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號鳥死亡的歡呼
不得不的
尚福林談資本市場
本文見《財經》雜誌2010年第26期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0日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通常，業內將這一天定為中國資本市場正式建立之日。
至今，中國資本市場成立已整20年。
正是當初一批有理想的留學歸國青年、金融家及政府官員，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到一起，以滿腔的熱情，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奔走東西。
在姓“資”與姓“社”的爭論氛圍下，中國資本市場小心翼翼地開始了。
上交所、深交所先後正式建立，以1992年中國證監會成立為標誌，資本市場成為中國金融係統中的獨立一極。
監管體係不暢、法治很不健全、理念無從談起，中國資本市場趟過了混亂的時期。以深圳“8·10”事件、“327”國債等驚心動魄的事件為典型，早期證券市場的參與者，經曆了“血”與“火”的考驗。
進入新世紀，中國資本市場逐漸走向法治化，股權分置改革也掃清了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障礙。機構投資者大量增加，市場規模不斷壯大，多層次市場、新的交易機製不斷建立。
到2010年11月底，A股市場上市公司2026家，總市值超過26萬億元， 躍居全球第二。
資本市場的建立，為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化發展提供了規範的硬約束環境，帶動了國有企業改革、國有銀行改革，同時對稅收、會計、法律等方麵的規範發展均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20年發展成績斐然，但畢竟時間短暫，當前仍有諸多不足之處：各市場參與主體理念不成熟、法製體係不完善、市場機製不健全，等等。
在資本市場建立20周年之際，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接受了《財經》雜誌、《證券市場周刊》的聯合專訪，就資本市場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解剖。同時邀請兩位參與資本市場建立並始終參與、關注資本市場發展的資深人士——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高西慶及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總幹事王波明，暢談資本市場的往事、發展、不足及未來。——編者
進入12月份，慶祝中國資本市場成立20周年的氣氛漸濃。有關資本市場的大小論壇，必提及資本市場成立20周年。
作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管機構，中國證監會也在積極圍繞這一主題組織各種活動。而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自然成了近一段時期最忙的人，參加各種論壇，出席各種慶祝活動。
這位在2002年底臨危受命、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的金融官員，已經在其任上工作整八年，成為中國證監會曆任主席任期最長的一位。
尚福林上任後異常低調，麵對市場下跌，一言不發。實際上，尚福林正在就資本市場的一係列問題低頭調研。股權分置，成為資本市場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最難逾越的大山，市場因此形容尚福林“坐在了火山口上”。
直到2004年1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幹意見》，“國九條”出台，發展資本市場首次提升到國家戰略任務的高度。
2005年5月，股權分置改革啟動，隨後尚福林公開強調，“開弓沒有回頭箭”，以此向市場表示其決心。券商三年綜合治理、股權分置改革等一係列硬仗，為尚福林給外界留下了“鐵腕”的印象。
這位一直在中國金融係統工作的官員，雖然屢屢在不同層級出任要職，但極少接受媒體的采訪。
2010年12月15日下午，尚福林在其辦公室所在的北京金融街富凱大廈20層的會議室，接受了《財經》雜誌與《證券市場周刊》的聯合采訪。
采訪期間，尚福林始終麵帶微笑，即使遇到尖銳的問題，也平和回答，還時常以身邊的例子解釋資本市場的種種現象。給人的印象與“鐵腕”絲毫無關。
常與尚福林接觸的人形容，其性格“外柔內剛”，似很貼切。同時，也有人說其很“講政治”。
在將近兩個小時的采訪裏，尚福林回憶了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的諸多困難，暢談了資本市場發展的關鍵問題、違法違規現象的治理及市場化改革的思路。
尚福林表示，股權分置改革對他而言，並不是無準備之仗，“開弓沒有回頭箭”不是胡說的，而是做了很多調研。“我不敢拿這個市場去冒風險。”尚福林說。
突圍股權分置改革
股權分置改革經受住了市場和時間的考驗，為實現資本市場的機製轉換、功能發揮和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製度基礎
記者：2002年底，你調入證監會。當時正逢全球網絡泡沫破裂、國際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狀態、中國股指也麵臨從曆史性高位持續下跌的局麵，輿論普遍認為你是坐到了中國股市的“火山口”，你對麵臨的困難有足夠的準備嗎？又是如何應對的？
尚福林：2002年，全球的股市陷入了網絡泡沫破裂的低潮期，股市不斷下挫，市場信心受到打擊，中國股市也受到一定影響。從我國市場自身實際看，由於如何解決股權分置以及由此帶來的一些問題一直沒有明確，市場前景不明朗。部分市場參與者和理論界人士在當時對我國發展資本市場的前景產生了一些模糊認識，加上大股東侵占上市公司資金、券商挪用保證金、市場結構單一，一些問題日益突出，影響了投資者的積極性，股市低迷。
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我們經過深入調研，認真分析市場形勢，不斷加深對資本市場發展規律和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特點的認識，形成了盡快恢複市場信心，調整市場發展政策，加強市場基礎性製度建設的工作思路，得到了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
2004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幹意見》（下稱“國九條”），這幾年來，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及 “國九條”精神，經過市場各方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和大力支持，資本市場基礎性製度建設不斷加強，股權分置改革、上市公司清欠解保、證券公司綜合治理等重大改革基本完成。
與此同時，我們深化了股票發行體製改革，推出了創業板、股指期貨和融資融券業務，加強了對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懲治打擊力度。通過一係列的綜合改革，我國資本市場承載力、影響力、開放度、透明度大幅提升，有效提升了市場運行的整體質量和效率，實現了重大的發展突破和轉折性變化。
記者：可以說，沒有股權分置，就沒有中國股市。但是股權分置的確給中國資本市場運行造成很大的問題，而且解決難度大、風險大，為什麽要在2005年進行股權分置改革?
尚福林：從我國證券市場設立之初的相關規定來看，對國有股等發起人股份流通問題沒有明確的製度性安排，總體上采取的是擱置的辦法。股權分置問題是由諸多曆史原因形成的，主要是在改革開放早期，為避免姓資姓社的爭論，同時又要推動股份製和資本市場試點發展而做出的一項特定安排。
現在回頭去看，這是在市場初期特定的政治、經濟、觀念和法律環境下推出的一種創新，在當時條件下，這種製度安排確實也促進了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完善和資本市場發展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在市場規模發展到越來越大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越來越突出了。
一是因為一部分股票不能流通，它什麽時候流通，以什麽方式流通，投資者心裏不踏實，就造成了投資者對市場預期的不穩定。二是因為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在這種情況下，扭曲了市場的定價機製，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受到了製約。三是市場兼並重組資源配置功能受到很大影響。好企業通過市場並購重組做大做強，這在成熟市場是普遍的一種做法。我們也希望我們的企業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加快發展，但是國有股、法人股沒有市場價，沒有辦法通過市場去做兼並重組。此外，股權分置還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利益基礎，不利於上市公司規範運作，股權分置已經成為嚴重製約市場穩定運行和改革發展的重大製度障礙。
當時，一方麵市場把國有股、法人股流通問題看做是懸在股市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股權分置問題不解決，市場預期難以穩定，投資者信心難以恢複；另一方麵股權分置問題在基本製度層麵製約了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這一問題無法靠市場自身消弭，股權分置問題拖得時間越長，積累的非流通股越多，解決的難度也就越大。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多方麵深入探討，認識到必須盡早解決這一問題。
作為對市場價格形成機製和運行機製具有重要影響的製度性變革，為了解決國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問題，有關方麵和專家學者、媒體進行了多方麵的研究和探索，客觀上形成了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的市場預期。
特別是在2004年初“國九條”推出以後，大家對股權分置問題的認識也逐步統一了，解決問題的方式也由原來的國有股減持，變成了尋求全流通的方式，讓國有股和法人股逐步擁有流通權。經過廣泛深入的研究，對於股權分置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基本操作思路的認識逐步深化，相關製度和技術條件逐步完善，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已具備了必要的基礎性條件。
記者：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股市一場曆史性的變革，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大智慧。你當時提出的“開弓沒有回頭箭”至今記憶猶新。但2005年股改試點開始時，股指甚至一度跌破1000點，能否介紹一下股改試點的決策以及試點過程中最艱難的地方？你們又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
尚福林：股權分置改革剛剛推出時，市場對當時能否平穩推進股權分置改革還沒有足夠信心，對推進改革的時機選擇也有爭論。國務院最終果斷做出了積極穩妥推進股權分置改革的重大決策。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十分正確的，也是十分及時的。
從我來講，上任後經過多方調查，覺得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市場很難往前發展。這件事兒擱不住、拖不得，越拖問題越多。解決股權分置問題，本質上是平衡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之間的利益，消除A股市場股份流通的製度性差異。這項改革在國內外都沒有先例可循，而且上市公司情況複雜、千差萬別，當時推進股權分置改革麵臨兩個突出問題：
第一，是不是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我們通過反複研究之後認為，全流通本身使國有股可以得到市場的公允價格，是有利於保護國有資產的。
舉例說，過去，國有企業要同外資搞合資，是用淨資產計算公司的價值，現在要搞合資，是用市場價格，也就是用市值去計算價格，這是對國有資產的重要保護。
第二，股權分置改革在法律上有什麽依據？通過認真研究，認為通過合同法的有關法理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用到股權分置改革上，因為在公司上市時國有股、法人股做了約定，暫不流通，國有股、法人股要流通，就要征得對方也就是流通股股東的同意，這是符合合同法法理的。最後形成了大股東提出方案，為保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要經過兩次投票，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小股東同意，方案才能通過。為了方便中小投資者投票，在技術上做了些安排，建立了網絡投票平台，通過交易係統大家可以參與投票。這樣通過輿論引導、法律保障、技術支持，促進了股權分置改革。
當然，作為一項全新的改革，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市場上對於國有股送股的看法也不一致。在推進股權分置改革過程中，也確實麵對許多實際困難，承受了很大壓力。經過反複研究商討，最終確立了“統一組織、分散決策”的操作原則和“試點先行、協調推進、分步解決”的操作步驟。
“統一組織”保障了股改的大方向、大原則的一致性，而“分散決策”充分尊重上市公司股東的合法權益，鼓勵兩類股東通過充分協商解決大股東的流通權問題，同時可以防止“整體試錯”，即使個別公司的股改方案不能通過，也不會影響股權分置改革的全局推進。
第一批有四家企業參與股改，一家沒通過，沒通過我覺得是好事，說明市場各方主體很重視，流通股股東在積極參與股權分置改革；第二批開始很多人懷疑，認為1000多家上市公司什麽時候才能做完？在各方麵的支持下，第二批推出了40多家，加上大型國企的加入，市場基本上形成了推進改革的預期。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下，我們會同國資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用工作機製創新、政策創新和方案創新的辦法解決改革中的各類複雜問題，形成了股權分置改革領導小組的政策配合機製、地方人民政府的組織領導機製、交易所的方案指導機製、兩類股東間的溝通協商機製，通過不斷克服困難，改革初期存在的疑慮和爭議逐步消除，各種類型的上市公司的股改難題妥善破解，改革環境逐步改善，股權分置改革的積極作用在改革推進中逐步顯現，也逐步得到了社會輿論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最終穩妥地解決了股權分置問題。
股權分置改革是在我國資本市場“新興加轉軌”的市場條件下，探索出了一條行之有效、適合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的改革路徑，經受住了市場考驗和時間的考驗，為實現資本市場的機製轉換、功能發揮和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製度基礎。截至2010年11月底，A股市場流通市值為19.01萬億元，流通市值占總市值的比例由2005年底的32.8％上升到72％。
資本市場整頓規範
經過幾年脫胎換骨式的轉化，我國證券期貨行業曆史遺留的風險隱患基本排除，全行業已經步入良性健康發展軌道
記者：2003年開始，不少券商出現了大量的違規國債回購以及挪用客戶保證金現象。2003年8月，證監會提出了券商監管“三大鐵律”，開始對券商進行有步驟的整頓規範，又對證券公司進行了為期三年綜合治理，在券商整頓過程中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尚福林：我國證券公司最初是從銀行或者信托公司的證券營業部發展而來，業內有人講，這是先有“兒子”後有“父親”，因此在管理上沒有一套投資銀行的管理辦法，有些是按商業銀行理念在經營證券公司，理念模糊，甚至有一些觀點認為銀行可以拿存款放貸，證券公司也可以用客戶保證金進行經營。2002年到2004年，隨著市場結構性調整，一批證券公司多年積累的風險呈現集中爆發態勢。
2003年8月，我們召開證券公司規範發展座談會，明確了嚴禁挪用客戶交易結算資金、嚴禁挪用客戶委托管理的資產和嚴禁挪用客戶托管的債券等 “三大監管鐵律”。2004年8月，在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們下決心三管齊下，實施風險處置、日常監管和推進行業發展的綜合治理，采取全麵摸清底數、督促公司整改、平穩處置風險、改革基礎性製度、嚴格責任追究等係列措施。
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到2007年8月，圓滿完成了綜合治理預定目標：平穩處置了南方、閩發、“德隆係”等31家高風險證券公司，徹底糾正了證券公司挪保、委托理財等違法違規行為，化解了長期積累的係統性風險，初步建立了證券公司市場退出和投資者保護的長效機製。
在券商整頓和綜合治理過程中，全麵梳理、完善了證券公司的基本管理製度。改革完善了第三方獨立存管、國債回購等基礎製度，實現了風險的製度性隔離，全麵實施了以淨資本為核心的風險動態監控製度，依法嚴厲查處違法違規的機構和責任人，嚴肅市場法紀，強化了對股東和高管人員行為的約束。綜合治理之後，我們及時總結經驗，進一步加強行業風險合規監管，指導各證券公司設立了合規部門，聘任了合規總監，強化了對重點環節及新產品、新業務的合規管理，實現外部監管與內部約束的有機互動。
記者：療傷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整頓券商，證券市場大量違規風險現象徹底暴露，當時很多人認為你對券商的整頓對於股市來說，是“刮骨療毒”。一邊是整頓壓力，一邊是市場低迷的壓力。麵對這樣的考驗，你是如何考量的，又有哪些收獲？
尚福林：綜合治理中壓力是多方麵的，整頓過程牽涉到多家證券公司破產、重組等問題，尤其是一些大證券公司，無論是資產規模、債務總額、違規程度都非常複雜，處理這一類證券公司會暴露出資本市場很多的曆史遺留問題。但問題根源不解決，遲早會吞噬其他健康的肌體，要想從根本上恢複市場活力，提振市場信心，就必須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徹底解決。
綜合治理，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在各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等方麵的大力支持下，我們集係統監管合力實施的一次堅決果斷、周密配套的監管行動和影響深遠的製度改革，也是全行業以浴火重生的勇氣和信念進行的一次全麵深入的自我整頓和自我規範。
在整頓規範的同時，我們把促進行業創新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支持證券期貨經營機構在與法律法規、監管政策不衝突的前提下，根據市場需要、客戶需求和自身能力開展創新，促進其做優做強，提高行業競爭力。
經過幾年脫胎換骨式的轉化，我國證券期貨行業曆史遺留的風險隱患基本排除，全行業已經步入良性健康發展軌道。現在想來，挪用客戶保證金是誘發係統風險的重要因素。如果在金融危機前沒有處理這些公司，難以想象我們的資本市場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會變為什麽樣子。現在情況是，麵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衝擊，我國證券期貨行業沒有發生大的風險，仍然保持了穩健經營、規範發展的態勢。
記者：在整頓券商的同時，證監會一直在積極推進規範上市公司運作。證監會如何解決大股東占款、公司治理“形備而神不至”、誠信水平不高等問題，如何化解工作中的難題？
尚福林：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的基石。我國資本市場中的上市公司具有國有股占多數的特殊股權結構，許多民營背景的上市公司又多脫胎於傳統家族企業。受體製性、機製性因素和慣性思維製約，大股東挪用上市公司資金、治理不規範、違規信息披露等行為時有發生，成為困擾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
按照《國務院批轉證監會關於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意見的通知》（國發[2005]34號）的要求，近幾年，我們圍繞提高上市公司質量，重點強化了以下幾方麵的工作：
第一，強化上市公司獨立的法人財產權，推動上市公司規範運作。上市公司資產是屬於公司全體股東的“共有財產”，使用和處置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在境外成熟市場，大股東侵占上市公司資金屬於侵犯上市公司獨立法人財產權，通常會判重罪。
講個故事：一個國有控股股東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錢，上市公司的人跟他講挪用公款不對。他對人家說，上市公司股東有多少人？充其量就是幾萬人？我是國有公司，我背後是13億人民，我不是挪公款，我挪的是私款給公家用。在我國，如果不從根本上承認、尊重並嚴格保護上市公司享有獨立法人財產權，中國資本市場是搞不好的。
近幾年在這方麵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國人大新修訂的《刑法》把挪用上市公司資金列為犯罪行為，並建立了一套法律規則。這些法律法規的建立是針對所有上市公司的，並不因為是國企就可以例外。
在工作實踐中，針對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違規侵占上市公司資金的情況，我們會同公安部、人民銀行、國資委、稅務總局、工商總局、銀監會等七部委開展清欠攻堅戰。在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兩年之內涉及資金占用問題的上市公司家數和占用金額同比下降九成。清欠期間，我們會聯合有關部門規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化解違規擔保和連環擔保風險，促進上市公司質量進一步提升。
第二，強化上市公司治理，健全和完善內部製衡機製。有效的公司治理機製是支撐上市公司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係統工程中的中心環節。自2007年初至2009年底，證監會開展了為期三年的“上市公司治理專項活動”。共發現違反公司治理相關規則的問題10795個，截至2009年底，已督促完成整改8395個治理問題，整改率達到98％以上。通過專項治理，上市公司確立治理原則和公司治理框架，全麵整改了治理方麵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提高了規範運作意識，完善了內部控製製度和有關基礎性製度，整體規範治理水平明顯提高。
第三，強化誠實守信，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僅直接影響到資本市場的透明度，也是維護市場“三公”原則的基礎。近年來，我們以信息披露監管為抓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信息披露規範體係，形成了以《證券法》為主，全方位、多層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製度；構建了以證監會行政監管為核心，派出機構和交易者各司其職、合理分工、協調管理的信息披露監管體係。
近年來，我們堅決查處和曝光了一批社會影響力大的典型案件，滬深交易所也對相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進行了處理和公開譴責。今後我們將進一步加大監管力度，督促上市公司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披露信息，切實履行好信息披露義務。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工作的深入開展，上市公司正在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截至2010年11月底，滬深兩市共有上市公司2026家，比2005年增加680家，總市值26.43萬億元，占同期GDP的比例由2005年的20％上升到2009年的72％。利潤總額占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利潤總額的一半以上，繳納的所得稅占全國企業四分之一以上。
探索新股發行改革
發行製度改革的整體考慮，就是讓發行製度更加市場化，讓市場主體歸位盡責
記者：在這幾年的改革中，新股發行一直是市場關注的焦點。證監會推行了保薦製，重組了發審委，裁減了三分之二的發審委員，並且一改委員秘密製度，審核工作完全透明公開化。推進發審委改革基於哪些方麵的考慮，此後重組審核委員會的成立跟發審委的改組有著怎樣的內在聯係？
尚福林：我們國家的發行製度，一直都處在探索完善的過程中。一開始是額度製，它是市場建立初期，由於市場機製不完善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方式，在那種條件下大概是最可取的一種方式，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發審委的建立是希望吸收專業人士對上市公司進行專業的判斷。運行一段時間以後，發現在對發審委員的問責製度和監督機製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容易產生權力和責任不對等的情況。
發行製度改革的整體考慮，就是讓發行製度更加市場化，讓市場主體歸位盡責。為把好“入口關”，我們在發行改革中最先動的是保薦人製度。保薦人製度的推出就是讓保薦人在公司上市的時候承擔責任。使公司在上市前就完成改製，將其按照股份製公司、按照公眾公司的標準去改造。而不是對這些企業進行包裝，包裝之後讓這些企業來過審核關。
我曾經把這個比喻為，過去發行是過一個關口，現在是過一個管道。它要想過這個管道，就必須按照公眾公司的標準去改造才能過得去。
深化發審委的改革，就是讓它更加陽光化、更加專業化。
第一，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我們將全部發審委委員名單、每次審核的企業和委員名單都公開，讓社會來監督。
第二，聘請專業人士擔任發審委員，這些人員大部分是會計師、律師。他們的職業生涯是和社會的認可度聯係在一起的，是受社會監督的。
第三，發審製度上保證能夠集體決策，而不是哪一個人說了就能辦得通的。這樣發審委名單比過去縮小了，從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引進一些專業人士，形成了由專職人員組成的專門機構。
第四，從工作程序上，我們也做了一些安排。比如委員的所有工作都要有工作底稿，發審會議全程錄像，以後可能還要追責，有非常嚴格的要求，保證能夠最大限度地正常發揮他應該發揮的職能，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這幾年還改革了重組委，使重組委更具有獨立性，證監會希望在重組方麵多聽取專家意見，按照新股發審標準和規則，將一切審核透明化，將問責機製跟監督機製透明化，問責與監督得到更有力的執行。
記者：這兩年針對發行製度改革，證監會分兩個階段特推出了改革措施，在發行方麵是否還會進行更為深入的改革？市場一直在呼籲發行備案製度，證監會是否在這方麵已經有新的計劃？
尚福林：發行體製是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發行監管工作的目標應該是，既能對投資者合法權益提供保護，又能支持企業利用資本市場實現快速發展；既能把住準入關，又能兼顧市場效率，掌控好進入資本市場的第一道閘門。
保薦製度、發審委製度、詢價製度，構成現階段發行監管的基礎製度。擬上市公司通過保薦人推薦和發審委審核後，到市場上定價。同樣，在定價機製上我們也希望更加市場化。2008年以來，我們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市場意見，按照分步實施、逐步完善的思路，於2009年6月啟動新一輪新股發行體製改革，重點是完善詢價和申購機製，優化網上發行製度安排，重視中小投資者的參與意願，加強風險揭示，同時取消了對新股定價的窗口指導。
2010年10月，我們在充分聽取各界意見的基礎上，推出了第二階段改革措施，重點是提高單個機構的認購份額，促使詢價機構審慎報價，適當擴大參與詢價的機構範圍，增強定價信息透明度，完善回撥機製和中止發行機製等，進一步強化了市場約束，完善了市場化運行機製。
新股發行體製改革推進一年多來，積極效應逐步顯現，股票發行中的市場約束力不斷顯現，市場對新股發行的承受能力逐步增強，股票發行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得到了市場各方普遍認同。
同時也要看到，進行改革和培育機製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成熟的市場，經常會有股票發不出去的時候，而中國的市場，什麽股票都能賣出去，股價高也有人買，這說明市場的風險意識、市場的約束機製還不完善。我們將在改革實施過程中，進一步總結經驗，今後在改革過程中要朝著兩個方向努力，一方麵是更加市場化，另一方麵是進一步促使市場各方歸位盡責，形成市場約束機製，為從核準製向注冊製過渡培育可靠的市場基礎。
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
我們整個市場的創新步伐、中介機構培育和投資者結構等，與成熟市場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記者：近幾年來，證監會一直積極推動資本市場市場化改革，你對中國資本市場市場化的進度是否滿意？能否介紹一下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思路？
尚福林：在“新興加轉軌”條件下發展資本市場，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不斷完善有利於市場穩定運行和長期發展的體製機製。回顧曆史可以發現，資本市場20年發展曆程也是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市場運行機製不斷完善的過程。
特別是近幾年來，伴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順利完成，進一步深化發行體製改革，切實提高了發行審核透明和新股定價市場化水平。大幅取消行政審批項目，將工作重點從事前準入逐步轉向事中監管和事後問責，2002年以來，我們加大行政許可改革的力度，分五批取消和調整了行政許可審批項目114項，超過原有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的三分之二，範圍涉及融資、並購等一些主要業務領域。
同時，大力推進市場化並購重組，促進上市公司產業升級和行業整合。充分調動市場各參與主體積極性，營造有利於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深入開展投資者教育，積極培育健康股權文化。
總體看，經過近幾年發展，在強化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以市場為導向、以需求為動力的產品和業務創新機製初步形成，市場機製和中介機構在市場篩選、定價、調節供求等方麵的作用更加突出，市場內在穩定機製和相互製衡機製日益健全。
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資本市場建立至今不足20年，西方有些國家資本市場已經有200多年的曆史，應該說，我們整個市場的創新步伐、中介機構培育和投資者結構等，與成熟市場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我們將主動適應新情況、新形勢和新變化，把繼續提高市場化水平作為市場基礎性製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堅持培育和完善市場運行機製，健全資本約束和市場約束，不斷完善市場股權文化、法律製度、信用體係等，充分發揮市場自我調節和內在穩定功能，不斷健全完善市場體製機製，鞏固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
記者：創業板推出時，考慮到市場規模，發行上市速度比較快，因此也不可避免出現個別企業質量相對不高的情況，證監會將如何加強創業板公司監管，是否也會采取西方的升降級製度，對發展壯大的公司躍升主板，對業績差的公司實行直接退市政策？
尚福林：創業板企業大部分處於成長期，創新能力強、成長性高，同時也具有業績不穩定的特點，對新技術、新模式的探索還存在不確定性，創業板市場麵臨非理性交易、投機炒作和市場操縱的風險也較高。因此，必須不斷深化對創業板市場規律的認識，不斷加強和完善創業板監管。
創業板自2009年10月推出以來，證監會始終堅持“從嚴監管”原則。針對創業板市場特點，逐步完善市場配套法律體係和監管規則，切實把好市場準入關口，強化信息披露監管，深入進行風險揭示，大力創新和改進監管手段，嚴厲打擊違法違規行為，不斷提高創業板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同時，深圳交易所也全麵強化自律監管，在嚴格市場監控、募集資金管理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一年多來，我國創業板市場總體運行平穩，功能初步顯現，正在朝著預期的方向發展。
我們也注意到，較之主板市場，我國中小板和創業板市場市盈率相對較高，這既體現出市場對成長性、創新型企業發展有著積極的預期，也反映出市場內在約束機製還不完善，風險意識有待強化。
我們將不斷總結經驗，堅持改革創新，推動發行人、投資者、承銷商等市場主體歸位盡責和相互製衡，引導市場力量和中介機構在市場定價、調節供求等方麵發揮更大的作用，督促中介落實好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製度，加大風險警示，更好地引導投資者增強風險意識。監管部門和交易所將完善創業板持續監管機製，逐步健全符合創業板實際的監管體係。
此外，在推進多層次市場體係建設過程中，證監會將統籌建立轉板和退市機製問題，積極研究相關製度安排，穩步推進主板、中小板退市製度改革，探索建立創業板上市公司退市製度，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和市場效率，優化市場資源配置功能。
記者：現在中國資本市場除了主板、創業板、中小板外，還積極推進場外市場、國際板等建設，在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設計的同時，如何實現多元化的市場監管體係構建？
尚福林：監管體係的建設和監管能力的提高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是一個需要根據市場發展變化不斷調整和優化的過程。
近年來，我們努力探索和實踐完善監管體係的新路徑。從內部看，建立了一係列的係統內部多方參與的綜合監管體係，如上市公司轄區監管責任製和綜合監管體係、期貨市場“五位一體”（證監會、證監局、交易所、監控中心、協會）監管體係、以淨資本為核心的證券公司動態監管體係等。
從外部看，積極爭取相關部委的支持，推動建立起打擊非法證券活動協調機製、上市公司規範運作專題工作小組、反洗錢信息定期通報機製等監管協調機製和綜合防控內幕交易的機製。這些監管體係的建立和運行，對於提高監管效果、改進市場秩序，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伴隨著發展環境的變化和創新步伐的加快，跨市場產品相繼出現，市場的層次邊界不斷擴大。一方麵，要繼續完善監管機構、自律組織、交易所共同組成的多層次監管體係，合理劃分行政監管與自律監管職責邊界，建立完善針對市場風險和違法違規行為的快速決策和反應機製。
另一方麵，繼續加強監管機構間的協調與合作，將綜合監管協調機製常態化、規範化、製度化，逐步探索和強化對跨市場產品的功能監管，減少“監管套利”和“監管真空”。此外，還要適應市場對外開放的需要，加強國際監管合作，在“引進來”和“走出去”過程中，加強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監管，切實維護市場秩序和金融安全。
創新發展與監管強化
要積極探索既能調動市場積極性，增強發展活力，又能防止創新失控，有效避免係統性風險的新機製，促進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記者：中國證券市場近年來已經引入了如融資融券、股指期貨等風險管理工具。國際金融危機後，證監會如何考量和推動資本市場的創新發展？
尚福林：創新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動力源泉。從歐美等金融市場看，金融創新過度與監管不力是這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
危機之後，歐美發達國家也都在借危機反思，主動進行金融改革和製度修正，試圖在保護市場發展、增強市場活力與強化市場監管、降低係統風險之間尋求平衡。而就新興市場整體而言，麵對的主要問題仍是創新能力相對不足、缺乏核心競爭力和持續發展能力。
這幾年，我們大力加強市場化的創新機製建設，深化了股票發行體製改革，大力推動了市場化並購重組，啟動了創業板，推出了可轉債、可分離公司債、 ETF等市場交易產品，2002年以來新上市期貨品18個。今年以來，我們推出了股指期貨和融資融券業務試點，改變了我國證券市場運行機製，豐富了資本市場的風險管理工具。
我們將繼續堅持在風險可測、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穩步推動行業的產品、業務、組織和製度創新，不斷探索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市場創新機製，穩步發展符合經濟發展內在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增強創新活動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當然，談資本市場的改革創新，其中一個應有之義就是，要緊密結合實體經濟發展需要與市場發展自身要求，處理好創新和監管的關係，守住不發生係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在金融行業的“三性”當中，風險性也是第一位的。深化我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發展，要把服務於實體經濟實際需求作為金融創新的基本前提，把提高市場透明度作為金融創新的重要基礎，把加強誠信建設作為金融創新的內在要求，把加強市場監管作為金融創新的基本保障。
要積極探索新機製，使其既能調動市場積極性，增強發展活力，又能防止創新失控，有效避免係統性風險，從而促進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記者：證監會一直致力於打擊內幕交易，最近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五部委《關於依法打擊和防控內幕交易的意見》，這份文件出台有什麽背景。當前證券市場內幕交易存在什麽樣的新特點？在查處的過程中，主要存在哪些困難？
尚福林：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後，伴隨著全流通市場的形成，上市公司並購重組日趨活躍。我們做過一個統計，近幾年我國企業兼並重組中，40％以上是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的。在這種背景下，利用上市公司並購重組信息進行內幕交易的現象呈現多發態勢，逐步成為市場監管中的突出矛盾。
內幕交易是各國市場監管中麵臨的共性難題。我國是“新興加轉軌”的市場，麵臨的難題更多。
一是法製意識淡薄。部分市場主體對內幕交易的違法和違紀後果重視不夠，沒有將內幕交易行為同違法犯罪聯係起來。
二是決策鏈條長。據調查，目前國有上市公司並購重組涉及的環節平均為六個，涉及到內幕信息的人員往往在幾十人以上。
三是利益驅動強。內幕交易形式隱蔽，且容易賺快錢、賺大錢，誘惑很大。在某些案件中，甚至成為隱性賄賂的方式。
四是股市文化不健康。一些投資者投機意識相對較重，經常主動打探內幕信息。
五是製度不健全。2005年修改的《證券法》雖然規定了內幕交易民事賠償製度，但具體細則還沒有出台，加之我國沒有“舉證責任倒置”，致使很多案件“調查難”“舉證難”。
針對防範和打擊內幕交易過程中的難題，今年以來，我們及時調整工作重點，會同公安部、監察部、國資委、預防腐敗局等部門共同啟動內幕交易綜合防控專題調研，報請國務院辦公廳11月16日轉發了五部委《關於依法打擊和防控內幕交易的意見》，對依法打擊和防控內幕交易工作做出了統籌部署和安排，初步形成了綜合防控和打擊內幕交易的製度體係和監督機製。
在工作實踐中，我們加大執法力度，統一部署、快速行動，組織全係統開展打擊內幕交易專項工作。截至11月底，我們共立案調查內幕交易案件50 件，因內幕交易對19名個人、三家機構做出行政處罰，將15起涉嫌內幕交易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查處和曝光了“中山公用”“上海祖龍”“天山紡織”等一批社會影響較大的大要案，打擊內幕交易專項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證監會將與有關部門一道，進一步深化內幕交易綜合防治體係建設，積極推動製定《國家工作人員接觸內幕信息管理辦法》。出台《上市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製度》，對於市場內幕交易違法違規行為，堅持露頭就打，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手軟。
記者：除了創業板，場外交易市場一直被看成是新股培育場所，下一步如何推進場外交易市場建設？國際板一直被視為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渠道，目前進展如何？
尚福林：近年來，隨著中小板和創業板相繼推出，我國資本市場基本形成了多層次市場體係框架。但總體來看，市場覆蓋麵還不足。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場外市場建設。目前我們已經初步擬定了中關村代辦轉讓係統擴大試點方案，明確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公開轉讓的監管原則，基本形成了場外市場建設的總體思路。下一階段，我們要以擴大覆蓋麵為重點，加快中關村代辦股份轉讓試點擴大工作，抓緊推進全國性場外交易市場建設，進一步完善市場體係，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的投融資需求。
建設國際板是我們當前市場體係建設的另一項重點工作。建設國際板是我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內在需要，同時從宏觀經濟層麵來看，也是國家對外開放大局的需要。去年以來，我們就國際板的法律適用、市場定位、投資者保護、財務會計等問題進行了認真梳理和研究，同時與有關部委積極進行溝通協調，研究製定國際板製度設計和相關配套規則。
下一階段，我們要進一步加強與有關部門溝通協商，做好研究論證、分析評估，穩步推進國際板建設的相關準備工作。推出國際板目前沒有具體時間表。但我相信，隨著國際板在未來的推出，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邁出重要步伐，市場自身的體係結構也將更加完善，在服務國民經濟大局方麵的地位功能將跨上一個新的台階。
記者：證監會在股指期貨推出之後，除了加強監管，對交易規則有沒有新的思考？新的金融衍生品推出方麵，證監會如何去推動這方麵新業務的發展？
尚福林：今年4月股指期貨的正式推出，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曆程中的一件大事，標誌著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又邁出了一大步，對於發育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體係具有重要意義。股指期貨上市後我們始終堅持強化風險防範不動搖，部署係統有關單位實行嚴格的風險控製措施，落實跨市場監管協作製度安排，積極引導機構投資者有序參與。
在外部環境調整變化、市場波幅較大的情況下，股指期貨市場經受住了考驗，實現了順利開局、平穩運行的預期目標。下一階段我們將結合市場新情況及時完善相關規則製度，繼續指導中金所深化與加強期貨市場一線監管，逐步發揮股指期貨市場功能。
股指期貨的順利推出與平穩運行，為我國金融期貨市場發展開了一個好頭。發展金融期貨市場，發揮金融期貨風險規避、價格發現、資產配置等作用，有助於提高金融體係的效率與彈性，增強抵禦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能力。我們將認真總結商品期貨與股指期貨發展的經驗，進一步研究探索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衍生產品，按照循序漸進、風險可控原則，穩步推進金融衍生品創新，逐步發揮金融衍生品的功能，提高期貨市場在更高層次服務經濟的能力。
記者：中國資本市場體係中，債券市場早於股票市場，但是發展規模仍然很小，你認為如何推進債券市場的發展？
尚福林：目前，發達國家資本市場基本上是股票規模、國債和公司債依次從小到大的“金字塔型”結構，而我國則是股票市場大、債券市場小的“倒金字塔型”結構。目前，我國公司債券和其他固定收益類產品市場發展相對滯後，不能滿足投資者不同的風險偏好和進行有效投資組合的需要，既不利於資本市場的均衡、協調發展，也不利於金融體係的安全和穩定。債券市場發展滯後，已成為製約資本市場功能發揮的一個瓶頸。
200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推進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相互聯通，完善債券管理體製，加快形成集中監管、互聯互通的債券市場。證監會一直高度重視推動債券市場發展。目前，經過與央行、銀監會等相關主管部門的共同研究推動，上市商業銀行參與交易所債券市場試點工作已經進入了操作階段。
下一階段，我們要積極落實上市商業銀行參與交易所債券市場試點的各項具體安排。同時要努力把債券市場發展成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重要渠道，進一步優化和改善公司債券市場準入、債券審核、信用評級以及投資者服務等方麵的製度安排，提高審核效率，切實有效增加公司債融資規模，繼續推進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加快建立安全高效、監管到位、統一互聯的債券市場。
著重培育市場機製
我國市場仍然是“新興加轉軌”的市場，與發達國家甚至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相比，麵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從當前看，最重要的是培育市場機製
記者：20年很短，也很曲折，中國資本市場距離一個成熟市場還有很多路要走，你認為我們現在的市場與成熟市場相比，需要解決哪些方麵的問題？
尚福林：20年來，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在許多方麵走過了成熟市場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道路。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市場仍然是“新興加轉軌”的市場，與發達國家甚至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相比，麵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我把這些問題概況為“三個不足”“三個不同”：
“三個不足”：第一，“信用不足”。馬克思指出，“信用製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與成熟市場相比，我國信用體係不健全，商業信用不發達，缺乏健全的“委托-代理”機製，信用基礎的形成需要一個逐步發展成熟的長期過程。
第二，“認識不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立高度市場化的資本市場，我們沒有成功的經驗和現成的模式學習借鑒，主要依靠我們自身實踐探索和經驗積累，對我國資本市場自身規律、市場運行特點、監管和市場的關係等方麵的認識，都需要理論、實踐的積累。
第三，“法製不足”。這些年，有關各方麵在完善市場法律製度體係方麵已經下了很大功夫，市場法律法規體係建設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同時由於市場發展變化快，市場發展的配套法律環境還需要不斷完善，另外，一部分市場主體法製觀念淡薄，執法的協同性、有效性還需強化。
“三個不同”：首先，我國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是以國有企業為主，我們要在以國有企業為主的環境下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需要不斷地探索實踐，完善相應的市場體製和機製。
其次，我國機構投資者比較少，以散戶為主。國外資本市場發展較早，當時信息技術比較落後，隻能通過經紀人交投，機構投資者相對發達。而我國資本市場建立在IT技術高度發展的時期，投資者可以很方便地參與交易，加上當時對機構嚴格限製，形成了散戶為主的格局。中小投資者占多數，對於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功不可沒，但一些投資者的風險認知程度不足，風險承受能力較低。
再次，在股權文化上我們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股權文化還不夠成熟。資本約束不到位，市場約束不健全，跟風炒作、追漲殺跌的現象還比較突出，市場的誠信文化建設有待加強。
“三個不足”“三個不同”這些“新興加轉軌”的特征，是我國資本市場麵臨的實際。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從此出發，妥善處理成熟市場經驗、規則與我國市場特點和需求的關係，堅定不移地加強市場基礎性製度建設，積極穩妥地推進市場改革創新，堅持不懈地走符合我國實際的資本市場改革發展道路。
記者：經過金融危機，經濟學界普遍思考政府與市場的界限如何劃分的問題。中國資本市場在發展過程中，在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方麵，你有何思考？
尚福林：國際金融危機表明，缺乏監管、過度放任的資本市場潛藏著巨大的風險隱患。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市場普遍加大了監管力度，擴展了監管邊界。應當說，一方麵，美歐金融改革方案提出的許多措施，與我們多年來堅持強化市場和行業風險管理、防止風險積聚和外溢的做法是一致的；另一方麵，對場外市場、對衝基金、信用評級機構等的監管，我國在這些領域還處於發展的初級和探索階段，要切實加強這方麵的探索性研究。
在處理政府和市場邊界方麵，我個人認為，一個很重要的方麵，就是要處理好放鬆管製與加強監管的關係。兩者是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的。
一方麵，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應當放手讓市場主體自主創新，著力培育和完善市場機製，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把市場能夠辦的事情，交給市場自己去辦；另一方麵，在監管不強的情況下，簡單放開可能會引發市場風險，要始終立足於保護投資者特別是廣大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堅持“三公”原則，合理配置監管資源，把該管的管住，防範和化解係統性風險。
同時，要認識到，放鬆管製絕非放鬆監管，也不是簡單的行政權下放，而是要與加強監管形成良性互動。要充分發揮交易所、行業協會等自律組織功能，推動相關市場主體各司其職、歸位盡責，發揮好市場外部約束、自我約束和相互製衡三種機製的協同效應，共同促進市場有序、安全、高效運行。
記者：中國金融體係雖然發展迅速，但仍不是一個完整和成熟的市場。金融危機之後，世界金融體係的脆弱性也充分暴露，關於世界金融體係的發展趨勢，你有何思考？中國金融體係的建設，還應在哪些方麵重點進行？
尚福林：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金融體係造成了強烈衝擊，世界經濟金融格局正在進行調整，從中國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看，需要穩步推出與實體經濟相協調的金融發展方式，優化金融結構，比如要擴大直接融資的比例，分散過分依賴銀行體係融資帶來的風險；進一步理順金融體係的創新機製，培養差異化競爭的格局；同時，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發展，中國金融機構加強自身麵對國際競爭環境的適應能力，也是當前我國金融體係發展需要重視的課題。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放鬆對“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的監管，對場外衍生品市場、對衝基金、私募基金等具有“係統重要性”的市場、機構和工具存在監管漏洞或監管空白，都是誘發資本市場係統性風險的重要因素。歐美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中紛紛提出加大對係統性風險的監測、評估和防範。
必須看到，對係統性風險的防範和化解仍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要充分借鑒國際經驗並結合我國國情，進一步加強對金融市場不同主體行為模式及其互動關係的預防性研究，防止風險在不同主體間傳遞和轉移；進一步強化對麵向公眾發行的金融理財類產品的監管協調和功能監管，減少“監管套利”和“監管真空”；進一步深化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監管，有效預警和處置國際市場風險。總的來看，對係統性風險的認識越深入、越充分、越全麵，我們才能有的放矢、有備無患，更好地應對市場環境變化的挑戰，維護國家經濟金融體係的整體安全。
關於中國金融體係的建設，還有一個重要方麵是擴大直接融資比重。中央多次提出，要積極擴大直接融資，這次“十二五規劃”建議更是明確要求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展直接融資，不僅拓寬了企業籌資渠道，還能分散過度依賴銀行體係融資帶來的風險。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進一步豐富融資方式、融資工具，多渠道擴大直接融資比重。我們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一方麵是大力發展股票市場，另一方麵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這對提高全社會資金使用效率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對服務國民經濟發展也非常重要。
記者：世界經濟再平衡，這是目前整個國際經濟和政治領域都在關注和實踐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你認為最大的困難是什麽？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經濟的轉型你有何思考？
尚福林：世界經濟不平衡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問題，其深層次原因是全球消費結構、生產結構的失衡，直接表現在全球貿易結構的失衡上。麵對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麵臨再平衡、再調整，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當務之急在於，要基於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周期，加大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力度，更好地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促進資本和資源在全球範圍內有序流動，推動世界經濟穩步複蘇。
經曆過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金融格局正在進行廣泛而深刻的調整，反思這場影響深遠的國際金融危機，一個重要的共識是推動世界經濟全麵均衡和可持續增長，必須轉變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金融改革。
從我國經濟看，這次金融危機也反映出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十七屆五中全會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做出了重要部署。要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的特點，努力培育我國發展新優勢；準確把握創新和產業轉型處於孕育期的特點，努力搶占未來發展戰略製高點；改善國內的消費結構，加快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同時進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優化的經濟結構和健康的金融體係，促進我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
具體在金融方麵，在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低碳經濟等眾多領域，銀行、證券、保險都需要取長補短、互為補充，共同發揮好金融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服務和保障作用。
從資本市場看，要不斷發揮資本市場服務經濟社會的功能，大力提升資本市場在促進資本形成、優化資源配置、鼓勵創新創業和增強發展活力等方麵的重要作用，要不斷健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體製機製，努力推動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為保持我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記者：針對當前中國的資本市場，如果再進一步完善進一步發展的話，你覺得最緊迫、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麽？
尚福林：從當前看，最重要的是培育市場機製。20年來，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強化市場約束和資本約束方麵都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必須有意識地在推進製度改革中著重培育市場機製。
如在發行體製改革中，要在製度設計上促進市場主體“歸位盡責”，發揮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對上市公司要完善信息披露製度，增強公司透明度，強化市場對公司的約束機製；要提高投資者對市場風險的認知程度，通過投資者“用腳投票”發揮資本的約束機製。■
本刊記者王培成、王曉璐 實習記者 刁曉瓊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