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號鳥死亡的歡呼
不得不的
五位證監會主席的關鍵時刻
中國經濟周刊封麵。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南焱 ●李國魂
曆史驚人的巧合。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黃浦江畔，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不約而同的到場祝賀者中，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中國建行行長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長周正慶。後來三人都被朱鎔基親點，先後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繼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樣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經曆，都擔任過央行的重要領導職務。
2010年，是中國證券市場崎嶇坎坷、堅強果敢成長中的第20個年頭。
20年，中國股票賬戶和基金開戶數雙雙超過1億大關，有千萬個家庭和機構參與股票市場，證券市場的一舉一動牽動著13億人的脈搏和心跳。
20年，滬深股市由最初的13家上市公司，而今已突破2000家，資本市場融資規模不斷創出新高，A股市場年融資額已經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上海證券交易所是全球9個市值總量逾萬億美元的交易所中，唯一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交易所。
20年，資本市場的一切，緊緊地和中國證監會這個專職機構聯係在一起。劉鴻儒、周道炯、周正慶、周小川、尚福林，他們並非和其他的部長們有著顯著不同，而是因為他們執掌令無數企業和股民矚目的證監會，是資本市場讓他們成為萬眾矚目的人物。
循著五位掌門人各自所秉持的發展理念和經曆的重要事件，足以勾勒出20年中國資本市場跌宕起伏的發展軌跡，似乎讓我們又回到了那個驚心動魄、令人糾結的難忘歲月。
劉鴻儒：資本市場的奠基人
作為前蘇聯頂尖級貨幣銀行專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劉鴻儒於1959年獲得副博士學位後回國。當時，國家金融人才奇缺，擁有貨幣銀行學研究方向和留學背景的博士更是鳳毛麟角。
出色的專業背景、膽魄和學識，讓他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奠基人。
在出任證監會主席之前，他兩次在關鍵時刻出手，影響了中央決策，拯救了中國股市。
1990年，“搞股票市場就是搞私有化”、“取消深圳、上海股票市場試點”的論調甚囂塵上。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劉鴻儒，大膽向國家最高領導人諫言：股票市場的試點不能取消，可以暫不擴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對外發出的就是一種後退的信號，對改革形象影響很大。由此使得股票市場的試點保留下來。
1992年6月，他不失時機地借助小平南巡為股市發展問題一錘定音的東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我國試行股份製的幾個問題》的文章，鮮明提出社會主義製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製的觀點。
而直接把他推向中國資本市場最前沿陣地的，卻是1992年在全國掀起的股票狂熱和深圳爆發的“8·10”股票認購舞弊案件。這起股票認購舞弊案，導致滬深股市暴跌，短短三個月，深圳股價指數從310點猛跌到164點，上證指數從964點暴跌至386點。
“8·10”事件促使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迅速成立。當年10月，朱鎔基親點劉鴻儒擔任證監會首任主席。
由此，劉鴻儒開始了作為中國資本市場奠基人的一係列創舉。
建立監管模式成為他的開山之作。他帶隊多次去境外考察訪問學習，精心反複比較美國、英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等三種市場監管模式的異同，最終參照運用香港模式，建立了四層監管體係。
利用股票市場吸引外資，大膽進行證券產品創新，推出H股、N股，成為劉鴻儒開山鼻祖的重大貢獻。早在1990年，劉鴻儒受命開始研究利用國內股票市場吸引外資的辦法。在1991年推出B股以後，緊接著，他與當時的香港聯交所主席李業廣牽頭組成內地國有企業改組到香港上市的聯合工作小組。1993 年6月19日，中國證監會、上海證交所、深圳證交所與香港證監會、香港聯交所簽訂了五方監管合作備忘錄，內地企業境外上市的大門由此打開。
1993年6月29日，青島啤酒(35.79,-0.71,-1.95%)成為中國內地首家H股的上市公司。
1993年，上海石化成為內地第一家股票同時在香港、紐約、上海三地上市的企業。
1994年8月，山東華能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為第一上市地掛牌上市，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進入全球最大資本市場的序幕。
“有股市就有風險，想徹底鏟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場發展就是一個風險不斷出現不斷治理的過程。要完善股票市場的風險管理，一定要立法，嚴格執法。”劉鴻儒認識十分清醒。
為此，在一年多時間裏，他主持製定了《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和23個配套法規，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付諸實施。
世事難料。1995年2月，“327國債期貨事件”爆發，3月30日，劉鴻儒去職。他在一個重大事件後上任，又在另一個重大事件後卸任，既是巧合，也是命運安排使然。
周道炯：矢誌不渝的規範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擁有30年財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為中國證監會第二任主席，同時擔任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和中國建設銀行(4.70,-0.02,-0.42%)監事會主席。他就是周道炯。
也許是已經有了擔任大型銀行監事會主席的經驗，也許是長期從事金融領導工作養成的習性，強化規範運行成為他始終如一的理念。
在當時“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真要實施起來談何容易？
上任伊始，他就不得不麵對一個重大考驗：處理當年2月23日發生在上海的 “327” 國債期貨重大違規事件。
為把“327”國債期貨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和惡劣影響降到最低，周道炯親自主持“327”國債期貨的後續場外協議平倉工作，使該事件得到妥善解決。1995年5月18日，暫停全國範圍內國債期貨交易試點，開市僅兩年零六個月的國債期貨無奈地畫上了句號。中國內地第一個金融期貨品種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中國證監會、國家監察部等部門公布了對“327事件”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這次事件是一起在國債期貨市場發展過快、交易所監管不嚴和風險控製滯後的情況下，由上海萬國證券公司、遼寧國發(集團)公司引起的國債期貨風波”。 萬國證券總裁管金生被以瀆職、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萬國證券、申銀證券公司合並。
此次事件的影響，無異於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中雷曼兄弟倒閉由此引發的資本市場動蕩。
以此為契機，在1996年，周道炯親自主持並連續下發了《關於規範上市公司行為若幹問題的通知》、《關於堅決製止股票發行中透支行為的通知》等 “十二道金牌”，堅決果斷地處理了 “長虹”事件、“華天”事件、瓊民源事件，期貨市場的紅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違法違規案件。周道炯“滅火隊長”的稱謂由此而生。
為在規範中求得更快發展，扭轉證券市場上市公司規模普遍偏小、效益差的局麵，他向中央提出了證券市場“九五”時期到2010年發展建議：建立統一市場法規體係，爭取盡早出台《證券法》；建立統一的市場管理體係和市場運行體係；建議國有股與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資結構，培育發展投資基金；建立證券市場融資機製；逐步降低市場稅費水平，完善稅費製度等內容。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聽取意見並支持證監會依此推進實際工作。為此，周道炯果斷改革發行方式，將以往向各省下達發行額度，改為向各省下達上市家數，一大批大型國有企業實現上市。
他的以規範求發展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他的任內，漲幅超過了100%。業內普遍認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內是賺錢效應最好的時期。
1997年7月，時年64歲的周道炯卸任，交棒周正慶。離任時，他深有感觸地說，證監會的經曆是他人生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段經曆，但自己實現了“安全著陸”。
周正慶：善用政策的調控家
1997年7月12日，時任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主任的周正慶又兼任了中國證監會主席。細心的股民不難發現，在周正慶執掌的證監會期間，政策介入股市調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親自主持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堅持唱多，甚至給股市帶來持續兩年的上漲。
周正慶堅持認為，政府通過政策和輿論來間接引導資本市場，這樣的“政策市”是國際慣例。以善意的思維釋懷，股市必須得到嗬護。甚至他利用出訪機會，與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探討對證券市場進行宏觀調節和幹預的必要性問題。
他赴任履新之際，正遇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首當其衝的就是資本市場。況且，當時國內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出，這都成為這位資深金融專家下決心讓政策介入調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從1998年開始，他嫻熟地運用政策杠杆組織實施了一係列關鍵戰役：
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場、證券機構、期貨市場、證券交易中心、證券投資基金等，尤其是關閉了牽扯到340萬股民、520家企業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有效抑製住市場潛在風險的擴大。
運用政策手段營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爭議卻也是最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導醞釀了一份《關於進一步推進和規範證券市場發展若幹政策的請示》的報告，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製、保險資金入市、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等六條政策建議。5月，國務院正式批準這份文件，這就是被稱之為政策調控股市的“國六條”，由此引發了著名“5·19” 井噴行情。
短短一個半月，股指上漲70%。同年6月14日，證監會官員發表講話指出股市上升是恢複性的；6月15日，社論調控股市的一幕再次上演，《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堅定信心，規範發展》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特別強調：“這不是反彈的結束，而隻是恢複性行情，是長期上升行情的良好開端”，“股市的指數正常，平均市盈率正常，走勢正常，熱點正常”。
6月25日，股市創出曆史新高達到1564點。6月30日，上證指數上攻至1756點。9月9日，證監會又發布“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控股企業、上市公司等3類企業獲準進入二級市場”的重大利好政策。股市在政策的極力嗬護下一路高歌猛進。
一年之中250多項法律法規頒布實施。1999年7月1日，曆經風雨的《證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體係。
2000年2月23日，周正慶離任。
退下來後，他為證券市場鼓與呼的風頭更勁。他是所有卸任證監會主席中對中國證券市場發表言論最為直接和觸及問題要害最頻繁的一位。
2008年，他依然對政策幹預和調控股市的堅定信念不改：“據我的經驗，沒有市場底，隻有政策底，政策到位了，下跌的指數就到底了。隻要我們組織好調動資金，有足夠的資金果斷入市，使廣大投資者看到政府的決心，才能真正解決信心的問題。”
周小川：崇尚監管的市場派
2000年2月24日，作為“中國整體改革理論”主要貢獻的經濟學家、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周小川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作為市場派的典型代表，他將市場化改革嵌入證券市場的監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監管定位，就是證監會應該當好裁判員，不偏向、不下場。
嚴加監管，打擊黑幕也成為周小川整肅證券市場的主要功績。
2000年，成思危對基金言辭激烈的批評、王國剛對基金四大根本性問題給予的否定、許小年的“千點論”、“推倒重來論”，已經醞釀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而10月8日《財經》雜誌發表的封麵文章《基金黑幕——關於基金行為的研究報告解析》，對國內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證券投資基金大量違規、違法操作的事實揭露，將基金黑幕問題推向了頂峰。吳敬璉針對“基金黑幕”發出的“股市賭場論”，終於引發了一場論戰。
周小川，正以此為契機，開始施展他一係列強化監管的組合拳。
2001年3月，剛剛離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的史美倫，被力邀加盟中國證監會擔任專司監管工作的副主席職務。隨後，股市黑幕相繼曝光，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以及銀廣夏、通海高科、麥科特、藍田股份、東方電子(5.69,-0.10,-1.73%)等一大批違法違規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處。
2001年2月15日，周小川在中國發展論壇上強調，歡迎新聞媒體對資本市場進行監督，並表示監管部門對於調查屬實、確有證據的違規行為，一定會依法予以處理。加強市場監管是證券監管部門的長期工作。“我們希望上市公司的股價能夠反映公司的質量，因此要堅決反對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準製正式啟動，而行政色彩濃厚的審批製最終退出了曆史舞台。2001年2月20日，《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出台，規定連續3年虧損的公司，如果不能在限期內實現盈利，將依法終止上市。“PT水仙”成為新政後第一家退市的上市公司。
自2002年開始，要求申請再籌資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財務報告應分別經國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2002年11月8日，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製定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對外發布，並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任內所發生的“賭場論”和“推倒重來論”被廣泛認為是導致後來中國股市持續5年大跌的罪魁禍首。而實施4個月的國有股減持政策的失敗更加劇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2001年至2005年，中國經濟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長，但中國股市卻整整經曆了5年熊市，滬指從最高點2245點下跌至998點，暴跌56%，股市蒸發市值近2.3萬億元，投資者被悉數深度套牢，中國股票市場處於崩盤邊緣。
周小川上任之時，上證綜指為1634點，正值大牛市的持續，2001年6月14日創下2245點的當時新高。而他離任的2002年12月，上證綜指已下跌至1300多點。
盡管爭議重重甚至屢遭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周小川確實改變了中國股市。
尚福林：股權分置的終結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國證監會又迎來了一位銀行行長出身的當家人，他就是中國農業銀行(2.62,-0.03,-1.13%)行長尚福林。他也成為擔任這一職位時間最長的掌門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麵對的是股市繼續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終於跌破千點，幾乎所有指責的矛頭都對準了證監會。但也正是從這個被認為“推倒重來”的點位，中國滬深股市展開了一輪令人目瞪口呆又屢屢遭遇打壓的牛市行情，最高漲幅超過500%。
這波行情恰恰與股權分置改革密切交織在一起。
而啟動並成功完成這一重大改革的尚福林，卻是在股市持續暴跌所引發的一片譴責質疑聲中，以“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決心，邁出了前無古人的改革步伐。
作為金融專家，他深刻認識到，股權分置作為重大基礎製度的缺失，長期以來扭曲了證券市場的定價機製，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礎，影響證券市場預期的穩定，製約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和發展的創新，要實現資本市場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徹底解決這一製度瓶頸。而國有股減持的失敗直接導致了中國股市的連續5年暴跌。這也迫使自己主導的股權分置改革完全變成了背水一戰，毫無退路可言。
為保證股權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製定了兩個操作原則：一是實行試點先行，協調推進，分步實施；二是統一組織，分散決策。
2004年2月2日，國務院發布“國九條”，2005年4月29日，中國證監會發布了《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宣布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5月31日，證監會聯合國資委發布了《關於做好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兩部委用行動來表決心。
2005年5月15日，尚福林明確表示：“股權分置改革不僅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件大事，也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開弓沒有回頭箭，必須搞好。”
同年6月，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回購社會公眾股份管理辦法(試行)》，相繼出台鼓勵基金投資、向券商注資再貸款、暫減紅利稅、暫免支付對價產生的印花稅和所得稅、允許控股股東增持、推出權證等七項利好政策。並先後推出兩批共計46家企業進行試點。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21.49,-0.29,-1.33%)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個通過股權分置改革實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當日上證指數暴漲超過8%。
2005年8月，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9月，《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正式出台。
截至2006年年底，滬深兩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進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隨之滬深股市開始了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證指數由最低點998.23點上漲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點，最大漲幅為513.6%。這也成為中國證券市場有史以來的最高點位。
遺憾的是，伴隨全球金融危機的不斷加深，2007年年底開始，股市一路狂瀉。滬指用短暫的一年時間，急挫至4459.11點，暴跌幅度高達 72.81%，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全球資本市場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市場。就是當前的股票指數，雖然比他上任時漲幅超過100%，但是，市場參與者大多虧損累累。
是指數錯了還是結構依然問題多多？一切還沒有準確的答案，投資者依然在堅守中追尋。
作為股權分置的終結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這一重大改革，意味著經過20年的建設，中國A股市場真正邁入了全流通時代。這也成為尚福林任職以來的最大功績。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創業板和股指期貨，使中國資本市場的羽翼更加豐滿，在全球也更加顯得舉足輕重。
證監會曆任主席大事記
(1992－2010)
劉鴻儒
在職：1992年10月26日－1995年3月30日
1992年12月28日，中國第一個標準化證券期貨合約國債期貨合約正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
1993年4月22日，《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正式頒布實施。
1993年5月5日，我國內地首部期貨市場法規《期貨經紀公司登記管理暫行辦法》出台。
1993年6月29日，青島啤酒在香港發行上市，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家H股上市公司。
1993年7月，上海石化將其H股的50%轉化為ADR和GDR，分別去美國和歐洲配售，籌資2.22億美元。
1993年9月30日，寶安宣布收購延中，由此揭開收購上市公司第一頁。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公司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1994年8月，山東華能國際(5.95,-0.07,-1.16%)電力公司成為中國內地首家N股。
1995年2月23日，“327”國債期貨事件爆發。
周道炯
在職：1995年3月31日－1997年7月11日
1995年8月9日，日本五十鈴自動車株式會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成為“北京北旅”的第一大股東。這是我國內地證券市場首例外資A股大股東。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股市應聲而下。
1996年12月16日，兩市執行10%的漲跌幅限製、上海證券交易所所有上市A股均采用集合競價。
1997年3月，北京大唐發電(6.54,-0.06,-0.91%)股份有限公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中國內地首家進入歐洲資本市場的公司。
周正慶
在職：1997年7月12日－2000年2月23日
1997年5月，天津中新藥業(16.29,0.00,0.00%)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發行上市，成為中國內地首家S股。
1997年8月15日，滬深證交所劃歸證監會直接管理。
1997年10月8日，國務院原則通過《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
1998年3月23日，金泰、開元、興華、裕陽、安信等五大證券投資基金和南化轉債、絲綢轉債兩個可轉換債券相繼登場，成為機構投資和金融衍生工具擴大的標誌。
1998年4月，國務院證券委與證監會合並。
1998年4月22日，滬深交易所決定對“財務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實施股票交易特別處理。
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證券法》，並於1999年7月1日正式實施。
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正式批準了“六大政策”，引發“5·19”行情。
周小川
在職：2000年2月24日－2002年12月26日
2000年10月8日，《財經》雜誌發表《基金黑幕——關於基金行為的研究報告解析》一文，引發股市大討論。
2001年1月13日，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中的講話，被概括為“股市賭場論”。
2001年3月，剛剛離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的史美倫，被力邀擔任中國證監會專司監管工作的副主席職務。
2001年2月20日，證監會發布《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
2001年2月20日，證監會宣布，允許境內居民以合法持有的外幣交易B股。
2001年6月12日，國務院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暫行辦法》，引發股市暴跌，10月23日決定停止執行《減持辦法》。
2001年9月4日，首隻開放式基金“華安創新”宣布發行。
2001年9月，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許小年提出“千點論”和“推倒重來論”。
2002年11月5日，證監會和央行聯合頒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
尚福林
在職：2002年12月27日至今
2003年10月28日，《證券投資基金法》通過審議，於2004年6月1日施行。
2004年1月31日，國務院頒布《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幹意見》，史稱“國九條”。2004年10月25日，保險資金獲準直接入市。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中小企業創業板塊啟動。6月25日中小企業板塊登場，首批8隻股票上市。
2005年4月29日，證監會發布《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宣布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5月9日，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正式啟動。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的股改方案獲得高票通過，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個通過股權分置改革實現全流通的上市公司。
2006年10月27日，全球最大IPO中國工商銀行(4.18,-0.03,-0.71%)A股、H股在滬港兩地同日同步上市。
2007年6月20日，證監會頒布了《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管理試行辦法》和相關通知，QDII製度開始實施。
2009年3月31日，證監會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辦法自5月1日起實施。
2009年10月30日，創業板正式揭開帷幕，首批28隻股票同日掛牌，刷新了中國股市多股齊發的曆史紀錄。
2009年12月31日，滬深流通股市值占到總市值的61.64%，中國A股市場邁入全流通時代。
2010年4月16日，首個金融期貨——滬深300(3215.453,-34.06,-1.05%)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正式上市。
首任主席的難題
口述I劉鴻儒 采訪整理I《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南焱
盡管一直擔任領導職務，被業界尊稱為“股界泰鬥”、“五道口之父”的劉鴻儒，年已八旬的他依然像個教授，儒雅、嚴謹、認真。
9年前，記者為了采訪，曾去過他位於東便門的家，有幸接受他的教誨，倍感他老師般的慈愛。9年後，恰逢中國證券市場20年，記者有幸再一次聆聽他對那段難忘歲月的講述。
諫言總書記保留“試驗田”
1990年5月，一直處於自發狀態的中國股市一夜之間突然狂熱起來。上海、深圳的幾個證券交易窗口前人山人海，場麵一片混亂，甚至要出動警察維持秩序。
當時我任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分管財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製公司研究試點。雖然到體改委的時間不長，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研究當前證券市場問題。
記得那時深圳僅有5隻股票上市，但漲幅卻很驚人。1990年5月至6月的一個月中，這5隻股票漲幅分別是：深發展100%，萬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達380%。而且，全國各地的資金仍在向上海、深圳源源不斷地聚集。
股票熱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關於股票市場要不要繼續試驗，各方麵特別是高層領導看法不一致。有的明確提出來要求停止試驗，社會主義國家不允許資本市場的存在。來自社會各界的分歧也很大，政府主管部門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股票市場的存廢處於危急關頭。
1990年11月28日，在珠海特區10周年慶典會的主席台上，江澤民總書記悄聲對我說：“在回京的途中我們談談股票市場的事情。”從廣州到北京，飛行兩個多小時，一路上，江澤民問得很認真，記得也很仔細。田紀雲、溫家寶等中央領導同誌都在場。江澤民就他所聽到的各種議論問我，我根據調查結果逐一作了回答。
匯報到最後，我說：“股票市場的試點不能取消，可以暫不擴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對外發出的就是一種後退的信號，對改革形象影響很大。”我向江澤民總書記明確表示：“江總書記，請您相信，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不會在中國搞私有化，我們會有辦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當然，我們沒有經驗，也許會走一些彎路，但不要輕易地給我們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則，誰都沒辦法搞改革試驗。”
臨下飛機時，江澤民對我說：“股票市場的試點應該保留下來，改革試驗繼續進行，暫不擴大。”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就這樣，中國股市改革的試驗田被保留了下來。
向台灣朋友取經
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開業後，由於是地方管理，股票市場非常混亂，引發了震驚全國的深圳“8·10” 事件。“8·10” 事件的出現，使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意識到成立一個專門監管機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92年9月的一天，朱鎔基副總理找我談話，要我出山，擔任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我說：“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幹不長。”他說：“責任不要你承擔，我來承擔。”我說，出了事當然要我來承擔。要幹，就要做好思想準備，勇於承擔風險的責任和各種想象不到的後果。
朱鎔基找我談話之後，我抓緊趕在證監會正式成立之前迅速做了一件事。就是邀請台灣的朋友到北京來開座談會，讓他們介紹台灣證券市場和證券監管方麵的經驗及教訓。至今想起來，那次座談會開得是非常值得的。
那次座談會是我的台灣朋友幫忙組織的，他們自己花錢租了凱賓斯基酒店，因為當時證監會還沒有成立，我也沒有錢可供開支。我們整整座談了三天，這三天對我今後在證監會工作幫助非常大，我們係統地學習了中國台灣方麵的經驗和教訓。
比如，台灣的股票市場散戶居多，散戶聚眾鬧事的情況也不少。台灣國有企業變成股份公司以後，很多散戶都買了股票。買股票的時候股票指數是12000多點，後來很快跌到2000多點，於是這些散戶鬧事，在“經濟部”門口靜坐，要求退股票。
台灣的朋友說他們作了錯誤的決策，退讓了一步，結果以後給投資者形成一個錯誤的認識，那就是賺錢就拿走，賠了就找政府，這樣的事情我們以後絕對不能做。
談到深圳“8·10”事件時，他們說台灣也發生過類似問題。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無限量地發行認購表。他們把認購表直接印在報紙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認購表從報紙上剪下來，拿到證券網點，交納5元錢辦理登記，就可以參加抽簽了。這麽做既不用排隊，也不會發生舞弊現象。
後來，我把這些經驗寫成報告提交給國務院，實際中也采取了透明的無限量發行認購表的辦法，解決了當時股票發行的困難。
朱鎔基否定再設立津漢交易所
我當證監會主席時，正趕上全國股票熱的浪潮。許多省市政府負責人紛紛要求在本地建立證券交易所，尤其是武漢、天津、大連這三個地方，當地領導三番五次來京迫切要求建立證券交易所。
武漢市政府提出在武漢建立中原地區的證券交易所，天津市政府提出建立華北證券交易所，大連提出在當地建立東北證券(23.65,-0.16,-0.67%)交易所。他們都看到建立證券交易所對當地的股份製改製、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獎金流入具有重大的影響，所以要求非常迫切。
我去美國和日本考察的時候，曾經對一個國家建立多少個交易所為宜的問題作了專題調研。就拿美國來說吧，在華爾街一條街上，前麵有紐約證券交易所，後麵又有美國證券交易所。當時我們了解到，美國共有7個證券交易所。
我問他們：“現在科學技術這麽發達，可以在網上實現交易，為什麽還要建這麽多交易所？”他們回答得也很清楚，一句話：“鼓勵競爭，提高效率。” 他們認為，通過競爭，不同的交易所形成不同的對象和各自的經營特色，這對市場是有好處的。日本也如此，他們不是用行政手段建立和歸並交易所，而是通過競爭使其發展、重組、定位。
中國應當組建多少個證券交易所比較好呢？因為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差別比較大，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需求差別較大，隻靠單一的交易所是不能滿足需要的。我曾經考慮，如果條件成熟可在天津、武漢再設立兩個交易所。
經過調查研究，我在1993年7月6日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上報天津、武漢證券交易所的請示》的報告。1994年1月，我又以個人名義給朱鎔基副總理寫了一份關於“增設天津、武漢證券交易所的請示”。朱鎔基副總理看到報告後，批示：“有一個出台時機問題。”後經反複研究、慎重考慮，國務院決定在當時證券市場的交易和管理缺乏經驗的情況下，先在上海、深圳兩地試驗，沒有同意其他地區組建交易所的要求。
當時朱鎔基沒有批準還有一個原因。海南省自行建立了一個交易中心，實際上就是股票交易所，進行股票上市、交易。這個交易所的建立沒有經過國務院的批準，造成了不良影響。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親自到海南調查，處理這個問題，並找我去海南協助處理。
當時我正在廣西北海市陪鄒家華副總理出差調研，接到通知後，通過軍隊找來一艘艦艇，直接去了海口。經過研究，最後決定撤銷這個交易所。對已上市的每個公司進行研究和審查，具備條件的則轉到深圳交易所上市。
江澤民兩次詢問股票定價
怎麽定價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為了防止出現各種不利於市場正常發展的投機行為，很多人主張證監會管價格，即規定股價是市盈率的多少倍。
我當時認為，再困難也要逐步走市場化的道路，由股票的供求雙方確定價格。所以，我們還是堅持由主承銷商和申請發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根據市場狀況來確定發行價格。
在我任證監會主席期間，我曾兩次陪同江澤民總書記到上海視察工作。第一次正趕上股市二級市場價格上漲較快，江澤民總書記聽到反映，說國有企業吃虧了，是因為發行價格定低了，問我這是怎麽回事。我說：“這是市場供求雙方確定的價格，二級市場價格高，人們才有積極性去購買股票。”
第二次又趕上二級市場價格下跌，有的甚至低於發行價。江澤民總書記又聽到投資者反映，說他們買原始股吃虧了，是因為價格定高了。我說：“這是市場決定的，政府不能直接去參與定價，隻能製定規則，負責監管，向投資者公布信息，由投資者選擇買不買這種股票，自己承擔風險。”
1993年11月12日，朱鎔基副總理批轉給我一份上海市政府的報告，讓我們研究平準基金問題。我在給朱鎔基副總理的報告中說：“我找了一些專家進行了研究，並請教了香港和外國的專家，一致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可行的，也沒有這樣做過的案例，它不但解決不了穩定市場問題，還會造成政府包攬市場、群眾依靠政府的後果。”這個觀點在陪同江澤民出差期間，我也表達過。
所以，不管在什麽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堅持市場定價的原則，如果政府幹預企業本身的股票價格，會後患無窮。
驚心動魄的救火生涯
口述I周道炯 采訪整理I《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南焱
已經退休多年的周道炯如今依然活躍在資本市場的前沿。講學、會議、訪問，每天的工作被安排得滿滿當當，隻要不出差，他就會來到位於北京金融街(6.93,-0.16,-2.26%)上的中國建設銀行的辦公室處理文件。
與建行一街之隔的就是證監會的大樓，從證監會退休後，他回到了建行。10年建行行長任上，遠遠比不上3年證監會主席任上驚心動魄。10月19日，在中國建設銀行17層的辦公室裏，周道炯在向記者講述15年前的那段證券職涯時，依然激動不已。
“回想起我這一生的經曆，應該說，在任國務院證券委常務副主任和中國證監會主席這段工作經曆，雖然短暫卻是讓我最難以忘懷的。在中國股市的‘火山口’上坐了三年，這期間，我既為中國股市的發展壯大感到欣慰，也時常為中國股市的波瀾起伏、充滿風險而忐忑不安。”
“九五”計劃和“八字方針”
1995年2月發生在上海的“327”國債期貨事件，當時劉鴻儒主席正好到了離休年齡，在這危急關頭，組織上任命我出任證監會主席。
1995年3月，我臨危受命。麵對“327”國債期貨事件給整個資本市場帶來嚴重的負麵影響，加入股票市場的極度低迷，我緊急著手狠抓證券市場的整頓與規範，加大證券市場的監管力度，從而穩定了證券市場的秩序。
麵對當時的證券期貨市場以及今後的發展方向，組織證監會骨幹經過細致的調查研究起草了一份關於證券期貨市場“九五”時期和到2010年的發展規劃的報告。報告內容包括中國證券期貨市場法製建設、市場規範、加強監管、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人才培養、發展機構投資者、國有股法人股逐步流通，以及建立集中統一管理體製等9條重大的政策措施。
1995年6月，李鵬總理召開會議，聽取匯報，當時央行行長、財政部長、計委主任、經貿委主任、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等都參加了。李鵬總理聽後作了重要講話，支持規劃中的一些措施。
雖然證券期貨市場“九五”時期和到2010年的發展規劃沒有正式下發，但證券市場基本上是按此精神在逐步實施，應該說“規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1995年12月，上交所成立5周年慶典，我帶領證監會部門領導出席，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親臨視察，在座談會上當麵對我們說，送你們幾句話：法製、監管、自律、規範。後來我們把它歸納為證券市場的“八字方針”，認真貫徹執行，對市場穩步健康發展起了積極重要作用。
加入國際證券組織
讓我至今感到非常自豪和驕傲的事，是中國證監會加入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並讓中國台灣在這組織中改名。
那時，雖然我國成立了證監會，但在國際證券組織中還沒有一席之地。所以上任之後，我們就積極申請加入國際證券組織，並進行了一係列艱苦的談判和爭論。
1995年6月，國際證券組織在巴黎召開年會時，我率團參加，當大會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為會員後，我率團進場時全場掌聲雷動，我在台上發表了10分鍾的演說。
在要求中國台灣改名這一問題上，時任中國香港證監會主席的梁定邦先生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開創民企上市先河
到證監會任職後，我發現當時的資本市場比較單一，隻有國企才可以上市，由於當時對民營企業上市沒有政策，所以民營企業是不讓上市的。我想，如果擴大上市公司的範圍，讓民營企業也進入資本市場，不僅為資本市場帶來新的活力，而且也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平台該有多好呀。
正好，當時在全國工商聯當主席的經叔平有一天來到我的辦公室，經老問我：“現在上市公司全是國有企業，為什麽民營企業一家都沒有呢？”我說：“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呢。”經老說：“搞幾個民營企業上市怎麽樣？”我說：“可以呀，這樣吧，你推薦，我來辦。”
於是，我們立即向國務院匯報，搞幾個民營企業上市做試點，國務院沒表示意見。1996年初，我們就試著讓希望集團等三家民營企業上市。1997年又搞了很多民營企業上市，後來就慢慢放開。在我離任時已經有近百家民營企業上市了。
評論員文章出台內幕
1996年春節過後，股價暴漲。據說，為了炒股票，北方有農民甚至把耕牛都賣了來炒股。股民急劇增加並超過2100萬戶。
為了控製風險，減低越燒越旺的牛市之火，我們相繼出台了一係列監管措施，被稱為“十二道金牌”，然而這“十二道金牌”也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到了1996年的12月，深證成指和年初相比漲幅達到3倍以上，漲幅居全球股市之冠，股市陷入極度狂熱之中。
在此情況下，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很重視，提出讓證監會寫一篇文章給全國股民進行風險教育。按照朱鎔基的意見，這篇文章要以證監會評論員或者是新聞發言人的名義發表，我考慮這樣不好，因為證監會作為監管部門不能評論，我建議以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篇文章，李鵬、朱鎔基都同意了。
1996年12月16日，一篇題為《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在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文章指出，股市存在嚴重投機行為，提醒股民暴漲必有暴跌。正是因為《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有權威，黨報評論員有獨具的敏感性和權威性，於是，一場“十二道金牌”打不下的股市之火，瞬間被澆滅。與12月的高點相比，深滬股市當月的最大跌幅分別高達38%和31%。
為了監管證券市場，這期間證監會又重新恢複了漲跌停板製度，股票和基金一天內上漲或者下跌不能超過10%。漲跌停板製度在中國股市初期曾經實施，當時是為了抑製過度投機的市場炒作，但後來滬深交易所先後放開股價，取消了漲跌停板製度。
恢複漲跌停板製度後，有些同誌不大讚成，包括我們的一些專家和學者，直到現在還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是正常的。我覺得在中國這個新興市場，當時采取這個措施是完全必要的，等將來證券市場隨著市場穩步發展，成熟以後，自然就會解決了。
啼笑皆非的往事
在證監會當主席的時候，我遇到很多讓人心驚肉跳和啼笑皆非的事。有寫恐嚇信的，有打電話威脅殺我全家的，有要炸證監會的，有聲稱到證監會去跳樓的，還有向我求救的。
一天晚上，證監會值班室突然打電話給我，報告說剛剛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告知一些人從雲南運了一車炸藥，要來炸證監會。當時，我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征得國務院兩位秘書長同意後馬上報告公安部部長，公安部立即調集幹警采取防範措施。第二天下午，值班室又接到電話，說炸藥已經安放在了辦公室。當時的氣氛非常緊張，公安部門立刻讓警犬一個一個房間地嗅，結果是一場虛驚。
那時，讓人啼笑皆非的事也經常發生。有一次我在上海調研，上海證監局主任張寧來我住處向我匯報工作，當時她的司機開得太快，違規闖了紅燈，路上遇到交警攔車，張寧說是去向證監會主席匯報工作，交警二話沒說立即放行。因為這個交警當時買的股票賺了錢，對我的名字也知道。
上海調研完後，我去一家醫院體檢做B超，一個年輕的副主任拿著病曆表問我：“你叫周道炯？哎，你不會就是那個證監會主席吧？”我說：“對不起，我就是證監會主席。”他馬上很客氣地說，主席您請坐，並悄聲問我買哪隻股票好呢。
我到香港出訪期間，司機在京開車不小心碰了一下。當地小報報道說中國證監會主席周道炯出車禍了。看來我的車牌號已被社會很多人關注了。
股票跌的時候，四川有一個小學生給我寫信：“我敬愛的周爺爺，我父母親是工人，父親下崗了，炒股票，又跌了，爸媽回家吵架，我現在學習不安心，怕考上初中都上不了了，我請求周爺爺下個命令，幫我們把股票提起來，救救我們。”我看完這封信後感觸很多，批請各位領導傳閱。看來股市基本知識和風險教育極其重要。
在我當證監會主席三年的日子裏，是中國證券市場跌宕起伏最大的三年。這三年，也是我當救火隊長的三年，由於證券市場上新生事物多，法律規範和製度建設跟不上而事件頻出。我既要培育、扶持和發展這個市場，又要開拓進取，大膽嚐試，改革創新法製監管，規範市場。
“我一直致力於推進牛市”
口述I周正慶 采訪整理I《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南焱
一向低調的周正慶，11月3日，在證監會的辦公室接受了《中國經濟周刊》的專訪。還是9年前記者采訪時見到他的風格，他對資本市場的問題言辭依然犀利。總結自己在任時的經曆，“5·19”行情當屬他的得意之作。
“瓊民源”是我抓的最大案子
1996年4月29日，中國證監會依法查處了“瓊民源”案，這是我在任期間抓的最大的案子。
這個案子經過了國務院證券委、審計署、央行、證監會近一年廣泛深入的調查。當時查實的情況是，海南民源現代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瓊民源”)1996年度報告和補充報告所稱年實現利潤5.7億元，資本金共計增加6.57億元的內容嚴重失實。其中5.4億元利潤是虛構的。
“瓊民源”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通過關聯公司及其他人簽訂的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合作建房、權益轉讓的無效合同是編造的。6.57億的資本金是“瓊民源”未取得土地使用權，是在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和確認的情況下編造的。“瓊民源”的控股股東聯手在“瓊民源”公布1996年中期公報利好消息之前大量買進“瓊民源”的股票，1997年3月前又大量拋出，獲取暴利。
“瓊民源”的第一個問題是利潤和成本間的弄虛作假，第二是他們在弄虛作假的消息公布之前買進了大量的股票，然後公布了假消息，股票漲了之後賺大錢。
調查清楚之後，對該案做了嚴肅處理。通過此案的查處，使我們更加重視對上市公司的監督管理，在加強建立健全法規的同時，加快推進《證券法》的立法工作。
“5·19”行情的啟示
在我出任證監會主席的日子裏，最值得記憶的事就是“5·19”行情。
1997年至1999年年初，中國的資本市場持續兩年低迷，上證指數在1100點左右徘徊。連續兩年的徘徊，使資本市場萎靡不振，股民信心不足。
中國的資本市場有一個很重要的經驗，那就是資本市場持續穩定增長的時候，它會發揮很大的作用，相反在持續低迷的時候，它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麵對兩年的持續低迷，政府是否應進行幹預和引導？
開始大家看法並不一致，有人說應聽任市場的發展，證券主管部門不用管，隻要加強監管就行了。有人說，市場低迷，政府和主管部門就應該想辦法出措施來引導市場。
後來，經過討論，大家認識到證監會是資本市場的主管部門，資本市場發展的好壞與證監會有著直接的關係，對資本市場出現的問題，證監會有責任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
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發現，無論是中國還是國外，沒有哪個國家不幹預資本市場的，沒有不用政策和措施去支持和引導市場的。問題是什麽時候幹預，用什麽方法進行幹預。
在資本市場持續兩年低迷的時候，我覺得正是證監會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引導市場的最好時機。
通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1999年3月，我們給國務院寫了一份《關於進一步推進和規範證券市場發展若幹政策的請示》的報告，提出了六條解決資本市場問題的措施。1999年5月中旬，國務院批準了這個報告。
當廣大股民知道國務院批準了這個文件後，5月19日那天，滬市上漲51點，深市上漲129點。隨後，滬深股市一掃往日的低迷，走出大幅攀升的行情，30個交易日內股指上漲65%，最高點漲到了1700多點，股市開始扭轉持續低迷、信心不足的現象。
從“5·19”行情後，我在證監會工作的兩年裏資本市場一直是牛市。2000年6月，上證指數漲到了2200多點。
“5·19”行情告訴我們，在資本市場的發展過程當中，政府和主管部門要時刻關心資本市場的發展動向，要針對存在的問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正確引導市場，促進市場健康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與梁定邦商量保險資金入市
我在任時，經國務院同意聘請梁定邦先生當顧問。我們之間合作得很愉快。
記得有一件事，當時我國的保險資金是不準進入資本市場的。我和梁定邦經過調查了解到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險資金和商業保險資金一般都是通過資本市場達到增值的目的。於是，我跟梁定邦商量提出允許保險資金進入股市的建議，並委托他當麵向國務院領導匯報講明情況。後來證監會正式向國務院寫報告得到批準後付諸實施。
那時凡是出台重要的法律法規，我都會征求梁定邦的意見和建議，他對推進證監會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顧問作用。
對話周正慶
中國資本市場不能照搬國外模式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說，中國的資本市場要學習西方國家，要金融自由化，政府不能幹預，市場的問題隻能由市場解決，證監會隻能當裁判員。您怎麽看這種觀點？
周正慶：我認為，那種認為中國的資本市場要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某些做法，金融要自由化，政府不能幹預，市場的問題要由市場解決，證監會隻能當裁判員的觀點是片麵的，尤其是中國的資本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特色是在於學習借鑒外國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了解資本主義的廬山真麵目，尤其是它消極陰暗的一麵。過去我們把西方當老師，認為他們的東西都是好的，一味地照搬硬套。這次金融危機我們看到了它的消極的一麵，糾正了我們不少的偏見和誤區。因為資本主義資本市場具有它的特性，經過多年對資本主義資本市場的調查和研究，我將資本主義的資本市場歸納為“三性”。
《中國經濟周刊》：是哪“三性”呢？
周正慶：第一是脆弱性。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了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昔日引人注目，但是現在卻呈現出外強中幹的一麵。世界知名的五大投行頃刻間土崩瓦解，美國100多家銀行紛紛倒閉，在此之前是估計不到的。這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市場的脆弱性。對此我們要有思想準備，不要盲目崇拜。
第二是貪婪性。過去我們認為美國的金融法律健全、信用可靠。現在我們看到了金融市場的看門人——三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為了追逐利潤，收取高額評級費，竟然違背職業操守，公然弄虛作假，還在上麵貼上優質的標簽，欺詐了全世界。
第三是欺騙性。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得很多商業銀行的貸款難以收回，美國的問題在於沒有消化自己的不良貸款，而是轉移風險，搞了各種名目繁多的衍生工具。這些衍生工具大部分是美國次貸危機形成的不良貸款。而三個信用評級機構將這些本來是不良貸款的債券評為優質，就是為了攫取最大的利潤。
三個評級機構在議會上作證時承認，他們把良心出賣給了魔鬼。中國資本市場決不能搞美國那一套，我們決不能把靈魂出賣給魔鬼、搞弄虛作假、欺騙廣大投資者。
《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一個新生事物，您剛才講到中國資本市場的特色是在於學習借鑒外國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麽，我們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應該吸取什麽樣的經驗教訓？
周正慶：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是美國的貪婪本性，因欺騙的手法造成的。我們要吸取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的某些做法，要學習借鑒對我們有利的，排斥對我們不利的，而且要看到自己的優勢，按照我們自己的理論與標準走自己的路，構建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
《中國經濟周刊》：怎樣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
周正慶：中國資本市場與西方相比都具有籌集資金的共性，但其性質與目的有所不同。
西方國家是以私有製為基礎，其目的是為個人攫取最大的利潤，這次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為了攫取利益可以不擇手段，不顧社會利益的種種弊端。
而我國的資本市場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其目的是小平同誌所講的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個有利於”，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服務的。
因此，衡量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好壞就是要看是否實現了“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是西方國家提出的什麽標準。
中國資本市場20年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我們既不能脫離國際市場搞封閉運行，又不能照抄照搬國外的模式，一定要按照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要求，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按照我們自己的理論與標準走自己的路，構建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