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 西方媒體的思想壟斷下我們都是二傳手

永遠不滿足的西方，永遠有問題的中國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的局麵似乎遭到了一些困境。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海外華人尤其能夠體會到中國的國際形象被加劇扭曲的困境。中國的產品有人要，中國人的話卻沒人聽。中國人將“和平崛起”置換成為“和平發展”，但這似乎絲毫不能改變西方媒體構建一個具有威脅性的中國形象；中國為非洲大陸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發展生產的機會，卻被誣蔑為“新殖民主義”；中國在蘇丹促進南北和解並增加投資，卻被斥責為“支持種族屠殺”；中國如果依然貧窮，那麽西方世界會蔑視中國為“貧困交加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人如今生活開始過好了，奔向小康，又被西方稱為“中國抬高了全球的糧價、牛奶價和能源價，威脅了世界生態；中國人口增加速度很快，其人口規模又天然被西方描述成為對世界的威脅，中國實施了計劃生育，又被負麵性地被描述成為“侵犯人權”。問題是中國無論怎麽做，都是錯誤的，無論向左、向中或是向右都是錯誤的，都是對世界的威脅。

那麽西方媒介或是西方世界有對中國滿意的時候嗎？當然也有，當他們需要中國市場的時候，當他們剩餘的工業產品急需在中國市場得到銷售的時候，當他們期待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出錢來挽救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體係的時候，中國就會被描述為一種西方工業界和商業界的期待。但是對中國所謂短暫的“正麵”描述，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正麵報道，隻是西方的“需求”和西方客體化中國的結果而已。在某些西方中心主義者的眼中，中國從本質上來說是野蠻的、黑暗的東方國家，中國文明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野蠻的“異教徒”文明，而這個異端文明嫁接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旁枝上更是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者眼中不能容忍的“他者”，按照這個奇怪的邏輯，中國是不能強大的。但西方又需要中國的市場，需要中國的消費者，於是西方媒體產生了嚴重的心靈分裂：既需要一個能夠進入大眾消費、購買西方產品的中國，而又需要一個貧窮弱小和分裂動亂、最好永遠臣服於西方資本主義體係之下的中國。然而吊詭的是，這兩個目標是截然相反的，中國人越富裕，越有實力購買西方的產品，再乘以13億人口的加乘效應就使得中國必然更加強大，在西方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考慮的時候，中國是個最誘人的消費市場，而在政治經濟能源領域，西方又期待最好讓中國的影響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換句話來說，就是又要讓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跑得好，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好事嗎？當然不會有，於是西方的媒體世界集體抓狂，陷入深度精神分裂狀態。

於是，無論中國怎麽與以西方世界為主導的世界接軌，無論中國怎麽與以西方世界為主導的主流文明看齊，在這個西方話語權依然占據完全主導地位的世界，中國永遠是一個被客體化的“他者”，是一個無法融入主流的古怪角色，是西方意識形態機器永恒的批判靶子。

西方媒體高呼：文明世界小心，野蠻人要進城了！



前一段時間在網上搜索關於西方媒體對中國崛起的報道，看到了英國《經濟學人》2002年的一篇報道《當新羅馬遇上新野蠻人》，一個英語網站根據這篇報道繪製了一幅漫畫：一個孱弱的、瘦到皮包骨頭的、無精打采的美國佬，一看就是山姆大叔的外形，拉著一輛黃色的人力車，上麵坐著一個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東亞人，正誌得意滿地坐在人力車上看著山姆大叔拉車。整篇新聞無非是要暗喻美國衰落和中國崛起，美國人早晚有一天會淪落到給中國人拉車的悲慘境地。

而漫畫下麵的文章就更有意思了，文章告誡讀者，羅馬正在四麵八方被野蠻人圍困，快要陷落，在城市的邊緣已經可以看到野蠻人了，進而更聳人聽聞地提出：文明世界要小心，野蠻人要進城了。撰稿人在這裏運用了西方的曆史典故來暗喻中國崛起對西方的挑戰：西方世界的文化心理源頭西羅馬帝國在內外交困、麵臨土崩瓦解的前夕，屋漏偏逢連夜雨，“野蠻人”— 主要是指日爾曼蠻族的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從四麵八方入侵羅馬帝國，對帝國的中心羅馬構成了包圍之勢。文明在蠻族潮水般的衝擊下已經是危如累卵，如將決之大堤。而當羅馬城的郊區出現野蠻人的時候，就表示文明的大限已經快到了，文明中心岌岌可危。

應該說西方媒體的確具有製造聳動新聞的天才，善於運用生動的圖像和煽情的方式煽動公眾的情緒，刺激公眾的感官，鈍化公眾的理性分析能力，從而達到樹立敵人和異教徒形象的目的。在種族主義已經被世界文明唾棄的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西方某些精英內心深處的種族主義還是悄然潛伏著，但是又不能直接用種族主義的論點表示出來，於是利用象征的形象和圖畫影像就能勾起公眾對悠遠曆史的聯結和恐懼感，就可以成為凝聚西方社會內部團結的最佳方式，凝聚起西方文明對“黃禍”的普遍畏懼和敵視。看看，這幅圖的暗示和隱喻是多麽巧妙，公眾在不知不覺中就接受了這樣的印象：今天的文明世界——羅馬帝國，當然是西方世界，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當然是指美國的紐約和華盛頓，而2000年前的野蠻人——哥特人的角色就被今天的中國人所取代。野蠻人已經到郊區了，深刻地暗喻到中國已經逼近歐美文明的核心優勢領域了（經濟、金融和高科技等領域），麵臨野蠻人（中國人）的威脅，西方世界該何去何從，這不是很明顯的事情嗎？當然需要遏製中國。

應該說如何巧妙精致、而又不留痕跡的操縱公眾的情緒，如何樹立“敵方”和“我方”的人為對立，以達到惡化和毒化中國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的戰略目的，西方媒體是有一套成熟和高超的操縱技巧的。西方媒體對暗喻、象征、隱喻、圖像、鏡像高明嫻熟的運用和操弄，極大惡化了中國形象。中國就是在這樣無數的對公眾輿論的操縱和誘導中，逐步被塑造成為西方世界的“敵人”，而進而被西方世界誇大成為“文明世界”的對立麵。

然而荒謬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西方隱性種族主義者——請允許我用這樣簡略的詞語來描述他們的真實心態，完全忽視了——西方世界直到18世紀初期還是我們這個星球上邊緣的邊緣，中國在過去近1500年的曆史中，無論是從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還是國家管理水平的角度來看，都一直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印度和阿拉伯等區域等可以被看作是世界多中心的其他區域中心，而西歐在18世紀以前在嚴格意義上從來沒有真正成為世界財富的中心。今天他們又處在曆史性的衰落階段，世界的財富中心和活力源泉再次修正了曆史異態，開始向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平行位移，導致隱性種族主義者們集體癲癇發作。問題的關鍵在於：誰掌握著野蠻者和文明人的定義權？從某些西方人的角度來看，西方當然是亙古以來文明的化身和代表，是文明教化的先鋒和代表，非西方社會都是野蠻者，是蠻邦和不識教化的。而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一直到近代中國曆史我們才擺脫了“華夷之辨”的窠臼，開始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在這之前無論是高高在上的英吉利、法蘭西還是美利堅，在中國人眼裏都是不值一提的“蠻夷之邦”。因此誰是文明人，誰是野蠻人，隻是視角的不同而已。

有趣的是今天的中國早就擺脫了不合時宜的“天朝大國”或是“萬邦來朝”的狹隘優越觀念，反倒是西方世界越來越像19世紀的滿清王朝，自己的實力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卻一如既往的傲慢、妄自尊大，這可能真的是反映了世界大趨勢——西方世界真的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中國越發展，形象越“落後”



按照正常的邏輯思維來分析，中國越發展，越開放，中國的經濟體製越有活力，對世界的貢獻越大，中國的媒體越開放，政治製度越向前行，那麽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就應該越來越好，而世界就應該更加了解“開放”的中國。理論上來說，從長遠的趨勢上來看，因該是出現這樣的發展結果的，但是從短期的角度來看，卻可能出現反方向的發展。這就中國國力的發展與中國國際形象出現的“逆差悖論”現象。

一段時間以來，筆者感覺到自己生活的歐洲，無論是學界，還是朋友圈，還是在生活中偶然被西方人提問，都感覺到整個社會輿論充斥著對中國負麵的觀感和強烈的偏見。有人認為中國自身的體製問題太多，包括政治體製、法治、人權和民主化等領域的確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因此隨著中國自身的開放和發展，其國際形象必然得到改善，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觀點。

西方世界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1972年前後，恰恰是對中國報道比較正麵的時候，因為這個特定曆史時期拉攏中國包圍蘇聯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主要戰略，因此中國的“國際形象”也自然而然地水漲船高，在這個給中國人留下痛苦記憶的動亂年代中，中國的共產主義卻被西方媒體賦予了與蘇聯共產主義完全不同的“溫情和人道”的一麵。19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中國剛剛重啟國門，生產力和人民的生活還相當落後，社會還相當封閉保守，人們的觀念還非常陳舊落後，可是這一時期的中國形象在西方卻是最正麵的，直到今天中國在西方的形象還遠遠沒有恢複到1980年代的水平。再看近三十年中國的發展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曆史性巨變，可是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卻完全蓋過了肯定的聲音，為什麽呢？道理非常簡單，1980年代的中國，是屬於極少數的向市場經濟方向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與蘇聯和東歐集團相比，中國被西方世界人為地賦予了正麵的含義。中國被描述成為正麵還是負麵，往往與中國的現狀無關，而與西方內部本身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有關。

1989年後，中國的國際形象處於最負麵和最“黑暗”的時期，北京的動蕩並沒有演變成為西方需要的結果，而蘇聯和東歐集體倒向西方跨國資本集團，而中國又鐵腕地保持了本國政治的穩定性和改革開放的連續性，這一切都成為西方世界對中國怨恨的最大根源。2000年後，隨著中國長時間的經濟繁榮，對西方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間接使得中國形象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改善和“正名”，中國在西方世界的視角中當然還是一個有問題的國家，在政治、人權和宗教自由等議題上，西方世界似乎取得了永恒的道德優勢，但是中國經濟的繁榮、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以及社會日益自由化和多元化，這些新現象也在西方媒體中得到了比較多的報道。至少在2000年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中國是被視為“機會”多於威脅的國家。


然而無論如何，在那個階段的中國還是明顯處於西方體係之下的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無論是在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中國還遠遠不是西方的對手，還遠遠不能構成對西方挑戰的局麵。然而中國物理尺寸太大，中國的崛起一旦乘以13億人口的係數就會對全世界的經濟、能源、科技、金融等西方全麵壟斷的格局構成極大的挑戰。隨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全球前列近逼，隨著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坐三望二，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總量坐二望一，隨著中國成為世界上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隨著中國在科技領域逼近西方核心的技術優勢，西方世界開始感覺到已經占據優勢的所有領域都受到中國的全麵挑戰。中國崛起對於西方的體製和西方人心靈帶來的衝擊遠遠超過當年的日本崛起。

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2008年中國主辦的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就成為西方世界特別是西方媒體進行心理戰和形象抹黑戰的最佳機會。通過美國國會支持下的美國民主基金會以及眾多歐洲國家的政黨基金會的共同策劃，部分分裂勢力在2008年意圖通過“藏獨”動亂和聖火傳遞挑起事端，爭取誘發中國內部局勢的失控和內亂，然後裏應外合，推倒中國，完成國際資本尚未完成的壟斷世界的大任。就算這樣的目標不能實現，但是要爭取作到的是惡化中國的國際形象，要在世界造成中國“極權”和“落後”的印象，從而使得中國的軟實力受到致命損傷。

在世界各地華人風起雲湧地保衛聖火和反對歪曲報道的鬥爭中，西方徹底失去了中國新一代的人心，同時反向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內凝力”，這是西方世界始料未及的。但是惡化中國國際形象的圖謀在西方壓倒的話語權和傳媒優勢下，基本達到了西方世界的初衷。2008年延續世界的金融危機又在某種程度上分化了西方世界，英美等國似乎對中國拯救論具有更多期待，在保留大量偏見報道的同時，也罕見地出現了很多客觀中立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文章，而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則延續了對中國的醜化報道。總的來說， 2008年以來，在西方媒體的合力攻擊下，中國的國際形象處於比較灰暗的時期，一些國際上對各國的民調也顯示將中國視為“威脅”的人群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所上升，包括一些跟中國比較友好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這裏充分反映了西方傳媒在世界具有的霸權性優勢力量。

我們再來特別關注一下德國的媒體，尤其會讓人驚異。大約在五六年前，“中國繁榮”、“中國速度”、“驚人的活力”、“社會生活日趨自由”、“新興世界強國”、“超級大國”等充斥德國媒體的詞語已經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極權主義”、“專製壓迫”、“剝削勞工”、“踐踏人權”等極端意識形態的詞語。德國了解中國的漢學家和一些負責任的學者都認為這簡直不可思議，似乎一夜之間中國倒退到30年前的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去了。一位中國專家更是強烈批評德國媒體重新把中國描述成為“極權主義”國家，而忽視了過去幾年中國在司法、公民權、社會維權和社會保障方麵取得的重要進步。

的確，某些西方媒體開起了曆史倒車，認為通過自己構建的“醜陋中國”就可以操縱大多數民眾看不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尤其是西方媒體的報道跟大多數普通中國人的感覺完全不相符合甚至相反，過去四五年明顯是中國崛起、中國進步的四五年，尤其在民生、農業稅、保障民權、公民維權、社會保障等領域都是取得了根本意義上的巨大進步，這也是為什麽胡溫政府廣泛受到中國各個階層支持的根本原因。而沒有到過中國的、以及對中國不了解的西方公眾如果隻看西方媒體的話，就會覺得中國人好可憐，好像生活在中世紀一樣。這樣的印象通過媒體持續、長時間不斷地醜化宣傳，達到了形象固化和定型化的效用，也就是在西方公眾中持續樹立起一個可怕的、醜陋的野蠻者的敵對形象。

所以認為中國自身持續發展和持續進步就能改變西方對中國的態度的觀點未必完全正確，當中國弱於西方的時候，明顯在西方體係之下的時候，中國爆發性的發展反而可能是被看作正麵的發展，而當中國在各個領域都逐漸接近西方，並且有可能在較短的時間超過西方的時候，中國無論如何進步和發展都可能會被客體化成為一個“野蠻有力量的邪惡角色”，因為歸根結底而言，西方世界不願意看到一個能夠與西方平起平坐的中國，當然更加恐懼一個在各個領域都超過西方的中國。西方對中國的報道和形象塑造從來都是根據自己需求而來的，也從來都是根據西方本身的利益而來的。當符合西方利益的時候，無論中國有多少問題，也無論中國人過得有多慘，西方世界都不會在意；而當中國真正強大成為獨立的世界力量的時候，無論中國怎麽進步都不會影響西方媒體故意要塑造一個“醜陋”的中國。要改變中國的形象，絕對不能僅僅期待影響西方媒介這個霸權符號領有者，而隻能是做多做大做強我們自己的媒體，把我們自己的媒體也打造成有世界影響力的媒體，才能真正改變中國的被動形象。



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西方媒體的“二傳手”



前幾天看到一條新聞，中國國際電視頻道的俄語新聞在吉爾吉斯坦的首都播出。感到高興的是，中國各界的確已經高度重視話語權這個議題，甚至在非西方的世界都開始播出我們的新聞，以使得非西方國家的公眾能夠直接聽到中國人的聲音，了解中國人的想法，接觸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價值觀。由此聯想到在西方世界生活的日子中，接觸到不少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和朋友，按理說大家同處於南方國家的行列，同樣麵臨西方世界妖魔化非西方國家的問題，應該秉持著同理心和相互尊重的態度促進了解，但是筆者卻多次發現不同國籍的學生包括泰國、印尼、印度甚至是某些非洲國家的學生麵對筆者時都會提出非常尖酸刻薄的問題，很多人也對中國的政治製度頗有微詞，但總的來說，非西方國家公眾都相當不了解中國。

但是仔細思考一下，這也是在西方話語霸權邏輯下必然的結果，當我們感慨泰國、印尼、土耳其和阿拉伯等國家的學生或是民眾不了解中國的時候，或是對中國的觀感有太多誤差的時候，我們自己又了解多少關於這些國家的情況呢？我們對這些國家的人民、文化和風俗等的了解又存在多少誤差呢？作家餘秋雨在《千年一歎》中曾經提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在中國留過學的伊朗學生感慨中國人弄不清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區別，許多普通民眾簡單地將伊朗視為一個阿拉伯國家，其實伊朗在曆史上也具有輝煌的獨特文化，也曾經出現過像居魯士和大流士這樣氣吞山河的偉大君主，也誕生過對人類文明有巨大貢獻的波斯波利斯文明。

西方人蔑視西方以外的社會，東方國家和南方國家之間由於長期處於絕對的弱勢地位，也形成了仰望西方的習慣。也就是這些國家的精英主要是麵向西方世界，渴望到西方世界求學和生活，渴望得到西方世界的接納和承認。而東方國家之間不僅很少產生持續的興趣，而且很少相互關注對方。這造成的結果就是中國、阿拉伯、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關於彼此的印象和觀感都是間接來自於西方的舶來品，我們都是西方所謂主流信息的二手傳遞者，通過西方世界對其他區域的描述我們也片麵地、帶有偏見地得出對其他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負麵觀感。就像許多非西方國家在麵對中國的時候，最大的疑惑就是對中國政治製度的無知和恐懼，而我們一提到非洲國家就會立刻聯想到貧窮，一提到穆斯林世界就聯想到好戰的恐怖分子和原教旨主義，這都是我們接受了二手傳遞信息的結果，把西方傳播的觀點和觀感誤以為真，並且在無意識中接受了這樣的舶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