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收購價與國家決策機製

由於常年受到進口轉基因大豆的衝擊，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經曆了多年的低迷。直到今年，國產大豆產量才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下創出新高。出於善意，政府將國產大豆最低收購價定在3700元一噸，以貫徹中央富農思想。但是與之匹敵的是清一色的轉基因進口大豆，其單位產量幾乎是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的一倍，再加上規模化種植和政府補助，即使加上海運費其到岸價格也遠比國產非轉基因大豆便宜。而政府製定的高達3700元最低收購價一下子將國產大豆和進口大豆的價差拉到近一千元。對於集中在沿海城市外資壓榨企業來講，這個價差對他們的壓榨成本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他們隻壓榨進口轉基因大豆。但是對於那些位於產區的，以壓榨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為主的國有或者民營企業，近千元成本的差異使得他們的產品根本無法與外資企業競爭。更何況由於預見到2008年大豆產量將會創曆史新高，早在新豆上市之前，他們就停止了采購遠期進口大豆，而寄希望於豐收的國產大豆。政府製定的高收購價一下子打亂了他們的原有采購和壓榨計劃。而此時重新進入國際市場采購進口轉基因大豆，不僅會一下子抬高現貨市場的價格，而且采購周期至少也需要一個半月。與此同時，農民緊盯著國家製定的最低收購價，而不肯折價出售。

這樣的僵局導致了以下五個主要方麵的危害
第一，大量的壓榨企業減產或者停產造成了豆油和豆粕供給的緊張，而臨近農曆新年又正是國內市場需求最旺盛的時候，供不應求造成價格飛漲，最終消費者利益受損。
第二，有著充足進口大豆供應的外資企業借機開足馬力，擴大市場份額，並享受每噸高達八十美金以上的壓榨利潤。
第三，不法商人乘機勾結腐敗官員將低價的進口轉基因大豆衝抵國產非轉基因大豆進入國家糧倉，謀取每噸千元以上的暴利。
第四，部分地方國有糧庫采購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大開尋租之門，嚴重損害了政府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
第五，國家財政和地方產區糧庫根本無力按照最低收購價買進全部國產大豆，最終造成有價無市，農民有豆難賣，反而坑害了農民的利益，挫傷了農民來年種植大豆的積極性。

開放多年的中國大豆行業早已是國際市場的一部分，任何宏觀調控措施都不會像對玉米、小麥等其他相對封閉的農產品市場那樣產生顯著的效果。這次大豆最低采購價不僅沒有起到為農民創收的目的，反而傷害到了農民的利益，加重了中國大豆行業的對外依賴程度，適得其反。我不想過多的苛責製定這個政策的政府官員們，雖然他們表現得像是完全不了解中國大豆行業所處的實際情況。但是我要想弄清楚的，也許是永遠無法弄清楚的一個問題是，這個3700元的最低收購價是如何確定的？又是經曆了一個怎樣的決策機製而付諸實施的。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改革開放前那個封閉的自我循環的經濟體係。今天的經濟體係更加富有活力，並與國際市場緊密關聯。在這種環境下，對決定中國經濟政策的官員所具備的素質也要求更高。但除此之外，我們更應該有一個科學透明的經濟決策機製，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協調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隻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決策質量符合實際，行之有效。而不至於尚未出台，就已經與現實不相適宜。麵向社會廣泛收集意見可能會多耗費一些時日和行政成本，但是比起朝令夕改讓社會失去秩序，或者明知有錯卻一意孤行要代價小得多。如果在此次決定大豆最低收購價之前，能夠有一個科學透明的決策機製，就完全可以避免前麵提到的五個方麵的負麵影響。

此外，如何讓機製不流於形式，走走過場，更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如燃油稅開征，如此重要的一個經濟決策，從公開討論到實際實行隻留給公眾一個星期時間，如此倉促，如何能保證將來不朝令夕改？浪費更多的行政成本和納稅人的金錢？

建立一個科學透明的經濟決策機製，絕非易事。正如鄧小平先生所說得那樣，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探索中前進。幾千年的儒家文化所造就的君主集權體製，使我們中國人形成了小事開大會，大事開小會的傳統。形式大於實質，也是當今社會流弊之一。但是，針砭時弊，抑濁揚清更是中華文明延續五千年而依然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我相信我們有智慧，也有能力做好這件事。河是一定能趟過去的，無非是要先搞清楚，水深有幾尺，水流有多急，然後決定是該架橋還是該坐船，還是直接趟過去之類的技術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