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中國富人被迫移民海外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係教授
有消息說,中國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億萬富翁中,有移民意向的更高達74%。其實,這種狀況已非一日了。現在的現實是,但凡有點家產,官員做裸官,演員改國籍,學者最好有國外的綠卡,而民營企業家,移民似乎成了一種潮流。
這些人為何要走?這是困擾我們社會的一個難題。其實,他們中相當多的人,並不想走。即使移民了,也無非是像裸官一樣,把老婆孩子放到國外,財產轉移到國外,自己依舊在國內打拚。這樣的現象,不止官員如此,企業家和演員也如此。試問,眼下當紅的有了外國國籍的一線演員,有幾個是去好萊塢發展的呢?還不都是拿著國外的護照,照舊在中國混。在他們中間,有的甚至拿的不是發達國家的護照,但是,就是泰國的護照,似乎也有必要拿。很多企業家,生於斯長於斯,創業和生活,都在國內。很多人連國外生活的經曆都沒有,連起碼的外語都不懂。他們去國外,如果全家遷走,不僅意味著此前生活的終結,而且意味著掙錢曆程的結束,從此以後,隻能在陌生的異國他鄉寂寞地生活了。對於已經習慣了國內生活的人來說,國外的好山好水,其實跟他們無關,好山好水,隻意味著好寂寞、好無聊。
不想走,卻不得不走,背後的原因,其實是不踏實。在中國古代,富人、貴人,哪怕高官厚祿,哪怕皇親國戚,隻要風雲轉換,在政治鬥爭中失勢,財產,包括家室,就都會一風吹。任何人的生命財產,都得不到法律的切實保障。“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紅樓夢裏《好了歌》描繪的場景,其實是社會嚴酷的現實。嚴格說來,今天盡管有了物權法,但這樣的場景並沒有從人們的心靈深處抹去。有權的、有錢的、有名的,都沒有真切的安全感。說句大白話,他們不踏實。即使有些人很有權勢,但他們仍然不敢確定,一旦他們出了事,能否會得到法律公正的對待。有人說,這些人是在用腳投票,其實並不確然。至少,對他們中相當大一部分而言,他們隻是求一個踏實,一個保障。他們的行為,與其說是投票和選擇,不如說是在買保險。
不用說,這幾部分有心思移民的人,都是現階段中國的精英。無論哪個國家,精英流失,絕非流出地之福,但是,要想遏製這種移民潮,唯一的辦法,就是給他們以製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給他們安全感。
據日前招商銀行和貝恩顧問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透露,個人可投資資產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人投資國內房地產的熱情下降,投資移民意願強烈。報告稱,近60%接受調查的內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投資移民考慮,這一行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億元以上的群體中,表現尤其明顯,約27%的人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而正在考慮投資移民的占比高達47%。
關於中國富人移民海外數量大增的話題,近年來媒體上已經討論了不止一兩次,而且也確實不僅僅隻是富人們在接受調查時表達的意願,還有各種數據支持。比如,《財新網》提供的數據就顯示:近年來,中國個人境外資產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複合增長率接近100%。在美國,中國累積投資移民的人數最近5年的複合增長率為73%。
為什麽中國富人們熱衷於移民國外?富人們給出的理由各種各樣。但綜合起來其實就一句話:在中國,富人們雖然有錢,但很多東西卻是花錢也買不到的,而移民卻可以。
如果不移民,與窮人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富人們就必須考慮要與窮人分享那些“不幸福”,比如食品安全。去年,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一篇文章說,當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女士被問到何要移民海外時,她的回答是:“三鹿”。另外還有所謂的社會“仇富”情緒,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窮人抱怨而富人害怕,有富人說移民是因為擔心“再來一次均貧富”,這聽起來有些杞人憂天,但仇富民意一旦沸騰,誰又能預測其能量有多大呢?
更重要的是,富人們確實也應該為財富的不公平轉移承擔部分責任,所謂財富“原罪”並非無稽之談,而且富人們很難收手。很多富人處在一個比較惡劣的市場環境下,不作惡就無法生存,於是不得不作惡,但繼續作惡又怕隨時可能被拿下導致財富毀滅,還不如壯士斷腕,選擇去國離鄉,洗白從頭再來。
當然,如果僅僅是少數富人自身的去留,其實問題不大,保證合法財富轉移的自由也是法製社會的題內應有之義,但是一旦成為風潮,其負麵影響卻不可小覷。富人移民一旦成潮流,不但意味著精英和財富的雙重流失,而且還可能產生某種示範效應,對社會其他階層造成負麵影響。
更深層次的隱憂在於,富人們紛紛攜帶財富移民不但意味著對國家的認同感不強,更是對社會責任的一種推脫,不管富人們有什麽合理理由,不幸福也好,不安全也好,都難以掩蓋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在這個社會中賺到了財富,卻“為富不仁”,拒絕留下來回饋社會;他們對這個社會的不滿,但卻缺乏公民精神,拒絕將不滿化作有益於社會的積極行動。很多人甚至還有一種“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想法,想在移民之前大撈一把。結果就是,富人們移民走了,卻給社會留一個死結:他們因為不滿社會而走,卻給社會留下了更多的不滿,比如,民間的仇富情緒驅動他們離開,但他們不負責任的離去卻激發了更多的仇富情緒……這同時給堅守在本土沒走的富人們(當然也包括窮人)製造了一個更惡劣的環境,這對人心和社會都是莫大的傷害。
解密中國富人移民潮
來源:中國企業家網
汪又這樣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富裕階層們,不想再讓後輩繼續在這片煥發巨大經濟活力的土地上重複他們的財富神話和生活焦躁,他們選擇遷徙。
姓名:汪又
年齡:26歲
所在地:溫哥華
職業:移民置業顧問
走在北京建外SOHO白色的塔樓群落之間,不時會遇到派發移民廣告傳單的姑娘和小夥子。A座的大廳裏每進來一個生麵孔,守在那的四五個人就會圍追堵截上來,往你手裏塞出國英語培訓和移民業務的傳單。
上到27層,整整一層都是中國最大移民公司之一的和中移民的北京辦公室。前台掛著職業微笑的女接待員多達五六個——她們絕不像一些門可羅雀的公司前台那樣百無聊賴地閑聊,而都是半傾著身體,坐得筆直,隨時殷勤地回答著來客們關於移民的任何谘詢。
“自從和中搬到建外SOHO以後,這裏已經成為不光是北京乃至全國的出國社區了。全都紮堆了,尤其是A座B座。現在27層整層是和中的,29層的3/4層,還有10層,7層一部分。我們北京現在有270多人,全國有500人。北京的業務占了全國的一半。”坐在窗戶正對北京CBD的大辦公室裏,和中移民董事長王力民不無自豪地說。
做了16年移民中介生意的王力民自己也沒想到公司的業務能做那麽大,國外的移民公司一般有十幾個員工就算上規模了,在中國,他卻雇傭了500人,在十個城市都設有分公司,在國外也有自己的辦事處。
從1995年到現在,王力民親自見證了中國移民的兩個階段:1995年到2000年是以技術移民為主的階段,當時出去的移民都非常苦,被稱為“洋插隊”;2000年後,越來越多中國的富裕人群開始申請投資移民。
中國並不是今日才成為遷徙之國。今年8月15日,由國務院僑辦與華僑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中指出:大陸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一。“隻要你做到中國第一,那你一定就是世界第一。”王力民說。
但眼下,越來越多中國的富裕人群正在加入移民的行列。據招商銀行(12.34,0.20,1.65%)與貝恩顧問公司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的調研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大陸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
跟中國幾乎所有大的移民公司一樣,和中公司也是做加拿大移民起家的。加拿大地廣人稀、社會福利好、移民門檻低,一直是中國移民的首選。國內相應的服務也最成熟,和中不僅為客戶辦理移民手續,甚至提供保姆式的全程服務。從到加拿大後的機場接機,專人幫助辦理安家國外的手續,到子女教育學校的選擇,甚至還提供置業購房的谘詢。
甚至,王力民還把自己的客戶做成了自己的員工:2008年通過和中完成了自己、父母、弟弟妹妹一家五口移民加拿大後,26歲的小夥子汪又在加拿大溫哥華,當起了和中在溫哥華的安家服務中心的置業顧問。
交給加拿大政府12萬加元的投資移民費用、證明自己在中國持有超過80萬加元的資產後,2008年12月,汪又全家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在他們身後,還有很多中國同鄉選擇的是在加拿大的銀行存入為期3年的相當於300萬元人民幣無息存款。這一年,中國投資移民加拿大的人數首次超過了技術移民。
2004年,還在讀大學的汪又就不時聽做地產的父親說起,自己一個生意上的夥伴移民加拿大之後,在那邊生活輕鬆多了,老婆孩子過的也很好。
在國內,汪又的父親在武漢是一個小有規模的地產商,今年還不到50歲,白手起家,伴隨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應酬很多,身心疲憊,在國內基本上很少著家。“我父親性格比較霸道,很有衝勁,做什麽事情都一定要做到最好。”在國內從未向任何困難低過頭,凡事自己扛的汪父卻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再走自己的道路,甚至對於自己辛苦打拚下的事業,他也沒有準備讓自己的小孩再去繼承。
2006年,汪又父親下了決心:“叔叔他們在加拿大挺好的,反正你弟弟也要過去。這樣可以全家辦個移民,你們生活在那邊也簡單一點。你看看我每天應酬,很少有時間跟你們呆在一起,而且根本沒有保障。移民加拿大不僅為了你們,你們之後的下一代也會更好。”
決定一出,汪又自己倒沒多震驚。他在2006年大學畢業後就去了英國學了一年房地產管理,適應了國外的生活,也為未來能在加拿大找工作打下了基礎。父親不強求他接班,他自己也沒有這個意願:想起有那麽多的員工需要管理,每天不斷的應酬,協調各種關係,還要對付很多爾虞我詐的事情,“我沒有父親那麽大的魄力可以去忍受這一切”。
汪又的母親卻顧慮很多。她一直在家做全職太太,朋友都在當地。突然搬到一個陌生的國度自己英語又不好,她害怕不適應。
但汪父一擺出加拿大充滿了安全感的硬件條件,汪母也不再抗拒:法製健全,國土麵積比中國還大,到處都是原始森林,淡水資源世界第一,人口密度低,總人口還不及北京和上海的總和……“當時沒考慮去美國,在我爸心目中覺得美國比較混亂,不安全。”汪又說。
在一位“先行者”朋友的引薦下,汪又的父親就找到了和中。2008年,汪又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5位家庭成員的任務分配是,汪又、母親和弟弟妹妹在溫哥華購買了別墅,安頓了下來,父親則拿著楓葉卡留在國內,仍舊打理房地產生意。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規定,移民者必須5年裏在加拿大居住滿3年才能申請成為公民,而隻要夫妻雙方一方先成為了加拿大公民,再回到遷出國與配偶同住3年,另一方也就相當於坐滿了3年的移民監。所以汪父的計劃是,自己不耽誤國內生意,讓汪母先拿到加拿大公民身份後,回中國陪自己。
到加拿大的第一年,因為感覺孤單,汪又的母親還經常回國。但住了一段時間後,她逐漸喜歡上了氣候溫和、到處都是森林湖泊的溫哥華。同時通過去移民培訓中心學英語,汪母認識了很多中國來的移民朋友,剛來加拿大時的寂寞感也減少了。今年汪又母親國內的朋友結婚,她回武漢呆了幾個月,突然發現,自己反而無法適應家鄉武漢的酷熱夏天了。
汪又的弟弟和妹妹都在高考前就來到加拿大讀書,兩個孩子都為自己能逃脫高考而慶幸。21歲的弟弟如今在讀大學,對拍電影情有獨鍾。雖然母親受中國的傳統觀念影響,覺得幹這行不踏實,但他們的父親卻非常支持。“我父親比較開明,覺得既然我們到了加拿大,就過得簡單快樂一點,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就行。”
伴隨中國移民的不斷湧入,溫哥華已經形成了商業非常發達的華人聚集區,那裏不僅有很多地道的中餐廳,還有一年到頭從不休息的中國超市,甚至國內流行的KTV也滿街可見。居住在這些區域就算不會英語也能生活得很自如。
“溫哥華可以成為你的故鄉,加拿大就是移民國家,他們不會說我們才是本地人,你們不是。”對比在英國的留學生活,汪又覺得加拿大讓人更有歸屬感。
而不常住加拿大的父親也毫不猶豫地把這裏當成了“避風港”,每年回加拿大與家人團聚幾個月是他最享受的日子:全然不像國內的忙碌和緊張,不必應酬,每天隻是旅行、在戶外燒烤、跟朋友聚會,或簡單地走在溫哥華的公園裏。
“我父親每次來都很輕鬆,感覺回國就是受罪。”汪又覺得,移民加拿大後,家裏人之間的關係更密切了。“(父親)老了之後能有一個輕鬆的環境度過晚年的生活,同時他也不希望我們重蹈他自己的覆轍,做很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成天的在各種應酬場合裏周旋。”
汪又理解父親的痛苦。雖然在國內也是富裕之家,但2007年,汪又在英國讀完碩士後,也進過上海一家地產公司打拚。每天從早上八點半幹到晚上九十點,周末還有一天必須自己加班才能把公司交待的任務完成。沒有自己的時間,幾乎所有精力都投在了工作上。
2008年12月,踏上加拿大的土地後,汪又按照自己原來的專長,在和中溫哥華的安家中心做起了地產銷售。他每天九點半上班,四點半就能下班,周末也從不加班。閑暇的時間他會自己帶著相機到處去拍照,每年還會有兩個月的時間到全世界去旅行。
汪又自己也承認在國內雖然工作很辛苦,但機會比較多,有各種成就一番事業的可能在吸引著人們拚命地工作。他國內的朋友還都處於事業的起步階段,加班是家常便飯,每次回國朋友都羨慕他在國外悠閑的生活。
最近,汪又的父親又說服了身邊的三個生意上的朋友申請了加拿大的投資移民。已經定居溫哥華的汪又,每年還會回中國好幾次,為中國那些希望移民的富裕階層們介紹加拿大的房地產市場以及他們可以預知的美好生活。
中國富人們的移民潮會越演越烈嗎?王力民認為很多人所擔心的“移民潮”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不管是加拿大還是美國這些移民國家,每年對中國移民的受理數量都有限製,不是你想紮堆往國外移民就可以的。”今年7月份,加拿大聯邦投資移民局正式推出配額限製,投資移民加拿大的大門正在收緊:從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聯邦投資移民在全球範圍內僅接收700份申請,遠遠低於2010年發布的3000個申請配額。
但這並未能攔截住想要遷徙的人們的熱情。和中公司北京總部的通道兩旁設置了密集的谘詢會議室。會議室巨大的落地窗外,北京滾滾車流擁擠在三環橋上緩慢地蠕動著。扭曲的央視大樓和直指雲霄的國貿三期遙相呼應,夜幕下它們都在向世人展示著中國經濟的巨大活力。
這一間間移民中介公司的會議室裏,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富裕階層們卻並不想讓自己的後代繼續在這片燥熱的土地上重複他們的財富神話和生活焦躁。加拿大成為了他們的避風港,也是他們為自己留的一張隨時可以脫身的“船票”。
蘭恒敏:為何富人們急於移民 國人出路在哪
來源:經濟導報
有消息說,中國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億元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更高達74%。官員做裸官,演員改國籍,民營企業家辦綠卡。有權有錢有名者急於移居海外———即使人不出去,手裏也要有“卡”,做一名“待在中國的外國人”,以便想出去時能夠拔腿就走。
這部分人在社會總人口中隻能算“一小撮”。但毫無疑問,他們居於政、商、知識界等最頂端,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的所思、所為,往往能起到社會思潮風向標的作用。
按說,要錢有錢,要權有權,要名有名,他們在國內已經得到了普通大眾為之奮鬥一輩子卻很難得到的東西,還有什麽不滿足的?馬斯洛在《管理學概論》中把人的需求分成五類: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對這些精英來說,衣食住行、好車好房、良好的醫療和教育、穩定的工作職位和事業等,都已不成為問題;剩下的就是希望被尊重,希望自我實現,希望少受一些束縛、多一點個性張揚和自由。
中國的富人移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擔心受到政府和法律的公正對待;一類是擔心受不到政府和法律的公正對待。前者主要指為官不廉者和個人財富來路不正者,他們擔心自己過去的斑斑劣跡有朝一日東窗事發受到追究,三十六計走為上;後者雖然憑借自己的學識和能力獲得了財富和地位,但他們也和大眾一樣,麵臨貴而不平、富而不公等體製性壓製,他們移民隻是希望活得更有尊嚴、更自由、更少束縛,“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李娜奪得法網冠軍後那句“不要說我為國爭光,我是為自己”的名言,與其說體現了李娜愛好網球、享受比賽的良好心態,不如說她在借此委婉地表達對抑製個性的國內體製的不滿。而這句話,也就在國外的“自由運動員”敢於說出來,林丹敢說嗎?
貧富差距巨大和社會各階層結構衝突的內在壓力,也使居住在國內的富貴階層感到隱隱不安。想象一下,一個富豪在一群麵如菜色的饑民麵前大吃大嚼會發生什麽事情。筆者老家是一個貧窮的村莊,村裏有位能人在外麵發了財,後來想家搬回來住,結果村裏遇到集資的事情他都要出一半,屋外養的花被人折斷,養的狗也不見蹤影,最後不得不搬到縣城住。有的人富,但更多的人窮,那麽富人就別想過自在。隻有移民到顯不出富的地方,富人才可稍感安心。
富人移民屬於“肥水流向別人田”,但對富人移民要兩分看。央行反洗錢部門日前發布《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這些錢是人民的血汗錢,這些外逃分子是國家和人民的敵人,應對其采取事前嚴防、事後追逃的嚴打手段。但對那些合法致富的富人移民,我們不妨抱以寬容的態度:我們尚為溫飽和醫療、住房、教育等基本需求而苦苦奔波的時候,人家已經追求“自由”了,這說明社會在進步,沒什麽不好的。
據日前招商銀行(600036)和貝恩顧問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透露,個人可投資資產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人投資國內房地產的熱情下降,投資移民意願強烈。報告稱,近60%接受調查的內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投資移民考慮,這一行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億元以上的群體中,表現尤其明顯,約27%的人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而正在考慮投資移民的占比高達47%。
關於中國富人移民海外數量大增的話題,近年來媒體上已經討論了不止一兩次,而且也確實不僅僅隻是富人們在接受調查時表達的意願,還有各種數據支持,比如,《財新網》提供的數據就顯示:近年來,中國個人境外資產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複合增長率接近100%。在美國,中國累積投資移民的人數最近5年的複合增長率為73%。
為什麽中國富人們熱衷於移民國外?富人們給出的理由各種各樣。但綜合起來其實就一句話:在中國,富人們雖然有錢,但很多東西卻是花錢也買不到的,而移民卻可以。
國內富人圈子裏流行著一句話:“花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而在中國,有哪些問題富人們花錢也解決不了而隻能移民呢?大概分兩類,一類來自物質,一類出自心結。前者包括規範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稅點、低遺產征稅、健康的空氣、健康的投資環境、健康的食品、免簽多國護照的便利等等,簡而言之,就是一個能夠給予居民足夠幸福感的社會所能提供的那些基本物質要素。這些東西,顯然是轉型期的中國尚不具備的。而所謂心結,則一般可以解釋為缺乏安全感,它既包括富人們對當下人身安全、財富安全的擔憂,也包括在預期未來時的信心不足。
可以看出富人們熱衷於移民,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不幸福”,這實際上跟當前中國大多數人的生存感悟相一致。據最新的蓋洛普健康調查(Gallup Wellbeing Survey)顯示,大多數中國人情緒都很低落。這項涵蓋全球124個國家的幸福感調查將他們分成了三類,分別是“蒸蒸日上”、“勉強糊口”和“非常痛苦”。盡管中國是全球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讓步履蹣跚的歐洲經濟體和美國深感羨慕,但調查結果並不理想:感覺生活“蒸蒸日上”的隻有12%,“勉強糊口”的占71%,“非常痛苦”的為17%。作為比較,中國人感覺生活“蒸蒸日上”的比率與阿富汗和也門相同,感覺“勉強糊口”的比率,與海地、阿塞拜疆和尼泊爾差不多。可見,在中國人整體不幸福的氛圍中,富人也未能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