第三波民主浪潮擴散的區域涵蓋了亞洲的諸多威權政體，包括台灣、韓國、印尼和泰國等都走向民主政體，而在轉軌的東歐、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權威性的政治統治也遭到削弱，而西方的競爭民主政體也開始在這些區域站穩腳跟。美籍日裔的政治學家福山於是提出了“資本主義和多黨民主政製成為全球唯一的模式”，由於蘇聯模式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麵不再存在，因此這種唯一正確的模式是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而試圖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別無他途，隻有采取這樣的模式才有希望，在此基礎上，福山提出了“曆史終結”的觀點。


曆史腳步很快就要跨越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站在新曆史的角度來觀看世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周邊的國家在民主浪潮中出現了“支離破碎”的混亂現象，沒有人擊敗了西方的競爭民主政體，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人敢於質疑西方的競爭性民主政體，這一次是西方民主製度擊敗了自己，是西方民主移植到亞洲社會後帶來的社會實踐擊敗了西方經典的民主理論。民主拜物教主義者運用西方多黨的競爭性民主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神話和假象，任何敢於質疑和批評西方競爭民主體製的觀點，甚至是任何學術探討都會被扣上“反民主”和“為獨裁專製辯護”這兩頂沉重的帽子，於是民主體製喪失了從體製內部更新和演進的任何可能性。

然而社會實踐從來不屈從於教條，社會的豐富多彩從來不屈服於僵化的意識形態，西方世界在民主拜物教的僵化思維下失去了社會改進和更新的動力，而東方的“實踐出真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卻開始閃爍出理性的魅力。因為一種社會理論是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必須得到實踐的認可。脫離實踐的所謂適合萬國萬邦的“普世價值”，說穿了不過就是一種新的人造宗教而已。

讓我們隨著西方的經典民主教條來看看亞洲的實踐吧：韓國數十萬民眾因為進口美國的牛肉日夜抗議韓國總統，要求其下台；蒙古國在全國議會選舉前夕不斷發生全國性的騷亂和動蕩，警察被迫開槍來製止動亂，全國局勢處於動蕩之中；伊朗在競爭性民主選舉後，由於反對黨拒絕認輸，於是借助西方的力量進行持續不斷的抗議，大選後半年社會依然處於極度的動蕩和衝突中，支持政府和反政府的力量不斷進行惡性對抗，社會氣氛暴力而又血腥，百業蕭條；由於國內政治的腐敗，菲律賓在大選前夕國內政治氣氛高度緊張，散亂成幾十種不同政治力量的政黨和政治派別阻撓了任何合作和協調的可能，高度緊張的社會衝突，日益失控的政治局麵，以及糟糕的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成為菲律賓現代化的根本障礙；被西方世界熱捧的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卻飽受競爭性民主之苦，多黨的民主不僅加速了“購買選票、出售選票”的腐敗現象，同時民主體製釋放了複雜的民族、宗教和社會團體的惡性衝突。上述亞洲國家和地區，盲目複製了西方的競爭性民主政體，帶來的往往卻是社會動蕩的顯性化，各個社會群體在民主選舉前後甚至進行惡性的仇殺，社會暴力事件隨著競爭性的政治製度反而大大加劇了。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強製帶來的民主更成為一個巨大的國際笑話，在美軍的軍靴和刺刀下強製實施的民主卻讓美軍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伊拉克和阿富汗雙雙淪為亞洲的巴爾幹地區，中央政府的執政權威僅僅限於首都和首都方圓數十公裏的區域，而其它領域的政治權力卻被地方軍閥、毒梟、遊擊隊、山大王和恐怖分子分割，民主帶來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在哪裏呢？

素以和平和文明而著稱的佛教王國泰國在1990年代民主化後，社會穩定和凝聚力完全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的分裂和撕裂，民主化造就了兩大根本的社會團體，而雙方處在完全無法調和的惡性衝突狀態。一方以貧民為主，要求通過民主來剝奪精英的權力，實現真正的農民黨接管國家政權；另一方卻指責對方在搞民粹主義，要求縮限農民和社會低階層的選舉權，甚至要求數名農民才能擁有一張選票。孤立的看，似乎雙方的論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雙方相持的立場來看，卻是亞洲社會獨有的和諧和團結完全被擊碎，示威雙方無法和解，於是開始占據飛機場、議會大廈甚至是包圍東盟亞細安的峰會場所，乃至暴力占據國家各個部門，都是家常便飯。 泰國的民主化無疑對亞洲社會提出了最嚴重的警示，在一個以和諧和穩定為基礎導向的社會，一旦不加分別的完全複製引進西方的競爭民主模式——盡管引進的“產品”在產地運行得還可以，但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社會製度下，“善”花可能結出“惡”果，甚至會結出一個意想不到的碩大“惡”果。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社會的分裂一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麽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都可能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很多亞洲社會都是從一個美好的“民主夢”出發，但是最後得到的卻是一個可怕的夢魘。

以上的例子還可以列舉很多，但是民主拜物教主義者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無視任何社會現實和任何社會實踐，把民主推崇為一種毋庸置疑的、不許批評的宗教，當這種宗教與現實嚴重脫節的時候，他們往往視而不見，於是乎將民主上升成為一種迷信和意識形態，這種反常的非理性的行為其實損害了科學的精神和對客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的探索，反而造成了一種社會凝固的現象。任何具有反思精神的社會公共知識分子都會認真思索西方民主在世界各地完全“走樣”和給其他非西方國家帶來的巨大惡果。因此，當前的世界其實出現了一種第四波的現象，那就是西方的競爭性民主浪潮開始劇烈退潮，人們開始反思民主的拜物教現象，開始對新模式的思考和探索。而這一波浪潮中，最具有深遠意義的是兩個新的發展趨勢：第一是西方世界內部開始出現置疑西方競爭性民主的聲音，二是中國崛起可能為世界帶來嶄新的模式效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正在建構一種全新的民主模式。

II 西方民主體製下的數量型求和


從西方曆史上民主的“源起”來看，競爭性民主政體產生於西方的社會階級的博弈和鬥爭之中。同我們今天觀察到的完全相反，近現代曆史中，西方資產階級和貴族階層從一開始是堅決反對民主的，其根源在於企業主和資產階級擔心大眾取得選票後，會通過選票的形式來取消私人產權製度和生產資料的資本私人占有的製度。由於在工業化初期，勞工階層日益集中地生活在城市中心，組織力量越來越強，最關鍵的是，勞動階層的數量上總是遠遠超過資產階級和貴族，如果任由大眾取得民主權力將是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根本威脅。因此理論上說，大眾取得選舉權，存在著社會主義和平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在資產階級和貴族的眼中，大眾(demo)永遠是一種可怕和狂暴的力量，它代表的是低素質的群集和烏合之眾，代表的是一種數量上的簡單多數疊加和質量上的低下，因此在19世紀中後期，我們看到的是勞工階層在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指導下積極追求民主，而資產階級從集團利益和天然的恐懼出發，堅決反對大眾的民主權力。

隨著資本主義內部社會矛盾的加劇以及社會“平權化”的發展成為大勢所趨，資本利益集團開始接受了大眾民主的觀念，並且逐漸給予了普通民眾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一個漫長而又血腥的過程，勞工追求民主的權力一次次被鎮壓，同時資產階級開始讓步並進行社會改良，一直到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承認民主體製為止。從根源上來說，資本利益集團和社會精英是反對“民主”的，而主張“自由”，因為“自由”代表的是資本積累和投資的自由以及社會精英的所謂“思想自由”，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符合有產者根本利益的。而“民主”代表的則是大眾的組織力量和對資本家和社會利益集團自由的威脅和限製，因此從根源上來說，“民主”和“自由”是完全對立的兩個概念。那麽後來為什麽資本主義國家又承認了民主，並將“民主”和“自由”這兩個對立的概念糅合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概念，取得了道德上的無限優勢，在全世界推廣所謂西方的“民主自由”呢？為什麽資本主義所懼怕的“大眾民主”反而成為西方國家教訓非西方社會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利器呢？

最根本的秘密在於西方資產階級看到了“民主”的好處，通過對數量民意和簡單多數的操縱，資本集團可以更加巧妙地誘使大眾認同資本主義製度；通過對數量民意的精密操弄，資本主義製度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穩定資本主義製度的效果。

從民主的拉丁文來源來看，民主的原意是人民的統治和人民參加國家管理的意思。其實人民從來沒有統治過國家，人民從來沒有真正實施過對國家權力的支配和管理。當然，除了古希臘的城邦時代以外，在那個時代，在小規模的麵對麵的社會，人民可以真正參與對城邦事務的討論和公共決定（即使在古希臘，占人口多數的奴隸是排除在民主製度之外的）。進入現代民族國家之後，由於國家的規模遠遠超過古希臘的城邦，不要說人民的治理完全不可能，就是人民完全地參與一個問題的討論和公共決定都是難以想象的。在現代社會，無論在任何政體下，人民都沒有統治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統治國家的永遠是一小批職業官僚集團，管理國家的永遠是從中央或是聯邦到地方的各個專業官僚集體。在西方的競爭性民主製度中，人們取得的僅僅是“劃鉤劃叉”和在精英集團設定的框架下有限而又被動地表達意見的權力，說得更直白一點，人們取得的隻是喝彩的權力，或是作選擇題的權力，有時候人民需要做單選，有時候需要作多選，有時候可以做不定項選擇，但是議程的設置和題目的設計確是牢牢掌握在精英集團的手中，人民獲得的僅僅是被動的表達權和被媒體誘導的選擇權而已。

而通過四年一度的選舉，產生了人民獲得“統治”國家權利的假象，而事實上，形式上的民主形式掩蓋的是資本精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對國家的共同控製和治理。選舉一旦過後，大多數人民再次回到生活中去，政治在瞬間的激情燃燒後就複歸為生活的操勞、享樂、購物、酒吧的閑談、足球和生活消費中去。每四年的一個“時間點”，人民取得了作選擇題的權力，而選擇的對象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受到資本財團和利益集團的巨大影響，無論是兩黨、三黨還是多黨都掩蓋不了資產階級利用民主製造假象的高明手段。於是資本階級不再懼怕民主，而是變得激情擁抱民主，因為民主履行了為資產階級合法化統治國家的權力，賦予了人民治理國家的假象，大幅度降低了社會的階級衝突和對現存製度合法性的質疑，因此民主製度最後成為資本主義製度合法化的根基，這是資產階級和社會既得利益集團所始料未及的。

這其間的關鍵在於，社會精英集團發覺了人民和民意是可以被計算、精算和精密操縱的，人民的政治熱情是有限的，在滿足了形式上的投票權後大多數民眾都會恢複到日常生活的平靜中去，而少數對政治超級感興趣的民眾則可以被吸納到政黨政治的事務中去，因此民主對於資產階級來說，不但不再是一個可怕的製度模式，反而成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根本，這的確是曆史的悖論。

這一點倒是恩格斯看得非常清楚，他認為通過議會的和平鬥爭和選舉權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取代資本主義的，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資本會操縱政治選舉的進程，會通過各種手段塑造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製度環境，因此形式上的民主反而可能消解資本主義內部的反抗和對社會製度的批判。這裏也解釋了為什麽如此眾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從開始給予民眾的選舉權到今天，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無數選舉，但是共產黨或是社會主義政黨從來沒有可能選舉執政。即使是西歐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執政，也隻能是在可能的條件下進行社會改良，建立現代福利國家和福利社會，緩和國內矛盾，但是這一切都是在不損害甚至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基本製度的前提下完成的。因為無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全國選舉，都必須依賴於背後財團對於競選經費的支持，而所謂自由媒體又是受到市場消費和背後財閥利益的剛性製約，因此期待資本主義國家能夠選舉出社會主義政府那無異於是天方夜譚。

西方的競爭性多黨民主製度從其根源上來說，追求的是數量上的求和，而不是矢量上的求和（參見王立雄的觀點），主要是將社會大眾民意進行簡單數量疊加來構成社會的“數量型民意”和所謂“多數民意”。而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本質又決定了數量型求和與多數民意是被社會精英製造的輿論所操縱的，而社會精英從本質上又是同資本精英緊密相連的，因此最終社會大眾的數量型求和反映的很可能不是人民真正的意誌，而隻是民眾在資本、媒體和精英的誘導下做出被動簡單的“是與不是”的回應而已，最終達到的效果是數量型求和，也就是通過所謂公共民意來實施社會精英集團本身的意誌（王力雄 1998）。

比如我們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看到的是美國多數民意支持戰爭，而世界各國的多數民意都是反對戰爭的，而在這裏美國的民意並非表明多數民眾支持戰爭，而是一種在社會精英操縱下的簡單數量求和。孤立地詢問美國民眾：你是否反對恐怖主義，支持伊拉克戰爭、保衛美國的國家安全？大多數美國民眾在麵對這樣的選項是會支持國家發動戰爭的。但是如果問題被設計成這樣，你是否願意美國采取暴力措施去奪取伊拉克的油源？估計遇到這樣的問題多數民眾就不會支持戰爭了。如果問題設計成為：你是否讚同一場戰爭，導致伊拉克平民血流成河，並導致美國數千士兵喪生於兩河？估計這時候就不會有美國民眾支持戰爭了。

這裏社會精英和政治精英站在軍火商和石油寡頭集團一邊，通過強調問題的一個方麵，同時隱蔽問題的不同層麵，或是將問題的根本實質隱形化，將問題的表象和虛假的一麵顯性化，讓問題的設計可以誘導大眾進行簡單數量疊加和數量求和，來達到數量疊加帶來的所謂多數民意，從而通過民主來支持“合法化”的戰爭。因此通過誘導產生的民意遠遠可能帶來比專製更為可怕的後果，因為數量求和帶來的多數民意往往可以使得精英階層堂而皇之地發動一場合法化的、（所謂）民眾授權的軍事侵略和暴力屠殺。

比如“一戰”前，各個實行競爭性選舉製的民主國家的民眾都極力支持戰爭，這是我們看到的表象“民意”，是數量型求和，而很可能不是真實民意，不是真正的人民意誌的矢量求和。其實深入到“一戰”前的英國，法國或是德國，人民最關注的還是和平安寧的生活，人民之間從本質上並不關心而且反對資本爭奪世界市場的霸權而帶來的血腥戰爭，但是通過社會政治精英配合資本利益進行的民意誘導，於是人民把這些戰爭理解成為“民族間的戰爭”或是“生存空間的戰爭”，於是數量求和下的人民成為資本集團誘導下的百萬炮灰。

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無論是任何政體的國家，包括在民主製的國家中，精英實行的始終是思想審查的方式，我們能看到的，被大眾理解認知和把握認識的，始終是社會政治精英和資本利益集團願意讓大眾看到的，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側麵，是眾多層麵的一個單層麵，一個高度被扭曲的多棱體的一個單向側麵，而一般的民眾就會按照精英製定的議程和選項去思考和作被動的選擇，而很難深刻地進行反省式思考，是否有其它側麵我沒有看到？是否我知道的僅僅是一個微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而剩下沒有看到的部分足以顛覆整個事件的架構？

由於涉及的反恐戰爭和領導人選舉的議題都是超出普通民眾經驗範圍的事件，因此普通民眾得到關於這些宏大事件、超出生活範圍事件的信息永遠是不完全的，而普通民眾也沒有如此多的精力和時間去對這些超出經驗範圍和日常生活的事件作出全麵了解和全麵判斷，因此精英對事件的解釋和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民眾往往是通過精英的意見來被動地獲得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斷，因此信息的選擇、剪輯、編輯和審查是必然的。資本主義製度指責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新聞控製和審查，其實是非常單麵的指控，西方的民主體係才是最佳的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更好地維護了資本精英和社會政治精英的利益。通過精英對信息的審查和操縱，從而高明而又巧妙地實現數量求和，可以極大程度地“固化”資本利益集團控製國家的本質，弱化社會的反思和批判，同時可以消解大眾的反省思考意識，人們下意識地認為我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製度中，因此我們的觀點始終是全麵和正確的，這實際上弱化了人民的判斷能力，經年日久，就容易形成民主製度下的洗腦現象。資本主義的競爭型民主告訴人們一個真理：登台表演的永遠是少數，控製新聞信息來源的也永遠是少數，而背後操縱大眾的還是少數，為了讓一個少數人的團體合法地統治大多數，於是民主遊戲就產生了。 資本主義的本質永遠是，為了10個人統治10000人，需要一套高明的現代統治術，而競爭民主體製恰恰是通過一套複雜的程序來加深了10人的統治，同時又使得10000人在心理上獲得滿足。

如果按照某些右派知識分子的觀點，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終結曆史的最完美的模式，那麽又何來震撼全球的經濟危機呢？為什麽一個民主的體係卻無法阻止內部製度化的腐敗呢？為什麽銀行家可以綁架一個完美無缺的民主製度而將世界帶入災難呢？這裏我們需要進一步的認識和探討。

III 後民主時代的來臨和西方民主的衰落

著名的政治學者羅伯特 • 達爾曾經提出了西方民主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執政”，而是一種社會精英競爭和妥協下的“多頭政治”，或可稱為“多元政治”和“多元民主體製”(Polyarchy) ，也就是說，西方民主體現的是一種代議製政體。這樣的看法比較接近西方民主政治的實質和本質，在學術界達爾的關於民主的理念也逐漸得到廣泛的認同（Dahl 1971, 1989）。

西方民主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發展出來的政治參與製度，從其根源來說，是社會大眾能否通過大眾參與的製度來節製資本的問題，而最終發展出來的社會妥協和社會契約是資產階級接受了這樣一種政治博弈的結果，開始進入資本和社會精英共謀操縱民意的階段。當然民主體製本身一旦發展出來，也帶有一定的社會政治功能，比如通過大眾的選票可以迫使資產階級讓步，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條件，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和政治待遇，同時通過形勢上的民主解決了民眾政治參與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合法化問題。因此民主製度從功能上來說在某種程度上節製了資本，促進了大眾消費社會和福利社會的產生，促進了社會一些功能係統非商品化的發展，節製了資本的專斷性和任意性，資本的力量不能再像工業化初期那樣無法無天、肆無忌憚。

然而形勢上的多頭政治遠遠不是真正的民主體製，人民完全沒有真正管理國家的權力，國家的政治權力隻是交替地在資本精英推選出的代理人——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之間不斷轉換，人們獲得了“劃選項”和“鉤叉選題”的權力，而選項的設定和題目的設計是牢牢掌握在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中。具體說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任何一名政治家，離開了大企業和大財團的政治捐獻，離開了精英媒體的精心包裝和精心設計，離開了巨型的選戰廣告設計和形象策劃，那麽就永遠不可能贏得一場選戰。

而即使是表麵上的資本的退讓和福利國家的建立都在過去三十年時間發生了巨變。如果說資本勢力在戰後還一度進行社會妥協，同意讓利出來支持福利國家的建立的話，那麽1980年代隨著美國總統裏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執政，右派政黨開始對福利國家進行了一場總體清算，工會和工人的權力被限製，福利項目被削減，工資被盡量壓低。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浪潮擴散的是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資本的權力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可以在全球範圍內任意流動，尋找廉價的生產基地來獲取超額利潤。西方國家內部跨國企業的崛起和資本力量的迅速擴張，以及伴隨而來的勞工權力萎縮，使得二戰後相對文明和諧的西方社會曆經了商品化的浪潮，除了教育、醫療、養老保險等準公共產品的商業化以外，一些新自由主義思想激進的國家甚至將國家部分公共權力商業化，比如鐵路私營化，基礎設施私營化，法院私營化和監獄私營化等。在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感慨國家公權過大的同時，西方卻在經曆著跨國企業壟斷巨頭和商業巨無霸的飛速崛起，一股19世紀曼徹斯特野蠻資本主義的浪潮在蘇聯解體和老對手消失後，開始恢複了本來的麵目，資本主義經曆了強大的“回潮”現象，資本權力對國家公共權力的消蝕和侵犯逐漸破壞了二戰以來資本主義內部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契約關係。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英國學者Colin Crouch提出了“後民主”階段的觀點。“後民主”如同“後工業化社會”、“後美國時代”等概念一樣，描述的是一個製度演化的不同階段。當某一事物尚未成熟，出現了某種製度的苗頭，我們可以稱其為前X階段（例如“前工業化”階段），而當某一製度的特征出現了明顯的製度表象的時候，製度的特征開始進入到繁榮興盛的階段，我們可以稱其為某階段 （例如工業化階段），而當某一製度的特征已經出現了與其興盛階段相背離的新特征時，我們可以稱其為後X階段（比如“後工業化”階段）。而後民主階段指的正是這樣一個階段，民主的一切過去製度特征都出現衰退的征兆，西方國家內部，人民普遍對民主選舉冷淡和冷感，人民的政治熱情大幅度降低，而商業利益、財團利益和遊說集團的利益與媒體社會精英和知識精英聯結形成社會固化結構，因此選舉和政治的參與已經出現了超級形式化和選秀化的特征，而資本控製國家權力的情況出現了強化的特征，在過去時代形成的社會福利國家則相應地弱化。資本和精英集團對公共議題和日程的操縱日益精巧和高明，公共社會討論呈現“做秀”的特征，民眾隻是按照職業化的專業團體的預案來討論預先提供的可能性，而背後體現的僅僅是利益集團、資本集團和遊說集團的利益。人民隻是被動地或是冷漠麻木地就一切預定好的選項進行簡單的表態，而背後的政治決策卻是閉門決策，政治家對政策的決定充分體現資本集團的利益 （Crouch 2008, 2004）。

比較具有典型代表的是美國和意大利的民主。在美國，總統選舉越來越成為一場明星party，選舉的實質內容越來越不重要，兩大政黨的政見也越來越趨同，而利益集團和遊說集團對議院的影響和操縱卻成為製度顯性化的特征。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單獨賄賂議員是違反法律的，但是通過遊說公司來影響美國的公共政策和政策走向則是合法的。這導致了美國選舉和政治生活高度商品化的製度腐敗現象，往往是財團和利益集團通過遊說集團影響了政策法律的製定和國家的發展方向。 而意大利卻出現了獨特的“貝盧斯科尼現象”，也就是一個家族，即貝盧斯科尼家族，同時擁有全國性的商業公司、金融機構、全國性媒體與地方媒體、足球場、賭場、電影院等，甚至貝氏家族對於最高法院的構成都具有深度影響。在這樣的高度“反功能分化”的體製中，資本的實力超額壟斷了社會各個領域，使得社會各個功能領域都出現了商品化和資本化的現象，資本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從而可能將全國的媒體、體育、司法等吸入到一個統一的資本勢力之下，使得整個國家宛如一個超級巨型公司。


在後民主階段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資本開始放棄了過去的收斂和對社會契約的承諾，轉而尋求一種無限的“資本權力”和“資本獨裁”，各個社會功能係統出現了功能縮限的現象，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出現了社會各個次級係統的資本化、產業化和商品化的現象。

顯而易見，西方的競爭性民主製度不僅在全世界遇到了挫折，更為關鍵的是，這樣的製度本身已經進入了腐敗和衰朽期。人們往往很輕易地可以認識到專製製度的危害和腐敗，卻很難認識到民主製度本身也會走向腐敗，任何一種萬年長存的人類製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很少有人認識到，西方的民主製度已經在阻礙西方本身的社會經濟的進步發展：

一是資本逐步返回國家權力領域控製國家的權力運作，既有可能促進國家長遠的發展，也可能阻礙國家長遠的發展。當資本的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一致的時候，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製度表現的就可能是促進經濟的發展；當資本的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不一致或是相悖的時候，西方的製度就可以反向製約國家整體的發展，並有可能損害國家的長遠利益。

二是由於資本利益的短期性與私人性和國家利益的長期性和社會利益的綜合性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運作逐步與資本“結構耦合”，導致職業政客被迫從短期利益出發來迎合資本的利益。政治決策出現短線化和短視操作的狀況，國家公共權力的公司化導致國家很難從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全社會的戰略發展。同時資本投資者也就是大財團和利益集團需要政治家兌現短期收益，在一個國家功能日益“私利化”的社會裏，政治運作按照四年一期的短期操作是最大的理性行為，而對於一個國家的長遠利益來說卻可能是巨大的非理性行為。

三， 由於資本逐步滲透到國家的政治運作和政黨政治中，資本利益集團樂意看到政黨的碎片化，尤其是樂意促進左派政黨的破碎化，同時資本力量力求削弱工會等組織能量以防止與資本相對的力量按組織化原則集中起來，因此資本尋求的是政黨製度的分裂和越來越多的政黨的產生。資本擅長的是分割戰術，通過分割政黨黨派和社會團體達到社會組織的離心化和離散化。早期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與資方鬥爭的局麵越來越不可能在後工業化和後民主時代出現，取而代之的是社會被巨型的資本利益集團引導分割得日益支離破碎。

四，資本獨裁要求的是社會的非組織化和左派政黨組織能量的下降，而人民對民主的失望和冷感更加符合資本的需求。在一個政治需求和組織能力普遍下降的社會，社會也越來越具有離心力，社會的整合能力也越來越弱。社會組織能力的下降導致西方國家越來越不具有能力整合資源來為國家謀求戰略性的發展和國家長遠的發展。

五是傳統由國家擔負的整合功能在資本的侵蝕下受到損害，而除了國家之外很難找到能夠具有整合全社會的政治力量。資本處心積慮地削弱國家的力量和國家的管理結構，同時盡其所能商品化一切本來屬於國家基本功能的領域。這直接的後果就是國家管理能力的大幅度下降和社會組織程度的大幅度衰退。而這一切在激烈的21世紀民族國家的競爭和角逐中都是致命的。

六是一切以短線政治選舉為操作取向的競爭式政黨政治無法真正將國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多黨競爭製度的悖論不僅在於決策效能的低下短視和政黨惡鬥，更嚴重的是社會層麵的任何議題在多黨競爭政治的討論和操作中都會成為權爭的代名詞。這就是說，民眾的利益、社會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永遠都是讓位於黨派之間的權爭。一個重大的社會議題，無論其如何符合國家利益和民眾長遠利益，反對黨都將竭力杯葛，而一旦執政黨和反對黨位置對調輪換，那麽今天反對的明天就可能讚成，今天讚成的明天就可能反對。 在無限製的政黨分割鬥爭中，社會逐漸失去了長遠規劃和對戰略利益的把握，也失去了宏觀層麵規劃長遠方略的能力，導致社會對抗的無限製升級。

七是多黨製的分割導致了對社會團體本身的分割，西方的競爭民主製度日益將社會人為的分割成為相互對立、相互衝突的利益集團和情感共同體，這導致了民眾對於整體國家認同感的下降，和對社會分割集團的認同感的上升。而這一切的後果就是社會日益的分裂和衝突的加劇。

八是國家利益的弱化和資本利益的強化使得未來西方國家在與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一個削弱國家能力和日益公司化的國家是很難動員全社會的組織能量來實現現代化的超越和突破的。麵對中國模式的強速崛起，西方的製度正處於十字路口的前夜。

當然西方的競爭民主製也有防止獨裁政治和政治監督的功能，但是在後民主時代，西方的競爭民主製度的負麵意義已經越來越大於其初始的正麵意義，西方競爭式民主製度不僅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惡果，而且在西方社會內部本身也已經到了弊端高度積累的階段。可惜的是由於製度的路徑依賴和民主製度的鎖定，即使部分西方人士開始認識到西方民主製度已經是弊大於利，但是民主製度的神聖化和對初始製度的依賴性發展已經使得西方社會失去了製度更新的可能。我們要問的是，是否有一種製度，能夠既防止獨裁和終身製以及封建皇權製度帶來的弊病，又同時能夠避開西方競爭民主製度中資本鎖定社會發展道路的弊病，實現後民主時代的全麵製度創新呢？是否民主的對立麵不是“專製和獨裁”，而是另外一種新的製度模式呢？這裏需要人們思想的開放和多元，反對的是思想的專橫和霸道，人們必須學會以更加開放的態度來了解其他國家發展的模式，尋找未來人類新型的製度模式。在這裏中國發展的模式將是21世紀最受矚目的新政治模式。

世界不能再靠西方了，我們已經進入了後美國、後西方和後民主的時代，我們需要尋找新的模式，這時候，中國模式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將是下一篇將要討論的話題。



文獻參考



1. 王力雄 (1998) 《溶解權力——逐層遞選製》，香港，明鏡出版社。



2. Crouch, Colin (2008)：Postdemokratie，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譯自英文版本2004）



3. Dahl, Robert A. (1989)：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 Huntington, Samuel P. (1992),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作者： 劉濤，社會學者，著有《中國崛起策》和《頭等強國》，本文屬於網絡書籍《中國世紀》第五章中國模式的文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