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向──兼與李平磋商－遲延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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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以來我就在想台灣的陳水扁已經鬧得不亦樂乎，怎麽西藏還沒有動靜，難道要等到八月奧運之際。原來是要等奧運聖火。這一鬧，倒喚起全球華人的憂患意識。我相信西方那些政客對中國人的反應也會大吃一驚，會有一些人要認真想一想，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是不是符合他們國家和他們本人的利益。
盡管絕大多數華人對達賴集團的暴行義憤填膺，然而也有一些華人聽西方人的話聽慣了，一看西方輿論一邊倒地支持達賴集團，就出來指責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談判。其中一個比較聰明或自作聰明的就是李平先生。他在蘋果日報上發文，用推崇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的方式，要求中央政府從西藏“走人”，並與達賴談判。
胡耀邦已經去世了多年，我本來不願多提他的錯誤，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但是把他的錯誤當成令箭金牌就使得我們不得不指出他在西藏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實際上他在西藏問題的不慎言論不但在西藏造成嚴重影響，而且使他在中國失去許多支持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黃克誠。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戒嚴的當天我曾在高能所裏寫了一張小字報，批評戒嚴。之後黃克誠的女兒黃楠，大概是不希望我卷入那場政治風暴，對我講了胡耀邦的許多“壞話”，主要是西藏問題。黃楠是個非常低調的幹部子弟，從來是兢兢業業的工作，絲毫不張揚，過去我們也沒怎麽談論過政治問題。所以她講的話，雖然令我十分吃驚，我還是完全相信她不會添油加醋。事隔多年，我已經記不得原話，也不想在這裏轉述。
蘋果日報說的“免稅，開放，走人”，關鍵首先是“走人”，這已經夠了，說明胡耀邦不是個合格的政治家。胡耀邦確實是個好人，但是用我們私下裏調侃的話說，他是“永遠年輕”，欠穩重，容易情緒化，經常說過頭話。他對西藏問題本無研究，看了一點問題就按耐不住，橫加指責，並輕率地提出“走人”一說，讓達賴流亡集團著實很是興奮了一陣子。假如中共把入藏的幹部全撤走，又讓達賴回去，西藏一定要走上獨立的不歸路。
有人也許會問，前清時代在西藏並沒有駐軍，也沒有朝廷的官員，也很安定，為什麽現在一定要駐軍，要派幹部呢？在那個時候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還沒有伸到西藏，那裏幾乎與外麵隔絕，朝廷隻要控製了達賴就控製了西藏。而達賴喇嘛從第一個達賴喇嘛－－第五世達賴（一至四世是追封上去的）開始就是外界控製西藏的工具，連達賴這個封號也是蒙古人創造的。而今天帝國主義勢力已經盯上了西藏，假如在西藏沒有中央的軍事與人事的存在，反共的西藏上層統治階級很可能與帝國主義勢力勾結。實際上也是這樣，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先生就與英國人，納粹德國人，美國的ＣＩＡ早就有千絲萬縷的聯係。
我看中央政府過去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向西藏大規模移民。達賴天天造謠說中國向西藏移民，這說明他最怕移民。中國政府就是應當有計劃地向西藏，新疆實行開發式移民，才能保證邊疆的安定。例如在雅魯藏布江河穀結合水利開發建立新的居民點和新興工業區。中國政府不應該因為達賴們的指控而不向西藏移民，相反地，應當積極地把這當成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政策。當然，在移民的同時也要對漢族同胞加強反對大漢族沙文主義的教育，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習慣。文革結束以來這方麵的教育同其他思想教育一樣都放鬆了。
移民，民族融合，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正如網上有人指出的，假如東北沒有闖關東的大量移民，還是地廣人稀的滿族保留地，東北的主權問題會比西藏還要嚴重。
西方國家會批評中國這麽做，但是隻要一分鍾就可以讓他們閉嘴。自由遷徙是最基本的人權。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移民關你們什麽事。你們從歐洲跑到美洲，澳洲，你們的五月花是英雄壯舉，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移民就成了罪惡。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反對漢人移居西藏本身就是一種種族主義的，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在西方這是犯了“政治正確”的大忌。
第二，在發展西藏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以科學戰勝愚昧，戰勝宗教迷信。
文化革命以前，中國也有宗教自由，但同時大力普及科學破除封建迷信，社會風氣比現在好得多。可是很長時間以來一些糊塗老人迷信什麽功法，搞得迷信橫行香火鼎盛。要知道，在中國曆史上崇信宗教的時代總是動亂相隨。這是不可不察的。就是在西方，宗教鼎盛的中世紀也是黑暗時代。現在有人把基督教捧上了天，仿佛成了民主人權的思想源泉。而實際上，人權是在反對政教合一的神權與君權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是反對神權的思想武器。
現在的中國是比三十年前富裕了，但是富裕不等於強大。北宋王朝大概是中國曆史上生產力的一個高峰，比許多人謳歌的康乾盛世高得多，更與當時世界的其他部份有天壤之別。然而徽宗皇帝篤信道教，自號道君，又沉溺聲色，結果呢，自己成了外敵的俘虜。這個教訓是必須牢牢記住的。至於西藏過去愚昧落後，更要努力提倡科學文化。這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但是不要想逃避困難，投機取巧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有的人說執政的黨可以利用宗教為自己服務。第一，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觀點。第二，到底是誰利用誰，誰向誰投降隻有天曉得。治大國要守拙，不要玩小智術。小聰明有時也有點用，但很有限，往往有巨大的副作用。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求助於神祗的政治集團有好的下場。
李平先生把達賴當成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還有一個王力雄也非常推崇達賴，就是寫了一本從書名到內容都臭名昭著的《黃禍》的那個王力雄。我這個人對書要求不高，一般到手的一本本書我大都能發現一點可取之處，所謂開卷有益，可是王力雄這本詛咒中國的書我實在無法卒讀。從他這本書，讀者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判斷力是多麽低下。
他們以及其他推崇達賴的人，都告訴我們，達賴是和平主義者，不主張暴力。我不知這些人是被達賴欺騙了還是在故意幫助達賴欺騙我們。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先生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發動了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叛亂，這真是一個和平主義的偉大起點。從此他與主張用暴力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各種勢力形影相隨四十九年，這些人包括他的兩個哥哥。是的，七十年代以來他說過不使用暴力的話。作為西藏的至高無上的宗教領袖他應當有能力約束他的流亡政府成員不搞暴力，但是，他沒有做到這一點。是他無能，還是他不願？反正西藏的暴力不斷。而今年三月以來更是暴力的總爆發。如果人們對發生在西藏的事情還有所懷疑，那麽他們在世界各地幹擾奧運聖火的行為為他們的非暴力做了最佳的注腳。尤其是在巴黎，他們竟然把女殘疾運動員金晶作為他們搶奪聖火的突破口，什麽非暴力，簡直連起碼的人道主義都沒有了。那麽多彪形大漢去欺負一個因癌症截肢的女青年，簡直不知羞恥。丹增嘉措先生兩個星期之前不是信誓旦旦說不搞暴力，否則他就辭職嗎？這些搶奪奧運火炬的行為算不算暴力？警察抓了好幾十個人是這些警察錯了吧？說話呀丹增嘉措先生。
無論丹增嘉措先生是不能還是不願約束他的部屬，他實際上不過是這個外國反華勢力操縱的流亡政府的一片遮羞布。不要以為我輕視這塊遮羞布，我還很重視這一點，遮羞是人類的一個偉大進步。如果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實現分裂中國的迷夢，同時如果他們還有一點愛國思鄉之情中國政府可以同他們談判，讓他們回去。但是，不能把他們抬高到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的地位，也許正因為國際媒體這麽寵著他們，把他們寵的不知天高地厚，所以要獅子大開口，要求什麽大藏區完全自治。在我看來不存在什麽西藏問題，隻存在達賴流亡問題，這個四十九年前的叛亂的遺留問題。
曆史上從來沒有什麽大藏區。那不過是達賴談判的漫天要價。以為中國政府會上他的當，就地還錢，他“退一步”也可以大有斬獲。丹增嘉措先生是挺聰明的。我記得在他的一本英文傳記裏記錄著，有一次他談到選舉策略，他老先生說，競選時你可以盡量做出許諾，當選之後你總能找到適當的理由不必兌現。所以我絕對相信假如他能夠重新坐上西藏領袖的寶座，他一定有理由重溫獨立的舊夢。而且我可以保證整個西方媒體絕對不會指責他食言。所以我和所有的沒有丹增嘉措這種小聰明的人都不希望中國政府上他的當，隻有聰明的李平、王力雄們才會有信心熱情擁抱達賴的完全自治。
也許我關於完全自治不過是他走向獨立的第一步的指控是冤枉了丹增嘉措先生，也許他隻要一九五0年以前的那種自治。那些奢談西藏文化的朋友們希望的正是這一點。但是，那種政教合一的製度已經進了曆史博物館，複辟是不能允許的，因為它不符合百萬西藏同胞的利益。廢除農奴製度的改革受到廣大西藏人民包括開明貴族僧侶的擁護。這一點李敖先生說得很正確，隻有一個革命的黨才能解決廢除農奴製這個棘手的問題。乾隆皇帝雖然對達賴轉世之說嗤之以鼻，但是卻要利用它鞏固自己在西藏的統治，辛亥革命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隻有共產黨，當年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解決了這個問題。共產黨本來希望通過贖買的方式維持上層的優渥的生活現狀而解放農奴，但是達賴的叛亂導致用革命的手段解決這個問題，而且解決得更徹底。所以毛澤東在西藏贏得了巨大的威望。
當然現在達賴也可以許下許多諾言，然而，假如他真能重新掌權，他就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恢複舊的製度，因為它本身就是那個製度的一部份。隻要是他集活佛與地區行政首腦於一身，政教合一的許多弊病就會成為西藏發展的障礙，甚至是國家安全的隱患。我認為，達賴回去的唯一方式是作為宗教人士從事宗教活動，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幹預政務。在西藏必須實行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製度。
李平王力雄們嚇唬我們說達賴喇嘛死了之後西藏問題更難解決，西藏流亡政府會轉向暴力和恐怖主義。中國人沒有那麽怕嚇唬。恐怖主義如果完全沒有道義基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成不了氣候。西藏流亡政府要搞恐怖主義隻能是自取滅亡。而且他們從５０年代起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恐怖活動而且是在ＣＩＡ的支持訓練之下。
在西方輿論一邊倒的支持達賴集團的今天，中國政府是很有些被動。前幾天我看到環球郵報上關於幾個加拿大女青年組織協調全球藏獨組織反對奧運的報導。我相信參與這一活動的大多數外國青年誌願者不了解西藏的真相，他們是在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自以為是在進行一項正義的事業。中國政府應當反省的是，為什麽這麽多年以來，你們不能把真理傳播出去。現在不要說在西方，就是在中國有幾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知道西藏的曆史？過去在民族文化宮有一個西藏展覽，現在民族宮已經成了一個商場。但願那些那些曆史文物還完好無損。
我在這裏鄭重建議中國政府應當花大力氣揭露達賴的真麵目。不要隻是搞官樣的宣傳文件，聲明，白皮書等等。應當特別注重小說電影電視的藝術力量。假如有一部有藝術魅力的電影裏麵出現為了達賴的法事而活活剝一張人皮的情節，許多人就會對達賴產生疑問和反感。這樣的藝術作品，它的影響超過一萬篇政治宣言。類似的題材還很多，問題是我們今天的作家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想的是與世界接軌，想的是奧斯卡，不關心這類題材。而中宣部也不加以引導，恐怕還有一些人對達賴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為了團結達賴就不去揭露他的本質。我不反對爭取達賴，但要堅持原則分清大是大非才能有團結的可能。不揭露他的本質，讓他滿身光環，他就尾巴翹到天上去，根本沒有團結的可能。隻有當全世界大多數人認清他的本質，他不可能再騙取多數人的同情，他才有可能老實一點，才有團結的可能。要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必須克服意識形態的壁壘。但是藝術和真理有更強大的力量。隻要中國人努力，一定能夠成功。
一九五九年，在周恩來的要求之下，幾個月的時間就創作出《五朵金花》這部膾炙人口的電影，我不敢指望在奧運之前中國能夠拍出一部反擊西藏分裂主義好電影。但是我還是要向影視界的精英們呼籲，你們能不能證明你們不比你們的前輩差。大概奧運之時外國運動員的鬧場會時有發生。那些鬧場的人是無知的，然而讓他們無知的責任有一份是要我們中國人承擔。不要抱怨敵人的狡猾與強大，隻能反省自己的不足與失誤。
這一點也適用於中美兩國高層的溝通。
前幾天美國眾議院議長佩羅西女士說了一句至理名言，“西藏問題拷問世界的良知”。然而首先需要通過這個 ｈａｒｄ ｔｅｓｔ 的又恰恰是佩羅西議長。良知，在漢語裏包括良心和知識，是基於知識的良心。我絲毫不懷疑佩羅西女士的善良願望，然而不敢恭維她對西藏問題，對西藏的曆史和現狀的知識。如果沒有堅實可靠的知識背景，你的願望越真誠犯大錯誤的可能性就越大。佩羅西女士可能對這一批評不以為然。當然她有美國和達賴集團提供的大量的信息。然而１３００多年前中國傑出政治家魏征就對當權者提出一個警告：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佩羅西女士恰恰過於偏信西方的宣傳，過於相信達賴一夥的謊言。佩羅西女士已經身為議長，我們就有權利要求她，注意更新自己的知識，否則她就可能誤導大眾。曾經有一對德國夫婦過去也像佩羅西女士一樣是達賴的忠實追隨者，然而他們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走上了揭露達賴的新高度。他們寫了一本書，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ｌａｉ Ｌａｍａ。在下麵的網站可以讀到它：http://www.iivs.de/~iivs01311/SDLE/Contents.htm
在這裏，我再次建議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吳邦國先生邀請佩羅西議長訪問中國。我希望還與我這位老同學保持聯係的校友們提醒他我的這個建議。這裏我要對我這位同窗而居的老朋友，也是我的遊泳老師說一句重話：假如你因為佩羅西女士對中國有偏見就不邀請她，那就是極左思潮，寧左勿右的思想在作怪。你們不是批判毛澤東極左嗎，毛澤東比你們強一百倍。毛澤東在接見美國作家斯諾時就邀請尼克鬆訪問中國，那時尼克鬆肯不肯接受邀請，甚至連斯諾能不能把這個邀請轉達到尼克鬆都還是未知數，毛澤東說，談的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如果佩羅西議長接受邀請，中方當然要向她介紹情況，特別是曆史背景。然後讓她自己去發現真相。能不能認識真理那要看她自己的悟性和造化，中國人應當給她提供這樣一個機會。
即使在文革以後，寧左勿右的思潮仍然嚴重存在。我在高能所時，有一位很不錯的副所長張ＸＸ，也是個山東人，標準的山東大漢。我們私交也還可以。但是他就有些寧左勿右。他到美國ＳＬＡＣ 訪問時，那裏的一位副所長，據說是ＣＩＡ的人，要求訪問中國，他就不答應，而且在全所大會上說隻要他在高能所那個人就別想來中國。我以為越是ＣＩＡ的人，越應當讓他來，高能所又沒有什麽國家機密，就是有你不讓他看不就得了。他來了，看到一個與他心目中不同的中國就要有所變化。我相信佩羅西女士看到的中國會與她心目中的中國差別甚大，而她所看到的西藏更與達賴告訴她的南轅北轍。
最後我要告訴佩羅西女士和西方媒體的是，你們的表現使我非常失望。你們應當明白不公正會造成難以修補的傷害。如果連我這個在西方住了近二十年的人都感到不公正，你們如何能讓中國國內的人們相信你們？難道你們在西藏問題上所作的一切隻是為了給中國政府製造一些麻煩而完全不關心中國人民的感受嗎？先生們，該收場了，如果你們還在意自己的信譽的話。否則就要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其影響將比“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還要嚴重的多。倘若你們以為這些活動可以迫使中國政府改變西藏的現狀的話，那就ｔｏｏ ｎａ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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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以來我就在想台灣的陳水扁已經鬧得不亦樂乎，怎麽西藏還沒有動靜，難道要等到八月奧運之際。原來是要等奧運聖火。這一鬧，倒喚起全球華人的憂患意識。我相信西方那些政客對中國人的反應也會大吃一驚，會有一些人要認真想一想，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是不是符合他們國家和他們本人的利益。
盡管絕大多數華人對達賴集團的暴行義憤填膺，然而也有一些華人聽西方人的話聽慣了，一看西方輿論一邊倒地支持達賴集團，就出來指責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談判。其中一個比較聰明或自作聰明的就是李平先生。他在蘋果日報上發文，用推崇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的方式，要求中央政府從西藏“走人”，並與達賴談判。
胡耀邦已經去世了多年，我本來不願多提他的錯誤，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但是把他的錯誤當成令箭金牌就使得我們不得不指出他在西藏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實際上他在西藏問題的不慎言論不但在西藏造成嚴重影響，而且使他在中國失去許多支持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黃克誠。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戒嚴的當天我曾在高能所裏寫了一張小字報，批評戒嚴。之後黃克誠的女兒黃楠，大概是不希望我卷入那場政治風暴，對我講了胡耀邦的許多“壞話”，主要是西藏問題。黃楠是個非常低調的幹部子弟，從來是兢兢業業的工作，絲毫不張揚，過去我們也沒怎麽談論過政治問題。所以她講的話，雖然令我十分吃驚，我還是完全相信她不會添油加醋。事隔多年，我已經記不得原話，也不想在這裏轉述。
蘋果日報說的“免稅，開放，走人”，關鍵首先是“走人”，這已經夠了，說明胡耀邦不是個合格的政治家。胡耀邦確實是個好人，但是用我們私下裏調侃的話說，他是“永遠年輕”，欠穩重，容易情緒化，經常說過頭話。他對西藏問題本無研究，看了一點問題就按耐不住，橫加指責，並輕率地提出“走人”一說，讓達賴流亡集團著實很是興奮了一陣子。假如中共把入藏的幹部全撤走，又讓達賴回去，西藏一定要走上獨立的不歸路。
有人也許會問，前清時代在西藏並沒有駐軍，也沒有朝廷的官員，也很安定，為什麽現在一定要駐軍，要派幹部呢？在那個時候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還沒有伸到西藏，那裏幾乎與外麵隔絕，朝廷隻要控製了達賴就控製了西藏。而達賴喇嘛從第一個達賴喇嘛－－第五世達賴（一至四世是追封上去的）開始就是外界控製西藏的工具，連達賴這個封號也是蒙古人創造的。而今天帝國主義勢力已經盯上了西藏，假如在西藏沒有中央的軍事與人事的存在，反共的西藏上層統治階級很可能與帝國主義勢力勾結。實際上也是這樣，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先生就與英國人，納粹德國人，美國的ＣＩＡ早就有千絲萬縷的聯係。
我看中央政府過去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向西藏大規模移民。達賴天天造謠說中國向西藏移民，這說明他最怕移民。中國政府就是應當有計劃地向西藏，新疆實行開發式移民，才能保證邊疆的安定。例如在雅魯藏布江河穀結合水利開發建立新的居民點和新興工業區。中國政府不應該因為達賴們的指控而不向西藏移民，相反地，應當積極地把這當成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政策。當然，在移民的同時也要對漢族同胞加強反對大漢族沙文主義的教育，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習慣。文革結束以來這方麵的教育同其他思想教育一樣都放鬆了。
移民，民族融合，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正如網上有人指出的，假如東北沒有闖關東的大量移民，還是地廣人稀的滿族保留地，東北的主權問題會比西藏還要嚴重。
西方國家會批評中國這麽做，但是隻要一分鍾就可以讓他們閉嘴。自由遷徙是最基本的人權。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移民關你們什麽事。你們從歐洲跑到美洲，澳洲，你們的五月花是英雄壯舉，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移民就成了罪惡。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反對漢人移居西藏本身就是一種種族主義的，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在西方這是犯了“政治正確”的大忌。
第二，在發展西藏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以科學戰勝愚昧，戰勝宗教迷信。
文化革命以前，中國也有宗教自由，但同時大力普及科學破除封建迷信，社會風氣比現在好得多。可是很長時間以來一些糊塗老人迷信什麽功法，搞得迷信橫行香火鼎盛。要知道，在中國曆史上崇信宗教的時代總是動亂相隨。這是不可不察的。就是在西方，宗教鼎盛的中世紀也是黑暗時代。現在有人把基督教捧上了天，仿佛成了民主人權的思想源泉。而實際上，人權是在反對政教合一的神權與君權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是反對神權的思想武器。
現在的中國是比三十年前富裕了，但是富裕不等於強大。北宋王朝大概是中國曆史上生產力的一個高峰，比許多人謳歌的康乾盛世高得多，更與當時世界的其他部份有天壤之別。然而徽宗皇帝篤信道教，自號道君，又沉溺聲色，結果呢，自己成了外敵的俘虜。這個教訓是必須牢牢記住的。至於西藏過去愚昧落後，更要努力提倡科學文化。這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但是不要想逃避困難，投機取巧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有的人說執政的黨可以利用宗教為自己服務。第一，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觀點。第二，到底是誰利用誰，誰向誰投降隻有天曉得。治大國要守拙，不要玩小智術。小聰明有時也有點用，但很有限，往往有巨大的副作用。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求助於神祗的政治集團有好的下場。
李平先生把達賴當成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還有一個王力雄也非常推崇達賴，就是寫了一本從書名到內容都臭名昭著的《黃禍》的那個王力雄。我這個人對書要求不高，一般到手的一本本書我大都能發現一點可取之處，所謂開卷有益，可是王力雄這本詛咒中國的書我實在無法卒讀。從他這本書，讀者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判斷力是多麽低下。
他們以及其他推崇達賴的人，都告訴我們，達賴是和平主義者，不主張暴力。我不知這些人是被達賴欺騙了還是在故意幫助達賴欺騙我們。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先生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發動了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叛亂，這真是一個和平主義的偉大起點。從此他與主張用暴力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各種勢力形影相隨四十九年，這些人包括他的兩個哥哥。是的，七十年代以來他說過不使用暴力的話。作為西藏的至高無上的宗教領袖他應當有能力約束他的流亡政府成員不搞暴力，但是，他沒有做到這一點。是他無能，還是他不願？反正西藏的暴力不斷。而今年三月以來更是暴力的總爆發。如果人們對發生在西藏的事情還有所懷疑，那麽他們在世界各地幹擾奧運聖火的行為為他們的非暴力做了最佳的注腳。尤其是在巴黎，他們竟然把女殘疾運動員金晶作為他們搶奪聖火的突破口，什麽非暴力，簡直連起碼的人道主義都沒有了。那麽多彪形大漢去欺負一個因癌症截肢的女青年，簡直不知羞恥。丹增嘉措先生兩個星期之前不是信誓旦旦說不搞暴力，否則他就辭職嗎？這些搶奪奧運火炬的行為算不算暴力？警察抓了好幾十個人是這些警察錯了吧？說話呀丹增嘉措先生。
無論丹增嘉措先生是不能還是不願約束他的部屬，他實際上不過是這個外國反華勢力操縱的流亡政府的一片遮羞布。不要以為我輕視這塊遮羞布，我還很重視這一點，遮羞是人類的一個偉大進步。如果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實現分裂中國的迷夢，同時如果他們還有一點愛國思鄉之情中國政府可以同他們談判，讓他們回去。但是，不能把他們抬高到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的地位，也許正因為國際媒體這麽寵著他們，把他們寵的不知天高地厚，所以要獅子大開口，要求什麽大藏區完全自治。在我看來不存在什麽西藏問題，隻存在達賴流亡問題，這個四十九年前的叛亂的遺留問題。
曆史上從來沒有什麽大藏區。那不過是達賴談判的漫天要價。以為中國政府會上他的當，就地還錢，他“退一步”也可以大有斬獲。丹增嘉措先生是挺聰明的。我記得在他的一本英文傳記裏記錄著，有一次他談到選舉策略，他老先生說，競選時你可以盡量做出許諾，當選之後你總能找到適當的理由不必兌現。所以我絕對相信假如他能夠重新坐上西藏領袖的寶座，他一定有理由重溫獨立的舊夢。而且我可以保證整個西方媒體絕對不會指責他食言。所以我和所有的沒有丹增嘉措這種小聰明的人都不希望中國政府上他的當，隻有聰明的李平、王力雄們才會有信心熱情擁抱達賴的完全自治。
也許我關於完全自治不過是他走向獨立的第一步的指控是冤枉了丹增嘉措先生，也許他隻要一九五0年以前的那種自治。那些奢談西藏文化的朋友們希望的正是這一點。但是，那種政教合一的製度已經進了曆史博物館，複辟是不能允許的，因為它不符合百萬西藏同胞的利益。廢除農奴製度的改革受到廣大西藏人民包括開明貴族僧侶的擁護。這一點李敖先生說得很正確，隻有一個革命的黨才能解決廢除農奴製這個棘手的問題。乾隆皇帝雖然對達賴轉世之說嗤之以鼻，但是卻要利用它鞏固自己在西藏的統治，辛亥革命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隻有共產黨，當年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解決了這個問題。共產黨本來希望通過贖買的方式維持上層的優渥的生活現狀而解放農奴，但是達賴的叛亂導致用革命的手段解決這個問題，而且解決得更徹底。所以毛澤東在西藏贏得了巨大的威望。
當然現在達賴也可以許下許多諾言，然而，假如他真能重新掌權，他就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恢複舊的製度，因為它本身就是那個製度的一部份。隻要是他集活佛與地區行政首腦於一身，政教合一的許多弊病就會成為西藏發展的障礙，甚至是國家安全的隱患。我認為，達賴回去的唯一方式是作為宗教人士從事宗教活動，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幹預政務。在西藏必須實行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製度。
李平王力雄們嚇唬我們說達賴喇嘛死了之後西藏問題更難解決，西藏流亡政府會轉向暴力和恐怖主義。中國人沒有那麽怕嚇唬。恐怖主義如果完全沒有道義基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成不了氣候。西藏流亡政府要搞恐怖主義隻能是自取滅亡。而且他們從５０年代起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恐怖活動而且是在ＣＩＡ的支持訓練之下。
在西方輿論一邊倒的支持達賴集團的今天，中國政府是很有些被動。前幾天我看到環球郵報上關於幾個加拿大女青年組織協調全球藏獨組織反對奧運的報導。我相信參與這一活動的大多數外國青年誌願者不了解西藏的真相，他們是在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自以為是在進行一項正義的事業。中國政府應當反省的是，為什麽這麽多年以來，你們不能把真理傳播出去。現在不要說在西方，就是在中國有幾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知道西藏的曆史？過去在民族文化宮有一個西藏展覽，現在民族宮已經成了一個商場。但願那些那些曆史文物還完好無損。
我在這裏鄭重建議中國政府應當花大力氣揭露達賴的真麵目。不要隻是搞官樣的宣傳文件，聲明，白皮書等等。應當特別注重小說電影電視的藝術力量。假如有一部有藝術魅力的電影裏麵出現為了達賴的法事而活活剝一張人皮的情節，許多人就會對達賴產生疑問和反感。這樣的藝術作品，它的影響超過一萬篇政治宣言。類似的題材還很多，問題是我們今天的作家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想的是與世界接軌，想的是奧斯卡，不關心這類題材。而中宣部也不加以引導，恐怕還有一些人對達賴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為了團結達賴就不去揭露他的本質。我不反對爭取達賴，但要堅持原則分清大是大非才能有團結的可能。不揭露他的本質，讓他滿身光環，他就尾巴翹到天上去，根本沒有團結的可能。隻有當全世界大多數人認清他的本質，他不可能再騙取多數人的同情，他才有可能老實一點，才有團結的可能。要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必須克服意識形態的壁壘。但是藝術和真理有更強大的力量。隻要中國人努力，一定能夠成功。
一九五九年，在周恩來的要求之下，幾個月的時間就創作出《五朵金花》這部膾炙人口的電影，我不敢指望在奧運之前中國能夠拍出一部反擊西藏分裂主義好電影。但是我還是要向影視界的精英們呼籲，你們能不能證明你們不比你們的前輩差。大概奧運之時外國運動員的鬧場會時有發生。那些鬧場的人是無知的，然而讓他們無知的責任有一份是要我們中國人承擔。不要抱怨敵人的狡猾與強大，隻能反省自己的不足與失誤。
這一點也適用於中美兩國高層的溝通。
前幾天美國眾議院議長佩羅西女士說了一句至理名言，“西藏問題拷問世界的良知”。然而首先需要通過這個 ｈａｒｄ ｔｅｓｔ 的又恰恰是佩羅西議長。良知，在漢語裏包括良心和知識，是基於知識的良心。我絲毫不懷疑佩羅西女士的善良願望，然而不敢恭維她對西藏問題，對西藏的曆史和現狀的知識。如果沒有堅實可靠的知識背景，你的願望越真誠犯大錯誤的可能性就越大。佩羅西女士可能對這一批評不以為然。當然她有美國和達賴集團提供的大量的信息。然而１３００多年前中國傑出政治家魏征就對當權者提出一個警告：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佩羅西女士恰恰過於偏信西方的宣傳，過於相信達賴一夥的謊言。佩羅西女士已經身為議長，我們就有權利要求她，注意更新自己的知識，否則她就可能誤導大眾。曾經有一對德國夫婦過去也像佩羅西女士一樣是達賴的忠實追隨者，然而他們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走上了揭露達賴的新高度。他們寫了一本書，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ｌａｉ Ｌａｍａ。在下麵的網站可以讀到它：http://www.iivs.de/~iivs01311/SDLE/Contents.htm
在這裏，我再次建議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吳邦國先生邀請佩羅西議長訪問中國。我希望還與我這位老同學保持聯係的校友們提醒他我的這個建議。這裏我要對我這位同窗而居的老朋友，也是我的遊泳老師說一句重話：假如你因為佩羅西女士對中國有偏見就不邀請她，那就是極左思潮，寧左勿右的思想在作怪。你們不是批判毛澤東極左嗎，毛澤東比你們強一百倍。毛澤東在接見美國作家斯諾時就邀請尼克鬆訪問中國，那時尼克鬆肯不肯接受邀請，甚至連斯諾能不能把這個邀請轉達到尼克鬆都還是未知數，毛澤東說，談的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如果佩羅西議長接受邀請，中方當然要向她介紹情況，特別是曆史背景。然後讓她自己去發現真相。能不能認識真理那要看她自己的悟性和造化，中國人應當給她提供這樣一個機會。
即使在文革以後，寧左勿右的思潮仍然嚴重存在。我在高能所時，有一位很不錯的副所長張ＸＸ，也是個山東人，標準的山東大漢。我們私交也還可以。但是他就有些寧左勿右。他到美國ＳＬＡＣ 訪問時，那裏的一位副所長，據說是ＣＩＡ的人，要求訪問中國，他就不答應，而且在全所大會上說隻要他在高能所那個人就別想來中國。我以為越是ＣＩＡ的人，越應當讓他來，高能所又沒有什麽國家機密，就是有你不讓他看不就得了。他來了，看到一個與他心目中不同的中國就要有所變化。我相信佩羅西女士看到的中國會與她心目中的中國差別甚大，而她所看到的西藏更與達賴告訴她的南轅北轍。
最後我要告訴佩羅西女士和西方媒體的是，你們的表現使我非常失望。你們應當明白不公正會造成難以修補的傷害。如果連我這個在西方住了近二十年的人都感到不公正，你們如何能讓中國國內的人們相信你們？難道你們在西藏問題上所作的一切隻是為了給中國政府製造一些麻煩而完全不關心中國人民的感受嗎？先生們，該收場了，如果你們還在意自己的信譽的話。否則就要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其影響將比“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還要嚴重的多。倘若你們以為這些活動可以迫使中國政府改變西藏的現狀的話，那就ｔｏｏ ｎａ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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