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變遷（83）： 匯報、行蹤、監視器

 

 

“文革”期間的早請示晚匯報，已經成為曆史，但那時候的人們似乎覺得這就是對毛主席的忠誠。很多人，很多年，人們都要自覺給黨組織寫“思想匯報”，尤其是發生國家大事（比如某某重要人物去世，某地發生動亂等等）之後，無論是否是真正的黨員；有時候並不是自己要寫的，而是組織上要求寫的。這種情況，似乎到了90年代才開始慢慢消失。

 

不過，據說現在（21世紀）入黨之前，預備黨員還是要求寫“思想匯報”的。如果說入黨是一種加入宗教的話，現在加入各種宗教團體，也是要求寫類似的“思想匯報”的。法·輪·功的“思想匯報”最“誠實”。

 

小時候，父母親管教比較嚴格，外出與同學玩耍，是要有時間限製的；回家也要匯報一下行蹤。當然，現在的小孩，很多也是這樣。畢竟現代社會不安全，一方麵是拐賣兒童的現象比較多，上學下學都要大人送接；另一方麵，是兒童娛樂場所少，大街上到處都是車輛，行人也不安全。

 

從子女教育方麵來考慮，了解子女的“行蹤”和要求“匯報”，對於了解子女的思想變化、成長過程以及規範行為，是很有必要的，這也是一個“園丁”或“監護人”的基本義務和職責。這個時代，有些家長並不關心子女的行蹤，隻顧自己娛樂，結果子女在遊戲廳、迪廳或麻將室玩耍，可能就會出現問題。在21世紀初，老家就曾經有不少青少年因交友不慎，或誤入歧途，或死於非命，報刊電台經常報道。

 

因為有這樣的生活經曆，來到加拿大也就習慣了讓孩子匯報行蹤。當然，這個應該屬於關心子女的表現。如果孩子過了16歲（？），加拿大的法律似乎是允許孩子有異性朋友的，家長不可過問。這樣就會有代溝，而且也是一種法律意識和傳統思想上的差異。看來，這個要相互理解才行。

 

夫妻之間，手機應該是24小時暢通無阻的，這個不是“監督行蹤”，而是相互關照、互通信息、交流感情的一種方式，享受現代科技帶來的快樂。電影《手機》講的那些事兒，在生活中也有，但“不在服務區”畢竟還是少數。

 

在國內工作期間，自己的手機號碼是一定要給頭頭們知道的；因自己出差較多，頭頭們也是每天一個電話詢問行蹤。這個也好理解，領導的關心啊。如果在外出事了，豈不麻煩？

 

對於“行蹤”感受最深的，還是網絡。現代網絡的確神通廣大，隻要你上網，網絡就會知道你的ID，也會知道你的地址。偵破電影中，警察經常使用這一招來找到罪犯。在國內上網，很多主頁就會出現當地某某城市的“交友網站”，而且還是當地城市的MM；在渥太華上網，這些“交友網站”會出現渥太華的MM；在多倫多上網，這些“交友網站”會出現多倫多的MM。無論你跑到天涯海角，當地的MM總會找到你，就看你的“什麽”了。我在想，如果宇航員在太空中上網，會不會有天使？

 

在加拿大感受比較深的，是監視器，或者攝像頭（香港人稱之為“鏡喇”）。原來一直使用視頻聊天（中關村某處賣攝像頭的攤位，也有竊聽器賣），在加拿大似乎到處都有這個東西，公園、車站、機場、停車場、廣場、機關大樓、超市、校園、公交車等等，有時候覺得自己像個罪犯。警匪片中，經常看見這樣的鏡頭。無論你走到哪裏，總會有人看見你！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後來發現這些攝像頭的錄像質量很差。多倫多電視經常播出攝像頭的錄像，讓廣大市民提供罪犯的信息，說實話，根本看不清楚。

 

很明顯，自由，是相對的。自律與他律，一個也不能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