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都是混混

這是南方周末ini安茜對艾未未的采訪，挺有趣兒，貼上大夥樂一樂。

1992比爾·克林頓競選的最後時刻，紐約

“那時不知道他會勝出。他到各地方拉票，我們那兒有個黑人報紙的重要出版商，他去拜見他。拍照的時候，我可以踢他的屁股。我當時對他不太有興趣。那時有個叫布朗的，我們比較喜歡，但那個人太激進一些了，支持同性戀，更左派一些。沒有人圍觀。圍著他的沒幾個人，都是保鏢，還有一個抗議的，拿著牌子，抗議他。我看到他來了，當時沒帶相機，就回去拿了相機出來拍了幾張。”

紐約到費城……那你兌換30美元吧

　　南方周末：你當年出國跟星星畫展被取締有多大關係?

　　艾未未：有很大關係。我們童年對自己的位置很清楚，但實際上沒有覺悟。真正的覺悟是來自1979年西單“民主牆”。我們開始思考個人、國家、權利之間的關係，開始認為這個國家的問題是跟個人有關係的，個人應該承擔一定責任，開始感到自己的肩膀上好像有一點分量。但我走的時候非常絕望的，我說我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南方周末：真的有那麽絕對嗎?

　　艾未未：不隻是因為體製，還針對文化。任何一個人跟小販買菜的時候，小販少找一分錢，或者缺斤短兩，他會跟人家鬧得天翻地覆。但是中國的公眾社會對這個是回避的。至少在那時，這種回避是非常殘酷的。沒有人願意說，也不希望別人說，這很讓人窒息。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曆史時期都有可能發生錯誤，比如二戰的德國，但就反省的能力、追究的自責、對事實的認同方麵而言，他們做得相對地好。

　　南方周末：去美國前，你對它有什麽樣的想象?

艾未未：我的美國的知識完全來自於惠特曼的《草葉集》、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等等，完全是莫名其妙。美國跟這些精神上是有關係的，但是現實中，幾乎沒有任何關係。

　南方周末：沒有衝著想象中的民主自由?

　　艾未未：沒有沒有。實際上人在談民主自由的時候，是不了解什麽叫民主自由的，這個大到很難用簡單的細節和語言來表述。但你知道什麽是不自由，什麽是不民主。一個眼光，一句話，就讓你感覺到你的局限性。

　　南方周末：對你出國你父親艾青當時的態度是什麽?

　　艾未未：我父親不表態。我感覺不到他是一個曾經在法國留過學的人。他18歲留法。我聽和他一起留法的人說，他當時是非常自由浪漫的，吹著《國際歌》的口哨，踢著石子走在巴黎街上，也是那麽一個無所事事的人，經常參加左翼的聚會。對我出國或者我們所謂的前途，我記得出國前隻有一次他談到，他們那時候出國就是為了能夠回國，能夠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麽。我當時非常不屑一顧，哈哈，我不是你們那一代人。

　　南方周末：當時你決定不回來，怎麽隨身帶的隻有那麽一點東西，好像就二三十美元和幾件衣服?

　　艾未未：當時國家隻允許兌換30美元。當時隻有一個銀行兌換錢，是中國銀行在王府井的總行。我記得我去的時候她拿了一個尺子量了紐約到費城的這段距離，因為我坐飛機到紐約後要坐車到費城，灰狗車，這段距離坐車剛好30美元。否則30美元也不讓兌換的。那個時期要出國，尤其是到美國，有點兒被認為是出逃。

　　前一陣我重新辦戶口的時候，看到以前的檔案，才看到原來文化部對我出國還有一個批示，說：允許艾未未自費出國，但是出國之前請做好保守秘密和愛國主義教育。我才知道，啊，我還有這個義務。

南方周末：當時你沒有被傳達這個義務嗎?

　　艾未未：當時電影學院管外事的人問我為什麽要去美國，我說我女朋友在那邊讀書。他說你不知道在電影學院上學是很珍貴的一個機會嗎?我說是很珍貴，但是我還是可以選擇另外一個。反正我們說著說著就吵起來了，我說你如果不給辦手續我隻能退學。他就很生氣，說你怎麽會這樣不珍惜你的機會。

　　我一個同學的父親是美協的一個頭，當時談到鄧小平和美國一個官員見麵的時候擁抱了一下，他就說我們怎麽能和帝國主義擁抱。你可以想像當時是怎樣一種氣氛。

　　最好的詩人是誰?金斯伯格說，鮑勃·迪倫

　　南方周末：看了那個攝影展，感覺你在美國的經曆非常傳奇。

　　艾未未：我看了也覺得挺傳奇的。我接觸麵的複雜程度，比全部中國留學生的總和還要多。中國留學生100萬人基本上是在校園裏長大的，除了認識係主任和每個教師，基本上都是一頭紮進了那些強大的課程係統中。而我在新疆長大，本身對學校就沒有太多好感，盡管我讀書的時候是最好的學生。我在家裏也比較反叛，對有知識的人，或者說傳授知識的人，都持懷疑態度。這就像你父親如果是一個警察，那你肯定不怕警察。

　　我們最近有一個小孩，他參加四川的公民調查，三次被警察請進去。我本來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廣東來的小孩，後來發現他是膽子最大的。他會直接去跟一個警察說，你能帶我去一個受災的學校嗎?因為他的父親是警官，他的女朋友也在警察學院裏。他說這不是一個事情，但是很多其他參加調查的人就認為，警察向他們走來的時候已經有很大的壓迫感了。所以，所謂的知識界、文化界對我毫無壓迫感。

南方周末：你在紐約後來混跡於各個階層，認識了很多小偷，你是怎麽打入小偷內部的?

　　艾未未：不存在打入小偷內部的問題。我住的位置是紐約最亂的位置，是紐約下東村。1980年代如果我參加晚會，一般大家頭兩句話就問你住在哪兒，我說下東城區。基本上人家都接不下去後半句話了。因為那裏是暴力、吸毒、妓女……要翻開紐約城市新聞，十頁裏有五頁是關於那裏發生的事情。

　　東村同時又是所有的移民者、詩人、作家、搖滾樂手、嬉皮士、佛教徒、印度教徒、光頭黨、納粹天天活動的區域，有點像那種火山口，一直在冒煙。

　　南方周末：你當時是衝著這一點才住那兒的嗎?

　　艾未未：我是向往城市才去的。我是戈壁上長大的，在半地下生活過五年。那時我們沒有蠟燭，更沒有電燈。油燈是醫務室給我們一個帶鐵蓋的小瓶子，在蓋子上打眼，拔出一根鞋帶一樣的東西當燈芯。火苗非常小，但是油煙很大，早晨起來的時候鼻子裏麵都是黑的。

　　所以，我對有光、有人的地方比較向往。

　　我到美國看到人覺得已經夠了，沒必要去學校。我經常坐在街邊。在我們那兒，晚上有很多人賣各種東西，其中有很多都是小偷。比如紐約網球聯賽的時候，街上就有很多人賣網球拍，很貴的網球拍都賣非常便宜，可能5塊錢。我不需要網球拍，但我對照相機很有興趣，那麽精密的東西，能照出1000分之一秒的。我那個年代是沒有機會碰相機的，所以買幾個玩。買了幾十個、上百個，都很便宜。

南方周末：我看到你有一張是跟詩人嚴力的裸照，背景是哪裏?

　　艾未未：雙子塔，就是塌下來的世貿中心。應該是1985還是1986年，嚴力剛到紐約。所有剛到紐約的人我都要陪他們去景點，我自己絕不去這些景點的。所以你看裏麵有和趙振開(北島)他們去自由女神，跟嚴力去世貿中心。嚴力說咱們倆合個影，我想多無聊，我說那咱們脫光了合影。他有點猶豫，但是他覺得他體形比我好，還是脫了。太高興了，陽光下麵就是我們，沒有別人。那是個沒有皇帝的年代。

　　南方周末：北島那時候在幹嘛?

　　艾未未：北島是最沒趣味的一個人。有次他路過紐約，說要跟金斯伯格見麵，我們就陪他去，就是見個麵，聊聊天。他其他時候就是在美國的大學裏混碗飯吃。詩歌在美國也是一個絕跡的物種，我問金斯伯格，最好的詩人是誰?他想了半天說，鮑勃·迪倫。鮑勃·迪倫是唱歌的歌手，搖滾樂。詩集在美國出版賣不了幾百本，幾百本已經是暢銷。是一種完全萎縮了的，像闌尾一樣的東西，當然詩的精神並不會死，早已經轉化到搖滾樂或者更日常的狀態中。

　　南方周末：你是隻在1986年那次跟北島打過交道嗎?

　　艾未未：我們非常熟，1986年他剛開始寫詩，第一本詩集封麵是我手繪的，同樣的畫我畫了一兩百張，叫《陌生的海灘》。當時他找了一個人給他打字，能夠給他詩集打字，一定是機要員，機要員是一個機密的職位。打字機在那個時候被認為是國家重要的一件事兒，打字機是不允許給任何人打任何東西的。那時候他認識一個女孩，那個人能幫他把詩集油印出來，大家已經很羨慕了，在之前全是手抄本。

　　“我們歡迎非法移民”

南方周末：你在美國沒有偷東西、搶東西?

　　艾未未：這些都不是職業，沒做過。但是我也被搶過。很多在紐約的華人被偷，被搶。那時我經常穿一雙白底布鞋，黑人見到我都是擺個李小龍的姿勢，我想，這是什麽意思?後來我看了李小龍的電影才知道，他們覺得我是李小龍的化身。

　　南方周末：美國警察找過你麻煩嗎?你是非法居住啊。

　　艾未未：警察基本上是躲著我，警察管不了非法居住的。美國法律很清楚，隻有移民局才能管，而他又必須先經過法院的判決。法院判決你出境或者是非法，但是你怎麽可能會去出庭?這個事就永遠辦不成了。

　　紐約有七分之一的人是沒有合法身份的。紐約市長曾經被要求呼籲不要雇用非法移民，因為當地人工作受到了影響，墨西哥人、中國人占用了很多工作機會。但市長說，這好像是移民局的事，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歡迎非法移民。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有一個人這樣為別人說話，你會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社會。

　　南方周末：你跟紐約的上層社會打過交道嗎?

　　艾未未：美國是第一個解除了上層社會概念的西方國家。1960年代開始，人們穿牛仔褲，喝可口可樂，你要說出你的身份，稍微高一點，大家會笑話你，我覺得這點非常了不起。

　南方周末：你曾經提到你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法治的、公平的社會，這種想法是不是就從這段經曆來的?

　　艾未未：有關吧。在美國十幾年一下讓我從一極跳到另一極。資本主義有著很大的潛在的危機和問題，這是我在之後幾年才意識到的。在最開始，我還是非常認同一個民主社會的有效性，它始終是用倫理拷問每個人，每個人必須承擔他的責任，我覺得這才能被稱為現代社會。

　　南方周末：你是什麽時候才意識到資本主義是有問題的?

　　艾未未：最初的時候沒願望去認識它的問題，隻是不屑一顧地談到所謂的美國夢——財富、地位以及相關的權力。後來逐漸意識到，這種主流意識造成資本的各種利益集團無限地強大。社會實際上是處在另外一種層麵上的不公正。包括後來的海灣戰爭。它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陰謀，典型美國式強權，是準備了十年的一場戰爭。海灣戰爭的新聞封鎖是非常嚴重的，戰地記者所有報道的稿件都必須經過軍方審查。這些幫助我更加認清了這種權力和個人的關係。

　　南方周末：你怎麽拍到那些遊行的，比如抗議海灣戰爭的?

　　艾未未：美國一有什麽事情，收音機是最快的，很多人會馬上把這個事情播出來，所有的記者都會立刻聽到，然後去那兒。記者的到來對遊行者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美國，沒有媒體就沒有事件。在中國也是一樣。

　　在美國最初我是覺得好奇，事情發生了，拍了照片後，我會走向最近的一個電話亭，直接打給《紐約時報》編輯室，說我在哪個街口，手上有一張什麽樣的照片。通常他們都會說你能馬上打車來編輯部嗎。我過去以後，他們馬上把照片衝出來，然後說這張我們想用，給我50美金的報酬。第二天淩晨三點鍾我就會爬起床等報紙出來，看到上麵寫著《紐約時報》艾未未，啊，高興。

當時聽說有三張照片上了主流媒體，就能拿到美國記者證，出入白宮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我一個星期內有三張照片都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紐約時報》、《紐約郵報》、《紐約每日新聞》什麽的。我說可以拿記者證了，但是我沒用，沒去拿。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隻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為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並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於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為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為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為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為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棄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並不是我多麽向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為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冊居留證，成為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腳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掛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裏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櫥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隻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為多。往往他們先湊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衝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隻要我需要錢的時候，隻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夠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隻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家夥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麵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為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遊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隻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麵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麵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為指揮家的胡詠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為“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詠言混在一起。胡詠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為“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麵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麵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詠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薑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隻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並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夠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為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並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隻有關於遊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廁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盡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為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為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眾抗議性遊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遊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遊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於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遊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卻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遊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遊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為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隻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隻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遊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並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於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盡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誌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