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Katz來
到中國擁有1,000萬人口的西部城市重慶,不能不為這裏呈環狀向外輻射的高聳公寓和寫字樓以及新建的橋梁和道路而驚歎。但要是知道這一切都伴隨著瘋狂的房地產投機、多年來以兩位數字飛漲的房價,以及全國性的投資過度和消費開支不足,上述景象就不會有那麽大的震撼力了。人們相反會認為,這與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的泡沫時代及此後“失落的十年”有些驚人地相像。
中日兩國經曆了相似的景氣循環。十年前,中國大陸的投資熱潮導致了中國的不良貸款危機,其程度甚至超過了日本在90年代經曆的泡沫經濟破滅。隨後,中國負債累累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艱難重組。現在,中國麵臨著重演那次艱難調整的危險。好在中國總理溫家寶及其他領導人都已公開承認當前的經濟失衡必須得到糾正,這與日本政府多年來回避問題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與日本一樣,中國的消費開支過低,無法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消費開支僅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0%,而現在這個比例更是低得驚人,隻有37%。不發達國家通常會將60%的GDP用於個人消費開支。問題不在於人們不想花錢,而是缺錢: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在縮水。每年多達1,000萬的勞動力從農村湧入城市,從而限製了工資水平的增長,而受到抑製的利率則令消費者的存款收益幾近於零。
某種意義上說,消費開支占GDP的比重下降意味著中國可以將更多資源用於投資,從而實現更快的發展。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統計,1980年,大多數中國居民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而到2015年時,將隻有13%的人口會是這種狀況。問題不在於消費開支的絕對值增長不夠快,而是一種曾造就了巨大成功的發展策略被用到了不可持續的有害極至,日本也是這樣。由於消費開支增長速度不及GDP增速,中國必須找到其他需求來源。
中國住宅、商業和公共工程的總投資額占GDP的比例高達45%。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吸收中國的所有產出。為了避免衰退,中國借錢給外國人購買中國的出口商品,令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GDP的9%,遠遠高於1990-2004年大部分時間裏占GDP 2-3%的比例。日本的經驗表明,這種策略難以持續。過度的投資可能成為浪費性投資,最終會破壞經濟發展,同時累積下不良貸款。與此同時,中國隻有在別國加大貿易逆差的情況下才能不斷增加自己的貿易順差,但主要逆差國美國經價格因素調整後的貿易逆差一直在急劇縮小。
如果中國簡單地減少浪費性投資和過高的貿易順差,但又不能代之以消費開支,經濟增長就會直線下滑。這就是北京的兩難境地。
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背後存在政治考量。由於每年有1,000萬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中國必須創造充足的工作機會,以避免大規模失業和社會動蕩。由於消費者收入和開支都十分疲軟,政府覺得別無選擇,隻能大力推動資本投資和出口。
好消息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像日本一樣過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需要修正航向。2004年12月,共產黨提出向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轉變。2006年,溫家寶宣布中國必須努力降低過高的貿易順差。
現在的問題是,溫家寶能否推動改革?從地方政要到房地產開發商,那些有權有勢者現在都已經依賴於當前這種扭曲的經濟增長模式。這些人在各級政府中都有保護傘。政令的落實已不像以前那樣容易。
但這些阻力也不應高估。中國在實現大規模社會轉型方麵已有經驗。過去10年中,雖然工業產值激增,但中國卻削減了將近2,000萬個工廠職位。在上世紀9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中國政府承受著大批工人失業的壓力對國有企業進行了重組。此外,在一個以每年9-10%的幅度增長的經濟體中,新行業、新企業、新職位消化勞動力的能力要強得多。更何況,大型跨國公司已在紛紛製定投資計劃,以免錯過中國經濟向消費拉動型增長的轉型。
溫家寶也已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了最初幾步。2006年,他廢除了已有2,600年曆史的農業稅。他還宣布免除一部分農村兒童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並為一部分人提供教育補助。他也擴大了醫療保險的覆蓋範圍。2007年,中國政府將利息稅從20%下調至5%。
現在該是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時候了。中國政府可以調高居民儲蓄存款利率,雖然這或許會遭到一些企業的反對,後者現在依然能獲得低於市場利率的貸款。中國還可以讓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從而增強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自2005年7月中國政府讓人民幣匯率與美元脫鉤後,人民幣兌美元已升值22%,而人民幣經價格因素調整後、建立在全球貿易加權基礎上的升值幅度則為10%。中國政府也可以降低個人所得稅,同時增加企業的稅賦。由於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多繳所得稅之後,企業的稅後利潤仍有增長空間。
雖然中央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水平標準(這一舉措原則上會增加工資收入),但隻有一小部分勞動者能從該措施中受益,且最低工資相對於平均工資仍然很低。新的勞動法規定,雇主應提供養老金和保險等福利,解雇員工應按工作年限給予每年一個月薪水的補償,並按平時50%、周末100%的標準支付加班費。但與許多中國法律一樣,其實施仍然很成問題。
最後,中國可以大幅增加在教育、醫療和失業補償方麵的開支,這樣人們就不必存下大筆錢以支付教育費用,或是以備突然生病及失業時的應急之需了。許多地方政府反對這類措施,它們通常喜歡將錢用在修橋鋪路這類可以更快提高GDP的舉措上,但這類舉措也更容易誘發腐敗和賄賂行為。
中國的一大優勢在於,它已經從日本的經驗中認識到,遲遲不能采取果斷行動的國家最終會陷入更大麻煩。雖然中國政府的初期舉措力度不大,但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會以自己特有的循序漸進方式及時進行必要的調整。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半周刊Oriental Economist Alert編輯。本文改編自Current History雜誌9月號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