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中國模式二 為什麽中國民主模式能超越西方？

I 代議製民主和參與民主

進入後民主時代以來，西方民主製度的弊端日漸累積（Crouch 2004）：一方麵，以選舉製和代議製為導向的民主嚴重縮限了民主的本來含義，民主逐漸成為對多數民意數量疊加的“數量型求和民主”，人民從本質意義上並沒有參加國家管理，隻是在時間維度上獲得了四年一度的有限選擇權，這導致了人民隻是在被動地隨著精英的指揮棒而對“是”與“不是”或是對選題ABC進行抉擇；另外一方麵，財團和利益集團以及無孔不入的遊說公司使得西方民主開始出現“公司化”、“商業化”和“選秀化”的現象，民主越來越成為資本精英和社會政治精英共謀的一種超級表演活動。而以競爭和衝突為導向的多黨民主製迫使社會付出高額的衝突成本，任何社會政治議題都被編碼成為執政黨和在野黨權力鬥爭的工具，在製度設定的衝突中，人類天性中的“惡”和對權力的追逐衝動得到充分的發揮，在這一過程中唯一可能被犧牲的恰恰是長遠的國家利益。

為了彌補西方代議製和競爭民主製度本身帶來的重大缺陷和弊端，西方的一些研究民主的政治學學者如佩羅曼、吉登斯和未來學家奈斯比特等開始提出新的民主模式：

第一是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強調公民的參與公共政治事務和社會事務，公民不再僅僅停留在選民的角度，也不再定位於政府的顧客，相反，公民積極地參與對社會政治事務的討論、探討、谘詢和協商，並在積極的參與過程中主動發表自己的觀點。在這裏參與式民主是對代議製民主的重要補充，參與式民主需要的是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現代公民，更注重共同對話、共同討論、共同協調和共同協商，而公民不再是被動地被要求就某項議題進行簡單的選擇，公民的意見作為社會的意見被吸納進入社會政治的決策範圍之中。公民在社會管理和社會參與的社會民主進程中學習民主、使用民主，培育了理性的公民精神。

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在古典社會學家米德和塗爾幹對語言的社會作用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對於新民主模式——協商民主的重要概念。哈貝馬斯將生活中人們的行動劃分成為“目的行動”和“交往行動”兩個類別，當我們的言說謀求的是某種目的性的效果和著重於所達到的利益，那麽我們的行動就是目的行動。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交往過程中以相互的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溝通為取向的行動就是交往行動。 在目的行動中，人的語言要達到的是“以言取效”（prelocutionary)的效果，也就是言語和話語不是以交談本身的內容為中心，而是側重於言語後麵帶來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效果。在交往行動中，人們的交談和語言要達到的是“以言表意”（illocutionary）的 效果，也就是人們的交談要達到談話者之間相互理解和了解，有助於達成相互間的共識。

在“以言表意”的行為中，我們在談話過程中可能分別或是同時涉及到外在的自然（客觀世界），內在的自然（主觀世界）和社會的世界（社會世界）。哈貝馬斯認為，在我們言談的過程中，言說者和聽眾都會以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為參照係，然後對言語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也就是說，言說者在探討某個話題時，必須就話題的有效性進行證明。當聽者質疑其有效性時，言說者必須為自己的言論的有效性進行辯護。在針對客觀世界的維度，言說者的語言必須滿足真實性的要求，他的言論必須是符合客觀世界現實的，而不能是謊言；在麵對主觀世界的維度的時候，言說者的言論必須滿足真誠性的要求，也就是言說者是從話題本身的重要性來探討某一個議題的，因此言論必須真誠反映發言人的內在情感；在麵對社會世界的維度，言論必須符合社會的規範和人們普遍遵守的社會道德和社會契約。比如一名中國人大代表呼籲改善弱勢群體的境遇以及保護農民工的權利，就客觀世界而言，的確存在著這樣的社會問題，就主觀世界而言，人大代表是在就事論事，真誠表達自己的願望，就社會世界而言，他反映的是中國社會的期待和社會的價值規範，以及人民普遍對弱勢群體的關心和同情（Habermas 1981a, 1981b)。

哈貝馬斯認為，語言是社會性的語言，而“以言表意”的語言則是人們在生活世界交往溝通的基礎。一旦兩個人或是多個人或是多個社會團體開始交流，隻有在滿足了對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有效性的要求之後人們才能真正麵對議題就事論事地進行理性的溝通、對話、討論和協商。人與人之間的話語民主和理性交流是現代社會取得共識、實行參與式社會民主和社會協商的基本條件。

哈貝馬斯的觀點可以對西方競爭性和衝突性民主的弊端提供理論視角的充分解釋：在西方的代議製民主中，製度的設定就是執政黨和反對黨的衝突和競爭，是各個社會團體的競爭。從各個社會團體就事關“切身利益”（私利）的事件進行處理的時候，的確相互的互動模式帶有“爭競”的性質，但是理性的“社會協商”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房地產商拆遷同居民的利益發生了衝突，那麽雙方就拆遷的補償進行談判帶有“博弈和爭競”的特性，但是也帶有“社會協商”的特性，但是在事關社會公共事務、國家根本利益和長遠戰略的事務上，如果各個黨派隻是著眼於“以言取效”，也就是通過辯論和探討來謀求權力，打擊對方，拖延對方的政策實施，盡其可能地通過言語辯論使選民朝向有利於自己黨派認同度方向移動，那麽這樣的目的行動顯然違背了“以言表意”的語言社會化和社會協商的功能。在生活世界中，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當兩人對話時，如果一方總是設法阻擊、阻撓或是惡性質疑幹擾對方的發言，而且對方的每句發言都被阻擊，那麽這樣的對話是無法持續三輪以上的。雙方的談話很快終結，無法進行理性協商，當然也就無法達成任何共識。

雖然在候選人的競選上的確帶有“競爭”的基本特性，但是一旦“競爭”和“衝突”設定成為黨派政治的基本出發點，民主政治參與的原義就可能走向反麵。由於西方的競爭性民主製度將任何議題都轉化成為打擊對方、提高己方選民支持度的奪權操作，這就導致了持續地將議題進行目的化和工具化，持續對議題的公共性進行權力鬥爭的編碼，同時持續地切割社會不同團體的認同，這樣不僅有損於就國家根本利益和戰略利益進行協商，同時有損於決策的理性和效率性。即使政黨在選民的巨大壓力下勉為其難地達成某個最低限度的協議，也可能是大大拖延了理性決策的時間，造成某項早就應該達成的動議的遲滯化的發展，從而影響到國家的長遠戰略利益。

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非理性還不在於競爭製度的安排上的缺陷，其最大的弊端還是在於資本對各個社會領域的滲透和控製，當資本節製了國家政治、學術、教育、醫療等社會各個功能係統的時候，那麽這樣的社會很難成為真正的社會各個次係統獨立有效運作的功能分化的社會。從社會微觀的角度來看，當今的西方社會顯然要比中國社會更加成熟現代得多，在資本主義國家對權力的製約上麵，的確做得要比我們好。至少在微觀層麵，權力直接地幹涉司法、學術研究和教育等是非常罕見的，社會各個次係統的確呈現出功能相對獨立和相對自治的基本特點。因此我們必須學習西方社會對權力的控製和約束，這是我們本身製度建設中的中心和難點。但是資本主義製度在宏觀層麵卻永遠無法消解自身的根本矛盾，那就是資本對社會生活的控製，資本對全社會的無聲的滲透以及資本對國家政治權力的操縱。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部分有效地節製政治權力，但是無法有效地節製資本，而且尤其嚴重的是銀行和金融資本可能節製了國家權力，使得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鎖定在資本力量設計的方向上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金融銀行集團和軍產複合體綁架國家，意大利出現民主腐敗的“貝盧斯科尼”現象，絕不是偶然的，而是資本主義製度發展的必然。從國家權力節製資本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體製具有巨大的優勢，資本主義製度不能完成的節製銀行家和金融寡頭，在社會主義中國能夠輕易完成，歸根結底在於我們國家的政權沒有被資本節製。這是中國模式和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根本區別。

哈貝馬斯顯然也非常深刻地察覺到西方社會資本主義根本的、而且無法逆轉的矛盾。本來生活世界的話語和言說，社會的公共討論，國家的公共決策應該是“以言表意”的，但是隻要存在著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對社會生活和國家權力的節製和統禦，那麽真誠的討論就必然會變質成為“以言取效”的偽裝議題，由於資本勢力的強大，話語在金錢和權力的影響下成為貶值的、被操縱的話語，社會公共討論在背後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下成為商品化的討論，政治家的公開辯論成為利益和遊說集團操縱下的資本化的討論，議會對國事的辯論也塗上了濃重的商品和資本的色彩。甚至人們生活中的觀點和消費意願等都受到無孔不入的商業化的影響，因此哈貝馬斯提出了西方社會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觀點（Habermas1981b），其實不僅僅是生活世界被資本和金錢殖民化，在任何理性的社會政治話題背後都存在著資本“殖民化”的現象。資本主義社會中討論關於氣候變暖或是保護全球環境，看似“以言表意”的真誠性話題背後隱藏的卻是工業界、商業界和新能源企業的巨大利潤競爭，而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質疑性討論很可能也不是“以言表意”，而隻是反映了石油商和軍火商的基本利益，在這些利益集團的操縱下，任何社會議題都失去了“以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和對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真誠性探討。再舉一個例子，豬流感流行期間，西方國家政府推動的豬流感疫苗在許多國家都進展緩慢，民眾頗為抵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許多民眾擔心這其中體現的僅僅是藥品商和醫藥財團的根本利益。在一個資本力量滲透一切甚至是國家權力的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逐漸失去了合法性，因為任何“以言表意”的討論都會被人民天然質疑成為“以言取效”的行為，其根源還是在於資本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殖民功能。

因此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來分析西方社會，西方的晚期民主是無法克服本身的障礙而發展為理性的參與民主、協商民主和社會民主的。西方的民主從其根源上始終沒有擺脫為資本服務和為資本提供合法化的基本角色，因此看似簡單的從“以言取效”到“以言表意”的嬗變，在資本主義製度的路徑依賴下是無法完成的。人類未來民主模式的創新不能再依靠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而必須依靠社會主義中國對民主的創新。

II 中國，一個長時間被忽略的新民主模式

其實，當我們長時間仰望西方尋求西方民主的時候，也有為數眾多的西方學者或是漢學學者在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體製改革以及探討中國是否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民主模式，研究的範圍很廣，涉及到中國的鄉村民主選舉、城市社區民主、人民代表大會的新政治功能和政治協商的社會民主等。在新近出版的世界著名趨勢專家——奈斯比特夫婦合著的《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作者提出了中國建立了縱向民主的觀點，根據他們的觀察，中國避免了西方橫向民主帶來的黨派之間的惡鬥，而建立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緯度的政治民主參與，從而呈現出嶄新的民主模式（奈斯比特和奈斯比特2009），而其他海外學者對中國政體的先進性和新民主的討論也非常值得我們重視（方紹偉2009）。隨著西方學者或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開始掀起研究中國模式和中國民主的研究熱潮，值得我們本身反思的是，為什麽長時間我們對中國巨大的政治體製變革和政治體製創新視而不見甚至不屑一顧？是什麽阻礙了我們自己認識自己體製的進步性和創造性的活力？

筆者認為，在綜合了西方各個現代理論流派之後（哈貝馬斯，盧曼，馬克思，熊彼特，吉登斯）和中國學者本身對於中國政治體製的研究後，我們有必要從更高的層麵來梳理中國民主製度的基本製度性特征，認識到中國民主模式不同於西方競爭性和代議民主的根本特點，以及中國民主模式的優缺點以及未來的改革方向。在這裏將著重討論中國新民主模式的優點，而在《大國改製》中將集中討論中國模式中的弊端以及未來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們不被意識形態和“西方製度先進”的迷霧和神話所遮蔽住自己的眼睛，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基本製度特征，同時發現中國民主模式中巨大的優勢，由此帶來的總結不僅應該成為我們對於中國政治體製優越性更高層麵的理論認識，而且必將帶來世界範圍來民主政治的新型發展。

一： 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相比，中國的民主政治沒有被資本利益集團綁架，中國的國家權力沒有被資本利益集團製約，相反，中國的政治體製將資本節製在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國家公權之下。這使得中國體製的決策性在麵對西方製度的時候，具備了巨大的優勢。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任何事關國家長遠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決策都會受到利益集團、超級巨型財團和跨國企業的影響，有利於社會的項目（比如新科技革命和新能源領域）被一再延遲，這些都延緩了西方社會的新技術革命和新製度創新。而中國體製不受資本財團和金融資本集團的限製和控製，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後發性優勢，而這樣的優勢恰恰來源於中國國家公共權力的社會化，而不似西方社會那樣國家公共權力逐漸被私有化。

二： 在中國的民主政治體製中，沒有類似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的遊說公司和遊說集團，因此當選的人民代表和在任的政治家不存在著任何“財團利益回饋”和“金錢回報”的問題，這樣從製度的根本可以避免國家公權的私權化和異化。

三：西方的媒體看似自由和民主，其實媒體和財團之間早就形成了緊密的“共生關係”，威脅資本根本利益的媒體報道是不可能長久在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生存的。西方社會內部的觀察家稱此現象為“資本媒體企業”和“資本媒體一體化”的現象，媒體從財源上和議題的報道上都受到背後資本財團的根本影響。在一個代議製和多黨競爭的民主製度中，人民的信息來源主要是媒體，因此媒體對話語的引導和操縱就會對民意的走動和遊移形成影響。因此人民的判斷未必是理性的，因為人民的判斷是在“資本媒體”的影響下產生的。

而中國的媒體盡管受到黨和政府的管理控製，在媒體的自治和獨立上還有待加強，但是中國媒體不受跨國公司、石油財團、金融財團和軍火寡頭的控製，這使得人民對於議題的認識能夠較少地受到資本的操縱。這對於一個社會健康地就議題進行理性認知和理性判斷創造了基礎。

四：中國實行的是議會代表製和民主協商製相結合的民主製度，從而很好地體現了民主的“代議”和“政治協商”、“社會協商”兩個方麵的基本功能。由於中國人大代表的選舉不受商業集團和大財團的選舉捐獻和政黨捐獻基金的影響，因此從本質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民主是一種“非商品化”和“非資本化”的民主，這裏的核心意義在於不僅防止了資本——議員共生體的政治和經濟製度的耦聯關係，同時嚴格防止了資本對國家公共權力和核心政治權力的滲透和操控。

五：正是因為中國的立法機關不受財閥、銀行家、金融寡頭、商業集團、軍火商和利益遊說集團的操縱，人民代表大會才能在社會各階層的代表分配上、民族比例的分配上更加偏向社會弱勢的群體。相反，西方競爭性民主體製的選舉中更多地體現的是社會精英階層和社會精英集團的強勢集團的利益，更多體現了西方社會中“弱肉強食”的特征。哪個社會團體組織的力量越強，財團背景越濃厚，就有可能實現該集團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國的國家公共權力正因為沒有被私人財團控製，才可能真正做到從宏觀戰略的角度來平衡社會各個群體的政治參與，對於弱勢群體和弱勢團體則可以通過國家公權介入的手段來實現高比例的參與民主政治。比如中國少數民族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例就超過了少數民族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而在美國的兩院選舉中議員更多代表的是資本財團等強者的利益。

六：中國實行的是在一個代表全國各階層和各民族利益並反映社會最大公約數的主體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政治協商和社會協商製度。在這裏中國既吸取了前蘇聯“極權主義”和“全能主義”的教訓，將國家公共政策的推廣於理性的專家科學決策和社會各個團體的協商之下。而中國的民主製度又同時巧妙地避免了多黨競爭帶來的短線操作和民粹主義，也避免了無窮無盡的政黨惡鬥。一個以衝突和爭競為價值取向的製度帶來的必定是社會觀點和社會集團人為的分割和割裂，帶來的是社會分化成為不可彌合的“支離破碎”的認同感，嚴重損害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和社會認同感，尤其嚴峻的是：亞洲社會和西方市民社會的曆史發展路徑完全不同，亞洲社會更加重視社會的和諧、團結和整合，但是在盲目照搬引進了西方競爭衝突為取向的民主製度後，許多亞洲國家和社會陷入了人為的失序和分裂狀態。更加值得我們警惕的是，某些亞洲社會是一次分裂，就永久分裂，比如一向以和平和微笑而著稱的泰國就麵臨著社會永遠分裂成兩大極端對立團體的危險性。事實證明，中國以社會參與和社會共識為取向的多黨合作製要優越於西方的多黨競爭製。

七：中國的政治協商製度更好地體現了哈貝馬斯的“以言表意”的理論觀點。中國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民主政治對世界民主政治的巨大貢獻。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從基本製度上來說帶有的是亦官亦民，半官半民的特點，既帶有國家機構的性質，又同時帶有非政府組織的特點，擔負著協調國家和社會關係之間的重要社會整合功能。各個社會團體、不同民主黨派、各個公民社會組織就社會政治議題進行協商，同時對許多立法機關和國家決策提出建言和批評，就有關公共政治議題進行充分討論，廣泛地征求意見。政治協商強調的是：立法決策前充分聽取各個團體意見，理性表達各個公民團體和公民社會的觀點，平衡不同利益和意見。凡事充分協商，充分提高了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這裏的國事討論帶有理性的“以言表意”的社會語言整合和社會語言民主的功能，防止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製度下“以言取效”的弊端，有效地防止了生活世界和社會公共議題被資本財團勢力殖民化，促進了公民的民主參與。

八：在中國，互聯網正在發揮參與民主的巨大社會功能。比如國家就新醫改的方案在網絡上征求到的改革意見達5000多條，網民就製度設計、藥品價格、公共衛生等發出評論意見，就醫改方案本身踴躍提出批評，許多批評非常尖銳和麻辣。而2008年在《勞動合同法》通過之前，國家將《勞動合同法》草案在網上公布，征求網民的意見，在一個月內得到征求的意見多達181849條，而國家根據征求的意見修改了《勞動合同法》草案近兩百多處。在《物權法》通過之前也經曆了同樣的網絡協商程序。

事實上證明，中國通過互聯網參與現代民主生活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先例，實現了新技術對於社會民主參與的促進。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動讓社會民主參與和社會民主監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互聯網的民主是一個虛擬空間的民主，可以更好地消除現實社會中麵對麵的交流溝通中權威、等級係列、精英與草根知識差距等帶來的無形中對民主參與和民主發表意見的消極影響，真正促進人類精神解放意義上的“以言表意”。

當然，中國的民主體製也麵臨著相當多的複雜問題，比如人大代表選舉既然是代表製民主，也就應該反映出真實競選的一麵，人大代表如何實現專職化，人大代表的組織和結構該如何安排，如何更加做實我們國家的立法機關等，都麵臨著漫長、甚至是很艱難的政治體製改革之路。但是瑕不掩瑜，中國民主體製的優越性由於消除了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痼疾，具有極大的前途，並將逐步發展成為一種以代議製民主和協商式民主共存的、非商品化的、非多黨橫向競爭的、而以共識和協商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新民主製度。這樣的民主製度將逐漸廣泛地調動公民精神以及社會管理和社會參與的積極性，而公民並不被定義為政治家的顧客，就各項議題被動地發表意見和選擇，而是在廣義層麵上參與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和社會政治管理。而網絡世界的民意反映和民意征求可以跨越無數階層和等級的障礙使得民智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草根階層的老百姓和民間人士可以直接就中國的立法程序與決策者進行“無階層關係”和“無等級”關係影響的平等互動，這的確是新技術手段下中國對社會民主和參與民主的巨大創新型貢獻。

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確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在一個具有兩千年帝製皇權曆史的國家，在一個民主傳統和根基普遍缺乏的國家，實現民主的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要給中國時間，要看到中國社會政治生活在過去30年的飛速轉變，這樣的轉變不僅西方人未必能看得清楚，就是我們中國人麵對中國的變遷也未必能真正把握時代的潮流，我們隻是下意識地借助過去的理論和經驗意識來描述中國，但是在中國的巨變下，過去的概念有時候往往顯得力不從心。這就需要我們以開放的心態認真梳理中國發展的脈絡。可以預見的是，擺脫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節製國家”和“資本節製民主”的基本矛盾的社會主義中國，其民主進程的廣度和深度將超過人類有史以來的任何一種政體，其對民眾的參與和民主精神的深刻詮釋將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人類精神解放”的特質，我們必須給中國時間，來觀察其後續發展。

文獻參考

1. Habermas, Jürgen (1981a):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Ers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 Habermas, Jürgen (1981b):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Zwei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3. Crouch, Colin (2008)：Postdemokratie，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譯自英文版本2004）
4. 王曉升（2006）：《哈貝馬斯的現代性社會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 方紹偉 (2009)：《中國熱——世界的下一個超級大國》。北京：新華出版社。
6. 周天勇；王長江；王安嶺等主編（2007）：《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報告》。新疆五家渠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
7. 約翰 • 奈斯比特；多麗絲 • 奈斯比特（2009）：《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作者： 劉濤，社會學者，著有《中國崛起策》和《頭等強國》，本文屬於網絡書籍《中國世紀》第五章中國模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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