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占領中國,國民黨退守台灣的原因
(受辛灝年教授等啟發,但覺得比辛灝年教授更進一步的認識)
一、國際外因:外因有時候起了很大的作用。
1、整體國際社會基本隻有強權、利益,沒有公理。大家隻為各自的利益而戰,並沒有認識到真理的重要性。
2、國共兩黨的鬥爭態勢實際上反映了美蘇鬥爭的力量對比;
二戰後,美國人民已經厭倦犧牲和流血,不願意在打仗了,所以二戰後的一個階段,美國盡量避免和蘇聯進行直接對抗,國共內戰後期反而停止了對國民黨的援助。
3、蘇聯一直覬覦中國,所以一直資助其在國內的代理人,在二戰後更是打著打擊日本的旗號直接入侵中國,大規模幫助共產黨。
在沒有蘇聯大量的資助下,共產黨幾乎敗亡,二戰後由於有了蘇聯的幫助,才打敗了國民黨。
二、內部原因:內因起決定作用,當時近4億中國人的素質起決定作用。
1、共產黨利用媒體進行欺騙:能騙,是因為國民素質低。
理論欺騙:打著馬列主義洋外衣,實行封建主義的全麵複辟;
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和舊有的帝製國家唯一的區別:
皇帝、天子; 對毛澤東的稱謂主席,神(比天還大);
實際欺騙:在蔣統區利用真民主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假民主”;利用國民黨給的真自由宣傳其“無限製的自由”、“殺人、防火的自由”、“假自由”;共產黨在蔣 統區能施行這種欺騙的原因還在於整體國民素質低,甚至國民黨內部很多人也被共產黨理論迷惑,甚至同情共產黨,為共產黨提供幫助。
而在蘇區實行全麵言論到精神的鉗製,施行“絕對無自由”、“紅色恐怖”、“流血恐怖”統治;
共產黨在蘇區能施行這種欺騙和恐怖的原因也在於國民素質低,不喜歡、不習慣反抗強權(國內長期專製統治的結果)。
在蘇區由於外麵的敵對勢力的存在,共產黨還以哄、騙為主,以“紅色恐怖” 、“流血恐怖”為輔的策略;建國後,由於敵對勢力減弱共產黨則以“紅色恐怖” 、“流血恐怖”為主,哄、騙為輔的政策
2、國共兩黨社會地位的不同:國民黨是執政黨,要搞建設;共產黨專搞破壞;
破壞:易!易見效;容易鼓舞人心;
建設:難!難見成效,容易喪失信心,越是素質低、沒有理論引導就越容易喪失信心。
例如:建一個大樓需要可能一個月甚至一年以上,而且需要專業人員與機械;拆樓,幾個沒文化的民工,拿著幾柄大錘,很快就拆完(這個場景大陸最常見)。想要更快的話,用些專業人員或技術,幾小時或幾秒鍾即可達到目的;
3、領導人性格的不同
蔣介石:相對毛澤東對政治對手包容;國民黨內反對派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說話的,有的甚至還可以屢次武裝奪權。
愛惜人才,任人唯才,使得共產黨的一作為間諜潛伏身邊;共產黨是任人唯親、為庸、為惡,尤其是到了共產黨在中國掌權後更是變本加厲。
為什麽蔣介石不真像共產黨說的那樣使用暴力、使用“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走一個”的白色恐怖呢?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請看“暴力與毒品”。
4、國民黨自身有問題
所謂的社會精英,那些國民黨內反對派,根本就是為一己的私利,在爭權奪利,根本不顧普通百姓的生活、為了利益可以損害政府、國家甚至投向共產黨;
當然這些人,在共產黨掌權後其本人或家人及後代都少有好的結果,看似可憐,實為報應。
例如:許多地方軍閥,在剿共過程中,為了自己的一點私利,則與共產黨暗通款曲,危害民國和民族。其中對國家危害最大的就是,張學良和楊虎城。
在中國大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一書中,所記述的 十九位著名的國民黨叛將,就有十六人出身於朝附夕叛的封建地方軍閥,而非真正的國民革命軍;其中有一人出身黃埔,但卻是長期埋伏在黃埔和國民革命軍中的中 共地下黨,他就是策動川軍叛亂的郭汝槐;另一人則是北伐時期曾與中共暗合的左派軍人程潛。
5、中國知識分子問題
中國所謂的知識分子,構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海派即留學生,一部分是本土派。大部分所謂留學生,出國待上一兩年,鍍鍍金就回國,外語水平很差、對外國的 生活根本不了解(躲在國人的小圈子裏),對外國的精髓更是一無所知(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則真實的描述了這樣一群人。)。回國他們後注重私欲、私利;稍有 不滿就不分好、壞,善、惡不按事實,攻擊政府,幹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國內受教育的受專製文化影響太多,要麽專製、要麽絕對自由,比較愛走極端。中國知識分子裏真正的知識分子太少。總體上說,中國當時知識分子群體素質低,導 致善、惡不分。這些人也是讓毛澤東最看不起的,共產黨掌權後社會地位一直處於“臭老九”的地位。應該說,這也是咎由自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國民整體素質低,所以專製的惡統治在中國是必然勝利而且盛行,內外因素決定了專製的共產黨必然掌權,民主的國民黨的失敗是 必然;而毛澤東的掌權則是偶然 ,沒有毛澤東可能還會有張國燾、或者毛澤西或者其他什麽人,中國最不缺的就是想做皇帝的壞人。
這個認識是痛苦的,但它是真實的。它否定了民族價值,否定了自我價值,但是我們決不能因為痛苦就否定它,就作藏頭的鴕鳥,甚至“諱疾忌醫”。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魯迅《記念劉和珍君》)
我哀痛是哀痛真實的舊我,我幸福正是因為基於正確認識後,一個新的自我的誕生。正如,浴火的鳳凰得到永生一樣,一個個新我的誕生標誌著一個新中華民族的誕生,一個個新我的誕生標誌著中華民國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蘇聯大量的資助, 不正是今天說的“外國勢力”的扶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