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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創新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戰略選擇 - 朱克江

(2008-12-14 18:16:50) 下一個
當前,曆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正給我國經濟帶來嚴重衝擊。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應對危機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把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我們應以此為指導,以戰略眼光審時度勢,客觀把握曆史規律,堅定地把自主創新作為應對的關鍵舉措,努力在危機過後切實形成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基礎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

  一、百年全球曆次重大危機及其給我們的啟示

  一百多年來,世界先後發生過多次經濟危機,深刻影響了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危機前後實踐證明,凡是善於迎難而上、依靠科技銳意創新的國家和企業,都能很快擺脫危機並實現新一輪的快速發展。其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1.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在波動中實現穩定增長的強大杠杆。技術創新的活躍帶來經濟繁榮;而技術創新低迷,則往往成為經濟危機的重要誘因。伴隨經濟波動,一些昔日主導性產業逐步衰退,而另一些新興產業在創新的推動下茁壯成長,成為支撐經濟複蘇和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力量。自1788年世界上第一次經濟危機發生起,這樣的規律就反複顯現。其中美、日、韓三國在危機中的各自發展就是有力證明。

  (1)美國在大蕭條後依靠技術創新迅速進入以重化工為主的工業化發展高峰期。 20世紀初,美國通過石油開采、冶煉、電力與電氣技術創新,推動鋼鐵、汽車、化工、電氣等產業快速擴張。自汽車工業采用流水線作業的重大技術革新後,生產能力迅速增加,汽車銷量於1929年突破500萬輛。但隨著投資被過度挖掘,主導產業大量生產過剩,加上製度性因素等導致大蕭條爆發。在大蕭條動蕩期間,通訊、化學合成、有聲電影等新技術逐步成熟,推動電信、無線電、合成材料等新興製造業及文化創意產業迅猛發展,帶動了經濟回升,到1939年美國逐步轉入以重化工為主的工業化發展高峰期。大蕭條導致經濟倒退了近30年,而新一輪技術創新則使美國經濟隻用了8年就基本得到恢複。

  (2)日、美兩國在石油危機後依靠技術創新使得節能型、低耗能產業迅速崛起。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日本因能源嚴重依賴進口受損最為嚴重。但日本大力推進“節能技術革命”,加快新能源利用技術以及節能技術的自主研發,引導和推動產業結構重心向電子機械、家用電器等低耗能產業轉移。同時,抑製傳統產業規模擴張,鼓勵企業技術改造與設備更新。如造船業實施擴能控製,注重加強船型開發,競爭力大幅增強,迅速扭轉了不景氣局麵。在1973年以後的10年中,日本GDP實際增長了47%,而一次能源消耗量隻增長了17%。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時,日本受影響最輕,並大大縮短了與美國的差距。同樣,在石油危機期間,以化工、鋼鐵、汽車等“煙囪工業”為主導的美國經濟也遭受嚴重打擊。危機後的美國大力推動附加值高、能源消耗低的新興產業發展,使通訊設備、計算機、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技術產業快速崛起,成為經濟新的主導力量。1993年美國工業增長的 45%已由高新技術產業帶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40%以上。同時傳統產業規模縮小,鋼鐵工業產值占GDP比重從1.9%下降到1.6%;汽車工業占GDP比重從3.7%降為2.1%。

  (3)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依靠技術創新快速步入知識密集型產業高速發展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世界正進入“信息時代”,而此時韓國仍以重化工為主推動產業規模擴張。危機使韓國經濟遭受重創,企業大量倒閉,實際失業率高達12%,經濟幾乎陷入癱瘓。這促使韓國政府痛下決心依靠創新加速產業優化升級,國家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頒布實施《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和《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法》,把大學的科技撥款從8.4%提高到12%,鼓勵和支持企業技術開發,集中發展計算機、半導體、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精細化工、航空航天等28個知識型產業,僅3年時間經濟率先複蘇。其間,韓國IT產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達16.4%,占GDP比重從1997年的8.6%增加到2000年的 12.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50.5%。不僅基礎研究水平達世界一流,且汽車、電子、冶金、造船、動漫甚至美容等產業都因具有原創能力而走在世界前列。

  2.支持科技創新是政府應對危機戰略舉措的核心內容。近百年來,成功應對重大危機的國家共同之處在於,在盡快穩定經濟、恢複生產的同時,著眼於危機後國際競爭力的培育,特別強調科技創新對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一是確立和提升科技創新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大蕭條後,羅斯福政府提出美國科技發展的五條基本原則,為此後美國科技經濟發展戰略的不斷完善提供了基礎框架。日本在石油危機中確立“技術立國”戰略,並於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危機之後,將“科技創新立國”上升為基本國策。新加坡也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中得到啟示,於1991年成立了國家科技研究局,並開始實施第一個科技五年計劃,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較快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韓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改“出口立國”為“科技立國”,致力於建立“以科技為中心的社會”。二是將科技投入視為重要戰略投資不斷加大力度。二戰後,發達國家始終保持研發投入的穩定增長。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研發投入占財政支出比例達5%以上,日本在4%左右,美日政府研發投入均占到了國內研發總投入的一半以上。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研發投入劇增,占政府財政支出的比例從1997年的3.61%上升到2001年的4.4%。三是超前部署前沿技術研發奠定結構轉型基礎。美國特別重視把國家軍事戰略需求與經濟發展結合。8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大力支持信息通訊、空間技術和網絡技術等尖端技術研發;同期西歐18國共同製定了尤裏卡計劃,重點加強計算機、機器人、通信網、生物技術、新材料等5個優先領域的研發。正是這些麵向未來的技術成果,為後來這些國家經濟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四是重視發揮科技創新政策的導向作用。早在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政府就頒布了《購買美國產品法》,規定聯邦政府必須采購美國貨物和服務,以保護本土企業。石油危機爆發後,日本政府專門製定了《特定機械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對重點產業技術開發提供補貼、稅收和金融優惠。而韓國在遭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後,迅速製定了“麵向21世紀的產業政策方向及知識基礎產業發展方案”,全力發展知識密集型高科技產業。五是大力支持企業創新發展。美國在鼓勵企業自由競爭的同時,不斷強化對企業創新的扶持。石油危機時,美國政府聯合企業共同實施“Sematech計劃”,顯著提高了半導體企業的技術水平,迅速扭轉了全球競爭中的不利局麵。90年代以來,美國對企業的扶持向成果產業化階段擴展,突破以往僅限於“競爭前階段”的限製。而日、韓、新等國,更是把支持企業創新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從研發到技術商品化和產業化等各階段都全麵給予支持,幫助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

  3.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是挺過危機實現快速發展的根本出路。經濟動蕩往往成為企業進化的重要時機。很多世界級大公司正是因為從不放棄技術創新,危機不僅沒能擊垮它們,反而成為做大做強、跨越發展的難得機遇。一是始終保持旺盛的研發活力。一百多年來,這些世界級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產業。現代化學工業發展始於杜邦、拜耳等,現代通訊業發展始於貝爾等,現代汽車業發展始於福特等,現代鋼鐵業發展始於奧鋼聯、新日鐵等,現代計算機產業發展始於 IBM、英特爾和微軟等。全球跨國公司擁有世界70%的專利和2/3的研究開發經費,而美國85%的發展研究、60%的應用研究和16%的基礎研究均由企業完成。二是致力於在產業鏈高端占據領先地位。危機中,世界級企業始終堅持開展基礎性、戰略性技術研發,通過重大技術突破占領行業製高點。在大蕭條前後的11年裏,杜邦公司投入2200萬美元和230名科技人員,致力於合成纖維開發,於1938年研製成功世界第一種合成纖維———尼龍,從此奠定了全球合成纖維工業的基礎及杜邦在全球化學工業的領軍地位。三是以產品創新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麵對危機中市場需求變化,世界級企業主動做出反應,集中開發新品。日本汽車企業抓住石油危機對小型節能車的迫切需求,迅速組織開發出可節油25%—30%的新車型,成功占領全球市場,迎來了飛速發展的黃金期。到1980年汽車年產量達1100萬輛,超過美國成為當時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四是通過適時轉型升級實現新的發展。世界級企業敏銳地把握全球最新產業發展動態,通過實施戰略轉型,獲得更大發展空間。1997年前韓國三星多元化規模擴張,核心芯片從索尼購買。危機使三星痛定思痛,大刀闊斧重組業務,將10個非核心事業部出售,全力研發自主數字技術產品,2003年一舉超過索尼,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信息公司。

  百年危機史告訴我們:第一,科技創新是產業更迭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曆史表明,隻有依靠創新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受危機影響才會更小,走出危機才會更快,由此危機之後的發展也才能更為迅速。要在未來贏得一流的經濟競爭實力,就必須擁有一流的科技創新能力,科技創新必須以更快的速度超前於經濟發展,才能穩定支撐未來經濟的持續發展。第二,政府應對的明智選擇是創新發展的強力保障。危機中,政府應體現遠見和魄力,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大對新興產業、關鍵技術領域的支持,激發企業和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和創新信念。第三,企業必須具備勇於開拓創新的膽魄。企業須有敢於創新的氣魄和毅力,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切實掌握更多的核心技術,創造更多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使企業永遠處於發展前沿。

  二、美國金融危機根源及其對我國科技創新的影響

  美國在依靠科技推動發展方麵,有過一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也有沉痛的教訓和失誤。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就很值得我們反思。雖然此次危機直接表現為次貸衍生品的泛濫,但存在著宏觀調控決策失誤及監管失控等本質原因,其他深層次根源還在於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後,美國始終缺乏足夠的創新成果支撐新產業興起以彌補網絡經濟收縮,導致經濟增長乏力。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和前蘇聯爭霸,投入大量財力用於軍品研發,並在其他高科技領域支持與軍事有關的科技活動,結果催生了通訊、計算機、互聯網等新的技術,這些技術後來轉入民間成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乃至全球新經濟發展的引擎。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防科技民用化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一般而言,成熟的軍事科研成果轉為民用的時間大約在10—15年左右。1990年以後隨著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在失去了競爭對手後,美國就失去了大量投入軍事研發的動力,國防預算從1990年占政府支出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5%,冷戰時期積累的尖端科技成果基本挖掘殆盡,而新一輪重大技術創新又遲遲未能產生。同時,國家整體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礎研究下降,研發投入每年減少5%,以至於在進入21世紀以後,美國已無更多新的軍事尖端成果可轉入民用,再沒有重大技術發明及其新興產業出現。布什政府采取保守的科技政策,包括削減科技顧問專家數量,禁止胚胎幹細胞研究等。雖然美國仍保持強大的科研實力,也不斷有一些科技成果出現,但這些零零星星的成果還不足以從根本上驅動經濟的高速增長。科技進步下滑使美國經濟失去了穩定增長的源泉動力。2000年中期美國經濟開始衰退。為刺激經濟,美國不是繼續依靠科技,而是轉向了金融和房地產。美聯儲13次連續降息。隨著銀行資金借貸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及放貸條件的放寬,大批不夠條件的購房者也能獲得貸款。當一個國家把它的競爭力寄托在沒有可靠實體支撐的虛擬手段上時,危機就產生了。金融機構為追逐自身利潤在“次貸” 基礎上設計出眾多金融衍生產品,並沒有取消風險而是向外轉嫁甚至加劇了風險。“次貸”確實刺激了住房投資,由此美國經濟得以迅速回升,但同時住房需求猛增,房價一路攀升,導致2003年中期經濟出現過熱,於是折騰回來美聯儲再連續13次提高利率,結果使得本來收入很低的購房者終因月供過高而承受不了,最終金融和房產泡沫的破裂導致美國以及全球金融危機。一個依靠幾次重大技術革命奠定世界霸主地位的國家,卻在這次發展中因丟失科技驅動而走向邪路,教訓是沉痛的。

  第一,經濟發展不能失去實體經濟的穩定支撐。實體經濟是國家尤其是大國經濟穩定增長和發展活力的根基,也是技術創新的源泉和載體。抵禦風險和抗擊危機的途徑是靠經濟實力,而增加經濟實力的有效辦法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業的附加值,實現財富的持續增加。當不注重產業發展時,技術創新自然失去需求和動力。而沒有重大技術革命所催生的新興產業出現,就適應或支撐不了經濟周期性變化發展。從戰後至今,美國實體經濟創造的GDP占比已從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特別是作為實體經濟主體的製造業貢獻GDP占比也從1950年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占比則從11.37%上升到20.67%。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經濟虛擬化程度無限製擴大,削弱的不是科技,而是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抗風險能力。美國政府似乎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在下一年度的1萬億預算安排中,強調對科學的投入將是強製性的,並對新能源投資采取激勵政策。當選總統奧巴馬已提出大力支持科學研究的一攬子計劃,包括在未來10年將研究經費增加一倍,永久性實行研發投入減免計劃,利用新技術改良農作物,成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設立國家首席技術官,重建國家航空航天委員會,取消對幹細胞研究的禁令,並重點資助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的技術開發等。

  第二,經濟增長不能失去企業創新的微觀基礎。實體經濟或產業經濟主要靠企業,這是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主體。當美國削弱了實體經濟也就丟掉了產業和企業,創新失去基礎。受虛擬經濟短期高額回報的誘惑,美國製造業大量萎縮,企業多數不生產自然更失去創新動力和熱情,行為短期化、投資盲目化現象十分嚴重。據有關調查顯示,近年來有相當多的美國製造企業從事各類虛擬經濟活動,技術創新和產品製造對企業家的吸引力不斷降低。如美國福特公司盡管是一家超大型製造業企業,但其2007年稅前利潤中,僅有8億美元來自汽車銷售主營業務,而有50億美元來自於信貸租賃等金融業務。因此,重視企業對國家發展的影響,重樹企業創新信心,激發產業活力至關重要。

  第三,持續發展不能失去優質投資的良性循環。投資的質量決定著經濟的質量。當經濟遇到萎縮,需要刺激投資啟動需求,但投資短期看數量長期則在質量。美國的低利率政策導致社會投資預期收益率降低,其刺激出來的主要是低質量投資。而靠低質量數量型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不可持續,長期這樣的政策勢必要出現金融危機。應該通過支持創新來刺激投資。符合市場需求的任何一種技術創新都會使得投資收益上升,由此推動企業投資上升和財富的大量增加,使投資創造應有價值,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和良性循環,這樣的投資才是優質投資。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危機救助計劃也不斷調整,從最初的財政資金主要用於購買低質量金融資產,到目前更加重視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當選總統奧巴馬提出要在未來10年內投資1500億美元重點支持新能源發展,希望以此為美國未來經濟提供新的支撐。

  美國金融危機擴大,全球經濟明顯減速,對中國經濟的負麵影響逐漸顯現。這場危機給中國的創新發展帶來機遇也帶來嚴峻挑戰,化“危”為“機”的關鍵還是要依靠科技創新迅速提升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危機為科技創新帶來新的機遇:第一,危機使企業的創新需求更加旺盛。高附加價值、低資源消耗、高生產效率、低生產成本的產品和技術將更受青睞。危機麵前隻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產品的,基本都無大的風險,企業業績不降反升。困難和倒閉的是那些低端生產沒有創新的企業。南京協和化學公司雖然經營建材原料,但其堅持新品開發,仍使主營業務增長50%多。第二,危機使企業創新成本大大降低。無論是人員薪資、設備價格、製造費用等都會有明顯下降,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獲取更加優質的創新資源。南通恒力集團為新上工業絲項目從國外引進設備,去年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談判附加條件苛刻,現在卻迅速達成意向協議,且報價降了一半左右。第三,危機使創新資源得以在全球範圍加速流動。受危機影響,更多的跨國公司為集中資源、降低成本實行外包,這將給中國企業帶來新的市場資源。同時,國外先進技術、成果、人才、科研機構也將向外尋求發展空間,國際間優質創新資源的互動明顯增強。今年江蘇舉辦跨國技術轉移大會,成效顯著。第四,危機使企業及公眾的知識產權意識明顯增強。更多的企業意識到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申請和維權的意識明顯增強。今年前三季度江蘇企業專利申請同比增長60%以上。昆山好孩子集團平均每天兩項新設計,新品儲備量已達兩年以上,今年產品價格逆勢上漲15%。第五,危機使優秀企業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危機中將有一批企業倒閉被淘汰是正常的,同時危機使那些未被有效利用的存量資源和市場空間得以釋放,從而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創新能力較強、創新產品市場潛力大的企業騰出了新的發展空間。經過危機的洗禮,一定會出現一批更加具有創新和創造能力的優秀企業。

  當然,危機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給科技創新帶來嚴峻挑戰:第一,市場需求萎縮可能影響創新產品供給。當前國內外市場對投資品和消費品的需求出現下滑,由此高品質、高技術含量、高價格特征的創新型產品的市場銷路也將縮窄,開辟新市場的難度有所加大,新產品開發及市場推廣將放緩。第二,資金全麵趨緊可能影響創新經費投入。金融危機使資金供給普遍緊張。同時,企業盈利水平下降,直接導致研發經費不足,並將影響政府收入來源。由此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都將麵臨巨大的資金壓力,較多地增加創新投入的意願和現實能力會降低。第三,創新風險放大可能影響創新產出預期。創新活動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而危機將這種風險進一步放大,降低了對創新成功率和收益率的預期。受此影響,銀行、社會資本對創新創業的觀望情緒將明顯增強,尤其是創新發展所需要的風險投資萎縮,企業的創新信心和社會支持創新的活動會受到抑製。第四,短期救急的迫切性可能影響創新的長遠部署。創新是一種著眼於未來的行動,創新投入發生於現在,而創新產出則隻能體現在將來。在危機情況下,各種現實的困難、障礙接踵而至,使應急救急成為人們優先考慮的任務。科技創新的重要性雖仍被認可,但在具體操作中難以得到現實的關注,對創新的長遠規劃和部署會更多的讓位於短期救急的迫切任務。對此我們應給予充分重視,進一步堅定信心、趨利避害,變不利為有利,使當前危機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發展的一次重大機遇。

  三、依靠自主創新克服當前危機的措施及其建議

  為應對當前危機,黨中央國務院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啟動了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項措施。最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作出戰略部署。江蘇省委、省政府迅速作出反應,其中特別強調把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作為應對的關鍵舉措。我們必須抓住機遇推進自主創新,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為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提供堅實科技支撐。

  1.集中加大各級政府科技投入。困難形勢下啟動和擴大內需應多增加“科技元素”。這時候政府科技投入越大,社會示範作用就越強。危機通過優勝劣汰市場機製對存量資源進行著優化調整,各級政府應充分發揮引導作用,加強對增量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大科技投入,尤其是對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重大前瞻性的產業關鍵共性技術投入,使內需的啟動更多地成為能給經濟帶來高收益回報和高質量增長的優質投入,以形成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

  2.培育發展高技術新興產業。恢複和重振經濟需要盡快培育壯大一批作為未來發展增長點和長久支撐的新興產業。應對和消除危機,不單單在於克服金融方麵的問題,也不在於短期增加需求,關鍵是要依靠技術創新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經濟體係。當前是結構調整升級的最佳時期,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要擔負起為中國未來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要責任,努力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建立先發優勢。要大力發展軟件創意、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未來戰略性產業,以贏得產業發展先機。

  3.迅速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產業創新發展的基礎在企業,當前困難也是企業。無論是應對危機還是持續發展,都要高度重視企業發展。經過危機時期大浪淘沙般的篩選,一部分企業被淘汰,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頑強地生存下來,要加強對這些企業的支持,引導和鼓勵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努力突破產業核心關鍵技術,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盡快占領產業技術前沿和市場,真正引導企業通過科技增強抗風險能力和未來發展的競爭能力。

  4.探索發展科技金融的有效途徑。由於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高風險性和收益長期性,依靠傳統的商業金融體係支持創新受到局限。特別在危機條件下,矛盾更加突出。必須加快探索新的符合科技創新活動特性、有效滿足創新需求的科技融資機製。從目前實際出發,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信用作用,在現行金融政策和體製框架下,積極探索設立科技支行,大力發展私人風險投資,鼓勵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和科技保險,建立並完善有效服務科技創新的專業化融資體係。

  5.加強對企業創新產品應用的支持。重視做好對企業的政策服務,全麵推動現有政策的落實執行。經驗表明,支持企業創新,給資金不如給政策給市場。政府是當前最大的一塊內需,也是最好啟動的一塊消費市場。要加強政府采購,完善有關工作製度和操作辦法,對企業自主開發並首次投放市場的創新產品實行首購或訂購,支持本土企業自主創新。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還要積極引導支持社會購買和使用自主創新產品。

  6.大力引進海外科技人才。受危機影響,國際人才等科技要素流動加快,引進成本降低,成為我們引進海外人才的最好時機。要以更加優惠的政策、更加開放的姿態和更具競爭力的環境,大力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團隊,支持科研單位或企業到國外收購研發機構,為危機後的下一輪發展積蓄力量。

  為使應對危機的各項創新舉措取得實效,還須把握好幾個重要關係:一是當前與長遠的關係。要想經濟領先必定要使科技領先,否則一時領先終會因缺乏支撐而退回來。在大家都很關注解決眼前困難的時候,尚需多一點謀求長遠的眼光,更加注重下一輪發展,爭取在未來競爭中的有利地位,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須始終走在發展的前列。二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企業由於本身經營目標與財力的局限,不可能花更多的投入在科技的前沿開發上,尤其在目前危機條件下。企業創新研發多是在政府支持的前期基礎研究上再進行商業開發,往往更多地關注那些基本成熟、現實可用、可產生預期回報的技術成果。那些帶有前瞻性基礎性公共性、需要較長時間和較大投入並帶有較大商業風險的技術研發須由政府來完成。三是高端與實用的關係。科技創新既要“頂天”,又要“立地”。在著眼未來,超前部署,瞄準國際先進水平,努力實現技術跨越的同時,還應立足現實需求,講求實效,支持企業開發適銷對路的新技術、新產品,幫助企業加強對現有生產手段的技術改造,使企業有更加厚實的創新基礎向高端攀升。四是內需和外向的關係。在出口企業和產品受到衝擊的情況下,不能因噎廢食。值得反思的不是出口多了,而是我們的產品技術檔次還不高,創新能力還不強。關鍵還要堅持依靠自主創新提高國際競爭力,更加積極地利用國際創新資源,堅定不移地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國際競爭中實現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作者係江蘇省科學技術廳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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