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強軍，21世紀的全新戰爭觀---劉濤

作者 劉濤





構建新軍事理論攸關中國現代化命運



德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持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具體說來，戰爭具有內在的特征和規律，是可以去掌握和把握的。克勞塞維茨堪稱近現代史上第一個全麵完整研究戰爭獨特形態和運行規律的軍事家，同時克氏深刻認識到戰爭本身盡管有其特定的邏輯規律，但是戰爭的發動和實施卻必須是服務於國家政治目的。



筆者認為，在對戰爭和軍事的研究過程中，抽象和哲學的思維非常重要，歸納和演繹的手段也有助於我們在宏觀層麵探求現代戰爭和現代軍事的規律。如果沒有與時俱進的軍事理論的支撐，我們就會停留在對單一事件分析和簡單描述性的層麵上，從而失去對世界政治大趨勢和世界軍事大趨勢的深刻把握。美軍在1993年推進的新軍事革命時麵臨的就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國際政治經濟的空前變局，新時代要求新思想、新觀點、新哲學觀和新理論，因此在當時的美國，包括中高低各個級別的軍官紛紛撰文探討分析美國的未來軍事學發展之路，並力求對最根本的問題作出回答：“美軍要與誰作戰？”，“美軍的敵人主要是誰”等。



在全球化和後金融危機時代，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麵臨著類似的問題：“人民解放軍要與誰作戰？我軍在新時期麵臨的主要曆史任務是什麽？我軍的主要敵人和對手在哪裏？”我國軍事界緊跟美國的新軍事革命帶動著的全球主要軍事強國的新軍事革命浪潮，也在軍事技術、軍事戰略、軍事思想、軍事編製等領域沿著世界軍事發展的大趨勢，並根據我國國情進行著戰略性變革，以適應新時代軍事戰爭的需要。同時，我國軍事研究領域也充分認識到軍事理論的劃時代的意義，提出了軍事理論對我國未來軍事發展和國家安全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意義。



我國的軍事研究人員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新軍事思想，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整個軍事研究中還缺乏完整地從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國際衝突、國際社會運行機製和世界社會的大趨勢等角度來建立軍事社會學和軍事政治學的理論。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功能分化的社會，各個學科都建立了自己的內部複雜性和規律性，同時現代社會又是一個高度耦合的社會，各個分化的學科在尊重各自內部研究規律的基礎上又實現了學科間的相互連接，同時實現了各個學科的相互配合和跨學科聯係。軍事技術、裝備、編製和各軍種之間的協調關係等當然屬於軍事係統內部的研究，但是我們始終不能忘記克勞塞維茨對於戰爭和軍事的基礎論點，那就是戰爭和軍事是服從於國家利益的，軍事問題從本質而言是國家政治問題的延續，對現代社會來說，又是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雙重延續，同時，軍事和戰爭是同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精神等問題息息相關的，軍事係統就其單獨的係統角度而言，是不能淩駕於國家政治和經濟利益之上的，而是實現國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一種手段，因此必須從更廣義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軍事和戰爭，從而能夠為中國的現代化帶來重大助益。（中國崛起網全載 www.chinarise.com)



21世紀的戰爭新形態



要根據21世紀新的國際政治局勢和新世界大趨勢建立相應的新戰爭觀和新軍事理論，就必須對當代國際局勢有一個根本而又深刻的認識，“當代國際政治的基本趨勢是什麽？是按照什麽原則和機製而運作的？當今世界和19世紀、20世紀的世界究竟有什麽相同點和不同點？”如果我們對當代國際政治運作缺乏一個帶有分析框架的理論認識，就可能脫離現實，而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



筆者在《中國世紀》的第二章大國國際戰略的三篇文章中提出了由筆者自己構建的認識國際關係的理論——分層分化理論，根據該理論，筆者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開始按照“係統功能”分化成為政治、經濟、貨幣金融、能源、文化和理念及意識形態等各個不同的係統，而係統分化的趨勢隨著冷戰結束和全球化推進得到進一步加強。由於各個係統的分化，使得國家不能再以“總體性”和“整體性”的眼光來看待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根據各個功能係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聯盟圈、經濟貿易圈、地緣政治圈、地緣經濟圈、幣緣圈（貨幣地緣圈）、文化圈、理念和意識形態圈等。在同一個圈內，任何一組兩個國家的關係可能是“和合”、“競爭”和“競合”（競爭合作）的複雜關係。兩個國家在一個圈內是競爭關係， 而在另外一個圈內可能就處於合作關係。比如中美兩國在政治領域是“競合”關係，在經濟和幣緣領域裏是處於巨大的合作和利益相關的關係，在能源領域裏處於既衝突而又合作的關係，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內雙方又處於某種程度上的衝突關係。麵對如此空前複雜的關係，很難再以單純的“好”和“壞”來形容複雜的中美關係，所以我認為整體上的合作或是整體上的衝突在當今世界已經越來越不能描述大多數國家之間的關係。即使是美歐這樣貌似盟友的關係也是隨著功能領域和功能圈的不同而產生非常多元複雜的關係，比如雙方在文化、理念意識形態領域處於更多的“認同”與“合作”的關係，在“經濟”、“國際政治領導權”領域內則更多處於“競合”關係，而在“幣緣”領域內則存在著非常激烈的衝突關係（美元和歐元的世界霸權之爭），而在“能源”領域也存在著複雜的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



根據複雜的功能分化和功能圈，事實上世界上任何兩組國家的關係都不能說是完全的盟友的關係，但更不存在著像一戰和二戰時期那樣完全敵對的關係。由於全球化帶來的民族國家之間利益的深深整合以及跨國企業展開的全球布局，讓不同國家的經濟利益深深交織結合在一起。不同國家即使在某些領域存在著競爭和衝突，但又會由於在更多領域裏的利益結合而讓不同國家間的衝突始終不會上升到“總體性衝突”的局麵。



分層分化理論不僅認識到國際社會各個功能係統相互分化這一事實，同時還認識到各個功能係統是不平等的，而且係統的功能分化的界限是可以相互滲透、穿越和操縱的，而某些係統更加深刻體現了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利益，比如貨幣金融係統中的貨幣主導權就攸關當今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利益，而理念、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念等大多提供給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利的思想武器，利用這樣的思想武器，發達國家得以在全球範圍內維護其權力結構、經濟利益和貨幣霸權。 所以，各個係統的關係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按照層次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貨幣金融和經濟利益常常可以淩駕到其他係統之上，實現對其他係統的操縱，從而最終達到維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和貨幣霸權的目的。



從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來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在1970年代以後開始逐步走上了脫離物質化生產的道路，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分析到的資本——商品——資本（贏利）的循環逐漸被資本——資本（贏利）的循環所取代。由於省去了中間物質生產和物質交換的重要環節，主要工業國家的生產領域全麵轉移到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結合最優的國家（比如中國），因此，發達國家生產領域出現了“空心化”、工業領域出現了“去工業化”的特征。美國利用其美元世界貨幣的獨特優勢，開始走向了用美國虛擬資本交換東亞國家和其他門檻國家的實物產品的道路。美國利用其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高度發達大量吸引東亞美元和石油美元回流到美國資本市場，這樣，美國得以利用資本市場的順差來彌補經常項目下的逆差。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開始逐漸進入到虛擬資本主義階段。 對於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強國來說，其根本國家利益就在於對世界霸權貨幣符號的追求，在這個符號世界裏，哪個新興強國取得了符號的定義權和符號霸權，就能顛覆另外一個霸權的根本運作基礎，等於是釜底抽薪，這也是筆者反複強調為什麽貨幣金融係統領域對於資本主義的發達經濟體而言，遠較其他係統更為重要。



所以，該理論對國際關係作了兩個向度的界定：一個向度是分化，國與國的關係出現了按照領域不同而功能分化的現象，簡單線性的國家關係已經不存在了，而替代的是各個係統內不同的和合——競爭——競合——衝突的關係；第二個向度是分層，一些係統對於強國的競爭來說具有更加本質的意義，而另外一些係統領域往往成為發達國家實現利益操縱的工具（比如媒體）。



針對國際社會關係的運行機製和規則，作者也在兩本專著《中國崛起策》和《頭等強國》裏提出了國際社會具有不同的規則運行機製，它們包括叢林規則、大國均勢規則、現代文明規則和後現代規則。前兩個規則更多反映的是二戰前的世界，國際社會是一個群龍無首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強權和大國特別是霸權大國還是根本決定了國際關係的走向，大國可以運用多種手段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小國往往是國際政治權力的被支配者和弱者；而後兩種規則體現了二戰以後的世界，國際文明規則、國際組織機構、國際法、現代文明理念特別是人權和民主等價值觀在發揮作用，大國的權力也部分受到國際機構和普遍人權觀念的約束，大國發動戰爭也必須尋求世界社會輿論的支持或者說是聯合國機構的支持。因此，國際關係的確出現了文明化、理念化、法治化和規則化的基礎特征。然而筆者多次指出，現代世界是個超級複雜的世界，也是多種運行機製在共同發揮作用的世界，以上提到的四種機製在現代國際社會都普遍存在，在共同發揮作用。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看似規則化的文明世界其實還是被強國的利益形塑著，比方說，聯合國既可以看成是一個國際規則和國際法構成的文明機製，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麵上卻始終擺脫不了強權的因素（比如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另外一些看似中立的國際機構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直接體現了美國的利益。



建立了對國際關係的理論分析，我們就能夠對二戰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的世界軍事領域的重大發展和戰爭形態的劇烈變化做出更加深刻和準確的把握和分析了，而這樣的分析為未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理論以及推進有中國特色的新軍事革命，以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全新的國防觀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據以上的國際關係的分層分化理論和四種不同規則的分析，筆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在二戰以後，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以後，發生了以下幾方麵的重大變化：



一 ，根據國際關係的分層分化理論，現代世界凡是融入了世界各個功能領域的任何兩組國家的關係將不再構成整體意義上的“聯盟”或整體意義上的“敵對”關係。因此古典意義上的，一個國家動員所有資源和力量去消滅、削弱或是吞並另外一個國家的狀況在逐漸遞減，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更是大幅度減少。



注意這裏強調的是融入了世界各個功能領域（如政治、經濟、貿易、貨幣金融、能源）的國家，我們不妨籠統地稱那些加入了世界市場體係和世界貿易體係的國家為中心國家，排除在世界市場體係和貿易體係之外的國家為邊緣國家。由於中心國家之間關係的超複雜性、過度聯結型、過度整合性和過度依賴性導致了中心國家之間的全麵戰爭勢必將威脅到整個世界市場和世界貿易體係的安全，因此這樣的戰爭在全球化的世界、在高度分層分化的世界幾率非常微小。



“蝴蝶理論”假設的是：如果東京一隻蝴蝶扇一下翅膀，那麽就可能在北京引起一場風暴。這裏強調的是一個微小的因素引起氣流的改變，最終導致了環環相扣的氣流變化，終於在氣流變化累積的情況下在異地引起大風暴。這是分層分化理論下的全球化的世界非常生動的寫照，一個融入世界市場的中等國家的貨幣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崩盤都可能跨越國界引起世界各地的金融風暴，又何況一場總體化的戰爭呢？



這裏所提到的兩個國家的不再會發生總體性戰爭，重點指的是融入了世界市場體係、融入了分層分化世界的中心國家， 而不是指中心和邊緣國家之間，或是邊緣和邊緣國家之間不會發生總體性戰爭。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美國兩次對伊拉克的戰爭，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爭，主要表現為中心國家和排除在世界體係之外的邊緣國家之間的戰爭，而在基本排除在世界貿易體係的非洲大陸（除了較為發達的北非馬格裏布國家和南非以外），在許多國家之間還存在國家間的戰爭，比如厄立特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之間的戰爭，烏幹達和盧旺達之間的邊界戰爭，以及其他非洲國家之間的戰爭，這些國家之間的戰爭也屬於邊緣與邊緣國家之間的戰爭。由於排除在世界經濟的利益圈之外，邊緣國家和中心國家沒有形成各個功能係統領域內部的高度利益整合的關係，因此這樣的戰爭可能發生在整個國際格局之外，並沒有給世界帶來重大震蕩。



必須認識到的是，即使邊緣國家之間的戰爭演變成為兩個國家全麵開戰的幾率都越來越小，一般當戰爭延續到一定時刻國際機製就會出來介入、調解和斡旋，國際現代文明規則就會在形成更大的人道主義危機之前進行廣泛地幹涉。因此，以暴力邏輯達到完全消滅對方的傳統戰爭形態，或者說是吞並國土、吞並敵國的財富和奴役敵國人口這樣傳統的戰爭形態在全球化的分層功能分化的世界日益變得不切實際。二戰以後，美國和朝鮮、美國和越南之間發生的戰爭屬於總體性戰爭和整體性對抗，但是這樣的戰爭發生在冷戰時期，主要屬於意識形態領域內部的戰爭，而且戰爭中的一方（朝鮮或是越南）並沒有處於現代分層分化的世界市場體係和世界貿易體係之內，因此，這樣的戰爭還是帶有“前全球化”的特征。隨著冷戰的結束，這樣戰爭的幾率也降低到最低點。



二是大國之間的直接、全麵的總體性戰爭幾乎降低到零點。由於國際社會高度分層功能分化的特點，各種衝突的潛力被分配到各個社會次係統的環節，由於兩個大國在某個係統內部的競爭和衝突關係往往被另外一個係統領域的合作和巨大利益關係所平衡和抵消，因此中心國家之間的總體性戰爭的概率大大下降。而在主要大國之間，遏製雙方總體性戰爭的因素除了上麵提到的係統分層分化的原因， 還因為大國往往是進入了核門檻的國家。根據核威懾理論，核大國之間相互擁有的核武器導致的後果是相互毀滅的可能，對環境的最終毀滅性的恐怖場景成為遏製大國核戰爭和常規戰爭的有利因素（試對比基辛格在《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中的觀點）。



核戰爭和核威懾帶來的相互戰略平衡為相對弱小的國家贏得了更大更多的戰略空間，國際社會防止“人類重新回到石器時代”的理性思考導致了主權國家之間核戰略平衡，帶來了大國之間在二戰之後長時間的和平。如果考慮到二戰以後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在別國領土上交過手，那麽至少從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以來，大國之間已經有34年時間沒有發生過戰爭。而美中之間的戰爭顯然不符合這裏提到的兩個國家總體戰爭的概念，而隻是雙方在邊緣小國內部發生的戰爭。因此，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大國之間傳統意義上的、雙方傾全國之力發動總體戰爭（比如二戰之中的蘇德戰爭）自二戰以後就沒有再發生了。大國之間有威懾、對峙和衝突，大國之間有通過支持第三國間接對抗（最出名的為1962年美蘇由於古巴導彈危機發生的衝突），然而大國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已經有64年沒有出現過（從二戰以來的1945到現在的2009年），這是人類有史以來大國之間保持和平的最長紀錄。（中國崛起網全載 www.chinarise.com)



觀察國家之間或是國際體係之間的行為是否具有持續性，是研究判斷規律趨勢的重要手段。人文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運用數學公式和公理進行推導，在人文科學領域內沒有公理和公式，但是有分析型的社會學理論。人文科學的理論是可以尋找到反例的，因此任何一個理論不能說百分之百的成立，社會科學理論反映的是對規律的把握和趨勢性的總結、實例推導和理論演繹。比如筆者觀察到大國之間64年之間沒有發生過總體性的全麵決戰，並認為這已經構成了二戰以後的規律性發展。也許未來會發生我們不能預見的特殊事件而顛覆這個論點，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其客觀的科學態度是依據現有的數據和實證材料來分析並推導未來最有可能的發展趨勢，而不是作一個神秘主義的預言家和宗教家。所以，根據二戰以後國家之間的戰爭規律，根據筆者構建的分層分化理論，大國之間無戰爭得到了很好的解釋。同時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深和推進，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整合到分層分化的世界社會中，大國之間的全麵總體性戰爭的幾率隻會越來越低。



然而大國之間的全麵總體性戰爭降低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大國之間衝突的降低。直接的軍事衝突可能降低了，但是在其他領域裏如網絡戰、媒體戰、心理戰、貨幣霸權戰、金融戰、糧食食品戰、轉基因食品戰、高科技戰、生物研發戰、能源戰、石油戰等領域內部的角逐卻大大加深和激烈了（試比較喬良的名著《超限戰》、威廉 8226; 恩道爾的《石油戰爭》和《糧食危機》），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三是由於世界文明化的進程和人權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特別是由於現代文明規則和後現代規則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一社會人文機製的變化也反映到現代戰爭領域裏。從直接經驗觀察角度來看，現代戰爭也逐漸受到現代人權觀念的影響。



按照古典傳統的戰爭理論，戰爭似乎是應該排斥社會人文因素和人道主義這樣的概念的，比如德國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其關於戰爭的巨著《戰爭論》中就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戰爭具有暴力的特性，“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的意誌的一種暴力行為”。正因為戰爭元素的暴力性特點，克氏堅決反對“仁慈”的戰爭或是“戰爭人道主義”的說法，他反駁到：“因為戰爭本身就不是什麽仁慈的行為”，並指出：“如果說流血的屠殺是殘酷可怕的，那麽，這隻能使我們更加嚴肅地對待戰爭，而不應該使我們出於人道讓佩劍逐漸變鈍，以致最後有人用利劍把我們的手臂砍掉”，所以戰爭最終的形式是“用流血方式解決危機，即消滅敵人軍隊”。



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的基本判斷還是很精確的，但是在某些層麵，他的理論的確麵臨著新時代的挑戰。根據筆者構建的“分層分化理論”和“多規則理論”，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世界是處於多種機製相互發生交織作用的世界，盡管強權邏輯和大國利益還廣泛地在主宰著國際社會的運行機製和國際政治走向，但是畢竟現代文明機製和現代文明的價值理念觀還在同時發揮著作用，而且應該說是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斷言世界完全是弱肉強食的世界，或者斷言世界完全是現代文明的理想世界，都是偏頗的，事實上，兩個層麵的因素都在廣泛地發揮著作用。



根據世界文明和國際關係的新特征，戰爭形態，尤其是冷戰以來的戰爭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戰爭的目的從消滅敵人軍隊逐漸轉為威懾敵方的意誌以迫使對方屈服。戰爭當然還是暴力行為的集合，但是戰爭的暴力行為中同時融入了人文和人道的因素。古典的戰爭講究的是殲滅敵軍，攻占敵國，戰爭過程中多有發生大規模屠殺軍事人員甚至是屠殺平民的事件。而在現代戰爭的形態中，不僅強調要減低己方人員的傷亡，甚至同時考慮到降低敵國軍事人員和平民的傷亡。 比如在美國內戰中南北雙方總計陣亡62萬人，二戰中美軍陣亡人數為40.5萬人，在朝鮮戰爭中陣亡總人數為5.4萬人，在越南戰爭中為5.7萬人，相比之下，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軍陣亡總人數降低到驚人的286人，考慮到美國是與一個全麵吸收了前蘇聯軍事裝備和軍事編製的中等軍事強國作戰，這樣的陣亡人數已經使美軍幾乎實現了零傷亡。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北約正式公布的數據是無一名軍人陣亡，僅僅在“非戰鬥條件下”死亡約50人，而美軍在其他幾次武裝侵略和軍事幹涉中，比如侵略多米尼加、格林納達、巴拿馬中分別陣亡24、18、27人，即使在第二次海灣戰爭中，在武裝占領巴格達的時刻，美軍陣亡人數也低於兩百。



以上數據清晰地顯示，西方強國，特別是美國的軍隊由於受到人權觀念的影響和束縛，對於人的生命權和傷亡率考慮得也越來越精細，這使得戰爭中陣亡的人數達到人類有史以來的最低點。不僅是降低己方的傷亡人數，甚至也要盡力降低敵方的傷亡人數，盡量做到防止不必要的大規模殺傷，尤其是盡量避免大規模殺傷非軍事人員，盡量減少平民傷亡。這主要是現代戰爭麵臨著全球各大媒體的關注和世界輿論的注視，由於人權觀念普遍高漲，實施戰爭的一方往往感受到巨大壓力，必須考慮到戰爭中的人文和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對於戰爭可能帶來的形象負麵效用以及麵臨國際社會和本國輿論的空前壓力，使得進攻一方必須考慮到戰爭中的人權因素，而不能濫開殺戒，更不能進行有意識的大屠殺。比如美國陸軍軍事學院院長司格爾斯在《國際軍事》上撰文指出：“戰爭是樁死人的事情，然而戰爭的目的並不是一定要消滅多少敵人…….不管火力係統有多麽有效和精確，勝利很少是用殺死對方的人數來衡量的。”



這種對戰爭傷亡的新觀念反映在軍事技術領域就是高精尖準的精確打擊，戰爭目的是通過精確和有效的打擊來震懾敵方的意誌，最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戰爭過程中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包括減少敵方的傷亡。由於社會人文觀念帶動的軍事技術革命和新軍事技術革命使得現代戰爭開始向非線性、非接觸性和非對稱的特質轉變，戰爭越來越強調最終戰略目標的達到而非對人員殺傷或是徹底消滅敵國軍隊。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就是通過大規模的空襲震懾了對手的意誌而迫使對手在戰略上徹底屈服。在南聯盟宣告投降以後，南聯盟的軍隊保持率居然達到95%，折損率僅為5%，這就是典型的現代高科技戰爭，它已經完全改變了古典戰爭的形態。



當然，對於社會人文因素對戰爭施加的影響應該采取相對主義的觀點來看待，西方發達國家和軍事強國在對敵國的攻伐中，受最大製約的還是本國的民意結構影響。由於現代民主國家對於人權觀念的高度重視，所以民主社會對於傷亡率的忍耐值也是處於一定的“可容忍區間”的，當陣亡人數超過這個“可容忍區間”——也就是民主社會民意可以容納的戰爭傷亡心理承受範圍，戰爭就可能麵臨民意的強烈反彈而走向失敗。因此，究其本質而言，戰爭中的人權是對本國公民負責的“美國公民權”、“英國公民權”和“德國公民權”等，而不是普世價值觀的全人類的“人權”。西方國家的公民權顯然高於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國家和人民的“生命權”和“公民權”。雖然戰爭出現了總體上的“人權因素”的特點，但是對於弱國而言，這樣的保護還是相當有限的，一場所謂的誤炸或是誤傷就可能導致數十名普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眾喪失生命，在這裏“人權價值觀”顯然是不等值和不對等的，西方公民權在實際層麵顯然遠遠高於弱國人民的公民權。



四是隨著現代戰爭規律的大規模變遷，現代戰爭的形式也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現代戰爭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兩軍對決或是大規模會戰，而是典型的“超立體戰爭”，戰爭雙方的技術水平如果存在著“代差”或是技術鴻溝，那麽弱國就可能麵臨全麵的潰敗。現代戰爭是海陸空天電的五維空間的戰爭，大規模的步兵對決和拚刺刀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衛星定位係統和遠程導彈的精確打擊；數千公裏的大規模坦克集團軍對壘也不可能出現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電磁領域、外太空領域和深海領域看不見的激烈角逐；海上艦隊的大規模決戰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海陸空一體化的聯合軍事打擊。可以說，電磁戰、網絡戰、媒體戰、宣傳戰、心理戰和恐嚇戰配合軍事打擊構成網狀的戰爭結構，在這個高科技徹底改變古典戰爭形態的時代，如果誰不能跟上時代潮流，就隻能被時代淘汰。



新技術革命和新新技術革命完全改變了古典戰爭中關於戰鬥、戰藝、戰役、以及戰術和戰略的定義，同時也改變了戰爭前方和後方的空間定義。在技術領域裏存在“代差”和“鴻溝”的國家，一旦強國的五維立體攻擊開始，弱國國土上任何範圍和任何角落都可能麵臨攻擊。這樣的信息技術對時間和空間概念的任意改變，可以達到震懾敵國軍心和民心的最高戰略目的。往往是強國的陸軍還沒有出動，另外一個國家就在信息係統、指揮係統和編製係統等領域麵臨全麵崩潰。如果生活在21世紀，還是幻想著20世紀或是19世紀的戰爭形態例如人民戰爭、地道戰、遊擊戰、麻雀戰等，那麽在今天知識和信息技術為導向性的新戰爭時代就會麵臨完全失敗。 有軍事評論家認為海灣戰爭是第六代戰爭（信息化和數字化戰爭）對二代半戰爭（線膛武器和半機械化）的較量，雙方的差距是三代半。事實上，麵對“代差”不能再心存任何僥幸，試圖單純依靠精神和勇敢就能再創戰爭奇跡，是滑稽可笑的。在技術“代差”的情況下，往往弱國的戰備、編製、指揮係統、後勤等會被碾得粉碎，士兵可能還沒有見到敵方的陸地進攻，全國範圍內軍事組織就崩潰了。



五，與古典戰爭相比，現代發生的另外一個深刻而又巨大的變化是戰爭的目的出現了模糊性和欺騙性。在過去的任何戰爭形態中，兩國或是多國之間進行戰爭時，戰爭的目的和攻擊對象等都是清晰的，不會存在著“為誰戰？跟誰戰？”的問題。



冷戰結束後，主要資本主義列強所推動的戰爭讓其戰爭目的蒙上了神秘的麵紗，一場戰爭究竟是為了意識形態、人權民主，還是為了能源石油，還是為了地緣因素，還是為了海洋通道的控製和海權，或是為了其他因素，這一切都可能成為難解之謎。在作戰一方自我描述的意圖和作戰的真正意圖之間可能存在巨大的落差。對戰爭意圖的刻意隱藏不僅可能欺騙敵國，也可能欺騙盟國，甚至也可能欺騙本國公眾。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王建的觀點，現代戰爭和過去戰爭的重要區別就是現代戰爭在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虛擬資本主義服務，也就是現代戰爭服務於資本主義的貨幣霸權。因此，戰爭的根本目的是調控和影響資本流向，為本國創造安全的資本市場的環境。尤其是當主要資本主義體係之間出現貨幣霸權爭端的時候，就會涉及到該體係的根本利益，因此貨幣霸權之爭，就必然反映到現代戰爭中來。科索沃戰爭和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從本質意義上來說，是一場美國阻擊歐元的戰爭，美元必須阻擊歐元強勢和堅挺的匯率，防止美元體係因麵臨歐元的挑戰而坍塌和崩潰，因此美國必然采取隱蔽軍事手段來達到公開宣稱戰爭目的之外的更高目的。



根據全球化各個中心國家的實體經濟利益緊密相連的現實，中心國家無法直接對另一個中心國家發動戰爭，而且歐洲本身對美國具有巨大的資本流入和投資，很多投資都是以實物經濟形態比如歐洲的礦山和歐洲的鐵路為依托而存在的，打擊了歐洲的實體經濟，就等於間接打擊了投資美國的歐洲資本，這就等於“殺人一千。自損八百”。因此中心國家完全無法承受一場戰爭，甚至無法承受一場微小的衝突，那樣的結果隻會導致歐洲的資本加速撤離美國的資本市場，加速美元霸權體係的崩潰。因此美國的選擇隻能是在歐洲的邊緣地區發動戰爭，使得國際資本對歐洲市場感到恐慌，從而防止國際資本大量撤離美國資本市場，轉而投入到歐洲資本市場幫助做大做強歐元。



因此，隨著現代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爭奪貨幣霸權和主導權的戰爭日趨激烈，戰爭也圍繞著歐洲的邊緣展開，在瀕臨歐洲中心的前南斯拉夫發動戰爭，在對於歐洲至關重要的海灣地區發動戰爭，按照王建的觀點，主要是為了掐住歐元的脖子，掐住歐洲的能源通道，同時擾亂歐洲邊境，引起歐洲的不安和恐慌，從而徹底影響到歐元的穩定，這是美國發動戰爭的最不可告人的真實意圖。 而王建通過數據顯示，在科索沃戰爭期間，逐漸走強的歐元的確發生了大幅貶值的情況，歐資資本市場出現巨額資本離開歐洲、流向美國的狀況，這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新的分析模型和認知模式來探討戰爭目的的隱蔽性和欺騙性。



無論王建的觀點是否完全正確，但是其論點是值得我們借鑒吸收的，那就是現代戰爭的形態日趨複雜化，戰爭目的變得越來越有隱蔽性，並具有巨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我們必須撥開雲霧，深刻探討現代戰爭背後的真正根源，才能逐步找到現代戰爭背後深刻運行的邏輯律，從而達到最大限度為我國軍事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服務的目的。



作者劉濤 留學德國的社會學學者於2009年9月19日（中國崛起網全載 www.chinar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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