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隆(Tom Donilon)飛往北京安排一場中美高峰會晤時，他計劃的日程中並不涉及與一位改變中國未來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舉行會談。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很快就表明，這是一個疏忽。
據了解那次會麵情況的官員透露，習近平指著自己身邊一位身材高大、有著學者風度的助手對多尼隆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右）在天津考察出席座談會時，中財辦主任劉鶴（左）亦在座。中為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
劉鶴的工作恰恰是勾勒中國的經濟前景，而這一前景將指導中國未來10年的行進方向。
那些官員說，多尼隆的隨行人員當晚與劉鶴見了麵。他們在北京富麗堂皇的人民大會堂預訂了一個會議室，雙方在會麵期間都做了筆錄。
引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最新藍圖開始交由現年62歲、儒雅沉靜的劉鶴來描繪。他是一名中共官員，其同事和西方領導人都知道他是經濟改革者。在下個月中共450名最高官員參加的閉門會議上，將公布這幅經濟藍圖。
這個會議每五年舉行一次，過去一直是宣布中國一些最大規模經濟改革的平台。今年的會議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外界擔心中國經濟會失去動力。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5%，低於2007年第二季度的14.8%。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估計，未來五年若沒有實質性改變，2030年前中國經濟年均增速可能會降至4%。
習近平等官員一再表示，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目標是努力將本國經濟建成一個更像美國的經濟：推動消費文化的發展，即鼓勵中國人購買更多汽車、服裝、家電和電子產品等中國目前正在出口的商品，同時也鼓勵創新型民營公司的發展。這將意味著背離中國老一套經濟發展模式。以前，中國經濟一方麵依賴廉價出口，一方麵在國內大舉投資，建設公路、鐵路甚至是新城市。
（Bloomberg：劉鶴正在領導起草中國經濟的最新藍圖。這份藍圖將在下月召開的由450名中共高官參加的閉門會議上公布。）
以往那種發展模式的很多最大受益者眼下成了中國麵臨的障礙，包括從國家指令性貸款中獲得好處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一些地方領導者還將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歸咎於市場改革，還有官員則利用國家大力投資的機會貪汙受賄。
選擇劉鶴作為中國新經濟計劃的總設計師（這一點得到了許多中國官員、學術人士和知情人士的確認）讓外界燃起了希望：市場改革者將占得上風。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劉鶴便不顧那些想依靠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的官員的反對，一直敦促執行市場政策。
劉鶴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擴大內需。他用這篇文章抨擊了中共左派人士。他說：中共必須是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他這裏指的是中共以前試圖通過中央計劃和動員全國農民及學生的做法來改變中國。
曾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經濟學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說，劉鶴是中國實用主義的一個例子，他認為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製，但他並不是這種機製的信奉者。劉鶴曾向斯彭斯尋求過經濟建議。
本文基於對國內外諸多政黨和政府官員以及參與改革進程的學者的采訪，並且參考了劉鶴所寫的文章。劉鶴的辦公室在回複《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中說，劉鶴認為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製定方麵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體決策體係製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目前尚不清楚中國在新經濟計劃中會走多遠。熟悉劉鶴主張的方案的學者和中西官員以及其他人士說，他們認為對中國的金融業最有可能出現變革。劉鶴在金融業有強大的同盟，主張推動資本更加自由地進出中國。
在外界看來，這些改革對增強金融業內的競爭至關重要，中國金融業目前由四大國有銀行主導。四大行能夠通過向其他大型國企放貸輕鬆賺錢，這些國企本身又主導著能源、交通和大宗商品等行業。劉鶴及其同盟相信，使外資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及實現利率市場化等改革將引導更多資金流向民營高科技和服務企業，並且有助於重塑中國經濟。
參與者說，不大可能推出對國企巨頭直接進行大規模改革的措施。這些企業已經阻止了過去針對其中部分企業加強監管或是進行民營化的方案。
同樣麵臨阻力的還有旨在放開限製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其家鄉以外地區享受醫保和教育的規定的努力。經濟學家說，這種改革將推動更多農民工變為中產階級。地方政府對這一改革予以反對，因為他們不希望增加社會服務開支。
然而許多觀察人士認為，在這方麵至少會有某些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市因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已經暗示對此表示支持。
盡管在一些問題上表現出左傾（比如向毛澤東致敬，以及對博客作者實施壓製），但習近平表現出了直麵經濟增長放緩和藉此推動改革的意願。他曾在福建和浙江這兩個南方沿海省份工作過多年，而與西方國家的聯係帶動了這兩個省的繁榮。
一位熟悉領導層想法的黨內官員說，改革的時機已到，新一屆領導人有10年的任期，如果他們坐視不管，中國經濟將成為一個災難。
劉鶴的正式權力是在近期被任命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後獲得的。這個辦公室為習近平以及中國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其他六位成員提供建議。這個辦公室類似白宮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通過為領導人擬定討論方案來影響決策。
但劉鶴更大的權力可能在於他與習近平長期以來的關係，他自上世紀60年代兩人在北京101中學上學時就與習近平相識了。劉鶴是習近平圈內成員，去年曾陪同習近平高調視察華南地區，這次視察與1992年鄧小平旨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南巡異曲同工。
不過，在大門緊閉的中南海以外，劉鶴仍鮮為人知。他曾在中國高校學習經濟政策，1995年從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後進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並一路高升。該委員會握有實權，原是中國國民經濟計劃機構，大型投資項目須獲其批準，參與製定中國五年規劃，為國民經濟設置發展目標等。
但中美經濟官員說，不久前，劉鶴在很大程度上還在北京和華盛頓被認為是一個沒什麽影響力的文員。他的中國同事說，開會的時候，劉鶴會針對別人提出的敏感問題提出自己的問題，並不正麵作答。因為患有喉疾，他說話聲音很輕。
劉鶴偶爾會表現出特立獨行的個性。他任由頭發變得灰白，這在中國是不墨守成規的標誌，因為這個國家上了年紀的領導人都會把頭發染得烏黑油亮。另外，他會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與西方人單獨見麵，而在中國這通常是個禁忌，因為中國官員希望能有目擊者在場，這樣就可有人作證他們沒有泄密。
過去一年間，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擢升劉鶴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同時，劉鶴進入了由205人組成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討論主要政策決定的地方），職位相當於部級領導人。另外，劉鶴還是發改委副主任。
在劉鶴的領導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在搜尋經濟信息方麵親力親為，這進一步提升了劉鶴的影響力。山東省官員透露，今年6月初，劉鶴派檢查人員前往山東省，了解大型工業公司的狀況，其中包括一家卡車生產商和一家信息技術公司。
但劉鶴目前麵臨的最迫切挑戰是督導今年11月改革方案的製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李成說，大約幾個月前，他把七個“研究小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財政政策、放鬆管製、城鎮化和地權等問題。
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級經濟學家蔡昉說，製定規劃的人是不能談規劃的。他曾為修改農民工政策提出建議。蔡昉說，一般他們甚至都不承認自己負有製定部分規劃的責任。
參與了相關工作的學術人士說，今年9月中旬之前，劉鶴的團隊一直努力將七份報告拚湊為一個連貫的整體。北京大學經濟學家黃益平說，習近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其他委員已經完成了主要“政治活動”。
過去，中共每五年舉行的秋季會議曾多次標誌著重大變化的出現。文革結束後，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利用1978年的會議戰勝對手，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1993年的會議則表明國有企業將開始依照市場原則運營。
在金融領域，劉鶴能夠依靠頗有影響的盟友，尤其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劉鶴與周小川合作多年。今年6月，兩人與國家主席習近平一道放慢向所謂的“影子銀行”放貸的步伐。經濟學家們擔心，影子銀行為陷入困境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這可能產生壞賬，存在引發一場金融危機的風險。
據了解討論內容的人士透露，銀行沒有遵照習近平秘密向銀行發布的指示，沒有轉而向小企業和新建高科技企業放貸，這令劉鶴和周小川感到失望。上述人士說，今年6月劉鶴與習近平討論了這些問題並取得了習近平對行動的批準後，央行策劃了一場“錢荒”——放任銀行彼此借貸的銀行間市場的利率上升到高達30%，造成信貸枯竭——以促使銀行服從央行的願望。
劉鶴還曾支持過周小川有關允許外國人擴大在中國的投資以及允許中國普通投資者投資海外的計劃。
今年5月份，劉鶴延請方星海幫助起草金融改革方案。方星海是上海的一名高級官員，是上海旨在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努力的領軍人物。黨內人士認為，劉鶴選擇方星海是為了實現放鬆對跨境投資的限製這個目標，因為方星海在上海任職時曾幫助使資金進出中國變得更加容易。方星海是前世界銀行(World Bank)官員，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在此類改革的反對者中有一些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包括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前央行顧問餘永定。他們說，開放金融係統將使中國更容易受到進出中國的資本大幅波動的影響。
即便是劉鶴的同盟也說，劉鶴旨在增強國有企業主導行業的競爭的努力沒有獲得多少支持。一些參與製定三中全會改革方案的經濟學家說，此次會議不會針對國有行業提出重大改革計劃，盡管他們認為國有企業的壟斷行為限製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據世界銀行官員以及其他參與人士說，去年劉鶴為世界銀行以及中國政府一個知名智庫製定的經濟改革議程提議提供了指導。這份報告的標誌性建議是：中國國有企業應當受到獨立資產管理者的監督，這些管理者將力圖確保這些企業專注於商業目標，而不會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來打壓競爭對手。
參與製定這份報告的官員說，由於遭到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以及國有企業的反對，這個提議被取消。國資委對此不予置評。
自那以來，劉鶴和其他中國決策者采取了另一個策略：與美國等國就要求中國開放封閉行業、引入更多競爭的條約進行磋商。
今年6月份，劉鶴向來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號人物利普頓(David Lipton)拋出了有關推進貿易協議的問題。利普頓曾在奧巴馬政府的財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早些時候，前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說，其他中國官員已明確告訴他中國願意重啟拖延已久的圍繞一個將放開投資限製的協議的磋商。
雙方在6月份同意重啟相關談判。中國說，中方將遵循這樣一個原則：除雙方約定好的某些領域之外，允許外商在任何領域投資。
盡管這種談判可能持續數年，但中國做出的承諾可能會倒逼國內進行一些改革。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在2001年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行談判時曾用過這個策略。他做出了減少外商投資壁壘、下調關稅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變的承諾，這在之後10年提振了增長，但同時令數萬家競爭力差的國有企業被迫關閉。(cd)
劉鶴曾與朱鎔基共商經濟政策，並且與朱鎔基在如何推進改革方麵有類似的想法。劉鶴2010年對財新《新世紀》雜誌表示，從中國長期曆史的進程來看，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
北京大學經濟學家黃益平說，劉鶴很有耐心，中國官員願意用各種方法來說服改革的反對者，這是漸進改革的特性。（ Bob Davis / Lingling Wei）
