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到荼縻花事了：傅雷夫婦的生死時刻

九月是傅雷大師與師母42周年冥辰，重讀傅雷家書，往日時光曆曆在目。。。

1）傅雷生平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一代翻譯巨匠。1908年生於上海南匯。幼年喪父，在寡母嚴教下，養成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性格。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次年參加“五卅”運動，1927年赴法國巴黎大學文科學習藝術理論，得以觀摩世界級藝術大師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藝術修養。

1931年春應“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邀請，在羅馬發表題為《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的著名講演，抨擊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同年秋回國，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授美術史和法文。

1934年秋，與葉常青合辦《時事匯報》周刊，任總編輯。因不願從流俗而閉門譯書，幾乎譯遍法國重要作家如伏爾泰、巴爾紮克、羅曼·羅蘭的重要作品。數百萬言的譯作成了中國譯界備受推崇的範文，形成了“傅雷體華文語言”。他多藝兼通，在繪畫、音樂、文學等方麵，均顯示出獨特的高超的藝術鑒賞力。

抗日戰爭期間，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後，與馬敘倫、陳叔通等發表宣言，籌備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並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新中國成立後，被選為第一、二屆全國文代會代表、上海市政協委員。

“文革”初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雙雙自殺身亡。


2）傅雷的生死時刻


多次讀過傅雷的死；每次讀每次都有新的震顫，他死前的每句話，每個小小的字條，都能讓人浮想聯翩。還有他的夫人朱梅馥女士，讓你體會溫柔果決 。





文革蒙冤生去意

翻譯巨匠傅雷的憤然辭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個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淩晨，58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愛紅衛兵的毆打、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被單上撕下兩條長布條，打圈，係在鐵窗橫框上，隨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達10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傅卻再也難以幸免。在一次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後，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見到夫人以後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1966年，當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浪潮席卷中國的時候，傅已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而當“運動”才開始一個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而現在，這隻昂首天外的天鵝終於等到了上路的機會。經過從這年8月底開始的4天3夜的查抄、罰跪，變著花樣的辱罵、毆打，他覺得動身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頭朝天堂，眼望故鄉，將一杯和有毒鴆的藥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協。

一封遺書寫盡生前牽掛

就這樣，當第二天上午，女傭周菊娣準備為他打掃臥房的時候，發現平日生活像鍾表一樣刻板的譯匠沒有起床。他已經永遠地睡了。

又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戶籍警察左安民聞訊趕來，發現書桌上有一個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麵寫著“此包由×××路×弄×號朱人秀會同法院開拆，傅、朱”，裏麵有幾個裝著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全文如下：


人秀：

盡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麵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裏搜出來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係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隻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傅雷的兒子）來，在人民麵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曆史舞台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隻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委托數事如下：

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隻，請交還。

三、已故老母餘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掛表（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單一張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張600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山莊墓地收據一張，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沒收，隻能以存單三張（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並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兩隻暫時被封，瓷器木箱一隻，將來待公家啟封後由你代領。尚有家具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隻，又舊男手表一隻，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50元，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 梅馥

1966年9月2日夜


智者之死的冷靜

這是人類曆史上隻有為數不多的傑出心靈才能做出的超常反應。它清晰、周密，將智慧賦予人的堅韌和冷靜發揮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程度。

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在臨終前的最後幾天裏所受的種種橫暴：為了搜尋“反革命證據”，戴紅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挖地三尺，煞費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園裏的月季也連根拔掉；震耳欲聾的口號，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傅雷夫婦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但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這個人有條不紊地書寫他的死亡文告，甚至連火葬費，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仿佛這一切在他心中已醞釀成熟，現在所做的不過是照單謄錄。

這和蘇格拉底之死完全不同，這個同樣是飲鴆而死的雅典人是至死都相信自己的無辜，而恰好是這“無辜”，鼓舞了他赴死的勇氣。他堅信神明讓他現在死去，不但避免了因年老帶來的痛苦，而且雅典會因錯勘賢愚而遭到永恒的報複。

但傅雷有什麽呢？難道他比這個雅典人更相信神所賦予的“永恒的正義”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麵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曆史舞台了！”這個謙卑而自瀆式的陳述表明這個東方文人對殺死他的權力並沒有深刻的懷疑。那麽，究竟是什麽力量支撐著這個人的坦然赴死？

耐人尋味的是，這兩個從完全不同的信仰背景裏生長出來的智者，麵對死亡卻顯示了驚人相似的冷靜：據柏拉圖回憶，蘇在眾多弟子肝腸欲斷的哭泣中興致勃勃地接過了盛有毒鴆的酒杯，臉上竟沒有絲毫的慌亂和恐懼。當無情的毒藥發作到腰部時，他掀開了臉上的白布，說：“克裏托，我們應該還給阿斯克勒皮俄斯一隻公雞，記住這件事，千萬別忘了。”

生死相隨的妻子

現在讓我們用一點筆墨談一談朱梅馥，談一談這個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裏的漂亮女主人。據與傅家有長期交往的朋友回憶，造化在這個女人身上顯示了一種極其奇特的矛盾統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鑒賞方麵都有很高的造詣，但她的性格、氣質、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社會賢妻良母的典型。在給兒子傅聰的信裏，她這樣解釋自己：“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阿，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這是發自內心的真誠追隨，這是對真理、正義力量的由衷敬畏，她把東方婦女的溫存與高貴、堅定與自信、仁愛和犧牲發揮到令上帝為之落淚的程度。

讓我們把目光收起，重新回顧一下她在1966年9月2日下午，也就是她在辭別這個世界時所留給我們的最後信息。

她對周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煦良）家給我借身幹淨的來。”這是一個女人對世界的最後請求，那就是要體麵地死去。

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情，而且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夫婦在赴死前的最後幾小時裏商量過什麽，但驗屍報告告訴我們，傅比朱早死兩個小時。也就是說在這兩小時裏，一個女人親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愛人先是喝下毒藥，繼而痛苦地痙攣、抽搐，最後輾轉死去。這對朱來說，實際上經曆了兩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後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後一次是靈魂投奔。

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朱在投繯自盡前，先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然後才將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讓方凳倒下時發出聲響，影響別人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