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進程中看“中日逆轉”

全球化進程中看“中日逆轉”

《中國世紀》第一章“大國理想” 之 第三篇

作者:劉濤，留學德國的社會學學者，於2009年9月6日




小日本與大中國

日本家具商大塚先生走進北京的家具城時，有些驚呆了。他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專賣家具的集散地。從古典中國式樣的，到最現代的歐美日本家具應有具有，價格大都在日本的1/10左右。

但大塚先生熟練地拉開衣櫃門，用手在門背麵上下滑了一下。一個木刺迅即穿進了他的食指。一陣刺痛反而讓他笑了。

“如此粗糙的做工，在日本是不會建立起好的信譽的。”他說。這也讓他放心下來。

規模雖然巨大，但中國的很多家具還沒有做到細膩。日本消費者還會在很長時間裏消費自己國家生產的家具，或是日本企業在國外生產的家具，中國企業以現有的做工，想要與日本企業爭奪高端市場，還有不少差距。

—以上段落摘自《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陳言

初次到日本旅遊的中國遊客除了體會日本人的禮貌以外，還能明顯感覺到日本之“小”。不是說我們通常意義上貶稱的“小日本”，而是從心裏感覺到日本許多地方像小一號的中國。無論是京都的皇宮，還是奈良的佛教寺院建築群，處處都能感覺到日本文化受中國文化深刻影響的痕跡，但是格局卻遠遠小於中國的建築格局。歐美的遊客恐怕感觸更深，他們進入日本以後感覺就仿佛像法國作家拉伯雷筆下的巨人龐大固埃進入到小人國一樣，居民身材矮小，建築格局很小巧，街道窄小，甚至連衛生間的設備都十分不適合歐美人的體型。曾在德國電視節目中看到一位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入住東京一家旅店的時候，幾乎要貓著腰小心翼翼地探身“鑽”進房間，叫人真是忍俊不禁。

與日本相對應的是中國格局之大，我們描述自身的時候從不吝嗇使用帶有“大”字的成語：天朝大國、地大物博、氣勢宏大、博大精深，而日本文化對於自身的描述則是百分百認同日本人的“尚小”情結，無論是園林，民居，佛寺，還是日本的民間傳說，甚至是飲食和點心製作，都充分體現了日本小而精美的格局 （見李兆忠《曖昧的日本人》，2005年）。

公正地說，中日兩個民族對“大”和“小”的不同態度和文化審美情結反映出兩個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和民族心理特征。“大”固然代表寬宏大度和大人大量，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代表“大而無當”，“粗枝大葉”；而“小”除了表示“境界狹小”和“小心翼翼”等負麵意義，也可能組詞成為“小家碧玉”，“小巧玲瓏”和“精致微小”。日本人的“小”既體現了某些文化中的負麵意涵，但是也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許多獨到之處和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中華文明中的許多文化元素在日本都發展成為藝術修養之道，比如“茶道”，“插花”，“劍道”，“盆栽”等，這些在日本都巧妙轉化成為細致精深的文化藝術和對“完美”的不懈追求。在對“小”的發揮上，日本人可以說是螺殼裏做道場，充分發揮了日本民族精益求精以及要把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完美藝術化”的傾向，就拿日本的浮世繪來說，明明隻是風俗畫，但那精確的細節、優美的線條、雅致的色彩令人過目難忘，傳入歐洲後甚至影響了西洋繪畫。

小人國出巧匠細活，日本飲食文化也有類似的特點，在日本料理店吃飯，往往是滿滿一桌精致的碗碟，裏麵無論是米飯還是菜蔬，都作得精巧細致，活像藝術品，但是量卻少得可憐，中看不中吃。如果說，在生活領域可以充分體會到日本的精致，那麽在工業、經濟和科技領域就更可以從中發現二戰後日本迅速崛起的奧秘了。日本人對產品的要求真是麵麵俱到、精益求精，從而能夠不斷開發出超薄、小型精致產品，正是那種仔細認真的精神造就了日本產品的高質量。在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的轎車如豐田、本田、日產等品牌以令人乍舌的速度占領歐美市場，日本產品從劣質到優質品牌的過渡僅僅用了二十年（比較王誌強《如此日本人》2006年）。

正是在這一點上，體現了中國與日本的差距，泱泱五千年華夏文明、地大物博的地理環境給予了我們博大寬廣的胸懷，但是也給我們帶來了優越感和愛從大處著手但忽略細節的民族性格。一句“差不多”，一句“馬馬虎虎”，深刻反映出了中國人心理文化所積澱的知足常樂的文化特性，對一件小事精深的挖掘和對一件小作品千百般的精雕細鑿一般不屬於我們文化固有的特性。 反映在經濟領域就體現在中國產品雖然在全世界迅速占領市場，但大多數集中在勞動密集型領域，同時中國產品出現的質量問題常常是因為忽視一些細小環節所引起的，正如文章開頭所引用的關於中國木製家具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在類似汽車這樣高端技術產品領域，數百個精密零件的生產和組合需要的是生產人員高度的敬業精神以及對每個細節的充分重視，當然也需要各個領域的高度負責任的精神和協調能力，這裏日本人的“小”（追求細致和完美）恰恰成為日本人的巨大優勢，這是我們今天中國仍然值得學習的地方。

“小”在中文中根據不同的搭配也可以含有“小人”、 “宵小”的意思，這些負麵的描述總是跟“陰險”和“狠毒”聯係在一起的。今天當我們麵對一個或是一群普通日本人時，我們不大會產生過於負麵的聯想，不少人還很喜愛日本文化如當代小說、流行音樂、日劇等。但是從一個民族深層次精神文化的層麵來分析，的確積澱著很多固定不變的集體無意識。大中國身邊的這個小日本，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處處滲透著中國文化的痕跡以及中國無處不在的影響。但是這個小人國的居民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種“矮個子不服輸”的尚武精神，民族心態之好鬥爭強、陰冷狹隘有時候的確令人恐懼。

在大唐高宗年代，吸收了大唐盛世文明不久的日本旋即開始了不安分，還沒有學到中華文化精髓的日本就開始思考如何“彼可取而代之”。被大唐擊敗後，日本安分起來，開始了全麵學習中國哲學、藝術和製度的時期。安分了近九百年之後，剛剛結束了日本戰國時期不久的豐臣秀吉就開始謀劃征伐朝鮮和中國大陸，狂妄地想讓日本取代中華成為中央帝國，一統海內外萬國。這個時期，中日國力的對比已經不像大唐時期那麽明顯了，但是大明和朝鮮的陸軍和海軍還是經過數年的艱苦抗日最後重挫日軍。日本戰敗，再次打消了“以小取大，以小欺大”的念頭，中日之間又安穩了三百年。蟄伏了三百年之久的日本終於在中華文明衰落的晚清王朝依靠突襲一舉擊敗占據千年文明中心的中央王朝，改變了亞洲曆史和世界曆史。勾踐擊敗夫差蟄伏了近二十年，成就了中華文明曆史上著名的“臥薪嚐膽”的故事。日本蟄伏擊敗中國，從大唐初期起了妄念開始，蟄伏了1200多年。小小東瀛為了擊敗巍巍中華，居然有這樣的潛伏能力，中華民族即使在強大時也不得不提防這樣的“宵小”鄰居呀！

之後日本上演了更多以小博大的賭博和偷襲，1904年日本靠亡命式的偷襲擊敗了俄國海軍，自詡為“黃種人第一次擊敗了白種人”，然後開始貪心不足蛇吞象，先吞並朝鮮，再進攻中國，然後又故伎重演兩次海上偷襲美國海軍，最後終於招來了兩顆原子彈。日本戰敗後再次體現了“小”日本的古怪，之前發誓要用日本列島沉沒和一億玉碎來抵抗美軍的日本在天皇宣布投降後，居然開始列隊歡迎美軍的到來。德國在戰敗後還有零星的抵抗，而美軍占領日本後，美國大兵即使是單人乘車到很偏僻的地方，都不會有任何危險。許多小孩和婦女還列隊微笑喊著“Hello”歡迎美軍的到來，之前殊死戰鬥的日本人現在卻帶著無比文明禮貌的笑臉歡迎美軍的到來。很快，日本人開始成群結隊地訪問美國，學習美國的先進經驗，看看這個戰勝日本的國家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全國對美國的崇拜升高到極點，這就是東瀛小人國的奇特之處，從來不講究道德，隻臣服於實力 （對比美國人類文化學家本尼迪克名著《菊與刀》，2006年譯著）。

但是美國人會放心日本嗎？精細研究日本人民族文化心理特點後，美國當然不會放心這個小人國。誰敢擔保今天全麵學習美國的小日本明天不會再來一次以小搏大？1980年代日本經濟通過大肆收購，咄咄逼人地向美國本土進攻再次證明了日本人秉性難移。於是美國聯合西方五國狠狠敲打了日本，通過廣場協議和巴塞爾協議激化了日本內部經濟結構性矛盾。日本經濟再次敗於美國，這次經濟戰敗被稱為“平成戰敗”。

今天，走向頭等強國的中國也不能忘記提防日本，我們要好好研究日本，徹底吃透日本，千萬不要再給日本翻盤的機會。

弱小與強大，自卑與自大

許多研究日本的社會文化心理學家和人類文化學家持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即日本人周期性地搖擺於弱小和強大的心理感受之中，具有嚴重的自卑和自大情結。自卑和自大恰恰成為一對孿生兄弟，當實力低於對手時嚴重自卑，一天到晚幻想有朝一日強大後可以反戈一擊，取而代之。在實力不如對手之前，日本人謙恭地向老師學習；當實力超過對手時，蠻橫地欺淩對方，恨不得將對手從世界上徹底鏟除。當實力弱小時，對強者頂禮膜拜，尊敬有加，誰都會認為日本人是好學生，當實力接近對手時，擅長搞突襲和偷襲，試圖如武士道一般一劍封喉，徹底肢解對方。這種周期性近乎反常態和反社會的行為成為日本集體潛意識中的文化情結，同時日本人也有嚴重的社會人格心理障礙，落後時往往整個民族都認為自己是“劣等民族”，哀怨連天，恥辱無限。但是這種恥感文化卻成為日本人追趕先進的強烈動力，落後激發著這個東瀛小人國去改變落後，奮發圖強，銳意進取。一旦超過對手後整個民族又會膨脹為“日本民族是高於人類其他一切民族的優秀民族”，這時日本人往往又會洋洋自得，野心膨脹，最後在其他強者聯合下被擊敗和肢解。日本幾乎周期性地搖擺於矛盾的兩極，似乎永遠學不會人類的平等和博愛的精神。日本人似乎永遠不懂得道德觀，日本人的詞典裏充斥著“壓服和征服”，不是我壓服你，就是你壓服我 （見戴季陶的《日本論》和蔣百裏的《日本人》，2006年收於《日本四書》）。

唐朝初年，日本對於強大的盛唐文明產生了敬畏感和屈服意識，同時日式的恥感文化驅動著日本人源源不斷地去學習中國。當中國衰落時，日本又肆無忌憚地欺淩這個曾經在精神和文化上哺育了自己的母體文化。不要期待日本人真心地感恩或是謝罪，日本人既不會對中華文明哺育東瀛列島而真心感恩，也絕不會對二戰中的殘暴罪行真心認罪。日本就是日本，日本隻認實力，中國要真正贏得日本的尊重，不能僅僅滿足於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剛剛超過日本，而必須在總體實力上大幅拉開同東瀛小人國的距離，讓對手真正臣服和敬畏我們。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天然缺乏道德感和正義是非觀的民族來說，道德說教和道德感化是蒼白無力的。當我們的實力剛剛接近和超過對手的時候，日本對中國的最大感覺就是不服和憎惡，當中國大幅度拉開同對手的綜合國力的差距的時候，日本人反而會敬畏和尊敬中國。

日本人麵對西方的時候，支配他們的同樣是“弱小和強大”、“自卑和自大”的民族文化心理潛意識。19世紀中期，日本人第一次和英美文明相碰撞，日本人麵對船堅炮利、人高馬大的歐美人非常自卑。在日本的橫濱碼頭，當時的日本政府專門尋來肥胖之極的東瀛巨無霸——相撲運動員來扔百來斤重的沙袋，試圖展示日本人是有力氣、高個子的人種，這一段讓人今天讀起來仍然忍俊不禁，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日本人強烈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內心的極度自卑激發極度示強的欲望。當美國人的艦隊於1853年輕鬆擊敗了日本的幕府政府之後，日本的幕府政府居然來了個180度轉彎，立即要求和美國修好，答應美國的條件。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把美國人轟開日本港口當作節日來慶祝，這與中國人將鴉片戰爭當作國恥來紀念形成鮮明的對比。相比日本人的實力邏輯和小國的奇特心理，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曾經領先全球的世界文明，會把任何外來的征服和欺壓當作是曆史的永久傷痕。僅從這一點來看，中華文明的成熟心態就要遠遠健全於日本的島國文明。

二戰日本戰敗後，同樣是實力邏輯決定日本人的行為，麵對西方產生恥辱感和自卑感，而正是這種恥辱感和自卑感成為日本民族前進的動力，並轉化成為趕超西方先進國家的萬丈雄心。當日本取得重大成就、在許多方麵趕超西方後，老一套故事又重新上演，日本不僅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和方向，驕橫自大，在西方文明占主導的世界不明智地追求日本收購西方產業和文化象征的“轟動效應”，甚至一些右翼的民族主義者感覺又可以和美國叫板，完全忽視了美國仍然占領日本的基本事實。當美國在經濟上暗施策略敲打日本後，日本結束了經濟奇跡增長期，進入了漫長的經濟冬眠期，日本於是又一次陷入自輕自賤的民族信心低落期。

進入了新世紀後，日本發現不再是西方和日本的強弱問題，更麻煩的事是自己的“宿敵”，曾經領先了東亞和世界近1500年的中國重新回來了，中國崛起，邁向頭等強國之路更讓日本失去了國家定位和方向感，日本進入了更加鬱悶的心理“黯淡期”。

日本的集體文化心理活動模式

有社會學家這樣形容日本人的集體行為模式：日本人就像一群水中向著一個方向遊動的魚群，當一顆石子投進水中的時候，擊中了魚群中的某些魚，於是它們開始掉頭往另一個方向移動，其它所有的魚於是都改變了遊動的方向，往同樣一個方向遊弋。這非常生動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組織模式和行為模式。人們的行動往往是“非自我”的集團行動和集體行動，這樣的組織模式易於集中人力、調動資源來實現現代化目標，但是這種缺乏反省能力和哲學理論思考的從眾運動也可能帶來巨大的弊端，當移動的方向正確的時候，可能產生很大的爆發力，取得巨大的成功，當移動方向錯誤的時候，由於嚴重的從眾心理和大眾集體運動不會輕易改變方向路徑，可能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走向滅亡。

19世紀末期，日本學習了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變得比西方更加社會達爾文。1885年，被稱為日本伏爾泰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明確提出：“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複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隻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法而對待之。”這段號稱“脫亞入歐”的宣言是篇不折不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論述，日本受西方欺淩，反而要加入歐洲列強的隊伍來欺淩亞洲鄰居。於是看似成功的日本“魚群”起了貪天野心，遊向錯誤的方向，最終導致了原子彈攻擊的慘劇，差點招致毀滅。二戰後，日本人總結教訓：我們本以為用過去的方式會贏得世人（西方人）的尊敬，結果得到的卻是世界的厭惡，現在我們要以另外一種方式來贏得世界（主要還是西方）的尊敬，於是日本魚群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為日本劃定的跑道上義無反顧地遊向和平經濟發展的方向，並且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奇跡。但日本始終令世人難以放心，巨大的集體動員能力和反省精神的缺乏，固然可以在短時期內取得重大成就，但一旦方向改變，可能又會給自己甚至世界帶來災難。日本的集體組織能力是日本成就的關鍵，也是日本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大國的重要原因。一個嚴重缺乏道德關懷和人文關懷的集團，一個始終可以用巨大力量變換遊動方向的“飛魚群”，永遠不可能為世界帶來文明意義上的更新，更不可能有任何道德使命感，而日本的崛起隻能帶來人們無限的提防。

正如日本社會的組織結構內部高度複雜一樣，日本人使用的敬語空前繁複，見到每個不同級別的領導和同事都要使用不同的稱謂和動詞變位，都要決定使用不同深度的鞠躬，根據鞠躬的不同深度來判定對方的社會階層（日本人的敬語使用見《百萬個為什麽：外語》1990年）。日本人在組織結構裏極端小心翼翼，也極端地壓抑自己的個性去遵守那數不清的繁文縟節，任何一個外來群體都不可能學會日本社會繁雜的“規矩”，除非他或她從小是在日本長大。這樣的組織化結構固然有非常巨大的凝聚力和動員力，但缺點是缺乏流動性、靈活性和改革更新能力。內部受到壓抑的日本人下班後往往會爆發性發泄出來，於是文明禮貌的日本人在晚上又可能變為邋遢的酒鬼和卡拉OK和迪廳中的瘋狂發泄者。 日本人在人前彬彬有禮，但是來到遠離日本的國外，又往往可能成為最放蕩形骸，最不遵守人類正常規範的一群，無論是在曼穀、馬尼拉，還是在金邊還是巴厘島，日本人失範放蕩的行為令人訝異，這是與日本人平時接觸時看不到的另一麵。

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優越感

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具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最獨特的民族，自己的國家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國家。但是這裏有一個根本區別，中國人的民族優越感勿寧說是一種由於文明長時間領先亞洲和世界積澱下來的文化優越感，中國人博大精深的文化、哲學、春秋戰國三國時期悠久燦爛的文化、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構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文明世界觀。在古代，中國人即使持有“華夷之辨”的世界觀並貶低中國周邊的民族和國家，但這都是建立在文化潛意識上的優越心理，而不是建立在種族優越感和宗教優越感基礎之上的霸道，這是認識中國人優越感同日本和歐洲優越感差別的根本基礎。

而日本人的優越感則是建立在種族基礎之上的狹隘的優越感，由於日本是環海的島國，和亞洲大陸的距離遠超過大不列顛和歐洲大陸之間的距離，這使得亞洲大陸和日本之間的距離在古代成為保護日本的天然屏障。在西方列強侵襲之前，日本在曆史上除了麵臨過元軍入侵以外，沒有在嚴格意義上麵臨征服的危險。即使元軍的入侵都被所謂的“神風”所阻擊，導致唯一的一次外來侵略破功。跟中國所處的亞洲大陸在曆史上不斷麵臨征服、侵略、民族遷徙和民族大融合不一樣，孤立的地理環境導致日本沒有同外來世界產生真正意義上的交換和文化交融、民族融合，因此中國人那種由多元文化共同融合而成的中華文化是日本人難以真正理解的。孤立的島國和孤立的島民以及帶有功利色彩的對外部文化的模仿和抄襲，導致日本人無論是在古代學習大唐還是在近代學習西方都沒有能產生真正的世界性觀念和理想。

從國土、語言和民族的角度來說，在日本國土上居住的99.9%都是大和民族，隻在北海道居住著人口較少的阿伊努民族，但已經在大和民族的擴張與同化下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文明。而日本國土上的外來居民，即使已經數代生活在日本的韓國人和中國人都一律被視為“外國人”。最奇特的是日本人對其海外移民的態度，由於日本社會重視所謂的民族純淨性和純潔性導致日本社會超級保守和凝固的世界觀，日本人固執地認為隻有在日本國土上居住的才是真正純粹的日本人，19世紀移民到巴西和秘魯的日本國民由於長期脫離日本社會和日本固有的心理文化環境，則基本上不再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日本人”。“日本人”，就必須是長期居住在日本本國的日本人，長期脫離日本社會和文化的日本人基本上被排除在主流視野之外。日本人對“日僑”的觀念迥異於中國人對於“華僑”的感情，無論在海外生活多久的華人都會被我們視為“同胞”，華僑和母國之間始終存在著文化紐帶和感情聯結，華僑利益受損的時候，中國則對這些華僑具有保護責任。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領土、國民和語言達到高度一致，可以說，日本形成了領土、國民和語言高度一致的“三位一體”現象（王誌強《如此日本人》2006年）。高度的同一性和均質性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為均質單一的國家，這也跟日本人追求“純粹”和“完美”相一致，即使是在種族問題上也要追求完全的極致。從臨近的中國來看，中國的土地上居住著56個民族，其中除了滿、回沒有自己的語言或是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語言以外，其他每個民族都擁有自己的語言。中華民族是以華夏文化為主體，包含了多種文化和語言在內的多元民族文化。這就不難理解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能力和吐故納新的更新能力。為什麽中華文明能曆經五千年而不衰，成為世界古代文明唯一的奇跡，這是同中華文明的寬容、淳厚和巨大的包容能力緊密相連的。

而中華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華夷之辨”這一概念並非基於種族和單一民族基礎之上，而是開放流動、具有文化性質的。《孟子 8226; 離婁下》就高度讚揚舜和文王，雖出生夷狄，但最終卻成為華夏的聖人。這意味著，華夏民族雖是優秀民族，但隻要掌握了中原文化，人人都可以成為華夏族，從大舜開始中華文明就體現了高度的開放性和普世性，絕非日本文明的狹隘可以相比。而之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直到大唐盛世，許多開國國君都有非華夏族的血統，如唐太祖李淵就具有鮮卑血統，但這絲毫不妨礙大唐成為中國盛世文明的象征，因為中國文明始終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狹隘的種族觀念來劃分的。中國在大唐時代就是一個超級大國，是個非常類似今天美國的移民國家，扶桑人、高麗人、大食人、天竺人、波斯人，隻要識得中華語言、讀得中華經史、能作中華詩詞的都可以成為中國人。大唐盛世，許多日本人、朝鮮人和波斯人都長期居住甚至移民中國，在中國學習儒家文化、經商做官、，很好地融入了中原文化。所以說，中國文明在很早的時候就體現了開放的世界主義的特征，中國人的“天下觀”雖然是以中華為核心，但是吸收了世界各國文明，同時持有一種全然開放和流動的特征。

而日本的島國根性造就了世界上最狹隘封閉的、非流動性和非開放性的、基於種族主義的優越感，日本人永遠是日本人，外來人永遠是外來人，永遠不可能成為日本人。天皇萬世一係的民族童年時期的神話及神道教都固化了這種種族優越感，日本人從內心深處固執地認為日本人是神國子孫，地球上唯一的神國就是日本，而神國的居民是優秀的，外來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神國的子民。日本人這樣保守封閉的優越感形成了與中國人開放流動性、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化優越感之間的根本差異。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國在曆史上沒有發生過宗教性質的戰爭，二戰中，當猶太人因排猶主義走投無路時，中國人張開了雙臂接收了猶太人，中華文明的寬容和仁厚豈是東瀛島國可以相比的？這也在中國人與日本人在對外國人和外來居民的態度上充分體現了出來，現在，某些中國人雖然從心理上會歧視落後於自己的國家，比如亞非拉國家的居民，但這隻是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文化差異較大和中國還不夠國際化引起的，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進步和人民見識的大幅度提高，中國人的文化寬容性將再次得到體現。即使今天，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大城市，外國居民包括“三非”現象等劇增，都不會真正在中國人心中引發大規模排外、敵視外國人和種族主義的觀點，這是我們文明特質所根本決定的。即使近期廣州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媒體和民眾基本上都采取了低調的態度，在主流輿論中人們聽到的更多是對寬容和多元的呼籲。

而在日本的外國人就沒有那麽幸運了，日本人除了對西方國家的居民態度友善以外，對其他國家的居民那就是近乎極致的歧視、排斥和敵對了，每天報紙上充斥的都是外國人犯罪的報道，對日本人犯罪情況則不置一詞，如果外國人和日本人同時作奸犯科被抓住，那麽報紙的頭條肯定是某某國人在日本犯罪行凶等。一位菲律賓外交官就指出，一般到某一國家留學，大家在學成後都會帶著對這個國家的好感而歸，隻有在日本，人們往往是帶著對這個國家的憤怒和怨忿而離開這個國家。晚清民國時期的奇人辜鴻銘在其用英語撰寫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就曾指出，許多西方人在中國住得越久就越喜歡這個國家，而在日本住得越久就越厭惡這個國家。這絕對不是誇張，筆者的一個德國好友曾遍遊了日中兩國，盡管他指出了日本在社會經濟和整潔程度等許多方麵仍然更好，但是中國人卻遠比日本人友好和善良，也遠比日本人開放。日本是有西化的外表，封鎖的心靈，中國卻是擁有一種真正開放和麵向世界的精神狀態。

由於心靈深處的自閉和封鎖導致了日本不能吸納世界各地的人才到日本發展來為日本服務，即使是久居日本的西方人都能體會到在日本社會交往的困難和無形中的排斥感。曆史上的封閉和人口結構高度的均質，使日本人之間形成了“以心傳心”的微妙而敏感的心理傳遞和理解能力，日本人進行交流時，一個表情、一個眼神、一個細微的動作日本人都能立即心領神會，外國人卻無法正確把握。基於種族主義的世界觀在日本人和世界居民之間劃出了一道無形的、卻是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相比之下，中國對待外來移民的態度遠比日本人寬容，走在北京的望京，上海的古北虹橋，你就可以體會到外來居民已經深深融合到中國社會裏去了。

從好的方麵來說，日本的自閉和孤立症可以塑造出極強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主義意識，可以讓集團內部高度團結和均質，取得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功。從反麵來說，在全球化的世界，自閉和心靈封鎖等於是自絕於全球化的經濟、文化和思想觀念的流動，更無法成為移民國家吸納世界各地的人才來為本國發展服務，這恰恰是日本一個無法醫治的絕症。如果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得不到醫治的話，日本將來的發展隻會被美中兩個大國甩得越來越遠，成為真正邊緣化的國家。另外一個嚴峻的問題是日本在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後，出生率降到很低，甚至低於大多數歐美國家，為了延緩未來人口結構的失調和青年人口的赤字，歐美國家很早就開始有計劃地吸引外國年輕移民來改變不利的人口結構，而日本出於種族為中心的優越感本能地排斥外來移民，這樣的做法也是等於自殺。根據人口學家的預測，日本如果不從現在起加緊吸收外來移民，到2050年人口將從今天的1億2000萬降到8000萬，到本世紀末將下降到5000萬，從人口學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民族的空前危機。日本的“人口蕭條”將使得老齡化問題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整個社會生產和GDP等將不可避免地更加嚴重萎縮，社會將更加失去活力和進取心。日本的前景不僅是黯淡的，而且是危機重重的，雖然原本可以實現理性調整，但是本身的文化心理結構障礙卻讓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內部更新和調整的機會。

開放的世界主義和封閉的島國心靈

我覺得，即使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在看到日本民族的短處的時候，也不要忘記看到另外一麵——日本民族的許多長處，而且不要忘記時刻提防我們東邊這個鄰居。前麵說到日本人的精確、細致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就非常值得我們中華民族借鑒，而日本人的意誌力、頑強以及在恥感驅動下的發憤圖強也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但是日本文明中的一些島國根性確實不符合人類現代文明發展和世界潮流，這又將成為日本衰敗的根源。全球化越往後發展就越能體現中國的優勢和中華文明的優勢，未來的世界，海納百川的包容式的移民大國和多元文明大國將是世界真正的主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美兩國形成G2絕對不是偶然的，這是兩國文化開放的特質和包容特點所決定的，也是由兩國的天然稟賦（規模和麵積）所根本決定的。

我稱中華文明為開放流動的世界主義，主要是基於中國人麵對世界的“天下觀”，中華文明從來就不乏對普世價值的思考，無論是中國的儒家、道家還是墨家思想都不乏對於整個世界和人類文明深層次的思考，中國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等，都反映了中國人普世的情懷。亞洲大陸往往是普世文化和普世宗教的發源地，無論是佛教的“普渡眾生”還是基督教的“救世論和救贖論”都帶有世界情懷和普世關懷的偉大理想。這和亞洲大陸人口眾多、民族眾多和文化眾多是緊密相連的，在眾多民族的遷徙和交融中容易形成“世界”和“天下”的概念，人們自然而然會去追求超越民族和國家的“普世人類情感”。而偏居東瀛的日本由於跟亞洲大陸不發生任何直接的交融和接觸，孤立的地理環境和孤立的文化心靈產生不了亞洲大陸那樣的普世文化情懷，催生的往往是極端的種族中心色彩的自戀和自虐，同時在自己強大的時候又會極端暴虐地對待本民族以外的民族。日本不僅沒有產生世界級的哲學家，也沒有產生任何普世價值觀和世界性宗教，甚至沒有像樣的理論家和哲學家，因此也不能對人類文明的提升做出任何貢獻。即使是在日本經濟狂飆突進的年代，日本文化也不能為世界帶來任何新的內容，更何談促進世界文明的進步？

無論是釋迦牟尼的悲天憫人，還是耶穌基督的仁愛，還是儒家思想的仁政和德政，這對於日本文化來說都是陌生的。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日本在吸收了中國儒家思想後，將仁義禮智信等中國思想的核心進行片麵性地取舍，儒家文化的基石“仁”不見了，卻片麵抬高了儒家的“忠”的思想，以至於其被日本神道教和軍國主義利用而發展成為純粹的“愚忠”。在儒家思想中，“忠”和“勇”是必須與前麵的“仁”相聯係在一起的，離開了“仁”的限定，“忠、勇”都可能發展成為片麵極端的思想。

德國著名的東亞專家卡爾 8226; 皮爾尼在其名著《亞洲世紀：中國和日本的新世界強國之路》（Das asiatische Jahrhundert: China und Japan auf dem Weg zur neuen Weltmacht) 中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中日文化的根本不同和分野。他認為，中日兩國都具有優越感，中國人是中庸和諧的文化優越感，本質上是和平的，強調華夏中原的道德優越和德政王化，而日本沒有學到中華文明的本質，反而是將皮毛擴大，同時日本的優越感是種族優越感，帶有強烈的極端主義氣質和侵略性，往往具有爭奪殺伐的暴力特性。皮爾尼指出，無論日本人近代怎麽超過中國，但是日本人內心深處積澱的始終是對中華文明的強烈自卑感，自卑到感覺像是一座大山一樣壓在自己心上。中華優秀的文明從荀子、商鞅、韓非、到孔子、孟子、墨子、再到三國兩晉南北朝和唐宋，這哪裏是日本曆史可以比擬的。中華文化對於日本人來說可以說是高山仰止，是無法超越的，是日本人永恒津津樂道的文化題材和文化來源，但是日本人又會極端憤憤不平，為什麽中國文明優越於日本這麽多？

日本人始終周期性地徘徊在自卑和自大中，用極度的自大來掩飾極度的自卑，用對母體文化的暴虐征服來發泄自己落後的憤懣。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在各個領域全麵超越日本，日本麵對中國時，自大情結會越來越少，而自卑情結會越來越高漲，這就是日本不健全的社會人格造成的根本悲劇。日本始終不懂得平等地看待別國和其他民族，總是帶著階層化的觀點去看待世界各國，認為不是被壓服就是去壓服別人，這樣就形成了日本人永恒的失範和偏差心理。

一個不懂得平等和道德為何物的國家，即使在經濟上取得驚人的成功也不會對世界帶來真正的影響和更新。日本人很善於學習、模仿和抄襲，但是中國人的有一點他們是永遠學不會的，那就是中國人宏大的世界觀和視野以及中華文明的氣度和器量。

全球化中日大逆轉

最近日本國內流行一場討論，題目為“日中關係大逆轉”，中心的觀點是日本自從甲午戰爭以來在亞洲的經濟科技領先地位將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逆轉，中日競爭將發生扭轉而有利於中國。日本自從1968年以來穩居世界GDP第二的位置已經長達四十年，日本國民已經習慣了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位置。不知是天意還是巧合，恰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這一特殊的曆史時刻，中國將成為日本GDP第二的終結者。如果考慮到日元、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相互匯率的變化，即使2009年中日GDP旗鼓相當，2010年中國也勢必一舉超過日本，2010年又是中國舉行世博會的一年，世博會的曆史意義並不亞於奧運會，可以說是經濟貿易文化領域內的奧運會，屆時將有數百萬的外國遊客光臨中國的繁榮之都——上海，中日大逆轉仿佛成為為這一盛宴所預備的一道開胃菜。

無論是2009，還是2010年，都是彈指一揮間的事情，但是中日的GDP的正式逆轉以及中國加速成為頭等強國的曆史進程，具有重要世界曆史意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 從中日民眾的觀感來看，盡管日本積澱著對中華文化的無限敬仰，但是近代以來，日本已經習慣了俯視中國。中日GDP的逆轉將極大衝擊了日本人的心理文化結構，日本人將產生難以適應協調的感覺，其心理必將經曆嚴重的失落和不適應，同時很難定位自己的國家方向感。日本人未來怎樣看待自己的經濟地位，未來又怎樣定義中日關係，將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

二 從社會文化心理角度來看，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推行的一直是“脫亞入歐”的國家戰略，現在民主黨的鳩山政府則需要重新定義國家的戰略位置。這次重新定義國家戰略位置將是日本人社會文化心理自明治維以來最重要的調整。但是日本很難作為，一方麵日本不是正常國家，在政治上處於被占領的被動地位，整個民族文化心理被“精神閹割”。日本必須考慮是更加邁向亞洲，或是與美中兩個大國保持等距，但是任何調整又不可避免地受製於美國因素。因此日本將周期性地搖擺在“脫亞入歐”和“離美返亞”的矛盾策略之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將像海灘上的鯨魚一樣，以巨大的身體無力地拍打著沙灘。而即使日本這次真正“返亞”，也會發現亞洲是換了人間，新的主導力量還是日本的老對手——中國。

三 我在《頭等強國》中指出，亞洲古代曆史全局性處於“中強日弱”的位置，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日本人從來沒有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甲午戰爭以後，日本才真正進入中國人的視野，亞洲曆史經曆了“日強中弱”的轉換，這是亞洲千年曆史的第一次。新中國成立後到1978年，中國和日本分別在某些領域強大、某些領域弱小：日本是經濟科技強國，政治軍事的矮子；中國是政治軍事大國，經濟科技領域相當落後。改革開放，巨龍複蘇，自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崛起在事實上形成了東亞“雙強並立”的局麵，2010年之前中國將正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東亞雙強的局麵不會持續太久，曆史將會返回到“中強日弱”的局麵，我們很快可以經曆到這樣的曆史變化。那時候我們再回首看東亞的千年曆史，日本的崛起可能就像海中冒出的一個浪花一樣，在那瞬間日本民族得到極度虛榮，但是當浪花落回海裏以後，大海一切恢複原樣，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日本一度超過中國”將永遠停留在教科書裏，成為日本人的一個回憶，但夢終歸是夢，總會有夢醒時分，日本人必須麵對現實。

四是在日本經濟的鼎盛時期，亞洲經濟界流行著“雁行模式”和“雁行理論”的觀點，這種由日本經濟學家赤鬆要提出的理論主要是從經濟發展階段的位差和產業梯度來分析日本領導亞洲經濟發展，主要定義為亞洲各國企業網絡化的跨國生產體係和企業跨國布局體係。由於日本處於亞洲經濟發展的中心，具有雄厚的技術和資本以及完整的高科技產業鏈條，因此日本仿佛像領頭的大雁，引領著亞洲雁群的飛翔。而緊隨日本其後的是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 亞洲四小龍，這些國家處於產業鏈條的中高級階段，仿佛是雁身，既接受日本的資本輸出和承接部分中高技術生產領域，同時也投資到雁尾的東盟國家——ASEAN。東盟國家處於產業鏈條的底端，在接受大量雁首、雁身國家的投資後，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簡單的加工和組裝，同時雁尾國家還出口資源和原材料到日本和四小龍。通過這樣的產業布局，亞洲國家實現了資源的優化組合，建立了國家之間相聯係的產業分工鏈條體係。 其弊端在於日本不肯轉讓技術給後進國家，同時日本的市場非常封閉，其他國家很難從日本的經濟發展中分得“紅利”。

自從1990年代中國加入全球化和亞洲產業鏈條的分工體係後，中國暫時處於“雁行模式”的尾部。但是中國攜13億人口的迅猛崛起僅僅在20年內就讓“雁行模式”完全不再適合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首先中國本身就發展成為一隻“巨雁”，筆者稱其為“巨雁發展模式”。中國的市場潛力和人口總量遠遠超過日本、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總和。中國的巨大市場和內部發展的梯度差距和發展階段的相對位差使得世界各國企業可以沿著中國各地進行產業鏈條的完整布局，從沿海沿江深入到內地中西部，中國各地恰恰可以看成是三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組合，沿上海一帶是雁首，形成中國的第一世界——高科技發展中心，未來主要生產技術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產品，華北和珠三角也可以看成是雁首，共同牽動著中國這隻巨雁前行。沿著長三角、珠三角和華北平原一帶形成了雁身——完整的產業鏈條的布局，這又帶動著背後的雁尾——廣大中國中西部的全麵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以及產業布局梯度決定了中國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天然稟賦建立完整的從初級產業、中級產業到高端產業等全麵的生產體係。中國自身就是一隻巨雁，亞洲過去的“雁行模式”安能繼續符合時代需求？

同時中國崛起的龐大勢能和巨大市場已經成為拉動東盟、、四小龍和日韓在內所有經濟體發展的基本力量，連過去的雁首日本現在都依賴中國經濟和市場才能從經濟危機中複蘇，過去的“雁行模式”還能持續嗎？雖然日本和四小龍在許多領域依然掌握著技術和品牌，但是中國在各個領域的奮起直追已經讓中國具有了低中高各個產業領域在內的全麵工業體係。中國既可以看成是一個雁首，帶動東盟後進的老越柬緬的經濟發展，也可以看成雁首、雁身和雁尾的結合。事實上中國的崛起讓亞洲已經形成了“雁群模式”，不同的國家相互合作、相互競爭帶動著各國經濟的全麵發展，中國作為巨雁擔當拉動亞洲經濟發展的任務，日本的地位已經非常尷尬。 中國成為“雁行模式”的終結者，亞洲正式進入了“巨雁模式”（中國）和“雁群模式”的時代。

五 中國發展的潛力才剛剛在世界範圍內釋放，中國就成為與美歐相並立的世界三大力量。從更本質的意義來說，世界存在中美這兩大根本決定世界經濟發展的力量。中國已經具備了在不遠的將來在整體實力上超過西方世界的可能。這樣的發展就根本決定了中國崛起和日本崛起的本質不同，日本崛起是區域性事件，是西方體係內部的事件。中國崛起是世界性事件，是中國成為與整個西方世界並立力量的全球化新篇章。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牽引著亞洲轉變成為“巨雁模式”或是“雁群”模式，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已經與美國並駕齊驅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決定性力量。

2009或是2010，將是中國曆史上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年。當新年的鍾聲敲響，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超過日本的那一刻，我們可以告慰我們的祖先，我們現代中國人沒有愧對祖先曾經創造的光輝業績。無論日本人怎樣嫉妒或是忿忿不平，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次中國超過了日本，中國不會再給日本翻盤的機會了，永遠不會了。再見，世界第二經濟強權——日本！

我們將繼續邁向下一個目標，瞄準太平洋彼岸那個大國。

中國的世界理想

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同屬於東方文化，雙方既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勤勞、節儉、上進和重視家庭等，但是日本文化又和中華文明在一係列深層次的哲學內涵上具有根本而重大區別。筆者稱中國文化為開放流動性的世界主義，稱日本為封閉保守式的島國中心主義，中國人更重視文化和文明道德教化的力量，日本人更重視以種族觀念為中心的區隔。中國人以世界性的“天下”眼光看待世界，古代的“華夷之辨”也是建築在文化觀念上，而日本人則是以神國子孫的純種族的角度來看待日本和世界的不同。

從一個個民族早期的民間傳說和童話故事也能深刻反映一個民族潛存的集體無意識，比如日本流行的桃太郎、一寸法師和五分次郎的故事反映的都是以小博大，“小”戰勝“大”的故事，民間故事裏的小人物常常都能戰勝利巨人，獲取無數的財寶滿載而歸，然後回去歡天喜地地分贓搶到的財物。中國民間傳說裏的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大禹治水、誇父逐日、愚公移山、刑天舞幹戚等故事都體現了中華民族“濟世救人”、“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為了一個普遍人類的理想，永不停止，永不放棄，執著地追求著自己的目標，在這樣的民間故事裏都深深反映出了人類共同價值觀的“普世情懷”。故事中的主人公，要麽獻身於明知不可完成的任務，要麽舍家完成一項有益於人類的偉大事業，為了這樣的目標，哪怕一人一家一代實現不了，也要一代代的奮鬥下去，永不止息。

中華民族剛健自強和關愛世界天下的精神正是中華文明雖曆經五千年不墜落的重要原因，這也象征著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輻射世界將是中國人一代代永不停息的執著任務，哪怕道路艱難，意誌決心卻絕不會改變。日本一位文學家在對比了桃太郎和《西遊記》的故事後，發現桃太郎是個無道德觀念的以弱勝強者，他關心的是搶劫了多少財寶回來分給村裏的人，而類似中國《西遊記》這樣經曆無數磨難來普度眾生、濟世救人的情懷是日本文學非常陌生的。明朝哲學家王陽明就提出“天下為一家，中國猶一人”的世界主義命題，這也是東洋文化很難企及的。中華文明的大境界，寬廣的視野，天下主義的情懷，以改造世界、普及人類福利為己任的偉大理想這正是日本很難學到的。學一個國家的皮毛很容易，學一個國家的精神卻很難。日本鼎盛時期的1980年，世界也最多把日本看成是西方七大工業國的一員，最榮耀的是與美德共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三架馬車。而改革開放僅僅三十年，中國就被國際社會廣泛視為與美歐並立的第三大力量，甚至是與美國並立的全球前兩大核心力量。然而關鍵的還在於，日本即使在自己最風光、最鼎盛時期也沒有為世界貢獻出任何新文明，更沒有對人類社會帶來任何文明和製度上的模式效應，日本往往隻滿足經濟上在西方的框架內取得優勢特權地位，同西方人一樣盡情享受世界的資源。在國家大目標和對人類文明的創新性貢獻上，日本是失敗的，是完全缺位的，世界僅僅多了一個“經濟動物民族而已”。當日本的經濟奇跡不再時，日本過去的成就也終究將被世人遺忘，而日本民族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民族心理頹廢期”，這正是內部哲學意義上的文明軟力量的缺失導致國家宏大目標缺失所造成的。

而中國的頭等強國之路和民族複興卻正體現了中國的思想和世界文明觀，民族主體剛強不息，不懼壓迫和苦難，一代代尋求民族複興的道路，中國過去三十年奇跡般的成功必將在世界範圍內鼓舞更多國家的人心和民心，將民族富強的命運和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當中國強大之後，中國傳統中的“厚德載物，萬邦鹹寧”的思想也將是中國為世界貢獻出的新思想。正是中華文明的特質決定了中國和日本式的“菊花與刀”和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和攻勢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觀，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決定了中國不會真正出現極端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觀點，相反，中華文明特有的寬容、多元和包容等特性將決定著世界會分享中國的繁榮。正如現在所看到的那樣，中國的模式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發展中國家從東南亞到南亞，從拉美到非洲的巨大發展。中國發展了，其發展確實是與世界聯動的，並帶動著世界發展，這正是中國模式的吸引力。

筆者認為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將取決於我們在現代化和大國崛起的道路上對世界文明作出真正創新型的貢獻。我們應當爭取：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在處理提升現代工業物質文明和保護環境的關係上，在國際關係的更新上，在文明衝突議題上，在全球貧困和南北差距的問題上，在普世人類價值觀和社會人文情懷上，運用中華文明的主體哲學、結合當前人類文明成果構建出新的發展觀、哲學觀和世界觀，構建出帶有中華文明特色的新國際關係，這將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課題。中國的哲學家、國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政治學家兼負重要的使命為人類探索新路。特別是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人類處在普遍的迷茫時期，整個世界仿佛失去了定位和方向感，中國模式應當肩負起“濟世”的人類大使命。中國以其規模之大，以其特有的世界主義取向的普世文明和仁愛精神，必將對工業化以來西方占主導的世界觀作出根本意義上的調整和矯正，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不懈的使命。

作者劉濤，留學德國的社會學學者，於2009年9月6日
該文出自網絡書籍《中國世紀》第一章“大國理想”， 引用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